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人口与产出
人口增长
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有何影响？马尔萨斯的观点从他所处的年代开始，就引起了广泛争议。第一，马尔萨斯认为，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导致人口增长。第二，人口增长的速度会超过食物生产的速度。第三，人口增长因此受到生存手段的制约。第四，接下来马尔萨斯总结了自己的立场，即任何食物生产能力的提高都会导致人口增长到这一生产能力所允许的极限。然而，这些都是马尔萨斯对此问题的最初解答。在其后的版本中，他更多地强调下面这种可能性，即人类有意识地控制人口生育，会打破人口增长与食物供给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让步让马尔萨斯理论变得不那么完美，他的一些信徒也不愿接受这一观点。另一方面，他最初的观点也从没有被完全地接受，总是有一些人质疑其观点的每一根理论支柱。
我们首先考察生活水平的提升对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为此可以分别考察其对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影响。
纵观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并且近似相等。以前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在我们当代的最原始的社会，经济和医疗几乎没有太多进步，死亡率高达4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儿童死亡率，在落后的条件下，几乎半数的儿童在十岁以前死亡，大约占死亡率的一半。我们不能从中判断历史上死亡率的具体数值。一些国家的人民相对其他国家的更健康，如不易感染疟疾，饥荒、战争和传染病的爆发也使得死亡率每年变化很大。同样地，有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死亡率平均都在30‰~40‰之间波动。因为人口增长十分缓慢，出生率也大致跟死亡率处于同一水平。有人认为公元元年至1500年之间的年均人口增长速度不超过1‰，因而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出生率应比死亡率略高，考虑到偶然因素如天灾的影响，这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
不同国家的出生率也不相同。自有记录以来，西欧国家的出生率很少超过35‰，而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出生率常常超过40‰。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结婚年龄较小。在普遍只要两三个孩子的国家中，晚婚可能不会对出生率造成影响，但对于不实施生育控制的国家，由于生育能力随年龄而降低，晚婚将对出生率产生重要影响。另一个原因是独身女性的比例不同，这一比例取决于成年人的性别比例以及婚姻风俗。印度和爱尔兰表现出两个极端：45岁时保持单身的女性在印度只占1%，而在爱尔兰这一比例高达26%。在西欧的大部分国家，从未结婚的女性占15%~20%，部分原因是成年女性的数量多于成年男性；尽管这一比例并不总是这么高，但似乎仍远高于亚洲和非洲。假设两个国家的已婚女性生育率相同，且在其中一个国家所有的女性都结婚，出生率为40‰，而另一个国家有20%女性独身，那么后者的出生率应大约为32‰。当然独身女性也会有非婚生育，而那些一度秉持独身主义的女性即使结婚，生育率也可能会低于实际结婚的女性。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更高的独身女性比例以及更大的结婚年龄也足以解释为何欧洲的出生率从未超过35‰。
没有证据表明出生率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上升，实际上有时出生率反而会随着经济增长而有下降趋势。和马尔萨斯同时代的一些学者更倾向于认为出生率随着经济发展而上升，在不实行生育控制的国家中，这大概是因为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结婚年龄下降了。结婚率的确随着经济周期而波动，但从更长的时期来看，没有证据表明，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结婚年龄会下降。这一理论被应用于18世纪的英格兰和爱尔兰，但没有证据支持，而且正如我们接下来将看到的，爱尔兰人口的变动很容易解释，不需要求助于出生率的变化。在我们现有的知识体系下，最好的结论似乎是，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所有因素都集中对死亡率起作用。
死亡率的下降有三个阶段，或者说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因为食物供给的改善，或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或是由于更好的分配。以爱尔兰为例，1840年的人口数是1700年的4倍，其主要原因就是食物生产能力的提高，土豆这一品种的出现，使得相较于只生产谷物的土地，种植土豆的土地的亩产量增加了。在其他一些国家，死亡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战争的终止、食品贸易的开放以及更好的通信条件，这些都使得食物分配得以改善。如果没有贸易和通信，每个地区都只能依靠自己的食物供给，即使同一国家其他地区食物丰裕，本地区粮食减产也可能会导致饥荒和死亡。因此，在不同年份各个地区降雨量差异很大的国家，如果原有的通信不发达，只要建立起通信网络，即使粮食产出不变，死亡率也会大幅降低。
度过了这一阶段的国家，死亡率降幅可能达10‰。这意味着即使出生率不变，人口年均增速也会增加1%，人口总数将在70年后翻倍，在140年后成为原来的4倍。这与爱尔兰的人口变动正好吻合。没有必要用异常低的结婚年龄或异常高的生育率来解释爱尔兰的人口变动。出生率保持在大约35‰，而死亡率由于土豆的引入下降至25‰，爱尔兰的情况与这一解释是非常一致的。类似地，印度和非洲的人口增长，也完全可用贸易、通信以及当地饥荒的消除来解释。印度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的人口在过去的50年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这与40‰的出生率以及30‰的死亡率一致。死亡率在这些国家依然很高，因为它们还没有进入以医疗改善为标志的第二阶段。
有两个医疗改善阶段，它们在欧洲相继出现，但在世界上其他国家，这两个阶段似乎是同时出现的。其中一个阶段是公共健康措施的实施，使人类摆脱了传染病的困扰。另一个阶段是医疗服务对个人的广泛覆盖。医药的推广因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比前者的实现需要的时间更长，必须修建医院、培训医疗从业者，实现医疗服务对全国的覆盖。只有极少数欠发达国家进入了这个阶段，并实现了死亡率的下降。很多国家都进入了第一阶段，即公共健康阶段，在这一阶段重大的传染病都被克服了，例如瘟疫、天花、伤寒、霍乱、疟疾、黄热病（最终是肺结核）。在第二阶段死亡率又降低了10‰。如果出生率保持在40‰，人口将每年增加2%，每35年就会翻一倍。锡兰、埃及、毛里求斯、西印度群岛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都已经渡过这一阶段。印度刚刚进入这一阶段，这也是印度人口年增长率只有大约1.25%的原因。印度公共健康设施的发展有望在短时期内帮助其克服霍乱、疟疾，以及正在其领土范围内肆虐的其他传染病，因而如果出生率不降低，印度人口的年增长率将提高至2%。
在第三阶段死亡率将下降至约10‰，这多少取决于人口的年龄结构。这是因为人人都能享受医疗服务。如果出生率仍维持在40‰，人口将每年增长3%，只需25年人口总数就可翻倍。一些国家如波多黎各，已经到达这一阶段，还有一些国家如锡兰，正在向此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前面直接将人口增长与食物供给相联系，这一观点太粗糙了。人口增长可能会受限于食物供给，但食物供给的增加并不是死亡率下降的唯一因素。食物供给只在最低生活水平的情况下起作用，在这一水平上，它只能使人口每年增长1%。如果食物供给是人口增长的唯一原因，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二者都将同步变化。然而事实是，医疗条件的改善对降低死亡率的作用，远比食物供给的增加作用要大。
不管人口增长究竟是因为食物供给的增加还是医疗条件的改善，马尔萨斯坚信，如果食物供给不再快速增长，人口增长也就停止了。19世纪的情况证明他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在“一战”以前的半个世纪或更长时间，对世界食物供给增长的最佳估计是每年略低于2%，然而世界人口的每年增速却只有约0.7%。正如我们所知，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工人阶级饮食的极大改善，来自于对牲畜产品消费的剧增。马尔萨斯高估了由于食物供给增加所导致的人口增长速度（他认为是3%，然而没有任何欧洲国家能达到这一水平）。他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即增加的人口可以仅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来养活自己，但他没有预见19世纪耕地扩张的速度如此之快，也低估了每亩土地可以实现的产量。但是这些都没有降低他所关注的问题的重要性。如果19世纪时没有哪个国家的年人口增长率能达到3%，那么在20世纪也只能有少数国家可以实现这一点，因为耕地的供给不是无限的。
