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大学生活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在不少大学工作过，有的是很普通的大学，有的则是实力雄厚、卓尔不群的学校。此外，我也观察过不少大学。就像美国有各种不同的教堂和企业一样，不同学校的目标和成就也都独具特色，各有不同。事实上，就连每所学校的内部也都各有千秋：实力最强的院系中通常也至少会有一两个平庸之辈，最优秀的大学中往往也至少会有一个系的水平弱得实在令人羞于启齿，哪怕是最差的学院偶尔也会招聘到学术权威前来任教。

存在这种多样性其实并不令人奇怪，一切与人类有关的事情都会呈现多样性。最伟大的科学家，包括牛顿在内，也都写过垃圾文章。一些为由多个作者完成的论文集写的书评中，往往会有这样的陈词滥调：“书中各篇文章的水平良莠不齐。”对此我从来都不以为然。书评这么写，就好像认为，如果任何一位作者独立完成一本著作，其中各章的质量就会整齐划一似的。

与社会中其他大多数的行业相比，大学对那些极其特殊的人物的容忍度要高很多。比方说，只要某位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哪怕他穿的邋遢得像个流浪汉，他的餐桌礼仪一塌糊涂得像只大猩猩，而且他的课讲的艰深晦涩得令学生无法理解，大家或多或少都会默默地包容他。他的伟大会被大加颂扬，他的种种缺点会被容忍。但这在其他行业就行不通了，因为一位企业家、牧师、政府官员或者律师，都必须掌握多种多样的技能，才可能取得成功。企业经营者不仅需要掌握账务知识、公共关系知识，还必须了解市场及产品；成功的牧师必须得有足够的能力调整自己，以适应越来越富裕和老于世故的会众；政府官员必须得学会如何与那些被叫作“议员”的人们打交道，这些人会随时找你的麻烦；律师必须得取悦客户和法庭。

对于大学在网罗学术人才时的这种不遗余力，我也不应该过分夸大。以特立独行著称的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阿巴·勒纳（Abba Lerner），都发现很难得到与自己非凡的学术能力相称的他人的认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反犹太运动在美国和欧洲的大多数大学里也非常普遍。大学里的职员就像其他许许多多普通人一样，其表现也并不能获得比旁人更多的钦佩。

与社会中其他大多数行业相比，学术生活的层次或者工作的类型也显得更加单调。一位资深教授所做的事情与他在青年时候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我很喜欢用我母亲的一桩轶事来说明这一点。大概在我34岁那年，母亲问我获得了什么职位（这是以她的概念所能理解的学术生活），我自豪地说：“正教授。”十多年以后，母亲又问了我一遍同样的问题，我回答她的也是同样的答案。这的确是事实。“没有升职。”母亲如此评论。我过去经常拿这件事与母亲开玩笑，但是，她当然是对的。除非我转入学校的行政管理层，或者离开学术圈，否则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一成不变的。

我认为，在创造知识的行业中，创造知识能力越强的人越应该得到丰厚的奖赏，这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在这一行业中进行高度的分工也是理所应当的。我相信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教的那一课：18个人分工制造大头针，每人负责一道工序，一个人负责把铁丝抽出来，一个人负责把铁丝拉直，第三个人负责把铁丝截断……这种做法的效率将是每个人都单独负责完整工序做法的效率的240倍。大头针看起来也许和定理、理论、实验技术、文学批评或者历史合成这些存在太大的差异，但是所有这些都需要能力有限的人们去学习、去创造。一个人只有在一片较小的地块上才能耕作得更深。

然而，反对专业化分工的人却远远多于赞成者。其表现形式之一，是大多数高校仍然在努力地向学生们灌输通才教育，以使其成为知识面广泛的人；其表现形式之二，是拥有多种才能的人往往会像英雄一样备受推崇。在一个富裕的社会，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社会，人们能够享有较长的平均寿命，因此当然可以去学习一些主要是对我们自己有益但与市场活动无关的技能和知识。事实上，亚当·斯密也曾经严厉地谴责过由于过度的专业化分工而导致人们的视野和思想狭隘。但这与他之前讲的一致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在我们的通才教育中也进行专业划分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在研究音乐欣赏的时候也去学习演奏一种器乐吗？或者难道我就只能关注经济学领域而不能讨论最好的通才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吗？和所有良好的法则一样，一旦被推向极致，专业化也会出问题。

