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架构

本节我们将考察政府和经济整体的关系。下一节将会具体考察经济中的公共部门。因此本节我们将重点放在政府与私人部门的联系上。

政府的职能

人们发现，政府运行与经济增长有着广泛的联系。我们可以区分出9种职能，即维持公共服务、影响思想观念、形成经济制度、干预资源运用、调节收入分配、控制货币数量、调控经济波动、保障充分就业和调整投资水平。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遇到过这些问题，那时，讨论的背景更为宽泛，不只限于政府活动。我们下面只需归纳一下相关的问题。

首先是公共服务。政府的首要职能是维护法律和秩序。现在又增加了其他的服务，如公路、学校、公共卫生、调查、研究等，这一名单还在增加。除了这些内部职能，政府还需具备一些外部职能，与外国政府有关，如保护国民、签订协议、发动战争等。对于公共服务在这里没有必要多讲，我们在本章的下一节再讨论，本节我们主要讨论政府与经济中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

其次是社会观念，如对工作、节俭、家庭规模、外国商人、收入不平等、种族制度、社会流动、赚取利润、将牛奉为圣物以及新的技术等诸多事务的态度。我们已经反复见识过，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利增长的社会态度。对于这些社会观念的决定，政府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的确，政府行为受公众观念的影响，它们不能比公众观念太超前，也不能太滞后。但是，政府也确实可以促进公众观念的形成。知名的公共人物的演讲和著作，加上立法机构决定采取行动或拒绝采取行动，是公众观念形成过程的一部分。一些政府在塑造或者违背公共观念方面更为自由，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对这些政府更为信任，也可能是因为更为恐惧。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政府行使其领导职能。社会中还有很多人与政府分享这一职能，如牧师、报社编辑、工会领导人、教师以及所有其他观点举足轻重的人。在稳定的社会中，政府需要直接干预的事务很少，它会让牧师发表对出生率的见解，或者让科学家发表对化肥的发现，政府乐见其成。但是，在经历快速转型的社会，政府不能对任何事务掉以轻心。一个社会正在由停滞转向经济增长，就会感受到方方面面的压力，如宗教、阶层关系、伦理、家庭生活等。对于那些在更为稳定的社会中，政治家们本来更愿意交由其他组织来决定的事务，政府领导人经常也不得不发表演讲，表明自己的观点，有时还要借助于法律手段。这也是为什么在经历了一场革命之后，无论是通过暴力还是以和平方式，新的政府通常都会铲除大部分生活领域中以往的领导者，如教会、报纸、法律、专家、军队、银行、大学、工厂等，并任命拥护自己主张的新的领导者，这样他们就可以重新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到“常规”事务中，因为他们知道，在其他领域公众观点正被导向他们喜欢的方向。如果革命者无法将自己的革命贯彻到所有重要的社会领域，他们几乎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也无法执掌权力。

接下来我们讨论经济制度。每个政府都要对以下问题表明态度，是应该支持大企业还是小企业，竞争还是垄断，私人企业、合作社还是公营企业，政府的意图是通过立法来实施还是通过行政措施。政府还要建立合理的法律框架，既要保证公平，又要有充分的激励。因此，法令全书应包括有关合同、土地所有权、公司、合伙企业、合作社、工会、垄断和家庭财产的详尽条文。还需要建立行政机构的框架，如反托拉斯部门、合作部门、农业推广部门、政府信贷机构等，对私人组织进行管制或者帮助，为其提供资金或建议。在所有这些事务中，那些没有经历过经济增长的国家，其法律和习俗往往不适于经济增长。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很多时间将被用于创建适于经济增长的立法和行政的架构，这不无裨益。

政府需要影响资源的使用，因为主要决定资源使用的价格机制所得出的结果，并不总能被社会所接受。我们已经见过一些这样的例子。比如资源保护的例子（见第3章的“自由地进入市场”和第6章的“规模和产出”）；个人使用土地、水源、森林或矿藏的方式，可能会被认为过于浪费，或者政府可能希望开发一些基础性资源，比如某一流域，这需要在整个区域控制土地的使用。与此相关的，是通过区划来控制土地使用这一一般性的问题。如果城镇要发展成形，并对工作、家庭、娱乐做适度的空间区分，区划就尤为重要。但是，乡村也有区划的需要，以防止非农活动对肥沃耕地的不当占用；也需要控制产业的定址，以防止出现过度集中、过度分散和地方的衰落（见第2章的“冒险精神”和第4章）。过度专业化的问题同样存在，这使抑制某些经济活动似乎是恰当的，比如对面临单一栽培威胁的农作物征收出口税，或者对道路运输实行行政许可；鼓励某些经济活动似乎也是恰当的，比如通过保护、补贴或其他方法推动工业化。一些政府也直接控制某些资源，以转变消费模式，比如限制奢侈品的生产和进口，或者补贴牛奶的生产，而另外一些政府则更愿意通过影响收入分配间接影响消费。

