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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的必要性
我们在上一节提出的观点是，投资是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由此可知，储蓄以一种被动的方式，也为增长所必需，因为必须获得相应的储蓄以为投资融资。然而，还有一个需要讨论，即投资过程能否自动创造所需的所有储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担心储蓄水平，只需专注于投资。还可以更进一步，讨论储蓄是否会由于破坏商品市场的需求而阻碍投资，如果这样的话，应该鼓励人们消费而不是储蓄。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就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在开始详细分析储蓄的来源之前，需要先对其做些论述。
在任何收入水平上，人们所能消费的就是现有数量的消费品。由于他们的收入来自生产消费品和投资品，并且只能购买消费品，因此，他们收入中的储蓄部分必须等于生产的投资品的价值。就此而言，储蓄和投资必须相等。然而，人们这样被迫所做的储蓄，可能与在这一收入水平上愿意进行的储蓄并不一致。如果他们想要储蓄更多，就会减少在消费品上的支出；如果他们想要少储蓄些，就会增加消费品的支出。不论哪种情况，他们的支出都无法与被生产的消费品价值完全一致。如果人们想要的储蓄多于投资，消费品生产者就会遭受损失，因为他们付出的成本将转换为收入，但其中一部分无法通过销售商品来收回；如果人们想要的储蓄少于投资，生产者就会得到额外的利润。任何一种不均衡都会引起调整。如果人们想要的储蓄多于投资，遭受损失的生产者就会减少支出，收入和就业将会收缩。另一方面，如果投资超过了储蓄，生产者将会增加支出，收入也会扩张。如果有闲置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可以被利用，收入的扩张也会反映为实际产出和就业的扩张。但是，如果某些或所有增加产出所需的资源是短缺的，那么收入的扩张将只会表现为价格通货膨胀式的上涨。
这样，我们回答了储蓄是否重要的问题。储蓄很重要。给定投资水平，如果人们的储蓄意愿太强，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如果储蓄意愿不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产出扩张，否则就会出现通货膨胀。给定投资水平，人们想要的储蓄高于或低于这一水平，都是有可能的。
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盛行的观念，这些问题不会出现，因为人们不习惯将投资水平视为独立于储蓄水平而单独“给定”的。按照他们的观点，企业家将自己或者别人的储蓄用于投资。如果储蓄不存在，他们就无法投资，且所有储蓄会自动用于投资。因此，储蓄和投资总是相等的，投资水平由储蓄水平决定。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希望增加投资，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刺激储蓄。然而，我们现在认识到储蓄并不总是被用于投资（一些可能被窖藏），也认识到一些投资可能不是与当前的储蓄相对应的，而是由减少货币窖藏或者创造新增的货币带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对储蓄的决定因素和投资的决定因素分开进行分析，还要认识到在任何时候相对于投资水平，储蓄都有可能过多或者过少，这才是经济的常态。
进而，当我们考察决定投资的因素时，可以看到另一种可能性被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忽略，在理论上还存在可能性，即储蓄的增长可能会阻碍投资，而不是像他们想的那样，自动导致投资的增加。这一理论观点依赖于这样的假设，即一个社会的资本和消费比例是固定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资本积累就可以持续快于消费的增长，消费增长速度的下降不一定会降低资本的增长速度。资本与消费的比例是固定的吗？不一定。首先，消费品的生产工艺可以是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也可以是资本密集程度较低的，如何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资本相对其他资源是否更便宜，也就是说取决于利率水平。现在，更为节俭的行为倾向于降低利率，如果利率已经很低就不会使之下降太多，但如果利率水平很高，就会大幅下降。因此，更为节俭的行为可能会鼓励生产者采用资本更为密集的生产工艺，进而刺激用于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品的生产，即使消费品的需求增长得更为缓慢。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在一个方向上消费受到阻碍，在另一方向则是利率的下降，因此我们不能确定净效应如何。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消费。正如我们上一节所看到的，即使在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也只有大约30%的总的固定资本被用于制造业和农业，进而直接与商店中这些商品的消费相联系。大约60%的固定资本用于住房、公用事业和公共工程，对这些部门的需求，或者至少是对这些部门的投资需求，与现在消费者在商店中消费多少，没有多大关系，这些投资的寿命都很长，只根据更长时期的需求预期进行调整。这些投资也是资本高度密集的，其资本收入比是制造业和农业的五六倍；这些领域的投资也因此对利率的变化特别敏感。因此，储蓄增加虽然会减少在制造业的投资，但同时住房、公用事业和公共工程等领域的投资增加得更多，这似乎也很有可能。从理论上来讲，储蓄的增长有可能阻碍投资，也有可能刺激投资。
一些国家资本存量已经如此之多，以致投资的激励微不足道，面临投资机会长期短缺的危险。对于这样的国家，需要考虑储蓄水平过高的可能性。对于是否存在这样的国家，仍尚存争议，因为即使最富裕的国家，对于住房、通信和医院等设施，以及投资于新的消费品和需要新资本品的新的生产方法，所希望达到的水平一直在提高。我们后面会谈到这些国家的问题（见本章的“长期停滞”）。欠发达国家没有这种危险。相反，私人投资如果可以获得资金，就会产生投资的意愿，而政府需要大量的资金，投资于道路、供水、防洪、灌溉、电力、工厂、学校、住房和医院等项目。限制这些投资的不是缺少需求，而是缺少储蓄来为其融资。在这些国家，在数十年中将比如说净国民收入的12%用于公共投资，都有可能带来丰硕的成果，但是人们只愿意储蓄4%~5%。因此，如果可以创造货币，为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异提供资金，得到这笔收入的人会将其更多用于消费，这会产生通货膨胀的趋势。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自愿将更多收入储蓄起来，就会使投资增加而没有通货膨胀。不管在更发达的国家是哪种情况，阻碍欠发达国家投资增加的都是当前的储蓄倾向太低。
现在一些人持有这种观点，认为投资是这些国家提高生活水平所必需的，即使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也要进行投资。因此，有必要继续分析，如果投资超过了自愿储蓄的水平将会如何。
一般而言，答案是货币收入会持续增加，直至使储蓄和投资相等。这一分析的关键之处，在于找出这一均衡是如何达到的，要花多长时间，在此期间物价和产出会如何变化。
我们先从产出开始。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产出的变化，一是即刻产出的变化，另一个是不久以后，在这一过程中创造的新资本品开始投入生产时产出的变化。无论为新的资本品提供融资的是储蓄还是新创造的货币，其产出是一样的。新的资本品对价格的影响也一样：使价格下降。在这方面，需要将以创造有用的资本品为目的的通货膨胀和其他通货膨胀区分开来。如果为了破坏性的目的而减少商品生产，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将通货膨胀和战争联系在一起。这样的通货膨胀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货币供给的不断增长可能遇到确实不断减少的商品供给。相反，为了创造有用的资本品而形成的通货膨胀会自我毁灭，因为早晚这都会导致市场上商品供给的增加。产出有多快、数量有多少，这取决于以这种方法融资的公司的性质。如果以这种方式为学校的建筑项目融资，物价上涨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当学校毕业生的产出开始增加时，价格可能也不会下降很多。但是，如果新的货币用于农村供水项目，只需要几个月就能建成，成本也很小，水浇地的产出能增加一倍，这时价格上涨就会很有限，而且很快就会下降很多。
牢记创造有用的资本品的通货膨胀最终会自我毁灭，这是很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要分析在新的资本品投入生产之前会发生什么。在此期间产出的变化，进而价格的变化，取决于经济中是否有容易吸收的闲置资源用于增加产出。工业化国家在萧条时期，会出现工厂倒闭、劳动者失业的情形。如果投资增加，由此而就业的人会用部分收入来购买消费品，这会鼓励消费品生产者更多地生产，反过来又会产生更多的就业，由此呈现持续的螺旋上升。然而，在欠发达国家，这一景象有所不同。这里没有拥有众多闲置设备的工厂，即使有这种工厂，数量也极为有限，因此，甚至最小的需求压力也会使工厂很快达到产出的上限。其中一些国家，尤其是非洲，失业工人的数量也很少，这是指那些在当前的工资水平下，只要有工作机会，立刻就可以开始工作的工人。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亚洲，存在剩余人口，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但是没有设备与之相匹配。如果有额外的货币投入流通，会使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出有些许的增加，但是很快会达到生产能力的极限，货币收入的进一步增加只会提高物价，而不会增加消费品的产出。
同样地，即使一些经济由于缺少生产食物的土地或者生产制成品的机器，使消费品的产出无法增加，也有可能使用剩余劳动去生产某些形式的资本品，而不必减少用于其他目的的土地和设备。我们已经看到，大约50%~60%的固定资本形成是建筑工程。现在，很多形式的建筑用手就可以完成，使用的只是实际上并不稀缺的设备，从修建金字塔到19世纪中叶大型铁路隧道的修建，这些人类的成就都证明了这一点。剩余劳动力能用于建造公路、灌溉水渠、水池、住房和很多其他工程，而不需减少任何其他的产出，有些工程，尤其是那些和农业用水或土地清理有关的，效果显著又迅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由此比其他没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更有优势。因为后者增加资本形成，只有将劳动力从消费品生产中抽调出来，而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可以增加资本形成，而不必减少其他商品的生产。
阻碍剩余劳动这样使用的，不是缺乏固定资本，而是缺乏流动资本。如果被雇来挖灌渠的劳动者得到工资，他们就会到市场上花掉这些收入。货币需求的流量就会增加，但没有消费品产出的相应增加。因此，物价倾向于上升。再加上需求的增加，这会刺激消费品的进口，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这些影响被严格的进出口控制所阻止，结果只会增加国内流通货币的总量，进而对国内物价施加更大的压力。
这种物价上涨的原因和后果，就是消费品的再分配，由经济中的其他部门流向新近被雇用的人。这些新近被雇用的人原来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可能是靠亲戚的救济。现在，他们生活改善了（否则他们不会去就业），但是，因为消费品的产出没有增加，其他人的生活一定会由此而变差。因此，物价上涨只是税收的替代品，因为如果政府对社会总体征税，用这些收入支付挖灌渠的工人的工资，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而物价不会上涨。选择通货膨胀还是征税，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政府认为用通货膨胀的方法筹集资源所造成的政治困难，比征收同样数量的税收所造成的政治困难要少一些，他们就会选择通货膨胀。
除了通货膨胀或征税，完成工程的另一个办法是说服人们免费为这些工程工作。我们已经看到（见第3章的“非物质回报”），如果所做的工作只对地方有利，并且工程可能会使村子里几乎人人受益，这种方法在农村确实是可行的。对这种活动，政府也不是一点成本都没有。首先，必须创建一个行政部门，为村子里的这种活动做宣传，将村民组织起来，以便讨论和规划他们的设想，监督项目的实施，还要沟通所有其他受这些活动影响的政府部门（没有专门的人为此而组织“社区开发”，这样的努力永远不会有很大成效）。其次，政府通常需要提供一些不易在当地取得的原材料，也要为技术工人或其他获得的技术帮助支付费用。已经发现政府按照这种方法，仍需支付全部工程成本的30%~50%，剩下的50%~70%是由劳动力无偿贡献的。除了形成的资本可以增加产出，以及这种方法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和税收，还有很多理由说明这样的努力是有价值的。这有价值，还因为这激励了农村地区的集体精神，也因为这使村民感到他们可以自助，一旦这种情感被激发出来，对很多其他方面都会产生有益的效果。这也是最好的规划形式：因为村民们不是被迫一起工作的，他们只是在做他们想做的项目；即使中央政府还没有将偏远的农村地区抛到脑后，由其规划和付款的项目，也常常无法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使“社区开发”能够充分利用所有可以获得的资源，所要说的就是这些。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这对资本形成的贡献有着严格的局限，即人们只为那些仅对本地有利的项目工作。因此，在任何有意义的范围内，不能将其视为其他资本形成方法的替代。在实施义务劳动的国家，无偿劳动可能非常重要，但在其他国家，无偿劳动适用的范围是很有限的。
