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

变迁过程

前面我们仅仅考察了社会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兼容情况。现在需要考察一下制度是如何变迁的，以及制度变迁是否会遵循既定的路径。

可能一开始需要提醒自己，经济变革并非全部都是制度变迁的结果。资本形成的增加或者获得了新知识，或者由于其他并非源自制度变迁的原因，也可以激发经济增长，当外国人带来了新知识或新资本时，经济增长也可以发生，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由其中任何一个原因而引发的经济增长，几乎肯定会导致社会变革。另外，有些制度变革，比如由于宗教、政治或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导致的变革，可能并不会激发经济变革。有种观点认为，所有的社会剧变都有其经济根源，产生这种观念的原因，是由于他们认为人们完全是由经济利益驱动的，这一观念明显是错误的。这一部分仅限于研究制度变迁的性质、原因和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制度变迁是经济变革的首要或唯一的原因。

我们通过对制度与经济增长兼容性的讨论得出结论，制度促进增长，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的报酬与付出的辛劳是一致的，取决于在多大范围内允许专业化和贸易，也取决于寻找和利用经济机会的自由程度。目前，各国的制度在这些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或快或慢，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也总是在变化的。这些变化既可能有利于增长，也可能会限制增长。

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可能制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允许人们自行其是的程度。一旦人们可以抓住经济机会，就可以实现增长，增长启动以后，制度就会与之相适应，以保护人们的积极性，鼓励贸易。相反，如果经济机会减少，增长就会衰退，制度就开始向着停滞的方向进行调整。例如，假定某一社会发现了金矿，但其所有制度都不利于增长：对产权只有粗浅的认识；家庭自给自足；只有通过最严格的许可，才能展开新的经济活动，而许可的数量非常少。假定有些人，不管是私营的个人还是政府官员，得到许可开采金矿，并且雇用工人，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管理人员。这是使制度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必要条件。家庭将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国内外贸易激增，产权关系变得细致而复杂，如此等等。只要赋予人们抓住机会的权利，他们就会及时改变所有的制度。

这意味着变革可以累积性地自我加强。一旦经济增长开始，制度就会朝着有利于增长的方向不断变革，这又会加强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另外，如果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制度就会变得不利于增长，垄断就被更多人接受，也更容易维持，家庭变得更为自给自足，垂直流动减少，社会地位对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转向封建制度。

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累积过程。某种特定形式的社会制度的持续性，取决于它的便利性，取决于对其正当性的信念，也取决于力量。如果增长开始启动，所有的约束力都会被削弱。制度不像过去那么方便，因为它阻碍了经济进步的机会。人们就不再相信它。教士、律师、经济学家和其他的思想家，过去习惯于为他们信守的各种信条而辩护，现在开始反对这些陈旧的信条，并以更适应形势变化的新信条替代之。政治力量的平衡也会发生改变。由于经济增长，一些新人的财富和地位会得到提升，他们会对传统的统治阶级发起挑战，慢慢的或以更激进的方式，要求政治权力发力，以新制度代替过去的制度。一旦开始经济增长，肯定会侵蚀旧的制度，创造新的制度以适应进一步的增长。相似地，如果停止增长，适应经济扩张的制度就不再适合了。人们不再相信这些制度，教士、律师、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就转而反对它们，更愿意保持现状的强力集团就能够实施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变革。

如果变革不是始于经济机会的扩展，而是始于制度本身，累积性的力量将以相似的方式发挥作用。因为人们更乐意或更有可能抓住经济机会，这一事实本身就会创造或揭示更多可以利用的机会，新机会的出现反过来又会促进观念和制度的变革。这是因为经济机会和信念与制度之间存在累积性的相互影响，所以通常很难指出，哪个是变革的“根本”原因。比如，13~16世纪的西欧，到底是经济机会引起神学的变化，在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中达到顶点；还是神学观念的变化，允许人们利用经济机会，而这些机会原本就是存在的。

制度调整以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既不平衡，也不完美。变革开始于信念和关系网络中某些节点，并由此向外扩散。结果，文化中的一些信念或习惯完全改变了，而另外一些则继续顽固地存在。新的和旧的不合逻辑的，以奇特的比例混杂在一起，不同社会有着广泛的区别。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有很大区别。这一转型永远都不会完成。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前资本主义的观念，在血缘关系联系的亲密程度、机会平等、对私人企业的态度、对私人财富的态度以及其他很多方面，都有所区别。一个最近几十年才实现了经济加速增长的社会，总是呈现出很多的不协调。人们花费很长时间才使自己适应货币经济，学会利用以货币表示的经济机会，挣钱以后也要学会如何花钱或存钱。人们需要新的道德范式，而形成这样的范式需要很长时间，因为人们过去生活的社会，责任建立在身份的基础上，现在进入的社会，责任以契约为基础，以及更一般地，以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市场关系为基础。这样，一个极为诚实的社会可能会变得极为不诚实，直到人们认识到即使对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商品或劳务交易都应讲求诚信，以完成以货币形式签订的契约。也会形成新的价值观，人们不再敬仰传统权贵，首领、伯叔祖和老人不再要求后辈们自动地遵从。领导权转向了其他方面，新的领导获得或配得上像过去那类的尊敬，需要很长时间。传统道德的衰落是经济增长更为痛苦的方面之一，这也是道德学家和人类学家反对变革，或至少反对快速变革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知道，快速的变革会导致旧有的信念和制度迅速消解，而新的信念和制度还没有形成。另一个不协调的例子现在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即经济增长启动以后不久，出生率与死亡率缺乏平衡，导致人口增长。（经济衰退时人口的下降也激发了类似的关注。）在停滞的社会中，出生率和死亡率在一个高水平上大致相当。当经济增长开始时，死亡率开始下降，一开始就是因为交通和贸易的发展结束了区域性的饥荒，后来是因为公共卫生条件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死亡率下降以后很久，出生率才开始下降。在中间这段时期，人口用60~70年的时间，可能会翻倍。如果想要控制死亡率的话，必须也要控制出生率，人们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第6章再回到这一问题。）

