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内部敌人

在战火最猛烈时，德国在欧洲直接或间接控制着超过12个国家，并且对其中超过6个国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军事能力，纳粹不可能在没有合作者的情况下控制这些国家，而合作者的数量可能多达数万人，甚至数十万人。无论战后初期欧洲人多么痛恨德国人，他们更痛恨的还是那些与纳粹合作的通敌者。德国人起码还有借口，毕竟他们是外来文化、外来势力，相比之下，通敌者是叛国者。战后欧洲弥漫着浓烈的爱国主义气氛，通敌叛国便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在战后欧洲，通敌者遭受的非人待遇，远非现代人所能理解。在欧洲媒体上，通敌者被描绘成“害虫”“疯狗”，甚至是需要从社会中“清除”出去的“秽物”。[1]在丹麦和挪威的民间艺术中，通敌者被描绘成老鼠；在比利时，通敌者也确实如过街老鼠被人人喊打，在英国观察者看来，比利时人对通敌者的仇恨已经近乎“宗教式狂热”。[2]在这种气氛下，也难怪有人对通敌者暴力相向。彼得·武特（Peter Voute）是荷兰抵抗组织的医生，他在战后写道：

对通敌者的刻骨仇恨，对复仇的强烈渴望，在当时如此普遍，以至于滥用私刑在所难免。尽管人人都有这种想法，但没有人知道应该如何报复。当时有谣言提及“刀斧之日”，暴民将会亲手执行法律。[3]

“刀斧之日”，法国人称为“肃清野蛮人”，在每个欧洲国家重复上演。肃清名单似乎永无止境：不仅包括战时领导人和政治家，而且包括地方市镇长官和行政官；不仅包括欧洲极右军事组织成员，而且包括参与镇压民众的普通警察和宪兵；不仅包括承包纳粹工程而大发横财的著名实业家，而且包括服务德军士兵而挣点小钱的咖啡店店主和零售店店主。因为从事纳粹宣传，记者、播音员、制片人声名狼藉；因为慰劳德军部队，演员和歌手饱受攻击。曾经为法西斯分子提供救助和鼓励的牧师，曾经为德军士兵提供服务的妓女，甚至曾经对德国人报以微笑的妇女和女孩，也都一并遭殃。

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用于报复德国人的手段，同样用于欧洲各国的通敌者和法西斯分子。在解放后的混乱中，荷兰和比利时的通敌者被当场处决，他们的房屋被烧毁，“警察对此不闻不问，甚至予以认可”。[4]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尸体被晾在街头展示，路人可以踢打和唾骂，甚至墨索里尼的尸体也照此办理，被悬挂在米兰洛雷托广场的加油站的屋顶上。[5]在匈牙利，极右组织“箭十字党”的成员被迫在酷暑天气挖掘犹太人的集体墓地，当地人朝他们身上投掷树枝和石块。[6]在法国，人们设立秘密监狱，通敌嫌疑犯在那里受到各种虐待，包括截肢、强奸、强迫卖淫甚至花样各异的折磨。[7]

新政权以及盟国也对此感到震惊，甚至抵抗运动本身也认为这些行为令人作呕。1944年10月29日，《维瓦罗伊斯地区报》（La Terre Vivaroise）报道了“恐怖的情形”：

我们正在重复使用盖世太保使用过的最为可耻的手段；纳粹主义似乎迷惑了许多人，让他们相信暴力总是合法的，他们可以对那些被他们视为魔鬼的人为所欲为，人人都有权夺走别人的生命。如果我们模仿野蛮人、变成野蛮人，那么我们战胜野蛮人又有什么意义？[8]

显而易见的是，不能允许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盟军不能允许战线后方出现无政府状态，毕竟战争仍在进行中。新政府也不允许当地人自行执法，因为这会挑战新政府的权威。1944年8月，夏尔·戴高乐返回巴黎时声称：“公共秩序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在面向民众的电台广播中，戴高乐坚称临时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拥有全权：“所有非正式权力机关必须马上停止运作。”[9]

西欧各国新政府立即从几个方面着手解决问题。首先，承认问题是由于民众对警察缺乏信任所致，竭尽所能支持警察部队，让警察成为捍卫法律和秩序的中坚力量。在某些地区，特别是意大利和希腊，只能靠大批盟军士兵来提供支持。但在其他地区，只能靠清洗警察部队中的嫌疑分子来解决问题。例如，在法国解放后的一年间，每8名警察就有1名受到怀疑，每5名侦探就有1名丢掉工作。[10]其他国家同样照此办理：在挪威和丹麦，清洗警察部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尽管清洗力度可能不如其他西欧国家。重要的是恢复警察的司法权威，让他们能够勇敢对抗那些控制了许多城镇及其邻近地区的自卫团体。

其次，新政府试图着手解除前抵抗组织的武装，正是这些人犯下了绝大多数暴力行为。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例如，在巴黎，爱国民兵公然无视政府命令，继续进行武装巡逻。在瓦朗谢讷（Valenciennes），他们保留了巨大的秘密军火库，包括手榴弹、防空机枪、反坦克枪等。[11]在布鲁塞尔，政府允许“秘密军”成员在两周内解散，结果抗议示威演变为小型骚乱：警察开枪了，打伤45人。[12]在意大利和希腊，数千名游击队员拒绝交出武器，原因很简单，他们不信任政府，因为即使在浴血解放后，新政府仍然容纳了无数与旧政权有关的人。

为了劝说前游击队员回归平民生活，许多国家都公布大赦令，赦免以解放名义犯下的罪行。例如，在比利时，当局对德国人被驱逐后41天内发生的、几乎任何抵抗活动视而不见。在意大利，大赦令涵盖战争结束后12周内发生的报复屠杀行为。在捷克斯洛伐克，大赦期达到惊人的5个半月。[13]如果说在解放的热烈气氛中发生的激情犯罪可以宽大处理，那么，随着政府权力的巩固，后来发生的犯罪都会受到极端严厉的惩处。例如，在法国，1944年年末1945年年初的那个冬季，政府逮捕了许多前游击队员，这被普遍解释为政府在警告抵抗组织，是时候结束私刑处决了。[14]