我们继续假设资本形成是通过创造货币融资的，然后讨论这对通货膨胀有何影响。首先，我们必须解决国际收支的问题。如果通货膨胀发生时没有控制进口，那么外汇储备很快就会耗光。可能也有必要控制出口，否则国内需求的增加将会使公众消费掉本来可以出口的国内商品。如果出口由不在国内消费的商品（橡胶、可可）组成，就不会出现这一困难，但是，如果出口品也在国内消费（稻米、棉花、油籽），则控制出口就非常重要。控制出口并不简单，因为它涉及某些许可和征购的问题，这更适用于大型工厂和种植园，而非手工业工人和农民。接下来，国内物价的上涨会导致出口市场的困难。如果一国的出口是竞争性的，即它的产出只占世界产出的一小部分，世界价格不会受其通货膨胀影响，当国内成本相对于世界价格上升时，出口就有可能下降。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本质上都是出口补贴，但是，任何显著的通货膨胀导致的最后结果，就是无法避免的货币贬值。这对小国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因为货币贬值不会对小国的贸易条件产生有害影响，而且它的国际资产和负债通常以外汇计价；但是这可能对大国有重要的影响。对于这些出口遇到的困难，我们必须再次补充控制资本外逃的必要性，通货膨胀鼓励人们持有外汇而不是本币，尤其是在预期本国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当所有这些都考虑进去以后，很明显，完全控制汇率的变化，使得通货膨胀不对国际收支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这是极为困难的，但是一些国家发现这些事情并不是最难对付的。
我们假设国际收支不会恶化，然后继续分析。接下来我们注意到，即使产出保持不变，一些欠发达国家也有可能在不对物价产生压力的条件下，创造一些货币。在经济货币化程度越来越高时，就是这种情况。经济货币化是指相对于自给自足的生产或实物贸易而言，货币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如果人们需要更多的货币来进行交易，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就不会对物价产生压力。相似地，在任何产出增长的经济中，不管是由于人口的增加，还是由于有更多土地用来耕种，或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都可以在不提高物价的情况下，将更多货币投入到流通中。在任何经济正在增长的国家，人们需要持有更多的货币，因此政府能够创造更多的货币而不引起物价上涨。不幸的是，资金的这一来源实际上规模不是很大。实际流通中的货币与国民收入的比率总是远小于1。因此，即使以货币进行交易的产出每年增长2%，也很难使由此融资的投资超过国民收入的1%而不对物价上涨造成压力。
超过这一水平后，如果创造更多的货币为投资提供资金，投资将会超过储蓄，然后货币收入会持续增加，直到储蓄与投资持平。达到这一新的均衡需要多长时间，取决于储蓄水平是货币收入的函数，还是仅是实际收入的函数。如果储蓄只是实际收入的函数，那么，通货膨胀引起的货币收入的提高，就不能增加储蓄；这样的话，只有新资本品开始投入使用，使消费品产出增加，才能实现均衡。然而，如果通货膨胀使收入重新分配，从非储蓄阶层转向储蓄阶层，即使实际收入没有任何增加，在新的消费品投入市场之前，均衡可能也可以实现。
让我们更全面地考察一下，假如不考虑通货膨胀会引起消费品产出的增加，并最终投入市场，通货膨胀逐渐消失的可能性有多大。就此而言，可以想象一下下面这种最有利的情况。假设政府雇用失业人员拦河筑坝，修建灌渠。这些失业人员在市场上花掉工资，导致物价上涨。如果我们假设结果只是使利润增加，而这些利润都被窖藏起来，或者被用来购买政府债券，那么通货膨胀就会结束。物价根据投资的数量而上涨，但是也会根据储蓄的数量而下降，所以，即使投资过程仍在继续，物价也不会有任何的上涨。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同样在这个例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极端的情况。我们假设只要有物价上涨，社会中的所有人都会要求而且也得到更高的工资、薪水和利息，以维持他们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在这种假设条件下，在新增加的消费品进入市场之前，均衡无法实现，因为通货膨胀的过程不允许进行收入再分配，使之有利于可能进行储蓄和窖藏的阶层。
这意味着在实践中，将通货膨胀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的可能性，取决于以下3个因素，一是通货膨胀是否使收入再分配更有利于倾向于储蓄的阶层，二是这些阶层如何利用储蓄，三是消费品的新增产出多久才可投入市场。
关于第一点，通常从通货膨胀中受益的阶层是企业家、农民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政府。企业家受益，是因为他们出售的商品的价格比工资、薪水、租金、债券利息、养老金和其他一些费用，增长得更快。农民受益，是由于食品价格通常比其他价格增长的快得多，因为对食品的需求是没有弹性的。现在的农民和企业家都比社会上的其他阶层更节俭，因此，通货膨胀几乎确定会增加储蓄。相反的观点是从部门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通货膨胀会减少工薪中产阶级的储蓄，因为这会减少他们的实际收入；由于这个原因，而且中产阶级比其他阶级更能影响舆论，人们通常断言，通货膨胀会减少储蓄。然而并非如此。中产阶级实际收入的下降伴随着企业家和农民实际收入的提高，而这两个阶级都有比中产阶级更高的储蓄倾向。同样重要的是考虑通货膨胀对政府储蓄的影响。根据税收占收入的比例在边际上是大于还是小于平均水平，通货膨胀对政府收入的影响各不相同。如果边际税收比例超过平均税收比例，那么货币收入的增加会提高税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因此，最初通过创造货币为其支出筹资的政府，最终的收入会增加的如此之多，以致即使不创造更多的货币，也能维持新的支出水平。很多现代政府就处于这种状况，比如英国、美国和苏联；但是相反，很多其他国家的政府收入滞后于处于通货膨胀中的货币收入，带来的影响就是通货膨胀增加而不是减少了政府的赤字。
关于第二点，即使通货膨胀增加了储蓄，如果储蓄没有被窖藏起来，或者将更多的货币用于为正在引起通货膨胀的投资进行融资，这也不能使通货膨胀结束。因此，如果企业家将其新利润为更多的新投资融资，就像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这对资本形成极其有利，但是，这仍会使通货膨胀持续下去。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家用利润来购买政府债券，政府就不必创造新的货币，为规划筹资。另外，如果通货膨胀是由于企业家向银行借款而形成的，企业家现在将利润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或者窖藏起来，或者购买正在进行新投资的企业家发行的债券，通货膨胀就会停止。农民用他们的利润来偿还债务，购买更多的土地，其效果取决于放债人和出售土地的人如何用这笔钱。放债者可能会窖藏起来，等待“良机”，比如农民再次缺钱的时候，但是出售土地的人可能会有所不同。如果政府希望通货膨胀尽快消失，同时又要维持新的高（实际）支出水平，或者不能任由储蓄者将其储蓄窖藏起来，政府就必须以某种方式控制这些储蓄，或者通过征税，或者为政府债券提供更优惠的条款。
将储蓄窖藏或投资于政府债券的可能性，取决于通货膨胀的速度和持续的时间。如果物价上涨很快，或者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就会对货币失去信心，就不会再持有货币或政府债券。他们倾向于持有实物资产，其价格随通货膨胀而提高，资金从货币到实物的普遍流动，本身就会加剧通货膨胀。人们是否把货币投入商品存货或固定资产，部分与秉性有关；两个方向的流动总是都有一些。资金流向存货投机会损害经济，因为这会加剧原材料的短缺，甚至导致生产的减缓，从而使价格上涨得更快。资金流向固定资产会创造出新的资产，修建房屋，改善农地，也会涌现新的工厂。通货膨胀会增加固定资本的形成；甚至恶性通货膨胀，像1919~1923年德国的通货膨胀，也有这种效果。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的效果极佳，因为这增加了实际产出，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在通货膨胀发生时，这种资本形成会使通货膨胀持续下去，甚至像资金流向存货一样，会从消费品工业抽走资源，暂时减少消费品的产出，这就会使物价上涨更多。
如果政府可以进行有效的管理，就可以尝试通过规定最高限价、配给基本消费品和为新投资发放许可证，来阻止通货膨胀失控。如果这些政策成功的话，也可以从根本上打击通货膨胀，因为人们在配给的商品上无法花掉的货币，就倾向于将其储蓄起来，这会使储蓄与投资保持均衡。这是“二战”期间英国和美国成功地为战争融资的秘密之一，在此期间，尽管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战争，但物价只上涨了大约50%。另一个重要武器是非常高的边际税率，使税收增加的与收入一样多，从而吸收了50%甚至更多的支出。现在，管理通货膨胀的技术比20年前娴熟得多，使通货膨胀不再失控。然而，只有能够进行有效管理才能使用这些技术，这主要是指先进工业化国家的一些政府。欠发达国家的管理相当低效，它们控制通货膨胀的努力造成的危害和带来的帮助一样多，尤其是如果政策的主要影响，是使生产不受控制的非基本品的利润更丰厚，或者是创建黑市网络，以及鼓励行贿和腐败。
物价上涨如此之多或者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以致人们对货币丧失信心，此时通货膨胀的结果是最糟糕的。这在短期和温和的通货膨胀中不会发生。如果物价在2~3年中每年上涨5%，人们不会恐慌，因为他们相信物价很快就会下跌。运转良好的国家的货币当局可以维护这一信心，连年增加货币供给不是他们的习惯，他们的习惯是实现短期的货币膨胀，并有严格的时间限制。银行信贷前进三步后退一步，而不是持续增加。通过这种方式，新货币的创造有助于资本形成，而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失控，也不会严重影响人们对货币和政府债券的信心。如果通货膨胀被用于资本形成，应当遵循的原则是，最好是一次少量而不是持续使用。
关于第三点，我们已经看到，只要通货膨胀被用于创造新的有用资本，就会自动消失，也就是说，不久新的资本产生新的商品流，这会阻止物价的上涨，甚至会使物价下降。另外，实际产出的增加可能也会引起储蓄的增加，由此提供了使投资维持在高水平的储蓄。更高的储蓄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实际产出，因为储蓄水平是收入分配的函数，而不是实际人均收入水平的函数。然而，我们不需要现在讨论这一点，因为后面还会讨论储蓄的决定因素。
对于前面讲过的一个原则，即如果通货膨胀被用于资本形成，只应断断续续和小剂量地使用，我们可能还要增加一点，这种方法只应用于那些能够很快完成并且产量很大的投资。要说明以下例子的合理性是相对容易的，将新创造的货币为农业推广服务提供资金，以传播高产技术的新知识；或者将资金用于便利农民用水的措施，这些措施不包括那些耗时长、成本高的河道工程；或者用于土地整理、排水和开垦的规划，这能够很快形成用于耕作的新的肥沃土地。有些规划需要大量的外汇，比如为工厂购买机器设备；或者实施周期很长，比如满足多种用途的流域工程；或者资本产出比很高，比如建立幼儿园。这些规划不适合通过创造新货币来融资。有人或许认为这一“原则”可能不是特别有意义，因为既然全部投资整体上是由全部储蓄来提供资金的，那么，在规划中挑出一些项目，将其描述为是由自愿储蓄来融资的，而另外一些则描述为是由创造新的货币来融资的，这没有任何益处。因此，有人可能还会认为，更好的“原则”是避免所有那些与产出相比造价高昂、建造周期很长，或需要大量外汇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勉强通过的项目应是那些从这些角度衡量最不令人满意的项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勉强通过的项目通常是由新创造的货币来融资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很多不符合这些标准的项目，比如公共卫生计划和工业化计划，都在投资规划中占据一席之地，并不是排除在外的项目总比包含在内的项目更容易引起通货膨胀。因此，设计投资规划时，有意义的是先假设不存在货币创造，然后加上那些如果允许一些通货膨胀就可以投资的项目，这些项目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应该是最轻微的，否则就应将其排除在外。除了通货膨胀，如果最终的收获是丰硕的，即使耗时很长才能有产出的投资也不应该被排除；在这些投资和其他投资之间所做的选择，只取决于利率。
国内资金
我们在本章的“资本需求量”已经看到，每年将国民收入的4%或5%，甚至更少进行投资的社会，人均国民收入不会增长，而实现增长的经济体每年投资12%或者更多。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理解一个社会的储蓄率从5%提高到12%这一转变过程，以及与之相伴的观念、制度和技术的变化。
