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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导言 变革的势力
在刚刚过去的三年中发生了许多事情——股市下跌、经济丑闻、能源危机，还有环境恶化、预算赤字以及经济衰退、恐怖主义和问题重重的联盟。现在，最终发生了战争。我主要从经济的角度，对所有这些事情进行描述。但正如我在序言中所解释的那样，因为越来越多地谈论经济的原因，我开始涉及政治方面。在美国本土，最近这个国家所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与一个政治事态的演变有关——这个事态就是激进的政治运动占据统治地位。
当然，我是在谈论美国激进的右派正有效地控制了白宫、国会、大多数大法官以及很大一部分媒体的运作。在其控制下，所有事情都改变了：关于政治和政策的所有旧规则都不再适用了。在本导言中，我将对它的发展以及它所造成的变化进行一个总体的介绍。
政坛的巨变
大多数人现在才开始意识到，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发生的巨变有多么可怕。在2000年大选中，很多人认为没什么攸关前途的事情发生；在布什当局执政的头两年，许多专家也坚持相信激进的保守党派扭曲政坛只是暂时的情况，布什在巩固了自己的基本地位之后，将会转向核心工作。而且，公众仍对我们领导人到底有多激进毫不知情。一个惊人的例子是：2001年秋关于共和党提出的反对可追溯公司减税提案的焦点团体测试[1]，在测试中焦点团体的成员们竟然十分刻板地不相信该团体组织者对此提案政策的描述（这一提案在第10章《偏袒富人的减税》中有描述）。
因为序言中所述的原因，我比其他人都更早地认识到了事态的激进化程度。作为一位专业的经济学家，我赞成将官方的声明与现实情况分开来看；作为一个媒体圈之外的人，我并不是华盛顿文化的一分子，而在该文化中，指出当权的政治家采取的隐蔽行为与他们所声称的目标没什么联系，将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太合适的做法。但看看那场灾难的废墟，我意识到连我都不明白事情将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让我来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早在2001年，许多自由党人都认为不必对布什在财政上的不负责任感到大惊小怪。他们说减税不是个好主意，但这并不重要。但到2003年，进一步大幅减税的提议盛况空前，不仅在面对创纪录的赤字时有人提出，而且在战争期间仍在盛行。法院多数党领导人汤姆·狄莱（Tom DeLay）称，“在面对战争时，没有什么比减税更重要了”。
另一个例子是：那些称共和党人利用“9·11”事件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的人，被斥责是在破坏国家的团结。而共和党人自己却这么做了——实际上，在2002年的选举活动中，共和党的支持者们宣称民主党参议员汤姆·达斯勒（Tom Daschle）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有联系。
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大多数人对事实的认知如此缓慢？就在把本书放在案头时，我发现了另一本书，它居然能十分恰切地描述现在的情形。这不是一本新书，是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撰写的，内容是有关20世纪的外交策略。
变革的势力
让我们追溯到1957年，那时亨利·基辛格是一位才华横溢、抨击传统观念的年轻哈佛学者，后来他成了一位愤世嫉俗的政治掌权者，再后来成了一位资本主义领袖，他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世界的重建》（A World Restored）。大家可能不会认为一本关于梅特涅（Metternich）和卡斯尔雷（Castlereagh）的外交能力的书与21世纪的美国政治有什么关系，但是，这本书的前3页就让我脊背发凉，因为它们看起来都与现在发生的事情有那么紧密的联系。
就在这前几页，基辛格描述了目前为止还算稳定的外交体系面临一种变革势力时将会发生的问题——这种力量不接受现有体制的合法性。虽然他很清楚地暗示，将外交的失败与20世纪30年代极权主义者的统治进行充分比较后，找出了二者的相关性，但由于这本书是关于滑铁卢战争之后欧洲的重建问题，他心目中的变革势力是指法国的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和拿破仑（Napoleon）（注意：指出相似性并不意味着表明其内心确信二者是相同的）。对我来说，这好像十分清晰：我们应该把美国的右翼——它现在正实际操纵着当局、国会、大多数大法官以及很大一部分媒体——看作基辛格所指的变革势力。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当权者不接受我们现行政治体系合法性的运动。
