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项目

优先权

经济发展对各个层次的教育设施都有很大的需求。对初等教育的需求更大，最终需要每个学龄儿童都要接受义务教育。对中学学校的需求也增加了，以提供更多的中学教育，同时也为大学教育或是为进一步培训秘书、教师、技术助理，准备后备人才。需要各种各样的培训设施，以培养工匠、农业助理、教师、护士、秘书、机械师等人才。除了这套制度，还有成人教育，范围从识字运动或农业推广到文化课程。在整套体系的顶端，是为几乎所有的知识分支培养具有大学水平的人才。

提供所有这些服务的“适当”成本，要超过任何一个低收入国家的预算，因此必须有所取舍。我们是需要少数经过良好培训的人才，还是更多的经过部分培训的人才？或者，在职业技术教育和中学教育之间、成人教育和初等教育之间、人文教育和科技教育之间，哪个应有优先权？

首先考虑优先权的问题。教育的困难在于，它既是消费，又是投资。就其作为投资而言，它对产出的不断增长有直接贡献。在有些国家，所有的教育都受到怀疑，因为它会对当局产生潜在的政治、宗教、种族或等级制度等方面的损害。但是大多数国家都能知道，所有能直接增加产出的教育设施，都值得扩充至极限，因为在这些设施上面的花费是资本投资，如同花在灌溉设施上的钱一样。困难在于如何确定某类教育，比如识字，对享乐贡献的多，还是对产出贡献的多。一些社会成员必须识字，否则不能胜任工作。但是这并不能说，大部分的农民、搬运工、理发师和家庭服务人员，如果他们认字的话，生产效率的提高足以弥补培训他们的成本。我们希望对这些人进行教育，不是将教育作为一种投资，而是作为一种消费品，因为我们认为这会让他们享受更多的事物（如书籍、报纸），或更好地理解事物（不是说他们一定会因此而更幸福，只是使其作为一个人而言更全面）。从经济方面来讲，这部分教育与其他消费品相比，比如衣服、房子、留声机，并不是一项更有利可图的投资。国民收入还不足以使社会的每个人得到满足。

在教育是免费、义务和国有化之前，每个家庭都要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在考虑其收入、投资规划和其他需求的情况下，尽其可能从私人教师那里接受付费教育。未受教育的人不能准确判断教育的优势和劣势，常常会错误地低估教育的价值，由此做出的决定也是不正确的。但无论如何，在这样的社会中，教育的需求相对于人口总量而言是微乎其微的。然而，现在的教育是公共服务，因此，需要做的大部分决定通常都会引起政治争论。

教育优先的政治观点如今正在改变。50年前，大多数民族主义政治家都高举扫除文盲的大旗；教育政策的最高目标是要所有儿童都进入学校。重点主要是将教育看成一种消费服务，其中一些也可能以促进产出的形式产生回报，但是让所有国民接受教育，主要是一种民族自豪感，而不管这对产出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现在优先权正在发生改变，投资类的教育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比如，很多国家的农业推广部门和技术学院的资金需求都在迅速增加，并且成人教育走在了前列。甚至有教育理论家认为，在这一阶段教育父母比教育孩子更有价值。他们认为，孩子回到未开化的家中，就会忘记在学校里学到的内容；在经历了5~6年学习阅读的义务教育后，很多人可能在离校3年后就忘记了如何阅读。然而，如果父母们学会了读写，他们的孩子也会以某种方式学习；而且，家长也可以在他们的工作场所和农田学习如何提高他们的生产技术。甚至有极端主义者认为，识字被强调得太多，人们应该学习如何利用环境，比如如何提高每亩产量、工艺技术、照看孩子或制作衣服，这些内容大部分都不需要认字，并且更实用。

同类的争论已经影响到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大学阶段的教育被认为主要是就读的人的一种投资，它是一种确保高等社会地位和高收入的方法。律师的地位就是这样，最成功的律师收入很诱人，学习法律的人也异常多。这就是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有这么多的律师的原因，也是有人相信律师为了谋生而总想使诡计的原因。在广泛提供大学教育的国家，律师的数量已经明显过多，所以许多学生不得不另谋高就。如果与此同时这一社会经济发展停滞，并由此对工程师、科学家、医生的市场需求停止扩张，国家会充斥大量的文科毕业生，他们不得不从事任何他们可以得到的工作，他们会极端不满，成为政治动乱的最佳源泉，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得到与其所受高等教育相当的薪水和社会地位。