面对变革引起的不协调，很多人想知道，是否无法以“平衡”的方式，来管制社会变革，比如使一些信念和制度变化得比其他的更缓慢些。答案似乎是不可能。一种文化的变革，不可能在其无数领域在同一时刻，按照相同的比例发生。文化中的某些部分会感到更大的压力而垮塌，并在不同程度上引起其他部分的动荡。我们无法预测哪一部分会首先垮掉，因为每个社会都会由于自身的历史和传统的原因而有所不同；我们也无法预测文化中的哪一部分会在何种程度上发生动荡。阻止这种非平衡变革的唯一方法，就是阻止所有的变革，但是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当然，我们确实无法预测某一特定事件引发的所有变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对变革的过程施加影响。比如，我们知道，过去很多国家的工业化都在城市中造成了贫民窟，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实施适当的城市规划，工业化就不会产生贫民窟。我们知道，在其他一些地方，工业化伴随着大量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和回流，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一现象可以得到控制和消除（见第4章的“工业能力”）。更为困难的是预测人们的观念，如对于家庭关系、尊重部落权威、遵从教规和遵守契约责任等，会发生何种变化。一些人害怕的是，当经济增长的洪水冲破旧有的社会藩篱时，传统道德会相应消解。传统关系瓦解的程度，可能部分取决于发展是如何兴起的。如果发展是由外国资本家和政府发起的，而不是由现有的领导者发起的，这些人会轻视既有的政治、宗教和家族领袖，这会更为迅速和有效地侵蚀现存的权威。有时日本人被认为改变了西方资本主义，以适应自身的生活方式，但是，这是否是有意为之，仍有疑问。事实是既有的日本领导集团发起的资本主义，将新的生活方式与传统权威之间的冲突降到最低程度。当经济增长对阶级的改变最轻微时，换句话说，当新的企业领导人被既有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得到它们的资助时，经济增长对观念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也是最小的。亚洲和非洲对于经济增长的反应迥然不同。在亚洲，传统的政治和宗教体系比非洲更强硬，西方的影响无法将其完全摧毁。然而，在非洲，只要与欧洲的利益相冲突，欧洲的资本家和政府就会鄙视和反对当地的习俗、宗教和生活方式，这导致当地文化更为广泛的消解。

一旦制度开始变革，其变革就是自我增强的。传统信念和关系被改变，新的信念和制度相互之间逐渐更加协调，与相同方向的更为深入的变革也更为一致。然而，并不是增长一旦开始就会永远进行下去，也不是衰退一旦开始，就永远无法停止。

首先，所有的增长都倾向于呈对数形式，这就是说，开始时较为缓慢，然后加速，接着又会平缓下来。这是因为，每一种增长的刺激因素，最终都会接近可能的极限。一个假设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当收音机刚一发明时，公众对其功能一无所知，甚至有所怀疑；一开始仅卖出几台，但是，收音机逐渐流行开来，很快就开始畅销。然而，当每个家庭都有一台收音机时，就触及了某种类似极限的东西。当达到这一极限时，销售的增速就急剧下降。销售数量在第2年可能翻2倍，第3年翻3倍，第4年翻4倍，但是不可能永远每年都翻倍，因为没有这么多人口。这同样适用于社会变革。当一些新的信念被引入时，一开始会受到抵制。然而，过一段时间，这一信念被接受，开始被热情地应用到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关系中。但是，总有某一时刻，这一信念会统治几乎所有相关的领域。增长是对一连串刺激的反应，每种刺激最终都会达到极限。因此，在前面的刺激开始减退时，总会有新的刺激出现，这是实现按某一稳定的速度持续增长的条件，但是，这一条件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才会实现。在实践中我们最好的期待，不是增速稳定的增长，而是被相对平静的时期间隔开来的持续的扩张高峰。

然而，经验表明，甚至有节奏的增长最终也会结束。一些社会曾经出现富有活力的经济扩张，但是接下来就是停滞和衰退，甚至仅留下一堆废墟。增长接着可能就是停滞，就像停滞接着可能就是增长一样。历史展现了增速和减速的转折点。在对这一动态过程的探讨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转折点，因为转折点以后紧接着就会出现的累积过程，是相对容易理解的。因此，我们将主要关注对转折点的研究。