学者的奇思妙想和怪癖也不能掩藏遍布于各学科领域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不像赛跑那样直接和明显，因为同在一个学校的两位学者几乎不会恰好研究同一个问题。一位积极的学者总是试图变革他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或者通过改变问题，或者通过改变理论，或者通过改变在这一领域中其他学者正在尝试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学术领域的竞争会在探索同一个目标的时候变得更加激烈。在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三人之间，曾经就关于双螺旋的发现产生过广为人知的对抗。在沃森的《双螺旋》（The Double Helix）一书里对此有过详细率直的描述。很多时候，学术领域的对抗都是间接发生的。尽管米尔顿·弗里德曼被权威的凯恩斯学派排斥，他自己也不喜欢这一学派，但他还是主导了1960~1975年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他对凯恩斯体系的批评，他运用货币分析理论来解释一个经济体的货币收入水平的观点，都成为当时经济学家争论的中心内容。我曾经说过，弗里德曼控制了康桥镇的那些大学以及耶鲁大学。他们花费很多的精力，去努力反驳弗里德曼最新发表的文章。就像科学史上的惯例一样，弗里德曼也未能大获全胜，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这一领域的研究由一种新的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的提出而改变了方向。这一理论的提出者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也在芝加哥大学工作。

科学史上，主要竞争者出版的著作量之大，也往往令人叹为观止。经济学领域的冠军，是芝加哥大学的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他的著作目录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整整52页，其中包括大约500篇在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不幸的是，哈里在54岁就去世了。他不仅在学术领域，而且在其他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惊讶的非凡成就。其他领军人物也都是如此多产。例如，保罗·萨缪尔森的学术论文装订了厚厚的五大卷，弗里德曼发表的学术论文至少在150篇以上。以上几位只是这些杰出人物中的佼佼者，并非绝无仅有。

我记得有一次我问自己：“为什么哈里·约翰逊会有数以百计的想法，其中还有五个属于重要的基础性原理呢？”那时我也已经公开发表了80篇论文，我也需要问问自己同样的问题，答案其实显而易见，也是很相似的。成果丰富的学者在其数目众多的作品中，存在大量的重复和交叉，但是这些重复和交叉在其重要的作品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一种观点的重复、阐释和应用，对相反观点的批驳，都起到了令学者（也包括提出观点的学者自己）了解、熟悉此种观点的作用。反过来，一种观点的重要性一旦确立，又会使得作者接到众多邀请，让其发表演讲或者撰写文章。无论如何，要想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学者，不仅需要智力超常，而且需要精力旺盛。也许，教授们也应该接受检测，看看他们是不是服用了兴奋剂。

一位学者在本领域要发挥重大影响，还有一条即使不能算是最重要，至少也是非常重要的途径，那就是通过自己的学生。学生们认真细致地并且是充满认同感地学习和研究自己导师的观点—导师们也经常用这些考试学生。具有这种认同感非常重要，它意味着学生们在寻找理论中哪些地方是对的，怎么样去完善那些不完整或者有问题的地方。有能力的学生还能用自己导师的重要观点去说服其他学者。只有在像美联储这样更具学术性的政府机构，或者由少数几个大型公司设立的研究中心（著名的如贝尔实验室）里面，从事团队研究工作的人才能享受到可与经济学家相比拟的支持力度。

