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结语
俄军离开法国不到一年,“百日王朝”(即拿破仑逃出厄尔巴岛,试图推翻1814年和平协定)就又让俄军回到法国。在滑铁卢之战前夕,一支150000人的俄军才进军到莱茵河,卡尔·冯·托尔也刚抵达比利时,准备与威灵顿和布吕歇尔协调军事行动。在1814年赢得的一部分胜利果实要在1815年以许多生命为代价重新争取,不过俄国人这一回并没有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可能会让1814年的战役看起来没有意义,但这种看法事实上是错误的。如果联军在1814年3月同拿破仑签署了妥协的和约,那么他在挑战和平协定时就会处于远比历史上他于1815年逃出厄尔巴岛后有利的地位。他会有更长的时间去准备复仇,会更好地选取复仇时机。他在法国国内的地位也会更加稳固。到1815年为止,复辟王朝已经得到了许多支持者,即使是作为拿破仑主要支持者的军队,其中与波旁王朝妥协的人和波拿巴家族的死硬支持者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从而导致军队内部出现裂痕。
最重要的是,假若没有1814年的战役,拿破仑在国际上的处境就会有利得多。在1814年,反法同盟最终能够比较情愿地团结在复辟王朝周围,因此与拿破仑就和平达成妥协相对而言就不那么让人接受了,对亚历山大来说尤其如此。如果没有1814年的战役,在反法同盟内部就欧洲战后分配方案达成一致也要困难得多,即便没有“百日王朝”,维也纳和会也一度走到爆发另一场欧洲大战的边缘。假若拿破仑安居巴黎,利用反法同盟间的倾轧和正等待他东山再起的前盟国,未来的战争就会变得更加危险。实际上1815年拿破仑重回巴黎时,反法同盟已经达成了和平解决方案,并决心团结起来不让他破坏和平,他的失败在那时就几乎注定了。1815年6月,拿破仑穷尽一切手段试图在联军主力部队能够赶来干预之前歼灭威灵顿和布吕歇尔所部。拿破仑知道即使他成功做到这一点,也还要面临大群已经越过法国边界的俄军、奥军和普军,他依然有可能败在他们手上。
“百日王朝”对和平解决方案的相关条款影响很小。法国多少还是保住了1792年的边界;俄国即使没有得到整个华沙大公国,也已将它的大部分领土收入囊中;普鲁士吞并了萨克森的一部分,还得到了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兰,以便防御法国的“收复失地运动”。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领导下,十分松散的德意志邦联也建立起来,不过它远没有满足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希望,尽管这两者的数量实际上要比后来的民族主义史学家们所声称的少得多。意大利的状况实际上更没有满足人民的愿望,它在1815年后是由哈布斯堡霸权卵翼下的许多狭小邦国组成的。
对俄国人来说,和平解决方案的关键点在于波兰和德意志。关于前者,内塞尔罗德的许多可怕预言被证明是正确的。亚历山大的确认真考虑过建立一个联邦化的、拥有代议机构的俄国,比起目前的专制帝国,立宪的波兰王国也许会更适应这样的俄国。然而,考虑到俄国的实际状况,可以理解,他放弃了这一想法。很快,俄国君主的两个角色——专制沙皇和波兰立宪国王——就积累了足够多的矛盾。1830年的波兰起义终结了波兰境内的立宪统治尝试。而俄国军官在1825年发动的所谓“十二月党人运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被伤害的俄罗斯民族自尊心——波兰人竟得到了俄罗斯精英无法获得的自由。在1815年后的一个世纪里,波兰人对俄罗斯帝国的经济贡献很大。但是就政治层面而言,居住在前华沙大公国领土上的波兰人和犹太人都给俄国政府惹出了许多麻烦。吞并大公国也没有显著增强俄国的战略地位。与之相反,到1900年时它已经可以被视为俄军的潜在陷阱。从俄国利益的角度来看,1815年对德意志的处理到那时也已经被视为错误。德意志日益强大的实力已经对俄国形成了挑战,而一个以莱茵河为国界的法国会大大舒缓俄国的担忧。