这一命题无需详述，即如果死亡率从40‰降到10‰，除非出生率也有相应程度的降低，否则迅速的人口膨胀将会使世界陷入混乱。这一命题并不只取决于食物供给。食物供给这一论据虽然现在很重要，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也许就无关紧要了。没有人知道当前地球的承载能力究竟是多大。不同的饮食和生育率的假定会产生不同的估计结果。现在世界人口大约有25亿[1]，最低的估计认为，这就是现有农业技术水平下食物供给能满足的人口数量上限，也就是说，如果所有尚未种植的可耕土地都被开发出来，结果也只能把世界的食物消费水平提升至欧洲的水平。其他的一些估计结果高达100亿人口，这是在现有平均食物消费水平的假定下计算得出的。做这种估算，部分困难在于，北纬30°和南纬30°之间世界热带缺水地区的土地的极限承载能力是不确定的。在这些地区有数百万平方英里的耕地，年降雨量为25~40英寸，降雨多集中在1年中的某几个月，在其余时间则是长期的旱季，植物干枯、土地干裂。19世纪欧洲的农业技术革命可以应用于全年有降水的地区，而且土地不能在高温下烘烤。这些技术在欧洲和北美农业产生丰硕的成果，但不能直接运用于热带，否则可能还会带来损害，比如机械翻耕土地会导致肥力流失。随着人口增长，人类急需解决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更好地充分利用这数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我们现在也不能确定这些土地是在短期内迅速提升产量，还是会长期维持现有的较低的产量水平。
即使是对地球承载能力的最大估计，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大的余地，因为以现在世界人口增长速度来看，只需1个世纪人口就会多达100亿。然而，地球的承载能力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升。技术进步最快的农业大国，每亩产量的年增长速度可以长期保持在0.7%~1.5%（最落后的国家的生产能力具有最大的技术潜力）。我们的确应该担心，在接下来的30年，地球的承载能力能否满足世界人口对食物的需要，因为似乎这一时期人口与食物供给是齐头并进的。但从更长期来看，粮食生产技术的进步将超过任何人的预期。例如，如果我们学会使用植物的叶子而不仅仅是果实，地球的承载能力将成倍地提升。1954年有报道指出，光合作用已经可以通过实验手段实现，如果这一发明的大规模应用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不论面对多大的人口数量，食物都将是丰裕的。
相应地，对食物供给的讨论与可用的空间相比是次要的。我们也许可以学会利用氢原子来制造粮食，实际上生产无限多的食物，但我们能改变空间吗？地球上的所有土地，包括沙漠、冰川、山川，也只有5600万平方英里（注：1平方英里＝2.58999×106平方米。）。假设每个人只需要1平方英尺[2]的空间，那么，即使世界人口每年只增加1%，地球上的空间也只能再支撑1120年。可能在这1120年里，人类已经学会利用海洋空间、修建摩天大楼、用氢元素合成更多的土地甚至开发利用其他星球。也许这些问题将不复存在，或者因为新事物出现，或者因为我们将不必为子孙后代担忧。但如果我们不再用这些借口来逃避问题，即使是我们中那些最喜欢与人为伴的人也会清楚地意识到，在下一个1000年，世界人口的年增长速度1%是不合理的。一旦死亡率降低了，如果人类想要在由地球现有土地面积所设定的限制下还能舒适地生活，出生率也必须降低至相应水平。
除了以上这些对地球资源的考虑，一个经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的国家也必须为此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首先是养育孩子的成本。15岁以下的儿童只占英国人口的20%，而在波多黎各，这一比例高达40%。英国的儿童比例有些过低，使得其人口数量不能保持稳定。而另一方面，波多黎各的儿童比例过高，对其成年人口来说是相当大的负担，因为他们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抚养儿童，而这些资源本来可以用来提高成年人的生活质量。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被视为一种负担，这是解释出生率迟早会随着死亡率的降低而下降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不均衡导致的另一成本是，人口增加对人均产出的影响。只有少数国家处在报酬递增的阶段，更多的人口意味着对公共设施和机械设备更充分的运用。这些国家主要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参见本章的“规模和产出”），数量很少。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人口的增长必定引起人均产出的下降，除非耗尽资本，否则无法为新增劳动力提供所需的资源。如果人口不增加，这些资本本可以用来生产更多资本，并提升人均产出。我们无法确定，到底需要多少资本才能阻止由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如果我们假定资本产出比是4：1，那么在年人口增长率为1%的情况下，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一个国家需要的净投资为国民收入的4%。相应地，如果年人口增长率为2%或3%，则净投资应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分别为8%和12%。我们要记得，最不发达的国家仅能勉强实现每年将其国民收入的5%用于投资，那么很显然，如果它们任由人口每年以2%或3%增长，必然引起生活水平的下降。
幸运的是，已有证据表明，出生率不久就会伴随死亡率的下降而下降。但是我们对此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因为我们还不确定出生率降低的原因，就如同我们也不知道死亡率降低的原因一样。在过去的100年里，一些欧洲国家的出生率已经从大约35‰降至15‰。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未婚女性数量的增加，另一个原因是结婚年龄的变大，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养育孩子的意愿有所下降。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意愿的下降。我们假定并认为，这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必然结果，由于所有国家都在经历相同的经济增长过程，其抚养孩子的意愿也可能都会有所下降，但我们并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这一点。
保守的假定是，出生率的下降是因为对养育孩子的态度有所转变，而不仅仅是生育控制新技术的出现。这一假定比较稳妥，有两个原因。首先，出生率的下降发生在生育控制新技术的运用之前。19世纪初，法国的出生率就已经开始下降，其他欧洲国家则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然而生育控制新技术在19世纪末才得以应用。其次，即使在今天，也有相当大比例的人群在不使用这些技术的情况下，成功地实现了生育控制。他们所采取的是《圣经》中记载的方法，这种方法很久以前就为人类所知。如果生育控制没有在两个世纪以前实施，原因并不是因为人们不知道怎么做，而是他们不想这么做。当然，一旦对生儿育女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能够更容易地获取更先进、更方便的节育技术，就有助于使人们控制生育的意愿广泛传播，但反过来，如果没有这种态度的转变，这些技术肯定不会传播得如此之快。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态度的转变？可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死亡率的降低。在一个儿童死亡率高达60%的国家，如果一个家庭想要有3个孩子长大成人，他们必须要生8个孩子，因为按照概率，其中的5个孩子在童年时就会夭折。就目前来看，如果生育不受限制，一位母亲生8个孩子已经接近人类生育能力的极限，因此，如此高的儿童死亡率，使每个家庭平均也就只能有2个或3个孩子能长大成人。即使不受限制，出生率也不会超过40‰太多。因此，假设死亡率在40‰左右，如果女性都尽可能多地生孩子，人口总数也只能勉强维持不变。为了族群的延续，生育就成为了神圣的职责，最能生育的女性也就享有无上的荣光，备受尊敬，而不能生育的女性会被视为上天的诅咒。随着死亡率的下降，这种观念自然会发生改变。由于更多的孩子得以存活，也就没有必要再生这么多的孩子。至于人口的稳定性，如果预期寿命升至68岁，人口将在15‰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下得以稳定，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家庭拥有的孩子是两个多一点。社会的领导者迟早都会明白人口快速增长的劣势，先前鼓励多生孩子的宗教戒律也会被抛弃。许多落后的社会，幸运的可将死亡率降至40‰以下，他们采取了各种形式的人口控制措施，包括在生育、流产甚至杀婴后的两年内都禁止性交（爱尔兰的结婚年龄很晚，有1/4的女性甚至终身未婚）。父母同样也改变了他们的观念，如果他们想要有3个孩子长大成人，已经没有必要生8个小孩。早先将这么多的孩子抚养成人似乎是非常了不起的，但随着能够养育10个孩子的家庭数量迅速增加，由此带来的新奇感和荣誉感也就逐渐消失了，特别是在食物短缺、工作难寻或者很少有土地可以继承的时候。人们开始意识到养育如此多小孩带来的不便，并开始对节育技术感兴趣。如果以上分析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经过一段间隔以后，出生率会随着死亡率的下降而自动降低。人口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也只是暂时的，但“暂时”这一说法是相对的，因为一个家庭意识到孩子多的缺陷，继而产生社会态度的转变，也许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
