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芝加哥学派

在朝圣山学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召开第一次会议的时候，还没有什么芝加哥经济学派。20世纪30年代，与其他地方的经济学相比，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发展得有些不太一样。不过在大部分主要的大学中，经济学科的发展都各有特色。

弗兰克·奈特虽然对于政治行为的道德基础和知识内涵一直持怀疑态度，尤其反对中央经济计划，但是他对竞争性经济的道德基础也同样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一位纯理论的私人企业支持者会发现，从奈特那里并不能发现什么可以强有力支持他的理论的资源。

1934年，亨利·西蒙斯出版了著名的《对自由放任的一项积极规划》一书。他在书中宣扬了一种自由放任的经济形式，但这是一种怎样的经济形式啊！他指出，要对基础行业，比如电话业、铁路工业等，实行国有化，因为对这些行业实行的管制措施实在太没有效率了。（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一个故事。有一位国王被要求给两位吟游诗人中更好的一位颁奖。国王听完第一位诗人的诵读之后，马上说：“把奖颁给第二位诗人吧。”）西蒙斯积极主张对收入实行极端的平均主义税收政策，并且对一些商业行为，如广告业，实行事无巨细的管制措施。他的很多计划，既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实行，也可以在拥有私人企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实行。然而，在货币政策领域中，他对后来的芝加哥学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主张，对于货币政策，必须严格按照规则出台和执行，而不能随意操控。尤其是，他特别主张，这一规则应该能够保持综合价格指数的稳定。这一规则后来成为货币供应必须以一个稳定的比率（比如每年3%或者4%）增长的提议的根源。

雅各布·维纳是另一位大师，他深刻认同19世纪自由主义者的主张，不过却强烈反对教条的、简单化的或者极端的自由主义。其他诸位教职工各自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保罗·道格拉斯支持政府应该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西蒙·利兰德（Simeon Leland）在税收政策方面是一位传统主义者；哈里·米尔斯是一位传统的劳动经济学家；劳埃德·明茨（Lloyd Mints）只对中央银行政策发表言论；亨利·舒尔茨坚持他的数学和统计相结合的研究；奥斯卡·兰格是一位社会主义者。

维纳教授和他当时的学生，比如马丁·布朗芬布伦纳（Martin Bronfenbrenner）都曾经证实，在这一时期早期，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芝加哥学派”这个名字，或者的确有一个这样与众不同的学派。我也的确没有发现，在大约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经济学界还没有任何关于存在芝加哥学派的线索。在此后五年间，芝加哥学派这一学派也没有得到什么广泛的传播与认知。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界已经对存在一个芝加哥经济学派达成了广泛的共识。1957年，爱德华·张伯伦在他的著作《走向更一般的价值理论》（Toward aMore General Theory of Value）中，用一章的篇幅叙述了有关芝加哥学派的情况。这是我能找到的、清楚明确地记载芝加哥学派的最早文献。张伯伦发现，这一学派以“热情地抨击垄断竞争理论”为显著特点，并给其命名为“反垄断竞争的芝加哥学派”。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是一项不重要的业余工作，在他看来却是如此重要！1962年，劳伦斯·米勒（Lawrence Miller）写了一篇关于这一学派及其中心观点的文章，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也许这是第一篇全面介绍芝加哥学派的文章。直到那个时候，这一学派才被认为是真正建立起来，并且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同时也受到广泛的批评。

只要一个学派的中心论点被人广泛知晓，那么这个学派的起源就可以被清楚地辨别出来了。芝加哥学派的中心论点有两个：一是关于政策主张的；二是其进行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芝加哥学派的政策主张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识。非常清楚地，在1946年重新回到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这一学派政策观点的主要建立者。在此之前，除了关于战争时期的通货膨胀的几篇小论文和一本小册子《屋顶，还是天花板》（Roofs or Ceilings）之外，他几乎没有写过关于经济政策的文章。这本小册子出版于1946年，是和我一起合作完成的，主要内容批评了房租控制措施。当时，我还依然在明尼苏达大学教书。

在弗里德曼到来芝加哥大学之后，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弗里德曼确立了三条工作主线，这三条主线合在一起，构成了他对芝加哥学派得以形成的基础性贡献。第一条主线，他重新恢复了对货币经济学的研究，此前这一领域已经到濒临死亡的境地了。他运用货币的量化理论使其重放光彩，并且拓展了其应用范围。他不仅用这一理论研究经济行为，还用这一理论去抨击凯恩斯学派。第二条主线，他强有力地捍卫了自由放任政策，并且发出了新的重要的政策提议。第三条主线，他发展了现代价格理论，并且将其应用于诸多重要的方面。

