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与其顾问

对英语读者来说，尼古拉二世被欺骗几乎不言自明。1900年，俄国末代沙皇试图维持君权神授的原则，而250年前，查理一世（Charles I）为此掉了脑袋。尼古拉二世的做法就好比乔治五世仍想实际统治大不列颠。某种程度上，这个比喻不错，因为作为皇室同辈亲属，二人有不少共同点。两人年轻时都曾担任军官，都尊重对权威服从、对传统和制度忠诚、顽强的爱国主义这些军事价值观。身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地主，他们奉行自身所属阶级的本能性家长主义，相应的，他们甚至更天真地期盼得到敬重。尼古拉自诩为俄国人民的沙皇，可他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和德国公主亚历山德拉的夫婿，而亚历山德拉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最宠爱的外孙女。1905年，尼古拉二世面临没收绅士的土地以保证农民继续忠于君主制的呼声，这时他人格中的不同层面发生冲突。在其统治生涯中，这种情况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出现。^[4]

首先，尼古拉二世热爱俄国。在他看来，罗曼诺夫王朝和专制政府制度的存在，目的是维护俄国的利益与尊严，而非反过来。当然了，他认为俄国的特性与命运完全同君主国交织在一起，尽管如此，为了他眼中的国家事业，他随时准备好牺牲自己。尼古拉的导师回忆道，尼古拉还是孩子时，每当读到爱国的国王受人民爱戴、保护人民、引领人民迈向荣耀的故事时，他的眼中就会闪光。虽然是多民族帝国统治者和欧洲君主中的一员，他却认为自己是彻头彻尾的俄国人。正如尼古拉所说，他不相信有人比他更能代表俄国人。^[5]

尼古拉二世（左）与乔治五世

尼古拉用俄国的亲斯拉夫保守主义的典型方式浪漫化俄国农民，并认为自己掌握了“俄国特性”的精髓。尼古拉在位时，沙皇的宣传机构极力强调君主制的广泛基础，沙皇被描述成不知疲倦地为人民谋福利，他深知他们的疾苦，将农民的福利当作自己最奋力争取的事。一战即将爆发前的数月中，在尼古拉一张知名并广为传播的照片中，他身着列兵的新战斗制服，他穿着这身衣服——这一点被指出来了——带着全套装备，进行了一日行军，从而确保新衣服和新靴子适合使用。^[6]

大众政治时代，把君主刻画成如此形象是理性之举，可尼古拉本人与宣传所面向的农民受众一样狂热相信它。1903年，在俄国农村深处，人们为萨罗夫的圣塞拉芬封圣一事举行庆典。尼古拉的文风一向克制，然而当描述典礼上自己的敬畏感以及如何同信奉东正教的臣民交流时，他几乎使用了诗一般的语言。^[7]1905年革命与其对民众憎恨现存秩序一事的佐证，令尼古拉二世大吃一惊。他视自己为臣民的父亲，认为革命证明了精神上既非俄国人、民族性上往往也非俄国人的革命派可以用虚伪承诺轻易引诱民众。睿智的父亲保护孩子不被诱惑，但他明白，短期内，他可能因为这种做法被咒骂。在此意义上，1905年事件甚至让他更加相信，为了保护俄国人不被他们最糟的直觉所害，为了使国家免遭混乱，专制政府是必要的。即便如此，1905年后尼古拉又能在臣民中活动，并能体会到他们的忠诚，这令他感到宽慰。这类场合的第一次是纪念1709年彼得大帝在波尔塔瓦击败瑞典军一役200周年的庆典。沙皇尼古拉的确喜欢听他统治的农民讨论其生活，他和别人交流时也表达了自己对此的喜好。波尔塔瓦纪念仪式上，法国武官马东（Matton）上校遇见尼古拉，并记下了沙皇的话：“‘是，’他对我说，他是指针对他的欢呼，‘现在我们不在圣彼得堡了，没有人能说俄国人民不爱他们的沙皇。’”^[8]

尼古拉二世身着列兵制服，并抱着皇长子阿列克谢（Aleksei）

尼古拉认为，东正教沙皇及其臣民的交流以及这种交流所含的责任独一无二。这触及尼古拉从童年开始就深受熏陶的君主制意识形态核心。对于皇后等尼古拉眼中最忠于他和他的王朝的人来说，这也是他们根深蒂固的信念。这种观念鼓舞沙皇对其角色的信心，也让他觉得，对于关乎人民福祉的重大事项，他得保留最终决策权。当然了，尽管他真诚地持此观点，却很幼稚，甚至很自私。尼古拉活着时，俄国农民的生活与精神世界发生巨变。沙皇皇宫与农村相距甚远，乡村地区状况的改变不易被察觉。尼古拉几乎全年待在克里米亚或位于圣彼得堡郊外的宫殿，于身于心他都远离城市中长大的新一代俄国人，于心而言，这一点往往更明显。他忠于旧俄国的地主、教士、军官。身处混乱的近卫团军官中，他总是最感放松。尽管如此，就连他同俄国贵族的关系也越发僵化。老于世故的圣彼得堡认为他不能激励人心，同时也鄙视循规蹈矩、腼腆羞涩、不擅社交的亚历山德拉皇后。沙皇感到被圣彼得堡上层阶级孤立和疏远，其妻更有同感，于是他们越发坚信沙皇父亲与其忠实臣民之间的联系。

