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

国际贸易

一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既取决于其资源状况，也取决于该国设置的贸易壁垒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

一个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如肥沃的土壤、良好的气候条件、丰富的矿产等）实际上可以实现自给自足。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进口只占其国民收入的4%，而英国这一比例约为25%，在其受到严格的控制之前高达30%。因此，对外贸易的范围部分取决于该国大小，或者说与国土面积有关。

其次，对外贸易还受政策的影响，所有国家都可以根据需要，确定自给自足的程度。自400年前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关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贸易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在此，我们不需要过多讨论这一问题。支持自由贸易的学者强调国际分工专业化的优势，这一点十分明显。反对者则指出自由企业制度的缺陷，认为这会使价格不能真正成为反映社会成本的指示器。这些缺陷在特定情况下体现得非常明显。过度分工的倾向忽略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战争时期的资源短缺、贸易条件的大幅波动、单一栽培引起的传染病的爆发等。制造业的规模经济需要时间才能形成，因此在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有必要对本国制造业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还有失业的问题，使得人口相对过剩国家的发展更加困难，因此，有必要建立保护性的贸易壁垒，以发展新的企业。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贸易保护还有政治和情感方面的原因，这会妨碍国家整体的经济利益。现实中并没有观察到贸易壁垒的长期趋势。如果只考虑经济方面的因素，国家很可能在工业发展的早期制定很高的关税，并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逐渐降低。18世纪和19世纪时，英国就采取了这种模式，随后20世纪的美国似乎也是如此。但我们还不能就此归纳出关税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因为关税还受政治利益和政治思潮的影响。

由于外汇不足以支付国民需要的所有进口品，进口也可能会受到限制。这通常意味着国内消费品的生产和出口产品生产之间的关系失调。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见第5章的“起飞点”），如果欠发达国家的各经济部门发展不平衡，就极可能陷入这种困境。由于通胀（见第5章的“储蓄的必要性”），或者由投资加速引起的进口倾向的改变（见第5章的“外部融资”），有可能会产生外汇短缺。有必要再次指出，欠发达国家相比工业国家，在其国际贸易中将面临更严重的周期波动，因为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更剧烈（见第5章的“稳定性”）。因此，如果想要摆脱周期性波动中外汇的制约，欠发达国家就需要持有更多的外汇储备。

在经济发展开始之前，落后经济中对外贸易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往往比较低，但这一比例随着经济发展迅速提高。我们已经看到，对外贸易对刺激经济发展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见第5章的“起飞点”）。因此，在发展初期，对外贸易比收入增长得更快。这一结论无论是对单个国家，还是世界整体都成立。在发展早期，每个国家都是自给自足的，因其绝大部分产品都是由农民自己生产的，农民很少使用现金，只将很少一部分产出用于交易。这就是为什么进口只占尼日利亚国民收入的10%以及印度的7%。我们能断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国际联系增强，将原本孤立的地区融合到世界经济中，这些比例会有所提高。对于世界整体亦是如此。1870~1913年，世界粮食总产量只以略低于每年2%的速度增长，制成品年增速也不到4%，世界收入增速可能在2.5%~3%，这一期间世界贸易的增速约为每年3.25%。显然，经济增长早期伴随着国际分工专业化的提高，因此国际贸易的增速快于国民收入。

下一个发展阶段就没有这么明显了。如果不考虑再出口，并考虑到贸易条件的变化，在19世纪的前75年，英国的进口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迅速增加，但在接下来的60年几乎没有太大变化。拥有大量未开发资源的美国却相反。随着资源的开发，进口比国民收入增长得慢，现在的进口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只有80年前的一半。现在美国的一些矿产资源已经达到开采极限，对原材料的进口增加了。有人预期，接下来美国的进口增速将至少和国民收入一样快，但这还有待以后观察。两次世界大战对国际贸易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我们无法预计接下来的几十年会发生什么。以下是一些相关数据，值得关注。1948~1952年，世界制造业的总产量增长了27%，农业为9%，国际贸易为34%（所有数据都不包括苏联）。这些数据表明国际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比生产增长得更快，虽然这一比例较高主要是由于“二战”后是从低水平中恢复过来的。

经济增长也影响了世界贸易的结构，包括商品的相对重要性以及不同国家的相对重要性。

以前有人预测经济发展会削弱制成品相对于原材料和食物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因为他们认为随着每个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制成品的进口会减少，而原材料的进口会增加。但这并没有发生。根据有记录的近80年来的数据，制造业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几乎保持不变（35%~40%）。原材料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持续增加，但食物贸易的份额相应减少了，因为对食物需求的增长要慢于收入的增长。一些国家主要进口食物和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和无形的服务（如海运、股息、佣金等），这形成了国际贸易的基础。但这并不能解释国际贸易的全部。制造业国家之间也有分工和贸易，农业国家也是如此。比较优势法适用于制造业之间的贸易，如同适用制造业和农业之间的贸易一样。同样地，工业化国家的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贸易量分别占世界总贸易量的2/3和1/4，因此贸易主要在它们与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进行。如果工业大国进口更多的初级产品，生产该产品的国家就可以相应进口更多的制成品，因此初级产品贸易和制成品贸易是同步发展的。这一关系通常是可以改变的，比如需要用更多的制成品来交换初级产品，或是用更多的初级产品来交换制成品，在这种情况下制成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就会发生变化。我们现在只能说，在过去的80年中两者之间的贸易条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假定国际贸易中的制成品产值不变，那么制成品相对于初级产品的交易量就取决于二者之间的相对价格。如果制成品的相对价格提高，那么其相对贸易量就会下降，反之亦然。因此，20世纪30年代制成品的贸易量很小，而50年代至今，又变得非常高，但是这都可以用相对价格的变化来解释。因此相对价格对于决定世界贸易中制成品是紧缩还是繁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制成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相当稳定，但其构成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纺织品的重要性下降了，金属和机械则稳定增长。1899年，纺织品和衣物在制成品世界贸易中占比为40%，1950年已经降至20%，该比例是稳定下降的。金属制品从31%上升至56%，其他制成品占比只是轻微下降，从29%降至24%。这些变化很容易理解。随着工业化的扩展，各国首先发展纺织业，因其原材料重量轻，便于运输，需要的技能又很简单，纺织业几乎可以在任何地区发展。这和金属业的发展不同。后者需要该国具有廉价的燃料和矿石资源，而且工程机械存在持续的技术进步，因而先发者总是比后来者具有技术优势。这些原因都说明，这一变化趋势会持续下去。金属制成品相对其他制成品的占比仍会增加，而那些拥有丰富的燃料和金属资源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前景最广阔。

世界贸易中制造业的国家分布在过去的50年里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较1899年和1937年，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在制造业贸易中的占比飞速增加，而法国和英国则相应下降了。加拿大几乎完全靠有色金属和造纸业；日本主要是纺织品，但在其他领域也可以展开有效的竞争；美国也是在各领域均有发展，主要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例如，1899~1913年，美国的占比仅从11%增长到了12.5%；由于“一战”，占比跃升至20.5%，但到1937年时也仅为19.5%；1950年再度由于战争跃升至29%。美国是否能在国际贸易中保持如此大的份额，取决于其在进口和对外投资上的花费，以及其他国家是否需要从美国进口更多的粮食。除去对外投资，美国无法同时在初级产品和制成品上保持净出口，哪一类出口将会收缩，还有待观察。

英国不需要担心其在国际贸易中占比的下降。一个国家贸易份额的变化，只是说明该国出口与世界出口的增速不一致，没有理由要求所有国家的出口都以相同速度增长。旧的工业国不用担心其制造业贸易份额的下降，只要绝对份额足以维持本国的充分就业，并足以支付其进口就可以了。对于英国，重要的不是贸易份额的下降（从1899年的32%下降到1937年的22%），而是1920年后其贸易绝对份额不足以维持本国的充分就业，自1930年后也不足以支付所需进口品的购买。