然而，上述措施无异于胡乱用药。私刑处决如此泛滥，真正的问题、主要的原因，在于许多人相信复仇是讨回公道的唯一手段。英国驻法国巴黎的大使达夫·库珀（Duff Cooper）曾经就法国私刑写过几份报告，借用他的话说：“只要人们相信罪恶会得到惩罚，人们就会寄希望于法律，但当人们开始心存疑虑，人们就宁愿亲手执行法律。”[15]战争结束后，这种疑虑随处可见。终止报复袭击的必由之路，是让民众相信国家有能力实现比利时报纸所说的“简单快捷的正义”。[16]

于是，欧洲各国新政府都在改革法律及其司法机关。设立新法庭，任命新法官，兴建新监狱和关押地，以应对突然涌入的被捕者。关于叛国罪，也颁布了新法律，以取代过时的、落伍的旧法律。因为通敌者人数众多，新司法观念的设计和应用因此也具有追溯性。在西欧，“民族贬斥”成为惩戒轻微罪行的新惩罚，包括剥夺通敌者的部分公民权，包括投票权。更为严重的罪行则适用死刑，丹麦和挪威虽早已取消死刑，但此时重新引入死刑。[17]

在欧洲某些地区，这种示范性做法更加容易奏效。在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抵抗组织总体上乐于把通敌者交给行政当局，与当局合作良好。然而，在法国的部分地区、意大利和希腊的大部分地区、东欧的绝大部分地区，游击队员以及平民百姓更加倾向于自行执法。这有多方面的原因，许多是政治原因，后文还会有所澄清，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对当局缺乏信任。在经年累月的法西斯统治后，欧洲人不太指望政府捍卫“正义”。

或许这种不信任的最佳例子是意大利。这个国家当然是个极端个案：欧洲其他地区的通敌时期并不太长，而许多意大利人对法西斯分子的怨恨已经积压了20年。意大利的解放进程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漫长得多，持续了几乎两年，这两年间意大利北方还爆发了激烈的内战。欧洲其他地区发生过的许多事情，在这里有过之而无不及。结果，意大利提供了明显的例证，足以说明为何欧洲大陆普遍存在不信任。

清洗意大利

1945年，意大利是一个分裂的民族。战争最后两年，这种分裂是地理上的：南方被英美两国占领，北方被德国占领。但分裂也是政治上的，尤其是在北方。一方是法西斯党徒，德国入侵后，法西斯党徒针对民众的暴行有增无减；另一方是反对派，许多人是共产党，许多人来自其他党派，他们只是由于对墨索里尼及其党羽的共同仇恨才团结起来。

1945年4月，当法西斯党最终被击败时，游击队员开始猛烈复仇。任何与法西斯党有染的人都会成为攻击目标，不仅包括黑色旅（Black Brigades）或者戴奇玛·玛斯（Decima Mas）部队的战斗人员，还包括妇女辅助部队（Women’s Auxiliary Service）的队员，甚至包括法西斯共和党（Fascist Republican Party）的普通书记员和管理员。根据意大利文献记载，皮埃蒙特区、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威尼托区是最为暴力的地区，每个地区都发生了数千起枪击案。[18]英国文献表明，欧战胜利日前夕，在米兰大约有500人被处决，在都灵更有1000人被处决，但负责向英国驻罗马大使报告的联络官说道：“被枪决者都是罪有应得。”总之，这些数字可能被低估了。[19]

盟军显然无力干预这种大屠杀，起码在早期是如此。据说在都灵，盟军代表团团长约翰·史蒂文斯（John Stevens）上校告诫当地解放委员会主席佛朗哥·安东尼切利（Franco Antonicelli）：“主席，听好了，两三天内，最迟第三天，我不想再看到大街上有死人。”[20]许多普通游击队员同样声称，盟军允许他们自己决定讨回公道的方式。一位前游击队员战后说道：“美军允许我们这样干，他们看着我们，允许我们稍微折磨犯人，然后他们再把犯人带走。”[21]

结果，在意大利北部发生的战后暴力，比西欧任何地方都严重得多。统计数据足以说明问题。解放期间，在比利时被杀的通敌者大约是265人，在荷兰大约只有100人。[22]在法国，解放进程更漫长、更暴力，在这几个月中，被杀的维希政权支持者大约是9000人，尽管只有少数人是在解放后被杀的。[23]在意大利，最终死亡人数甚至更高：大约在1.2万人至2万人之间，取决于你相信哪一个数字。[24]

换言之，在每个国家的每10万人当中，荷兰只有1名通敌嫌疑犯在复仇行动中被杀害，比利时有超过3名，法国有超过22名，而意大利大约有26～44名。

在意大利北部的复仇行动中，最令人震惊的不是杀戮的规模，而是杀戮的速度。根据意大利内政部于1946年的统计，仅仅在1945年4～5月，就有大约9000名法西斯党徒及其同情者被杀。[25]某些历史学家将其描述为暴力狂欢，或多或少处于失控状态；但在激情犯罪随处可见的同时，还存在不带情绪、有所计划的有组织犯罪。某些特定个人被全副武装的战斗队员搜寻和处决，在某些个案中，游击队员甚至在举行简短的临时审判后再处决犯人。

就像西欧绝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抵抗组织成员那样，这些游击队员没有等待盟军到达，也没有将他们手上的犯人交付司法，而是自觉决定自行执法。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交由意大利法庭审判，法西斯党徒将不会得到应有的惩罚。罗伯托·巴塔利亚（Roberto Battaglia）曾经是游击队指挥官，他说道：“我们必须现在实施清洗，因为解放后再无可能，因为战争期间你还能开枪，战争结束后你不能再开枪。”[26]

