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经济增长值得向往吗

正如所有其他事物一样，经济增长也是有代价的。如果不用承受任何代价就能实现经济增长，它就会得到每个人的完全欢迎。但是，既然经济增长确实会产生危害，人们就会根据各自对益处与危害的不同评价，对增长持不同的态度。人们可能会不喜欢与经济增长相关的那类社会，而更喜欢在稳定的社会中盛行的观点和制度。或者，即使他们愿意接受增长型社会的制度，也可能会不喜欢稳定型社会向增长型社会转变的过程。他们由此可能会认为，经济的益处弥补不了由其扰动所引起的成本，或者认为应缓慢地引入经济增长，以使社会有充足的时间，适应经济增长所必需的那些变化。我们先讨论经济增长的好处，然后分别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观念的角度和转型过程产生的扰动的角度，考察增长的代价。

经济增长的好处

经济增长的好处，不在于财富会增加幸福，而在于它可以扩大人类的选择范围。很难将财富和幸福联系起来。幸福源于个人看待生活的方式，既来之则安之，快乐而非悲伤的生活，不用担心未来会如何。如果财富使资源的增长超过了欲望的增长，它就可以增进幸福，但是，并非必然如此，没有证据证明富人比穷人更幸福，或者人们在收入增长时变得更幸福。如果对财富的追求使人丧失了随遇而安的心态，为资源和未来而更加忧虑，那么财富会减少幸福。确实存在这方面的证据，只要经济增长源自人们机警地寻找并抓住经济机会，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与那些人们对增长漠不关心的社会相比，增长反而使幸福减少了。同样有证据表明，美国人遭遇的精神困扰要比其他国家多很多，即使考虑到各种统计报告的差异，认为在已经实现富裕的社会中，自杀率与追求成功的努力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似乎不无道理。我们无法确定，财富的增长会使人们更幸福。我们也无法确定，财富的增长会使人更不幸福，即使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也不能成为反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理由，因为幸福不是生活中唯一值得拥有的事物。我们不知道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但如果是幸福的话，进化可能在很久以前就停止了，因为没有理由认为人比猪或者比鱼更幸福。人与猪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们对于环境有更强的控制能力，而不是他们更幸福。就此而言，经济增长是非常值得向往的。

对经济增长而言，重要的是它能增强人们控制环境的能力，也因此扩展了人们的自由。

首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原始状态下，人类不得不为生存而挣扎。只有艰辛的劳作，才能从贫瘠的土地上获得足够多的食物，以维持生存。每年人们都要经历几个月的忍饥挨饿，因为一年的收成很少能吃到下一次丰收时。他也常会遭受饥荒、瘟疫和虫灾的侵袭。他有一半的孩子在10岁之前就死了。他的妻子到了40岁已是满脸皱纹，年老体衰了。经济增长使他摆脱了这种被奴役的状态。技术改进只需更少的劳动就能生产更丰富、更多样的食物。饥荒消除了，婴儿死亡率从300‰降至30‰，死亡率从40‰降至10‰。霍乱、天花、疟疾、钩虫病、黄热病、瘟疫、麻风病和肺结核一齐消失了。生命本身由此摆脱了自然的威胁。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增益。如果你认为死了比活着好，最好是不要出生，对于经济增长可以降低死亡率，你就不会被打动。但是我们大多人很认为活着比死了好，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经济增长还给予我们选择更多闲暇的自由。在原始状态下，我们不得不极为努力地工作，但也仅能维持生存。有了经济增长，我们可以选择享受更多的闲暇还是要更多的商品，实际上，我们的选择是两者都要的更多。如果比较贫困的农业国和富裕的工业国，就会产生相反的印象，因为当天气不利于农业生产时，前者的劳动力全年大部分时间都是空闲的，而后者的工人全年都要按时工作，但这一比较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是比较工业和农业，而是将富裕国家的工业部门和贫困国家的工业部门进行比较，同样比较两者的农业部门，我们将会发现，随着收入增长，每个部门的工作时间几乎都在缩短，随着使用的机械动力越来越多，艰苦的工作越来越少。