其他因素也起着相同的作用。由于女性接受教育和外出就业机会的增加，女性的地位提高了，这使得一些女性认为养育孩子只是她们人生中一个暂时的阶段，不久之后，她们就可以在其余时间做很多别的事情。女性可以投入时间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经济增长意味着可以享受更高的收入，而这种享受是需要花费时间的，特别是户外娱乐的增加，例如看电影和到海边度假。19世纪时，一些低收入女性除了去教堂，很难在没有家人陪伴的情况下外出，而现如今她们要求更多的活动自由。有人说生育控制的秘诀就在把电灯推广到每个家庭，这样在夜晚家人就有更多的事情可做，而不是早早地睡觉，但对这一说法不必太认真。个人娱乐时间的增加并没有降低生育孩子的机会，而是让养育孩子更多地成为一种负担。另一个变化是孩子抚养成本的上升，他们不用再像以前一样七八岁就出去工作，而是至少在学校学习到15岁或者更晚。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西方国家对孩子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对孩子的童年时代极为重视。在17世纪或者更早之前，孩子的成长不怎么受到关注，随便怎么长大都行。而今天，孩子个性的发展已被认为极为重要。父母感到有责任尽其所能地照顾每一个孩子，也有责任不要生育他们无法照顾的孩子。经济增长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流动性，一些父母想要孩子接受尽可能好的教育，拥有尽可能高的生活起点，以使他们可以攀上更高一层的社会阶梯；这同样也增加了养育孩子的成本，减少了孩子的数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些升入更高社会阶层的人拥有的孩子比其他人少，虽然很难判断这是不是因为那些想升迁的人发现“轻装上阵”更容易，还是因为那些生育孩子更少的人更容易得到升迁机会。所有现象的背后原因，都是人类行为的改变，他们不再认为孩子是“来自上帝的礼物”，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规划和享受自己的生活，并按自己的规划去生育孩子。过去生孩子是一个宗教和道德的问题，现在已经转变成了方便和计算的问题。许多因素都与城市化有关，比如女性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多外出就业的机会，更多享受闲暇的机会，对童工的限制，更广泛的社会流动以及更合理的生活方式等，因此农村的出生率高于城市，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因此似乎有理由认为是经济增长带来了出生率的下降，并重新实现了最初由于增长而被打破的平衡。这一分析引发了争论，并导致人口政策制定者产生分歧。其中一方认为，如果想要降低出生率，应致力于宣传新的节育技术。另一方则认为，除非生育观念先发生转变，否则这些技术不会被采用，这种观念的转变是由经济增长带来的。因此，想要降低出生率，就应该关注经济发展。显然这是一种无意义的争论。做馅饼时需要放入所有的原料，要让领导者看到高出生率的危害，他们就会通过禁忌或宗教制裁来加以制止，而不是支持它；要迅速提升生活水准和教育水平，女性会意识到少生孩子的好处；要广泛宣传节育措施。各种降低生育率的措施必须多管齐下。
但每一个举措都并非易事。也许最简单的就是说服领导者制定正确的政策。即使人类只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地球上的空间也只能够再容纳我们1000年，这一事实很容易被领会，特别是那些过去一二十年掌权的欠发达国家的领导者，他们更容易接受西方理性主要的观点。说服神职人员相对困难，但只有罗马天主教会对此采取强硬立场，即使如此，在不采取任何现代节育措施的情况下，它也支持人口限制。大量的东方宗教对此没有明确的教条，但一些宗教领袖表达了他们对生育控制的支持。目前在出生率最高的那些国家，对此还没有紧迫感，但未来这一问题将会变得很棘手。无论如何，即使没有宗教或官方的支持，生育控制运动都席卷了整个欧洲。
对于那些识字率低下的国家，生育控制这一观念很难得以广泛宣传，其中一些地区女性孤立无援，例如过去的西欧。此外，西欧使用的节育工具，相对于贫困国家的收入价格不菲，而且也不适合贫困国家人民的居住条件与生活方式。因此亟须发明一些更便宜、更便捷的节育措施。这也是现在的研究者致力于避孕药研究的原因，相关的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
在所有举措中最困难的是提高生活水平。如果人口每年增长1.5%，我们可以设定的最低目标是使总产出每年增加2%。这使得生活水平140年才会翻倍，而在西欧和美国则分别用了40年和80年。但是，将总产出提升至每年增加2%已是不错的成绩。这需要在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花费巨大，将现有资本形成翻倍，还要有许多观念和制度上的转变。当人口每年增长2%~2.5%，产出需要每年增加3%，这一目标就更难实现。1870~1930年，美国在资本、教育、物质主义观念以及制度等方面投入巨大，也只能实现产出4%的年增长率。没有迹象表明，东欧一些欠发达国家已经开始采取英雄般的举措，能使产出每年增长2%~3%。也没有迹象表明，更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愿意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足够的贡献。如果提高生活水平是使出生率下降的必要条件，那么人口问题可能将会伴随我们很长一段时间。
欠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人口问题比欧洲以前面临的情况更为严重，因为欧洲的年人口增长率从未达到过3%这么高。（在马尔萨斯的时代，据他所言，可能美国的人口以每年3%的自然增长率增加，这是50‰的出生率与20‰的死亡率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50‰的出生率要求平均每个母亲生育8个以上的孩子，而这已是人类生育能力的极限。）欧洲国家人口低增长率的部分原因是起初它们的出生率为35‰而非40‰~45‰。另一个原因是它们的死亡率下降得太慢，以至于出生率在死亡率达到最低水平之前就开始降低了。然而欧洲花了上百年的时间使得死亡率降至20‰，最近实现这一成就的国家只需4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死亡率下降后，出生率的下降需要一段时间，欧洲用了半个世纪甚至更久。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可能会使得其降至10‰，而出生率仍维持在40‰，这会导致人口的飞速增长。为实现生活水平的提高，总产出必须增长得更快，因此，人口增长得越快，人口问题也就越难解决。另一方面，对于欠发达国家，当出生率开始下降时，与死亡率一样，其下降速度比西欧更快，这并非没有可能。出生率下降10‰，在法国花了70年，瑞典和瑞士为40年，英格兰和丹麦为30年，1924~1936年，保加利亚的出生率从40‰降至26‰，波兰从35‰降至26‰，捷克斯洛伐克[3]从26‰降至17‰，日本从35‰降至27‰。似乎每个都比19世纪时发生得更快。
尽管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人口问题在一些贫穷国家确实非常严峻，但是人口增长，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潜在的，都不是它们生活水平不能提高的主要原因。例如，印度现在年人口增长率是1.25%，比现在的美国要低，而美国的人均产出每40年翻一番；与19世纪的欧洲相当，而欧洲当时的生活水平也有实质性的提高。尽管有人口增长，1880年后日本的人均产出仍能够实现每25年翻一番，那么，亚洲的其他国家或非洲国家也同样能做到。日本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相反，它的煤炭和矿产资源也没有印度富饶。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人口可能实现的增长并非经济增长不可逾越的阻碍。如果人口的年增长率是2%而非1%，人均产出的增加就更加困难，但这些国家增加人均产出的首要障碍不是人口增长，而是资本积累的速度过慢，大约每年5%。如果它们能每年将国民收入的10%到12%用于投资，人均产出就会增加，而这又会带来出生率的下降，并减缓人口增长速度。
当家庭生育控制的观念开始流行，与其他的时尚一样，就会在社会中得以传播，换句话说，这种观念最先被社会最高阶层接受，并随后向下渗透。因此，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总是表现出生育率与收入和教育水平的反向变动。有时这会被错误地认为是解决马尔萨斯问题的答案，因为“随着收入（或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会有所降低”。这种相关性在非转型期是否成立值得怀疑。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富人的孩子比穷人的少，不论是出生率非常高的时期（例如在18世纪的欧洲和印度），还是出生率非常低的时候（例如当代的法国）。当然，我们承认有些证据表明，生育率较低的社会成员更容易跻身于社会最高阶层。
转型期的另一现象与不同阶层生育率的差异有关，即担心智力水平会下降。如果更高的社会阶层意味着更高的智力水平，并相对于低阶层养育的孩子更少，在此条件下，有人认为，社会的平均智力水平必定下降。一些学者否定更高的社会阶层具有更高的智力水平，因而怀疑此观点的正确性，他们认为，上层社会的财富保证他们能受到更好的教育，但是其先天条件并不一定优越。这些争论从未得到有力证据的支持。除了这种阶层差异，有证据表明，在每一个社会阶层中，大家庭中的孩子在智力测验中的表现没有小家庭中的孩子优异。这被解释为，那些智力水平更高的社会成员更有可能限制自己家庭成员的数量，这一解释同样也会产生平均的社会智力水平必定下降的结论。然而，小家庭中的孩子表现优异，也有可能是因为小家庭中的父母能给每个孩子更好的关怀，孩子在更大程度上可以模仿大人，并通过与大人的互动而增强智力，而大家庭的孩子更多地需要依靠自己。