广泛流传的、针对意大利司法品质的笑话是有根据的。意大利北部的游击队员早已预见到将会迎来怎样的清洗，毕竟在过去的18个月里，他们已经看到意大利南部发生的一切。在南方，在佩特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的腐败领导下，前法西斯党徒继续统治社会各阶层。在某些地区，盟军曾经坚持开除法西斯党徒的公职，但随着解放区被移交给意大利当局，这些人又马上官复原职。警察继续袭击共产党人，甚至袭击所有左派同情者，而在公众场合高唱法西斯歌曲仍然相当普遍。1944年，在卡拉布里亚区出现法西斯主义回潮，甚至发生短暂的法西斯恐怖行动和法西斯破坏活动。解放一年多以后，意大利南部许多社区仍然由原来的市长、警长、地主统治，使用同样的暴力和压迫手段镇压民众，一如法西斯统治的年代。[27]

及至意大利北部解放时，意大利南部失败的清洗早已完成。问题在于法西斯党徒本身从未被视为罪犯，实际上也不可能被视为罪犯，因为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早在战争爆发前很久就已得到国际承认。然而，北方的情况稍有差异。在北方，以萨洛（Salò）为基地的法西斯党徒仍然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尽管早在1943年他们就已失去了全国政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支持和帮助德国占领意大利。结果，任何曾经在萨洛共和国担任政府职务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控告对象，因为他们既是法西斯党徒，又是通敌者。

从表面上看，在意大利北部进行真正的清洗，其前景远比在意大利南部更为光明。然而，在实际上，这种政治意愿从一开始就错过了时机。盟军到达时，许多政府官员和民政官员都成功保住了自己的职位：在解放后的混乱局面中，他们的经验有助于控制局势。同样，许多警察和宪兵被留用，因为可想而知的原因，盟军担心警察权力落入游击队手中。曾经通敌的商号被允许继续营业，以免工人失业；商号老板和经理被允许继续留任，以免破坏经济。实际上，除了在游击队强行改变的地区，那些未被触动的职务维持了原有的权力架构。

当清洗真正来临时，已经交由法庭负责，但首先并未进行任何司法制度改革。尽管有了新法律、新法庭、新法官以及新的法律人士，但司法架构内部的总体气氛是继承而非改革。某些新法律被付诸实行，但1930年制定的《法西斯刑法典》（Fascist Penal Code）未被废除，实际上被沿用至今。审理通敌案件的新法庭成立完毕，即立法会议特别法庭（Extraordinary Courts of Assize），但其主要成员还是墨索里尼执政时期的法官和律师。因此，意大利许多通敌者在出庭受审时，荒唐地发现主审法官也干净不到哪里去。当犯人被宣判有罪时，刑罚也微不足道。当法官自己的角色很成疑问时，他们很难做出不利于其他民政官员的判决。[28]

尽管犯下许多错误，立法会议特别法庭起码判决了暴力犯罪，比如臭名昭著的黑色旅对平民的谋杀和折磨。但这些判决也可以被推翻，只要向意大利的最高法院即罗马上诉法院（Court of Cassation）请求申诉就可以了。上诉法院法官都是厚颜无耻的法西斯主义同情者，明显倾向于为旧政权的所作所为辩护。通过反复宣告特别法庭判决无效，通过赦免、驳回、掩盖黑色旅犯下的某些最为严重的罪行，上诉法庭有组织地推翻所有将法西斯罪犯绳之以法的尝试。[29]

战后一年内，官方组织的清洗就已沦为闹剧。及至1946年2月，在39.4万名接受调查的政府雇员中，只有1580人被解职，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旋即复职。在意大利被关押的5万名法西斯党徒中，只有极少数人真正长期服刑：1946年夏，所有低于5年的徒刑都被取消，犯人当场释放。尽管见证了西欧某些最为恶劣的暴行，意大利法庭却比欧洲其他任何法庭都做出更少的死刑判决，在战后4500万人口中，死刑判决不超过92宗。按照比例，这只是法国处决人数的1/20。[30]与他们的德国盟友不同，没有意大利人因为在意大利境外犯下的战争罪行而受审。

面对如此失败的司法，难怪平民百姓深感挫败。一旦民众认定当局不可能进行任何清洗，唯一捷径就是自行执法。战后几个月，又一波暴力浪潮席卷意大利全国，民众不信任官方组织的清洗，他们冲进监狱处决犯人。这种事情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和威尼托区极为普遍，但同样出现在北方其他地区。[31]最为著名的事例发生在维琴察省的斯基奥（Schio），前游击队员冲进当地监狱，屠杀了55名犯人。从部分参与民众的言论中可知，人们多么痛恨当时失败的清洗。一位平民说道：“如果他们举行两三场审判，如果他们试图做点什么，也许就足以抚平民众心中的郁结。”另一位平民在50年后说道：“我始终支持这次行动，因为对我来说，杀死他们就是讨回公道……我绝不同情他们，即使他们已经死去。”[32]

欧洲清洗行动之失败

意大利的情况仅仅是欧洲各地相似情形的极端例子。起码在一定程度上，战后清洗在所有国家都是失败的。例如，在法国，这个被盟国称赞为“彻底”“得力”地从事清洗的国家，人们对法庭的失望情绪随处可见。[33]在法国，在31.1万宗立案调查的个案中，只有大约9.5万宗个案做出定罪判决，只占立案调查总数的30%而已。在定罪者当中，不到一半的人，即只有4.5万人，被判处监禁或者更重的刑罚。最普遍的惩罚是剥夺公民权，如投票权或者出任公职权。然而，绝大多数惩罚都因为1947年的大赦而被取消，大多数囚犯亦被释放。1951年另一次大赦后，只有1500名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仍被囚禁。在1.1万名于早期清洗期间被解除职务的公务员中，绝大多数人在此后六年内相继复职。[34]