同样地，正是经济增长使我们拥有更多的服务，以及更多的商品和闲暇。在最穷困的社会，农业需要60%~70%的人来生产食物，而在最富裕的国家，12%~15%的人就足以提供两倍的营养水平。因此，较富裕的国家可以让更多的人从事其他工作，比如做医生、护士或牙医；做教师；做演员或艺人；做画家或音乐家。许多哲学家认为这种“高等”活动很有价值，如艺术、音乐或对哲学本身的研究等，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奢侈品，只有经济增长允许越来越多的人摆脱食物生产时，社会才能负担得起。的确，支持艺术只需要相对较少的剩余，一些最高的艺术成就可以追溯至大部分民众还很贫穷的社会。在过去一个世纪，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欣赏和从事艺术的机会有所增加，而不一定影响最高艺术的质量和数量。然而，除了最高雅的艺术，毫无疑问，普通人的闲暇和享受那些过去只有少数人才可享有的奢侈品的机会，有了显著的增加。今天能够听到最优秀作曲家的作品的人，比起能够在当时听到莫扎特或巴赫的作品的人，或者欣赏伦勃朗或埃尔·格列柯画作的人，要多很多。

女性从这些变化中的获益要比男性更多。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女性都要做苦工，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耗费数小时碾谷，走数公里去挑水，等等，而在更为发达的国家，这些都是由机器来完成的。经济增长将这些工作以及很多其他工作，如纺纱和织布、教育孩子、照顾病人，都转给社会机构去做了，在那里工作更为专业化并拥有更多的资本，可以享有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在这一过程中，女性摆脱了繁重劳动，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最终获得完善自我的机会，和男人一样开发自己的思想和才智。对于男性而言，可以争论经济进步对男性是否有好处，但对女性而言，争论经济增长是否可取，就是在争论女性是否应该有机会不再做干活的牲畜，而成为人类的一员。

经济增长还允许人类追求更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例如，在最低的维持生计水平下，人们几乎没有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弱者只能自生自灭。只有剩余增加，人们才会越来越关心那些麻风病人、精神病人、残疾人、盲人和其他不幸的弱势人群。照顾病患残疾、鳏寡孤独和生活不幸者的愿望，文明社会未必比落后社会更强烈，但是，前者可以有更多的财富用于实现这一目的，也因此在实践中展现出更强大的人道主义力量。有些人对此有所混淆，他们认为保护那些在激烈竞争中失败的人，是有违社会优生利益的，认为这在长期会降低生物方面的活力，除非这些人不能生育。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还只是少数。

在当前那些政治欲望超过现有资源的社会，经济增长尤为重要，因为增长会阻止一些代价难以承受的社会冲突的产生。比如，在英国这样的国家，工人阶级及其代言人正在要求越来越高的工资，以及越来越多的对住房、教育、医疗和其他服务设施的支出。如果在这样的社会中，人均收入是稳定的，要满足一个团体的欲求，只能牺牲其他团体的利益，这必然会导致内乱。在当今民主时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经历一个痛苦内乱难以避免的阶段，除非人均产出得以迅速提升，这样资源就更能与欲望相匹配。在这方面，经济增长留给政治家最深刻的印象，所以不必惊讶，各地的民主政治家都确信刺激经济快速增长非常紧迫。同时必须承认，经济增长并不总会减少争斗。经济增长也会起到相反的作用，破坏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刺激妒忌与欲望，导致阶级、种族和宗教冲突。这联系到下述命题，即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增进幸福，增长也不一定增进政治自由。它使独裁者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大众媒体控制人们思想，通过高度组织的警察机构来控制人们的行动。所以，不能认为经济增长一定会改善政治关系。

欲望和资源不相匹配的另一方面，体现在国际地位较低国家的政治态度上。现今仍处于殖民地状态的民族，热切盼望获得独立。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人口众多但收入水平较低，渴望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无论对错，这些民族都认为，如果他们更富有，尤其是富有到能拥有强大的武装部队，他们在国际事务中就更有发言权，他们的国家和生活方式也会赢得更多尊重。一些民族主义者对现代世界的反应是憎恶，督促民众回归传统的生活方式。但是大多数已取得政权的民族主义者还是认为，有必要加快经济增长。很多人相信，国家之间财富或经济发展的差异会引发战争，如果各国生活水平更为平等的话，世界更容易实现和平。这一观点大有疑问，因为正在经历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经常禁不住去进攻邻国。无论如何，战争的起因如此之多，与经济因素也没有直接关联，从对和平或战争的可能影响来讨论经济增长，没有多大意义。