人们习惯于从储蓄的增加和更好地利用这一角度来解释这种转变。储蓄的增加是事实，但是如果认为这一基本的转变是由于所有的社会阶层变得更节俭或者浪费更少，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一基本转变更多的是由于社会上出现了新的阶级，即牟利的企业家，他们比所有其他阶级更节俭，如地主、挣工资的人、农民和工薪中产阶级，相对于所有其他人而言，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加了。在私人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企业家占有所挣得的利润，以私人名义将其用于再投资；而在苏联，征收的“营业税”将利润的大幅增长掩盖了，计划人员将其以公共的名义用于再投资。但是，不管是哪种情况，储蓄率从5%转变为12%的基本特征，就是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大幅增加。
利润的相对增加并不意味着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因为这一增加可能联系到地租收入相对重要性的相应的下降。实际上，收入分配最不平均的社会并不是那些利润丰厚的富裕经济体，而是那些地租很多的贫穷和人口过剩的经济体。在锡兰[1]和波多黎各，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其收入占个人收入总量的40%，而在英国或美国，这10%的人税前收入占比接近30%。这些数字有些误导性，因为公司的未分配利润未包括在个人收入的估计中；如果将其考虑在内，两者可能没有太大差别。无论如何，不可能对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进行一般性的比较。欠发达国家仍存在很大的差异，表现在土地稀缺还是丰裕，所有权分布平均还是集中；也取决于资本主义企业是否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比如矿山和种植园。发达经济体之间也有所不同，与20年前相比，这些国家现在个人收入的分配在税前也更为平均，当然这主要是由于未分配的利润相对于已分配的利润增加了。然而，发达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之间在这方面没有特定的区别，这只是加强了我们的结论。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不仅是收入不平等的函数，更准确地说，也是利润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函数。
大量的地租收入不会形成储蓄，因为土地贵族不会考虑将收入用于生产性投资，至少在有资本家作为榜样供其模仿之前是这样。传统上，地租收入被用于购买更多的土地，拥有大量仆役，如果中央政府弱小的话，还包括私人军队，建造教堂、寺庙、陵墓和纪念碑，开展慈善事业和大肆招待请客。随着时间流逝，这些习惯在资本家的压力下有所改变；在对租金征税和利润丰厚的资本家投资的榜样的共同作用下，地主倾向于更节俭，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租金甚至可能成为生产性投资的储蓄来源（次要来源）。然而，这是事后才发生的。因此，地主储蓄的增加不能解释社会储蓄率从5%到12%的转变。
农民阶级同样如此。农民这一阶级将节俭的秉性与很高的背负债务负担的倾向奇怪地结合在一起。农民懂得节俭，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总活在灾难的边缘。在一些社会，几乎没有一年不发生洪水、干旱、蝗虫、牛瘟或其他天灾，这会使所有农民陷于贫困之中，除非能求助于一些储蓄。这些一再发生的灾害能够部分地解释农民借债的习惯。同时，那些有所储蓄的农民，倾向于将钱借给遭遇不幸的农民，或用来购买土地，哪种情况都不会导致资本形成的增加。购买土地使其价格上涨，改变土地分配，但不能让土地更具生产性。如果农民拥有土地，他们可能会进行投资，以改善土地质量，但是，大多数改良土地的技术都会引起产量的暂时下降，如休耕、轮作、造林、除草、控制水土流失，这些措施在土地承受相当大压力的地区是不受欢迎的。农民也喜欢投资于牲畜，但是亚洲和非洲的很多农民对牲畜的观念不是商业性的，以致在很多时候，这种投资不能产生利润而是成了负担。考虑到农民不稳定的生活和他们对待土地和牲畜的非商业化态度，农民的净资本形成只占国民收入的很小比例，这就没什么令人惊讶的了。
与农民相比，挣工资和薪水的阶级收入更为规律，甚至非熟练的城市工人通常挣得也比普通农民多。但是这些阶级储蓄得很少，因为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消费而不是储蓄。工人的储蓄是很少的。工薪中产阶级有少量储蓄，但实际上在每个社会，中产阶级从薪水中拿出来的储蓄对生产性投资几乎没有影响。在那些统治阶级和中低阶级种族不同的国家，尤其如此，因为这样中产阶级似乎就要通过炫耀性消费来突出自我，以极大的热忱表明他们与外族统治者一样优秀（见第2章的“财富与社会地位”）。薪水中用于储蓄的部分很少，这在任何情况下几乎都是普遍现象。大多数中产阶级毕生都在努力，以免被邻居和同辈落下；如果他们存的钱能够买下自己住的房子，那就做得很好了。他们可能会为子女教育或者自己养老而储蓄，但是这种储蓄实际上被那些出于同样目的而花费的储蓄抵消了。如果收入和人口增长的话，两者不会完全抵消，因为每一代人储蓄的数量，都比前一代人存起来并且现在正在花掉的储蓄要多一些。这些储蓄对个人储蓄者而言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在一个福利国家，为偶然的不幸存点钱也是很重要的，社会改革家总是在正确地督促人们储蓄。然而，这些储蓄只是未来消费的延迟，从而很大一部分也会被其他延迟的消费所抵消，这意味着这些储蓄对于生产性投资并不重要。
工薪中产阶级的储蓄水平低，这也证明了储蓄和收入不平等不是直接相关的。中产阶级的收入与平均收入相比，或者与小农和非熟练工人的收入相比，收入差距在欠发达国家比在工业化国家要大得多。部分原因是中产阶级的技能更为匮乏，也是由于中产阶级在本国有更强的流动性，就像中产阶级在穷国和富国之间流动一样，这使他们能够在穷国要求得到与在富国一样高的生活水平；实际上，由于穷国不得不从富国吸引中产阶级所具有的技能，中产阶级甚至倾向于在穷国拥有比在富国更高的生活水平。这样，更大的收入不平等就联系到更大比例的国民收入用于中产阶级的消费。
工资、薪水和农民收入有多少被储蓄起来，证据很少。现有的证据表明，甚至在最富裕的国家，这些储蓄也很少超过国民收入的4%。日本是个明显的例外，据说这一数字高达8%或10%。根据到目前为止所做的最佳估算，欠发达国家的小额储蓄似乎很接近国民收入的1%。不用说，哪怕只有国民收入1%、2%或3%的储蓄也不应被轻视，采取措施使小额储蓄从1%提高到2%或3%，是非常值得的。这些措施包括机构、宣传和财政激励的指向性。可以发展一整套储蓄机构，如邮政储蓄、互助协会、合作信用社、合作零售协会、保险机构、建筑互助协会等类似的机构。经验表明，储蓄的数量部分取决于这些服务的分布范围有多广；如果这些服务推广至每个人的身边，以致有大量的街道储蓄所、工厂储蓄所，甚至在收入发放的地方就可以扣除一部分作为储蓄，这与最近的储蓄网点都有点远相比，人们会储蓄得更多。储蓄也是一种习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通过宣传而养成。如果教给人们一些可以接受的储蓄的理由，人们会储蓄得更多。他们在战时储蓄得更多，部分原因是他们被劝说这是一种爱国行为；在开始实行发展规划的国家，如果这些规划为人们绘制了宏伟蓝图，并且说服他们储蓄会为之做出贡献，人们也可能增加储蓄。另外，可以说服人们为个人和家庭的利益而储蓄，用于教育、养老、买房、婚丧嫁娶或抵御疾病和灾难。即使这些储蓄中很大一部分被消费抵消掉，但是养成自力更生和免于贫困的习惯，也是我们鼓励人们进行储蓄的强有力的理由。保险的原理很容易吸引人，一个低廉的、得到良好宣传的个人保险制度能刺激储蓄。此外，储蓄的财务激励应当充足，即利率应有吸引力。通常为小额储蓄支付的利率仅有2%~3%，部分是由于吸收和使用小额储蓄的成本很高；但是这也可能成为对小额储蓄进行利率补贴的理由，以便可以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利率。如果社会为促进资本形成而采用通货膨胀的政策，并导致了币值下跌，有必要采取措施以保障小额储蓄的实际价值；否则，小储户就会被歧视，因为其他资产的价值随物价提高而上升，小额储蓄也会受到抑制。
鼓励农民进行储蓄尤为重要，因为农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经济增长使所有其他经济活动相对于农业都有扩张，因为食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1。因此，相对而言，其他行业的工作一直在增加，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不得不依靠仍留在农业中的农民的产出而生存。这样，经济增长就要求农民人均产出必须增加，以提供不断增加的人均剩余粮食，养活非农业人口。在生产率水平最低时，每个农业家庭生产的粮食只能养活自己和半个非农业家庭；而对于当代的最高水平，一个农业家庭可以养活自己以及8个其他家庭。
储蓄在两个方面与这一过程有关。首先，农业生产率的必要增长，通常意味着必须对农业进行更多的投资以形成资本。政府可以为此拨出专门的资金，通过农村银行和信用社贷给农民。然而，这涉及农业资本从其他经济部门中吸取资金，除非资金来自对地主征税，既然所有其他部门同样也渴求大量的资本，那么农民能够自己提供的资金越多越好。这赋予农村的储蓄运动和储蓄机构以特殊的意义。
储蓄还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联系到这一过程。如果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能够为城镇提供更多的剩余粮食，政府就经常会有动力对农民的这些剩余征税，以便为其他部门的扩张提供资金，包括公共事业和制造业的资本形成。这是一种双重的诱惑，因为对农民征税提供了一个筹集紧缺资金的机会，也因为如果不对农民征税，农民实际收入的提高就会迫使城市和其他行业的实际工资和薪酬相应提高，这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吸引过来。但是，实际工资和薪酬的这种提高会降低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从而也降低储蓄的份额。因此，在很多时候，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都伴随着对农业征收重税，以此为其他部门的资本形成提供资金。在这种情况下，远不是农业部门从其他部门吸收资本，而是农民被迫为工业革命提供资金。日本就是一个例子。1885~1915年，日本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人均生产力翻了一倍，但是大部分增加的产出都通过更高的地租和税收从农民手中夺走了，用于为经济中的其他部门融资，B.E.约翰斯顿（B.F.Johnston）先生对此的描述令人称赞（见本章的参考文献）。苏联是另外一个例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尽管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也有相当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但人均农业收入被控制在很低的水平。提高工业品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对集体农业征收重税，两者共同作用实现了这一点。黄金海岸、缅甸和乌干达提供了当代的例子。这三个国家的政府将1945年以来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很大一部分予以征税，将部分税收用于为经济中其他部门的发展提供资金。
如果除农民以外的其他群体可以提供必要的储蓄，即使不对农民征税以为资本形成提供资金，经济也能实现发展。实际上，过去其他群体的储蓄，主要的来源只有一个，即来自于商业企业的利润，我们下面将会看到，如果环境适合，欠发达国家的企业利润相对于国民收入将会增加。如果利润仅占国民收入很小的一部分，这时如果想要加速资本形成，实际上只能对农业征收重税，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这既是因为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到50%~60%甚至更高，也是因为其他部门作为经济增长过程的一部分，必须使其扩张，而对其征税会阻碍这些部门的发展。反过来讲，对农业征税在政治上是很困难的，苏联已发现了这一点，除非农业生产率提高得很快，以致征税不会降低农民的生活水平。关于如何对农民征税的模型是由日本而不是苏联提出来的，其原则是，任何有关工业化和大量资本形成的规划，都应有对应的快速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措施，主要不是通过拖拉机和新的经济结构，而是通过新的种子、肥料、农药和供水。这也涉及政治问题，即在农民拥有政治权力的国家能否推行这类计划。我们在第7章再回到这个问题。