同样令优生学家担忧的是，无论人口增减，死亡率的降低都会带来一些不良后果。他们认为如果死亡率高，相较于死亡率低的情况，那些死于可生育年龄之前的人，或者那些死于拥有大家庭之前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次品”，因此他们认为死亡率低时，后代生物学方面的品质不像死亡率高时那么好。并非所有人都接受这一观点，即在高死亡率时得以存活的人，比低死亡率时存活的人更优异。正如之前讨论的，高死亡率是因为十岁以前有一半孩子夭折，这占了死亡率的一半。难道有理由相信，夭折的这半数孩子就比幸存的孩子在身体或心理方面更差吗？还是因为暴露在恶劣的环境之下，如糟糕的居住环境、照料不够或是偶然爆发的传染病，才使其不幸夭折？总有一些人会出现暂时的疾病或身体残疾，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失去理智或精神失常，或者天生懒惰等问题，愚蠢或丧失活力让他们失去了谋生的能力，在过去，这些人在激烈的竞争中难以存活下来，而现代社会有意识地为其提供援助，使其能够生存下去。他们的一些品性得以传承，一些则没有。对此问题的严谨结论需要对优质和劣质品性有更明确的定义，需要更好地了解每种品性取决于生物遗传的程度。
死亡率的下降也会带来更多的暂时性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60岁以上老人比例的大幅增加。如果60岁是正常的退休年龄，这就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分享年轻人的产出。提高退休年龄，只能部分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即使退休年龄提高到70岁，70岁及以上的老人在一个出生时预期寿命为68岁的稳定人口中的数量也相当大。另外，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又常常被夸大。为了应对由死亡率下降带来的老龄人口的增加，我们必须阻止由出生率下降带来的儿童数量的大幅度减少。例如，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英国15~64岁的人口比例由60%增加至70%，这是由死亡率的下降带来的，但仍远高于出生率高的时期。这些变化只是暂时的，如果人口和死亡率都稳定下来，这一比例也就会稳定下来。如果人口稳定，并且每个人都活到75岁，那么15~64岁的人口比例就会是67%。只有出生率大幅增加，15~64岁的人口比例才会下降到60%以下。
除了人口增速降低引起的暂时困难，人口数量的稳定也会带来一些顾虑。正如我们已经探讨的，一些相信经济长期停滞的预言家担心，稳定的人口可能会使经济变得缺乏弹性，缺乏投资机会（见第5章的“长期停滞”）。除了经济方面的担忧，还有政治方面的担忧，因为一些人希望拥有数量庞大、不断增长的人口，用于实现侵略或防御的目的。
出生率并不必然恰好降低到使人口稳定的水平。在19世纪30年代的几个西欧国家，出生率曾一度降至这一水平以下，后来大多数国家出生率得以回升并超过这一水平。类似地，我们不能确定，欠发达国家的出生率会降至与欧洲那样的低水平。如果人口将在低死亡率下保持稳定，生育2~3个小孩就一定会成为社会风尚。20世纪欧洲的风尚是只生育1个孩子，在此水平上人口一定会减少，但这一风尚现已不再流行了。众所周知，亚洲、非洲、欧洲的风俗可能都会变成生育三四个孩子，在这一水平上人口总数将在大约1个世纪内翻倍。现如今，这些风尚似乎主要取决于个人的权衡，一方面是对孩子和家庭生活的热爱，另一方面是养育孩子的艰辛和成本。现在讨论人口问题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这会使得父母考虑下面的问题，即如果大家都生育少于两个孩子或多于三个孩子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也许我们更应该继续努力提升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使其能在这一社会问题上有自己的见解。
总之，我们发现马尔萨斯对其初始理论的修正是正确的。并不简单地只是由生活资料决定了人口的增长。在人类历史上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阶段，这确实成立，但当人类学会控制出生率和死亡率，这一观点就十分片面了。在这之后，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人类也许会因为生育太少而消亡，也许会在资源允许的条件下在地球得以继续生存。未来究竟向何方发展，无人得知。
规模和产出
我们关于经济增长影响人口规模的讨论直接产生了下一个问题：在资源的限制下，人口究竟应该是多少？
这也许并不像一个经济问题。比如，有人也许会问，什么样的人口水平能使人均产出最大化。由于产出还取决于其他的很多因素，这个问题并没有精确的答案，但这仍是一个有效和有意义的问题。然而，我们不能假定最佳的人口规模就是使人均产出最大的人口水平。一个国家可能更喜欢拥有更少人口数量，因为小国具有特有的优势，比如人民关系更密切，国家更容易保持安定团结，免于外部政治责任；或是因为它不愿通过移民和生育更多的孩子来增加人口。或者，有的国家更喜欢拥有更多的人口，因为这对进攻或防御有利，或者渴望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或者希望收容更多的移民，特别是作为遭受宗教或政治迫害的难民的庇护所，或者喜欢有他人的陪伴，尤其是拥有更多数量的儿童。因此，人口最优规模这一问题已经超出了经济学分析的范畴。
就经济方面的意义而言，我们发现“人口过剩”这一概念有4种不同的含义。其一，当一个国家在更少的人口数量下人均产出更高时，我们说该国是人口过剩的。其二，有时这一概念意味着本国粮食已不能满足人口的需求，必须依靠进口。其三，这一概念应用于极端的情况，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口相对于资源已经过多，以至于人口的变动不会对总产出造成影响。其四，这一概念的应用有些模糊，表明一个国家正在以过快的速度耗尽不可再生资源。我们首先从第4个概念对人口过剩进行分析，因为我们将会看到，这一概念导致的都是负面的结论。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规模就决定了矿产资源的消耗速度。被消费的石油、煤炭、铁、锡或其他矿产资源的数量越多，地表剩余的供我们未来消费的就越少。我们能否确定一个“正确的”速度来消费这些资源？
关于资源保护引起3个不同问题。首先，能否耗尽某一资源来创造另一具有同等价值的资源？其次，减缓资源的使用速度将产生多少成本？再次，在比较我们自己与后代对资源的消费时，该做何权衡？另外，在回答上述3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先区分某一特定国家和世界整体这两个不同的主体，因为对于某一国家来说外部环境是开放的，可以在耗尽某一资源后依赖于进口，但目前对世界这一整体来讲还不能这样。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用尽某一资源以创造另一资源，从单个国家的角度对此问题很容易进行分析。一个生活标准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例如北罗得西亚、马来亚、特立尼达，可能大量拥有某一国际价格很高的矿产资源。如果它们不对这些资源进行开发，其生活标准将会很低。另一方面，如果进行开采就会获得大量资本，可用于改善其他部门的资本设备，还能用以投资教育、改善农田、投资灌溉设施、增加公共设施、进行研究、开采新资源或发现资源的新用途。开采的结果是该国将来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然资源转化为了其他资源。但这只是个例而非一般情况。通常由此带来的收益得不到很好的利用，或者只是用于自己当前的消费，以致当资源耗尽时，经济就会陷入停滞，这是以前资源型城镇和一些以前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国家的共同特征。同样，这一收益也经常流向其他国家，比如外国股东获得开采的收益，并将资金用于改进自己国家而非资源拥有国的资本设备；或者是突然涌入的移民，尽可能地攫取矿产和利润，并在资源耗尽后再度移民，只留下一片狼藉。矿产可以被开采以创造具有同等价值的资源，但这只能在国家将所得收益用于投资其他新资源（包括教育）时才能实现。同样，新资源也并不总是旧资源的完全替代。考虑一个发现自己拥有煤炭或铁矿石的落后国家，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发展本国工业。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教育和资本，工业的发展并非易事。因此，该国可以决定暂时出口其煤炭或铁矿石，以获得资本来实现其生产力的提高。然而，当其获得足够资本来发展工业时，煤炭或铁矿石可能已被耗尽。在具有这两种工业特别需要的资源时，很难决定是现在将其开采并出口，还是留待未知的将来发展本国工业。
当我们将视野从单个国家转到整个世界，也会产生同样的困难。一种被耗尽的资源能创造出其他具有同等价值的资源，只具有很有限的可能性。毋庸置疑，过去两个世纪矿产资源的迅速消耗支持了人类知识和生产力水平的惊人发展，如果我们将资源留在地下，也不掌握如何利用这些资源的知识，以及其他可以传给后代的科学知识，后世也许并不能从中获益。但是，如果已没有资源，即使他们掌握了再多的知识又有何用呢？也可能这些知识会帮助他们发现新资源或使用以前被认为没用的资源的新方法（直到最近铝土矿和铀还被认为只是普通的“石头”）。甚至这些知识还能让他们利用氢原子，从空气中合成任何需要的资源。换句话说，难以评价我们对自然资源的消耗究竟会对后世带来何种影响。或许，开采资源可以实现知识和其他能力的提升，我们的后代可以活得更好，或者，他们会埋怨我们自私地耗尽了所有资源，正如一些中东和北非人民现在可能会埋怨他们的祖先，破坏了原有的森林植被，致使国家变为沙漠。