在荷兰，有一半受到惩处的人只是失去投票权，另一半受到惩处的人绝大多数只是被判监禁，他们的刑期通常很短。在比利时，惩处略为严厉，做出了4.8万宗徒刑判决，2340人被判无期徒刑，但这也只占立案调查总数的12%而已。比利时法官还做出2940宗死刑判决，其中只有242宗得到执行。[35]

欧洲大陆许多民众都把这些判罚视为无可救药的假慈悲，他们当然要宣泄自己的挫败感。1945年5月，比利时全国各地爆发了一系列游行示威，通敌者被当场处死，其家人遭到羞辱，其房屋被洗劫。[36]在丹麦，几乎不存在严重的通敌行为，但还是有大约1万人走上奥尔堡（Aalborg）街头，要求严厉惩处通敌者，甚至发起总罢工。丹麦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小规模游行示威。[37]在法国和意大利，暴民多次尝试冲进监狱，私刑处死在押囚犯。[38]

或许唯一让民众对清洗感到满意的西北欧国家就是挪威了。在挪威，审判迅速而有效率，惩处也相当严厉。在300万人口中，9万宗个案被立案调查，超过一半个案做出定罪判决。换言之，超过总人口1.6%的人在战后受到某种惩罚；这还不包括针对妇女和孩子的非正式惩罚，这将是下一章的主题。[39]

事实上，法律裁决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差异巨大。个人最可能被立案调查的国家，毫无疑问是德国，去纳粹化进程必然导致整个德意志民族被妖魔化。然而，更加令人意外的是，个人最可能被囚禁的国家是比利时，紧随其后的是挪威。同样令人意外的是，个人最可能被处决的是保加利亚，该国做出了超过1500宗死刑判决。（然而，与其他东欧国家相似，许多死刑判决与共产党夺取政权有关，而非与惩处实际犯罪有关。）

最能说明不同国家对待通敌者采取不同做法的，也许是中欧国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虽然是邻国，但在清洗时有着天壤之别。在奥地利，通敌通常被视为轻微罪行，惩罚通常是罚款或者剥夺投票权。超过50万人受到这种惩罚。然而，这种惩罚并未长期实施：1948年4月的大赦，恢复了48.7万名前纳粹分子的公民权，其他前纳粹分子也在1956年得到赦免。大约7万名公务员被解职，与其他国家一样，这种解职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40]

相比之下，在捷克，通敌的后果就要严重得多了。捷克法庭对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做出了723宗死刑判决，而且由于捷克独有的判决三小时内执行死刑的政策，死刑实际执行率比欧洲任何国家都高，大约95%的个案，即686人被执行死刑。尽管绝对处决人数与法国相差无几，但不要忘记，捷克人口只有法国的1/4，那么捷克的死刑判决率就是法国的4倍。捷克处决通敌者的比例是比利时的2倍，挪威的6倍，东面的斯洛伐克同胞的8倍。但与奥地利相比，最能说明问题。在奥地利做出的43宗死刑判决中，只有30人被实际执行，这使奥地利成为通敌者在欧洲最安全的避难所之一。捷克处决“战争罪犯”的比例是其奥地利邻居的16倍。

当然，这两个国家的差异，可以归结为文化、政治、种族等原因。捷克人想要为当年国破家亡复仇，想要为当年捷克境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排斥捷克人复仇，甚至在审判进行的过程中，捷克人就已经开始驱逐德意志少数民族了。相比之下，奥地利人相当欢迎1938年的德奥合并，他们对讲德语的同胞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他们对奥地利是希特勒“首要受害国”的官方说法嗤之以鼻。正是因为奥地利的通敌行为如此普遍，当局感到无法正常惩处通敌行为。

至于这两个国家对通敌者的不同处理方式是否公平，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从超越国家的角度观察，根本不可能同时判断一个国家的严厉与另一个国家的宽容。

表2 针对西欧各国通敌者的司法裁决[41]

第十三章 内部敌人 - 图1

不同国家对通敌者的不同处分，仅仅是战后欧洲追求正义的其中一个障碍而已。欧洲各国的法庭对穷人和年轻人的裁决都更为严厉，他们没有关系、不善言辞，更加请不起昂贵的律师。（在共产党借助清洗行动实现自身政治目的之前，东欧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清洗行动早期，法庭对受审者的裁决也更为严厉，因为此时主观情绪仍然强烈：1944年足以判处死刑的罪行，战后可能只判处数年监禁。[42]对不同类型的通敌行为，处分也有所不同。例如，军事通敌者、政治通敌者以及出卖机密者，所受惩处通常比较严厉。那些在新闻媒体工作的通敌者，所受惩处可能最为严厉，虽然他们的罪行相对轻微，但他们的罪行白纸黑字俱在，而且处分他们有杀鸡儆猴之效。[43]相比之下，经济通敌者很少受到惩处，起码在西欧确实如此。这不仅因为针对商人的绝大多数指控难以取证，而且因为商人更有能力聘请律师，律师极力拖延审判，直到当事人被判无罪。此外，当时也缺乏审判商人的政治动因：战后欧洲情况如此糟糕，意味着无论商人多么不得人心，欧洲社会还是需要商人。

人们不能一味指责法庭，说法庭让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放下民众的情感诉求不谈，法庭本身也陷入棘手的困境中。例如，围绕何谓“通敌”这个问题，就不可能有清晰的司法定义。例如，如果被告人深信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国家利益而委曲求全，那么这还是叛国行为吗？许多政客和官员都声称，他们不得不附和纳粹，因为这样总比团结抵抗从而引起大规模镇压要好。与之类似，经济通敌者经常声称，如果他们的工厂停止生产商品，人们就会挨饿，工人就会被征召为强迫劳工并被带到德国。通过与德国人合作，他们让自己的国家避免了更为糟糕的命运。也有人指出，针对通敌行为的新法律，是秋后算账的新法律，换言之，因为他们的行为并不违反当时的法律，他们的行为怎能被视为犯罪呢？如果某人在胁迫之下被迫“通敌”，他们怎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战后当局怎能声称极右政党成员为不法分子？因为这同样是秋后算账。与此同时，战后当局不是还拥护自由结社的普遍权利吗？