这些发展引起人们对18世纪经济发展理论的关注。这是长期停滞观点的一种形式。18世纪的经济学家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不久就会自动失去这种支配地位。对本国出口品的巨大需求，会提高该国出口产品相对于其他国家产品的价格，这会激励其他国家也生产该产品。资本流入这些国家，部分是为了兴建这种在先行国家已被证明具有成功潜力的产业，部分是为了利用更低的工资和其他物价水平低的优势，部分是由于逻辑法则的作用，即每个产业在先发国家都已达到市场极限，因而资本家不得不将利润投向别处（见第5章的“外部融资”）。因此，存在所谓的先发劣势，比如，先发国家早在1850年就已经开始投资于某一产业的技术开发与资本设备，它会发现自己很难和1880年才进行投资的后发国家竞争。这种所谓的劣势值得我们怀疑，如果两个国家在1880年拥有相同的资本投资，那么，在与1880年刚开始投资的国家的竞争中，在1850年已经进行投资的国家很难处于劣势，因为任何后发国家能够购买的新设备，先发国家也同样能购买。先发国家可能会发现保留旧设备更划算，但将储蓄用于发展新产业也有益处，而此时后发国家还在努力追赶旧的产业。更合理的观点是，先发国家会失去其专业化优势，1850年以前的先发国家发展基础设施（银行、市场、铁路、交通、机械等），以满足当时的需求，接下来就开始墨守成规，为了更好地利用19世纪50年代的投资，该国不得不负重前行，难以及时调整，以应对19世纪80年代需求的变化。所以，新产业会首先出现在那些还未充分发展的后发国家。守旧也会使先发国家失去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因为最好的人才都在解决旧产业出现的问题。同时，后发国家的人才不仅投入到追赶或模仿先发国家的旧产业，还会率先发展新产业，并在新扩张的贸易中，夺取先发国家的技术领先地位。

英国的情况似乎很符合这种说法。低工资水平的确是亚洲纺织业兴起和英国的世界纺织品贸易份额下跌的长期原因。投资的状况也很符合，1870年以来英国将更多的储蓄用于对外投资，在1913年之前已占一半之多，这无疑也帮助了其他国家，特别是北美、印度和日本的竞争性产业的兴建，而英国自身的技术进步却落后了。英国没能在快速发展的产业，例如化工、机械工具、电力设施中保持足够的贸易份额，也没能在这些产业中保持技术领先地位。这可能由于英国过于关注优势巨大的纺织业，同时也是由于旧式的大学以及培养的人才轻视科技研究。另一方面，有两个因素使得这一理论对英国的解释还有待商榷。其一，虽然商品出口增速很慢，但直到1913年，英国的贸易盈余一直在持续增长。部分原因可能是出口的缓慢增长抑制了商品生产，从而抑制了商品进口。但也可能仅仅是因为英国发现，相较于出口产品，开发船运、保险以及其他“非贸易”收入，更有利可图。其二，这一理论暗示，即使努力，英国也无法做得更好。对于促进对外贸易，只要有相同的意愿，没有什么事德国和日本可以做到，而英国却无法做到。这些事还没有做，是因为英国的对外贸易还比较顺利，但是不久的将来，可能就不得不去做了，到了不得不去做的时候，英国人的“绅士风度”是否会妨碍他们这样做，很值得怀疑。此外，由于并非德国和日本，而是美国在扩张的世界市场中占领了最大的贸易份额，英国对付这个更富裕的国家，也许受到的阻碍会更少一些，因为从道义上来讲，对付更贫困的国家，手段不能太严厉。

在国际贸易中居于领先地位，除了要保持足够的市场份额，还取决于创新。英国曾经引领创新（与科学或发明不是一回事）超过一个世纪，但现在创新的领先地位已经旁落。这种领先地位的改变是必然的，因为没有人能在智力或精力上永远处于垄断地位。在英国、德国和美国以金属与化工方面的生产和应用的创新为基础，展开激烈的竞争之前，是法国和荷兰关于海外贸易的竞争。再之前是西班牙占据领先地位，再往前还可追溯至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竞争。只靠一个简单的经济模型，无法解释为何领先地位会在大国之间交替变动，这其中还牵涉思想文化、国内压力、政治发展、制度变迁、战争以及许多其他因素。可能国际竞争力的变化只是反映了国内更深层次的变化。

与发达工业国之间领先地位的不断变化同样有趣的，是所有欠发达国家都没能成为发达国家，日本是唯一的例外。这一现象有时也用国家间的相互影响来解释。这一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机制必然会使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加大。一个国家经历了技术创新并提高了生产力，其出口价格就会降低。欠发达国家进口这些低价产品，就会摧毁本国相应的产业。对此最好的例子就是19世纪的印度。印度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受到来自英国兰开夏和伯明翰的廉价进口品的不利影响。该理论认为，这种影响是逐渐累积的。制造业存在规模经济，使得英国的产业扩张，而印度的产业缩减，两国的生产力差异加大。印度就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从事不具备规模经济的农业，而由此受益的英国越来越富裕。

这一理论与我们之前的考虑完全相反，根据之前的考虑，两国间的差异应该减小而非扩大。对于一国生产力的提高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不应简单下结论，因为这些影响非常广泛。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力越来越高，不意味着它一定会以低价出口其产品，其货币收入可能增加，而贸易条件保持不变。如果该国确实将产品低价出口，也不意味着它一定会失去在其他产业的专业化，对其他产业规模经济的影响，可能会被证明是推动其走出停滞的必要力量。在此之前我们经常看到，国际贸易可以促使经济停滞国家启动经济发展。同样地，由于发达国家的竞争，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必然艰难，我们需要更详细地考察这一问题。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如果可以进口低价制成品，国家就不应该自己生产。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比较国内外货币成本的问题，因为货币成本与实际成本经常不相一致。这也不是比较现行成本的问题，因为发展的要点在于，发展可以降低成本。因此当决定发展政策时，需要考虑工业化对成本的影响。如果工业化速度只由私人企业的决策来决定，则它几乎总是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首先来看启动的困难。开始时总会存在初始成本，这也是一旦开始某一特定产业就会坚持发展的原因之一。分工的经济性在于规模经济，这种规模经济在许多生产领域都存在，并会阻止产业的变迁。因此具备农业优势的国家会投资合适的交通设施、培训设施及其他相似的设施，而不会发展那些专门从事制造业的国家所提供的那些服务。随后的情况是，虽然资源的改变在边际上是无利可图的，但是，即使发展新产业需要巨大支出，向其他产业的重大转变也很快会证明，这比坚持初始产业的进一步专业化更可取。在实践中，这种产业的转变需要时间，需要足够的信心，以度过新产业生产力相对较低的一段时期。一些私人企业有坚定的信念，愿意做出改变，但是总的来说，还是需要政府通过对新产业给予保护或津贴来推动。这一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工业化，当工业部门刚开始发展时，生产力很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后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才能掌握相关技能，公共设施得不到充分利用，提供的服务收费很高，相互支持的大量企业组成的网络也没有建立起来。如果有理由期待当前的高成本只是“成长的苦恼”，那么耐心等待工业化通过这一阶段，是非常值得的。这仅仅是对“幼稚工业”观点的一种阐释，该观点已在过去的150年里为经济学家所接受，并被所有处于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国家所应用。例如，直到约1700年，英国的工业技术水平都落后于欧洲。在此之前，当其从欧洲大陆引进技术、鼓励技工移民时，特别是在爱德华三世、伊丽莎白和斯图亚特统治时期，英国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工业增长。所有这些都得到了细心的保护，直到英国领先其他工业化国家时，才采取了自由贸易政策。德国、法国、美国以及所有其他的工业国都选择在工业化早期阶段采取同样的保护措施。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观点只适用于工业化发展的早期。一旦一个国家已经达到了规模经济的阶段，这种保护性政策就不再适用了。

