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里对充分就业的重视

对维克里来说，1926年是美国和平时期失业水平保持在可接受范围内的最后一年（Vickrey，1994，p.39）。他采用了贝弗里奇关于充分就业的定义，即“职位空缺的数量至少和需要找工作的人的数量相同”（Vickrey，1993a，p.1）。此外，他还将充分就业——他称为“满就业”（chock-full employment）（1992b；1994）——描述为一种“求职者可以在48小时内找到一份工资能够维持生计的工作”的情形（Vickrey，1994，p.40）。

维克里意识到失业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很大，必须把促进充分就业列为最高优先级。这些成本包括潜在产出和收入损失所造成的直接和实际成本，以及税收收入减少所带来的名义成本。税收收入减少是因为税基缩小以及政府用在失业补偿和各种形式的“福利”补助方面的支出增加了。但是维克里也一直强调其他形式的与失业相关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包括贫困、犯罪、吸毒、无家可归、营养不良、产前检查落后、种族对立、辍学、家庭破裂以及其他社会问题（Vickrey，1992a，p.310；1992b，p.341；1993a，p.2；1993b，p.16；1997，pp.504-505）。他还认识到，差异化的失业状况还会影响到人口的某些阶层，因此，官方总体失业率达到5%意味着弱势群体中的失业率会达到“10%、20%和40%”（1994，p.39）。所以，充分就业可带来的好处包括能够进一步保障社会中最弱势群体的生活，减轻社会弊病，增加产出和收入。此外，充分就业还可以稳定商业预期，对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和社会地位产生积极的影响（1993a，p.9；1997，p.505）。

基于以上观点，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为何维克里会强烈反对非加速通胀失业率（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NAIRU）的概念以及任何形式的“自然”失业率，他把后者称为“人类创造的最邪恶的表述之一”（1992b，p.341）。非加速通胀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的核心是，认为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有一种权衡，通货膨胀在二者当中害处更大，而某种程度的失业水平对于保证价格稳定是必要的。

在生命最后的十年里，维克里一直坚持不懈地主张，将国家的工作重点从抑制通胀和赤字转移到消除失业上。自里根政府时期以来，把通货膨胀说成前所未有的“残酷税收”，把赤字支出说成是“大政府狂热”的后果，已经成了政治口号中的普遍提法。维克里极力消除产生这两种恐惧——对通货膨胀和赤字支出的恐惧的传统错误观点。

对通货膨胀的恐惧是因为持续上涨的价格所产生的影响无处不在。然而，和失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相比，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显得相形见绌。维克里让人们再次重温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名言：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他认为，问题并不在于通货膨胀本身，而在于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措施。现代政策是通过抑制需求来解决加速通胀所产生的威胁。只要通货膨胀能得到抑制，失业被认为是一项“必要的恶”。维克里强烈谴责这一观点，并反对采取任何会导致失业增加的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

维克里经常说，通货膨胀本身并不是问题所在，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它的不可预测性，这种不可预测性会引起商业预期和企业活动的变化。一个温和的、确定的通货膨胀率并不会打乱企业的商业计划，可能只会带来些许不便。然而，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可能会导致借方和贷方之间发生一些随机的、不公平的财富转移，但这些分配效应引起的危害远比失业所带来的产出下降和其他社会问题轻得多。正因为如此，在很多场合，维克里将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比作很普遍的盗用行为（embezzlement），而将失业比作一种残忍的毁坏行为（vandalism）。

维克里认识到，经济中的大部分价格都是受到管理的（administrated），或者说是“由卖方决定的”。寡头垄断定价会引发一个通货膨胀周期，这种通货膨胀和限制货币供给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此时通过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通常是不起作用的，而且还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提高利率只会增加生产者的资金成本，这反过来又会使价格进一步上涨。通胀过程只有在失业状况严重到使产出减少、总需求下降的程度才会停止。因此，维克里认为，解决未预期到的通胀问题，急需向价格直接反向施压，而不是依靠失业上升。