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大学教育是消费还是投资，这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在每年都有大量找不到工作的文科毕业生的低收入国家，大学教育基本上是一种不合情理的消费。之所以不合情理，是因为培养大学毕业生的成本太高，如果大学教育只是消费服务，那么将纳税人的钱用于小学教育或让更多孩子接受中学教育，而不是用于让相对较少的人获得大学层次的教育，显然更为公平。但是在经济发展十分迅速的社会，情况非常不同。在这里对医生、工程师、生物学家、管理人员和其他大学培养的人才有极大需求。甚至对更多小学教育的需求也给大学施加了压力，因为有更多的小学生就必须有更多的小学老师，更多的小学老师意味着要有更多的中学学生，也意味着要有更多的中学老师，也就需要更多大学生。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组成了一个金字塔，每个层级的扩张必须步调一致。一个贫困国家花费大量金钱建立一所大学，却只有1/10的孩子能够接受小学教育，这种“异常”现象实际上一点也不异常。

变化的观点产生了普遍的影响，改变了教育预算的重点。50年前人们主要重视小学教育，但是现在的预算大部分用于高等教育、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包括农业推广）。现在流行的观点是将这些视为投资支出，并给它们绝对的优先权，而使得发展小学教育被迫与政府需要提供的公共支出，比如道路、卫生和其他服务，相互竞争。

除了不同类型的优先权问题之外，也有不同类型教育的质量问题。是该给每个孩子提供5年小学教育，还是给一半的孩子提供10年小学教育？所有的小学老师都必须要接受中学教育和两年的培训，但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数量会很少；或者通过短期培训班使教师数量迅速增加，这些老师除了阅读、写作和算术之外，对其他的知识了解甚少，但是这些教师可以适应小学教育体系的迅速扩张。上述两种路径，到底哪种较好？苏联选择的是数量而非质量，受过部分培训的教师、农业助理、牙医助理、医务助理及诸如此类的人才迅速加倍。这样做有两个依据，主要的依据在于速度。培养具有最高技艺的人才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因此，如果只有受过完全培训的人才能从业，那么，大多数人都不能享受牙科、药物、农业和教育等方面的服务，如果经过部分培训的人才可以提供相应的服务，这部分人的状况就可以得到极大改善。另一个依据是，许多由受过完全培训的人所做的工作，受过部分培训的人也可以做得同样好。因此，坚持只有受过完全培训的人才能从业，是一种人才的浪费。另一方面，反对这种技术“稀释”的主要政治观点是国家自豪感。一些国家提出了这种建议，但是受到媒体和民族主义政治家的反对，因为国家自豪感要求“我们的医生（或老师）应该和英国的一样好”，或者说，发达国家是本国的范本。同样，职业协会也会抵制这种做法，但是如果国家自豪感不支持他们的主张，这样的反对可能也是无效的。

对于教授一门技术所需的时间，观点也在变化。在职业协会和工会的影响下，目前强调的是长期的学徒和培训。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期间，成功取决于速度，这时人们承认，了解一项工作的核心内容所需的时间，有时只需以前的1/4。新技术被创造出来以完成快速培训，可能最引人瞩目的成果是教授识字和外语，也包括在短时间内培训工匠和技师。在技术短缺使得发展停滞的地方，这些方法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打破专业人员对培训项目的把持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人们意识到教育不必等到专业人员就绪。“大众教育”项目的运作基于这样的原则，即每一个学习的人都有传授知识的义务，新技术已经被开发出来，为大量成人的识字活动服务，这类活动使用相对较少的培训教师，但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正是基于学生要将他们学到的知识传播出去这一点。任何成人教育运动成功的秘诀，无论是识字、农业、照顾孩子或是中国文学，都是要赢得学生的热情，这样学生不仅会将他们的时间和思想投入到这一学科中，也会影响其他人的热情并将知识传播给他们。如果培训计划将学生考虑在内，并赋予其使命感，而不是在师生之间设置障碍的话，这种热情更有可能被激发出来。