人类消耗资源的速度也取决于更细心地使用资源所需的成本。例如，在开采时存在不同纯度的矿石。在给定的土地范围内，通过次等矿石的开采，总是能让我们获得更多资源。类似地，砍伐森林的破坏性可大可小，对树木再植的关注也可多可少。农业也是一样。在许多国家，土壤肥力必须被保持已经成为一种道德准则（甚至法律规定）。这绝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态度。相反，在许多国家弃耕相当普遍，这意味着耗尽土壤的肥力无关紧要，因为尽管这片土地的肥力下降了，明年还可以迁移至另一片地进行耕作。如果土地在休耕后肥力能回升，那么这与矿产资源的情况略有差别，但事实上许多被破坏的土地都失去了原有的矿物质，甚至失去了恢复腐殖质的能力。在所有的这些例子中，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无论是绝对的还是某种程度上的，都需要耗费成本。经营者在成本与收益之间进行权衡，衡量次等矿石的开采成本与价格，再植树木的成本与更有选择性地进行砍伐，土壤保持的成本与收益等。如果社会不接受这种判定方法，还可以采取措施，诱导或强制对资源的保护性使用。诱导措施主要采取对更细致地使用资源进行补贴的形式，如南非政府对开采金矿征税；或对植树、耕作低肥力土地和实施水土保持措施给予补贴。同样地，也可以通过法律强制对资源进行更细致的使用，例如设定树木再植或水土保持的标准，并对违规者处以罚金。
在这背后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对后代应负何种责任？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尽情享用资源而让后世去解决资源匮乏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将来的幸福就比我们现在的幸福更重要？以人口问题为例，假如一个国家有足够的煤炭供100亿人1年消费，为什么2000万人能消费500年就比5000万人能消费200年更好呢？或者以水土保持为例，如果我们为此而投入大量劳力，我们留给后世的土地将比我们刚开始耕作的时候好得多。但是，他们不应该自己负担这些成本吗？或者，为什么我们要现在种树，而让后人乘凉呢？比如修建大坝用于水力发电就是如此。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是为了人类的延续。我们大都有一种感觉，不论是天性还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人类种族的未来十分重要，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应该做出一些牺牲，以造福后代。去计较这些牺牲有多大，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对“资源消耗的正确速度是多少”这一问题没有客观答案一样。每个社会的每一代人都不得不自己做出决定。
考察当前人口和当前产出之间的关系，基础更为坚实。人口和人均产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取决于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的好处，另一方面取决于对自然资源更集中、更广泛的运用带来的不经济。人口规模越大，分工也就越专业化，不只是对个人，对企业和行业也是如此。“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确实，国际贸易使得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规模无关，实际上，国家规模越小，专业化程度通常越高。但由于很多经济活动，如住房、私人服务、国内运输等，不能通过国际贸易实现，因此，国内市场越大，内部的专业化程度就越高。此外，国际贸易也具有缺陷和不稳定性，这削弱了其对国内贸易的优势。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这种规模经济有时可以通过出口生产而获得，但在多数情况下（例如公共设施），产品是不能出口的，并且无论如何，由于对外贸易相对于本国贸易具有更大的风险，相较于投资者不得不依赖国外市场销售其大部分产出，规模经济更有可能在本国市场实现。
公共设施和一些金属生产企业从大市场中受益最多，特别是在金属制品生产的早期阶段。公共设施如交通、电力、燃气、自来水等，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表现出明显的经济性，因为道路、管道、传送线路都得到了更充分的应用。除了装配工业，消费品企业和机械生产企业都能很快达到最优的生产规模。不能达到最优规模的，主要是加工金属矿石的企业和制造基础化工原料的企业，这些企业规模经济的程度是最高的。同样地，如果国内市场足以支撑其他产业，许多产业都可从中获益，即使一般的规模很小的企业也可受益，因为产业之间相互依赖，或者为对方提供原材料、零件和服务，或者作为中间产品或副产品的购买者。另一方面，规模不经济在农业和矿业表现最为明显。随着人口的增长，必须耕作肥力更低下的土地，或者更密集地耕种肥沃土地，不论哪种情况都是规模报酬递减的。
一个国家是否能在规模报酬不递减的情况下承载人口，取决于其自然资源是使其成为金属制造大国和重化工业大国，还是使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前一种情况下，人口适当增加时仍能保持规模报酬递增，但在后一种情况下，规模报酬递减的情况会更早出现。还存在这样的悖论，即相对于其农业资源一个国家可能是人口过剩的，但相对于其工业发展能力人口又是稀缺的。一些非常小的国家，例如牙买加或毛里求斯，面对的问题是，相对于农业，人口过剩，但相对于工业的发展，人口又略显不足。
这意味着，不能仅仅因为本国土地不足以养活更多的人，就将其称为人口过剩。这是这一概念有时被使用的另一种含义。当食品的国际贸易不可行或成本过高，或者在研究军事策略时，人口过剩的这一含义很有用。在西欧，如果把儿童考虑在内，并假设3英亩草地大致等价于1英亩耕地，那么1英亩土地大约能养活1个人。美国养活人口的标准与西欧大致相同，但由于土地生产力低下，需要2英亩以上的土地才能养活1个人。类似地，其他国家的情况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饮食标准，二是土地生产力。因为畜产品（肉类、牛奶、黄油等）需要耗费巨大的土地成本，养活人口所需的土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畜产品的消费数量。例如，印度的人均卡路里消耗量不到欧洲的2/3，人均蛋白质的消耗相比欧洲更少，但这被土地的低生产力抵消了，因此，印度只需要4/5英亩的土地就能养活1个人。
如果食物进口成为可能，耕地的承载能力就不再是最大人口数量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可以集中发展其他更有价值的技能或资源来增加收入，甚至即使本国耕地能满足生存需要，也有意识地将土地闲置、通过进口来获取食物。一个食物上不能自给自足的国家，如果拥有其他资源或技能，使其人口的大幅增长能带来人均产出的增长，那这个国家就有可能是人口不足的。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只要致力于制造业或其他一些生产活动，就不会产生人口过剩，因为制造业和农业或其他行业一样，只要减少人口能够使人均产出增加，就非常有可能出现人口过剩。本段的要点在于，当考虑一个国家是否人口过剩时，不应只关注其农业资源，而应该考虑所有的经济活动。
然而，尽管单个国家不会仅仅因为其食物不能自给自足就必定人口过剩，但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整体时，这一理论不再适用。正如前文所述，世界现有的人口承载能力估计在25亿与100亿之间，并且以现在的增长率（每年增长1.25%）计算，世界人口将在约100年后达到上限。另一方面，我们生产食物的技术水平一直在提高。过去农业发达国家的每亩产量有实质性的增长，预测未来技术进步的速度是不可能的。世界人口增长速度超过每亩产量增长速度的事实，使得许多人更为重视以下观点，即任何国家依赖粮食进口的做法都是危险的。例如，他们认为如果英国的人口不超过2500万，该国的未来将更加安全，这一人口水平足够大，可以实现公共设施和制造产业带来的所有规模经济，同时也足够小，使其只在很小程度上需要依赖食物进口。然而这些观点不可避免地都建立在对极不确定的未来状况的猜测的基础之上。
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在人口减少20%的情况下，人均产出可能会增加，也不意味着向外部移民或出生率下降，可以使人均产出增加。这些人口变化的比较，前提假定是人口结构在年龄、性别、技能等方面保持不变。然而，人口结构必然随着人口的变动而变化，并且不一定是往好的方向变化。我们已经在本章的“人口增长”探讨了人口转型的问题。
人口过剩的最后一种含义是指这种状况，即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已如此之多，以致产出将不再随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这也是这一术语第一种含义的极端情况。第一种含义是指，人均产出随人口增长而下降，但总产出仍会增加，而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总产出也不会再增加了。可惜，人口过剩的这种极端情况还不为人所知。人们通常可以认识到，在某些特定的经济部门，尤其是家政服务、小商小贩、打零工和农业，人口数量太多了。家政服务业吸收剩余人口，因为这样的行业可以自我调整，每个人都需要尽其所能地提供就业机会；社会威望使人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雇用佣人，富裕阶层更是会雇用大量佣人，一些佣人的工作也就是搬搬行李。一个极端例子是巴巴多斯岛（拉丁美洲国家），根据人口普查，16%的人口从事家政服务业。小商小贩的扩张与家政服务业类似，市场上处处都是摊位，而每个卖家都只成交寥寥几笔交易，在闲谈和销售中消磨了时间。还有大量搬运工、打零工的园丁以及其他类似的临时就业者，可能平均每周只工作1天甚至更少时间。在农业中这一现象表现在农场的小型化上，普通家庭的耕地很少，不需耗费所有家庭成员的所有时间。剩余人口究竟是主要集中在农业，还是家政服务业、小商小贩或临时就业，取决于农业是由雇用劳动还是农民自己经营。若由雇用劳动经营（例如巴巴多斯），农业就不能吸收不必要的劳动者，剩余人口就需要到农业以外谋生。但若农业由农民自营，大部分剩余人口就会在家庭农场谋生，其余行业剩余人口很少。人口过剩国家的正常趋势是大地主将土地承租给农民，而不是雇用农业劳动力进行生产。这样的方法可以使地主获益更多，因为他们支付给雇用劳动力的工资，比扣除地租后农民得到的收入要高。