在法国、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公诉人面临的额外问题是，整个国家都在与德国合作。当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因为替德国人卖命而被起诉时，绝大多数普通官员又怎么可能与德国或者纳粹毫无关系？如果一个人仅仅是遵循所谓合法政府的指示行事，又怎能称其为叛国者？[44]

如此精妙的法律辩论，只能屈服于悠悠众口，民众不太关心冷静的司法程序，更关心自己的情感需要宣泄，他们想看到某些人被惩罚。无可避免的，某些审判纠缠于细枝末节而停滞不前。审判远非“简单快捷的正义”，而是经常缓慢得令人麻木和痛苦。例如，在比利时，解放6个月后已有18万宗案件被立案，但只有8500人被提审。一位盟军观察员啼笑皆非地评论道：“如果这种慢吞吞的节奏持续下去，至少要10年才能让所有案件过堂了。”[45]

提升速度的办法是做出简短裁决，或者在案件提审之前销案。最后，比利时也确实照此办理。在11万宗经济通敌指控中，只有2%的案件最终提审。[46]同样的，在欧洲其他国家，大多数案件在提审之前就已销案。

便利神话之建构

欧洲清洗行动最终雷声大雨点小，主要是因为没有强烈的政治动因。严厉而缜密的惩处并不符合任何民族的利益。例如，在战争期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戴高乐的流亡政府都把法兰西民族描绘成团结一致对抗德国人和一小撮维希分子的群体。戴高乐在解放后接管权力时，他没有必要放弃这个团结神话，因为法兰西显然已经团结一致追随他。此外，法国必须团结一致，只有这样才能自我重建。战争结束后，通敌者和抵抗者只能比邻而居。挑起他们之间的仇恨，只会为将来留下麻烦。

欧洲其他政府以及抵抗组织也是照此办理。挪威、荷兰、比利时、捷克的流亡政府，同样把各自的民族描绘成团结一致对抗纳粹的群体，以此弥合民族内部的紧张关系。战争结束后，抵抗运动成员乐见自己的战争事迹被反复传颂，尽管这会给人们留下错觉，仿佛他们的抵抗行为而非日复一日的屈辱合作，才是当时的常态。尤其是共产党倾向于营造人们团结一致站在他们一边的错觉，因为这能增强他们在东欧夺权的合法性。对于所有政府来说，团结的假象比清洗重要得多。因此，总体而言，只有在除掉那些妨碍团结的对象时，例如在为驱逐敌对种族找理由时，或者在战后东欧排斥直言不讳的政治反对派时，人们才会努力展开清洗。

这种对团结的坚持，造就了战后最具说服力的神话，即所有战争罪恶都是由德国人造成的。如果只有“他们”对“我们”施加暴行，那么，欧洲其他民族就能洗脱自作自受的嫌疑。[47]甚至，欧洲各国都能分享对德国的“胜利”。因此，战争结束后，所有欧洲人对德国和德国人的憎恨，就只是对德国所作所为的反应，这也有助于欧洲各国治愈自己的创伤。

作为战败国，德国别无选择，只能背负骂名。毕竟，正是德国发动了战争。正是德国奴役了欧洲各国数百万名强迫劳工，并且发动了大屠杀。然而，即使在德国境内，还是有可能逃避这些罪行的。在很大程度上，德国人反复为战争道歉的典型形象，是20世纪60年代的创造：在此之前，德国人只是像其他任何民族那样，否认个人和集体要为1939～1945年发生的事情负责。多数德国人把自己视为受害者而非施害者，包括纳粹主义的受害者、战败的领导人的受害者、轰炸的受害者、盟国复仇的受害者、战后短缺的受害者，诸如此类。责任由此得以摆脱。

总体而言，去纳粹化审判与其他地方的清洗一样难以为继。在德国，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加致力于清洗纳粹；某些类别的犯人比其他类别的犯人受到更严厉的惩处；许多臭名昭著的纳粹党徒得以逍遥法外，而他们的“同路人”却受到惩处。[48]

在众多审判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1946年针对纳粹领导人的纽伦堡审判。与审判同时进行的公共宣传则是为了教育德意志民族，让他们知道纳粹主义的恐怖，但这也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德意志民族的罪恶仅仅由这些受审者承担。一旦审判结束，人们很容易以为正义已经得到了伸张。

此后数年间，根除纳粹影响的行动引起了普遍愤恨，尤其在美军占领区更是如此。这次行动持续到1949年，到德国西部建成新的联邦共和国为止。与欧洲其他地区相同，清洗行动正式宣告结束，曾经给予前纳粹党徒的惩罚正式被撤销或推翻。1949年9月20日，联邦德国新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第一次国会演讲中宣布，是时候“告别过去”。[49]为了将来的新梦想，战争噩梦将会被刻意遗忘。

想象出如此这般的战后神话，其实也是用心良苦。如果团结的神话能够造就团结的现实，那么何乐而不为？如果忘记战时罪恶和通敌行为能够让欧洲迈步前行，并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这难道不是最好的选择吗？然而，不幸的是，这种特效药带有严重的副作用。试图在西欧恢复政治右派的地位，最终只是粉饰太平：荒唐的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做法导致极右派把自己描绘成受害者政党。

随着这个神话把德国定义为唯一需要负责任的国家，对通敌者的严厉处分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仿佛从简易判决变成对无辜者的大屠杀。在法国，及至20世纪50年代，大众媒体开始出现数以百计的可怕故事，绘声绘色地讲述游击队员如何折磨和虐待平民。在所有这些故事中，受害者的所谓无辜，要么是假装的，要么是夸张的。许多故事以妇女的遭遇为主题，她们被剥光衣服、剃去毛发、饱受凌辱，她们被铁棍毒打，惨遭猥亵和强奸。这种事情在战后确实发生过，但大众媒体上的故事经常是道听途说，并非事实，而且往往有所夸大。[50]