君主与臣民之间隔着一堵礼仪与仪态之墙，因为它的存在，君主几乎生来就失去接触民生的机会。臣民与君主交谈时大都立正，让他主导谈话，从不反驳。就连大部分大臣也和君主保持较远距离。对置身于俄国政局中心的这个人来说，关键在于他不喜欢政客，而且他的气质与性格都不适合政治世界。不只俄国保守主义者，就连俄国民间智者也说，虽然沙皇是君子，但他的很多官员是没有心肝的恶棍。这无疑证实了尼古拉的基本直觉，促使他不愿把臣民的命运交付给总是行走于政治世界的野心勃勃、自私自利、咄咄逼人之辈。沙皇敏感又易受影响。他的父亲过早辞世，1894年，26岁的他接过皇位。对沙皇这一角色来说，他也太年轻了，而且全无经验。所有这些使得他害怕被顾问掌控，并决心保留他们无法触及的私人家庭。不同于其祖父或父亲，尼古拉的顾问根本算不上他的朋友。沙皇厌恶争执与顶撞，他往往表面上同意他人，然后自行其道。这让他背上不可信赖、狐疑不决的名声。^[9]

尽管这种批评有一定道理，但其中所暗含的纯个人因素之外的东西却要多得多。俄国的处境艰难且严重自相矛盾。如若大大简化这一复杂困境，那么1905～1914年俄国政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浓缩为一个问题：是否遵循所谓的西方政治发展模式，趋向公民权利与代议制政府？尼古拉一只耳朵听着更主张自由主义的顾问发言。他们告诉他，除非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否则他无望保住受过教育的现代俄国的忠诚，政权注定灭亡。此建议很可能是对的。尼古拉的另一只耳朵听着保守派大臣的看法。他们告诉他，任何形式的自由政体都会拉开防洪闸，使当前俄国陷入社会与民族革命的旋涡，更不用说民主政体了。不幸的是，他们很可能也是对的。找到一条走出此等困境的俄国特色道路需要杰出领导力以及想象力，还需要运气。然而，尼古拉二世只是个普普通通且并无好运的政客。国家面临严重困难，无怪乎他视君权为拯救俄国于危难的必要因素。

相信专制的必要性是一回事，成为杰出的专制者却是另一回事。与在其他任何组织中一样，俄国政府的工作深受最高领导人性格的影响。然而这一次，结构问题亦牵涉其中。上层政客对尼古拉二世的很多非议复现了他们对其父亲的非议，尽管亚历山大三世意志坚决，很有权威。皇族的首席管理者一直难以自如地操控俄国政府机器。每年它都变得更庞大、更复杂，所以情况越来越糟。1881年亚历山大三世继位时，圣彼得堡有23000名公务员；到1914年，这一数字已增至52000名。私人秘书可以帮助首席管理者游刃有余地处理复杂政务，并为他汇集各方意见，可是首席管理者没有真正的私人秘书，这无助于改善事态。哪怕是试图建立这类机构的保守尝试，大臣们也会对其强烈抗议。这不仅仅是普通政客对权力的渴望。不管想办成什么事，大臣们都得和圣彼得堡城中纠结的阴谋和官僚政治斗争，他们不得不在一个官僚机构不足的广袤国家贯彻其决策。为达此目的，他们需要专制统治者毫无保留地完全支持自己。大臣决心控制君主，而君主无疑想保持其独立性。这有助于理解俄国政局中心的很多冲突和不稳定。^[10]