有时人们认为，对所有国家都能持续提高生活水平的任何期待，都是虚幻的，因为其结果只能是快速耗尽世界储存的矿产和燃料。这一观点是基于两个不确定的假设。首先，假定在现有资源耗尽时，人类的聪明才智无法及时找到新的替代品。当人们了解了原子的性质以及元素之间的转化规律时，这一假定越来越值得怀疑。其次，假定后代对全世界的资源有平等的诉求。为什么我们应该保持贫困，以使几个世纪后的人类能够再延续一个世纪？当代人充分利用他们找到的资源，让后代人自寻出路，难道不好吗？即使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仍然有进一步的观点认为，快速消耗矿产和能源的不是最贫困的国家，而是最富有的国家。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应该是对欧洲和北美国家停止进一步提升生活水平的劝告，但这不是对亚非国家应保持当前贫困状态的劝告，他们现在对已有的资源利用太少了。

贪得无厌的社会

如果可以不付任何代价就获得以上列出的益处，几乎每个人都会赞成。然而，许多人认为经济增长的观念和制度，本身并不可取。他们更喜欢稳定社会中的观念和制度。

首先，他们不喜欢商业精神，而这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假定其他都一样，增长最快的，是那些人们集中精力去寻找和抓住赚钱机会的社会，无论是通过增加收入还是减少成本。这种节约的习惯，尽管有可能仅仅来自于减少辛劳，增加闲暇，以便享乐或从事精神追求的欲望，但是在实践中，除非将其与对财富的渴望联系起来，不管是为了财富本身，还是为了财富所带来的社会威望和支配他人的权力，否则，这种习惯就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可以认为节约是一种美德，因为拒绝浪费与充分利用所拥有的资源一样，都是人类神圣的责任，这就像拒绝谋杀与照顾寡妇和孤儿都是人类神圣的职责一样，圣经中的寓言故事就是这么说的。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对于资源和流逝的时间小题大做，倍感焦虑，应是我们神圣的职责，他们会说，节约耗费了太多精神，牺牲了太多幸福，是一种恶习而不是一种美德。他们可能承认，有责任进行节约和工作，以实现最低的生活标准，获得必要的健康和舒适（这是一个可疑的概念），但是他们也会认为，超过这一水平的节约就不值得了。另外，即使那些接受节约是一种美德的人，也会哀叹这样的事实，如果这是事实的话，这一美德是与物质主义这一邪恶（如果是邪恶的话）相联系的。我们可能希望孩子受到这样的教导，即要充分利用他们拥有的资源和机会（节约的美德），同时不要渴望得到更多的东西（拒绝贪婪的邪恶）。如果这样做了，并且教导是有效的，仍然会实现经济增长，只不过没有表现为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是表现为在物质生活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闲暇不断增加。如果闲暇也不会导致懒散的罪恶增加（如果是罪恶的话），孩子们也将会被教育以既不导致懒散又不生产经济商品和服务的方式，利用这些闲暇。实际上，我们的探究应建立在人性如何的假定上，而不能建立在人性应该如何的假定上。人们想要更多财富，想要节约，喜欢懒散。这些欲望本质上似乎没有美德或邪恶之分，但是如果极端地追求其中之一，而不顾其他的责任、义务或权利，就会导致个性的失衡，对其他人也是有害的。一个社会有可能不够“物质主义”，也有可能“过于物质主义”。或者，换个方式来讲，经济增长是值得向往的，但是我们有可能对此太过关注，以致损害了精神健康和社会健康，也有可能对其过于轻视。

上述评论同样适用于增长与个人主义的关系，这也是经济增长受到攻击的第二个方面。如果个人主要关注自己和与之有更直接关系的亲属的利益，而不是受更广泛的社会责任的约束，那么，经济增长就更有可能实现，似乎确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增长会联系到以下现象，既作为原因，也作为结果，如大家族和数世同堂的消失；以身份为基础的社会体系的消融，比如奴隶制、农奴制、种姓、年龄、家庭和种族，并被基于契约和机会平等的社会体系所取代；高水平的社会垂直流动；部落联系的衰落，社会族群所要求的认同感的下降。这一问题也不能通过美德和邪恶的两分法来解决。有些权利是所有人都应该拥有的，应使其免受所有社会诉求的损害。同时，每个个人都属于某一群体，或者一系列群体，这些群体的存在对于他的社会健康是必要的，而群体的持续也依靠他对群体诉求的认同，并忠诚地接受它的权威。过去500年个人主义的增长有其邪恶的一面，但其产生的影响也是有价值的，将人类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经济增长不应因为联系到个人主义而受到抨击，就好像人类关系中那些美好的东西就是部落文化、社会地位、大家族的亲情和政治权威。