我夸大事实了吗？实际上，有十分充足的证据表明，现在管理国家运行的各团体的要员相信，某些成立已久的政治和社会机构原则上都不应该继续存在，并且他们也不接受其他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规则。
设想一下，以我们都理解的政府福利为例——包括新经济计划，如社会保障及失业保险；大型社会保障计划，如医疗保障方案。如果你读了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文件，正是该机构影响了布什当局的经济思想体系，你将会发现一份十分激进的施政方案：传统基金会不仅想废除新经济计划和大型社会保障计划，它还认为正是这些计划的存在违背了其基本原则。
我们来讨论一下对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国际组织基础上建立起其外交政策，并且试图清楚地表明它不是一种旧式的帝国主义力量，即在它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就会使用武力。但是如果你关注那些煽动了伊拉克战争的新保守党智囊团的外交政策观点的话，你就会明白他们轻视所有那些说法。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五角大楼的主要顾问团的主席发出了“由国际组织实施的国际法通过的安全政策的自由主张”，声称他们绝不会在使用武力这一问题上有丝毫犹豫。一位与当局关系密切的著名的思想家，美国企业研究院的迈克尔·莱丁（Michael Ledeen）声称，“我们是一个好战的民族，我们热爱战争”。有关伊拉克战争只是一系列壮烈战争的一个序幕的想法，一开始看起来像是左派分子的幻想，但许多与当局有密切关系的人都表明他们仅仅把这场战争看作一个开端。一位政府高级官员，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告诉以色列的官员说，在伊拉克之后，美国将“修理”叙利亚、伊朗和朝鲜。
而这些都还并非故事的全部。教会和政府的分离是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汤姆·狄莱，议会多数党的领导人，告诉选民他正在努力促进“双边世界视野”，比尔·克林顿不同意这个观点，这激发了他对克林顿的把柄穷追不舍（狄莱也谴责学校向学生讲授进化论，甚至把科罗拉多州科伦拜中学的校园枪击事件也归咎于教学工作）。
甚至现在存在着这样一些疑问：管理这个国家的人到底是否接受合法性来自民主进程这一观点。《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保尔·吉戈特（Paul Gigot）盛赞“资产阶级暴乱”，即暴力的抗议者在迈阿密罢工，使得投票得以重新统计（那些暴徒，后来被证实，并非愤怒的公民，而是受雇于政府的特务），同时，据他的密友唐·埃文斯（Don Evans），现在的商务部长说，乔治·W.布什相信他是受上帝的召唤来领导这个国家的。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关于2000年大选的争论似乎并没有引起胜利者一方丝毫的谨慎和谦卑。考虑一下，安托尼·斯科利亚（Antonin Scalia）大法官的如下反应，当他被一个学生问及在做出大选结果是布什获胜的最高法院的决定时，他有什么感觉，是否感到极度痛苦呢？对结果感到担心吗？“不，感觉很棒。”他回答说。
你设想一下我刚刚认真描述的景象，你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当权的人实在是不喜欢美国现在的样子。如果你把他们表面上宣称的施政方案组合起来，你会发现其目标似乎是这样的：建立一个国家，它基本上没有任何国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主要依赖于武力来加强它在国外的力量，在这个国家里，学校不讲授进化论，而讲授宗教，在这个国家选举很可能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
然而，现在采取强硬路线的右翼分子当权派，自称他们正是在试图实现那样一个激进的目标，因而经常被指控太“过”于断然地采取行动。当然，常识告诉我们应该对浮夸的言论持怀疑的态度：右派们的目标比这个景象所描绘的更为具体，或者他们就是我所描述的那样？
让我们再回到基辛格的著作。他描述了现状维持派面对变革势力的挑战时的麻木反应，这对解释近两年来美国的政治和媒体的当权派对布什当局的激进主义行为的反应同样适用：
现状维持派被一段看起来好像会永久持续下去的稳定所麻痹，认为变革势力想要打垮现有体系的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他们倾向于采取这样的策略对待变革势力：好像变革势力的变革声明仅仅是一项口头策略；好像变革势力只不过是为了达成目的才夸大问题来提出条件，其实它真的接受现有体系的合法性；好像变革势力只不过是由某种不满情绪所激起的，完全可以用稍微的让步来摆平。那些及时对局势的危险性提出警告的人被认为是危言耸听，而那些提议见风使舵的人被认为是知权衡和合情理……但是，变革势力的实质是拥有坚持其信念的勇气，即死心塌地、真正热情地推行它的原则以达到其最终目标。