技术的稀释是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因为技术进步经常使得已有的技术无用武之地，并创造出新的技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但是，由于以下原因，情况就更是如此，比如每项技术形成以后，都会被人垄断，这些人会提出分工的界限和职业教育的规则，渴望通过限制使用该技术的人数，确保自己技术的优势地位和优厚报酬。垄断经常会对新发明提出挑战，新发明的收益可能受到侵蚀。因此，每一项技术都是某种生命周期；它出生并得到认可，受制于一系列的管制，激起敌意和规避，与侵入它领地的新技术做斗争，最后不是妥协就是消亡；所有这些都伴随着很多骄傲、愤怒、汗水和眼泪。

现在有一些国家（比如黄金海岸^[1]），那里可用于发展的资金不能得到全部使用，因为缺乏所需的技术。政治因素会决定，在这样的环境下增长率是否会因为注重质量和规范而减缓，或者是否受过部分培训的人才会迅速增加。

农业推广

农业的教育很好地体现了我们刚刚讨论的一些观点，即优先权问题、部分培训的作用及热情的重要性。

对于优先权，在任何较为贫困的农业经济中，将支出用于向农民推广新知识，这也许是最具生产性的投资方式。因为在大多数地区，提高土地生产力都是大幅提高国民收入的最有把握和最迅速的方式。比如，一些农业专家断言，应用现有技术可以使印度农业的亩产加倍，具体增产措施包括选取和控制更好种子、更多地使用化肥和农药、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水资源。如此显著的可能性不是随处可见，因为专家已知的和农民已经做的，两者之间的缺口不是在每个地方都这么大。然而，在许多地方，这仅仅是因为缺乏对食品生产的必要研究。由于之前提过的原因，热带地区的农业研究集中在出口到工业国家的商业化作物上，如糖、可可粉、橡胶、茶叶等，几乎完全忽视了为本国消费而进行的生产，如甘薯、木薯、高粱等，尽管实际上在几乎所有的这些国家中，用于生产食品的人力和土地是商业化作物的4倍或更多。

研究是推广的前提，所以，如果还需要进行基础研究，农业推广的可能就不太大。然而，一旦可以获取这类知识，对推广人员的需求就是巨大的。假设在农业生产中，每雇用1000个农民需要使用1名推广人员，有2/3的人口被雇用，维持一个推广人员的成本是一个农民收入的4~5倍，那么，包括监管人员在内的服务成本要高于国民收入的0.25%。除了农业研究的这一成本外（见本章的“发明和研究”），我们已经得出结论，农业部门用于研究和教育上的支出应该占国民收入的0.75%~1%。美国对农业的服务支出占农业收入的比例大致与此相似，每700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就有1个农业推广者，它对农业推广和研究的支出占农业净产出的比例约为0.75%。英国也保持着1/700的比例，但是在世界上较穷困的国家，唯一在农业服务上有如此投入的只有日本（也是唯一一个农业生产力有显著增长的国家）。

如果每年1%国民收入的支出可以使农业生产率每年提高1%（相当于国民收入的0.5%），这将会是一个极具生产性的投资，因为这相当于每年有50%的回报。生产力的提高不能完全归功于农业推广，因为还需要提供水利、工具、化肥等方面的资本。然而，即使需要为其他条件提供补贴，这种投资组合在农业国家的回报仍是最为丰厚的。我们使用的比例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1880~1920年的日本，亩产每年增长1.3%。在英国和美国也已实现1%的增速。在开始时所知的和所做的之间有很大差距的国家，只要对农业服务进行投入，实现可观的产出不是难事。

为使农业服务达到这一水平，应该扩充大量的农业官员。需要许多训练有素的人来做研究，同时对推广服务进行监督，但是最需要扩展的是推广人员本身，因为每5~10个乡村就需要1个推广人员。如果每个推广人员都需要接受大学农业教育，那么提供这么多人员是不可能的。但是，让大学生来做此工作，既不必要也不可取。之所以不必要，是因为推广人员只需要向农民传播已经在别处尝试过的技术。他需要有自己的智慧，了解农业实践，否则就不能很好地与农民打交道。最好的培训方法就是他自己在农田工作，所有农活都干干，然后再花一年或最多两年来培训新技术。如果农业官员是大学生，也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与农民之间的交流，并被他们接受，与一个和农民自身背景相差不大的人相比，大学生做这些工作要困难得多。