除了压榨农民以为资本形成提供资金，在任何经济体中，储蓄的主要来源都是利润，包括已分配的或未分配的。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赚取利润的阶级比所有其他阶级都更愿意节俭，愿意进行生产性投资，答案可能在于社会的等级制度。和工薪中产阶级不同，资本家不必沉迷于炫耀性消费，以让其他人明了自己的社会重要性，因为他们拥有作为利润创造者和他人雇主的独立地位，正是这一事实与他们广为人知的财富一起，确保他们拥有一定的社会声望；中低阶层永远不可能有太多储蓄，无论他们的实际收入能有多少提高，因为他们一直在模仿那些比其更富有的人的消费标准，而富人可以储蓄，因为他们的收入除了满足其可以接受的消费水平，总是还有剩余。利润创造者的社会地位比土地贵族要低，但是他们知道，仅靠奢侈的挥霍无法获得贵族声望，所以只有一小部分人尝试这样做。他们有像贵族一样掌控权力的抱负，但获得权力的途径有所不同。贵族通过增加不动产的数量来获得权力，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还通过垄断最高的政治、军事和宗教职位来掌握权力。另一方面，利润创造者知道，他的权力在于金钱，因此他会储蓄并将资金用于投资，以尽可能获取利润。他们也会像农民一样花钱，简单地为其他人的消费提供资金或者购置土地，这两种形式的“投资”都不会增加资本形成。但是利润创造者知道，利润最丰厚的投资是利用新的技术，开发新的资源，这也迎合他对权力的抱负，因为他的生产性投资越多，为之工作的人也越多。因此，资本家是唯一有雄心壮志，以其收入创建砖瓦与钢铁帝国的人；所有其他的阶级都是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自己的雄心，工薪中产阶级通过炫耀性消费，农业阶层通过买地或担任公职。在资本主义的后期，这些界线变得模糊了；资本家通过赎买和婚姻成为土地贵族，并竞争公职；地主进入伦敦金融区，将其租金用于生产性投资；甚至连农民也明白，将资金投资于改善已有的土地和购买更多土地一样有利。在更以后的阶段，节俭和生产性投资的观念扩散到社会的所有阶层，但是一开始时，生产性投资是资产阶级的本质标志。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有时有人断言，节俭本质上是资本家的美德，一些历史学家将资本主义的加速扩张和宗教改革联系在一起，试图从加尔文派教义来解释越来越强的储蓄倾向。这种联系过于简单。资本主义的思想有三个分支，即抑制消费、尽可能多生产的意愿和对生产性投资的偏好。其中的第一个，即抑制消费，在所有的时代几乎所有教派都认为这是一种美德。但是许多劝诫抑制消费的思想，也将其联系到抑制对生产和物质生活的关注；这些思想鼓励人们要随遇而安，将时间更多地用于精神追求，或者从事其他艺术形式，如军事、爱情、运动、骑马、学习、诗歌或社交等。资本主义思想的第二方面与此截然不同，这种思想将工作和效率视作美德，认为一个人最好地利用上帝赐予的天赋和资源，这是一种道德责任。如果我们有道德义务尽可能多地生产产品和抑制消费，这就意味着我们有生产剩余的道德义务。然而，即使这个概念也不仅限于新教理论。第三方面是资本主义思想的明显特征，指出了剩余的特殊用途，即生产性投资。其他思想指向的是其他用途，将剩余用于慈善，养活奴仆，发动战争，建造金字塔、陵墓、乡村别墅、庙宇或教堂，或者用于创建大学。抑制消费或勤奋劳动不是资本主义思想独有的建议，但是将这些劝诫与“剩余的正当用途是进行生产性投资”这种情感联系起来，却是资本主义思想所独有的。这些劝诫最终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将节俭视为美德，而慈善意味着毁掉同伴的品格，但是，对这一关键性劝诫的真正解释，即建议人们要进行生产性投资，可能更多的应该从对资本家在社会等级中所处的位置和抱负来分析，而不是由阐发宗教教义来解释。
如果利润是储蓄的主要来源，一个经济体的储蓄率从5%到12%的转变，就只能通过利润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增加来解释。这是如何出现的呢？
一个明显的答案是，这是通过经济中资本主义部门相对于其他部门的增长实现的，这一增长源于将资本家的利润持续不断地用于再投资。在欠发达经济体中现有资本很少，资本家提供的就业也非常少。当资本主义部门扩张时，它可以利用很多资源。经济中的农业部门通常有剩余劳动，即家庭拥有的土地不能使所有成员都充分地就业，这些人会流向城市中的资本主义企业。手工业中也存在类似的流动，特别是资本家使用的新技术使手工业者处于不利的地位。资本家也会从家政服务业吸引工人，还会提供一些岗位，使妻子和女儿走出家门，所以从统计的角度来看，这增加了从事“有酬工作”的成年女性的比例。如果该社会人口过剩，也可能有很多剩余劳动力打零工和做小商贩，他们乐于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哪怕只拿生存工资。另外，如果人口持续增长，增加的人口中可以有一部分被吸收到资本主义部门，这样就不会减少其他部门的从业人员。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家过去经常强调，经济发展涉及工人由非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向资本主义部门就业的转变，他们称之为从“非生产性”就业到“生产性”就业，转变的速度取决于储蓄的规模和资本增长的速度。只要有任何生产性投资，经济中的资本主义部门就一定会增长。相对于经济整体，资本主义部门是否增长得更快，这取决于经济中其他部门的增长速度，比如人口增长率，特别是更取决于经济中农业部门的生产率是否也在增长。资本主义部门并不一定比经济中的其他部门增长得更快。
首先，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投资在政治上是否安全。大多数前资本主义文明中，资本家处于政治统治者的掌控之中。奢侈浪费的贵族出于消费的目的，或者追求冒险的王公出于军事目的，希望获得资本家的贷款；如果资本家的投资极为成功，就容易遭到突如其来的随意的征税。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必须小心翼翼；他们首先通过将财富用于个人贷款，寻求有势力的权贵的保护；他们也投资于便于隐匿和转移的财富形式，比如黄金和珠宝，而不是投资于固定资本形成以授人以柄。因此，除非生产性投资能够相当安全地免于任意的盘剥，否则，经济中的资本主义部门就不可能开始快速扩张。
在可以获得政治方面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如果投资机会利润丰厚，资本主义部门极有可能得到快速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在生存工资水平下，可以从上面提到的来源获得无限的劳动供给，只要资本主义部门的就业相对于总人口数量很小，但是即使资本主义部门的就业人数更多一些，只要该经济是人口过剩的，或者人口增长快，情况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部门生产率增长带来的全部收益实际上都变成了利润。生产率的增长可能与技术进步相联系，也可能是由于通信改善或地理发现带来了更多的贸易机会。生产性投资的机会增长得越快，利润就会增长得越快，资本积累也会更多。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和地理发现，利润和资本增长缓慢，资本主义部门不比其他部门增长得快，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只要有成果丰硕的投资机会，利润几乎肯定比国民收入增长得快，因此，再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将持续增加。
这意味着任何“工业革命”，也就是说资本形成的突然加速，根本的原因都在于赚钱机会的突然增加；不管新机会是新的发明，还是使利用已有的机会成为可能的制度变革。英国、日本和俄国的工业革命都符合这一模式。在上述三个国家，直接结果都是提高生产率的收益没有落入会将其用于增加消费的阶级，比如农民和工薪阶层，而是成为私人的利润或政府的税收，这些收入被用于形成更多的资本。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从事挣工资的工作，但是实际工资不能像生产率增长的那么快。
通货膨胀也会使资本主义利润的增长加速，所有资本主义经济定期会发生通货膨胀，或者随着贸易周期的膨胀阶段以温和的形式出现，或者随着战争和政府的挥霍，以更致命的形式出现。通货膨胀使利润相对于其他收入增长，还促使资金流向实业。当利润很低，投资受限时，每次通货膨胀都伴随着通货紧缩。但是通货紧缩持续的时间很少像通货膨胀那样长。长期趋势是货币供给增加，物价上涨，或者至少下跌得比增长的生产率所要求的更慢。在大多数产量迅速增加，投资与国民收入相比迅速上升的历史时期，也伴随着物价和利润的上涨，比如1780年以后的英国工业革命，或者英国（国内加海外）投资率在1890~1913年比1870~1890年更高，或者在“一战”以后的法国和德国通货膨胀时期，相对较高的投资水平，或者日本经济在1870~1913年以及苏联在第1~3个五年计划期间，投资水平的急剧提高；在这方面，贸易周期的膨胀阶段与平稳和下降阶段相比，也是如此。通货膨胀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即使没有通货膨胀，利润也可以增加，投资也可以发生。另一方面，不时出现的轻微的通货膨胀能增加利润，加速资本形成。
如果一个经济体储蓄率由5%向12%的转变，在根本上取决于利润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增长，这就意味着穷国储蓄如此之少的正确解释，不是因为它们穷，而是因为它们的资本主义部门太弱小。没有一个国家穷到不能将国民收入的12%用于储蓄，只要它想这么做的话；贫穷永远不能阻止一个国家发动战争，或者将财富浪费在其他方面。特别是一些国家，国民收入的40%被收入最高的10%的人挥霍，他们靠租金过着奢侈的生活，这些国家不能把贫穷作为没有储蓄的借口。这些国家的生产性投资这么少，不是因为没有剩余，而是因为剩余被用来养活一群群非生产性的奴仆，建造金字塔、寺庙和其他耐用消费品，而不是创造生产性资本。如果这些剩余作为利润给予资本家，或作为税收给予促进生产的政府，有可能使投资水平高得多，而且不产生通货膨胀。还应指出，我们说储蓄少是因为资本主义部门弱小，我们指的不仅是私人资本家，也包括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其他任何与下面所说类似的经济组织形式，即资本被用来雇人，在支付工资和薪水后，还能留下大量的剩余，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于生产性再投资。在实践中，根据苏联的经验判断，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比私人资本主义能够更快地积累资本，因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它不仅可以利用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伪装成税收的形式），还可以对农民强制征税，或者通过通货膨胀压榨整个经济。
在资本主义利润增长的经济分析背后，还存着资产阶级兴起引发的社会学问题，即一群人总在考虑将收入用于生产性再投资。前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统治阶级，如地主、商人、放债人、牧师、军人、王公，一般不会这样考虑问题。是什么导致一个社会中产生了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此可能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大多数国家似乎一开始都是从国外引入资本家的。外国商人或外国投资者发现了新机会，赚取利润，将其中一部分投资到该国；接着，他们作为榜样被模仿。本土资本家的出现与新机会的涌现相联系，不管是来自海外的经验，还是在本国自主发现的。这些机会可能是新的技术，或者仅仅是由国际贸易出现的新机会，或者交通改善或国内和平导致的市场扩展的结果。如果机会只是来自于贸易，新阶级的世界观就主要是商业化的；但是，如果也涌现了新技术或者新资源，使用资本可以得到丰硕的成果，也会有一些资本家主要考虑固定资本形成的问题。我们在第3章已经看到，政治、宗教和种姓制度在促进或遏制企业家阶层发展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机会和制度互相影响，共同决定了这个阶层的扩张速度和允许的活动范围。
日本的例子特别有意思，正像I.I.克雷默（I.I.Kramer）先生最近指出的那样（参见参考文献），它涉及地主和贵族迅速向资本家的转变。这是由于国家赎买了贵族的封建权利，剥夺了他们的管理职能；同时，也接管了领主的债务。一些地主发现自己有大量金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政府债券）又不用履行义务，他们选择首先进入银行业，到了1880年，当政府决定应该卖掉一些为了开拓的目的而建立的工厂时，发现已经有了一个条件齐备的市场。在日本至关重要的19世纪最后的25年，旧式贵族阶层迅速转变为新式资本家，对企业家精神的快速形成影响深远。同时，封建贵族以前盘剥商业阶级，将商业资本用于消费贷款，而现在商业阶级发现可以自由地进行生产性投资，他们可以名列该国一些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家族，这使其地位得到了有力的强化。
我们也注意现代世界中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新阶级的扩张，比如苏联和印度，它们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决心以公共名义迅速创建资本。这些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资本家一样，认识到储蓄和生产性投资的重要性。民族主义的膨胀、加强军事实力的欲望以及渴望全力解决普通民众的贫困，都将有力地加强这种趋势。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考察一个经济体储蓄水平由5%向上提升的过程。现在还应指出，资本主义部门相对于国民收入而言，不能持续地快速增长，因为如果它增长迅速的话，早晚会将整个经济包含在内。如果有充足的资本为每个人都提供资本主义就业，这一相对的扩张便会停止。而且，因为当资本主义部门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工人，相应地其他部门规模变小时，就没有办法以相当于最低生存水平的不变的实际工资来扩张了。如果农业仍然按照有利于农民的形式组织生产，也不采取专门的措施以提高生产率，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的相对较早，法国就是如此。因此，当进一步的资本积累会提高实际工资时，这一时刻就会到来。这时，所有的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也不再全部归于利润，因为投资利润的增长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从而提高了实际工资。所以，这时就会出现争论，即进一步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提高实际工资还是提高利润，或者如果两者都提高的话，哪个会提高得更快。过去许多经济学家都预测到了资本主义的晚期利润率会下降；也就是说，他们预测工资会在进一步发展的收益中占有最大的份额。但是实际上，过去80年先进工业化经济体的经验似乎表明，利润率是保持不变的，工资和利润按照相同比例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利润相对于国民收入上升；但是在后期，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是稳定的（受周期性和长期波动的影响）。相应地，在早期阶段，储蓄率相对于国民收入上升；但是在晚期，净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也是稳定的，这个比例有多高，取决于资本主义部门在遭遇劳动力短缺或低效农业的限制之前，能够扩张到何种程度。这样，先前的悖论就得到了解释。因为富人储蓄的比穷人多，过去常常预测每个国家的储蓄一定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加。然而人们发现，在较富裕的国家，实际人均收入在50~70年的时间里翻了一倍，而储蓄率没有任何提高。对此的解释是，储蓄率不是由国家贫穷还是国家富裕决定的，而是由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决定的，一旦达到某一特定发展阶段，这两个比率都会停止增加。当然，这不是永恒不变的定律。我们无法准确知道，是什么决定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因此，我们当然也不能预测这一比率未来会如何变化。