正像我说的那样，这段话让我脊背发凉，它如此贴切地解释了——由于现状维持派的麻木，政府已经在推行其激进的政策了，一点也没有遭到社会的质疑或有效的抵抗。为了对此做更详尽的解释，让我举两个例子：2001年的减税政策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减税与战争
从表面上看，战争和经济政策没有什么共同点，并且在通常时期，它们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完全不同的作用。然而布什对减税政策的推销及其对伊拉克战争的推销，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第5章和第6章讲述了2001年减税政策的故事，让我先来做一个提前的介绍。布什作为候选人最初在1999年开始介绍他的减税建议，以使其右翼的可靠性更加稳固，并同时抵抗来自共和党的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的挑战。任何一个对当代政治历史熟悉的人都知道福布斯代表着共和党，他们总是想为富人减更多的税，而不在乎经济环境如何。毕竟，国会中的共和党领导人在20世纪90年代每年都努力使大规模减税的提议得以通过，无论是在好的年景还是差的年景，无论是面临赤字还是盈余。一个准确的评价应该是布什已经得到了总统地位，并且他的目标十分激进——正如它们看起来的那样。像《纽约时报》的丹·奥尔特曼（Dan Altman）指出的那样，如果你把当局的税收建议看作一个整体的话，它将有效地达成一个激进右派的长期目标：所有资本收入税的终结，使我们转变到这样一个体系，即只有工资需要缴税——如果你愿意，在这一体系中挣来的钱是要缴税的，不是挣来的钱则不用纳税。
在税收问题上，关键是右派多多少少表明了他们的意愿——正如基辛格说的那样——“击垮现有的体制”，在这一事态中，就是指我们所知道的美国的税收体制。然而美国的政治和媒体当权派却不相信布什真的是想要达到那样一个目标。不考虑布什政策背后的支持者是激进主义者这一证据，甚至温和主义者也使自己确信布什的目的是有限的，他可以对有限的胜利而感到满足。进一步地，他们不想承认布什激进的目标，温和主义者表面上接受了他的当局为其不变的政策寻找的总是在变化的理论依据。起初，对公众以及许多民主党议员来说，减税的目的是扭转过多的盈余。2001年的投票使税收很快就前进到了那一步。然后，当盈余消失后，减税的目的是提供短期经济刺激。再后来，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出他们并非为了实现那一目标，减税的目的又变成了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直到现在，许多本意良好的政治家和记者都很难面对现实。
那战争又怎么样呢？
关注了外交政策讨论的人都知道右派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他们决心与中东进行一场战争，而另一个方面就是减税。追溯到1992年，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时任国防部副部长（2003年是常务副部长）试图推行现在人们广为了解的“布什主义”的官方防卫系统，包括他写的被称为介入伊拉克的文件，以及对其他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击的合法性文件。迪克·切尼（Dick Cheney）时任国防部部长，一开始赞同该观点，在面对公众的反对时，他退缩了，但他和很多其他在当局关键职位上的重要人物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一直还在继续煽动一场伊拉克战争，并努力将先发制人作为一项普遍适用的政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已经或应该很清楚了，入侵伊拉克的目的，正如减税一样，并非是真正对当时事件的一个反应（在这一事例中是“9·11”事件）；它不过是早就存在的更为激进的施政方案的一部分。在减税那一事例中，政治和媒体的当权者不相信右派真的是在追求他们所宣称的目标。相反，大多数人深信布什当局所提供的不断变化的所谓理论依据。与伊拉克的战争最初被证明是正当的，原因是提出了萨达姆·侯赛因和“基地”组织之间有联系。但当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确有这种联系时，除了当局在继续尽其最大努力说服公众之外，事件演变成了萨达姆制订了核计划（当局故意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概念曲解成包括化学武器，以混淆这一问题——但在搜索范围内并没有发现有毒气体，也没有真正对美国造成严重的威胁，把公众吓住的只是蘑菇云的景象）。将这一计划考虑在内，许多温和主义者确信：与伊拉克的战争是个好主意，同时国会也为布什推进战争开了绿灯。
最终，相信伊拉克制订了核计划的说法遭到了质疑。两项证据之一的伊拉克购买铝管被证实是一个错误的解释：那些管道并不适合他们所宣称的用途——铀的加料器。另一关键证据，据称可以证明伊拉克从尼泊尔购买铀的文件，被证实是伪造品。但那时，布什还在向美国推广这样的理念：美国通过在伊拉克建立一个民主政府，会使该地区形成民主的潮流——一个理想的目标，又一次得到了许多本意良好的温和主义者的支持。只有一次，詹姆斯·伍尔西（James Woolsey）攻击了这场战争，大众相信他受到了政府部门高层的约束。他宣称伊拉克战争是“第四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在此将冷战视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将会是一场包括叙利亚、伊朗以及伊拉克的冲突。