学者为了度量这种极端情况下的人口过剩，已做了很多尝试。对农村剩余人口的度量取决于在给定农作物、技术和使用的设备的情况下，每亩土地需要多少农业劳动力。一些农作物相对其他作物更是劳动密集型的，例如，水稻比小麦耗费更多劳动，蔗糖或茶叶也比玉米、可可或橡胶耗费更多劳动。耕作中使用的设备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个家庭用锄能耕作3~4英亩，用牲畜拉犁可耕作10~15英亩，而使用拖拉机则可高达30英亩甚至更多。不同的种植阶段劳动力需求也不同，一些作物在耕作时耗费的劳动投入最多，而另外一些则是在收获时耗费的劳动投入最多。因此，估算人口过剩的程度没有一般化的方法，每个地区必须分别计算。欠发达国家进行这种估计时，用牲畜拉犁的方式耕作谷类作物（不包括水稻），对劳动力需求的计算结果是每百英亩耕地需要14~20个劳动力。以印度为例，现在每百英亩耕地的劳动力需求约为27人，根据以上结论，其至少有1/4的农业人口是剩余的。这意味着印度有大约2000万人处于永久失业状态，这一现象常被称作“隐蔽性失业”。此现象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并不常见，但在中国、印尼、埃及和东欧的许多国家很常见。
这种类型的人口过剩，不仅浪费劳动力，还降低了土壤的肥沃程度。一个原因可能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由于牲畜需要耗费大量粮食，人们无法饲养牲畜，因而土地就没有肥料。（印度农民也负担不起饲养牲畜，但会出于宗教信仰而这样做，然而，由于半数粪便都作为能源焚烧了，土地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肥料。）另一个原因是使用每寸土地的压力，本来应该用于林地或者水土保持的土地，也被用作了耕地。因此，人们会过度开发利用土地，在一年中种植收割过多粮食，或者取消休耕期。规模报酬递减法则表明，如果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过多的劳动力，劳动的边际产量就会为负值，可叹的是，这是人口过剩国家的常见特征。
在这种人口规模下，应当实施的政策显然是尽可能地促进农业劳动力在非农业部门的就业。这不仅仅是增加非农业产出的直接措施，也是提升土地肥力的必要措施。如果能从农业中释放出部分劳动力，退耕还林，将更多土地运用于防治水土流失，并增加休耕期，这样农业产出会有实质性的增加，当然这可能不会立马见效。同时这可能也会增加普通家庭的耕作规模，但不一定会带来农业产出的增加，因为似乎规模最小的农场，亩产最高。但是，如果现在变得更为富裕的农民能够储蓄更多并用于投资，以改良他们的土地，产出就可能会增加。但无论如何，迅速扩张非农业部门的就业以应对人口的增长，并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并非易事。假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且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那么，如果要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减少，非农业部门就业扩张的速度就必须超过每年5%。只有为数不多的欠发达经济体的工业化速度足够快，使得农业人口绝对数量有所减少。日本和苏联就是成功的例子，它们的工业扩张速度与美国和德国相比，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
将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部门并不能带来粮食供给，相反，相对于供给，粮食需求增加了。任何这一方面的政策都必须伴随着能有效提高每亩产量的规划，例如通过广泛的农业指导网络、肥料的更广泛使用、优质种子的推广、更好的水源保持和分配以及其他所有已被日本实践证明能迅速提升农业产出的方法。但是相关政策又远远不止这些。当生活水平低下时，国内对制成品的需求也很少，制造业（不包括原材料的价值）实现的收入还不到国民收入的15%，制造业劳动力数量在就业人口中的占比更低。因此，如果制造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那么很快产品就会供过于求，无法在国内售出，所以，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剩余的制成品就必须依靠出口。这是所有人口相对于农业资源过剩的国家的共同命运，如英国、日本、埃及、德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它们只能通过出口制成品，换回食物和原材料来维系本国人民的生存。这些国家的发展规划就是占领外国的制造业市场（如德国、日本），否则它们就只能如同印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减缓工业化发展进程，置农村剩余劳动力于不顾。
占领世界制造业市场的更大份额并非易事。金属产品和机械产品的市场需求通常稳定增长，但其他产品需求增长得非常缓慢，甚至有些还会绝对收缩（如纺织品）。因此，那些拥有丰富的煤炭和矿石资源禀赋的国家，如果够努力，可以相对更容易地增加其在世界制造业市场上的份额。另外，那些没有煤炭或矿石资源的人口过剩的国家，只能在某些特定产品市场（如纺织品、皮革制品、小瓷器）进行有效的竞争，而这些产品越来越难以被售出。然而，这意味着一个人口相对于自然资源增长过快的国家，将很难实现充分就业，也很难确保本国人民达到合理的生活水平。
根据上述分析，能否推断现在各个国家人口稀缺或人口过剩的程度？做出这样的推断风险极高，因为既不知道各国的资源状况，而发展的潜力又随着新技术和新需求的出现而不断变化。但是，我们值得冒险一试，推测一下各大洲的情况。考虑到非洲还有许多无人耕作的土地，现有人口数量稀缺又使得公共设施的供给成本很高，因此，非洲是人口稀缺的。如果非洲的人口数量得以增加，那么公路、电力、自来水、铁路、医疗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就会降低，同时服务质量也会提高。非洲也存在一些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如尼日利亚东部、肯尼亚和南非的部分地区，但总的来看，自撒哈拉沙漠以南都是人口稀缺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也可能都是人口稀缺的，虽然更难以确定这两个地区未耕耕地的情况。而亚洲则处于另一个极端，即严重的人口过剩，虽然在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并非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亚洲自然资源的价值可能会发生变化，新技术可能也会提升土地生产力，或者能开采出大量现在未知的矿产资源。然而，就我们现在已知的情况来看，需要养活过多的人口，无疑会降低亚洲人民的生活水平。欧洲和北美的经济则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两者可以互补，也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正如1939年以前那样，如果欧洲能从北美以低廉的价格进口食物和原材料，就不存在人口过剩。考虑到新发现的资源，加拿大应是人口过少的。美国的情况比较难以界定，可能既不是人口过少也不是人口过剩。对欧洲和北美人口情况的难以界定，表明一方面要考虑庞大人口在食物和原材料方面产生的不经济，另一方面还要考虑这在制造业、公共设施以及其他服务方面产生的经济性，在这两者之间做权衡是多么困难！
就业
人口的就业结构是其年龄结构、自然资源、人口规模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函数。
人口中被统计为“有收入的就业人口”或“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也受女性就业程度的影响。以国际可比的标准统计有收入的就业人口是很难的，因为不知道如何对农民的妻子进行分类。因此，人口普查的结果也总是被有保留地接受。然而，如果将数据调整至一个近似可比的标准，结果表明有收入的就业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33%~45%，越富裕的国家这一比例越高。
年龄结构也很重要。15岁以下儿童占人口的比例是20%还是40%，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5%还是15%，都会使就业结构产生明显差异。年轻人与老年人是否工作也同样重要。经济增长使得受教育儿童的数量以及受教育年限都增加了。由于保险和退休金计划的出现和推广，退休年龄趋于下降。然而，尽管有上述因素的影响，儿童比例有所下降，如果只考虑男性的话，会使有收入就业人口的比例在富裕国家比贫困国家高得多。
有收入就业的女性所占比例，既取决于成年人口中的男女比例，也取决于女性从事家庭劳务的情况。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将对有收入就业女性的占比产生巨大影响。在英国，有收入就业女性的数量约等于男性数量的47%，而在成年男女数量大致相同的美国，这一比例只有33%，在女性就业机会受到限制的埃及，这一比例仅为17%。