与这些故事同时出现的是捏造的数据。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作者声称，在解放后几个月内，有大约10.5万名通敌者被法国抵抗组织处决。这个数字来自1944年11月时任内政部部长阿德里安·迪克西埃（Adrien Tixier）的信口胡言，但迪克西埃死于1946年，没有任何档案证据可以支持这个数字。经过政府机构和独立学术机构反复核实的真实数字，还不到这个数字的1/10。[51]

同样，在意大利，政治右派也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粉饰为受害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们就把战后初期描绘成浴血时代，有多达30万人被谋杀。[52]这种彻头彻尾的荒唐说法，如果被反复宣扬，也会营造出有板有眼的气氛。更有甚者，他们诡称战争期间被法西斯杀害的游击队员只有4.5万人，仿佛抵抗分子才是更加穷凶极恶的恶棍。[53]实际上，战争结束后，被游击队杀死的人根本不可能是30万人，实际数字还不到这个数字的1/20。[54]

右派无辜的神话，在法国和意大利同样流行。实际上，最近几年更加流行。21世纪初，在意大利引起最大争议的著作是詹保罗·潘萨（Giampaolo Pansa）的《成王败寇》（Il Sangue dei vinti），此书通过详细描述解放前后游击队杀人的场景，攻击意大利抵抗运动的英雄主义。潘萨大费周章地论述许多被杀者清白无辜，经常引用法庭的“无罪”判决作为佐证。这本书引起左派极大愤慨，因为作者从不援引其他文献，它们更多地考虑到这些杀人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即人们对法西斯主义的普遍愤怒，以及人们对法庭判决缺乏信任。但最让左派感到愤怒的是，这本书竟然到处流传，出版第一年就卖出35万册。[55]潘萨利用了意大利新右派志得意满的心态，右派也乐于利用他挑起的争论，再加上其他立场暧昧的历史学家的作品，这成为右派重新粉饰过去的手段。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欧洲共产主义退潮，右派政党随之崛起，欧洲各国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曾经受到普遍谩骂的数字又被翻出来，因为这些数字可以映衬共产主义和苏联“更大的邪恶”。在大众想象中，战时独裁者如墨索里尼或者罗马尼亚的扬·安东内斯库（Ion Antonescu），由于他们的所谓美德，他们犯下的罪行都有了理由，甚至被视而不见。匈牙利、克罗地亚、乌克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曾经在战时和战后任意杀害犹太人、共产党人以及自由主义者，现在也被视为民族英雄。这已经不是用心良苦的神话：他们在危险地歪曲事实，而事实已经湮没无闻。

我们可以理解战时专制统治下普遍存在的通敌行为，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容忍这种行为。当通敌者的行为逾越道德底线，我们不能以那些通敌者与我们重归和谐的政治前景而原谅他们。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容忍游击队在战后的残忍复仇，但我们也不能用现代标准来评判他们的行为。不公已然发生，无辜者已然被杀害。但是，对欧洲人来说，经历这么多年的镇压和暴行，大家都变得残忍粗暴，要求他们不要采取过激行为，无异于与虎谋皮。

[1] Défense de la France and Oslo Dagbladet；引自Novick，Peter，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London：Chatto & Windus，1968），p.31 and Dahl，Hans Fredrik，‘Dealing with the Past in Scandinavia’，in Jon Elster（ed.），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54-8。

[2] TNA：PRO FO 371/38896，Major D.Morton，“Conditions in France and Belgium”，3 October 1944.另可参阅Conway，Martin，‘Justice in Postwar Belgium：Popular Passion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in István Deák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37-42。

[3] Voute，Peter，Only a Free Man：War Memoirs of Two Dutch Doctors（1940-1945）（Santa Fe，NM：The Lightning Tree，1982），p.181.

[4] TNA：PRO FO 371/48994，Sir H.Knatchbull-Hugessen to Churchill，2 July 1945；另可参阅Bodson，Herman，Agent for the Resistance（College Station：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1994），pp.144-5。

[5] 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224-6.

[6] Pelle，János，Az utoisó vérvádak（Budapest：Pelikán，1995），pp.193-5.

[7] 巴黎郊外德朗西拘留营一位医生列举了49名在审讯期间遭到毒打的人，他们受到大面积挫伤，被打破颅骨和面骨，被灼烧脚趾，在一宗个案中，伤势由长时间电击阴道和直肠造成。可参阅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Paris：Perrin，2001），pp.109-15。关于其他例子，参阅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Paris：Perrin，2001），pp.509-10，585-6；Fabienne Frayssinet，“Quatre saisons dans les geôles de la IVe République”，Écrits de Paris，July 1949，pp.114-25；Aron，Robert，Histoire de l’épuration：De l’indulgence aux massacres，Novembre 1942-Septembre 1944（Paris：Fayard，1967），p.572；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p.139-40。

[8] La Terre Vivaroise，29 October 1944，引自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Paris：Perrin，2001），pp.316-17。

[9] De Gaulle，援引自Philippe Boegner in Beevor，Antony and Artemis Cooper，Paris After the Liberation（London：Penguin，1995），p.63；radio announcement 14 August 1944，引自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Paris：Perrin，2001），p.346。

[10] Journal Officiel，Parliamentary Debates，27 December 1944，pp.604-7；12 March 1954，p.831.另可参阅Novick，Peter，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London：Chatto & Windus，1968），p.84，and the discussion of figures in Berlière，Jean-Marc with Laurent Chabrun，Les policiers français sous l’Occupation（Paris：Perrin，2001），pp.321-5。

[11] Beevor，Antony and Artemis Cooper，Paris After the Liberation（London：Penguin，1995），pp.111-12.

[12] 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65；Sonja van’t Hof，“A Kaleidoscope of Victimhood-Belgian Experiences of World War II”，in Withuis，Jolande and Annet Mooij（eds.），The Politics of War Trauma：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Ⅱ in Eleven European Countries（Amsterdam：Askant，2010），p.57.