在欠发达国家，收入分配问题尤为困难，因为政府希望在实现平等的同时，还要有充分的激励和高水平的储蓄。经济增长要求不同的技能、工作努力程度、教育水平、承担的风险和担负的责任，获得的报酬也应有充分的区别。它同样要求，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要有足够多的份额用于储蓄，而不是落入那些将其用于消费的人的囊中。最低收入阶级，如非熟练工资收入者或者更可能是一些农民，他们的工资或储蓄不会随着增长而增加。如果只考虑相对工资和储蓄，他们的收入相对于其他阶层可能会减少，而不是增加（见第4章的“知识和利润”和第5章的“国内资金”）。在收入分配的另一端，在一些国家，地主很少有生产性投资，如果对地主采取惩罚性措施，对增长没什么作用。然而，如果对利润实施惩罚性措施的话，就会严重阻碍增长，因为这会妨碍对投资的激励，也剥夺了企业从事新投资的资金来源。因此，第一，通过征税攫取一大部分利润，会引起很严重的后果。如果国家将税收用于增加穷人的消费，这会降低储蓄率；来自利润的税收应用于生产性用途，如教育和资本形成。第二，一部分税收应专门通过政府金融机构，如开发银行，用于资助生产性企业。第三，如果激励不足，政府就必须自己尝试建立新的产业，并且，如果承担重大风险的激励太小，政府要有更强的意愿，以确保可以获得合理的回报。20世纪以来，欠发达国家已经觉醒，每个人都希望同时骑两匹坐骑，一匹是经济平等，一匹是经济发展。苏联已经发现，这两匹马不会向同一方向前进，因此放弃了其中之一。其他欠发达国家也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

如果货币完全由贵重金属构成，政府就不需要对其数量进行管制，尽管它可能需要控制硬币的生产，以确保硬币完好无损。然而，现在的货币使用的材料，通常本身的价值低于面值。如果政府不管制货币的数量，个人就会生产太多货币，并使价格急剧上涨，直至每枚硬币或每张纸币的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完全相等。当货币是由纸张或者便宜的金属制成的，它的数量就必须被严格控制。货币的数量可以由一个自动的体系加以控制。比如，在金本位制下，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数量是由其持有的黄金数量决定的。或者，在英国的殖民货币体系中，银行或货币当局发行的纸币，需要有等量的英镑证券作为支撑。另外，货币数量的控制可以不是自动的，而是有意为之；也就是说，政府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发放或回收货币，而不必考虑用任何黄金或证券做支撑。同样，工业化国家最重要的一类货币，即银行存款的数量，可以由银行自行决定，也可以由中央银行依据某些自动的规则进行控制，或者政府也可以通过中央银行实际上控制存款数量。政府任意控制货币数量，很难明智地予以实施。根据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很多国家一次又一次遭受的伤害，就是由于政府不明智地使用这种任意的权力，货币数量的自动控制系统的广泛应用，被认为是19世纪的重要成就之一。然而，这一自动系统受到战争、大萧条和20世纪以来政府权力扩张的侵害，未能幸存下来，而政府对货币数量的任意控制成为当代的风尚。在明智的政府手里，自由控制有一些长处；同样，在羸弱、腐败和愚钝的政府手中，这将是灾难性的。

货币数量的任意控制在工业化国家的盛行，主要原因之一是货币数量的波动可以用来冲销其他的经济波动，使经济体系更为稳定。大多数政府都已接受下面的观点，即政府的功能之一就是实现稳定。在第5章的“稳定性”中，我们已经提到了这点，在这里没有必要再讨论工业化国家对波动的控制。在之前的讨论中我们也曾见过，欠发达国家自身的主要波动是源于世界贸易的波动，而他们对此无能为力。他们能做的，最多就是减少这种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防止他们的房价像外贸价格那样波动，在出口价格上涨时积累外汇储备，以便在价格下跌时渡过难关。这操作起来特别困难，因为没有人能预见到价格的未来走势。然而，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本可以做得更多来保护自身利益。