推广官员的主要问题是交流，不只是社会交往，这在农村是很简单的，但是思想的交流会促进模仿。比如，推广官员主要工作有时是在由农业服务部门拥有和运作的示范农场进行的。这些农田用最好的方法培育了最好的品种，农民被请来参观，亲眼看看成果。甚至在产出很高的时候，农民也不经常模仿他们所看到的。他们认为示范农场的成果不一定能在自己土地上实现。也许示范农场的土地和其他条件都是精选的；也许正在使用普通农民无法拥有的设备；也许那里的工人已经经过特殊培训，或者受到了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无法实现的监管。为了克服这些困难，除了示范农场，现代推广技术还会说服一些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尝试这些创新。这样其余的人就会很清楚，和他们一样的农民在和他们一样的土地上获得了很好的成果。这一成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受控机构的成功，而是他们邻居的成功，这会激发传言、兴趣、调查、讨论和模仿。新来的推广官员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找到本地区最受尊敬、最可能被模仿的，并且在这场推广运动中准备进行合作的农民。

在一个农民缺乏技术进步观念的地区做推广工作，和农民自然而然地找科学家来解决问题的地区做推广工作，有很多的不同。在英国和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农民知道遗传学家正在培育更好的品种，昆虫学家和病理学家正在研究控制害虫和疾病的方法，机器制造商正不断地引入改进的设备。他们热衷于了解这些事情，因此他们订阅农业期刊、收听针对农民的广播节目、参加农民俱乐部的会议。新思想通过这些方式快速传播。在落后地区，推广的问题在于创造类似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农民将农业推广人员看作农业社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的存在是为了改善农民的生活。其中部分秘诀在于，让农民形成农业社团，以交流讨论、参观彼此的农田、进行示范。另外的秘诀是，确实提供一些东西。如果推广人员成功地解决了困扰农民的一些问题，比如一些疾病，他就会赢得他们的信任；然而，如果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没有任何效果，他们就不会把他当回事儿。

对农民倾注热情的原因，有时是政治性的。在一个农民世代被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盘剥的社会，农民没有热情使用新的技术，尤其是他们怀疑，使用新技术的主要结果可能只是增加了剥削者的所得。土地改革因此成为成功进行农业推广的必要前提。如果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真的开始对农民问题感兴趣（通常并不会），而且他们不但用语言，还用行动帮助农民，那么农民很可能会响应。没有政治变革和政治热情，农业推广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我们之前已经观察到，新技术的引入需要很多变革，不仅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也包括资本供应和获得新技术等方面的变革。因此，农业推广必须被视为仅仅是更广泛的农业发展项目的一部分，这一项目还包括其他东西，比如道路、农业信贷、水源供给、有效的营销、土地改革、发展新工业来吸收剩余劳动力、合作化等等。经济增长涉及广泛的变革，农村部门尤其如此。

工业能力

经济增长导致了农业对就业的重要性相对于其他产业不断下降。因此，其他产业持续不断地从农业部门招募劳动力。如果人口是稳定的，农业就业人数的下降就是绝对的；如果人口快速增长，这一下降就是相对的。

一般经验认为，当劳动力开始由乡村转向工业部门（或采掘业），它的生产力比那些已经在工业部门工作了很长时间的劳动力要低很多。这有很多原因。首先，工业的生活方式和农业的生活方式大不相同。在农业部门，一个人会有短期的爆发性的紧张劳作，从黎明到黄昏，从事种植或收割，随后便是在不适于农作的季节，享有长时间的空闲或闲暇。另一方面，在工业部门，一个人需要工作的节奏更为平稳，每天工作8小时或9小时，每周5~6天，全年如此。同样，在农业生产中，一个人自己领导自己，一出生就使用相同的技巧，同时做出很多决定。而在工厂，一个人在监督下运用新工艺，精准地完成命令，就如同复杂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对自己所做的了解不多，也不知道要卖给谁。两种社会也有很多区别。在农田里人们独自工作，或选择一些朋友一起工作。而在工厂里，一个人和一大群人一起工作，但无法选择同伴。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并适应有规律的工业生活的要求，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有人说女性和儿童比成年男性更容易适应，这也就是工业革命在其早期，如果没有限制的话，就会如此依赖童工和女性劳动力的原因之一。如果人们的思想包括遵守纪律、体制和社会关系的秩序，这一转变就更加容易，因为在大型工业企业，这可以使他们更容易适应受到高度管制的生活。比如，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德国和日本就是因为这类原因而顺利实现了工业化。