沙皇对政府的积极干预必然会衰减。他对政府中某些领域的关注也远远超出对其他领域的。他就像典型欧洲君主一样，把军事和外交事务作为最优先事项。军队是一个庞大复杂的机器，而监督俄国外交要简单些。俄国档案馆中，所有重要通信以及一堆外交部的其他文件都被尼古拉二世用标志性蓝蜡笔标注过。1905～1906年的宪法改革没有理由改变对外事务密切关涉沙皇的状况。相反，1906年4月的《基本法》强调，对外政策不受杜马干涉，外交大臣只对君主负责。^[11]尽管大臣会议是个新机关，设立它的初衷却是协调执行部门，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归它管。有人提议由相关大臣和年长政客组成会议，监督并协调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这一建议被君主和外交大臣否决，因为这会限制他们。无论如何，事实上，1905年以后对外政策的实施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12]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00～1905年俄国政坛，特别是尼古拉本人吸取的可怕教训。君主再也没有试图在官方顾问背后操控对外政策。外交部的主导文化与常规也发生了巨变。1906～1916年，以外交部领导人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Aleksandr Izvolsky）和谢尔盖·萨佐诺夫为代表的新一代高级官僚，具备强烈的军团精神和专业知识，并且相信自己为国家和俄国服务，而非仅仅为君主效力。1900年，上层国内大臣中盛行这种精神。1906年，伊兹沃利斯基接替弗拉基米尔·兰布斯多夫伯爵任外交大臣，这一精神于是也攻克了旧王朝的最后一座堡垒——外交部。^[13]

1900～1906年担任外交大臣的兰布斯多夫是守旧派。他出身于宫廷贵族家庭，对罗曼诺夫王朝无疑忠心耿耿，因为亚历山大二世曾替他父亲偿清债务。兰布斯多夫称尼古拉二世为“那个可怜的年轻人”，前者对待后者的态度介于溺爱的伯父和忠实的家仆之间。关于19世纪晚期的俄国政府和俄国对外政策情况，兰布斯多夫的日记是最佳材料之一。作者一点儿也不蠢，他不仅拥有对国际关系现状的睿智把握力，还从人性出发推崇和平，害怕军备竞赛和军国主义的危险与消耗。然而，兰布斯多夫为人羞怯内敛，很难称得上强势。他还是个同性恋。外交大臣呼吁采取审慎务实的对日政策，而在尼古拉的内部圈子中，他称呼兰布斯多夫为“夫人”，此举无助于让他重视兰布斯多夫的呼声。宫廷司礼官保罗·本肯多夫（Paul Benckendorff）伯爵写道，兰布斯多夫的“存在方式（maniere d’être）与其整体人格使人们惯于忽视其建议……某人（即尼古拉二世）已经习惯仅仅把他当成执行命令的秘书。不幸的是，他是某人喜欢的大臣类型。”^[14]

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与兰布斯多夫截然不同，他是另一个时代的产物。伊兹沃利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兰布斯多夫“主张令人震惊的理论。他说在俄国，除非被君主罢免，外交大臣不能辞职，而外交大臣的唯一职责就是研究有关帝国外交关系的问题，并向沙皇提交结论。沙皇本质上是专制的，所以外交大臣必须听从他的决策”。由此可见，伊兹沃利斯基在职时不可能执行他根本就反对的政策。和兰布斯多夫不同，如果尼古拉瞒着外交大臣信任非官方顾问，伊兹沃利斯基会辞职。1910年接替伊兹沃利斯基的谢尔盖·萨佐诺夫更是如此。他比前任更雄心勃勃，也更幸运。君主需要把对日常外交的管理托付给大臣，并委任能干官员来达成目标，而外交部的这一转变越发构成对君权的限制。如果尼古拉二世无法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伊兹沃利斯基和萨佐诺夫，后二者就更无法这样对前者了。要是沙皇不赞同外交大臣的政策，他绝不会长期容忍后者。君臣每周私下聚会一次，以便讨论政策，这种会谈并无书面记录。哪怕1906～1917年君主和外交大臣所用的策略不同，档案馆中能查到的相关文件也寥寥无几。^[15]

尼古拉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俄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同法国结盟。虽然他从未试着挑战这一点，但在其统治的前半期，俄国与德国的关系大体不错，沙皇也乐于淡化任何德国威胁论。^[16]正如我们所见，他的首要任务是俄国在亚洲的推进。1904～1905年这一政策以灾难收场时，俄国在国际上相当容易被攻击，尼古拉二世对此再清楚不过，于是他同意接受表亲威廉二世把德国、法国、俄国组建成大陆同盟的做法。两种情况下，尼古拉的基本理念都没错：俄国能在亚洲赢得很多东西，大陆同盟符合俄国利益。可是，不切实际的设想与糟糕策略毁了两次行动。1906～1914年，尼古拉二世不再独立行使对外职能。那些年，先任财政大臣、后任首相的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Vladimir Kokovtsov）在回忆录中写道，尼古拉非常了解国际事务和俄国对外政策。事实上，只是沙皇相信政府选择了正确道路，对俄国对外政策不需施加多少操纵或变更。^[17]