工业化国家对货币供给进行任意控制，也是因为它们承认自己具有保障充分就业的责任。然而，它们的任务主要是熨平波动。而在欠发达国家，失业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人们劳动所必备的资源。这只能通过资本形成来应对，因为资本形成可以增加新的资源，或者使现有资源（比如土地）更为适用。因此，失业问题与经济发展的所有问题是共生的。只有在有助于促进资本形成的情况下，对货币供给进行任意的控制才有意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见第5章的“储蓄的必要性”），在特定环境下，信贷创造可以被用来促进资本形成。在另外一些情形下，或者由不当的人所掌控，任意控制带来的是通胀的灾祸，而不是通胀的益处。

我们接下来讨论最后一项职能，一些政府认为它们具有这种职能，即通过强制提高投资水平，来加快发展速度。我们在第5章的“国内资金”中已经看到，如果缺乏政府干预，本国的储蓄率将主要取决于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当利润很少时，储蓄率会很低，随着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张，储蓄率会上升。没有明显的原因说明，为何如此决定的储蓄率应被视为最佳的储蓄率。除此之外，拥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可以以几乎为零的成本来形成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不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更高的国内储蓄率只能通过强制手段才能实现，比如对农民和地主征税或者通货膨胀。这种强制手段是否应该实施，是一个政治性问题，每个国家根据各自国情解决这一问题。日本政府在某种情形下解决了这一问题，黄金海岸政府似乎在另一种情形下解决了问题。像印度这样的国家现在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能否将储蓄率提高两倍或者三倍，而不遭到民众的仇视和大规模暴力反抗。

正如上述政府职能所示，政府可以采取行动的范围是很广的。而且，在欠发达国家，这一范围甚至比发达国家还要广。比如，在欠发达国家，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共资金，而不是私人资金；政府要更多地关注社会观念；价格机制的作用也不完善；政府有必要做更多的尝试；储蓄的问题很突出；有更多的贫困人口需要救助，如此等等。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的政府相比，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同一时间行使广泛职能的能力更匮乏，政府更加腐败，更缺乏效率，国民收入中用于政府行动的份额更少。这就是经济增长的另一个矛盾。正如贫困国家需要比富裕国家储蓄得更多，却没有能力储蓄一样，贫困国家比富裕国家也更需要更多和更好的政府活动，实际却更少且更糟。实际上，一个人不能以抽象的方式，来思考一个政府应该行使何种职能，却不考虑该政府的实际能力。欠发达经济中的政府很容易负担过重，并且非常明显，对于它们来说，最好将自己限定在管理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而不是管得过于宽泛。

这与国际技术援助计划的关系特别密切。如同本国储蓄可由外部资金弥补一样，本国的政府也可以得到外部的帮助。因此，帝国政府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很好地帮助附属国，比如补贴行政费用、培训合格的职员，使政府部门更高效、更廉洁。然而，虽然殖民地政府可以有效地获得这些帮助，但是它们常常缺少意愿，因为不是所有殖民政府都将提高民众的生活标准作为其规划措施的核心。帝国政府未能使附属国相信这就是它们的目的，结果到处被民族主义领导人所利用，这些领导人抗议说，帝国政府更由衷地关心自己人民的利益。然而，不是所有独立国家的政府都特别关心提高生活水平；有些国家在这方面远远落后于帝国政府。另外一些政府有意愿这样做，却常常缺乏能力。免费提供且自愿接受的国际技术援助，有助于弥补附属国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不足，对于那些知道如何利用这种援助的政府，它被证实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技术援助无法代替发展的意愿，也无法代替政府的诚实。

生产规划

为某一经济制定完整的规划是有可能的，这可以表明政府希望将国家资源投向何方。这一规划的统计部分采取各种图表的形式，每一图表代表经济的不同方面。一个表格可以表明各种类型的劳动者以及他们的不同技能，也会表明产生就业的各个产业和服务部门。类似的表格还可以表明原材料、土地、建筑或者机器的使用状况。另一个表格则可以根据建议投入的资源，标明每个产业的预期产出。再一个表格可以表明产生的收入及其用途；这个表格将会说明国民收入如何在消费、资本形成和政府服务之间进行分配；其他表格可以表明出口的预期收入和进口的预期支付，既包括有形产品，也包括无形产品。显然，一个经济的综合性规划可能有几十页的统计资料。