经济增长受到抨击的第三个方面，在于它对理性的依赖。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当人们对自然和社会关系保持理性的态度时，技术进步就会取得极大的进展。现在理性思维受到质疑，因为有人认为这会导致宗教不可知论和无神论，也因为有人认为这与接受权威不相容。对于宗教信仰而言，对上帝或神灵的信仰的衰落是否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邪恶，或者说我们这个时代的邪恶是否比以前宗教信仰更普遍的时代更严重，都可以讨论。但是，无论如何，相信理性的重要性与信仰上帝不相容，这一观点是错误的。理性的方法不能证实或证伪上帝的存在，所以，最理性的人不应相信上帝的存在，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理性破坏的不是宗教，而是权威，只有当宗教以权威为基础时，理性思想才会反对宗教。但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理性思想也反对科学，正如反对宗教一样。因为任何人宣称当前的教条不受自下而上的深入考察，或者宣称只有创始者才有权质疑该教条的有效性，都会遭到理性思想的反对。但是，在这里，对待理性的态度应该和对待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样，将相互对立的两者中的一个认定为美德，是无法发现真理的。因为，就像物质与精神都是人们追求的，社会既需要权威，也需要理性。美好的生活需要在各种对立的原则之间取得妥协，不能否定某些原则，只接受另外的一些原则。

受到攻击的第四个方面，是因为有人不喜欢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规模生产。首先，规模经济体现在劳动分工和机器使用中。这遭到那些不喜欢机器制造的产品，而更偏爱能工巧匠制造的产品的人的厌恶。经济增长摧毁了传统的手工技艺，尽管这可以创造更多的新技艺、机器工艺和其他技能（因为专业化极大地扩展了技术的范围），仍有很多人对传统技术和传统工艺品的消失表示遗憾，也有很多人对于新技能的增加，或大规模生产带来的产量增加和成本降低，没有感到任何安慰。专业化原则本身也受到了攻击，因为专业化使人不得不反复做同一件事，不管是往螺栓上拧螺丝，将巧克力包装成盒，重复同一大学课程，演奏音阶或者摘除阑尾，都必然是枯燥无味的，直到一个人完全适应了他的工作，以至于不用全神贯注就可以完成工作。

规模经济也体现在管理部门规模的增加上。因此，商业部门、政府单位和其他组织的规模都在增加。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与他们使用的工具的所有权相分离，成为了无产阶级。大规模组织随之引发了特殊的社会矛盾，这样的组织不得不借由等级制度来运行，无论多么想使这一过程民主化，这都意味着少数人发布命令，多数人服从。这样的组织也不得不找到一些分配工作和报酬的方法，既有效率又可以被人接受。如何运营大规模组织而不激起动荡，我们对此了解的还不多，许多人由此认为没有大型组织会更好。

大规模组织还因为它严格的纪律而不受欢迎，人们必须日复一日在同一时间起床，同一时间到达工作地点，做同样的事情，在同一时间回家。有些人认为这使得生活单调乏味，使人类的作用就像大轮子上的小齿轮那样机械和呆板。他们更愿意使人不受钟点的束缚，每天都有更多选择的自由，尽管我们并不清楚，一个人在个人企业工作是否就不是时间的奴隶，或者养成定时的习惯是否是件可悲的事。

大规模组织的经济性也导致了城镇的增长，尤其是增长带来实际人均收入提高时，相对于农产品的需求而言，实际人均收入的提高会增加对工业品和劳务的需求。由于对大城市的厌恶联系到对农业工作的偏爱，这实际上是对技术进步的厌恶。因为正是技术进步使一个国家只需15%的人口就可以养活所有人，如果我们回到要有70%的人干农活的日子，就要放弃农业科学已经教会我们的所有知识，或者将工作时间减少到每周10小时。正是农业的技术进步导致了城镇工作的增长，但是是大规模组织的经济性，导致了城镇工作集中到更大的城市。这是否不可取，我们尚不清楚。面对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工作的选择，大部分人会选择城镇，这就是为什么城镇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村利益为代价的。只有少部分人更喜欢农村而不是城镇，有很多人都谴责城镇，但实际上却小心地避免生活在农村。如果城镇是在匆忙中建成的，没有经过合理的规划和控制，就确实会变得贫困聚集、单调丑陋、滋生疾病。但是在当代，没有理由使得城镇（甚至是老城）不应该像乡村一样美丽雅致、健康卫生、生机勃勃，还可以提供更为广泛的锻炼身体、思想和精神的机会，而这是任何村庄都无法企及的。