先考虑加速。我们已经说明，对增长而言，最重要的是抓住机会。这样，增长的加速或者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或者是由于制度变革使原来已经存在的机会现在可以被利用，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新机会可以有多种形式。新发明可以创造新产品，或者降低原有产品的生产成本。新的道路、新的航线或者其他交通方面的改善，可以提供新的贸易机会。战争或通货膨胀可以创造新的需求。外国人的到来，可以带来新的贸易，投资新的资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样的新机会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前的制度无关。也并非完全如此，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会考察制度对创新速度或外国资本流入等问题的影响。然而，由于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事务不依赖于一国的制度，因此，由于一些与制度变革无关的原因，机会的出现也会加速，而这一加速会带来制度变革。

也有可能制度变革允许更多的自由，但是基本的经济因素保持不变。一种罕见但是也有可能的情况是，统治者的一些想法发生了改变，允许人们从事以前被禁止的某些活动。一种更可能的情况是，随着国家受到某种冲击，如战争、饥荒、飓风、地震、瘟疫或其他疾病，政治制度会发生变革。这样的冲击有时会削弱更喜欢维持现状的统治集团的控制，而允许权力转移到那些对变革感兴趣的人手中。

这样，加速可能是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创造出以前没有的机会，或者是由于制度变革，使人有更多的自由去利用机会。在实践中，加速的转折点通常与上述两种变革都有联系。经济形势变得更有利于增长，可能是由于外贸机会的增加，这会增强那些愿意改变制度以允许更多自由的人的力量。

这些创新者总是少数。新想法首先由一两个人或很少的人投入实践，无论这是关于技术的新想法、新的组织形式、新商品还是其他新发明。这些思想可能会被其他人迅速接受。更有可能的是，人们带着怀疑和不信任接受这些新思想，一开始新思想即使获得成功也是非常缓慢的。过段时间以后，新思想会取得一些成功，接着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因此，常有人说，变革是精英的责任，或者变革的大小取决于社会中领导者的品质。如果这仅仅是指，大部分人不是创新者，而仅仅是模仿其他人的做法，那么上述观点是正确的。然而，如果这是指所有的新思想都来自某一特定的阶层或群体，那么，这一观点也具有某种误导性。因为每个创新者都是一个个体，他在某些事上是超前的，在另外一些事上则是保守的；他与其他的创新者并没有阶级、血缘或其他方面的必然联系。然而，有时候创新者也会组成一个独立的团体，或者至少是被迫形成一个团体，意识到他们享有共同的利益，因为前进的障碍迫使他们团结一致，共同防卫或者进攻。新思想并非源于任何单一的阶层，但是社会对其创新的抵制，可能会使创新者形成一个新的阶层。

经济增长理论更富有成果的观察之一，就是归纳出“新人”在转折点时，对于变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在以前相对停滞的状况下的统治阶级，与那些抓住新机会的人，或推动社会变革以实现更多自由的人，很少是一类人。首先，统治阶级通常满足于现状，他们不需要寻求新的机会。正是那些在当前的环境下受到挫折的人，会积极地寻找其他出路，以利用其能量，实现其抱负。同时，位于社会结构顶层的人不会发起变革，但是最底层的人也不会。位于底层的人被束缚于奴隶制度、农奴制度或种姓制度之中，整日操劳，无法抓住新的机会。或者，他们就是太贫困，受过的教育太少，缺少勇气或者创新的传统。这样，新人来自于社会中间阶层，可能距离社会顶层足够近，因此拥有一些资源、个人自由和行动的传统。在日本，1868年的新人属于低阶的贵族，由于失去以前的特权而愤愤不平。在13世纪和14世纪的西欧，新人是以前的农奴或农奴的后代，他们逃到城镇中寻求庇护。在非洲，新人是从原来部落分离出来的那些人，他们受过零星的西方教育，不再适应传统的部落模式。这种概括并不是绝对僵化的。新人中可能包括一两个原来的统治者，或者有一两个来自原来的最低层，因为在阶级分析模式下，总有个别的例外。这一概括只是表明，绝大部分新人来自中间阶层。

其次，新机会可能会挑战已有统治阶级的经济权力。他们可能会改变土地的价值，而统治阶级的财富都是基于土地的。或者他们可能会挑战奴隶制或农奴制，或者通过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来提高工资，这使统治阶级很狼狈。因此，统治阶级对新的机会充满敌意，可能会有对权力的争夺，甚至会发生内战。另外，也有可能新的机会不会在经济方面威胁统治阶级，不会减少他们的财富，但是最终会在政治方面对他们形成威胁，因为随着新人财富的积累，他们就会要求拥有同样的声望和政治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妥协是有可能的，因为统治阶级有可能追随新人的榜样，利用新的机会（例如，考虑一下英国煤炭和钢铁产业在其发展初期，原来的土地贵族所扮演的角色），统治阶级也可能会同意通过联姻或授爵的方式，接受某些新人加入他们的行列。这样，新机会的发展在某些极端的例子下会导致内战，但是也有可能在经历了不那么激烈和痛苦的斗争之后，形成妥协。