除了初始成本，还要克服人才匮乏的困难，因为这种匮乏也会阻碍新产业的形成，即使这些产业不受保护本来也能获得成功。在工业发达国家有大量有经验的企业家，努力开发新的产业，而欠发达国家无法做到这一点。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企业家专注于农业和贸易，对新的制造产业一无所知，不仅不了解相关的技术，也不了解新产业所面临的风险。如果政府认为这会使企业家忽略利润更高的新产业的发展，就需要起到一个带头作用。政府可以研究相关产品需求和生产问题，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布，以启发潜在的企业家。如果这还不够，政府还可以从国外引进有经验的企业家来本国建立相关产业，开拓道路。如果是未知风险使企业不愿进入新产业，政府自己可以承担起探索的风险，比如，筹集全部或部分资本、保证私人资本的最低收益、签订产品购买合同（用于本国的医院、办公、监狱等，或者重新出售），或者通过其他补贴或保护新产业的办法。日本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好地证明了这种政府带头作用的效果，1870~1900年开始发展的所有新产业，几乎都是由政府发起的，采取的方式主要是由政府兴建工厂并运营，在初期的困难被克服后再卖给私人企业。这种带头作用尤其重要，因为即使那些最后能被证明盈利丰厚的产业，一开始时的失败概率也很高。当一项创新被引入，不论是新机器、新产品、铁路，还是新的国外市场，先行企业往往会破产，企业在获得成功之前往往会几经易手。这种先行者付出的高成本使得企业不会轻易进入，特别是在企业家数量少且缺乏经验的欠发达国家。因此，政府的带头作用在欠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更重要。

在一些小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如果要取得成功，不仅需要暂时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还需要关税同盟的暂时保护。考虑两个小国A和B，两国的市场都很小，不足以实现规模经济。假如A和B各有分工，共享市场，有可能两国不久就会提高效率，实现盈利，而不需持久的保护。如果没有关税联盟，A可能因为无力在B国市场竞争，从而无法开始工业化，B也如此。或者，A和B都开始工业化，都保护各自的市场，那么两国的产业发展就都达不到经济规模。如果两国都工业化，关税联盟就能使A和B都获益，两国各自发展不同的产业。如果只有A工业化，除非B的人口可以向A迁移以分享新的就业机会，否则B就没有收益。当然，如果关税联盟也无法使之实现规模经济，那么，两国都无法开始工业化，这对两国都是一种损失。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我们应该谨慎考虑关税联盟在不同情况下的优缺点。当然，现实中也存在这种情况，即设置关税壁垒、相互分割的国家，通过签约与邻近国家结盟，以实现有限的分工，而非通过降低关税以融入世界经济（这样其幼稚产业无法成长），并从中获益。

相比于19世纪，今天的市场问题、投资新行业的初始成本、人才匮乏对欠发达国家工业化的阻碍作用更为显著，因为现在的大部分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已经拥有巨大的技术领先优势，而它们开始工业化时并没有这种问题。如果欠发达国家不采取特殊的保护政策，工业化国家在专业化方面的优势会越来也大，导致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现在还应该加强古典经济学家推崇的暂时性保护的力度。

这种政策同样适用于人口过剩国家和人口稀缺国家。我们已经指出，那些人口相对于农业资源过剩的欠发达国家，更有理由保护本国制造业，因为这些国家的价格体系不能反映真实的社会成本。这是因为它们有剩余劳动力，根据定义，在农业中的边际产出为零，甚至为负，付给他们的工资要超过边际产品。从实际社会成本的角度看，只要能增加净产出，在制造业中使用这些劳动力就有利可图；但是，从货币角度看，只有净产出超过工资，在制造业中使用这些劳动力才是有利可图的。许多这种国家，比如印度，都同意或被迫同意开放制造业，并因此遭受严重损失，结果摧毁了本国生产能力，加剧了失业问题，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些国家应该采取的政策是，尽可能地创造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只要制造业劳动力的净产出增加，就应无视进口品的低廉价格。这一观点并不适用于所有欠发达国家，只适用于人口过剩国家，例如印度、埃及和牙买加，而不适合人口稀缺的国家，如黄金海岸和巴西。

虽然这些人口过剩的国家需要更快地实现工业化，但产品的出售问题会使它们面临的情况更加艰难。较低的生活水平使其人民对食物的需求比对制成品的需求更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工业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出口制成品以换取所需食物，也就是说，它们需要增加本国在制成品世界贸易中的份额。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英国、德国和日本已经依次实现了，不久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也将做到这一点。但是，相比当时的英国，由于面临更激烈的竞争，现在实现这一目标更加艰难。德国和日本的成功是因为政府有力的出口推动。它们追求积极的政策目标，如让国际市场充斥着它们的售货员、提供广泛的信贷、降低价格以及顺应客户需求等。另外一种选择是，不通过这种销售竞争的方式占领国际市场，而是引入已经拥有销售渠道的外国商人来本国兴建工厂，以利用本国资源供应原有市场。这就是大约600年前英国打入国际市场的做法。许多国家都效仿英国的例子，可能近期最惊人的例子就是波多黎各引入美国制造商。打开市场并非易事，引入已有销售渠道的外国企业就已经成功了一半。此外，工业大国并不太担心对外投资会影响自己的市场份额，反而是欠发达国家自己不愿采取这种方式（见第5章的“外部融资”）。

这些欠发达国家面临的困难之一，是将工资保持在某一水平，以保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如果产品全部供给国内市场，那么即使价格比国外产品高，通过保护也能使生产企业存活下来，但国内保护对于一个试图占领国际市场的人口过剩国家没有帮助，因为如果它生产的产品价格连国内市场也保不住，能够占领其他市场的机会就很渺茫。前文已述，是货币成本和实际成本的差异产生了这种困难。考虑到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制造业中使用劳动力的实际成本是微乎其微的，但货币成本仍不可忽视。为了吸引和保持农村劳动力留在生活成本更高的城市，制造业的工资水平需要高于农民平均收入。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建立工会，专门从事产业工人的组织工作，这倾向于不断地增加工人的货币工资水平。在给定的工资水平下，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应该进行工业化，却无法这样做（比如牙买加就常常如此），因为生产的货币成本太高。对此的补救措施是进行生产补贴，或者将货币贬值。公开补贴受到工业化国家竞争对手的抵制，因此大部分工业化国家仅限于采取更隐蔽的补贴方式，比如更廉价的厂房租赁、豁免税费、水电交通优惠等。但这还不够，还要采取另一项出口推动措施，即使货币贬值，比如日本。货币贬值在欠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具优势，因为这对其贸易条件影响不大（因为以外币计算的进口产品的价格和出口的初级产品的价格，并不受本国货币贬值的影响），而且欠发达国家的外债和国外资产往往以外国货币衡量。但是货币贬值可能会影响生活成本，从而可能影响货币工资，因此，使用货币贬值政策也会产生疑虑。如果工资同比例上升，那货币贬值就毫无意义。但这仅仅说明，只有人民愿意配合相关政策，一个国家才可以解决其经济问题。

想要进入国际市场，会遇到很多阻碍，只有一些勇敢果断的国家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英国在19世纪前半叶，通过向全球出口产品实现了这一点。那时比现在更容易些，因为当时并没有强劲的竞争对手。接下来是德国，态度更为坚定，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虽然更为艰难，但还是实现了所需的市场份额。日本的发展不幸地处在世界贸易总量衰减的大萧条时期，但仍在1929~1937年实现了出口翻番。其他一些国家有同样的需求，却缺乏意志，例如印度和意大利，两国制造业的世界贸易份额在1899年时分别为2.3%和3.7%，到1937年分别下降到2.1%和3.6%。这两个国家想要实现充分就业和足够的粮食供给，就必须将其制造业人口比例增加到大约35%，为实现这一目标，又必须将推动制造业出口置于经济政策的核心地位。情况最好的是印度，拥有金属品贸易所需的燃料和矿石资源。而其他国家，比如埃及，情况就没有那么好，因为它们富有竞争力的产业不可能会有增长迅速的需求。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充足的食物供给，这些国家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毫无疑问，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得工业国分为两种，一种出口金属品和化学品，另一种矿产资源匮乏，则只能出口纺织品、非金属制品，以及总成本中金属材料成本较少的产品。