有这样一个模式，事实上，在能源政策、环境政策、保健政策、教育政策等政策方面也都是极其相似的。在每个事例中，布什当局制定政策的官员都曾有持激进观点的历史，这也意味着当局本身有激进的目标。然而在每一个例子中，当局都通过另外的伪装来使温和主义者再次确信——通过为它的政策提供理论解释，使之看起来并非都那么激进，而且，在每个例子里，温和主义者都采取了姑息的策略，试图部分地迎合当局，他们对政策的激进主义和不信守承诺的迹象都轻描淡写，不予关注。年轻的基辛格是对的，习惯于安定的人在面对一股变革势力时，不能使自己相信究竟发生了什么，因此在对付它时是无力的。
我应该承认我并不十分肯定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现在我们的政治和社会体系，面临如此激进的挑战。在20世纪90年代，富人们干得很好，但是为什么他们对那些看起来那么遥远的事情如此仇恨呢？比方说收入的再分配。公司繁荣发展了，那为什么废除恰当的环境法规的要求如此强烈呢？教会的所有控制都是有效的，那为什么还会有对教会和政府分离的攻击呢？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从未这么大过，那为什么这破坏了我们的联盟并且增加了军事的投资呢？越来越清晰的是，右派想做上述所有事情，为什么我们这些不同意该目标的人不做出反应呢？
新闻的规则
在这样的时代，首先要搞清发生了什么。作为一个业余记者，我把这称为新闻报道的规则——也就是如何来讲故事。这对任何想从新闻中获得有意义的信息的人来说，都同样适用。
1.不要设想那些政策建议如其措辞所陈述的目标那样有意义
当你面对一股变革势力时，认识到它想要做什么和它将会为推进其目标创造任何借口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不要假定它所陈述的代表其行动的声明有什么意义。就像我在第7章中解释的那样，布什计划使社会保障私有化并非是使停滞不前或无效的金融体制变得更强大的方法——这对其所宣称的目标没有任何作用，实际上只会加剧该体制的问题。在2003年初，布什当局提出的关于减税的建议被说成是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计划来对外宣传。然而当美国联邦预算办公室——其新任领导几个月以前是为当局工作的——试图评估这一提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结果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它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相反，大多数独立的分析家预测，一场与伊拉克的战争将会增加而不是降低恐怖主义袭击的危险性。
记者们发现处理各持己见的公众的争论十分困难；由于记者自身的倾向和所经受的训练不同，他们总是试图对一个问题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即使是想象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正在他提议中撒谎，要发现这一点都是十分困难的。我听说，当我在我的专栏里开玩笑地说，如果布什说这个世界是萧条的，那么报纸上的分析头条应该是“重塑地球：不同的观点”（Shape of Earth:Views Differ）时，有些记者十分气愤——每一个气愤的记者都认为我这是在嘲笑他。
公正地说，当一个人评价日常的政治活动时，假定当局在制定或对或错的政策建议时原本出于好意，是有意义的。但当一个人评价的是一场变革运动，一场不接受现行体制合法性的运动时，做这样的假定就毫无意义了。革命运动不会考虑游戏规则，也不会对他们的目标感到内疚。《华尔街日报》的大卫·韦塞尔（David Wessel）采访了白宫的一名助手，该助手称其记录的每一件事都与记录相反。当韦塞尔对此表示反对时，该助手回答：“我为什么要撒谎呢？因为那就是我应该做的，对媒体撒谎不会刺痛任何一个人的良心”。
2.要做一些功课来发现真正的目标
对于2003年布什提出的减税提议，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公认的经济理论可以证明它对创造短期就业机会有任何帮助，而据称该提议将会逐步降低资本收入的税收，但实际上在它实行的第1年却没有省出多少钱来。然而当局官员却仍在吹嘘他们的计划是一个创造就业的策略。他们从哪儿得出了错误的答案呢？不，并非真的是那样，不管官员们说什么，经济增长都不是他们的目标。
而且，要勾画出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也并不难，正如我上面指出的那样，激进的保守党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取消所有对资本的税收——而那是当局的提议有效执行后将会出现的结果。因此，理解政策的方法就是看一看设计者在向公众推销他们的计划之前，想要的是什么。