为了完成对储蓄的分析，现在我们必须还要考虑政府储蓄。我们在本章的“资本需求量”中看到，发达工业化经济体中，大约35%的总固定投资用于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中，即大约占国民总收入的7%。其中，大约2%~3%的国民收入用于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工程，如公路、港口、学校、医院、公共建筑等，剩下的4%~5%用于公共事业，如铁路、公路运输、电话、电力、煤气等，这些公共事业可能是由公共部门管理的，也可能不是。因此，政府在总投资中的份额部分地取决于将多少公共事业留给私人企业。在很多国家这一比例高达国民收入的7%，比如新西兰，然而，也有少数国家低于2%。
只要有必要进行公共工程的建设，所有的政府就不得不进行储蓄。政府可以先花钱后储蓄，也可以花掉原来的储蓄，但结果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些政府一开始喜欢用贷款而不是当期的税收来为资本形成付款，但结果是一样的，因为财政部不得不开设一个偿债基金来偿还贷款，为此筹集的资金就来自当期税收。如果政府每年以稳定的速度借款用于资本形成，很快它的偿债基金的支出就会等于每年的借款。
经济增长的一个必然的特征，似乎就是国民收入中政府份额的提高。在人均国民收入处于最低水平时，政府的份额可能低至5%；而现代工业化政府会将实际资源的大约10%用于日常目标，这还不包括用于军事目的的开支（这甚至经常超过日常开支）。另外，在日常开支中，有2%~7%的实际资源用于资本形成，再加上大约10%用于转移支付，如养老金、保险支出、利息支出等。因此，边际税率必须超过平均税率，这样税收才能比国民收入增长得更快。如果政府以通货膨胀来迅速增加其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这尤为必要，因为当更多货币投入流通时，高边际税率是阻止价格上涨得与投入的货币一样快的手段之一。
随着政府要做的事越来越多，对增加的收入征的税率也越来越高。我们已经看到，在落后经济体中，对租金收入征收的税收可能对储蓄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这种收入不是储蓄的来源。这样的税收会强迫地主减少侍从，住更小的房子，削减对慈善、教堂等的捐赠，但是这可能对储蓄的影响很小。对利润征税则完全不同，这影响的几乎全是储蓄而不是消费。因此，对利润征税会阻碍经济增长，除非税收的使用具有生产性。
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政府没有浪费行为，它所有的支出都是“生产性的”。政府在教育和公共卫生上的开支（也是现代政府两项最大的开支），对产出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防卫性的军事支出可能也是保护国民收入不被掠夺的代价。政府应当物尽其用，这是不言自明的。政府使用的所有资源，都是从公民可以利用的资源中扣除的，如果政府对这些资源的使用不如公民使用价值高，就会出现浪费。不管这些资源靠牺牲消费征收的，还是靠牺牲投资征收的，上述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认为减少投资比减少消费更危险（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一观点），那么，如果政府支出是靠减少私人储蓄提供的资金，政府就应当更细心地评估它的边际支出。
近年来，发达工业化国家对利润征税如此之重，以致税后股息有实质性的减少，来自可支配收入的私人储蓄也降到低水平。税后股息的下降不完全是因为征税，也是因为宣告股息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没有提升。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多少上升了，但是公司也将更大比例的未分配利润留在了企业，作为股息分配的比例小得多。结果，普通股的价格没有随资产所表现的价值成比例地上升。这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因为通过企业股票来筹集资本，是为了创建新的实物资产，股票的价值和资产的价值一定会重新一致起来，现在的偏离是由战时和战后维持低分红率的政策所导致的。税收对维持低股息的影响可能更长久，因为所有的现代政府在实践中都对利润征重税，仅仅因为它们认为出于平均主义的原因，这是可取的。
个人储蓄的这种下降还没有使制造业投资减少，因为这联系到未分配给股东的利润所占比例的上升，这些利润足以维持和扩张现有制造企业的资本。私人储蓄下降的主要影响，是减少了不由公司企业控制的可支配储蓄的数量，这对各种借款人未来的境况影响很大。传统上，经济中的制造业和商业部门的几乎全部新投资都是由自己的利润提供资金的，另外再加上派发股息以后的剩余，还有一部分来自新公司、外国借款人、农业部门、公共事业和政府的借款。但是，根据C.T.桑德斯（C.T.Saunders）先生最近的估算（见参考文献），个人储蓄的数量在扣除对非公司企业、农场和住房的投资以后，在1952年仅仅占英国个人收入的1.8%，美国是2%。税后股息的日渐干涸，即使在总量上由其他储蓄形式的增长所抵消，也会沉重打击某些类型的投资。这对新企业的打击有多大，还不十分清楚。已有的制造业企业通常主要利用本企业的未分配利润来自我融资，但是新企业一开始必须从外部筹集资本，如果由其他企业控制的外部资金收缩，新企业寻求私人的支持将更困难。很难讲这有多么重要。仍有大量富人拥有可以出售的资产，比如政府债券，只要他们想对新企业提供支持，他们就可以做到。一些人担心，这种影响相当大，由于减少了新企业挑战和替代老企业的机会，这会增强经济中的垄断倾向和技术停滞的趋势。这些人建议，政府应把部分税收交给一个或几个机构来处理，由其专门为新企业提供融资。然而，由于缺乏信息，情况到底如何并不明了。
农业、外国投资、公共事业和政府本身也会遇到很多同样的问题。如果政府以税收的形式拿走了这些借款人以前依靠的储蓄，政府就应用部分税收为这些部门的资本形成提供资金。农业在筹集资金方面总是有困难。在英国，传统上资金的提供在地主和佃农之间有所区分，地主依靠来自租金的资金改善农田和建房，而农民依靠利润为机器和其他流动资本提供资金。在实践中，两者都常常不能为其所有的净投资提供充足的储蓄，农业是从经济中其他部门借款的净借款者。近些年来，由于高税收和固定租金的共同影响，地主的状况比原来更窘迫了，虽然农民状况更好一些，能够从较高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为资本提供融资。随着可支配储蓄的萎缩，对外投资的融资也变得更加困难。公司企业为海外资产扩张进行融资的状况要好一些，但是对矿山、种植园和工厂的直接投资在外国投资中总是微不足道的。偶尔也会有一些资本流向外部英镑区，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用这些资金支付进口的费用。但是，外国投资的主要部分是政府或公共事业借款（现在大部分由政府所有），这类借款的前景受到可支配储蓄短缺的不利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外国投资现在越来越依赖政府间的转移支付，而不是私人贷款，我们在下一节将看到这一点。至于国内的公共事业，长期以来，将其价格和利润控制在低水平的做法，使这些企业无法形成太多的储备金，不得不通过新的贷款为其扩张融资。在新情形下，这些企业必须提高价格，赚取大量未分配利润，就像制造业企业的做法一样，或者必须求助政府给予越来越多的资金。对于前者而言，政治气氛似乎很难说是有利的。
随着政府对利润的征税越来越重，进而减少了私人储蓄，如果要保持总储蓄不下降，政府必须储蓄得更多，也必须创建相应的机制，为一些以前依靠可支配的私人储蓄的借款人提供储蓄。因此，英国的中央政府在战争刚结束的几年里的行动，与战前极为不同，税收不仅为政府全部的资本形成提供资金，也为所有地方当局的借款提供资金。最近以来，英国政府又退回到原来的做法；如果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利润税以刺激私人储蓄，那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其目的或效果是刺激消费，这样做就不对了，除非现在希望降低资本形成速度，以提高个人消费率。如果利润税维持现在的水平，难以知道英国政府如何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即不仅要以税收为所有中央和地方的资本支出提供资金，又要为新企业、农业、外国投资和公共事业提供储蓄。
高利润税侵蚀了私人储蓄，这使那些反对通过私人投资实现经济增长和反对私人财富增长的人感到高兴。他们宁愿国家作为融资的主要来源和财富唯一的大所有者。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是可以实现的，只要国家把用于进一步投资的利润的更大份额吸进自己的保险柜，但是，在不削弱投资激励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可以走多远，仍有疑问。许多英国人相信，英国已经达到并且越过了这一界限；另外一些人则指出，实际上，不管税收水平有多高，现在英国的总投资仍要高于几十年以来所处的水平。可能即使国家拿走几乎所有的利润，投资仍能保持在高水平，只要国家使管理阶级有足够的激励，使之愿意继续为国家投资者工作。如果税收被国家用于现在的目的，而不是用于储蓄和生产性投资，并且管理阶级没有得到财务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报酬，高利润税就会破坏经济发展。但是，如果其他机构代替了私人投资者的职能，那么，私人投资者的消失不一定会阻碍发展。
完全抛开利润税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在欠发达国家，政府有特殊的职责，以征税作为储蓄来源，以便将投资率提高到本来无法达到的水平。既然在这些社会中利润只占国民收入很小部分，主要的问题是对工资、薪水、农民的收入和地租征税。在这些社会中，大地主的租金收入主要是用于养活仆役，支持当地的慈善事业，而不是用于储蓄，对这些收入征税会迫使地主减少“消费”，主要是削减靠他来养活的人数。现如今，对大地主征税比对工人和农民征税在政治上更容易些，但是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将税收扩展到全部的收入，一般来讲不可能征收足够多的税收。可能征收所需数量的税收，痛苦最小的方法就是对增加的收入征税，但是只有在人均收入有实质性增长的社会，这种方法才可行。在缅甸和黄金海岸这样的国家已经实现了这一点，自战争以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将很多贸易的改善据为己有；日本在1914年以前也实现了这一点，那时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以增加农民亩产，同时又严格地征税，从而将很多增加的收入吸收进政府的金库。
任何国家只要想做，可能确实可以毫不费力地将12%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似乎同样正确的是，只有当利润成为国民收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时，才能自愿储蓄这么多。如果一国不希望其发展依靠私人利润，或者如果不希望等待私人利润缓慢地增长到这一水平，那么，它可以通过通货膨胀或征税，强迫自己储蓄。直到相对近期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把政府看作一个潜在的重要的储蓄来源。似乎有可能在20世纪，政府储蓄的重要性超过所有其他来源，哪怕是在经济由大多数私人企业控制的国家。因此引发的问题，我们会在本章的5.3.1和第7章的7.2.2再做讨论。
外部融资
几乎每个发达国家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都曾接受外部资金援助，以补充本国储蓄。17和18世纪，英格兰从荷兰借款，19和20世纪时，英国又借钱给世界上几乎其他所有国家。美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在19世纪也曾借过很多钱，反过来在20世纪又成为最主要的贷款人。