毋庸置疑，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反对这些贸易促进措施。它们抨击后发国家的这些方法：培训销售人员、信贷优惠、补贴、吸引外国制造商、货币贬值、低工资、免税等，这实际上指明了一点，即贸易促进政策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但后发国家对此的有力争辩是，它们的进口和出口一样多，并没有减少其他国家的贸易份额。如果它们对初级产品的额外需求会促进额外的供给，传统工业国家以制成品交换初级产品的能力并未受损。只有当初级产品的世界总产量没有同比例增加时，后发国家才会对传统工业国家产生不利影响。这是世界经济整体平衡的问题。显然，增加初级产品供给这一任务，应由那些拥有相应资源禀赋的国家来承担，尤其是北美、南美、澳大利亚、非洲等人口稀少的大陆。如果这些国家拒绝人口迁入，又不开发这些资源为世界其余国家地区提供所需的初级产品，就会受到谴责（如果可能的话）。

让我们回到之前阐述的一种观点，即世界贸易均衡的维持取决于世界制造业、原材料和食物的平衡增长。在1929年前的半个世纪，制造业的世界总产量大约每年增长4%，如果原材料和粮食的世界总产量增速分别为3.75%和2%，贸易条件就可以保持不变。我们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保持着这种关系，但没有证据表明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增长率的变化可能要大一些。实际上，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对增长率差异的影响，比通常人们担心的要小一些。因此，亚洲制造业增长率的变化对世界制造业总产量增长的影响，还不及美国制造业增速的较小变化产生的影响。例如，如果美国学会控制衰退，其平均增长率的增长对世界初级产品供给产生的压力，将远大于年增速10%的印度。类似地，由于亚洲和非洲消费了不到一半的世界粮食，这些国家对世界需求的影响也远不及欧美。只有看到与世界供求的联系，才能明白各个大陆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如果出现初级产品短缺，那主要是因为欧美原本已经巨大的需求出现了迅速扩张，而不是受需求相对较少的亚洲或非洲由于人口增长或工业化而产生的影响。

近来学者担心1929年以前的平衡增长现在被打破了。人们认为世界工业产量现在的平均年增速可能超过4%，一方面是因为工业大国控制住了经济衰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他国家推动了自身的工业化。这也取决于原材料产量的增速，这是工业产出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原材料的生产多是商业化运作经营，因此除了特殊矿产的短缺，原材料的供给应该可以满足需求的增加。

粮食的供给就很不确定了。1929年前粮食年增长率为2%，部分原因是在美洲和澳大利亚开发了新的定居点。由于开发新定居点的速度减缓了，要想保持粮食的增速，就需要努力提高每亩的产量。没有理由怀疑，亚洲和非洲在接下来二三十年里，每亩产量会以合适的速度增长，因为当前的产量水平还太低。但是，使大多数亚洲和非洲国家取得像日本那样的成就，会遇到很大的政治和教育障碍，所以，世界粮食产量是否会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以我们期望的速度增长，我们对此并无信心。并非所有人都有这种担心。相反，另一些人认为我们即将开始一场新的农业革命，进而解决全世界的粮食问题。如果他们是错误的，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能补充粮食供应的不足，那就是北美。担心世界粮食短缺的人可以指出过去20年发生的一些变化。与1934~1938年相比，1952年拉丁美洲的粮食净出口下降了37%，近东和远东区分别下降了22%和60%。这种下降并不能完全由其他地区的增长抵消。非洲和大洋洲的净出口分别增长了19%和21%。而最大的增长发生在美国，其（总）粮食出口翻了一番。这种不平衡的危害，主要不在于世界粮食总产量可能增长得不够快，而在于世界其他国家可能会越来越依赖美国来弥补不足。如果美国人口持续以现在的高速度增长，将来可能不会再出口粮食，但到那天至少还需25年，而且只要有利可图，美国仍可以弥补这种粮食短缺。

有两个原因使得这种对美国粮食的依赖很危险，首先是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其次是对美元供求的影响。这种依赖会极大地改变工业国的贸易条件。美国生产力的优势在于制造业而非农业，因此如果美国要出口粮食，相对于工业品的价格就会非常高。其他工业国就不得不出口大量制成品，以满足食物进口。同时，美国对制成品只有很小的进口倾向。如果美国出口粮食，它并不会进口更多的制成品，而是会减少制成品出口量，以实现贸易平衡。因此世界贸易中的制成品份额就会减少。由于美国的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非常有竞争力，想要降低其市场份额需要付出很多努力，这又会导致美元短缺。这一短缺意味着，其他国家想要继续从美国进口粮食和制成品，而它们本来应该减少从美国进口制成品的数量，并增加从其他国家的进口量。

战后美元短缺就是这样形成的。由于“二战”降低了德国和日本的工业产量，以及欧洲和亚洲的农业产量，整个世界都更加依赖于美国的粮食、原材料和制成品。只有当这种依赖程度减轻时，美元短缺才有可能消失。在1939年以前，世界其他国家已经不依赖于美国的粮食出口。美国是粮食净进口国。如果世界其他国家的粮食增长足够快，这一情况还将会发生。但如果粮食产量增长不够快，粮食相对于制成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工业国就不得不努力使美国制成品的世界份额减少。这种努力的困难程度，主要取决于价格调整的速度有多快。存在美元“短缺”，只是意味着美国的制成品出口价格过低，或者初级产品进口价格过低。随着价格调整，这种短缺会自动消失，但价格调整需要时间。

总之，我们无法预言未来世界贸易的状况。由于一些国家无法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世界初级产品的净进口国和净出口国的分化，还会持续下去，并一定会随着一些人口过剩国家的发展并进入世界市场而加剧（印度、意大利、中国，也许还有苏联）。我们可以预测，随着工业的发展，这些国家对食物和原材料的需求将会增加。这主要是相对价格和供给的问题，由此来决定哪些国家将是初级产品的净进口国，哪些国家又是净出口国。美国已经来回变化两次（从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然后又变回净出口国），我们也无法确定美国将来会在哪一边。我们可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国际贸易将会持续增长，但仍然无法预知哪些国家会是初级产品的主要供应国，也无法预知初级产品的未来价格。

移民

导致国际移民的原因有很多，也并不都和经济增长有关。有些人移民是因为宗教、政治或种族原因，以逃避国内迫害或以极大的宗教热忱将福音传递到其他地区。历史上有许多这种例子，比如犹太人出走埃及、清教徒迁往美国以及胡格诺派教徒逃离法国等。出于这种原因的移民，在20世纪前半叶比以往任何有记录的时期都多，因为自由和宽容并没有随着科学或财富的积累而增长。这50年，由于法西斯的兴起以及巴勒斯坦、印度和朝鲜的分裂，见证了许多斗争和残杀。人类虽有5000年文明史，却未能丢弃掉动物般的邪恶。

如果我们只考虑经济原因，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些移民仅仅是为了逃避饥荒。源自亚洲中部平原的大迁移（例如匈奴人和蒙古人），常常是因为气候的变化，虽然我们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一点。除了饥饿，人们迁移是因为他们认为迁入地更安全，机会更多。19世纪中期开始的大迁移，在“一战”前达到顶峰，每年都有过百万的欧洲人、中国人和印度人永久地离开自己的国家，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在大洋彼岸能找到更好的生活。

移民通过人口必然过剩这一教条，与经济增长相联系。根据这一教条，任何有希望提高生活水平的国家，比如有机会参与国际贸易，或者使用某些新的农业技术，如灌溉、更好的种子或新的轮作方法，或者有实现降低死亡率的方法，如供水或公共卫生的改善，都必然会因为人口增长而使生活水平降至原来的水平。因此，任何经历经济增长的国家最终都会“人满为患”，需要为其人民寻找新的居住地。这在历史上发生的太多了，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公元前750~550年希腊殖民地的建立，而近期的例子就是来自爱尔兰、英国、印度、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的移民。自相矛盾的是，相同的逻辑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移民出境并不能真正缓解人口过剩。因为如果人口繁殖将会达到生养的极限，移民出境暂时产生的缺口，很快就会被弥补上。有些情况下确实如此。同样地，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爆炸性的人口增长也并非必然，或者说以前还是必然的，但现如今已经不是了。人类已经像控制死亡率那样，学会有效控制生育率，未来也有无数的可能。