“辉格党”历史学家倾向于夸大革命对变革的影响，而“托利党”历史学家则倾向于贬低。对于辉格党人，革命似乎是变革必要的高潮，就像只有打破蛋壳，小鸡才能脱壳而出，或者打破蝉蛹，才能化蛹为蝶。而托利党人则指出，很多基本变革的发生，并没有引发内战。旧有的统治阶级可以接受新思想，从而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或者他们也会与新人妥协，将其吸收到原来的统治阶级中。如果革命到来，那也是在新人开始出现以后很久，甚至可能是几个世纪以后，因为只有在新人经过长期的成功和巩固，可以召集足够的武装力量挑战和击败政府的时候，战争才会到来。到这时，他们想要的大部分权利早就得到了。然而，这一概括有些过头。他们可以很好地应用到英国内战、法国革命或美国北方和南方的独立战争，因为这些革命确立的主张，再过一两代人，即使不发生战争也会被接受。但是，他们不能应用到海地革命、日本明治维新、俄国革命或者20世纪欧洲和拉美使独裁者上台的一系列事件。一些革命可能并不是“必需的”，因为历史似乎已经走上了正轨，但是，其他的革命形成了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分界线，甚至逆转了以前的趋势。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城镇居民在经济增长加速中总是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城镇居民对变革的贡献要比生活在农村的人大，可能确实如此，这不是因为他们在生理方面有优势，而是因为环境或机会的原因。因此，在中世纪的欧洲结束之前的几个世纪，城镇居民领导了争取更多经济自由的斗争，接下来城镇居民在组织大部分政治运动中表现突出，但是这些运动的目标可能是获得更多的自由，也有可能正相反，只是因为政府是建在城市中的，也由此吸引来众多政治方面的雄心抱负。自然而然地，城镇居民会引领贸易、制造业和当代的创新等方面的进步，而直到近几十年的科学革命之前，农业技术的进步主要依赖于农村人。城镇的氛围也被认为更适于那些有利于增长的观念和信仰。大量人口聚居于城市，为生存而展开竞争，这弱化了亲属关系和对身份的过分尊重，在机会适宜时，鼓励非人格化的经济关系和贸易的意愿，使人们的心智更为敏锐。然而，在这些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应区分商业城市和其他城市，如军事城市、宗教城市、政治城市等。而且，城市推动了艺术和娱乐的发展，意味着花钱的机会实际上是无限的，财富要求和出身一样获得名望，雄心被激发出来。与农村人相比，城镇居民也被认为思想更开放，更不迷信，因而更适于从事那些促进技术进步的科学探索。农村人对自然力量印象深刻，因为自然的干旱、洪水、风暴、作物的传染病和其他力量的展示，经常影响农民的劳作。另一方面，创建城市的人，掌握了足够多的自然的秘密，能够修建建筑，在大型蓄水池中蓄水，并运到需要的地方，从天上召唤电力，使之驯服，如此等等。所以，城镇居民更容易受到蛊惑，认为只要足够努力，就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毫无疑问，在很多方面城镇居民和农村人的态度存在很大的区别，这仅仅是因为城镇将大量居民聚集在一起。其中有些结果特别有利于增长。但是，城镇在减速的转折点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因为城镇是暴徒的聚集之地，暴徒倾向于将暴君推上王位，而暴君会抑制经济自由的机会，暴徒也会参与解放运动。城镇也是垄断者的家园，如商会、行会、工人联合体等，他们的目标是限制机会，驱逐新人。城镇会引导限制家庭规模，这有时有利于人均收入的增加，有时则是有害的。城镇也会引导减少劳动数量的运动，也会使劳动更为沉闷和不快，而不是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因此，如果可以举出一个例子，说明城镇会使经济从停滞走向增长，同样也可以举出另外一个例子，说明城镇会使经济从增长走向停滞。

另外一种略带反对的意见，预期经济增长在经济“边界”上最有活力。“边界”的意义很难界定，既指地理上远离一国商业中心的偏远之地，也指人与自然之间的边界，换句话说，就是人烟稀少的地方。预期边界可以促进增长，因为安家的机会会吸引移民，也因为他们与中心的距离使他们不容易被控制，无论这种控制是来自于法律、习俗还是有组织的集团压力。因此，他们的制度更为自由，也更容易改变。机会与自由的结合，吸引了一些来自更稳定地区的充满能量的人，他们在更守旧的环境中备受挫折。这一概括是否符合历史经验，是有疑问的。一个国家如果有丰富的资源，无论是不是在它的边界上，都会吸引移民，如果一个国家吸引了大量移民，它的社会制度一定是灵活的。当其资源耗尽的时候，或者所有土地都已被开发，或各种优势受到削弱，移民就会减少，它的制度也会变得更稳定。这很像真的。但是，并没有特别的理由将其与边界联系在一起。边界有时包含了有吸引力的资源，有时候没有。世界上每个国家在其数千年的历史中肯定有过边界，但是这些边界对决定经济增长的步伐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情形却极为罕见。

