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学派的未来

一种思想流派也许都有有限的生命历程，往往还很短暂。对于一个流派来说，要么它能使其门徒都接受其核心命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都信奉这一思想，它作为一个流派存在的理由也就消失了；要么它不能让人们都相信它，随之而来的就是这种理论的无用和无聊，自然也会使其寿终正寝。奥地利学派从1870年一直坚持到1930年，这是一段相当长的历史。这是因为，奥地利学派的对手—德国历史学派一直在宣扬一种非理论化的经济学方法。虽然德国学派在经济学领域中缺乏长久的影响，但是由于它控制了德国教育部，进而控制了教授的任命，所以也还是存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芝加哥学派已经延续40多年的时间了，这并不能归功于对这一学派思想的苦苦坚守，而是因为它自己的不断创新。20世纪70年代中期，弗里德曼离开了芝加哥大学。随即，由贝克尔、卢卡斯以及公共管制研究团队组成的新的研究队伍，填补了他的空白。

即使一个思想流派战胜了它所有的对手，就像20世纪60~80年代，在产业组织领域里，芝加哥学派做到的那样，这种胜利也不是永久性的。如果伴随着胜利的，是新的研究形式的固化，那这也不能算作真正的胜利。关于产业组织研究的最新进展，是博弈论的兴起。在美国东部主要的一些大学以及斯坦福大学的年轻经济学家的中间，写作此种类型的文章已经成为主流。这类著作在实质上与张伯伦的经济学思想十分接近，只是更为严密了（50年过去了，也理应发展得更加严密了），但是在实证动机或者实证应用方面，还没有显示出这一理论也获得了相应丰富有效的成果。

一旦一个思想流派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了，那么新成员的加入，将会加强该流派的集中趋势。这一现象可以被简单地解释为，一个流派只是容易吸引与其思想观点一致的人，但是另外一种力量也会更为强大。在最近的两代学者中，芝加哥学派向以下这些学者都发出过邀请：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洛，以及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这是比我们那一代学者稍微年轻一点的一代学者。也向以下这些直到现在依然年轻的一代学者发出过邀请：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戴尔·乔根森（Dale Jorgenson），以及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在以上这个耀眼的名单中，绝大部分学者都拒绝了邀请。我推测，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他们将会被一种排外的学术气氛所包围。他们也许都是错的（在早些时候，一位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学者—奥斯卡·兰格，在我们这个氛围里就生活得挺好），但是没有人可以肯定这一点。

出现学术流派是由于科学发展的需要，并不是由什么社会契约来创造的。这意味着，学术流派承担着重要的学术功能—将某一学科中在特定的发展方向上具有相同观点的学者集中起来，通过自我批评、广泛应用、不断修正，以及经常与对手展开关于研究事项（也即“范式”）的激烈争论，同一个学术流派的成员将加强他们对于本学科范式的共同认识。对于一个全面的学科进行重要的重新定位，几乎总是需要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即使像艾萨克·牛顿或者亚当·斯密那样伟大的学者，也需要有学生和后继者的协助，来破除陈旧的教条或者方法论。我认为，芝加哥学派的发展壮大，是美国经济学得以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应该是一种客观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