[13] 关于比利时可参阅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44；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可参阅Annex 19 in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276；关于意大利可参阅Alessandrini，Luca，‘The Option of Violence-Partisan Activity in the Bologna Area 1945-1948’，in Jonathan Dunnage（ed.），After the War：Violence，Justice，Continuity and Renewal in Italian Society（Market Harborough：Troubador，1999），p.64。

[14] Novick，Peter，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London：Chatto & Windus，1968），p.77.

[15] TNA：PRO FO 371/49139，Duff Cooper to Anthony Eden，11 January 1945.

[16] Le Peuple，5 September 1944，“Une proclamation des partis…”.

[17] Huyse，Luc，‘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s a Political Actor in Regime Transitions：The Case of Belgium，1944-50’，in István Deák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61；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46；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34，Derry，T. K.，A History of Modern Norway 1814-1972（Oxford：Clarendon Press，1973），p.405.尽管死刑在挪威刑法中被保留到1902年，在丹麦刑法中被保留到1930年，但这两个国家自从19世纪以来就没有执行过死刑。可参阅Dahl，Hans Fredrik，‘Dealing with the Past in Scandinavia’，in Jon Elster（ed.），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52-3；以及Nøkelby，Berit，‘Adjusting to Allied Victory’，in Henrik S. Nissen（ed.），Scandinav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trans. Thomas Munch-Peterse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319。

[18] 参阅the statistics for reported homicides in Dondi，Mirco，La lunga liberazione：Giustizia e violenza nel dopoguerra italiano（Rome：Riumiti，2004），pp.97，102.

[19] TNA：PRO WO 106/3965A，memo from Sir Noel Charles to Foreign Office，11 May 1945.近期来自意大利的研究认为都灵的数字是1322而米兰的数字是1325。可参阅Pansa，Giampaolo，Il sangue dei vinti（Milan：Sperling，2005），pp.55，117。

[20] 引自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18。

[21] Testimony of Benito Puiatti and Eraldo Franza，引自Pavone，Claudio，Una guerra civile：Saggio storico sulla moralità nella Resistenza（Turin：Universali Bollati Boringhieri，2006），pp.508，768 fn.11。

[22] 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42.

[23] 关于更为具体的数字，以及如何达到这个数字的讨论，参阅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32，Rousso，Henry，‘The Purge in France’，in Jon Elster（ed.），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93-7，119，and Novick，Peter，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London：Chatto & Windus，1968），pp.202-8。

[24] 关于1.2万至1.5万人于战后被杀的数字，参阅Pavone，Claudio，Una guerra civile：Saggio storico sulla moralità nella Resistenza（Turin：Universali Bollati Boringhieri，2006），p.511；以及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67。关于2万人的数字，参阅Pansa，Giampaolo，Il sangue dei vinti（Milan：Sperling，2005），p.371。关于数字的讨论，参阅Pansa，Giampaolo，Il sangue dei vinti（Milan：Sperling，2005），pp.365-72，以及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216-18。

[25] 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18.

[26] Roberto Battaglia letter to the police chief of La Spezia，引自Pavone，Claudio，Una guerra civile：Saggio storico sulla moralità nella Resistenza（Turin：Universali Bollati Boringhieri，2006），p.509。

[27] 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85，205；Jonathan Dunnage，“Policing and Politics in the Southern Italian Community，1943-1948”，in Dunnage，Jonathan（ed.），After the War：Violence，Justice，Continuity and Renewal in Italian Society（Market Harborough：Troubador，1999），pp.34-9；Woller，Hans，Die Abrechnung mit dem Faschismus in Italien，1943 bis 1948（Munich：Oldenbourg，1996），pp.90-91.

[28] 关于意大利司法改革失败的概述，参阅Battaglia，Achille，I giudici e la politica（Bari：Laterza，1962），passim；以及Modona，Guido Neppi，‘Postwar Trials against Fascist Collaborationists and Partisans：The Piedmont Experience’，in Jonathan Dunnage（ed.），After the War：Violence，Justice，Continuity and Renewal in Italian Society（Market Harborough：Troubador，1999），pp.48-58；另可参阅Claudio Pavone，“The General Problem of the Continuity of the State and the Legacy of Fascism”，in Dunnage，Jonathan（ed.），After the War：Violence，Justice，Continuity and Renewal in Italian Society（Market Harborough：Troubador，1999），p.18。

[29] Modona，Guido Neppi，‘Postwar Trials against Fascist Collaborationists and Partisans：The Piedmont Experience’，in Jonathan Dunnage（ed.），After the War：Violence，Justice，Continuity and Renewal in Italian Society（Market Harborough：Troubador，1999），pp.53-4.

[30] Pansa，Giampaolo，Il sangue dei vinti（Milan：Sperling，2005），p.369.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p.47-8，认为不超过50人被处决.

[31] Dondi，Mirco，La lunga liberazione：Giustizia e violenza nel dopoguerra italiano（Rome：Riumiti，2004），pp.142-4；Pansa，Giampaolo，Il sangue dei vinti（Milan：Sperling，2005），pp.316-26.

[32] Testimonies of Valentino Bortoloso and Pierina Penezzato，interviewed by Morgan，Sarah，‘The Schio Killings：A Case Study of Partisan Violence in Postwar Italy’，Modern Italy，vol. 5，no. 2（2000），pp.154-5.

[33] Rousso，Henry，‘The Purge in France’，in Jon Elster（ed.），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03.

[34] 关于百分比和统计数字，参阅Rousso，Henry，‘The Purge in France’，in Jon Elster（ed.），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06-8。关于数字的轻微差异，参阅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46；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34。

[35] Conway，Martin，‘Justice in Postwar Belgium：Popular Passion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in István Deák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34；Huyse，Luc，‘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s a Political Actor in Regime Transitions：The Case of Belgium，1944-50’，in István Deák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61-2.