此外，正如我们看到的，移民出境也不是应对人口过剩的唯一办法。在这里，人口过剩是指人口超过了本国土地的所能养活的数量。另一个解决办法是参与国际贸易，发展制造业，或者海运、保险、旅游业、电影产业以及其他可以赚取外汇的产业，以进口食物。从其居民可以在别国获取更多收入的意义上来说，这可能不会阻止该国的人口过剩，比如英国工人移民到新西兰种地，就能有更多收入，但可以阻止前面讲的那种人口过剩，即人民缺乏足够的食物（就像印度现在的情况）。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忽视强调长期停滞的理论家。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们认为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发展只能暂时缓解人口过剩，因为不能保持必要的市场份额，那些导致该国失去市场份额的因素，会发挥作用（见前面的“国际贸易”）。因此，他们认为经济成功必然会以人口过剩和移民为终点。不可否认，以前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受质疑的只是其“必然性”。

有时人口过剩国家急于促进移民出境，但也不总是如此。有的部落将其族人卖为奴隶。在其他地区，比如印度，政府会为来自国外的机构招募人员提供便利，这些人通过合同带走劳动力，严苛的合同条款使劳工的待遇跟奴隶差不多。英国鼓励本国移民，采取的措施从17~19世纪时将罪犯和反叛者转移出境，到20世纪时对移民到英联邦自治领土提供补贴。

移民出境的国家会面临一些问题。问题不仅是保护出境者免受招聘机构的欺骗、防备海运时过度拥挤和晕船的危险、免受迁入国雇用者的虐待、免于种族或宗教的迫害等。解决这些问题已经够艰难了，人民的不满情绪还使得印度政府停止向那些不公平对待印度移民的国家迁移。归化是其中最难的问题之一。一些接收移民的国家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少数族裔问题，热切希望将移民同化。因此，它们拒绝在学校或者在法庭使用移民的母语，使这类移民的后代尽可能变得与本地居民的孩子一样。这就是美国移民政策的基础。16和17世纪的英国也采取同样的政策对待来自大陆的移民，法律要求移民收本地英国人当学徒，政府惯例也不鼓励移民聚集在一起，或者采用其他的同化方法。这些政策遭到那些想要在新的国家保留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的移民的反对，例如，中国移民就不愿放弃自己对祖国的忠诚。的确，如果移民拒绝被同化，或者迁出国试图干涉迁入国对国内事务的主权，移民产生的政治问题就不可能被解决。另一方面，如果不允许移民归化或他们受到歧视，必定会受到母国的抗议，例如19世纪时英国对中国的抗议，以及20世纪时印度对南非的抗议。

除了这些政治上的困难，移民出境也会导致经济问题。移民中最多的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迁出国不得不承受培养和教育他们的巨大成本，而到了劳动年龄，这些移民却去了国外。随着年轻移民的离开，老年人和被抚养者的人口占比就会升高，工作人群的压力就会相应增大。另一方面，移民给留在国内的家人汇款，可以给迁出国带来好处，这种汇款有时在迁出国的国际收支中占很大比例，并受到欢迎。性别比例会变得不平衡，因为移民中男性多于女性，19世纪20年代时的巴巴多斯，就因为移民导致成年女性的数量几乎是男性数量的两倍。国家也不愿意看到有技能的劳动者流失，特别是担心他们离国从事的产业将与本国发生竞争。许多国家，例如18世纪的英国，就出于这一原因阻止技工的移民。

迁入国对移民的态度和迁出国一样复杂，同样也受到经济、政治、种族和宗教等各种原因的综合影响。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几乎所有国家都欢迎熟练工人的移入，特别是当他们能够带来新的产业时。如果这些移民愿意完全的归化，就会更受欢迎，因为大多数国家都对外来族群怀有戒心。如果移民愿意将技艺传授给本国居民，也会更受欢迎。的确，英国1484年制订并于1523年重申的法律中，禁止移民拥有除自己孩子以外的外国学徒。如果这种技能并非新的，特别是移民对某一行业的技艺形成了垄断，移民的归化就更加困难。如果移民由一大群医生或者矿工组成，与一大群拥有各种不同技能的移民相比，更容易激起本国人的抵制。国外商人的移入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许多国家坚持要移民雇用本土人民。一些国家试图限制移民进入某些新的产业，制定规则禁止他们与国内小商贩竞争。那些能带来新产业的商人（比如建立新的工厂）肯定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同样地，如果外国商人只是与本地商人竞争，比如西非的叙利亚人或西印度群岛的华人杂货商，都容易引起敌意。

然而，与大量缺乏技能的移民相比，具备特殊技能的移民只是一个次要的政治问题。只有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大量的移民才会受到欢迎。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大量空闲的土地，并且认为更多的人口能带来规模经济，大规模移民入境才可能受到欢迎，因此，只要边疆还没有开发完，美国对移民的大门一直是打开的，但是一旦没有了多余的土地，就越来越反对移民，直至挡不住为止。或者，移民受欢迎是出于政治原因，澳大利亚就是如此，它接收移民并非出于经济目的，而主要是作为针对亚洲的防御措施。以色列也不做任何经济方面的考虑，只是将接收所有遭受迫害的犹太人作为自己的责任。在一些国家，例如英国和美国，希望为遭受迫害的人们提供家园的想法在其移民政策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就经济方面的考虑而言，可能会存在工资劳动者与资本家和地主之间的冲突。如果存在规模经济，所有阶层都能从移民中获益，但即便如此，也主要是资本家和地主获益。大量移民入境降低了工资水平，使之越来越接近迁出国的工资水平，并推高了租金和利润。地主和资本家可能愿意通过引进奴隶来增进自己的利益（见第3章的“奴隶制”），或获得印度或中国的契约劳工。由于不同族裔生活在一起，这不久就会产生社会问题，但地主和资本家并不会因此收手。只要还有大量的土地，或创建新产业的速度足够快，可以吸纳新来的移民，本国的农民和工资劳动者就可以容忍移民的到来。但是，他们迟早都会组织起来抵制大规模的移民，如果能就这一问题进行表决，他们迟早会成功地禁止移民。

有时人们对于移民汇款的态度过于大惊小怪，如果出口滞后于国内的增长，这的确可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然而，通常移民汇款在国际收支中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只是作为一般性的对进一步移民的抵制运动的一部分，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一个国家多久会充斥移民，除其他原因外，还取决于移民的性别比例。如果只有男性移民，不会产生下一代，也不会形成本地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男性移民是一种浪费。例如，数百万的非洲人被运到西印度群岛成为奴隶，对本土人口的影响很小。因为没有足够的女性移民，就不能繁衍后代，想要保持奴隶人口的稳定，就需要年复一年地继续购买大量奴隶。所有的移民中男性都多于女性，这就造成一代又一代的损耗，除非采取措施保证性别比例的平衡。这也是那些促进移民的国家，如今同样注意帮助女性移民入境的原因。无论如何，现在女性职业范围大大扩展了，女性既有权利成为有收入的工人，也有权做家庭主妇。

假定某国欢迎大规模的移民入境，吸收移民的速度取决于许多因素。种族、宗教和文化决定了移民被归化的速度，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决定移民的来源和数量时，就很注重这些因素。从经济的角度看，移民需要住房、土地或工作，他们被吸收的速度不能超过这些东西被提供的速度。提供这些东西需要资本。一些移民自带资本，或者迁入国可以从国外借款。如果没有来自外国的资本，移民的速度就受到国内储蓄速度的约束，也会受到由于国内投资超过国内储蓄引起的贸易赤字的限制。即使资金充足，实物因素也会限制资本形成的速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见第5章的“资本需求量”），50%~60%的资本投资于建筑，因此，投资受到建筑行业生产能力的限制。如果对此多加关注，确实总是有可能扩张建筑产业，但令人惊奇的是，投资计划常常受挫，就是由于无法保证建筑业能够满足实际需要。考虑到这些资金和实物的限制，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移民每年也很少超过迁入国人口的1%或2%，也就不足为奇了。