基于阿巴·勒纳关于建立涨价权利市场的观点，维克里提出了一项反通胀计划。在这一基本建议中，每家企业都被分配了一定数量的总加价权（基于企业以往的表现），使公司可以以一定的标准来提高价格。权利的初始分配保证了通货膨胀率是稳定的、可预测的。在每一会计期内，根据企业上一期的投资、雇用情况变化来对权利进行调整。如果有些企业想要在它们所拥有的权利范围外涨价，它们只能通过从别的企业购买权利来实现，这些出售权利的企业愿意相应地降价。这样，整体价格水平仍然保持稳定。在一个会计期结束时，如果一个企业的总加价（总销售额超过中间投入的支出）超过了其手上的权利，该公司就会受到严重的税收惩罚。这些惩罚并不是为了增加税收来源，而是一种强制措施。

因为这些加价权是自由交易的，它们的市场价格会自动调整到一个能够抵消任何通胀或通缩压力的水平。维克里解释说，这些权利的价格应收敛到一个“能够基本实现权利供求均衡的值，权利供给来源于那些愿意出售未用权利的公司，而权利需求来自于那些因某种原因非常愿意增加自己除原始权利外的总加价权利”（1986，p.10）。维克里对这一提议的某些方面也提出了质疑，但他仍坚定地认为，应该并且能够制定出不以产出和失业为代价的直接反通胀政策。维克里坚定地支持施行一些基本的常识性政策，并欢迎那些不再“通过默认假设一个固定总资源利用率的模型让我们与那些错误的财政口号联系在一起”的建议（1993a，p.10）。

在维克里看来，“控制通货膨胀并不需要以失业为代价”（1997，p.507）。有一种观点认为价格稳定需要保持一定数量的失业人员，维克里相信这种观点在“颇具影响的财政圈子里和货币当局中尤为突出”。坚持这一观点就意味着，每当经济增长让失业率下降到某一水平以下，控制通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就必须叫停（1992b，p.341）。按照这种观点来操作的话，诸如开展员工再培训这样的活动就变成了“一项残酷的抢椅子游戏”，“严格的看守们”将保证椅子总数固定不变（1997，p.504）。但这种观点“缺乏历史或分析的基础”（1997，p.504），因此若付诸实践其代价不菲。

尽管维克里认为通货膨胀的危害被夸大了，但他也认识到，未预期到的通胀率变化，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制定一项能够实现满就业（chock-full employment）而不影响价格稳定的措施是首要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比失业更有害。维克里认为，通货膨胀是“对给定总产出的再分配……失业意味着待分配的总产出的减少”，后者显然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危害（1992b，p.341）。其实，在维克里看来，通货膨胀最大的危害恰恰在于用作控制通胀的手段，即强制失业（1992b，p.341）：通过政治手段“维持失业并将其作为对抗因对通货膨胀管理不当所造成的严重威胁的一种预防性措施，将远比问题本身严重得多”（Vickrey，1997，p.505）。

维克里谴责某些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是在浪费时间争论“搬起石头砸自己哪只脚更好”（2000[1993]，p.192）。他大力宣扬充分就业的好处，并敦促其同事以及所有愿意听从他建议的人立即“将注意力集中到制订详细的实际方案，并将概念变成现实”（1992b，p.345）。维克里以身作则，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绞尽脑汁地揭示失业发生的根本原因并寻求解决之道。

维克里认识到，消除失业可能需要大规模的政府赤字。基于这一点，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还致力于消除另一项已经深深渗入到经济学思维中的恐惧——对赤字的恐惧。当代各种对赤字感到寝食难安的观点，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过于关注通货膨胀，并且认为是政府赤字引起了通货膨胀。对“大政府狂热”的恐惧，使得我们对货币工具的依赖日益增强。

维克里将货币政策比喻为“推绳子”。在失业状况下，当生产能力已经闲置、产品卖不出去时，降低利率对刺激投资而言基本上没有作用。他认为，只有通过储蓄回流预算（saving-recycling budget）来刺激经济。

维克里基于资产的宏观经济学研究视角，以及基于这一视角的实际应用即通过名义净储蓄回流的政府赤字财政，都是他不懈努力的成果，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他的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