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产需求和供给的长期变化

当然，在现实中，一直到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退休后的供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家庭而不是以个人主义的制度安排为基础，而且，由于当时的预期寿命较短，供养的负担也就轻得多。当时，大部分储蓄和财富的积累，往往是由那些与真实资本资产的运用和创造密切相关的个人所进行的。完全无须考虑资本资产是否能够实现而积累的储蓄和财富，相对来说无足轻重，并且很容易被私人的资本形成所吸纳，而不必通过政府负债。随着储蓄银行、人寿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的发展，即便从家庭退休供养向个人化供养的转变已经制度化，在一定时期内，仍不必通过政府负债来解决。

然而，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情形的变化过程虽然缓慢，但却已彻底改变。种种原因都导致了为老年供养而进行的意愿积累水平急剧上升。家族模式转变为原子化的家庭，甚至转变为破裂的家庭和单身，这一转变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对个人主义式老年供养的需求。当前，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但养老金计划已经变得十分普遍，如果想要措置得当，就需要大量的资产积累。寿命的延长和对老年人疾病照料的成本上升，增加了充足供养的成本。这还不包括出于其他动机的储蓄，如为了应对突发事件，为了留给子孙后代，为了接受更高的教育而面对日益昂贵的教育支出，为了建立自己的工业帝国，或干脆为了获得参与金融游戏的筹码。

另外，由于工业经济已经成熟，因此这样说恐怕并不为过，即投资或许马上就要接近饱和了，相对于总产出而言，有利可图的净投资机会似乎已经大大减少。过去的累计投资，产生了越来越高的折旧费支出和其他资本消耗支出，必须对这些进行再投资之后，才能产生新增的净投资。资本节约型创新以很低的成本替代了旧资本的功能，从而更少的净投资就能使产出增加。经济的重心普遍从采矿业、钢铁业和铁路业等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向电子业、运输业和服务业转移，这同样意味着总体资本——劳动比的下降。各种设备复杂程度的上升以及快速的技术变革，缩短了投资的经济寿命，以至于在决定投资的盈利性方面，利率变动对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小了。

至少就美国当前的情形来看，在可预见的未来，最终的结果似乎是这样，充分就业水平的产出和收入产生的意愿储蓄和财富积累，其规模很可能远超过逐利动机下私人资本形成所能吸纳并回流为购买力的部分。其中的缺口必须由政府赤字和政府债务来填补。但是，为了使充分就业的实现成为可能，这些平衡的项目需要有多大规模呢？为了避免发生灾难性的后果，又需要多大的规模呢？在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是否存在着一种方法来确定债务的最优规模？是否可以将那些危言耸听的观察家们的担忧置之不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