农村和工业生活的不同也可以解释新招募的工人在某些工作中表现得要比其他工作好很多。比如，无论一个人在务农时知识多么丰富，多么有责任心，在工厂里完成职责所需的知识是完全不同的。在工厂里，他需要的不是对雨水或动植物的活动有直觉，而是必须对机械工艺有很好的直觉，这会使他对错误或改进的机会保持敏感。缺乏这些，新人只能一次学习一种操作，尽量减少自行操作；他不能胜任需要不同操作同时进行或相互协调的工作。劳动分工越深入，劳动者需要的技能就越少，相应地，就需要更多的监管者去协调分工。需要较高比例的监管人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标志。如果监管人员需要从海外引进，就使得这些国家的成本没有预想的那么低（即使他们的工资水平很低）。另外，使用特别不熟练的劳动力刺激了机器的发展，因为这样工作就可以被分为最简单的步骤，也因为在某些操作中，机器可以实现比非熟练工人更高的精度。有时人们认为，这就是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机械化发展要快于英国的原因之一。

这些背景的区别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工业化早期，纪律会这么严格和烦琐。乡村工人习惯的做事方式与高效工业是不兼容的，形成新的习惯比让小孩适应成人生活更困难。许多纪律是粗糙的，甚至会弄巧成拙，因为执行这些纪律的人既不了解他们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了解他们的管理对象。但是，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人们不能完全逃避这些令人厌烦的纪律。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们为适应新的环境而自我调整，并获得了一些新的知识和本能。他们变得更熟练，不仅因为他们了解了更多的操作，也因为依据他们的判断力可以解决一系列问题，他们认识到了以前的错误。城市工人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生产力增长得最快。如果允许和鼓励新来的人在城市定居，那么这一进程将会加快，他们也会完全脱离农村生活。如果工业的新工人待在城市1年左右就回到乡村，那么进程将会是最慢的。

在工业部门使用农民工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有许多特殊情况。比如，日本女孩离开村落，进入了棉布工厂，不久又回到农村结婚。不论是否离土离乡，任何地方的女性劳动力回到农业的比率都是最高的。临时的挖矿工人群是另一种特殊情况。如果工业本身就是暂时的，它显然不能创造永久性的工人劳动者。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一些企业家相信，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劳动力更加便宜。他们相信离开村子1年的年轻人，这样做只是出于冒险精神，也因此只需付给他们少量的工资。他们可以忍受低廉且不舒服的单身宿舍，因为时间很短，很高的离职率使得强大的工会运动不可能形成。如果需要缩减劳动力，人们就会返回农村，而且不需向他们支付失业补偿。这些道理是否正确，仍然存疑。显然中非的采矿公司一开始是在移民劳动的基础上运作的，它现在完全放弃了这么做，偏向于创造永久性的劳动力。花钱雇用有经验的定居劳动力，通常是一项最好的投资。如果工业受很强的周期波动或其他波动的影响，可以使失业者返还农村，这貌似有好处，但是在此基础上若想实现连续的生产率提高，没有任何希望。

无论永久还是暂时的迁移，新的产业劳动力经常被挤入贫民窟，享受不到城镇生活的舒适和好处。在这种环境下，打破劳动力和农村之间纽带的激励是最小的。新的工业城镇没有理由不进行良好的规划，建设住宅、学校、公园、教堂、电影院和其他设施，让大部分人觉得，城镇比农村更吸引人。同样没有借口不发展广泛的社会服务，包括医疗服务、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如果缺乏这些，产业工人将会被迫与农村保持必要的联系，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能回到农村。在城镇提供这些设施和服务，就会得到更为健康、居有定所、渴望晋升的劳动力。这些事情成本不低，但是能够带来额外的生产力，也能让人生活得更幸福。