在制订生产规划时会遇到几个问题。第一，这样做的重点是什么？第二，如何知道资源应如何使用，即平衡增长问题；第三，一致性问题；第四，如何实现规划的前景。

规划的重点是什么？答案取决于经济主要由价格机制统治，还是主要由许可制度统治。如果政府一直要决定劳动、建筑和原材料的使用，或者进口、消费和资本形成的水平，那么，即使为了确保做出的决策相互一致，也需要拥有关于经济整体的非常全面的数据。另一方面，所做的决策越少，所需汇集的信息也就越少。那些由价格机制统治的经济，即使没有生产规划，也可以运行得很好，每个人都执行自己的计划，市场机制会协调所有人的行动，所需的集中控制是非常有限的。

因此，综合性的生产规划是否可以成功，取决于中央部门为整个经济所做的详尽规划。在这里，我们无法讨论所有问题的细节，本书作者已经出版了一部著作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大致来讲，反对事无巨细的中央计划，是因为这是不民主的、官僚的、缺乏弹性的，而且容易导致巨大的错误和混乱。这种中央计划也是不必要的。零敲碎打式的计划效果有时要好得多，也就是说，应集中管理某些特别需要干预的事务，如出口、资本形成、工业制造和粮食生产的水平，让经济中其他部门根据供求自我调节。有些计划是必要的，因为需求和供给的结果无法被社会完全认可；但是计划应仅限于最为紧要的事务，对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进行修正。

那些按照统治价格出现供求失衡的经济部门，最需要进行零敲碎打式的计划。如果发生通货膨胀，这种计划就会扩展至整个经济，尤其是政府试图通过控制价格来克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导致短缺，因此就有必要对重要资源通过配给或者许可制度予以控制，尤其是食物、某些原材料、外汇和建筑能力。除非有预算能够表明每种配给商品的预期需求和供给，否则，这种定量配给无法有效实施。除了通货膨胀，在一个正在发展的经济中，有些部门经常承受需求旺盛的压力，即便其他部门可能还处于萧条之中。熟练工人几乎总是短缺的，建筑行业尤其如此，所以，尽可能地收集一些关于熟练工人供给和潜在需求的统计资料，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本国生产的扩张超过了出口，又缺乏足够的产品替代进口，就有可能出现外汇短缺。如果农业生产滞后于经济中其他部门的发展，食物供给也会存在压力。由于不能期望经济中所有部门的运行相互之间都能保持完美的平衡，经济发展一定会发生一些剩余和短缺，对于这些供求失衡最明显、最重要的关键点，需要尽可能地收集信息，并努力确保有限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对大部分生产规划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中，最为短缺的就是资本、熟练工人和外汇。每类短缺依次实施以下三种约束，即总体规划的规模必须控制在整体可行的范围之内，项目实施的方法必须节约稀缺的资源，那些能够快速增加稀缺资源供给的项目必须拥有优先权。最后一项是最基本的，尽管经常被忽略。对计划的真正考验，不是如何对稀缺的资源有效地发放许可和进行配给，而是如何尽快通过增加供给来消除短缺。

不是所有经济都受困于资本短缺。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一些国家拥有大量的资本和外汇，可以为大型投资项目提供资金，却发现它们的困难在于缺乏合适的劳动力，或者缺少钢铁和水泥等物资。然而，这种情形只是暂时的，主要是由于战时积累了资金储备。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长期困境，都是资金极度匮乏。因此，既要将总体的投资规模限定在资金可以支持的范围之内，又要通过抑制消费来获得更多可以利用的资金。有必要在投资和储蓄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因为如果投资高于储蓄，就会导致通货膨胀。我们已经观察到，轻微的通货膨胀有利于资本形成，但是这对工业经济的帮助要比对农业经济大，而且要小心地加以控制，以免破坏经济（见第5章的“储蓄的必要性”）。因此，总的投资计划绝对不能超过可利用的储蓄与可允许的通货膨胀（如果有的话）之和。同时，抑制消费的措施，无论是通过自愿储蓄还是对奢侈消费品进行配给，或者是征税，都必须是某一以加速资本形成为目的的规划的必要组成部分。本章在后面部分还会回到这一话题（见“财政问题”）。