要想挖掘事实的真相，有一条普遍的原则，那就是做一些功课以找出这些人真正想要的东西。我指的并非是那种深藏的动机；通常情况下，真正的目标就在公众的视野范围之内。你只需找出那些推动该政策的人在向广大公众推销这些政策之前说了些什么就可以知道了。当你知道现在管理林业政策的官员之前曾是木材工业的说客，你就可以推测“健康森林”的提出，并非为了有效防止森林火灾，而是在该政策下，允许木材公司砍伐更多的树；当你知道议会多数派领导人曾说他办公的目标是推进“双边世界视野”，你就可以推测“基于忠诚”创制权的动机并不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实施社会服务；当你知道伊拉克战争的设计者，在10年里一直想要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你就可以推测这场战争与对“9·11”事件做出回应没有任何关系。
对记者来说，这又是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他们不想让自己听起来像疯狂的阴谋理论家。但找出右翼的真实目标其实一点也不疯狂；相反，假设这其中一点也没有阴谋倒是不实际的，尽管他们在公开场合的有关说词是那么令人信服。
3.不要设想那些常用的政策规则是有效的
华盛顿方面长期以来都有出丑闻的惯例。某官员的某些尴尬的故事被人揭露了，然后媒体开始渲染这个故事；很快这个官员悄悄地辞职，然后一切如常。
所以，当布什当局的官员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时，人们期望发生同样的故事，但这次却并未发生。史蒂芬·吉列（Stephen Griles）一个煤矿工业的说客，被任命为内政部常务副部长，之前他曾涉嫌一起能源开采纠纷——但他仍然在那个职位。托马斯·怀特（Thomas White）前任安然总经理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他因被揭发在安然虚构无形利润而离开了安然——但他仍然在做参谋长。理查德·珀尔，国防政策建议委员会主席，被揭发参与商业交易，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利益冲突原则的强烈质疑——但他只是被降职了，从主席降到了成员，他仍然在任。当然，总统和副总统也都不客气地拒绝了对他们商业生涯中所存在的问题的质疑。
为什么常用的规则失效了？因为那股变革势力不认可现行体制的合法性，他们认为没有义务按规矩办事。是否有线索表明当局全体人员都有丑闻呢？不管怎样，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以及《纽约邮报》（The New York Post）不会对这个故事追根究底——相反，如果他们把这当回事儿的话，会扰乱其报刊的销路。没有任何关于国内安全问题处理的抱怨吗？一个突然出现的恐怖主义警告把这个故事给压了下去。“但他们不该那么做！”有理智的人们反对说，并且一个正常的社会制度也不会那么做。但我们这儿涉及的并非一个正常的社会制度，我们面对的是一股变革势力。
4.对这股变革势力进行抨击，观察它就批评做出的反应
不接受现行体制合法性的变革势力也不承认他人有批评其行为的权利。任何指出其问题的人都会遭到毫无保留的反击及报复。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事例，2003年4月，约翰·克里（John Kerry），下一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人中的领先者，告诉一位观众说，“我们现在需要的不只是对萨达姆·侯赛因以及伊拉克的社会制度的变革，我们需要的是在美国进行一场社会制度的变革”。以政治上的花言巧语的正常标准来衡量——包括在战争时期——这都并不过分。举例来说，在1944年的大选中——也就是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高潮时期，上百万美国军人正在前线进行激战，而托马斯E.杜威（Thomas E.Dewey）为了竞选，称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是一位“劳累的老人”。据我所知，没有人认为那是叛逆的。毕竟，如果你不批评现任者的话，你不可能进行自由的选举——自由不正是我们努力争取的吗？
容忍批评的传统，甚至是在战争时期，都继续存在着。再举个例子，汤姆·狄莱，在1999年的选举运动中就科索沃问题对比尔·克林顿总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批评克林顿造成了公民的牺牲并呼吁停止这场战争。有些人竖起了眉毛，但狄莱的政治生涯并未因此遭到损害。
然而现在，一股变革势力控制了白宫，规则改变了。“克里议员在美国正处于一场战争的时候建议更换美国的主要领导人，他严重地触犯了原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如是说。许多共和党政治家也附和，质疑克里的爱国心（这种情况在克里是一位授勋的越战退伍军人这一问题上也同样发生了）。