若想提高新来的员工的生产效率，健康和饮食特别重要。在贫困国家，大多数人总会感染某种寄生虫病，比如疟原虫和十二指肠虫，这会吸取他们的能量，使得工人即使身处工作岗位其生产效率也会有所降低。工业企业如果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保证工人有良好的居住条件，甚至经常在居所喷洒杀虫剂，都可以带来可观的回报。企业也可以在餐厅提供免费或便宜的膳食，确保它的员工饮食得当，也会有所回报。比起欧洲或北美国家，贫困国家更有必要在工厂内部提供良好的福利服务。许多生产效率的差异正是源自员工在健康或营养方面的身体差异。

劳动力的生产力也取决于劳动者接受的培训。在贫困国家，现在许多金钱被用来建立新的技术学院，以培养各种技术工人，如建筑工人、技师、电工等。经济发展使这些技术极为稀缺，这些学院满足了很多这类的需求。

然而，大部分产业劳动力，包括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都是在工作中学习，而不是在学院里。这种培训通常做得很差，因为新来的工人仅仅是被分配给另外一个工人，并假定这个人会教他如何干活；然而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又擅长教会别人，这样的人并不多，除非他们接受过教育方面的指导或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出于这种目的，更有效率的公司会选择在教导其他工人方面有特别的能力和爱好的员工，来做这项工作。而且，他们还会为新来的人开设特殊的课程，并安排专业人士来上课。

如此苛刻的培训同样适用于有组织的学徒制。在有些行业中若想学会有关的技术，必须要有工作经验，因此在这些行业里学徒制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大多数学徒制常常会堕落为骗局。利益相关的联盟和协会会延长学徒期，以减少进入行业的人数，并维持因人才稀缺而带来的收入。学徒的时间也被浪费了，因为通常他早期几个月的时间只能做些如扫地、拿工具、泡茶或者类似的工作。而教导他的熟练工人可能是好老师，也可能是坏老师或冷漠的老师。因此，最好不时对学徒制进行检查，比如学徒是兼职的还是晚上授课的，还有使用学徒制的企业应该特别关注如何为学徒指派指导工人。

最后，生产效率还取决于工人对其工作的兴趣。这部分与薪水有关，部分与晋升前景有关，部分也与工厂的社会风气有关。就薪水而言，主要要求是针对不同的技术、对产出的不同贡献以及不同职责，应有足够的工资区别，这样工人就会被激励尽其所能，并会感觉到他们这样做得到了回报。这些激励应该是基于个人的表现还是团队的表现，是个次要问题，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至于晋升，涉及的人数较少，除非一大群人受到某种普遍的歧视的影响，比如种族歧视或者基于宗教、性别、国籍等的歧视。这些歧视不仅影响社会关系，还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因为这使社会失去一部分被歧视的人所拥有的天赋。无论如何，哪怕晋升的人很少，这些人也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在职位上的表现会对产出的数量和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让工人感到光明的道路对所有有资格的人开放，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至于工厂内部的社会风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我们已经在第3章做了详细的论述。这与企业规模大小、工厂内部的便利设施、工人获得建议的渠道、工人和监管人员之间的相互信任有关。所有的工业社会都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我们还不能确定是否存在一般性的解决方法。大部分观察者都同意的是，工厂领导者将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比如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保证较高水平的生产效率等。因此，选拔和晋升体系必须能使有领导才干的人得到迅速提拔，并得到充分的培训，以适应他们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适应工业生活遇到的问题背后，更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规范的调整。从部落环境下被招募到工厂的工人，拥有高度发展的道德规范，这决定了他如何对待那些血缘、年龄、政治和宗教等方面与之有关系的人。如果他来自非货币社会，他的规范不会包括处理雇主和雇员、买者和卖者、工人和同事之间关系的规则，比如，“一天的工作为了一天的回报”或“一天的回报为了一天的工作”，这样的规则对他而言是陌生的，只有在他认可适于新环境的新规范时，这些规则才会有意义。对他而言更为陌生的是，每天9小时、每周6天在严格监督下的连续工作。道德规范的冲突是痛苦的，在相互冲突的规范中长大的人通常都不会认可彼此的规范。在新的实现工业增长的社会，有必要努力创造一种新的、有意义的社会生活。否则，原本是有纪律的、快乐的、生产率高的社会，有可能会造成在精神、政治和产业等方面的创伤。从历史来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确立通常也和宗教变革有关。在工业革命时期，卫理公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新兴工业城镇的传播，对整合这些新的社区，给这些都市生活的新来者灌输一套思想，使其适应新生活并让生活更有意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宗教改革在其他工业革命中扮演了相似的角色。

