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并保持充分就业

然而，随着最高的充分就业的实现，当经济在8%~12%增长时，巨大的变化已经不太可能。巨大的变化必然受到2%~4%的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的限制。当然，劳动力的增长伴随着创新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和可能的资本密集度的增长。这就意味着潜在投资会急剧地下降，至少广化投资（widening investment）会急剧下降，而深化投资（deepening investment）不会急剧下降。

因为100美元的新资本所起的作用等价于过去300美元或者500美元的旧资本所起的作用，主要的例证就是计算机产业和通信科技，所以当代许多新科技都是资本节约型，这就使情况变得不容乐观。例如，虽然电子交换所需的空间只是机电交换所需空间的一小部分，并且它能够提供更多的精致服务，在光纤能够被充分运用时，光纤所需的成本也只是铜线电缆成本的一小部分，但是，在中央交换器方面，电话公司面临着过多的无窗口空间困境。在这些领域，面对如此高速的更新，利率的大小几乎无法对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虽然更好的通信会增加流量，但是它能够让铁路减少一些主要的线路追踪，而日本准时制生产的运营方法减少了库存投资。

在储蓄方面，如果利率减少了提供大量退休年金的成本，那么高额的利率可能会减少储蓄而不是吸引储蓄增加。面对这样的状况，找到利润可观的投资机会来吸引意愿储蓄而不包括源于折旧的收入流中的资金是十分困难的。我们无法保证存在一个合理的利率使得企业在净新资本投资方面所需的资本数量（这个资本数量超过了重置费和折旧费）恰好等于个人意愿储蓄的数量（这个储蓄是源于充分就业条件下的收入）。同样，随着政府赤字减少而出现盈余时，也无法保证存在一个合理的利率水平，能够创造出足够的投资来吸纳政府盈余。因此，政府运用盈余或者赤字来填补这一缺口就恰逢其时。在长期看来，坚持预算平衡为灾难埋下了祸根。

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充分就业可能需要公共债务无限增加。当然，政府债务的增长依然与国民收入的增加保持合理的关系。当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时，国家在失业补助、福利以及司法公平方面所需的预算就很小，并且在充分就业时，国家运用税收偿还债务的压力也不大，而当国家需要拿出预算去救济某些群体时，国家运用税收（此时的税收要小于充分就业下的税收）偿还较小债务的压力却更大。在不久的将来立即增加债务可能是减少长期债务压力的最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