当然,以后见之明评价国务活动家的努力是不公平的。吞并华沙大公国所造成的一部分困难是能够预见的——事实上在吞并之前就有人预见到。但从俄国角度而言,波兰问题的明确答案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甚至比英国在爱尔兰所要面临的问题严重得多。也没有人能够预想到,通过工业革命和德国统一,在1814年还很虚弱的普鲁士会变成对俄国自身和整个欧洲的威胁。虽然如此,对此后欧洲历史的了解也的确会(让人们)强调一个问题——俄国人民在1812~1814年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到底是否值得。
这不仅是关于俄国人民在战争中承受了多少苦难的问题。一如既往地,胜利赋予现有政体合法性,使其进一步强化,而在当时的俄国,政体植根于独裁政治和农奴制度。认为俄国取得了胜利且安全无虞,这种想法让激进的内部改革失去了动机。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实行的保守统治一定程度上也是源自俄国拥有霸权和安全的臆想。这一臆想直到俄国输掉了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才宣告破灭,失败使得尼古拉之子亚历山大二世皇帝领导进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然而,俄国在1815年没有手段——这首先意味着拥有受过教育的改革核心——去执行两代人以后发生的激进改革。相信被拿破仑击败就会让俄国出现一个成功的自由化方案是天真的,认为尼古拉的保守主义是俄国在1815~1860年相对于西北欧越发落后的根本原因这种想法就更没有根据。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动力远远超过那个时代的俄国政府所能掌控的范围。它需要相当的教育程度和人口密度——这两样俄国都缺乏,还要把煤和铁放在一起——这在俄国只有引入铁路以后才可能发生。
无论如何,提出“在1812~1814年所做出的牺牲是否值得”的问题就暗含着一个想法,即俄国可以另有选择。同往常一样,普通俄国人自然没有什么可选,毕竟整套俄国政治体制的设计逻辑就是为了否认这一点的。然而,俄国政府在1807~1814年事实上也无从选择。到1810年下半年为止,俄国在巴黎进行的出色情报活动让亚历山大完全有理由预见到法国将会进攻俄国,1811年来自多方面的军事情报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亚历山大对拿破仑做出让步,那么一段时间内的确有可能避免战争。但是到1810年为止,紧随拿破仑大陆封锁体系所付出的代价已经明确损害到俄国作为大国的经济基础。俄国越虚弱,拿破仑就越容易重建一个大波兰,这既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又符合他的利益。将一部分亚得里亚海海岸归还给奥地利可以轻松安抚哈布斯堡接受这样的欧洲新秩序。以摧毁普鲁士来补偿萨克森国王则会同时符合法国的两种利益。这样即使不能建立囊括欧洲的法兰西帝国,也会让法国的霸权至少在短期内遍及全欧。没有俄国政府,会不经战斗就让它成真。就算一个俄国君主尝试对法国听之任之——虽然这几乎不可能发生,他也会被推翻的。如果法国的霸权持续下去的话,也许此后的欧洲历史会稍微幸福一些,但没有人能够期望亚历山大的政府预见或接受这一点。
正如亚历山大的一些顾问所预测的那样,摧毁拿破仑的后果之一就是英国势力大增。滑铁卢会战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英国付出从历史角度来看相对较小的生命与金钱代价,就在世界上独领风骚。俄国的自尊和利益有时会受到英国霸权的伤害,这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最为明显。从长远角度而言,英国的霸权也意味着自由民主原则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原则对任何形式的俄罗斯帝国都是致命的。但这已经是在展望未来了:在1815年,威灵顿和卡斯尔雷至少和亚历山大一样讨厌民主。俄国在拿破仑时代的政策绝无可能阻止英国的工业革命,也不可能阻止工业革命对英国霸权产生影响。此外,在1815年后的一个世纪里,俄国在财富和人口上都有极大的增长,从融入以英国为保护者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受益匪浅。在19世纪和20世纪,俄国害怕意欲主宰欧洲的陆上强国都远甚于害怕英国。