此外，优秀的学生往往集中在优秀的学校里。我认识的大多数重要的学者，不管其接受本科教育的学校如何普通，但研究生教育都是在知名大学的研究生院里完成的（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值得注意：有些著名的大学教授，自己在上大学时读的是离家极近的州立大学，但如果自己的孩子没有被其首选的常青藤名校录取，就懊恼得恨不得能死一千次）。与此不同的是，有很多非常有学术潜力的大学生，因为个人情况，因为不了解该研究生院的质量，因为更优厚的奖助学金，或者其他任何原因，却去了实力比较弱的研究生院。为什么这些学生很少能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取得成功呢？毕竟，主要的研究生院使用的教材都是公开出版的，随处可得。我的解释是，在一流的研究生院里，学生们主要是通过同学来互相学习的。不管是选择要研究的问题，还是为这些问题提供恰当的研究方法，学生们都设立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同学们之间的闲聊，是一种比课堂教学和课堂讨论都更有效率的教学方法。我的一位同事说，他认为他在教室里的作用，就是给同学们提供闲聊的话题。我认为，主流学校的研究生能够取得学术成绩，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校友会。对于任何一个取得突出成绩的人，社会上总会存在着强劲的需求，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位大数学家一样，只因为他数学成就伟大，哪怕他在其他方面一无是处，也没有关系。

与那些没有学术圈子可玩儿的经济学家相比，大学教授拥有一群实力相当的同事可以互相切磋，这一点很有优势。经常与头脑清晰、想象力丰富，且对自己思考的难题有深入了解的同行交流思想，对于发现自己的错误，清除那些时不时就挤进自己脑海中的怪异想法，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拥有自己学术圈的经济学家，就不会故步自封，坚信德国的大经济学家兼农场主海因里希·冯·杜能（Heinrich von Thünen，1783—1850）美好却又错误的观点：一个工人的合理工资水平，是维持其生存所需资料乘以自己生产出的产品的积的平方根。

经常与其他人切磋的另外一个好处是，思想观点的交流会更加有效率。虽然我和琼斯都讲英语，甚至我们俩在同一个研究生院求学，但我们俩在思考问题时还是会有很大不同。我们思考问题时有不同的顺序，在表达自己观点时有不同的节奏。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往往使用对他们自己而言有特殊含义的单词。比如说“Z”这个字母，有些人一看到它，就会联想起冗长乏味、令人厌倦，或者一个极其拖拉疲沓的人；在我们家，在玩桥牌的时候，一旦说出“丽兹豆”（Lizzie Bean）这个词，就意味着要把所有的“A”都打出来。这种情况在所有人中间都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亲密的合作会使人们之间的沟通更加有效和准确。如果我认识大卫·李嘉图，我就会更清楚地理解他的著作。这会对理解他的著作非常有帮助，因为直到今天，人们对他的理论还存在诸多争议。

在过去25年中，经济学家之间的合作不再仅限于使双方受益的讨论，而是更多地转向一起撰写文章。如果你去看一本出版于1900年或者哪怕是1940年的经济学学术刊物，比如《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我曾经长期担任其编辑），基本上每篇论文都只有一位作者。然而，现在至少有超过一半的论文署名两位或者两位以上的作者，而且这些作者还往往都不在同一所学校工作。

合作变得如此普遍，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合作者们往往具有同等的才华，每一位作者都足以独立完成该篇论文，并且事实上，如果他们并不拥有同等才华的话，那这篇论文就更像是送给实力较弱的作者的一份礼物了。关于合作，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及其结果是，每一位作者的学术成果清单都明显地拉长了。显然，对于提高一位学者的学术声誉来说，撰写10篇文章中的一部分比撰写5篇完整的文章要有用得多。还是因为针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思考方式，所以这些合作的作者们会相互激发灵感，结果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联合署名的资格便成为其中任何一位作者促使其他合作者认真地研究自己所思考问题的代价。这种实践的后果也带来了一个麻烦：现在要想评估一个很少独立写作的年轻学者的科研实力，真是变得越来越困难。

由于有实力相当的同事和合作者、有给予支持的学生、有可以用于科研的时间，以及在当代社会悠闲自在的绅士们的消失，在20世纪初，经济学成为一个几乎包罗万象的学术门类。现今，在商业机构和政府工作的经济学家，远比在大学里的经济学家人数多，但研究的中心仍然在学术界。

过去并不是这样的。例如，我曾经提到过的大卫·李嘉图。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他曾经是一名非常成功的证券（政府债券）经纪人，后来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再后来，只用了短短8年（1810~1817年）的时间，就成为我们这个学科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9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东印度公司做高级职员。

生活在大学之外，的确也拥有很有优势（可能李嘉图就不需要参加没完没了的委员会会议），但如果真是要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话，学术圈内生活的便利还是会大大超过那些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