资本短缺不仅影响规划项目的选择，也会影响项目实施方法的选择。选择项目的规则是，只投资于那些每单位资本边际产出最高的项目。这不能仅计算产品可以卖多少钱，因为有些项目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了它们的资金回报；公共设施尤其如此，如运输、水和电力供应的改善对于其他产业增长的贡献，可能远远超过了这一设施本身的收入。这一规则也不能以资本劳动比为主要依据，因为在有些产业中，对产出贡献最大的投资也是较为资本密集的，如一些公共设施、采矿业和钢铁工业。

接下来，几乎实施任何项目，既可以使用较多的资本，也可以使用较少的资本。如果资本是稀缺的，就应选择使用资本较少的方法，其初始成本相比运营成本较少，准备期也较短。这自然就意味着，在比较不同方法的成本时，使用的利率较高，也高于政府债券的利率，后者通常低于资本真实的社会价值。

对于那些拥有大量剩余非熟练工人的国家，要予以特别关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工资不能反映使用劳动的实际社会成本。在这些情况下，如果资本被投向那些依靠劳动力也能很好完成的工作，那么资本就不会产生任何社会收益。在既定的工资水平下，这些投资可能会给资本家带来高额利润，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却没有益处，因为这只增加了失业，没有增加产出。这种对资本的浪费，最有可能发生在农业机械化过程中，以及在与乡村工业竞争的时候（见第3章的“农业组织”和“乡村工业”），因此，有必要限制这类投资。有时候，虽然投资没有增加产出，却似乎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这可以节约劳动（比如推土机），或者比手工便宜很多，在为公共投资项目筹资时困难重重的财政部长，当然不愿意采用更昂贵的劳动密集型的方法；但是事实依然不变，即从社会视角来看，在这些国家使用机器去做那些剩余劳动同样可以完成得很好的工作，是一种浪费。当资本被用于增加就业机会时，比如投资于那些无法靠手工完成，或者以手工完成成本太高（对上述财政部长应采取的规则而言，这是一个例外）的项目，资本的收益就会很高。当资本被投向当前由手工来完成的项目，如果由于需求弹性较大，或由于使用的资本提升了产品的品质，使增加的产出可以被吸收，那么，这项投资也同样是富有收益的。也有些行业，资本会增加产出但是也会减少就业，比如以机械替代人畜，会增加人类可以消费的食物。决定性的经济检验，是总的国民产出的变化，而不是就业或货币成本的变化。但是在现实中，如果以资本代替劳动可以大幅降低资金成本，或者以劳动代替资本以免出现大量失业，即使资本或劳动的使用是一种浪费，阻止这种浪费也面临政治方面的困难。

与资本短缺一样，熟练劳动力的短缺有同样的问题。如果技术是短缺的，就必须节约使用，选择那些对技术需求较少的方法。其中一项短缺几乎必定是管理大型企业的技能，所以欠发达国家制定规划，要想到面对的都是小规模组织（见第3章的“组织”）。如果不想造成混乱和浪费的话，也有必要将整个规划限定在可利用的技能可以支撑的范围之内。这尤其体现在建筑规划中。我们已经知道（见第5章的“资本需求量”），50%~60%的投资由建筑组成，建筑能力的稀缺通常是加速资本形成的主要障碍。这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如果重视这个问题，并采取措施招募和培训必要的劳动力，实现建筑业的快速发展并不比扩大军队更困难。但是令人吃惊的是，生产规划常常受制于此。