移民在刚抵达时常常会遇到一些困难，一部分人也往往会返回国内。移民迁入和留下的意愿，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为接纳他们所做的准备。是否为移民提供住房，还是让其居住在营房或帐篷里，还是自己寻找住处？一抵达是否就可以找到工作，还是不得不流浪街头，耗尽本就不多的储蓄？如果希望移民从事农业生产，是否已准备好土地，还是需要他们自己去伐木开荒？道路是否通达，供水是否就绪，还是需要自己修路挖井？在第一次收获庄稼之前，或者在有钱买肥料、家畜和其他资本之前，他们怎么生存？让移民在土地上定居真的特别困难。一些政府已经耗费大量资金以平整土地，并向移民提供大量借款，以帮助他们修建住房或购买其他生活资料。或者，以苏门答腊岛为例，可以让移民与其他农民和工资劳动者先共同生活一季，以使他们了解迁入国，积累储蓄，交些朋友，这给移民提供了很多便利。正如吉本·韦克菲尔德（Gibbon Wakefield）指出的，由于只有很少一部分移民是熟练的农民，他们应该在自己经营农场之前，首先参加工作，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这可能是非常合理的。

移民将两类不同种族、宗教和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这是国际移民产生的最严重问题。过去移民的影响常常是部分或整体地消灭土著居民。他们常常大批死于移民带来的奇怪疾病，因其身体还没能形成相应的免疫力。但也有反例，西非海边的居民就免于北方舌蝇的入侵，这些舌蝇曾杀死所有穆斯林的马匹，也免于海上蚊子的入侵，这些蚊子曾使欧洲人死于疟疾和黄热病。除了疾病，土著居民也可能由于被奴役、被驱离家园或者遭遇其他虐待而被消灭，正如盎格鲁-撒克逊人之于凯尔特人，祖鲁人之于霍屯督人，美国人之于印第安人，新西兰人之于毛利人那样。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入侵者和被入侵者的文化强弱，有时是被征服者同化了征服者。

如果两种文化共存于同一国家，那么，这两种文化很少具备相同的竞争力。例如，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马来人和中国人、印度人和非洲人、布尔人和英国人、印度人和缅甸人、英国人和法裔加拿大人等，这一模式被反复重复。这种差异有时被认为是由种族决定的，如果这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定义种族的，那么这种观点没有什么合理性，想想我们对种族的生物学了解多么少就知道了。有时这也被认为是宗教的原因，但我们也已经说明，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见第3章的“宗教”）。（毕竟，布尔人是加尔文教徒，以前有理论认为，加尔文派是最可能激励积极的商业行为的宗教。）最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移民的心理状态。移民一开始就做出了主动的选择，移民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也确实实现了这一点。迁移本身增加了移民的智慧，将他们带入了全新的环境，也“提升”了他们批判的能力（批评每件事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几乎是每个移民的第一反应）。他们自然就会轻视本土居民，并想要展示自身的优越性。在某些情况下，移民群体的成员之间也会尽量互帮互助，互相介绍工作或者借钱，这样就使得整个移民群体比本土居民更加繁荣昌盛，这时就可能不再会只为自己人保留机会。在移民的印记淡去后，态度就发生了转变，第三代或第四代移民可能很难分辨出彼此的早期血统（例如在锡兰的印度人），如果另一种族开始迁入，又轮到新的移民轻视他们的前辈。

如果两个种族能在同一国家和平共处，种族就不再具有经济意义。这就是说，在所有的社会阶层、收入阶层和行业中都会有两个种族的人群，他们的竞争力是相同的。这首先是教育的问题，两个种族的教育方面的人均支出应该相同，如果可能还应该在同一的学校。随后就会产生诸如土地权、一些移民擅长并“垄断”零售业、城市化的相对程度等问题。如果两个种族在一些方面出现不平等，比如，如果移民比本土居民受到更好的教育，或者拥有更多的商业经验，平等就只能通过向移民征收高昂的赋税以补贴教育或者其他一些平等化措施来实现。事实上，平等地共同生活在一起，需要两个种族对彼此极大的包容，但除了强制，这很难实现。最伟大的帝国制度，比如罗马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其最大的美德就在于能使不同种族的成员和平共处。它们的秘诀就是，对于帝国子民和少数族裔一视同仁，公平对待，使每个族群可以自由从事各自的事业，维持族群之间的和平，当然，也经常并非如此。

另一方面，帝国体制的最大弊端在于，政府掌控在帝国种族的极少数成员手中，掌权者为了生活与大部分土著居民进行竞争。这就会产生强烈的动机，将土著居民驱离自己的土地，为帝国定居者让路，强迫土著居民从事采矿、耕作和家政等工作，或者将其掳为奴隶，或者征收苛捐杂税，设置就业的种族障碍，以确保将绝大多数收益丰厚的工作和行业留给本族人民。没有哪个种族适于统治别的种族，它自身的经济利益会妨害公平。

19世纪欧洲人向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大迁移并没有产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因为与其广阔的空置土地相比，这些大陆的土著居民数量不多，也过于弱小，无法抵御外来移民。而欧洲人向亚洲和非洲的移民，或者日本、印度和中国向其他亚洲国家或者向非洲、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移民，就非如此。如果从现在的世界观点来看，最需要的是印度人、中国人和日本人向外印尼群岛、非洲、澳大利亚、美洲移民。然而，根本就没有世界观点这回事。这些国家都不欢迎这种移民的迁入，因为这必然导致种族问题。此外，如果移民的规模真的很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已有居民生活水平还会大幅降低。欧洲人有时拒绝移民的理由是，印度人和中国人没有理由增长得会这么迅速，也没有理由期待其他国家承担其缺乏远见的生育繁殖的后果。但实际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印度和中国，并且即使印度和中国的出生率降低至10‰，其他国家也一样会抵制他们的移民，不论是出于种族原因还是经济原因。

现在还无法预测这一问题未来会怎样。感到空间拥挤的人们总是会搬迁，试图征服那些他们觊觎的土地。日本已经出于这一原因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也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印度将来不会如此。我们很乐意看到经济增长是一个和谐的过程，这使人们更容易和平相处，但事实不是如此。相反，许多不同的学派都认为，经济发展将必然导致帝国主义和战争，我们下面讨论这一问题。

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的产生并非完全是出于经济原因，但即使是政治原因也总与经济增长的阶段相关。我们首先考察所谓的经济原因，随后简单介绍政治原因，再阐述帝国主义对附属国和帝国自身的影响。这是一个庞杂的问题，我们只从经济学角度简单加以分析。

首先，一些国家产生帝国主义和发动战争，是想要更多或者更好的土地，使本国人民在此定居。我们已经知道，这可能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之一。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人口开始增长，并且很有可能这种增长会超过本国的粮食供给能力。补救的措施有移民、发展制造业出口贸易，或向其他国家索取贡赋，这三种措施都会导致战争的爆发。

移民会导致战争，是因为其他国家会拒绝接受移民，或移民在迁入国遭受虐待，或移民想要驱逐原住民，将其赶出自己的土地或剥夺其政治权力，甚至是消灭原住民。驱逐原来土地上的弱势群体是经济强国解决人口问题最常用的方法。索取贡赋就是实现驱逐的措施之一，也具备很多不同的形式。消灭被征服者并不总是有利的。他们可能会被迫成为奴隶，作为农奴和奴隶不得不为征服者采矿和耕作。他们可能会变成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的佃户，被迫缴纳高达其产量50%的租金或税收。人类剥削同类的欲望几乎是无限的。