通常认为在两国或两种文化相遇之处，一般的政治或文化意义上的边界非常重要，可能确实如此。这是因为外国人在经济增长中通常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我们知道，很少有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完全归于国内的发展。这似乎只在5000年前的新月沃地、中国和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出现过。大部分国家经济增长的加速，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与国外的联系。外国人带来关于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新观念，这会对已有模式形成挑战，弱化原有的道德约束。外国人也会带来新的贸易机会或就业机会。或者外国人会放松现有统治阶级的控制，使新人有机会从事各种经济活动，或者发动政变。外国人为实现其目的，可以采用战争威胁、发动战争或者征服这个国家的手段，在极端的情形下，可以废除现在的统治阶级。征服者的行为存在很大差异，可能会使变革的前景有很大的不同。一些征服者与现有统治者达成妥协，支持这些统治者，反对持不同政见者，而另一些征服者则支持不同政见者，推翻统治阶级。近几个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在这方面展现出有趣的差异。英国人在印度和部分非洲的殖民地，当地有强大的统治阶级，如北尼日利亚，他们习惯于支持统治阶级，恶劣地对待新人，因而被认为是反动和腐朽的。一般而言，对帝国主义的这种认识当然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法国人相信应该与新人妥协，他们费尽周折，试图将非洲人或亚洲人改变为法国人，将其作为法国帝国主义体系的一部分，甚至赋予其最高的职位。然而，我们绝不应被认为是在强调征服者的作用，因为不管有没有战争，外国商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来自外国的影响还有一个间接的效果，即民族主义的增长，在当今时代有着重要的经济后果。民族主义政治运动涉及那些现在处于或最近处于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但民族主义情感绝不仅限于这些国家。现在几乎所有的“落后”国家都憎恨它们的落后状态，热切期望刺激经济增长，因为落后纯粹是一个相对概念，盼望一国经济增长不落后于其他国家，这种情绪在各类存在广泛差异的国家，如英国和中国，对经济政策都发挥着重要影响。

有时候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会促进增长，但也并非总是如此。因为政治方面的“新人”和从事经济活动的“新人”并不总是一类人，不一定来自相同的阶级，也并不总是相互同情。首先，并不是所有的民族主义政治家都喜欢经济增长。相反，有些人，比如甘地，反对“西方主义”，渴望回归原来的生活方式。然而，在民族主义领导人中，这些人只是少数。其次，很多从事经济活动的“新人”是外国人，因而遭到民族主义领导人的怀疑和厌恶，他们为外国人设立障碍，而不是对其进行鼓励。很多民族主义领导人都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甚至对本国的资产阶级也怀有疑心，倾向于限制他们的活动。同样地，民族主义政府倾向于使其经济“现代化”，有些会扩展教育设施，保护农民免受贪婪地主的侵害，推行道路、水利和其他公共服务的资本形成规划，消除种姓和其他垂直流动的障碍，抑制迷信的教士的权力，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推动变革。民族主义是一种危险的力量，因为它建立的基础，经常是激发群众中部分暴徒的妒忌与憎恨情绪，但是，有时也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对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革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使我们回到原来讲过的一个观点，即经济增长不仅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是政府积极行动的结果。因此，增长加速的转折点有时涉及某些群体开始掌权，比如民族主义者，他们决心促进经济增长，并为此而采取积极的政策。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新兴私人企业主首先出现，掌握国家政权，并以此来促进自己目的的实现。然而，新兴私人企业主与新的国家掌控者之间既可能并没有太多联系，也有可能正相反，他们之间会互相敌视或者漠视。如果政府既有决心又富有智慧，就可以做很多事来促进经济增长，比如通过公共服务的改善、教育、制度改革、鼓励新产业、开发新技术等。我们最后一章会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接下来考虑表明经济增长减速的转折点。这里我们同样区分由于机会减少导致的减速，以及在经济机会没有减少的情况下，限制活动自由的制度变革导致的减速。机会的减少可能会导致不利的制度变革，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将其与那些贯穿制度演进过程，且与经济环境的改变无关的制度变革区分开来。

经济环境变得更为糟糕，可以有多种原因。自然资源可能会耗尽，或者人口可能会增长得太快或者太慢。其他拥有更多资源的国家，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发展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可能会有大量的资本和技术人才从这些国家流出，流入新兴发展中国家。地震或飓风等自然灾害或者战争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有些人认为，由于优秀的人群流出，或者低劣的人群流入，又或者优秀人群与低劣人群通婚导致的稀释作用，会产生不利的遗传变革。但是，我们对这一问题缺乏足够的了解，不清楚这一认识是否正确。也有另外一些人认为，当人们变得更加富裕时，会产生趋向停滞的自然趋势，有人说是由于花钱太多，也有人说是由于储蓄太多，或者将太多的钱用在修建坟墓和其他纪念性建筑物，或者贪婪的官僚会侵吞掉大量财物，如此等等。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考察所有的问题，既包括这些问题是否可以避免，也包括它们可能产生的影响。对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只要知道经济经常会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衰败，而且过去也经常出现衰败，这就足够了。

