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趋势的长期增长

在简单的凯恩斯理论模型中，如果所有的资源都得到了充分利用（包括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就业），那么当总需求扩大时，总供给已经无法继续扩大，在这种情形下，“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的结果便是通货膨胀。此外，若经济中的各种资源存在不同程度的闲置，而反映资源稀缺性变化的相对价格调整发生迟滞的话，那么在经济未能达到充分就业时，也可能呈现出某种通胀趋势。但无论如何，当经济发生严重失业时，一般不大可能出现显著的通货膨胀，除非通货膨胀纯粹是由混乱和极度不确定性引发，在这种情况下，严重的通胀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失业通常被视为呼唤扩张性政策的警钟，而通胀则被视为采取紧缩性措施的警铃。不过，近年来的趋势却是，钟、铃不约而同地失去了警示功能，二者之中，仅仅由于认知上的混乱，失业又承担了过多的不能承受之重。

通货膨胀并非新鲜事物。但在过去，通胀要么在充分就业的经济繁荣时期出现，要么作为经济崩溃的后果或加剧经济崩溃的原因而出现。在绝大多数政治稳定的经济体当中，大规模失业通常伴随着稳定或下降的价格水平。现在，原有的图景里似乎增添了新的画面。

如果价格变动的时滞可以忽略不计，那么通货膨胀就是众多单个价格上涨的结果。由于各种市场的本质不尽相同，所以单个价格上涨会出现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中。在此，我们可以按照定价方式的不同将价格划分为不同的类别。有些价格是在近乎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确立的，如一般商品市场、拍卖市场之类有组织的市场。有些价格则是通过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而确立的，若双方大体上势均力敌，那么其结果一般来说与完全竞争时的结果也不会相差甚远。有些价格则主要是由买方确立的，比如当罐头制造商为自己的工厂采购番茄时，张贴出的收购价格即属此类。

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价格是由卖方确立的。由于生产技术上的原因，产品种类日益细分和繁复，和买方相比，卖方的数量更少，对产品价格也更放在心上，并且对自身产品特性的了解、对竞争对手产品特性和价格的了解都胜过买方，因此越来越多的价格由卖方确立是很自然的结果。即使不同的产品在物理特性上极为相似，但在配送条件、区位和运输成本、供货渠道的可靠性以及辅助服务等方面也存在根本性的差别。产品种类的细分往往意味着，生产上的任何改动都会产生规模经济。相对而言，这种规模经济对小规模产业更为重要，如生产特制的纽扣、图书或大型丛书等。

常见的情况是，实现规模经济往往需要一笔可观的沉没成本，所以至少在短期，这对于新进入的企业来说就构成了实实在在的进入障碍。于是，每一家现存的企业就有机会把价格提高到竞争对手之上，并且不会立即丧失多大的市场份额。在这样的市场上，当所有的企业都争相采取类似的策略时，价格便会远远高于成本，这样的状态持续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有某家企业为了赚取更高的利润而降低价格以扩大市场份额。而且，其实降价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只要某家企业敢于降价，就极有可能引发全行业的竞争性削价或价格战。

如果在生产和流通的每一环节都主要由卖方定价，那么任一生产阶段的价格上升就意味着下一阶段的成本上升，最终，即使在大规模失业以及其他资源大量闲置的情况下，价格也可能持续上升。过去，这一价格上升的循环过程往往在劳动力市场上中断，因为劳动力市场一般由买方定价。而近年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卖方在工资制定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从而通胀循环链条上原有的中断环节几乎消失了。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主要有：失业保险的覆盖率和替代率越来越高；以生活成本上升为由要求薪酬上涨的呼声日益高涨；雇主在复杂劳动力的培训和组织上的必要投资越来越高，而且对于这些劳动力，即使在生产淡季也要继续储备，否则之前的投入就会付诸东流。此外，形形色色的最低工资法案、社会对低于工资标准的薪酬的普遍反对、对各种涨工资政策的赞同（即使这样可能导致物价上涨，但人们未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等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政治上讲，当诉诸立法活动来影响价格制定时，生产者似乎要比消费者更加有组织，尤其是农副产品（例如牛奶）的生产者。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寡头式定价的通胀循环可以不受货币供给量的约束而独立运行。由此导致的货币交易总量的上升将导致利率上升、投资减少、失业增加、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等，但却并不能直接打破价格上升的循环过程。事实上，利率上升将导致成本上升并引发价格进一步上升，从而加剧这一循环过程。除非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否则这一通胀过程就无法被打破。

这一通胀循环的后果是，菲利普斯曲线将向外移动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自然”失业率会变得让人完全无法接受，而在中长期若要将就业维持在令人满意的水平，则会伴随着未能预期到的甚至是加速上升的通货膨胀。所以，我们亟须采取某种方法来直接抵消价格上升的压力，将菲利普斯曲线向内移动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就业和价格稳定水平。而诱导性的反通胀政策正是这样的方法，对此我们必须认真考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