最后，经济增长受到谴责，是因为增长依赖收入的不平等。不能否认这种依赖关系的存在，因为如果不对努力、认真、技能、责任和创新给予特别的报酬，就无法实现经济的显著增长，甚至还可能出现负增长。在任何给定情况下，现有的工资差距是太大还是太小，从严格意义上讲，是大于还是小于实现想要的经济增长率所必需的差距，这都是可以争论的。但是，正如苏联统治者很快就发现的，即使根本没有工资差距，显著的经济增长也可以实现，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一些从这一点上反对经济增长的人只不过是认为，在一些特定的时间和场合，现有的差距超过了实现当前增长速度所必需的水平，或者存在差距是由于不当的社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观点仅仅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如遗产继承、土地所有、税收制度和教育机会等，使之可以改变收入或资产的分布状况，但不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在有些情况下，经济增长所要求的收入差距无法被接受，甚至在人们普遍承认较小的差距会减少增长时，仍是如此，比如，除非付给以当地标准而言很高的工资，否则就吸引不了外国教师或技工，或者除非有机会创造并保留远超过当地人认为“合理的”利润率，否则富有开拓精神的国内外企业家就不愿意创业。对此类事务的经济检验是考察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所谓“合理的”差距，是指在当时的情况下，为确保所需技术和创造性的供给，客观上必需的薪水和利润。但是，在这一检验下“合理的”水平，按照其他一些美德和社会公平的标准，可能就是“不合理的”了。

由此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一些所谓的经济增长的代价，根本不是增长的必然后果，比如城镇的丑恶或者工人阶级的贫困。第二，一些所谓的弊端实际本质上并不是弊端，如个人主义、理性和城镇的发展。就像所有的人类生活一样，这些事情可能会过度，但是其本质与它们的对立面一样，都是人们想要的。然而，由此引出第三点，即经济增长过快，有可能危害社会健康。经济增长只是诸多美好事物中的一个，我们有可能使经济增长过快。过度的增长可能会导致，或者产生于过度的物质主义、个人主义、人口流动、收入不平，等等。社会选择加快增长，超过当前的水平，不一定是明智的。如果它们这样做了，将会享受可观的收益，但是从社会或精神角度，也可能会产生可观的代价，潜在的收益是否超过潜在的损失，必须竭尽所能地对每种情况分别进行考察。正是因为经济增长既有收益又有代价，所以，我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经济增长都持矛盾的态度。我们需要消除贫困、文盲和疾病，但又拼命坚持自己喜欢的信仰、习惯和社会制度，甚至在这些因素就是导致贫困的原因时，仍是如此。

转型问题

一些国家几百年来或多或少都处于经济停滞的状态，在这样的社会引入经济增长，会产生一些特殊问题。因为这需要转变信仰、习惯和制度，虽然不久之后，当新的信仰、习惯和制度形成一段时间并生根发芽的时候，会实现新的动态均衡，且新的均衡在每个方面都优于原有的静态的社会均衡，但是，这一转型可能会将社会带入短暂但是痛苦的状态。