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是，考察那些仅仅由于制度变革的原因而导致的经济衰败，与前面几段提到的那些问题没有任何关系。这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努力与回报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或者交易渠道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或者对经济自由的限制越来越多。总有些人有兴趣促进类似的发展。有人可以通过占有他人劳动而受益，比如地主或自称奴隶主或农奴主的人，这些人甚至可能以造反的方式攫取政治权力，并利用权力获取经济剥削的回报，这并非不可能。有些人希望根据出身享有贵族地位，他们憎恨那些目的在于促进机会平等的措施，如累进税制、义务教育或遗产税等，这些人也有可能取得权力。也有些人想成为垄断者，那些利益受到竞争损害的人都有可能属于此类人。这意味着几乎每个人都是这类人，因为竞争会损害我们个人作为生产者的能力，仅在作为其他人产品的消费者时才受益，因此，政治左派和右派很容易找到共同的理由，来限制竞争、贸易、变革和增长。最后，还有些计划者，或左或右，不喜欢经济自由的结果，他们可以成功地对经理、工人和资源的控制者实施广泛的管制，以致经济增长的步伐被抑制。经济增长开始，绝不意味着它会不可阻挡地一直持续下去。

有必要强调，制度变革并非仅仅取决于技术或材料等物质环境的变化。这些要素的变化经常引起制度变革，但是，在物质条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制度也有可能自己发生变化。海地革命摧毁了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繁荣，代之以贫困和自由，这就不能归因于技术或环境的变化。相反的观点源自对经济力量的过分强调，即认为经济趋势的力量可以左右政治和其他社会的观念和关系。经济趋势可能会有利于形成这类或那类社会生活，但是政治趋势、社会观念的趋势或习俗与禁忌的趋势可能会发挥相反的作用。繁荣有可能被摧毁，仅仅因为人们接受了那些与经济扩张相悖的习俗或信念，或者那些实施不利的制度变革的群体掌握了政权。

一个社会是否允许各群体将政治权力用于限制他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控政治和经济事务的人是否受过良好教育。如果有足够多的人珍视自由经济，为维护这一制度时刻警醒，经济将会保持自由状态。为了解释有些民族为何能够较为容易地实现和保持自由，需要做大量的探究，可能得不出结论性的答案。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观察到有些社会在历史和传统上就拥有自由，而另外一些则拥有很长的专制管制的历史和传统，这就足够了。有长期自由传统的国家，将保持警觉，以维护制度的自由，如果它们屈从于专制，我们会推测它们碰巧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比如战争或经济资源的减少，这动摇了对自由的信心。然而，拥有长期的不自由传统的国家，会发现赢得和保持自由是非常困难的。

这些历史和传统的差异有时可以从地理方面寻找原因。因为，就像外国人对于帮助经济起飞发挥重要作用一样，他们对于阻止衰退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很容易接触到自由制度，那么一个国家保持这样的制度是最有可能的。因为这时的社会结构很难僵化，人员、商品和观念可以频繁流入和流出。新的机会产生了新的富人和新的穷人，维护了社会的垂直流动。新思想使那些枯燥无味的迷信难以为继。经常遭遇陌生人，这使得判断人的上下高低只能根据他的个人品行，而不能根据他的地位。诸如此类。接触外部世界并不能保障自由，有时甚至会增加被外国人征服的风险。但是，接触外部世界会使反对自由的势力很难占据统治地位，甚至外国征服者也会发现，不妨碍经济增长更有利可图。

变革的循环

本章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关注制度，即制度演化通过努力与回报之间的联系，通过促进专业化，通过增加经济自由等方式，是刺激还是限制增长。我们已经分析了这种演变的加速，以及一旦开始演变就会出现的累积过程。我们还看到了减速也有可能发生，并且它也具有向下的累积动力。我们接下来考察社会演化的理论。是否存在制度变革必然遵循的路径？是否会出现前后衔接的发展阶段？是否“进步”是不可阻挡的？或者历史会沿着某种周期性的曲线而运动？

很多人这样解读历史，即每个社会都会经历某些特定的发展阶段。按照作者的兴趣，这些阶段可以有不同的定义。如果他对人们的谋生方式感兴趣，他可能会发现社会的发展注定由游牧生活开始，经过定居式的农业生产，再到贸易和工业，他预计制度会发生变革，以适应每种生活方式。如果他研究宗教的变革，就会发现由泛灵论和祖先崇拜到一神论和理性主义的演变。或者，如果对政治思想感兴趣，他会宣称人们效忠的对象范围一直在扩展，从家庭到村庄、国家、帝国，最后则是联合国。