考虑到这种剥削的倾向，帝国主义的出现显然就不一定需要经济动机。可能由于人口增长和对饥饿的恐慌，促使一国征服他国，但也可能不是。侵略国也可能是人口稀缺的国家，战争是为了掠夺人力。类似地，也并不总是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发起进攻，也有可能是一个原始的野蛮国家出于嫉妒去掠夺一个富足和平的文明国家。欧亚大陆的历史始于大约公元前4000年的大型城市文明的出现，那时就频繁爆发游牧民族对更富有的农业定居民族的掠夺。直到现代，技术发展使城市居民具有了决定性的军事优势，这些游牧民才停止他们周期性的攻击。类似的冲突也在非洲持续着，在西苏丹，这种冲突一直持续到19世纪。如果经济增长诱使一个国家以他国为代价实现富强，就会使和平国家暴露在其他国家侵吞其财富的野心之下。

除了移民和贡赋，补救人口过剩的第三种措施是发展制造业出口贸易、海外贸易或者其他形式的服务贸易。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这样做可能不会引发战争，但现实世界并非自由的。其他国家可能不想进口制成品，或者可能坚持保护本国的海洋运输业，因而那些坚持要发展贸易的国家可能就会发动战争。这也是16世纪和17世纪其他欧洲国家在拉丁美洲向西班牙开战的借口之一；这是19世纪时欧洲、中国和日本之间关系的基础，也是每个欧洲国家都想插手非洲事务的原因之一。一场“自由主义”的战争可能是为了促使贸易开放，一场“非自由主义”的战争可能只是为了确保一些特殊的利益。帝国的作用之一，就是强迫附属国子民高价购买帝国的产品，并低价收购附属国产品。大英帝国在1846~1919年摒弃了这一做法，但它之前实施时特别严厉。任何依赖于海运业和制成品出口的国家，都几乎肯定会卷入战争，不论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战争。德国和日本只是最近的例子，毫无疑问，将来还会出现更多，除非世界能形成新的政治制度，以消除战争。

寻找市场、追逐外汇、搜寻食物和原材料的来源，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方面。不能将此与下述观点混为一谈，即制造业国家无法消费自己的全部产品，从而必须寻求外部市场。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目的的出口，即以进口为目的的出口，和以产量和消费之间的缺口为目的的出口。一个制造业国家寻求制成品市场，可能是为了进口食物。如果该国人口超过了本国土地的承载能力，那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该国寻求出口可能只是因为自身是一个小国，只有专业化生产某几种产品才能获得规模经济，每种产品的产量都超过了本国的需要，必须将剩余部分用于出口。这些出口也会伴随着进口，可能是制成品，也可能是初级产品。所有规模较小的制造业国家（例如荷兰和瑞典）都是出于这一原因而出口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制造业国家自身也是制成品的进口国，以荷兰和瑞典为例，两国食物都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出口制成品是为了换取其余制成品和原材料。这些与由于国内市场消费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制成品出口有极大的区别。如果存在这种需求不足，与出口相匹配的进口可能就无法被吸收。

一个观点认为，发达工业国必须出口资本，因为存在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这会使我们想起前面论述过的长期停滞问题（见第5章的“长期停滞”）。如果储蓄增速快于消费，投资又主要由消费带动，国内投资的机会就不足以吸收所有的储蓄，或者吸收这些储蓄的速度不足以带来合理的回报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由于资本积聚，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预测资本的收益率在经济发展的“后期”将会下降。我们也已经看到，如果新发明不断涌现，这也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因为这会维持对资本的需求。投资速度并不必然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降低。另一方面，我们已经了解，为何一些国外投资能获取收益（见第5章的“外部融资”），也了解国际贸易的领先地位为何会从一个国家转移至其他国家（见第5章的“储蓄的必要性”）。因此，尽管发达国家在欠发达国家的投资并不一定有利可图，但它们这样去做的话，也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

并不能由此推论，一个进行国外投资的国家，必然会发展成帝国主义和发动战争。事实上，大部分的国外投资并不是投向殖民地，最大的接受投资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它们都是完全的主权国家。国外投资并不一定会引发战争，但如果外国人想要投资的国家不愿做出让步，或者不公平地对待投资各国，甚至拒绝偿还债务，就有可能引发战争。这些行为都会导致“自由主义的”战争，以维护贸易开放、平等待遇和信守合约。欠发达国家更容易卷入这些战争，因其常对外国人抱有戒心，不愿做出让步，或者无视债务责任，埃及也许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虽然投资在观念、文化和法制相似的两个国家进行，并不一定会引发战争，但是发达工业国的资本家总是对欠发达国家的习俗和制度失去耐心，从而要么不进行投资，要么将其置于帝国的统治之下。同样，这就会引发“非自由主义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一个国家想为其投资者谋求特殊利益，或是排除其他国家的投资者，或是要当地居民付出代价。帝国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采取措施，确保有充足的劳动者从事采矿和耕作，确保外国资本最需要的道路和海港得以修建，如此等等。强国大多不能克制征服和控制弱国的欲望。

因此，帝国主义和战争有充足的经济理由，从“必需”，即饥荒，产生对土地、市场和初级产品的需求，到“贪婪”，即嫉妒、渴望利用和搜寻利润更丰厚的市场。与这些理由相对应的，是那些认为经济因素是导致战争的主要原因的人所提倡的应对措施。因此，存在这种“自由主义的”观点，即认为如果所有国家都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战争的危险就会消失。的确，这样做的话，维护帝国的存在就不那么有利可图了，因为一个国家不能再通过取消其他外国人移民、贸易或投资的机会而获益，也没有必要再占领殖民地，以防止本国人被他国排挤，但是谁能保证每个国家都实行这种完全开放的政策呢？这样就会产生统治与被统治者关系，只要还有可能掠夺和剥削，一些国家就愿意控制别的国家。因此有一派学者希望，通过让所有的帝国都服从国际监管，或将所有殖民地转为国际托管，来降低战争的风险。显然，如果所有帝国都被要求不计回报地大力促进其殖民地的发展，帝国主义就不会这么流行了。因此，也有一派学者相信，消除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迅速发展欠发达国家，使它们摆脱贫弱和剥削。毋庸置疑，如果弱者越来越强大，强者会减少对弱者的攻击。霍布森观点认为，战争源自国外投资，国外投资又是由于国内利润率的下降，并由此导致了消费不足。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这可以通过改变税收结构以提升消费，或者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补救；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除了这些措施，还可以通过切断投资率与消费水平之间的联系来实现。社会主义既不是阻止战争发生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如果导致战争的原因是人口过剩、对食物和原材料的需求，或者剥削其他种族的欲望，那么不论哪种社会形态，都一样会引发战争。

毫无疑问，导致战争爆发的一些原因的确是经济方面的原因，解决了这些问题，就可以减少战争的风险。但是，仅靠经济政策并不会彻底消除战争，因为就其根源而言，经济因素不是引发战争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亚历山大没有征服东方，恺撒也没有征服西方，因为他们的出发点主要是贸易条件、投资或土地。我们难以评估经济因素对引发战争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们列出历史上的所有战争，可以发现其中绝大部分与市场和人口压力并无关联，而本质上主要是由于朝代更迭或者宗教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其他的则是因为军事冒险或者渴望建立帝国。这些战争虽然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但很少是决定性的。经济增长也会联系到战争，因为经济的成功会激起建立伟大帝国的欲望。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是成功的，并比别的国家富裕，这种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就会促使该国认为自己在政治上也具有优越性，从而崇尚军事和武力。但又并非总是如此。通常在历史上，较富裕国家都是平和的经商者，其奢华的生活会遭到相对贫穷但军事力量更为雄厚的国家的鄙视，并进而发动进攻。