其中更为明显的就是人们工作习惯的改变。比如，假定在一个非常落后国家发现了铜矿，但该国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土地，这使他们都能过上满意的生活，尽管他们的健康状况、物质条件和文化水平都很低。这些人不愿意在铜矿工作，或者说任何可使开矿有利可图的工资水平，都无法让当地人自愿接受这份工作。另一方面，如果强迫他们采矿，由此获得的财富可能会让他们具有很高的物质福利、健康、教育和文化水平，这是有可能实现的。同样，假设他们在开始时受到强迫，但一段时间以后对新工作产生好感，喜欢他们高水平的生活，蔑视以前的生活方式，以致不久即使没有强迫，他们也愿意从事采矿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短暂地使用强制力是正当的吗？这一抽象的例子绝不仅是学术训练，因为它与非洲部分地区发生的事完全吻合，在那里人们被迫去矿厂或种植园工作，因为首领发布了命令，或者因为这是唯一的赚钱方法，以支付为强迫其工作而征缴的税赋，或者因为他们被赶出自己的田地。在这些案例中，实际发生的事情要比我们抽象例子中的情况更复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强迫政策的人，主要是为了自己发财，而不是希望使非洲人受益。在其中一些时候，还有这样的事，即非洲人甚至在物质上也没有受益，相反，他们以前的村庄在经济上遭遇灭顶之灾，生活方式被摧毁，然而他们却生活在城镇的破砖烂瓦和贫民窟中，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一样贫困。我们在本书的研究中始终强调，经济增长使人均产出增加，但大部分人的生活没有改善，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增加的产出只使少数权贵发了财。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不道德的，并且谴责只使少数人受益却使多数人付出代价的经济政策，不管这能带来多少产出。然而，这与我们研究的抽象例子很不相同，因为这一例子预先的假设之一，就是使有关的人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有极大的提高，而且他们自己不久也会更喜欢新的生活方式。对于这样的例子，人们的反应不一。有些人强调自由，认为无论最终的结果多么美好，任何人都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后代的利益而受到强迫。另一些人强调幸福，认为即使人们会更喜欢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因为他们不会变得更幸福，因此他们只是经历了毫无意义的痛苦的转型，因为他们没有从中得到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这是一个可疑的观点，因为幸福是否是检验变化的合适标准，这是大有疑问的。也有一些人的反应有所不同，认为如果能使被强迫者极大地受益，那么强迫就是正当的。因此，新大陆的黑人谴责把其带到此地的贩奴活动，但实际上对他们的祖先没有被留在西非的丛林村落里，他们并不感到遗憾。所以，只要世界还在，就会有政客和政治家毫不犹豫地为了让被强迫者得到最终的好处，而对其施以强制。

可以允许的强迫限度，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历史上曾有国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残暴的政府如果愿意严加处置那些反对其计划的人，实际产出就可以快速提高。有些欠发达国家正在受一些宣传口号的吸引，为了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而放弃自由。这一尝试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误导。据说失去自由只是暂时的，元首、军队首长或者其他什么人，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其后便是国家的“消亡”。但是我们很应该质疑，一旦自由被放弃，是否能够轻易失而复得。这一尝试也无法保证生活水平的提高，产出可能快速增加，但是独裁者可以将其用于其他目的，而不是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无论如何，很显然没有必要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而采取独裁专制。欠发达国家中的一两个民主政府，如缅甸和黄金海岸，已经表明它们有意愿和勇气找到增长所需的资源，在民主框架内，拥有广泛的信任和支持的领导人可以实现这一点。现在轮到其他民主国家，来展现它们也可如此。

另一种痛苦的转型需要在社会关系中完成。理性和权威的对立，社会关系从以地位为基础转变为以契约为基础，从社会稳定到社会垂直流动的转变，都扰乱了现有的阶级、宗教、政治服从或家庭联系等各个方面的社会关系。如果转型在高潮时表现为暴力革命，这体现得非常明显，但是即使没有暴力革命，转型也是痛苦的，因为它破坏了各个领域现有的预期和权利。许多人因此反对经济增长。有人认为，已有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社会关系一样好，甚至更好，他们不喜欢家庭关系中新的自由、所谓的“普通人”的“权利”、原有的社会和谐的毁灭。另外一些人不相信原有的社会关系特别和谐，更喜欢新的社会关系，但是也质疑新旧社会关系的差异是否足以补偿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显然，这一问题只能取决于人们对以下事物的价值判断，如增加的知识、平等的机会、改善的健康水平、更长的寿命以及经济增长带来的其他成果。