作为第一项工作任务的一部分，弗里德曼集中力量对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两个中心论题进行批判。第一个是财政政策，即政府的税收和支出政策。这是在一个经济体中，政府影响就业和货币收入水平的最基本工具。第二个是货币政策，例如，在美国，就是联邦储备系统对各家银行的储备金数额的调节政策。这一政策是对经济运行状况的调节，而不是控制。从紧的货币政策可能会使经济活动放缓，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一定就能引领商业复苏。换句话来说就是，你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并不能推动经济增长。

我相信，如下说法是公平的：弗里德曼顶住美国和英国大部分宏观经济学家的反对，成功地清除了这些教条。他建立起一条可以作为实证主义法则的命题：一个国家货币供应的所有巨大变化，都与该国货币收入的变化相关。在有关货币行为巨大作用的现代政策的讨论中，一些经常见诸报端的概念，如M1、M2等，的确都应归功于弗里德曼，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后来，在追忆这一工作情形的时候，他这样说道：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也许是50年代早期），我自己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芝加哥学术传统的重要性。当时，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一场师生研讨会开始之前，我和阿巴P.勒纳（Abba P.Lerner）之间关于凯恩斯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之前，我和勒纳都在大学攻读研究生。我们的思想都有点受犹太教法典的影响，都有一个相同的想法，那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分析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些共同点致使我们对相当多问题的认识都是英雄所见略同，从弹性汇率制度到志愿兵役制等。然而，凯恩斯带给我们两个人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勒纳成为凯恩斯主义忠实的皈依者和热情的阐释者，而我则基本没有受到凯恩斯多大的影响，相反，还多少有些抵触的情绪。

在那场争论中，我们对各自观点的解释变得十分清楚了。勒纳大学是在伦敦经济学院接受的经济学训练。在那里，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是：经济衰退是之前的经济繁荣不可避免的结果，阻止价格和工资下降以及企业破产的努力，将会加深衰退。因此，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采取的通货膨胀政策导致危机爆发，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货币当局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将会进一步加深衰退。唯一正确的政策应该是不对经济衰退进行过多干预，降低货币成本，淘汰弱小的和运营不良的企业。

与这样一幅悲观黯淡的描绘不同，凯恩斯提出了新的关于经济衰退的解释和应对衰退的正确政策。这一来自英国剑桥的消息就像刺破茫茫黑夜的一道亮光，给人们带来了治愈疾病的无限信心。更为重要的是，它利用财政赤字的形式，提供了一个更为直接、更少疼痛以及更有效率的治疗衰退的方案。因此，一个充满活力、厚道正直的年轻人受到这一理论如此深刻的影响，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与伦敦经济学院相比，芝加哥大学的学术氛围则完全不同。我的老师们都认为，经济衰退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错误政策的产物，或者至少受这些错误政策的很大影响，他们谴责货币和财政当局对银行倒闭、银行存款大量减少的情况袖手旁观。与那些主张通货紧缩、银行倒闭的学者截然不同，他们一再发表各种声明，呼吁政府采取措施，阻止通货紧缩。就像J.罗尼·戴维斯所指出的那样：“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雅各布·维纳，以及他们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一直坚决主张，应该运用大规模的、持续的财政赤字来与当时大量的失业和严重的通货紧缩做斗争。”

他们还建议，“各家联邦储备银行应该系统地寻求公开市场操作，以达成双重目标—便于政府筹集必需的资金，增加银行系统的流动性”。没有哪个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会反对这些观点，或者认为凯恩斯的观点多么有吸引力。与之相反，至于上面提到的政策，对于我们这些在西蒙斯、明茨、奈特以及维纳脚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来说，凯恩斯的理论也不能给我们提供些什么。^[1]

对于弗里德曼到底是否忠实地描述了芝加哥大学早期的工作，一直是存在争议的。他认为，那些工作基本没有受到凯恩斯《通论》的影响，但是对于货币存量的重要变化对现代经济运行的影响，的确是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一直在重点强调的。弗里德曼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他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工作，翻查文献，证明了货币在美国经济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重要作用，并且他还运用这一理论作为抨击凯恩斯理论的强大武器。他在完成这些任务时熟练地运用了这一理论。他拥有极其清楚的头脑，无论是在现场与人争辩，还是在文章中与人论战，他都思维敏捷，反应迅速，在各种争论场合中都是一位令人感到害怕的对手。他是一位杰出的实证主义工作者，对于一个问题，他总是能够挑出他相信的内容作为该问题最基本的要素，巧妙地对其进行分析，然后再使用实证数据验证它。他在激怒他那些智力超群的论战对手方面，也是一位相当有才华的选手。他的论战对手费尽心思、耗费精力与他争论半天，结果却是为他的学术工作做了广告。在我看来，作为论战者，他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他的胜利总是暂时性的。那些输给他的对手在偷偷溜走时还会喃喃自语：“过不了几天，我一定会想出来该如何回复他的。”