有规律的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不是一种流行的思想了。现在很清楚，一个社会可以越过一个或多个发展阶段，实现从“农奴制”到“社会主义”的“跨越”，同样清楚的是，社会的发展既可能“向前”，也可能“向后”，比如政治联合的形式从帝国转向种族、省或国家。之所以各个阶段不再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以往，各个社会之间可能是相对分离的，每个社会都会经历一系列发展阶段，而不用考虑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但是，在当今时代，一些强有力的国家，影响力遍及全球，甚至最原始的社会都在模仿最先进的社会，而没有考虑它们之间发展“阶段”的差异。同时，那些相信自己拥有最先进思想的人，通常都会觉得自己传播先进理念的能力是无敌的，理性主义者认为理性对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国际主义者将他们的福音带到最为偏远和自给自足的村庄。那些认为自己已经达到最高发展阶段的人，大部分都会抵制那种认为发展阶段是不可逾越的观念。

发展阶段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与相信进步的必然性的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前者也会退回到后者这种观念。在人类历史上，进步的观念是最近才出现的。在18世纪以前，人类通常更为相信过去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历史记录下了人类的堕落。这样，两个世纪以来，关于进步必然性的信念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当生物进化论的发展完成了身体、思想与精神的三部曲时，即思想演进为理性主义，精神演进为自由主义，这一信念达到了巅峰。现在，很少有人相信进步是必然的，很多人甚至质疑进步是否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当然，就我们当前感兴趣的问题而言，不可能认为制度在朝着有利于增长的方向累积的演进，因为很清楚，历史上有很多时期，发生的事恰好相反，比如奴隶制接替了自由制度，越来越多的贸易障碍抑制了专业化，社会阶级和种姓制度越来越僵化减少了各种机会。经济增长并不是必然发生的，甚至最有活力的增长也有可能被遏制。

19世纪的乐观主义者当然认识到了在历史上增长经常被遏制，他们相信进步是基于这样的观念，即人类或者至少是现在的欧洲人通过知识的积累已经“逃脱了历史的宿命”。对这一信念的最合理的辩护是，过去增长有可能被遏制，因为人们对它了解得不够多，或者对它是如何被遏制的了解得不够多。过去人们失去了自由，是因为对政治科学了解得不够多，因而不能识别出对自由的攻击，也无法创造坚不可摧的防护。他们允许一些遏制增长的措施实施，因为他们对政治经济学了解得不够多。随着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以及在人们中间的传播，同时越来越多地将理性原则应用于人类关系，自此以后，增长可以得到保障。正是这种相信理性对人类事务可以发挥重要威力的信念，在20世纪丢失了。我们知道人类事务是由人的欲望统治的，而这种欲望既无法由理性来判定对错，也无法仅仅通过理性的证明予以抵制。

反驳增长或衰败的必然性，并不一定要接受周期循环的观点。有人可能会持中立的观点，既否认增长的必然性，也否认循环运动的必然性。因为增长率的变化并不仅仅取决于制度的演进。前面我们已经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变化，即由经济机会的改变而引起的变革和由制度演进而引起的变革。这样，增长率的下降既有可能是由于人口超过了资源而下降，也有可能是由于自然灾害、世界贸易航线的改变、对本国专门生产的商品的国际需求下降以及很多其他与国内制度无关的原因。有人可能相信，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增长迟早都会结束，但是并不相信制度的变革一定会有循环往复。然而，本章只关注由制度演进而引起的变革，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变革，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

制度变革的循环理论主张，增长会引起收缩，反之亦然。因此，它并不认为这种循环的长期效应对生活水平没有影响。因为循环运动与长期的增长或衰退并不矛盾。它也不认为向上和向下的运动，其幅度是相同的。它只是主张，增长和衰退会相互交替。

有三类制度变革的循环理论，分别从生物学、社会观念和社会派系的角度进行解释。

生物学理论将一种方向的运动联系到一种生物类型，另一方向的运动联系到另一种生物类型。一种生物学类型的人偏爱有利于促进增长的制度，相反类型的人更喜欢限制增长的制度。这样，按照这种理论，这些生物类型也是相互交替的。当“进步者”掌握权力时，他们就会促进增长。然而，统治阶级不可避免地会被“非进步者”所稀释。为何这样并不太清楚。可能“进步者”无法充分维持人口数量，因为社会上的统治阶级通常比其他人群生育的后代更少。也有可能是他们与“非进步者”通婚。对于人类生物学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了解得不多，沿着这一思路去探索可能收获也不会很大。

社会观念的循环反映的不是生物学方面的差异，而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渴望。每个人都能够看到增长和稳定所带来的好处；每个人都希望获得自由，具有控制能力；每个人都想要物质商品，同时也认识到与精神价值相比，物质商品无足轻重，诸如此类。当增长开始时，我们热心于物质商品，但过一段时间就会感到乏味。我们开始渴望稳定，反对物质主义，回到对精神的专注，如此等等。这样，社会观念就在促进增长与对抗增长之间交替，社会制度也按照同样的方式改变。然而，这一理论并没有解释社会变革，除非它能够说明观念变革与制度变革之间的联系。制度变革是由一些群体努力推动的，通常是由于物质、政治或信仰方面的改变对他们有利，而另外一些群体会阻碍变革，因为他们的利益在于维持现状。因此，任何社会变革的理论都不得不说明利益冲突（不一定是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的行为。