商业管理

无论在商业还是公共服务方面，经济发展都创造了对有能力的管理者的巨大需求。相对贫困的国家通常有很多商人，尤其是小商贩，他们有很强的愿望通过在市场上贱买贵卖或者以交易能够承受的最高利率放贷来赚钱。他们缺乏的不是企业家精神，而是管理的经验。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使得显著的收入增长成为可能，必须能够找到人，可以有效地管理大型企业，包括管理大量的人力和物质资料；这些国家明显缺乏的正是解决大规模管理问题的知识和经验。

伟大的企业家是天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引入新商品和新组织系统的人，比如福特和沃尔沃斯，数量很少，并且无法定制。然而，大多数商人只做一些日常的工作，对于这类工作，只要有知识和经验就能胜任。

这些知识有的可以在商业学校学习，但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只能通过工作经验学习，其他部分取决于个人脾气秉性。商业学校可以教授记账的技巧，如存货、订单、贷款、借债等，有些技巧是用来处理物质资料的，如工厂布局、机器管理、产品在工厂内的流转等，有些技巧是用来管理人才的，如选拔职工、委派任务、训练方法等。但是商业学校不能教会一个商人如何与自己的员工相处，才能把员工的忠诚和效率结合起来，他必须在实践中学习这些（如果他的性情确实允许的话）。商业学校也无法传授商业意识，如杜绝浪费、调整资料的使用以适应产出、确定应该支付或索要的价格、如何做买卖以及应放多少贷款等。商业学校同样没有能力灌输诚信意识，而没有这些，一个公司就不能获得信誉和商誉，也不能持久。

在现实中，许多必要管理能力的经验是在国内或国外的外资企业中获得的，在此之后，一个员工会变成自己工厂的管理者。因此，对一些外资企业最严重的控告，是它们通常由于种族、宗教或其他偏见，不愿雇用本国人（除了一些地位低下的工作）。如果没有雇用当地人做比办事员更高级的工作，当地人就无法学会如何自己管理工商业；他们的经济事务也就常被外国人统治，对外资企业的依赖导致的代价和缺陷，将使经济增长停滞。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殖民地国家一旦独立，就通过立法或其他措施，来强制外国公司对本国人开放管理职位。但是即使非殖民地国家也采取这样的措施，在16世纪和17世纪，外国人将新的行业带到英国时，他们被授予的垄断的专利权经常包括这样的条件，即外国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对一些英国人进行工艺培训。

与此同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的国家发现，将年轻人送到国外，在外国公司获取经验是有益的。因此，德国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派遣了大量的年轻人去英国工作，随后日本效仿了德国的例子，将人送往德国和美国。回国之后，这些人中有一些自己从商，但是大多数人在现有的本国或外国公司找到工作，或者进入扩张中的同样需要管理知识和经验的政府服务部门。对于有色人种国家来说，采取这样的政策可能不如在白人国家容易，因为发达国家存在种族歧视，很少有企业愿意接受有色族群的实习生，但是实际上机会还是有的。一种有利的情况是，一些工业化国家急于拓展与贫困国家之间的关系，以获取其他发达国家以外的订单，正因为如此，它们愿意与来自贫困国家的人交往或提供培训，因为这些人回国后会带来订单。