米尔顿绝不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人：他相信他所说的，而且只说自己相信的。1957~1958年，当我们同在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做研究时，曾经举行过一次非常有意思的辩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对手是梅尔文·雷德、罗伯特·索洛。我和米尔顿是正方），辩论的问题是“犯罪是得不偿失的”。我提出了一个有趣但是不靠谱的经济学观点，来论证我方的观点，但是米尔顿拒绝承认这一观点的作用。“即使是在开玩笑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位经济学家也不能运用不靠谱的经济学分析。”考虑到一个人可以遇到那么多重大错误，这样的要求听起来似乎有点过于严厉了。

在芝加哥大学，关于货币经济学的研究持续了30多年。其中包括弗里德曼所进行的重要工作：对凯恩斯理论中一个核心概念的解释和测量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正[《消费函数理论》（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1957）]；和安娜·施瓦兹（Anna Schwartz）一起，对美国的货币历史进行了精彩绝伦的分析[《美国货币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963）]；关于自由外汇市场，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论文；对货币的需求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在弗里德曼那些非常有能力的学生中，最重要的当数菲利普·卡根（Phillip Cagan）和戴维·迈泽尔曼（David Meiselman），他们对这项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在货币层面所取得的成就，应该归功于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在公共政策方面所做的工作，已经超出了货币专题，广泛拓展到其他领域的相关问题，并且通过多种媒体广为传播。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5）一书，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做出了清晰透彻的阐释，销量超出了50万册。后来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1980），是与夫人罗丝（阿伦·迪雷克托的妹妹）一起合作的。无论是作为同名的一档电视节目，还是一本书，《自由选择》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数不胜数的演讲、争论，以及作为《新闻周刊》（Newsweek）近20年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成为美国在公共政策方面的明星。下面列举他作为一位政策分析者显示出卓越才能的例子。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最早提出使用教育券的人。教育券的使用，给了父母为子女自由选择学校的权利，并且在公立的中小学引入了竞争机制。每一个孩子的父母都会领到一张教育券，其价值大概等于一个学生在公立学校接受一年教育所需的费用。这样的教育券可以从任何一家公立或者私立学校领取到，只要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能够达到令人可以接受的水准就可以。我向来都特别期盼能够提高教育水平，如此可行的提议一下就让我又惊又喜！然而遗憾的是，那些有实力强大的公立教育机构的观点可跟我的想法不一样。

对低收入群体提供最低收入补贴（征收负所得税）的提议，是第二个例子。这一提议是希望以直接的现金支付取代名目繁多的各种公共福利项目（如失业救济、食品券、住房补贴、医疗补贴等）。对于穷人这种帮助将更加具有针对性—目前，公共住房补贴以及其他救济政策都越来越移向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获得最低收入补贴的受益者将会得到更多的选择—也许他们会选择在食品和医疗方面支出更多费用，而降低在住房方面的开支。对这一提议的反对者，主要来自那些认为穷人不会明智地安排自己用度的人。和弗里德曼一样，我也并不担心这一点。不过我担心的是，这一提议并不会取代那些纷繁复杂的特殊福利政策，反而给这些特殊政策带来了更多的重叠。

无论是教育券的提议，还是发放最低收入补贴的想法，都展示了弗里德曼在以独辟蹊径、清楚明白的方式，对公共政策提出建议方面的杰出能力。对这些政策建议做出第一反应的人中，既有保守主义者，也有自由主义者。无论何种评价，弗里德曼的反应永远都是头脑清楚，并且绝不落入俗套。

对于现代价格理论谨慎而又持续地运用，是弗里德曼做出主要贡献的第三个领域。这一领域的渊源与其他两个领域有些不同：维纳著名的经济学理论课，无疑是其渊源所在。主要是通过对价格理论的严谨阐释，弗里德曼教会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运用这一理论。接下来，让我们再看一下芝加哥学派的其他重要人物。

[1] 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批评的一些评论》，载《政治经济学杂志》，第80卷，1972年10月，第936-9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