发展中国家发现很难仅靠本国储蓄为其资本项目融资，即使它想这么做，因为发展项目通常还包括从外国进口的一些资本品。比如，假定政府计划花费x英镑用于进口资本品，y英镑用于工资和薪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征税x＋y英镑。从表面上来看，这一行动既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也不会引起通货紧缩，因为支出和税收恰好完全互相抵消，但实际上，这会引起通货紧缩，并使国际收支失衡。在本国支付的y英镑多多少少会被y英镑的税收所冲抵，不会影响国内的购买力和国际收支平衡。但是，花在国外的x英镑无法通过征收本地购买力为x英镑的税收来融资，这只会使本国外汇减少mx英镑，这里的m是边际进口倾向。而且，花在国外的x英镑也会减少本国流通中的一些购买力，又没有其他的资金可以弥补，这就会引发通货紧缩的趋势。如果出口和国内消费是相互替代的，从而在国内消费减少时，更多的商品自动出口到国外，这就可以避免通货紧缩的不利结果，因为这样既提供了外汇，又增加了国内的收入。这一点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但是不完全如此。不久之后，会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国内的通货紧缩引起进口减少，物价下跌会引起出口扩张。一旦完成了必要的调整，该国就能维持在既定的资本形成水平上，不需要国外的援助。但是，加速资本形成的冲击效应，几乎肯定会引起外汇短缺，不得不借助于减少国外资产、控制外汇和外国援助来应对。
如果一个由税收和国内储蓄来融资的项目给国际收支平衡带来了压力，可以推测一项利用失业人员来创造资本并为此需要使用新增货币的项目，带来的压力甚至会更大。如果这样的项目不引起国内的通货膨胀，几乎整个项目都必须由外汇来支付，一部分用于支付项目所需的资本品的进口，一部分用于支付消费品的进口，以抵消在国内支付的资金。如果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不能完全相互替代，仍会在国内产生少量的通货膨胀，这有助于吸收进口的商品。实际上，不是所有的本地支出都需要由外汇来支付，因为一部分花掉的本国的钱会被窖藏起来，不需要有消费品与之相匹配。另一方面，一项投资活动通常会带动其他的投资，从而使任何以这种方式节省的外汇几乎肯定会在进一步的扩张中被消耗完。
这就是联合国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2]（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和潜在的贷款国之间争论的核心，前者一开始在解释其条文时认为，只应为发展项目需要从外国进口的资本品提供外汇借款，不应为在国内支付的工资和薪水提供资金。如果支付本国工资和薪水的资金来自于税收，或者来自于通过减少其他国内开支而形成的某种借款，这一解释认为应提供所有所需的外汇；但是，如果目标是利用剩余劳动力来创造资本品，且不减少其他国内开支，这些资金就不够了。给定欠发达国家的储蓄水平，如果它们要加快国内资本形成，且不借助于税收和通货膨胀，那么，它们需要的额外外汇的数量，差不多相当于其额外项目的全部成本。
给定国内储蓄水平，通过动员现有窖藏的货币，或者接受贷款或捐款等形式的外国援助，有可能获得额外的外汇。
私人所有的黄金、珠宝和外汇的数量，各国有很大不同。南亚、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的国家，人们有贮藏黄金珠宝的习惯；其他国家现有的数量相对很少。现在以这种方式贮藏的财富数量有多少，还不清楚，但是，最好的估计是不超过国民收入的20%，虽然涉及的数目从绝对数量上来看似乎很大。没有一种简单的手段能控制这些财富。有几个国家，比如英国，持有未向财政部申报的黄金或外汇是违法的，但是，这种法律的有效性部分取决于民众有多么遵纪守法，也部分取决于监管的力度。通货膨胀会激励人们窖藏黄金，因此，对本国货币币值稳定的信心可能是使人们自愿抛售黄金的一个条件。一项暂时性的为黄金提供有吸引力的价格的政策，也能促使人们抛售一些黄金。残酷的政府几乎一上台就能成功地动员私人的贮藏，但是，在稍微仁慈点的国家，动员私人贮藏对筹集发展所需的外汇的贡献，只是缓慢和微小的。
有些政府本身就持有很多窖藏的贵重财产，因此可以一直用外汇对本国货币提供完全的支撑。比如，所有的英国殖民地政府就这样，因为殖民地的货币体系要求所有的殖民地货币都要有100%的英镑作为支撑。很明显，以外汇支撑本币达到这种程度，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无法想象在何种条件下，所有本国货币都会从国内流通中消失。有时有人争辩说，这种做法对于英国殖民地无足轻重。多余的支撑货币被投资于金边债券，可以获得长期的收益，如果这些殖民地需要货币，他们可以轻松地以相似的利率向伦敦借款。如果确实如此的话，100%的支撑货币不会阻碍发展；只有在殖民地很难以合理的利率借款时，以外币提供全部的支撑才变得重要。
也必须参考“二战”期间及战后不久很多国家积累的英镑结余的情况。现在，这些国家大部分已经降低了结余的水平，比所需的外汇储备高不了多少。但是有一两个国家仍在增加英镑结余，因为它们的外汇收入比进口增加得更快。这些英镑结余的存在，使印度或埃及这样的国家有可能在实施发展规划时不会遭遇外汇紧缺，这也是“二战”以后尽管国际投资恢复很慢，世界生产的发展仍能全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的外国援助项目是另外一个原因）。
可能有人会认为，在从动员窖藏财富过渡到有可能依靠外国援助之前，应当考虑下面这种可能性，即通过降低国内消费的进口品相对于出口品的比率，获得更多发展所需的外汇。但是，不增加储蓄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这属于我们先前讨论过的国内储蓄的问题，而不是本节所讨论的外部融资的问题。通过生产进口替代品、扩大出口和对外汇实行配给，可以获得更多的外汇。为了发展的目的掌控这些外汇，本身并不难，只要有公正有效的管理就可以；难以处理的是这样做带来的后果。因为如果不允许普通大众按自己的意愿购买进口品，他们就会将更多的钱用于购买国内商品。如果出口的商品同样也在国内消费的话，这将减少出口，这样也可能会使控制进口的目的无法实现。如果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或者这可以克服，额外的国内支出会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储蓄。或者，如果能够避免通货膨胀，进口的减少必须有国内商品支出的下降与之相对应，这或者是由于税收，或者是由于自愿储蓄的增加。因此，控制外汇收入必须被视为增加国内储蓄的政策的一部分，而不是为投资提供资金的一个额外的来源。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作为一种投资资金来源的外国援助，不管是以捐赠的形式还是以贷款的形式。在“二战”爆发之前，外国援助几乎全部出于私人动机，这反过来又主要取决于国内投资机会和海外投资机会的比较。一般而言，贷款国是发达国家，借款国是欠发达国家，这是以劳均资本的发展状况来衡量的；但是，也没有一个简单的法则，认为投资于欠发达国家比投资于发达国家更有利可图，或者，随着一国的发展，会自动地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
预期发达国家会输出资本，原因之一是相信随着资本积累，如果不输出资本，发达国家的利润率一定会下降。利润率下降的教条至少在18世纪就出现了，并被所有的经济学流派所接受，虽然他们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不尽相同。对于这一共识最引人关注的例外是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官方文件集》（Official Papers）中，他表达了通常的观点，但是在他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他认为虽然人均资本的增加趋向于降低资本回报，但是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提供了使用资本的新机会，这趋向于提高资本收益率。于是他说，英国的资本收益从中世纪的10%下降到18世纪中期的3%，这一时期经历了长期的缓慢的技术进步，此后，这一下降被遏制了，因为使用资本的机会大量涌现。如果这是看待这一问题的正确方法，似乎也确是如此，就不存在这样的法则，即发达经济体中资本收益一定会下降；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是。
然而，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利润率，而是特定行业的投资利润率，就会得到不同的答案。在任何特定的行业，进一步扩张的可能性很快就会被耗尽，或者至少是大幅减少。所有产业发展均遵循同一逻辑模式，一开始增长得相当缓慢，然后快速增长，以后增长得又十分缓慢。因此，任何特定行业的投资者早晚都会来到这样的阶段，这一产业在国内没有太多投资的空间。将其积累的利润投到完全不同的产业，对他们来说是正当其时。但是，坚持留在原来的领域也有诱惑力，他们在这一领域更为专业，从而可以利用他们的利润将这一产业带到新的国家。这样，已在国内修建了铁路的英国铁路公司，兴趣就转向到外国去推销和营造铁路。英国锡制品公司把资本投到马来亚[3]和尼日利亚去开设锡矿；正像美国的石油公司和铜公司有兴趣投资海外相同的产业。国外限制从发达国家进口，常常有助于促进这类行动，比如这激励了美国制造业在拉丁美洲开设子公司，或者由于来自低工资国家新兴产业的竞争，促使英国资本在印度开设黄麻工厂和棉麻工厂。
然而，这种资本转移受到了阻碍，因为发达国家一直有投资的新机会，也因为欠发达国家的缺陷。因此，一定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欠发达国家投资是有利可图的，就因为它们不够发达。事实是这些国家有某些不利于投资的缺陷。首先，社会结构并不总适合投资。虽然人类的基因组成可能非常相似，但就潜在的生产率而言，他们的文化遗产却有很大差异。文盲、缺少现代技能、不适应工资关系，使得生产率低下；政府形式和社会观念的差异增加了投资的不确定性。因此，新技术有可能在发达国家获得可观的回报，在欠发达国家却不一定是一项有吸引力的投资。还有资本短缺的恶性循环。如果要创办一个新企业，其生产率不仅取决于企业自身，也取决于所有其他新企业要用到的服务的企业的效率，特别是一般性的工程服务、零部件供应商、运输和其他公共事业。接下来这又部分地取决于这些其他服务的资本化程度有多高。因此，一项投资的生产率取决于之前很多领域已有的其他投资。至少到了这一点，资本投资的回报才是递增的，而不是递减的。将资本投向已有很多资本的国家，可能比投向新的国家，利润要丰厚得多。如果总是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资本输出；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缺口会持续扩大；我们甚至敢于提出这样一个法则，即存在着资本由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的自然趋势。实际上，资本国际流动的数量是很小的，各国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确实在变大，所以，这至少是一个警告，反对接受根据发展水平对资本流向所做的概括。
任何合理的概括，基于可获得的自然资源可能会比基于人均资本水平更为可靠。最具生产性的投资是开发丰富的、易于获取的自然资源，比如肥沃的土地、石油、煤和矿石。投资于引进新技术也是有利可图的，即使该国没有新资源，但是这不如同时利用资本引入新技术和开发新资源那样利润丰厚。这就是下面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即在过去的100年间，大部分资本都输出到拥有丰富新资源的美洲和澳大利亚，而不是输出到机会更多在于更好地利用已知资源的印度和中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和西欧快速变成了资本输出国（它们很快就遇到了自然资源的限制），而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很晚才进入资本输出阶段，尽管他们的人均财富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
因此，我们能做的最接近的归纳是，资本倾向于流向那些新的丰富的自然资源相当易于开发的地方，而逃离那些资源已经被高度资本化，新资源又极匮乏的地方。这并不等于说一个国家在需要进口原材料和食物时，就会成为资本输出者。19世纪英国投资于所有它认为可以挣钱的地方，这与它的进口没有关系。19世纪早期，英国投资于拉丁美洲；中期投资于欧洲铁路建设；后来又为埃及各种各样的活动提供借款。类似地，美国的外国投资主要不是由于国内供给的短缺。美国在成为铜和石油的进口国很久以前，投资就流向了他国的这些资源；美国投资于拉丁美洲的制造业，也不是将其作为供给的潜在来源。
经常也会有人声称，如果英国不需要购买越来越多的初级产品，它就不可能变成一个债权国，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英国将对外投资的收入和偿还的本金，不是用于支付进口，而是用于增加海外资本，它将归属于它的收益又投向海外。英国在1913年进口占国民收入的比例（28%），与1873年是一样的，尽管在这40年中，它的无形收入有巨大增长。上面的计算基于A.R.普雷斯特（A.R.Prest）先生对1873年国民收入的估计，这一估计有可能是相当低的；但是，将估计的数值提高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不会影响我们的结论，即外国贷款的利息，主要不是用于提高进口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而是主要用于提高对外投资的比率。然而，以这种方式处理这一问题，联系到国外投资率的快速增长，这可能会以牺牲国内投资为代价，除非国内储蓄比国民收入增长得更快。如果想要使利润、储蓄、国内投资和外国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例保持不变，外国投资的长期增加，不久就一定会导致有形进口相对于国民收入的上升，或有形出口相对于国民收入的下降。