战争、移民、出生的男孩数量更多、女性更为长寿，这些因素都导致了人口中男女数量的差异。在英国，20~64岁年龄组，女性比男性多11%，这是英国的就业女性比例高于美国的主要原因。（儿童死亡率的降低对男孩的影响更大，这降低了女性的比例。）另一方面，导致发达国家比不发达国家女性就业率更高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的女性拥有更多外出就业的机会。
女性外出就业的范围主要取决于所处社会环境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将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过去女性在家里所做的工作既辛苦又无效率，很多现在已经转给了社会企业来承担，这些企业做这些工作的专业化程度更高，使用的资本也更多，如运水、磨谷、做饭、纺织、缝纫、教育孩子、照顾病人等。相应地，女性也摆脱了家务的困扰，进入社会，或者从事和家里一样的工作，或者在办公室、商店、工厂工作，还有些女性从事其他各种以前不对其开放的工作。因此，大多数具有可比性的统计数据都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外出就业女性的比例一代比一代更多。（如果人口高速增长而经济发展停滞，相反的情况可能发生，在工作的竞争中男性会取代女性，就业女性的比例就会有所降低。英国的西印度人口普查就呈现出这一特点，但由于定义的变化，对这些数据很难做出有效解释。）就业女性比例的增长并不完全带来产出的增加，因为家庭内部的生产活动随之减少了。但毋庸置疑，由于社会就业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更专业化的分工，使用更雄厚的资本和更强劲的动力，就业女性比例的增加必定意味着产出的净增长。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带来的影响十分巨大。
即使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女性就业程度也不同。例如，1939年在兰开斯特，就业女性数量是就业男性数量的52%，而在南威尔士这一比例只有15%。导致这一差异的首要原因是基础工业的差异，如果一个地区侧重发展重工业、采矿业和农业，以及其他传统上都不会雇用女性的行业，那么，与侧重发展轻工业的地区相比，女性更不容易找到工作。这意味着在侧重发展重工业等行业的地区，储备了大量潜在的可就业女性，一旦有企业开始发展轻工业，这些女性就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事实上，英国自1939年后就业扩充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样的地区建立了新的工厂，为女性劳动力创造了机会。这也是欠发达国家增加国民收入的有效措施之一。许多欠发达国家，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男性劳动力的短缺，可以通过充分利用女性劳动力来补充。在男性劳动力很是充裕的亚洲，这一问题并不这么重要，但通过发展一些适合女性的产业，也会增加这些国家的收入。像英国这样的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的经验表明，尽管存在私有企业向女性劳动力未被充分利用的地区发展这样的自然趋势，但作用十分缓慢，否则，上文提到的兰开斯特和南威尔士的差异就不会如此明显。这也是关注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劳动部及其他政府部门，需要时刻牢记的事务之一。
上文我们详细介绍了决定有收入就业的人口比例的诸多因素。接下来我们分析就业人口如何在不同的经济活动之间分配。这取决于该国资源情况，更受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对这一经济学分支贡献最多的，当属科林·克拉克博士，其著作《经济进步的条件》（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开启了经济学近年来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人口普查为这些研究提供了原始素材，但在深入研究之前，我们需要先说明解释这些数据的几大难处。
第一个难处在于，随着经济增长，分工越来越专业化。例如，在发展水平较低时，个人可以自己修建房屋、种植粮食、将粮食运到市场、售卖粮食、购买织布、缝制衣物，完全自给自足。这时人口普查将其归类为农民。但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后，这些活动都由专人负责，如建筑工人、农民、运输工人、商人、制造商等，因而，人口普查的内容极大地扩展了，农民的占比也下降了。人口普查表现了分工的精细化程度，而非工作的种类。类似地，第二个难处在于家庭生产活动向社会生产活动的转化，由于妇女不再自己打水、磨谷、照顾病人等，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显示从事这些经济活动的人大大增加，远远超过了社会实际消费的此类服务的数量增长。接着第三个难处，一些行业在普查数据中收缩了，并不是因为这些行业所做的工作减少了，而仅仅是因为这些从业者更全职化了。在人口过剩的国家，农民、小商小贩、家政服务人员以及其他类型的临时雇用劳动者都不是全职的。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岗位，以前吸收剩余劳动力的部门相对收缩，意味着“隐蔽性失业”减少了。这意味着，普查数据只是间接反映了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因此，当我们比较连续的普查结果时，应该将分析严格限定在考察不同行业劳动者数量的变化，将这些变化与需求联系起来时，要格外的谨慎。
比较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的普查数据，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不论是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还是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当我们从贫穷走向富裕时，农业就业人口的比例大幅降低。最贫穷国家的农业人口约占70%甚至更高，而最富有国家只需12%~15%的农业人口，就可以使其人均粮食消费量达到贫穷国家的2倍。如上所述，这70%甚至更多的农业人口高估了农活的数量，处在这一水平的农民所做的不仅仅是耕地，可能存在一些“隐蔽性”失业，并且难以对农妇进行界定和分类。同样地，供求双方也存在一些实际因素，减少了耕作所需的实际劳动投入。就需求而言，食物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1，这就是说，随着人均实际收入的增加，对食物需求的增加不如收入增加得那么快。就供给而言，农业资本投入的增加，使得每个农民能够耕作的土地面积增加，技术知识的增加也提高了土地生产力。农业所需的人口占比的变化，只应取决于人均食物需求比农业部门人均生产力增长得快还是慢。如果二者相同，这一占比就应保持不变；假如需求每年增加0.8%，人均生产力每年增加1.3%，那么50年后，农业所需劳动力就会下降22%（例如从60%下降至47%）。农业人口占比随收入增加而下降，主要原因是人均农业生产力的确比人均粮食消费增长得更快。
实际上，有人认为这种因果关系是相反的，即在封闭经济下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如果生产力增速没有超过需求，农业部门就不能释放出发展其他产业所必需的劳动力，这些产业的发展也会受到不利的贸易条件的阻碍（即食物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提高）。即使在开放经济下，提升农业生产力也是非常有利的，因为若非如此，经济增长会增加食物进口量，这样就扰乱了国际收支，除非可以减少其他商品的进口或者出口同比例增加，这样的话，经济增长就会依赖于出口增长的速度。此外，如果农业生产力提高得足够快，农民储蓄（无论强迫还是自愿的）会为其他经济部门提供投资所需的资金。这就是农业人口比例和农业生产力增速是衡量经济增长水平和速度的最佳指标的原因。
与农业人口占比降低几乎同样惊人的是，制造业人口占比的增加。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强调，不能完全相信普查数据，要记住制造业人口占比增加，部分原因仅是从未被统计的家庭生产活动转变为列入统计的工厂生产活动。同样地，毫无疑问，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制造业人口占比会大幅增加。普查数据表明，最贫穷国家的制造业人口只占5%~10%，这取决于该国手工业是受到保护（如印度），还是在早期被廉价的进口工业品所取代（如锡兰）。在很少进行制造业商品贸易的富裕国家（如美国），这一比例大约在25%，而将比如说1/3的制造业商品用来出口的国家（如英国、比利时），这一比例达到35%甚至更高。制造业人口比例的增加是因为随着收入增长，人们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增速超过了其生产力的增速，在人口过剩国家也是如此，出口制造业商品是实现充分就业和食物供给的唯一出路。因此，制造业人口比例也和农业人口比例一样，是度量经济增长程度的最清晰的指标之一。
正如霍夫曼博士指出的那样（见本章参考文献），制造业中的不同产业也有显著变化。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人均资本量很少，对机器的投资和替代需求也都很小。因此，主要是制造生活消费品，特别是生产衣服。而在发展的下一阶段，总投资增加了，大概从国民收入的6%增长至20%，因而相对于消费品行业，钢铁、机器、水泥以及其他建筑材料等产业发展更快。这种变化可以加速。理论上，投资长期的大幅增长以及推迟消费，可以积累大量资本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经济计划的基础。如果这样的话，首先实现的是资本品行业的迅速扩张，随后才是生活消费品行业的扩张。当然，当实际收入还很低时，为投资积累大量资金，是实现这一过程的主要障碍。资本品行业投资的增加，将产生对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如果资本品行业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生活消费品行业，国家就会遇到通货膨胀引发的所有经济和政治问题，除非储蓄倾向提高。大多数国家都发现，从发展生活消费品行业开始实现工业化要更容易一些，因为通过储蓄或者征税，为大量投资进行融资并非易事。