一个国家是否缺少外汇，取决于发展是否主要是由出口部门来推动的（见第5章的“起飞点”），以及引进了多少外国资本。如果发展主要发生在国内部门，如印度和澳大利亚，外汇几乎肯定会是一个难题。在这种情况下，较少使用进口机械或原材料的生产方法特别具有吸引力，人们也愿意支持那些赚取或节约外汇的行业，对此的考量会略微超过这些行业自身的货币成本和货币收入。任何发展规划都应寻求维持本国和外国贸易之间适当的平衡。在欠发达国家进口的增长至少与收入的增长同样迅速，而且通常更快。像苏联、中国和美国这样拥有种类广泛的自然资源和气候的国家，可以在发展时以本国的产品代替进口，有可能实现在收入增长的同时，进口没有出现同比例的增加。大部分的其他国家太小，无法做到这一点。当它们的收入提高时，需要更多种类的商品和原材料，而且，如果它们的人口也快速增长，还需要进口更多的食物。因此，在任何发展规划中，最高的优先权应给予出口产品的扩张以及新市场的开发。有可能获得国外投资或进口补贴，这使问题变得更复杂。这暂时性地减少了出口的需要，但是当需要偿付资本和利息时，最终的结果是，出口一定要增加，甚至要超过进口。在两种情况下这个问题尤为困难。一种情况是出口的都是粮食，如果粮食生产没有快速扩张，本国需求的增加会使得消费者吃掉原本可以出口的粮食，这种情况已在阿根廷出现。另一种情况是人口过剩的国家，不得不实现工业化并跻身世界制成品市场（见第6章的“国际贸易”）。找到可以出口的商品，并找到可以销售的市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不能因为困难就放弃出口。

外汇的短缺经常只是反映了本国未能在制造业增长和农业增长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如果这两个部门中任意一个增加了产出，结果就是增加对另一个部门产品的需求，当这一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增加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压力。工业的快速增长要求农业也要实现快速增长。工业工人需要更多的食物；工厂需要从农村来的劳动力；需要农村市场的扩张，以消化消费品的生产；或者，还需要农民的储蓄和税收，为工业建设提供资金。类似地，如果农业发展，也需要快速增长的工业来吸收其产品和劳动，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消费品和资本品。人均农业生产力如果停滞，会阻碍工业的发展，并给国际收支平衡带来压力，因为扩张的工业需要更多的进口，并且不得不将一些剩余生产能力用于出口。或者，如果农业生产力提高，工业生产必须提高得更快，因为对食物的需求比人均收入增长得慢，而对工业品的需求比人均收入增长得快。平衡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相同的增长，增长的比例应由不同的需求增长速度来决定。如果忽视了工农业之间的平衡（比如在澳大利亚或阿根廷），或者破坏了这一平衡（比如在苏联），就会阻碍进一步的发展。日本的发展规划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在这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检查生产规划各个部分的内部一致性，以验证其是否失衡，这是有可能的。首先，可以检验总体的平衡，考察规划是否在整体上与可获得的资源相匹配。比如，表明不同类别熟练工人的人力资源预算，可以展现规划所需的各类劳动力是否超过了实际存在的数量。对原材料、资本、外汇、交通工具、建筑以及任何可能稀缺的资源，都可以做类似的预算。这种全面的检验，考虑了整个经济对投入的需求。接下来，可以检验对产出的需求。预算研究可以揭示消费如何随收入而增长。这类检验将会表明，给定计划的收入，计划的粮食供给是否等于计划的需求。相同的检验可以表明，与计划的供给相比，消费品市场有多大；以及与消费者想要的储蓄相比，计划的储蓄有多少。可以使用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法来检验单个产业。计划的投入可以和上游企业产出的扩张计划做比较，这些企业将为其提供零部件、运输、水力、工程服务等；同时，计划的产出可以与计划的出口、消费需求以及吸收其副产品和其他中间产品的产业的扩张进行比较。由于建筑业经常成为瓶颈，必须特别注意建筑材料和部件的计划产出，尤其是水泥、砌砖、钢材和木材，无论通过生产还是通过进口，都要确保有充足的供给。在农村，主要的瓶颈是水源，所以规划力求实现的保护和扩大水源供应的速度，是检验的一个重点。

给定必要的信息，就可以做很多统计测试来检查生产规划是否失衡。当然，主要困难在于信息不是给定的。预算研究、消费函数、人力资源统计、产出调查、投入-产出表、国民收入表等所需的统计资料，并不总能得到，或者通常误差较大。即使数据是准确的，需求和产出的关系也会以某些不可预测的方式发生改变。而且，所有对产出和出口的计划，取决于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这当然也是不可预测的。生产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力图实现一种希望，无法精确地量化；它表明的只不过是希望各个部门实现的大体数量。尽管规划有很强的测试性，我们仍然应该检验它的内在一致性，否则部门之间就无法保持平衡。对这类事务，我们最好依靠数据和直觉，而不是仅靠直觉，即使数据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直觉的。