[36] Conway，Martin，‘Justice in Postwar Belgium：Popular Passion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in István Deák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34，140，148；Huyse，Luc，‘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s a Political Actor in Regime Transitions：The Case of Belgium，1944-50’，in István Deák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61-2.

[37] TNA：PRO FO 371/47307，British Embassy in Copenhagen to Foreign Office，3 August 1945.

[38] Le Monde，13 January 1945；Farge，Yves，Rebelles，soldats et citoyens（Paris：Grasset，1946），pp.243-50；Novick，Peter，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London：Chatto & Windus，1968），pp.76-7.

[39] Nøkelby，Berit，‘Adjusting to Allied Victory’，in Henrik S. Nissen（ed.），Scandinav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trans. Thomas Munch-Peterse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p.319-20；Derry，T. K.，A History of Modern Norway 1814-1972（Oxford：Clarendon Press，1973），pp.405-6；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45.

[40] MacDonogh，Giles，After the Reich（London：John Murray，2007），pp.359-61；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52.

[41] 人口数字来自Maddison，Angus，The World Economy：Historical Statistics（Paris：OECD，2003），pp.38-9。捷克（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人口估计来自Maddison，Angus，The World Economy：Historical Statistics（Paris：OECD，2003），p.96。捷克人口普查数字另见Gyurgyík，László，Changes in the Demographic Settle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Hungarian Minority in（Czecho-）Slovakia between 1918-1998，trans. Jószef D. Lőrincz（Budapest：Teleki László Foundation，1999），pp.38-9。其他数字来自如下来源：丹麦和挪威，Dahl，Hans Fredrik，‘Dealing with the Past in Scandinavia’，in Jon Elster（ed.），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48；比利时和荷兰，Huyse，Luc，‘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s a Political Actor in Regime Transitions：The Case of Belgium，1944-50’，in István Deák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61；法国，Rousso，Henry，‘The Purge in France’，in Jon Elster（ed.），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08，110，119-20，包括司法法庭处决的767人和军事法庭处决的769人；意大利，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p.47-8，Pansa，Giampaolo，Il sangue dei vinti（Milan：Sperling，2005），p.369，温和制裁数字不详；捷克，Frommer，Benjamin，National Cleansing：Retribution against Nazi Collaborators in Postwar Czechoslovak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91，220，243；奥地利，MacDonogh，Giles，After the Reich（London：John Murray，2007），pp.359-61，以及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52。

[42] Frommer，Benjamin，National Cleansing：Retribution against Nazi Collaborators in Postwar Czechoslovak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38；Huyse，Luc，‘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s a Political Actor in Regime Transitions：The Case of Belgium，1944-50’，in István Deák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65-6.

[43] 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51；Huyse，Luc，‘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s a Political Actor in Regime Transitions：The Case of Belgium，1944-50’，in István Deák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63，166-8；Frommer，Benjamin，National Cleansing：Retribution against Nazi Collaborators in Postwar Czechoslovak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272-7.

[44] 关于各种法律问题，参阅Novick，Peter，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London：Chatto & Windus，1968），p.209；Huyse，Luc，‘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s a Political Actor in Regime Transitions：The Case of Belgium，1944-50’，in István Deák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59-69；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p.44-5；Nøkelby，Berit，‘Adjusting to Allied Victory’，in Henrik S. Nissen（ed.），Scandinav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trans. Thomas Munch-Peterse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p.320-21。

[45] TNA：PRO FO 371/48994，Sir H.Knatchbull-Hugessen to Churchill，2 July 1945.

[46] Huyse，Luc，‘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s a Political Actor in Regime Transitions：The Case of Belgium，1944-50’，in István Deák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63.

[47] 参阅Tony Judt’s seminal essay，“The Past is Another Country：Myth and Memory in Postwar Europe”，in Deák，István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296，298.

[48] MacDonogh，Giles，After the Reich（London：John Murray，2007），pp.348-57；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p.53-61；Botting，Douglas，In the Ruins of the Reich（London：Methuen，2005），pp.315-53.

[49] 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61.

[50] 如可参阅Fabienne Frayssinet，“Quatre saisons dans les geôles de la IVe République”，Écrits de Paris，July 1949，pp.114-25；and the story of the rape and torture of a forty-three-year-old woman in Villedieu-sur-Indre，in La Gerbaude，1951，issue 2，引自Aron，Robert，Histoire de l’épuration：De l’indulgence aux massacres，Novembre 1942-Septembre 1944（Paris：Fayard，1967），p.572。对比更为公允的官方调查，即在安德尔，在普瓦提埃拉沙文内里拘留营，在巴黎德朗西拘留营的调查：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p.139-40；以及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Paris：Perrin，2001），pp.109-15，509-10。

[51] 关于所有相互冲突数字的讨论，参阅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32；Rousso，Henry，‘The Purge in France’，in Jon Elster（ed.），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93-7，119；Novick，Peter，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London：Chatto & Windus，1968），pp.202-8。

[52] 如可参阅Mungone，G.，Operazione rossa（Padua：Tipografia Gori di Tognana，1959），p.x。关于这些数字的讨论，参阅Pansa，Giampaolo，Il sangue dei vinti（Milan：Sperling，2005），pp.365-72；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216-18。

[53] 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166-7.

[54] 关于1.2万至1.5万人于战后被杀的数字，参阅Pavone，Claudio，Una guerra civile：Saggio storico sulla moralità nella Resistenza（Turin：Universali Bollati Boringhieri，2006），p.511；以及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67。关于2万人的数字，参阅Pansa，Giampaolo，Il sangue dei vinti（Milan：Sperling，2005），p.371。关于数字的讨论，参阅Pansa，Giampaolo，Il sangue dei vinti（Milan：Sperling，2005），pp.365-72，以及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216-18。

[55] Pansa，Giampaolo，Il sangue dei vinti（Milan：Sperling，2005），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