这些困境的产生，是由于利息和分期付款的流入速度会赶上资本的流出速度。比如，如果国民收入保持不变，外国贷款也保持不变，并在20年以后需要偿还，这样20年后的还款会与支出相等，另外还有过去20年投资的利息，只有在增加进口倾向或者削减有形出口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提供这些资金。如果我们假定国民收入有所增长，外国借款的比例保持不变，这样，就像多马教授最近所表明的那样（见参考文献），20年以后，资本流出的数量与流入的数量是相等的，只要贷款利率和国民收入增长率相一致；但是，如果利息率超过了收入的增长速度，更有可能是资本流入就会按照一定的比例，稳定在一个比流出更高的水平。如果像英国那样，有形进口和出口相对国民收入保持不变，流入的利息和还款都重新投到国外，这会使困境更为窘迫。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利息率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相等，则外国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将一直按照算术级数增长，如果利息率的增长速度超过国民收入，这一比率甚至会增长得更快。比如，假定某国每年将2%的国民收入投资于海外，利息率为5%的收益也被重新投到海外，再假定国民收入每年增长3%。这样，即使不偿还贷款，每年的投资也会从第1年占国民收入的2%，提升到第30年的6%，以后增长的速度还会持续提高。1870~1913年英国的对外投资与之非常类似。如果要避免这一点，且保持进口倾向不变，那么，有形出口相对国民收入一定要下降。实际上，如果不考虑周期性和长期性波动，英国的有形出口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保持不变，但在此期间，它在世界工业品出口中的份额快速下降，如果它不愿意将从海外获得的无形收入再投资到海外，这一份额甚至会下降得更快。
对英国所发生的情况的误解使一些观察者担心，美国不可能替代英国世界主要债权国的角色，但这些担心是没有根据的。首先，如果将收益用于再投资的话，就没必要形成进口剩余；其次，没有理由预期美国对粮食和原材料进口比国民收入增长得更慢，许多人预测进口会增长得更快；第三，美国工业品出口相对于世界总额来讲如此巨大，因此通过抑制美国工业品的出口增速以维持世界经济平衡，有足够的操作空间。只要全球的初级产品需求持续增长，投资者开发新的自然资源就是有利可图的，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进行海外投资的国家必须是这种商品的进口国。
如果利润最丰厚的投资是开发新的自然资源，那么似乎可以说，现在国际投资的空间要小于19世纪，因为现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不像过去的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那么多。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国际投资一定会更加依赖新技术转让的盈利性，这些新技术在发达国家已经被证明是有利可图的，但现在在本国扩张缓慢，可以将其移植到欠发达的国家、产业和生产流程中。这种投资不一定与粮食和原料相联系，因此也不一定引起有人错误断言的由初级产品引发的问题。实际上可以说明，随着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扩大，引进新技术带来的益处越来越大，因此，大量资本从技术较发达的国家流向较落后的国家有着广阔的空间，比如农业。然而，技术转让不仅是投资问题，还取决于一般性的制度变革，特别是需要加强教育和推广设施，这要求在很多不同层面都要积极行动起来。大部分行动不得不由政府来推动，比如在农业领域，包括创建推广机构，扩大灌溉设施，建立农村信用社体系等。与开发新的自然资源相比，在转移新技术时，直接的外国私人投资的范围可能要有限得多。这可能也需要外国资本，对产出的影响可能也很大，但是传统渠道不再那么重要。我们稍后会再讨论这个问题。
当前国际投资的衰微，与我们前面的讨论没有任何直接关系，至少这些问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这更多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之后发生的事引起的。
国际投资在“一战”以后就完全恢复了。就在“一战”之前，国际投资达到了16亿美元的水平，并且在20世纪20年代末达到了20亿美元的水平，考虑到价格的变动，二者的实际值是相同的。最显著的是资金来源和流向的变化。美国不再是净债务国，而是提供了一半的贷款，英国对贷款的贡献已有了相当程度的收缩。“一战”前德国向外贷款的数量相当多，而现在拿走了几乎一半的贷款。相应地，海外初级产品生产国的状况恶化了，按实际值衡量，它们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的贷款大约仅为“一战”前的一半。一些人为资金流向的改变赋予重要的意义，认为对德国重建的投资一定比对海外初级产品生产国的投资更不安全，因为可以接受后者以初级产品作为还款，但无法接受德国以制成品作为还款。然而，我们已经质疑过这一推理过程。而且，实际上，当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发生时，初级产品生产国遭受的打击与德国一样严重，履行承诺也同样困难。
美国崛起为贷款的主要来源，似乎在危机来临时特别重要，因为该国缺乏国外贷款的传统和机构。缺乏机构被认为增加了贷款成本，也导致贷款时没有充分的厘定差价，与英国相比，一小部分美国贷款出现问题，就能引起一场风暴。缺乏对外贷款的传统，也使贷款人更为胆小甚微。有经验的贷款人知道，衰退后会有繁荣，因此在衰退来临时不会丧失勇气。然而，许多美国贷款者被20世纪20年代的过于乐观的氛围欺骗了，相应地在20世纪30年代又过于悲观。不管这种传统和机构方面的缺陷是不是真正的原因，事实是在大萧条来临时，许多贷款人不能履行承诺，美国的贷款者对对外贷款的整体形象有激烈的反应，特别是战争债务违约激起了仇恨。1934年的《联邦法案》认定，在美国销售任何不履行其对美国政府义务的政府的债券，都是犯罪行为，此法案适用于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国家的政府，除了芬兰。同时，几个州的议会通过了法案，禁止机构贷款人持有外国政府的债券。由于政府是最大的贷款人，这对国际投资是致命一击。甚至到了1954年，还无法在美国发行外国政府的债务。当联合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二战”末期成立时，它的总裁不得不花费近两年的时间，巡回游说各州议会，说服他们通过允许机构投资者持有该银行发行的债券的法案。
拖欠战争贷款的支付是一项政治决定，出自债务国1932年在洛桑达成的协议，大意是如果美国放弃自己债权的话，这些国家也愿意放弃本国的债权。美国拒绝放弃，但是所有其他国家都决定取消战争债务，除了芬兰。然而，其他债务违约更大程度是由于情况超出了债务国的控制。大萧条极为严重，以美元计价的世界贸易在3年中减少了60%。制成品世界产出下降了30%，虽然初级产品产量保持得更好一些，但初级产品生产国的收入遭受了贸易条件急剧下跌的不利影响。结果，除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都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国际收支困难。外汇不得不实行严格的配给，有些时候，为了维持必要的粮食和原材料的进口，确实没有外汇能够用于偿还债务。深处漩涡的国家确实也无法向私人或政府借钱。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投资日渐萎缩，直至消失。平均而言，这10年中付给贷款人的还款超过了新的借款。
自从“二战”以来，世界生产和贸易已经恢复，超过了两次大战中间时期的水平，但是国际投资，不包括美国政府的援助，也不包括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转移收入，平均每年仅有约20亿美元。如果与20世纪20年代或“一战”之前相比，这一水平无疑是极低的。如果扣除价格上涨的因素，20世纪20年代的投资额现在大约值30亿美元，假设投资额也会随着世界生产的增加而提高，这一数值应当接近45亿美元。如果我们询问为什么现在的国际投资水平如此低，答案在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有不足。
在供给方面，我们可以列出以下不足：一是西欧的相对衰落，二是可支配储蓄的减少，三是对担保的需求。在需求方面，我们注意到对私人投资开放的领域减少了。
西欧的衰落不是生产的下降，而是可用于对外投资的国际收支盈余的减少。这不能由不利的贸易条件来解释，因为现在欧洲的贸易条件与1913年没什么不同。也没有证据表明西欧现在的储蓄比1913年少，证据只是显示，它将更多的储蓄投资于国内。联邦德国正在经历大规模的重建。法国从长达25年的近似于产业停滞的状态苏醒过来，国内投资水平处于“一战”之后重建早期以来的最高水平。英国现在的国内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处于很高的水平，上一次达到这么高的水平还是在19世纪70年代。这些国家没有多余的商品用于对外投资，因为这些商品在国内就消耗掉了。甚至当英国允许外国政府借款，并废止英镑结存时，国际收支也并不总会出现所要求的那种变动，因为所需的资本品没有出口。因此，不管纸面上做出什么承诺，指望西欧再次成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是毫无用处的，除非西欧可以减少资源的国内使用。什么时候能到这样的阶段还无法预测。现在的投资全面铺开，住房、电力、农业机械、煤矿以及所有其他领域，其中的某一领域，比如住房或农业，可能达到了期望的水平。如果国内投资下降而其他的国内需求量没有增加，就有可能进行对外投资。政府使用的资源也有可能会下降，因为现在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张，特别是在改良装备方面。英国现在（1953年）大约将13%的国民总产出用于军事目的，这一比例在1938年仅为6%。政府不再使用的资源，一部分将转为直接消费，但几乎可以肯定，通过某些减税措施实现这一点，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储蓄而不是消费。
假定西欧用光了自己的储蓄，很难确定可支配个人储蓄的相对下降有多重要。如果在欧洲市场上销售外国债券，谁会买呢？例如，英国战前税后股息占公司税前净收入的55%，政府拿走了32%，公司留下13%作为未分配利润。而到了1952年，股息已下降到了18%，相当于国民收入的4%，还要再缴纳附加税。在这些情况下，只有公司或政府愿意提供资金，对外投资才有可能形成一定规模。公司可以并且也确实在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融资，不管是在外国建立子公司还是合资企业。但是过去对外投资的最大项目是购买外国政府的债券，这几乎不可能吸引公司的资金。因此，现在外国政府的融资几乎必须完全依赖政府间的转移支付。美国也出现与西欧一样的趋势，可支配个人储蓄下降而公司和政府的储蓄增长。这一变化不像欧洲那么引人注目，但是无论如何，由于前面讲过的原因，美国私人投资者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购买外国政府的债券。因此，未来的对外投资必然主要通过公司的直接投资和政府间的转移支付。
由于担心外国政府的任意行为，特别是拒付外汇，从而不能转回利润和抽回资本，以及国有化，直接投资进一步受到限制。拒付在20世纪30年代经常发生，最蹩脚的借口莫过于没有外汇。资本输入国的政府现在被要求公开宣告，它们不会限制利润和资本的转移，有几个已经这样做了。这种宣告是重要的表明善意的证据，但是面对严重的外汇危机，甚至最大的善意也不得不让位于外汇短缺。因此，有人建议，在经历严重危机时，资本输出国的政府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为此提供临时性的外汇贷款。比如，假定A国的外资企业申请将利润或资本转移到B国，但无法获得外汇，这时，B国可以为此借给A国的中央银行所需的金额，只要3年以后还清即可，假定此时危机已经结束。美国政府已经仔细考虑过这样的计划，现在某些类型的投资正在按这种方法运作。
国有化是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外国公司想确保不被国有化，一些政府做出保证，在某一特定时期，比如企业存续的前25年，不会将其国有化。这样的保证用处有多大，值得怀疑，因为没有一个政府能约束它的继任者。更有效的保证是，如果公司被国有化了，企业所有者都能得到由独立的仲裁者决定的公平补偿。这种保证可以写进一国的宪法，这样以后就不那么受制于政府更迭的反复无常了。经常有人提出，现在到了制定国际法规和惯例的时候，规定针对外国投资者的任意行为是非法的，如歧视性征税、无偿国有化、限制利润转移，等等。这样的惯例有助于改善国际投资环境，进而鼓励国际资本流动。但是，既然规则只有被实施时才是最有效的，资本输入国创建国内法律，在自己的法庭上可以针对本国政府，执行相应的法律，这比只能进行道德谴责的国际宣言更有用。
除了已经在做的对直接投资的保护，还有有关直接投资是否应该被允许的更广泛的问题。如果由于我们刚提到的原因，外国资本的供给被削减，对外资的需求也会减少，因为不再允许直接投资投向外资最能发挥作用的几个领域。1913年英国的海外投资分布如下，铁路和其他公共事业占46%，政府公债占30%，矿山占9%，所有其他的占15%。当今大多数政府对铁路和其他公共事业已经实行国有化，或有意实行国有化，很多其他的政府反对外国经营矿山和种植园。结果给外国私人直接投资留下的空间很小。外资被允许进入商业领域，但是商业领域通常已有充足的国内资本，建立法定机构以销售农产品的趋势，进一步限制了商业领域中外国私人资本投资的范围。外资在制造业通常很受欢迎，但是在多数不发达国家制成品的需求很小，所以拉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制造业能吸引大量外资的地区。从现在对私人直接投资开放的有限领域来看，近些年美国的对外投资有70%投入了石油领域，这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