俄国为何要和拿破仑作战并不非常令人困惑。俄国怎样和他作战以及为何俄国竟会获胜则是更大也更有趣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摧毁已经得到广泛承认的神话。西方人在考虑俄国在击败拿破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时常被这些神话主导,这一点毫不令人吃惊。从来没有西方学者或军人曾在俄国资料的基础上从俄国视角对此加以研究。仅从敌人和合作伙伴的视角诠释一个国家的战争努力是注定要出问题的,在欧洲民族主义正大行其道的时代更是如此。
挑战俄罗斯民族神话的任务则要有趣得多,也困难得多。这些神话自然绝不可能都是假的。俄国军队和人民在1812年展示了伟大的英雄主义,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然而,关于击败拿破仑的俄国神话中那些奇异且独一无二的元素实际上低估了俄国所取得的成就。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击败拿破仑的俄国是一个贵族的、王朝的、多民族的帝国。仅仅为了俄罗斯民族神话就埋藏拿破仑时代的事件,而在埋藏时又做得过于幼稚,这就不可避免地遗漏掉了许多和战争努力相关的事情。
把托尔斯泰称为造成这一误解的主要恶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幼稚的。托尔斯泰是一个小说家而非历史学家,他书写的是若干人物在1812年之前和1812年的心态、价值观和体验。但《战争与和平》给大众对“拿破仑被俄国击败”这一事件的看法所造成的影响远甚于迄今为止出现过的所有历史书。托尔斯泰否认任何人为因素在1812年发生的事件中起了理性指引的作用,暗示军事的职业化是一种德意志病,他的想法轻易地影响了西方人对1812年的诠释——将法国的失败归咎于冰雪或运气。托尔斯泰的小说终结于1812年12月的维尔纳,这也让俄国人和外国人更进一步地大体遗忘了俄国在1813~1814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俄国人甚至让他们的军队横穿欧洲来到巴黎,更不用说一路上击败拿破仑了。这造成的一个问题是,俄国这样的关键角色被边缘化或者被误解了,它导致解释拿破仑帝国为何倒台、怎样倒台的问题时产生了严重错误。这也造成了对1812年所发生的事件的误解,明白亚历山大和巴克莱·德·托利一直计划进行一场漫长的战争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希望这场战争以在俄国土地上进行的战役为开端——这会令拿破仑精疲力竭,但他最后将以俄国推进到欧洲、组织起反拿破仑的新同盟告终。
俄国击败拿破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领导人比拿破仑更会思考。拿破仑在1812年未能理解俄国的社会和政治,也没能利用俄国的内部弱点。他希望得到亚历山大、俄国精英甚至哥萨克暴动的帮助,这样的天真想法让他停留在莫斯科,最终毁灭了他的事业。与此相反,亚历山大十分了解敌人的优势与弱点,并充分发挥了他的洞察力。早在法军入侵之前,他就准确意识到拿破仑所希望、所需要的是何种战争。俄国人计划并执行了与之完全相反的一种战争——一场漫长的防御战役和一种将会发挥自己优势攻击拿破仑劣势的“人民战争”。战争第一年里俄国战略所取得的成功超出了他们的预计。拿破仑的整个大军几乎被毁灭,更大程度上这应当被归于好运而非拿破仑的失误。事态自然不会严格按照亚历山大的计划发展,如果真的如他计划的那样,拿破仑会被挡在德维纳河上消耗殆尽。但是在战争中很少有事情会严格按照计划进行,在一场有必要把主动权交给敌人的防御战役里更是如此。无论如何,俄国的基本想法“纵深撤退”是合理且有效的。如果没有好运气和敌军失误的话,“纵深撤退”不会收到这么好的效果,但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的决心和精神勇气也十分重要,而最重要的则是俄军后卫及其指挥官的刚毅、纪律性和战斗技能。