克里的经历不过是最近一系列质疑或批评当局的人被丑化成魔鬼的众多事件之一，他们的道德品质遭到质疑，如果可能的话，他们的职业生涯也被毁了。就像我提到的那样，共和党宣传说，民主党议会领导人汤姆·达斯勒与萨达姆·侯赛因有联系。
这就是人们对预期会发生的事情的判断。布什当局因其对不同意见毫无包容能力而臭名昭著，甚至连基本上是站在他一边的人都这么认为。《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共和党（也称元老派，G.O.P）的法律制定者和说客称布什当局对朋友和联盟使用的策略无比残忍和具有报复性”。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反映布什家族的价值观；但这也是你可以对变革势力给予的预期。这里有基辛格的更多相关阐述：“变革势力最突出的特征并不是它感觉受到了威胁……而是没有什么可以使它消除疑虑，只有完全绝对的安全——反对者保持中立——它才认为是足够的保证”。
5.不要认为变革势力的目标存在一个限度
当2001年减税政策被推介出来时，许多温和主义者低估了它的影响力，称之为20世纪90年代增税政策的一个适度倒退；尽管他们不支持该方案，但他们认为让布什达到目的不是个多么坏的主意。当调整减税的预算计划被证明过分的乐观时，温和主义者要求当局重新考虑它的计划，并相信他们会听取意见而且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而当局却用推行更大规模的减税来进行了回应。在第一轮，对减税政策投了支持票的议员们，费了很长时间来解释自己为什么对基本上相同的政策却投了反对票。
直到现在人们才开始渐渐了解这个值得重视的观点，即当局的真实目的一直以来都是减少资本收入的税收。如果不能限制税收系统的正常实行的话，那就大幅度地削减——而最初温和主义者的姑息消除了这个目标最主要的障碍。而且，我并不十分理解，对资本零税收和对工资低税收是否满足了当局的野心。是不是还需要对税收进行一次针对所有人的民意测验？
很相似的问题，很多温和主义者支持伊拉克战争——认为这只是美国对待危险的、残忍的独裁者的一个特例。但越来越清楚的是：当局内部人士的观点是，伊拉克战争仅仅是“布什主义”的开端，按该计划，美国的力量将会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进行扩张。已经在第一步上作了让步，温和主义者发现他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他们不支持推翻其他独裁者，美利坚霸权统治下的和平就要来了。
右派分子肯定有一个真正努力想要实现的目标。它可能将使我们的税收体系变成穷人要比富人支付其收入的比例更大，但不会让富人实际支付的税收比穷人少——或者这也会实现？战争可能会从伊拉克扩展到叙利亚和伊朗，但美国不会用武力威胁已经实现民主的国家——或者这也会实现？我不知道右派的施政方案将会在哪儿止步，但我知道绝不要假设它能对有限的让步感到满足。站在布什当局一边一直信奉温和主义的专家，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总是错的。基辛格再次说中了：“变革势力的实质是拥有坚持其信念的勇气，即心甘情愿地、真正热情地推行它的原则以达到其最终目标”。
我猜想许多读者，如果没有仔细考虑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会认为这是危言耸听的描述。就像基辛格说的那样，“对危险提出警告的人被认为是危言耸听的，提议见风使舵的人被认为是知权衡和合情理的”。但到目前为止，危言耸听者总是被证明是对的，我们能做什么呢？
认清事实真相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了情况有多么严重，也许加拿大广播公司（CBC）《60分钟》的安迪·鲁尼（Andy Rooney）说得最好：“唯一真正的好消息将会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统治时期什么时候会结束”。
什么能让这真正的好消息更快点儿来呢？
如果你希望实现这一转变，你必须相信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是真正支持右派的施政方案——整个国家的民众要比它的管理者更慷慨、更宽容，他们不是军国主义派。并且我相信这是真的——如果不是因为右派分子以国旗作为伪装达成了其目标，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会十分强烈地反对自己国家正在前进的方向。
我对巨变有一种看法——也许只是一个希望，那就是：在这场运动中，美国人民注意到了发生了什么，意识到了他们良好的初衷和爱国心被滥用了，从而停止支持破坏我们国家中最美好事物的势力。这一时刻究竟会什么时候到来、如何到来，我不知道。但有件事是清楚的：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努力去发现并报道正在发生的事实真相，它就会到来。
[1] 焦点团体测试是依照特定标准选出一群人，测试其对某项政策的反应，从而推测符合该标准的所有人群对同一政策的评价。——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