从社会群体的视角构建的循环理论，可以是理想主义或物质主义的。理想主义的理论与我们刚才对这一问题的考虑一样，主张人们的观念在对立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比如对待变革与稳定的态度，对待自由与专制的态度，对世俗世界和热爱上帝的态度，如此等等。占统治地位的精神状态会巩固自身的基础，那些持此种态度的人会获得影响和权力，制度的形成也会与他们的精神状态相适应。然而，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开始厌烦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精神世界中一开始熊熊燃烧的火焰渐渐熄灭，腐败悄然滋生，思想的缺陷愈发明显。于是开始创建相反的派别，一些激情如火的人建立“新的”信仰，吸引大批民众追随，这只是时间问题。这样，就产生了宗教改革或政治革命，或者其他什么变革。这些理想主义的理论预先假定，人们会被有关生活应如何的观念所打动，如政治生活、宗教生活和个人情感等，这些观念本身就可以影响社会变革，而不管其涉及的物质利益如何；如果这些观念涉及物质利益，对于社会变革，这种观念本身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涉及的物质利益只发挥了第二位的作用（比如，是希特勒吸引了资金支持者，而不是资金支持者造就了希特勒）。

另一方面，物质主义理论主要从改变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变革。这种理论有两条线索。他们认为，启动经济增长加速的新的经济阶级，即那些所谓的“新人”，不久之后就会反对进一步的变革。或者增长会激发那些在此过程中有所损失的人奋起反抗，不久这些人就会组织起来，限制进一步的增长。

第一条线索可以详述如下。当新人要求获得权力和影响时，他们热烈拥护“开放”政策。他们支持竞争、贸易扩张、垂直流动以及其他类似的行为。然而，一旦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他们就开始更关注保护自身地位，而不是确保向其他人开放。以前的自由贸易者现在可能会拥护关税；以前相信竞争的人现在寻求建立垄断；以前跻身社会上层的人，现在把他们自己的孩子送到专门的学校，努力确保他们优先进入经济事务中。激进主义者变成了保守主义者。这样，社会体系开始僵化。除此之外，由于技术、需求或供给资源的变化，经济条件也变化了。给新阶级带来财富和权力的机会逐渐消失了。增长是对一系列刺激的反应，每种刺激都要求与以往不同的对策。统治阶级可能无法调整自己以适应连续不断的变化，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的财富受到了威胁，可能会采取措施，阻止不利于他们的变革。统治阶级倾向于失去适应能力，因为他们的传统会使这种适应能力无法发挥作用，也会有一种倾向，让他们美化那些为其带来权力的信念和技术，习惯回顾过往，将勇于开拓的前辈的事迹理想化。因此，当条件发生变化，需要新的技术时，统治阶级往往无法应对，进而成为进步的拖累。在这一阶级刚出现时，新人不得不挑战已有的统治阶级，然后才能充分利用各种机会，现在他们转而拥护既有的群体，热切地盼望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免受新一代新人的影响。

第二条线索考察那些利益被加速的增长所损害的人的行为。一开始，有些人的技能与传统的技术和需求相联系，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有些工匠成立工会保护自己的利益，对学徒制或新人的加入施加限制，坚持对他们所做的工作实行严格的分工。有些小店主憎恨大规模零售业的增长，他们联合起来，通过对生产商施加压力，或者游说立法机构以控制供应链，从而确保自己得到保护。很多不同的集团都会受到变革的影响，很多这样的集团都形成了协会，施加各种压力以延缓或停止使他们受到损失的变革。既然我们每个人作为生产者的能力都可能由于变革而受损，经济增长在创造了很多朋友的同时，也造就了很多敌人。当社会还年轻，具有兑现诺言的能力时，它可以控制群众的热情。但是，随着不满情绪的增加，统治阶级无法获取被统治者的拥护，社会就会分化和对抗。在统治阶级逐渐失去信心，不得不向新的准则妥协时，会出现争夺权力的激励斗争。为了保护那些被变革所伤害的人，建起重重障碍，经济增长也就减速了。

毫无疑问，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同样地，我们不能说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有周期循环，有些社会完成得更快些，有些慢一些，原因我们还无法充分解释。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A社会的自由持续了这么长时间，而B社会如此轻易地就失去了自由，我们经常得到的答案是，“这些人不那么极端”“这些人政治意识更强”，或者有些人只是重述一遍问题。但是，如果A社会的自由可以坚持比B更长的时间，它能不能从以往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从而使自由永远地持续下去呢？可能“永远”时间太长了，但是无论如此，我们肯定无法预测周期会有多长或者多短，如果制度变革被延迟的时间足够长，经济增长可能会由于与制度变革无关的原因而加速或减速。总之，制度的变化可以从各种途径促进增长或阻碍增长。变革可能是以往经历的一种反抗，也可能不是。如果是一种反抗，它可能会来得很早，或大大被延迟。对于变革的方向，我们能说的也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