接下来还需要道德价值方面的转型。在传统的社会，孩子们养成了行为、责任和忠诚等方面的规范。新的社会有不同的规范。在一个社会中良好的行为，可能在另一个社会就是不良行为。责任和忠诚的对象从一组人和制度，转到另一组，从年长者转向工会，从首领转向雇主，或从家庭转向非个人的消费者。不久，新的规范建立起来，与之前的规范一样顺利地发挥作用，但是，同时社会会经历一个试验期，此时传统道德已被抛弃，而新的道德尚未建立。这种转型在过去尤其痛苦，因为我们不理解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熟知新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传统社会的道德规范，而且负责制定或维护社会道德标准的人，尤其是牧师、教师和立法者，从变革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宣传新的道德准则，这一转型就会容易很多。但是首先，我们直到最近才知道这些事情，特别是理解了道德准则在何种程度上与特定的社会和经济模式密切联系在一起，并与之相适应。其次，那些捍卫社会道德标准的人通常将保护传统道德标准视为己任。他们敌视变革，认为新准则是不道德的。最后，即使他们被新的道德标准所征服，他们的许多权力也是在转型阶段消失的，因为增长依靠理性，也因为公众对这些卫道士一直以来认同的制度和习惯失去了信心。因此，新的准则不是系统地或依靠权威引入的，而是渐渐地、一点点被人接受的。新的信仰和传统信仰不协调地混杂在一起。当人们去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时，却发现自己被嘲笑、斥责和惩罚，他们就会感到非常失望和疑惑。

痛苦的转型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从一种生活方式向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这些转变是不能同时被避免的，除非不进行变革。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变革的倾向是人类本性中固有的。因为从根本上讲，人是好奇的，并由此一直在积累知识，而这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他也总是会不满足，想要的东西超过了现在拥有的，四处走动，垂涎于邻居的地位或财产。他也具有冒险精神，这使他勇于尝试，同时具有反叛意识，这对于等级关系一直是一种挑战。因此，想要阻止社会变革是在浪费时间，慨叹业已形成的制度终将消亡也是在浪费情感。因为正是我们本性中那些激起社会变革的特征，使我们区别于其他动物。

同样地，尽管我们不能阻止社会变革，但是可以加速或者阻碍变革。我们已经强调过，变革的速度可能太快，也可能太慢。在现在的情境下，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确定产出的合适增速，而是确定从社会态度和制度的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转变的合适的时间长度。这不容易得到一般化的结论，有些情况下应当使转型尽快完成，同样，另外一些情况下则应允许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调整。

实践中，我们没有机会阻碍变革。由于过去80年间通过轮船、帝国主义、飞机、无线电、移民、好莱坞和印刷品将世界联系在一起，经济变革的因素已经在各个社会发酵。特别是两个方面的发展，使加速而非阻碍进一步的增长变得非常迫切。一个是欲望比产品增长得更快，另一个是死亡率下降得比出生率更快。

现在，在所有的欠发达世界中，欲望已经明显超过了产出，并且差距还在扩大。大众开始相信，他们的贫穷不是必然的，通过改变他们所拥戴的对象可以结束这种状态。一小部分人相信通过自己的个人努力就可以消除贫困，但是更多的人相信，出路在于推翻地主、雇主、牧师或者当前的政治统治者。许多政治家也满怀热情，希望提高人们物质和文化水平，提升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现在，欲望和产出之间的鸿沟是很危险的，因为这让人失望，而失望使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因此不用惊讶，很多欠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将高度的优先权赋予快速增加产出的措施。他们是否有勇气并获得必要的内外支持，以筹集必要的资源，尚有疑问。同样可疑的是，产出能否缩小与欲望的差距。但是，有人相信加快产出增长速度会对社会关系或道德规范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是错误的，这些人通常忘记了社会关系和道德规范已经迅速发生了变化，他们也忘记了受挫的欲望对现存模式造成的危险，甚至比加速生产更大。

人口困境甚至更加难以逃避。没有受到外部影响的欠发达国家似乎有稳定的人口数量，以及按现在标准来看很高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一旦这些国家被带入现代世界，随之消除了当地的饥荒，推行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死亡率开始迅速下降，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就有可能从40‰下降到10‰。因此，为了赶上人口的增长，有必要开始以每年1%、2%或3%的速度增加总产出。同样，除非拥有充足的可利用土地，否则，还有必要采取措施，使出生率出现像死亡率那样惊人的下降。然而，要求产出增长要快于人口增长，似乎是必然的，因为大部分对人们为何要限制家庭规模的解释，最终都归结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阻碍产出的增长实际上不是备选项，相反，所有通常被称为欠发达的国家，实际情况是当前的产出增长率使人们无法严肃地对待人口问题。那些主张要阻碍增长的人，通常忽略了当前的人口问题，忘记了人口爆炸引起的后果对当前社会结构和道德规范造成的损害，远大于任何可能实现的产出增长所造成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