消费品行业与资本品行业的相对重要性也取决于自然资源以及对外贸易的可能性。最重要的资本品行业都需要廉价的燃料和金属矿石，不具有这些资源禀赋的国家无法实现这类产业的持续发展。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指标考察金属资源的重要性。例如，黄金海岸的制造业商品多是通过进口获得，其中大概40%（不包括石油）都是金属制品。英国制造业劳动力中47%从事的都是金属制造或利用金属的产业。制造业的国际贸易中，56%都是金属制品。由于燃料和金属资源并非广泛分布，肯定一些国家金属产业的专业化程度比其他国家更高。一些国家出口金属产品，另一些国家则需要进口。因此，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人口相对于其农业资源过剩的国家，如果燃料和金属资源也匮乏，就会陷入极其艰难的困境，因为它们不得不生产和出口的产品，其他国家也都可以生产。以日本为例，1936年仅有28%的工人属于金属产业，金属制品在其出口产品中也只占20%。
农业人口比例的下降并非恰好被制造业人口比例的上升所抵消。以最富裕的国家为例，农业人口比例大约降低了55个百分点（如从67%到12%），而制造业人口只增长了25个百分点（如从5%到30%），剩余的30%是其他产业人口的增长，通常是政府、教育、医疗、娱乐、商业、金融等产业的扩张。这些活动能带来多少国民收入的净增长（例如为了旅游休闲而增加的交通服务），又有多少是使产出增加而消耗的成本（例如为了运货和工作而增加的交通服务），尽可展开讨论。一些学者试图计算出除去这些服务业的国民产出的实际增长量。他们考察农业、矿业和工业的产出指标，较少参考住房建筑、教育、医疗和娱乐的数据，因而遗漏了公共服务、交通和贸易中的绝大部分。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探讨如何度量国民收入，因此，这里我们不用考虑这些问题（见第1章）。就我们现在的目的而言，观察到随着经济增长，普查数据表明，既不在农业就业也不在制造业就业的人口，在有收入就业人口中的占比从25%上升到了50%甚至更多，这就足够了。近期一些就业人口的分布情况见下表。
服务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一个结果是，工资劳动者的比例下降（至少在城市是这样），而独立劳动者和雇主的比例增加。这是因为服务业中工资劳动者的比例相对较低。这一结果与马克思的预测恰好相反。
由于经济增长降低了农业部门在经济中的地位，这里必然联系到城市化。居住于居民少于2000人的城镇的人口比例从80%或更高降低至30%或更低。这是因为城镇中各种活动，如制造、批发、公共设施、集中的政府管理、戏剧娱乐等，都具有规模经济。辛格博士（H.W.Singer）已经证明，在任何国家，不同人口规模的城镇数量都服从一种特殊的统计分布（帕累托法则），即城镇规模与其数量之间具有简单的反向对数关系（见参考文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均实际收入达到某一水平的所有国家，都将实现同等程度的城市化。
不能期望人均实际收入增加的同时，还能够将农村人口维持在80%以上而不降低，因为道理很简单，人口数量在2000人甚至更少的城镇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如果农业部门所需劳动力下降至12%，即使是农村地区采取发展制造业的政策，不需要人口集中起来，也不能阻止居民数在2000及以下的城镇的人口比例下降至30%以下。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城市化是不可取的。正如第3章阐述的，许多人都认为，诸如科技、宗教和艺术等最有价值和意义的活动均来自城镇。在不降低生产力和文化价值，甚至有可能促进其他方面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控制居民超过10万的城市数量。我们总需要有一些像“鲁尔区”那样的地方，其燃料和矿石资源的开采可以覆盖许多产业和大量的人口。但其潜在的危害是，这些地区可能会吸引其他产业到本地来发展，而这些产业如果在其他地区发展，也不会有多大的损失。因此，如果想要阻止过度的城市化，我们就有必要对产业分布进行干预，例如在已经达到理想规模的城市，严格控制新建建筑的数量。
城市化应以怎样的速度实现，这是所有经济起飞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这些国家的人口往往增长得相当快，可能在农村地区存在严重的就业不足，人们更倾向于涌入城市，寻找临时的工作。大城市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最先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如电影院、电力、自来水、交通设施等，它们的公共服务条件也最优越，如医疗、教学、住房补贴、贫困救济等。因此，城市人口能在20年内翻倍不足为奇，即使这20年间并没有明显的经济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积极推进工业化的政府就不得不决定，是鼓励在一些大城市继续兴建工厂，还是让新工厂的分布尽量分散，甚至散落到农村地区。这一问题又会引出很多新的问题。比如政治问题，一些国家需要在大城市继续发展工业，以应对人们对高失业率的愤怒，而另一些国家则需要将企业建在边远地区，这些地区动荡不安，需要特别的关怀。人们对大城市本身也有激烈的争论，有人喜欢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其他人将大城市视为地球表面的污点。对这些问题的经济分析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将企业集中在一起，具有一定的经济性，直到达到某一极限之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可以得出结论，在工业发展的早期，最好集中建立少数几个整合良好的工业中心。当这些中心发展起来，工业化也度过瓶颈期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建立其他的工业中心。
我们已经注意到，从农业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结构的变化，受到收入差异的影响。由于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城市就业增加，农工业部门的人均收入常常具有明显差异。有些货币收入上的差异是虚幻的，农村劳动者获取收入的一种形式是，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很多东西（特别是粮食和住房），并且没有城市劳动者的一些生活开销（例如交通费）。即使考虑到这一点，在许多国家农业部门相对其他产业的衰退的确是事实，农业部门的人均实际收入确实低于制造业。这一条件很重要，因为如果经济增长的同时，农业生产力没有相应的提高，农业收入相对其他产业就会增加，两个部门的收入差异通常只是意味着食物需求增长得没有农业生产力那么快。
如果将农业和制造业以外的所有服务业看作一个整体，就会发现服务业的人均收入超过了制造业，正如后者的人均收入超过了农业一样。然而，人均收入是一个具有误导性的总量概念。并不是其他产业的工资劳动者收入比制造业的收入更高，实际上是这个行业的独立劳动者、工资劳动者和熟练工人加在一起，在服务业中的占比比制造业高。这些人包括零售商人、理发师、货车司机、职员阶层以及其他靠自己本事谋生的人。这些行业的收入相对较高，主要是由于这种人员结构。
由于农业、制造业和其他产业的人均收入不同，这些部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并不恰好等于其就业人口的分布比例。农业部门人均收入大概占人均国民收入的50%~75%，因此，即使有80%的人口从事农业工作，农业收入也很难超过国民收入的60%。（统计学家计算农业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时，农民消费的食物按批发价格统计还是按零售价格统计，对计算结果影响很大。）制造业部门人均收入大约是人均国民收入的1~1.5倍，其他产业约为人均国民收入的2倍。
从这些人均收入的差异，偶尔会得出误导性的结论。制造业的人均收入比“其他经济活动”低，但这并不意味着迅速将制造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如零售业、政府服务和其他人均收入高的产业转移，就能实现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仅仅靠农业人口向制造业的转移也不能带来国民收入的增长。农业人口向其他部门的迁移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因为想要经济顺利实现增长，或者通过提高农业生产力，或者通过增加非农业产品的出口。如果在农业生产力没有提高的情况下进行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就会出现农业产品的短缺，这又会导致贸易赤字，或者导致工资的上升进而引起生活成本的提高，阻碍新的制造业企业的形成。如果在农业生产力没有提高的情况下转移农业劳动力，农业人口就只能进入那些可以通过减少进口或增加出口来赚取外汇的产业，并以外汇购买粮食，这种方式是否可以盈利，取决于国内外生产的相对成本（见本章的“国际贸易”）。
[1] 此书最早出版于1955 年，这是那时的世界人口总数。——编者注
[2] 1平方英尺＝0.092903平方米。
[3] 已于1993年分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