俄军在1813~1814年时比1812年表现出了更好的战术技能,这一点不该使任何人感到惊讶。在绝大部分军事行动中,为战争而进行的训练和战争实况差别很大,这次战争尤其如此。经验是至关重要的教师。不管是观察低层次的战术——例如对猎兵的使用——还是参谋的能力,毫无疑问1814年3月的俄军都比两年前的俄军强大得多。与本尼希森的大军1806~1807年在东普鲁士陷入饥荒的灾难相比,格奥尔格·坎克林供养、补给俄军,使其能够越过几乎整个欧洲的表现也是出色的。仅以库尔姆、莱比锡或克拉奥讷这三场会战为例,曾读过俄军战斗相关记载的人都不可能再相信那些古老的神话——士兵缺乏在1812年所能感受到的爱国主义动力。这并非否认在连续几个星期的撤退后,军官和士兵们会在位于俄国腹地的博罗季诺拼死奋战。然而,和大部分军队一样,俄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关键通常来自对战友和所属部队单位的忠诚。在俄军当中,这不仅包括一起吃饭的合作团体,也包括所在的团,对许多士兵而言,团是他们终身的家。
俄军的团很大程度上是旧制度的一部分,而非现代的民族主义军队。这不过是再次强调一个事实——是欧洲的旧制度打败了拿破仑。它的确吸收了一部分现代化的因素,例如普鲁士的国民后备军。它也和英国经济强权结为同盟,这实际上要比拿破仑的绝对主义帝国现代化得多。无论如何,拿破仑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三大王朝国家自1792年以来首次并肩作战,而且俄军这一次从战争开始起就上阵搏杀,不像以前那样在拿破仑击败奥军或普军之后才出来收拾残局。拿破仑的军队在1812年被摧毁,因此1813年他只能带着更年轻也更缺乏战斗技能的部队作战,这一点诚然对联军帮助很大。但在1813年春季战局中,俄军也因为它在前一年的劳苦受到严重削弱,而普军大部分还是毫无训练的新兵,还在奋力训练和配备武装。普军和奥军在1813年秋季战局开始时也是如此。事实上,1813年战局直到莱比锡会战为止都难分胜负,也很容易以拿破仑获胜告终。这一点增加了故事的戏剧性。
毫不奇怪的是,俄国人自然发现认同库图佐夫指挥下在莫斯科城外发生的博罗季诺会战,要比认同遵从“俄国的安全来自欧洲的权力平衡”这一概念由巴克莱·德·托利和施瓦岑贝格指挥在德意志境内发生的莱比锡会战容易得多。和英国在1940年时一样,虽然孤军奋战但团结无畏是最好的战时回忆,然而,即便从最狭隘自私的俄国或英国利益来看,仅仅有1812年和1940年也是不够的。消除敌人的威胁意味着在国境之外作战,这就需要盟友。希特勒和东条英机在1941年慷慨地给英国提供了盟友。亚历山大在1813年却不得不冒着极大风险让他疲惫而虚弱的军队攻入中欧,以此来鼓动他的潜在盟友,有时他甚至几乎需要拎着盟友的脖子,迫使他们为自己和欧洲的利益而战。在创建反法同盟和领导它攻入巴黎的过程中,亚历山大体现出了非凡的勇气、技巧和智慧。
亚历山大如此行事的首要原因是,他正确地观察到这是俄国——帝国、国家与人民——所需要的。这并非全盘否认尼古拉·鲁缅采夫的看法,他也正确地意识到英国在全球日益增长的经济霸权是这一时代最重要的潜在事实。了解这一点必然有助于将拿破仑战争放在全球大背景下观察,也有助于理解它的内在逻辑。但是对俄国而言,它在1812~1813年最优先的事务是终结拿破仑对德意志的控制。只要拿破仑还控制着德意志,他就要比亚历山大强大得多。为了应付拿破仑的威胁,用于确保俄国安全的军费开支很快就会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至关重要的俄国安全和经济利益将因此无法得到保护。在1813~1814年冬季,随着德意志得到解放,是否入侵法国、推翻拿破仑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论,双方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益发势均力敌。也许亚历山大相信,主张推翻拿破仑有利于满足他在波兰问题上的野心,但俄国文献清楚地显示这并非他的主要动机。与之相反,皇帝相信只要拿破仑还在统治,对德意志的安排和欧洲的和平就无法令人放心。
根本的一点在于,亚历山大确信俄国和欧洲的安全是彼此依赖的,时至今日这一点依然正确。也许从这段史话里可以多少得出一些启迪:1813~1814年俄军横穿欧洲时,它在绝大部分地方都被视为解放者——它的胜利意味着逃离拿破仑的苛政,意味着结束战火不断的年代,意味着欧洲贸易和繁荣的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