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古典自由主义和完备的人[1]

引言

本章的主题可以用一个问题来表达：古典自由主义最根本的完备的人的前提，是在什么程度上、在什么意义上而言的呢？很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究，尤其是约翰·帕斯莫尔（John Passmore）公开发行的著述《完备的人》（The Perfectibility of Man）（1970）对这一观点的沿革已经进行了较彻底的研究，更有利于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顺便提一下，我注意到了帕斯莫尔使用这个题目时，是在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与女权主义时代之前的，因而我使用“人”（man）这个词语时无意冒犯任何人，也不再赘述性别中立的态度。

更具体地说，伊莱亚斯·哈利勒（Elias Khalil）教授提交给我的两篇论文初稿就明确地指出，古典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完全假设基础上的^[2]。这个声明很有说服力，反驳了各种传统观点，这些观点认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哲学立场完全站在至善论的对立面，并一直谈到了现代后社会主义者的环境理想主义。

粗略看来，古典自由主义的确不是至善主义乌托邦的价值取向，对此有着大量的基于经验事实的颇有意义的讨论。确实，这样的讨论中会有人说，古典自由主义的现实社会与诗歌、歌曲和政治蓝图中完备的人（男人或女人）相去甚远。古典自由主义现实社会的人总体上而言是理性的，但不总是浪漫的，是有选择的，但不总是乐善好施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好”人，与我们大家一直以为的“好”是两码事。

说到底，我很赞同哈利勒的观点，认为古典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完全假设基础上的。不过，我要强调的是，这个完全前提假设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对人的评判标准有很大差异。我想从以下几点作进一步说明。

首先，在“自我治理”中，我将考察在没有依赖的情形下，个人（和家庭）自我治理能力的大小；其次，在“康德的相互依存”中研究人们互动过程中如何处理礼尚往来的问题；再次，在“谅解或克制”中探讨古典自由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理解社会秩序基本原则。这三个部分的第一稿完成于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前。这些事件的发生促使我又增加了“反击自由主义的敌人”，探讨我们多数人忽略的，但冷峻现实告诉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些内容。之后在“现实的多面性”中总结了区分个人或团体立场的多维模型。最后，我得出一般结论。

[1] 本章更早的版本是于2002年3月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帕斯摩尔的演讲发言。

[2] 这两份初稿的原题目是《亚当·斯密是个古典自由主义者吗？》和《感同身受与权威：亚当·斯密是个政治哲学家》（Khalil，2001），对我的这个演讲启发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