到目前为止的讨论，还仅限于文字工作，即设定经济中不同部门的目标。当然，在最后的分析中最重要的不是书面的目标，而是为正确引导资源使用而采取的措施，如培训劳动力、激励提升粮食的生产效率、控制消费、刺激投资以及其他任何可能的方法。这是规划中最艰难又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在规划中与经济中的公共部门相关的部分，相对容易实施；困难在于让经济中的私人部门按照要求行动起来，如让劳动力流向适当的部门或者接受培训课程，让企业家投资或让公众储蓄，使农民适应新技术，或者让外国人扮演特定的角色，比如借款人、买主或技术人员。对生产规划最重要的检验，即是否能有效地将私人个体调动起来。

为了确保私人的合作，政府依靠的是劝说、强制和奖赏。劝说只是调味剂，人们不会仅仅因为政客们告诉他们这样做可以促进公益，就能够长期做违反自身利益的事。发表演讲或进行宣传以说明规划的目的，这是有用的，赢得人们的热心支持也很有必要，但是，如果让每个人都看到可以从中获利，而不是要求他们去做一些事却得不到任何报酬，更有可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强制的作用同样有限。强制可以用来消极地让人们不去做你不希望他们做的事，但很难让人们做你希望他们做的事，尤其是在民主体制下。因此，可以对商品实行配给，或者为原材料和建筑发放许可，以防止人们过多使用；但是，无法强迫企业家投资于某些产业，也不能强迫农民生产多余的粮食，苏联已经发现了这一点。某些许可制度可能是有必要的，不合理的使用受到限制，合理的使用才更有可能实现。但是，实施发展规划的最主要工具必须是奖赏。如果要让劳动者按照要求去做，必须要有足够的工资回报。如果要让农民合作，运行的体制必须使农民这样做是值得的。如果要让企业家投资，必须有可能获得充分的利润回报。很多时候，确保生产规划成功的最好方法，就是对那些不希望人们从事的活动征税，并对那些希望人们从事的活动予以某种形式的补助。

一个更深远的寓意是，到目前为止，生产规划需要私人部门的合作，也应与私人部门进行磋商。这可能会遇到政治方面的困难。一些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对一般的私人企业，尤其是对外国企业，持敌视态度，不允许其参与生产规划。只有在企业家发现合作是有利可图时，所做的规划才会奏效，但是政府却在尽力避免利润和合作，当所做的规划一无所获时，它们相当惊讶。农民同样难以应对。一些政府由地主统治，缺乏推行土地改革的意愿，而没有土地改革，农民就没有激励去生产更多的粮食。另一些人将眼光放在剥夺部分农民的剩余，为资本形成提供资金。如果一个政府可以得到资本家和农民的支持，那么它就可以有所作为。但是，很少有政府既能拥有政治信任，又能实施痛苦的措施，至少在民主世界中是这样。

要实施生产规划，需要极为密切的合作。企业家肯定不愿意投资于一些政府想要的项目。企业机构可能不得不开展研究，提供信息，投入一些资本，以确保市场或利润。在一个经济中，如果政府试图鼓舞、引导和激励私人企业家，商界与政府相互之间的往来就会相当密切，比如日本。政府与农民之间也有必要形成类似的密切合作。政府机构进行研究，试图说服农民改变生产方法，为其提供信贷，协助其进行营销，为农村提供更多水源，如此等等。除非能够赢得农民的信任，否则很多工作都会毫无成效。

至少从政府的角度来看，难以从个人那里得到所需的反应，因此，一些政府更愿意独自发展，而不寻求与个人生产者的合作。如果农民反应迟钝，犹豫不前，或者坚持索要过高的农产品价格，那么政府会建立国营农场，并在它们的控制下集中增加产出。这是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实施集体化之前的政策，这种观念也使英国政府在非洲实施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计划，而不是花钱去刺激非洲农民的生产。当这个政策在苏联失败的时候，政府求助于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使农民不得不服从政府的命令，而不是停止高税收和低价格的政策。对企业家的观点也大致相同。一些政府认为，作为一种激励手段，也作为进一步发展的资金来源，私人企业所要求的利润，是实现繁荣所难以承受的。政府制定低价格和低利润，当这一举措抑制投资时，就开始建立公共企业取而代之。这使其承受更大的压力，去寻找启动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技术知识、管理技术和事业心，在欠发达国家所有这些要素都是稀缺的。经济发展非常困难，有必要动员所有可以利用的知识和开创精神，至少在起步阶段是这样，但是，显然并不是所有低收入国家的政府都认同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