不管是反对者还是支持者，对外国直接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通常都有所误解。支持外国投资的理由是能够提供外汇，增加国内收入和国内的技能。国内收入增加，是因为外资企业会向当地人支付工资和薪水，购买本地的必需品，为本地提供税收，这些支出不仅增加了消费，刺激了本地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形成更多本地的储蓄，增加在学校、医疗服务以及其他永久性的改良设施等方面的支出。如果在本地资本和外资中选择，前者可能更有优势，但是，如果是在外国资本和让资源闲置之间进行选择，这也是更常见的情形，几乎毫无疑问，前者会发挥远为重要的作用，提供收入以支付更高水平的消费、教育和国内投资。比外国人的资本贡献更重要的，是外国人对技能的潜在贡献。在大多数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正是外国人带来了新技术，正是这些新技术在民众中的扩散带动了发展。因此，过去很多国家费心尽力地邀请外国人来到本国，创建新的产业。如果外国人对工艺保密，这些国家就无法得到最大的收益，因此，允许外国人进入可能也伴随着一定的要求，即新来的外国投资者必须培训本地工人。目前外国人掌握的最重要的技能，是管理大型企业。大多数其他的工艺可以在技术学院和大学中学到，但是商业管理只能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学习，所以，如果外国人拒绝雇用本地人从事可以获得经验的管理工作，那么，外国人可能会获得和保持对经济的严格控制。这就是现在为什么很多国家通过立法，要求外国企业至少雇用一定比例的本地人，从事管理工作。人们可以想一下，包括英国、苏联和日本在内，所有国家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外国企业通过提供额外的收入和传授新的技术，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由于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欠发达国家对外国投资心存疑虑。就政治而言，极为担心这会导致丧失独立。当债务国的制度和习惯与债权国不同时，债权国确实有可能受到蛊惑去尝试帝国主义行为。如果借款给加拿大，债权人知道他们在加拿大的法庭上可以得到与在本国法庭上一样良好的保护，但是很多其他国家无法提供这种保证。债权人可能担心在法庭上受到歧视，或受到行政歧视，因此去尝试帝国主义行为，仅仅是以此作为保护自身投资的方法。除了希望得到保护，他们也渴望获得特别的优待，比如获得强制劳工，免除税赋，签订有利的合同或者在适当的地方设置交通设施，这种渴望也有可能导致一个强大的国家剥夺弱小邻国的独立。丧失独立可能是部分的，也可能是完全的，如果资本家仅限于贿赂政客或者支持某一政治集团对抗另外一个，这就是部分的丧失独立；如果债务国变成了殖民地，就是完全的丧失独立。这些担心很普遍，但是，很明显其现实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借款国自身，比如其制度能否为外国人提供适当的保护，其政治生活是否足以抵制外国的贿赂。在19世纪这些担心比在20世纪有多得多的实质内容，因为现在公开的帝国主义行径已经不那么流行了。然而担心仍然存在，因此，欠发达国家渴望联合国创建足够多的机构，以实现资本转移，使它们不必依赖任何强权以获得资本。
除了政治，一些人不喜欢外国投资，是担心它会攫取太多的利润。外国投资的盈利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有证据显示，外国投资盈利并不显著高于国内投资，特别是考虑到外国投资被没收的损失。比如，1913年英国约有40%的投资流向铁路，其中很多没有盈利，因为这些投资“一战”后或是由于价格控制，或是由于以战前价格实行的国有化而很快转向了公路运输。类似地，两次大战期间，对橡胶、锡、茶、糖等初级产品的直接投资也损失惨重。唯一盈利的投资只有少数几个例子，即利用对方的无知或政治欺骗，租到埋藏着丰富矿产的土地，而租金又很低。将不涉及垄断的投资和涉及垄断的投资区分开来，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外国人垄断了埋藏矿产的土地或者最肥沃的耕地，本国人即使变得多么精明强干也无法取而代之。但是商业和制造业领域中的外国人没有那么危险，因为只要本国人有了资金和技术能力，就没有任何自然垄断的因素可以阻止他们替代外国人。
如果一个国家能增加资本，提高自身的技术知识，即使不再有外国援助，发展也能继续前行。有时欠发达国家能积累资本，但无法积累知识，那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合作。很多欠发达国家的政府与外国私人企业合作，开办新企业，这些外国企业带来了管理知识和或多或少的资本，比例在0~90%。这种合作关系受到双方的欢迎，对本国政府而言，能采取一些控制措施，如果由政府提供大部分资本的话，还能将大多数利润留在国内；对外国企业而言，与政府合作能赢得政府的善意，对企业遭受的歧视和承受的压力提供一些保护。政府乐意国内外资本家进行合作，一方面也是为了将利润留在国内，另一方面是为了让国内资本家获得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外国直接投资很有可能主要利用这种合作关系进行发展，特别是单个项目涉及的资本达到数十万镑时。
另一方面，无论人们可以提出多么强有力的理由来支持外国直接投资，如果从正确的视角来看，很明显，这种形式的投资是无足轻重的。认为直接投资曾经或可以成为外国投资最重要的形式，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已经看到，在外国投资最辉煌的1913年，英国对外投资的3/4投向了政府债券和公共事业股票。当我们考虑需要通过政府机构提供资本，以发展小规模农业时，不夸张地说，现在所需的外国资本有80%是政府需要的。对于外国投资问题而言，直接投资仅处于边缘的地位，除了采矿业和制造业，其他都无足轻重。如果要恢复外国投资，不管多么需要直接投资，主要的问题都不是如何恢复直接投资，而是使外国政府能够获得资本。
外国直接投资数量总是很少，原因之一是私人贷款者很难判断数千英里以外私人借款者的品性，难以监督他的所作所为。坐落在马来西亚霹雳州、加纳库马西或者斐济的小型的种植园、工厂、贸易公司或采矿企业，很难指望发行可以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买卖的股票。投资者不可能了解这样的企业价值多少，对它们的管理也没有信心。因此，大量的外国投资不得不采取间接的形式。为数不多的几个贷款公司作为发起人，将英属非洲的金矿企业打包。这些贷款公司为金矿企业提供文案、营销和其他服务，通常收取一定的费用。它们可能也会进行少量的投资。然而，从私人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贷款公司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为其提供服务的企业的诚实提供担保。当其中一家企业发行股票时，这些股票在伦敦更容易被接受，因为大家知道企业得到了有力的资助。东方的茶业和橡胶种植园也得到了类似的发展。很多种植园是由几家有名的贷款公司管理和赞助的，这些贷款公司的名号对种植园的诚实经营也起到了类似的担保作用。缺少了这种赞助，中小企业无法直接进入外国资本市场。这还有进一步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外资企业中出现大量的合并、控制公司和垄断行为，比如采锡业和采铜业，因为如果中型企业无法直接进入资本市场，唯一的出路就是由很多中小企业合并成一家大企业。在出现这种垄断趋势的国家，这一趋势不受欢迎，但是，由于外国资本市场无法很好地处理小型的独立公司，这种趋势是无法避免的。另一个影响是，发达国家已有的公司通过在欠发达国家开设分支机构或子公司，实现的资本流动的规模。这已是锡、铜和石油开采业的特征之一。这实际上也是外国资本流入制造业的唯一方法；在现实中，欠发达国家中所有外资工厂，都是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经营的公司或大型海外贸易公司的分支机构或子公司。
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外国私人资本投资于政府债券和公共事业，只有很小一部分直接投到工业、农业和贸易。缺少中间媒介，这件事就无法有效实施。在过去，充当中间媒介的是贷款公司、证券公司或工业化国家已有的公司；要不就不得不趋向于垄断和集中，以在资本市场立足。最近出现了一种新的媒介，采取由政府资助的金融机构的形式，比如农业银行、开发银行或工业金融公司，这些机构在政府的担保下从外国资本市场借钱，再投资于国内的小企业。但这只不过是强调了对国际投资而言政府借款的重要性，私人股东的直接投资只扮演次要的角色。恢复外国投资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使外国政府获得更多的资本。
在1929年之前，外国政府能在资本市场上向私人贷款者借钱。现在已经借不到多少钱了，这或者是由于美国的法规所限，或者是由于欧洲的外汇管制，或者由于私人可支配储蓄的减少，或者仅仅是因为普遍对这种贷款印象不佳。因此，如果政府要想借钱，就不得不主要求助于其他政府。私人国际贷款的盛况结束于1929年；如果国际投资恢复的话，将会进入一个政府间融资的时代。
政府间借贷的第一项重要举措，是1933年美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的建立，它主要为政府提供贷款，但不限于此。接着，“二战”结束时联合国利用主要成员国的捐款，成立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这家银行也可以向大国借款，在美国和欧洲就这样做了。这两家银行贷款利率都很低，在3%至5%，偿还期限也相对较长。另外，宗主国建立了机构，对殖民地进行投资。英国利用政府资金成立了殖民地开发公司，主要目的是进行直接投资，但是也为私人企业、公共事业和国营公司提供贷款。其他欧洲的宗主国政府出于相似的目的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
尽管存在这些政府间贷款的机会，但贷款总量很小，而且已有的机构根本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主要的原因是，这些贷款在实践中仅投向了有“自偿能力”的项目，也就是说这些项目本身可以直接产生收入，比如电力公司或钢铁厂，这样就可以以其收入偿还本息。现如今，这些国家在当前阶段所需的大量的开发，是用于教育、公路、公共卫生、研究、农业推广和社区开发等方面的不具有自偿能力的项目，还有很多其他项目只具有部分的自偿能力，如农村供水、水土保持和垦荒。这些是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最急需的项目。在1929年之前，一个有偿还能力的政府可以出于任何目的在资本市场上借款，甚至不需要说明贷款目的。现在这些新的机构不具备这种已不复存在的能力。它们代为提供的是公共事业贷款，但无法提供多种多样的政府贷款，而这过去占外国贷款的1/3。
而且，政府无法仅仅为了扩张公共服务体系而借款，这本身又限制了这些政府为公共事业和其他具备自偿能力的项目借款的能力。一般而言，任何投资都依赖一个具备相应能力的公共体系。更具体地说，如果投资加速，立即就会对所有的教育和培训设施产生压力。必须有工程师、科学家和管理人员来制订计划，并予以实施，同时还需要所有其他层次的熟练工人，比如泥瓦匠、木匠、电焊工和电工等。由联合国、美国和参加科伦坡计划的英联邦国家，以及宗主国向其殖民地提供的技术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训练有素的工人短缺的问题；但是，专业人员的短缺实际上是全球性的问题，此外，这些国家最需要的还是培训它们自己的人员。它们需要将大量开支用于各种形式的教育，除非能找到资金来做这件事，否则利用自偿贷款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
相应地，对于建立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机构，为不具有自偿能力的支出提供资金，已有很多讨论。理论上，这些机构就像贷款机构一样，因为任何提高国民生产率的支出，都能负担得起偿还本息。然而，由于增加的产出不会直接进入国库，到了偿还本息时，通过贷款为不具有自偿能力的支出提供资金的政府容易遭遇财政困难，除非它有一流的财政体系。因此，这一问题一直是从政府间捐款的角度，而不是从贷款的角度来讨论的。
在这方面宗主国先行一步，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以后，它们创建了殖民地开发基金，以此为殖民地的公共开支提供补贴。根据英国《殖民地开发法案》（Colonial Development Act），每年的支出在1500万至2000万英镑，其他宗主国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1948年美国更进一步，制订了经济援助计划。援助的绝大部分流向了欧洲，但是近些年来，欠发达国家也接受了援助，不含军事援助在内，每年的援助在3亿~4亿美元。联合国也决心建立一个联合国机构，为经济发展提供补贴和低息贷款，但是它还没有决定何时让这一机构开始运作。
如果一个人要考察外部融资问题，难免会得出结论，即国际转移支付要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按实际值计算），就需要建立一个足以胜任的国际援助体系，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外国直接投资只能满足一小部分欠发达国家所需的资本。全盛时期的外国投资主要是由大量政府借款和公共事业投资构成的，现在与那时一样，主要问题是为当前经济中的政府部门找到资金。已有的服务于政府贷款的机构，大都投向了可以自偿的项目，似乎在这一领域足以胜任。所欠缺的是，为扩大政府生产性的但又不具备自偿能力的支出提供资金。在1929年之前，政府可以为此借款，所借的钱几乎和直接投向公共事业的一样多。如果不弥补这一缺口，不管是通过解除对当前贷款机构的限制，还是通过设立援助资金，所有其他的外国投资都将受到阻碍，因为所有的投资在某种程度上都依赖于一套足以胜任的机构来提供公共服务。
[1] Ceylon，斯里兰卡旧称。——编者注
[2] 即如今的世界银行。——编者注
[3] Malaya，马来西亚联邦西部土地即位于马来半岛的部分的旧称。——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