是什么导致一个国家渴求军事上的荣耀，仍是世间未解之谜。阶级结构对此有所启示，因为这些国家常常是由贵族军事阶级统治的，他们还支配着其他社会阶级，包括总体上惧怕战争、抵制军事力量的商人阶级。总是有一些商人喜欢战争，包括武器制造商以及其他军需供应商，还有其他想从战后获取特权或在战争中谋利的商人，但这些好战的商人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反对战争的商人知道战争会带来赋税，扰乱他们与商业伙伴的关系，赋予他们并不信任的军事统治者以太大的权力。由商人统治的社会比军人阶层统治的社会更不愿意发动战争。然而，并不总是军事统治者将国家引向战争。有时那些狂热的军事冒险家，梦想着权力、荣耀和帝国，例如作为王侯的亚历山大和苏莱曼，或者作为新生力量的墨索里尼和拿破仑。但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为何一些国家却总能免于军事狂热，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将自己托付给军人集团和军事冒险者，我们不得不承认无法找到完整的满意答案。

如果对荣耀的追逐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联的话，那应该是经济增长的“中等”阶段。最富有的国家更倾向于和平，享有一切，也不用嫉妒别的国家；最贫穷的国家了无生气，缺乏组织，无力发动战争。正是那些冉冉升起的国家，从周围国家中脱颖而出，最具侵略的野心，希望为自己争得阳光下的一块地盘。与传统的富裕国家之间日益加剧的对市场和原材料的竞争，会使发动战争的野心膨胀。那些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国家，常常是那些认为自己前途最远大的国家，而不是那些推崇自己伟大历史的国家。因此，国际军事的领先地位也会像贸易领先地位那样，在不同国家之间交替变更，原因也是相似的（见本章的“国际贸易”）。

分析战争的所有原因超越了本书的范围。我们的目的限于分析经济增长和战争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增长并不只是导致战争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经济分析对战争根本原因的解释是非常有限的。解释战争可能更应该是心理学、外交学、法学、宗教、人类学的任务，而不是经济学家的职责。

让我们从帝国主义的成因转到帝国主义的经济影响。根据所受待遇的不同，帝国主义对其附属子民的影响有很大区别，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都有可能。一个极端可能是附属子民全部被消灭，另一个极端则是他们可能会经历历史上最迅速的经济和文化进步。即使是同一帝国，也可能会对不同的子民采取不同的态度，例如，英国在中非就实行的是严格的种族主义就业障碍，而在西非就采取的是与非洲人完全平等的社会政策。最伟大的帝国应该最大限度地增进人民的幸福，在广大地区实现和平、新建道路、提高公共健康水平、鼓励贸易、带来完善的法律制度、引入新的科技知识，如此等等。而最糟糕的帝国就只会掠夺、杀戮和奴役。

帝国力量的影响也取决于帝国的行为。所有帝国都必须负担相应的成本。一些帝国的收益大于损失，而其他一些则不久就毁于自身的帝国主义。

帝国有许多成本，其承受的战争就会带来直接的成本。军队需要招募新兵，提供军需，即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借助殖民地的军队，战争还是会消耗核心区的大量资源。在和平时期也有必要维持庞大的军队，以保卫帝国，帝国越庞大，耗费的核心区的人力就越多。帝国也需要管理，这可能又要耗费一些最好的人才。帝国常常会将不那么优秀的人才派出去管理殖民地，但如果这样，帝国有可能会瓦解。另一方面，如果把最好的人才送出去，核心区就可能会出现大量问题。帝国常常从核心区寻找一些次等的人才送往殖民地，而将最好的人才留守在核心区。帝国还需要维持种族制度，士兵对于帝国非常重要，军人阶级享有与其职责相当的荣誉。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些帝国（如罗马和土耳其）最终为士兵所推翻，这绝非偶然。

经济增长使更大型、成本更高昂的战争成为可能。在70%甚至更多的人口从事农业以供给食物的落后社会，能够参军的人数非常少。战役仅仅局限在丰收和播种之间的时期，或者军队通过战争来掠夺食物。但只需要20%的人口从事农业活动就足以提供食物，这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军队规模可以变得异常庞大，所需食物也可以自给自足。同时，更多的人可以从事战争用品的制造，科学发展也使这些武器的威力越来越惊人。在落后的社会，战争还只能使用一少部分人力，而在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中，战争可能要消耗掉50%甚至更多的资源。

有时有人认为战争会刺激经济增长，这只会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发生。战争可能会产生一些有用的发明，但根据内夫教授的研究，这些发明的数量微乎其微。战争可能会刺激一些产业的发展，而这些产业无论何时都需要发展。以英国为例，拿破仑战争时的钢铁业、“一战”后的化工业、“二战”时的电力行业和飞机发动机都是如此，但为战争服务的这种扩张，可能会导致多年的过度膨胀和失业。战争也会使一些商人获得通胀带来的利润，这些利润的一部分导致了固定资本的形成，但战争对资本形成的净效应，通常是战时资本的减少。战争也会带来外国投资和黄金的损失，黄金都被用于从中立国购买补给。战争对财产的破坏往往没有预期的那么大，因为财产无论如何都会贬值，迟早会更新，主要的成本在于战争加速了财产的折旧。如果能在战时利用闲置资源，或在战后为弥补大量的折旧而使用闲置资源，战争也没有看上去那样耗费成本。美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二战”结束了美国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产出增长如此之快，使得战争并没有降低美国国内居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即使是没有战争，美国经济可能迟早也会复苏，因为房屋和其他资本的折旧早晚会引起新一轮的投资热潮。战争的初衷可能是开拓市场，但它也同样可能会导致损失。两次世界大战中主要的获益者就是美国，“一战”中美国的世界制成品贸易份额增加了8%，“二战”中增加了9%，并永久性地获得了这些市场份额。最后，在战场上会牺牲一些最优秀的年轻人才，经济由此受损严重。法国就以此解释其在两次大战中间政治和经济缺乏活力，这可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毋庸置疑，战争的经济成本非常高，与这些成本相对的是从胜利中获得的收益。现代的反战宣传认为这些收益是微不足道的，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征服者可能会获得富饶的土地、奴隶或者有价值的贸易特权。即使战争只是使之前一片混乱的地区恢复了和平，他们和其他所有人也可以从此后的贸易扩张中受益，收益会远超过成本。两个势均力敌的国家在极权主义的基础上发动的现代战争，耗费的成本当然比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收益都多，但并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是成本如此高昂或收益如此微小的。新兴国家发动的短暂迅速的战争（德国1870年，美国1898年，日本1894年），都以相对较小的支出获得了大量收益。

帝国主义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帝国主义可能会辉煌两三百年甚至更长时间，通过奴隶、贡赋或贸易获取利益，但多行不义必自毙。受压迫的民众迟早会奋起反抗，最早的情况就是，如果他们受到较好的待遇，就会受益于巨大的经济和文化繁荣，很快就会憎恨自己所处的社会下等身份。在最好的帝国里，下等身份或多或少会消失，一些边远的被统治者也可以在帝国中担任重要职位，但即使如此，也无法团结所有的帝国人民，当地民族主义的分裂力量还是倾向于脱离帝国的统治。随后那些习惯于在管理、商业和旅游业等行业谋生的核心区的民众，就会难以适应农业和工业的新生活。或者，甚至在被统治者脱离帝国之前，帝国就会为外部敌人所摧毁。帝国越庞大、越富有，就越受到其他国家的嫉妒，这些国家将联合起来抵抗和排挤帝国，帝国的防御成本就会越来越高昂。它的战争也会越来越多，再也不能产生任何收益，因为这种单纯抵御性的战争，即使成功了，也不会带来新的土地或特权。帝国就会越来越失去民心，统治如此广大地区的权力也会受到质疑。因此，由于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帝国的瓦解也只是时间问题。

那些质疑帝国是否有净的经济收益的人，有时也指出最幸福和最繁荣的国家，就是那些曾经的帝国。它们幸福，因为拥有过去的荣耀可以追忆，也不再为谋求荣耀的未来而犯过去的错误。但这些国家并不一定是最繁荣的，瑞典很繁荣，但西班牙就不是。土耳其在帝国覆灭后重获新生。谁又能料到荷兰，这个最新成为前帝国主义的国家，是将会衰败，还是会从过往中找到新的活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