然而，主要的商业经验都来自一些小人物，他们主要从事零售业、操作一两辆卡车、运营一个小车间以及类似的小型商业企业。他们中很多人破产。有些越来越强大，不断汲取经验，最终管理大型企业。从事这些行业的人通常太多，严重浪费资本。因此，有时人们认为，对这样的行业需要实行进入管制，以保证足够的收入或减少资源的浪费。如果把它视为直接增加产出的方法，这些行业的过度发展就是浪费，但如果把它视为教授人们商业管理经验的方法，那么这种浪费可以看成培训所必须付出的成本。

在一些欠发达国家，人们感到本国小商业阶层的增长，受到从事相似行业的外来移民竞争的威胁。欧洲人倾向于把自己局限于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但是人们发现，印度和东非的阿拉伯人、西非的叙利亚人、牙买加和东南亚的华人通常在最小的行业竞争，由于他们比本地人有更长的商业传统，因此更容易成功。除此之外，移民者倾向于聚集在一起，互帮互助，这样会促进族群整体的繁荣。在这些国家，也需要在特定领域保护本国商人不受移民者竞争的影响。这引起了种族歧视这一尴尬的问题，而且，既然模仿和竞争是学习的两种道路，如果移民的经济活动受到限制，本国商人是否进步更快，社会整体是否能够受益，这些尚不得而知。似乎更好的政策是，让移民接收本地人作为学徒（如英国都铎王朝做的），为本地商人提供其他机会，以提高他们的能力（我们会在第6章深入讨论移民问题）。

由于迫切希望发展当地企业资源，许多政府创立了专门的金融机构，给小商人放贷。这对当地企业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它们的缺点正是缺乏资本。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当地资本家缺少的是管理能力，将资金借给没有经验的小商人而不予以监督，等同于把钱打了水漂。这些人需要的首先是监督和指导，其次才是资本。他们的状况与农民类似。因此，专门的金融机构的主要职责应该是拥有一些有经验的商业管理者，如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产业咨询师或者乡村的农业推广人员，为有这方面需求的小型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建议。资金贷出后，要仔细监督它们的用途；作为贷款的前提，机构的官员应该有权力改变企业的经营活动，至少在贷款偿还之前，检查企业非营利的活动。商业咨询服务的范围和农业一样广泛。

在这些国家，贷款给小企业的最困难的问题是商业信誉不受重视。在发达国家，商誉是企业最宝贵的财产。公司急切地维护它们遵守契约的信誉，比如根据规格发货、及时发货、按照订单接受货物、及时支付货款等。然而，在很多欠发达国家，卖家、买家、借款人如果信赖与之交易的商人的诚信，十有八九会上当受骗。确实，外来商人容易在这些国家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外国供应商、银行甚至本国公众根据经验都知道，外来商人更加可靠。商誉的重要性（或者“诚实是最好的对策”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大概随着时间可以学会，竞争和商业道德的新规范不久就会融合到社会传统中。同时，这一意识的相对缺乏，使政府机构就借款、签约或其他与个人诚信有关的事务帮助小企业时，有必要加倍小心。

另一个商业管理的培训场所是合作社运动，当它以民主为基础运行时，可以让很多人了解商业问题和商业管理的经验。这可能是合作社运动最有价值的方面。合作社所做的工作，如产品的营销、储蓄的融通和供应物资的购买等，在很多情况下都与私人企业或公共机构同样高效，但是合作社的教育价值是其他机构不能相比的。从广义的角度来看，这又一次证明了，比起垄断的国家，管理能力和进取精神更容易在分散决策的国家扩散。这是民主的主要理由之一，它既适用于商业活动也适用于公共管理。确实，比起政治权力被垄断的国家，商业活动在公共管理分散和民主的国家更有活力，在那里，从村庄往上，各个阶层的人都习惯于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也是提倡竞争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在经济生活中竞争使得决策和管理经验得以扩散。

由于另外一个原因，竞争在任何情况下对商业效率都是重要的。在以前的分析中，如果有充分的激励，商人就有可能充分利用各种设施进行培训，寻求建议，并寻找提高个人能力的方法。最有力的正面激励是成功的前景，而最有力的反面激励是对破产的恐惧。这些激励都取决于是否存在竞争。竞争本身不会保证商业效率，但是如果不能保持竞争的话，任何其他因素也无法保证商业效率。

[1] Gold Coast，加纳的旧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