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私人资产的政府债务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或许并没有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优势，但他的直觉比当前那些秉承传统智慧而告诫我们厉行节俭、削减赤字的人更有洞见。而这些主张节俭的人，往往无须面对节俭的巨大压力，他们总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历届政府纷纷采取强力措施降低过高的失业率，然而却接连以失败告终，其原因正在于对国债规模过于“警觉”了；常常有人断言国债规模已经过度，或至少已面临过度的危险，并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力主“平衡”政府预算；而就债务或赤字对真正国民福祉的决定性影响而言，其规模是否过度或面临过度的危险，则全然不予考虑。然而，如果从其对总体福利水平的影响来检验，国债规模或赤字规模常常低于其最优水平，遑论其水平高得足以导致灾难性后果。

以阿巴·勒纳提出的“功能财政”这一概念来看政府债务，就是要考虑它在宏观经济平衡中的作用。换言之，个人所积累的储蓄当中，除了明智地投资于私有真实资产以外的部分，皆应由政府债务来为其提供资产投资渠道。政府债务的这一功能，对于保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健康至关重要。如果政府债务规模小于实现这一功能所需的水平，那么个人的超额储蓄就会表现为消费支出的下降，进而导致真实收入下降和失业上升，由此这些储蓄也终将消失。这一过程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下降后的收入水平相对应的资产需求降至与私人资本存量和政府债务的资产供给相等时为止。

这恰好与传统的看法相反。传统观点认为，在其收入当中，公众愿意以资产形式持有而非用于消费支出的数量是固定的，且独立于其收入水平，因此政府债务就会“挤出”私人投资。这种传统的认识源于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中假定，经由资本市场的运作，个人出于种种私人动机而积累的储蓄和财富，与他人出于逐利而对真实私有资本品而进行的投资，二者可以自动实现相等。但是，并没有一条经济学定律可以保证，资本市场总能以切实可行且令人满意的状态来实现二者相等，同时，也没有什么机制可以保证二者能迅速地自动趋于均衡；而且，即便均衡存在，也没有什么机制可以保证其稳定。事实上，当前情形的发展趋势是，一方面，由于人们预期退休后的岁月更长，满足所需失能照料的成本更高，所面临的工业经济不稳定的风险更大等各种原因，个人储蓄和积累财富的愿望增强了；另一方面，由于资本节约型创新的发展，经济活动从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逐渐转向资本密集度较低的轻工业和服务业，以及资本折旧率和报废率加快等因素，即使利率极低，私人部门新增净投资可盈利的空间也大大减少了。因此，古典经济学中无须政府干预的充分就业均衡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者，即便能够实现，也是极度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