尼古拉二世同他的父亲一样，关心博斯普鲁斯海峡远甚于关心巴尔干斯拉夫人。1896年，征服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提议深深吸引着沙皇，要不是财政大臣谢尔盖·威特强烈呼吁，以及当时俄国把在东亚的扩张置于最优先地位，沙皇很可能会去夺取海峡。尼古拉警惕地审视土耳其境内德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1914年，比起放任柏林在土耳其悄悄建立被保护国或控制海峡防务，尼古拉更愿意开战。此外，19世纪70年代，俄国为巴尔干斯拉夫人所做的牺牲未得好报，尼古拉二世同亚历山大三世一样对此失望。他不愿意单纯为了斯拉夫人的利益拿俄国的安全冒险。无论如何，正如1899年他对德国外交大臣和未来总理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所说，他认为沙皇不能完全无视俄国传统以及俄国人民的历史使命感——认为自己是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与东正教社区的保护人。由此出发，他给予亲斯拉夫爱国者一定的许可和尊重。^[18]

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仍受王朝的联系和关系影响。同祖父亚历山大二世相比，尼古拉明显不那么关心霍亨索伦家族的亲戚，但是他又不像父母尤其是母亲那样讨厌他们。1905～1914年，尼古拉和威廉二世几乎每年会面，并互相承诺维持和平。如果说尼古拉太重视一般君权尤其是威廉二世的和平许诺，他的这个错误也远远算不上稀奇。他心怀感激地记得1905～1906年德皇的支持和克制，当时俄国无力自保，德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取得欧洲霸权。尼古拉二世还认为，尽管德国君主夸夸其谈、歇斯底里，但通常来说，他却是德国政府中和平力量的代表与保证。这一看法也没错。^[19]

尼古拉同哈布斯堡家族的关系要冷淡疏远得多。宗教不允许两大王朝联姻：与信奉新教的公主不同，信奉天主教的公主嫁入外邦王朝后不可放弃信仰。尼古拉最后一次会见奥地利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是在1903年，虽说1912年秋天两人计划在位于波兰的尼古拉的狩猎小屋会面，但因为皇太子阿列克谢几乎病入膏肓，此次会谈并未举行。自克里米亚战争开始，两大王朝的关系就再未呈现出任何真实的友好。为了国际王朝的团结事业，罗曼诺夫王朝付出巨大代价，于1849年匈牙利革命浪潮中拯救了哈布斯堡王朝，而哈布斯堡家族没过几年便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支持英法，因此罗曼诺夫家族永远不会原谅他们。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中，奥地利驻俄国大使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Leopold Berchtold）援引了两国的友好传统，一向十分礼貌寡言的尼古拉二世差点儿当着他的面怒斥他。五十年前奥地利就背叛了这一事业，他至今对此仍然愤愤不平。^[20]

1914年，尼古拉二世显然觉得他没有义务保障奥地利的存续。除了在巴尔干半岛的传统敌对，奥地利鼓励乌克兰运动一事也令沙皇恼火。最重要的是，尼古拉二世和很多俄国人一样，谴责维也纳把柏林卷入巴尔干半岛冲突，而历史上霍亨索伦家族对此地区无甚兴趣。若是哈布斯堡君主国向所谓的三元方向发展，斯拉夫人在某种联邦体系中就会与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平起平坐，而尼古拉二世也不太赞成这种转变。某种层面上可以这样理解：基于此重建的奥地利可能成为沙皇制度的突出谴责者和有力竞争者，这不仅对波兰人、乌克兰人等俄罗斯帝国的少数民族的忠诚度有重要影响，也对巴尔干的斯拉夫民族有重要影响。然而，要是俄国既反感德奥同盟，又讨厌奥地利向亲斯拉夫方向转变，它就否决了哈布斯堡帝国一切有望实现的未来。

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俄奥关系非常紧张。尼古拉二世有时认为奥地利帝国日后必定解体，甚至乐意见到它解体。^[21]他没有解释如此重大的地缘政治剧变如何不演变成欧洲战争。他的态度再现了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到的那点：沙皇认为他是俄国人，他的帝国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与荣耀。他丝毫不觉得俄国的命运会与哈布斯堡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多民族帝国的命运一样。俄国上层阶级大都持此观点。但是俄国沙皇对哈布斯堡困局更具同情心与洞察力，他本该为俄国对外政策做出更明智的贡献。

尼古拉的确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保持独立，并将其立场施加于俄国政府，那就是1905年以后他坚持在波罗的海重建俄军舰队。尽管资源短缺，议会与很多政府成员也不欢迎海军，可尼古拉态度十分坚决，最终迫使首相兼内政大臣彼得·斯托雷平（Petr Stolypin）、财政部、军队领导层接受他的意见。为了挪用资金修造波罗的海舰队的无畏舰，一些项目被搁置了，比如使俄国陆军重炮不再远远落后于德军的计划。当时，尼古拉因此饱受批评，历史学家也大多支持批评者。一战期间，波罗的海舰队毫无建树，其船员日后倒是大大推动了革命事业。此外，缺少重炮、先进通信科技、老练军士是陆军在野战中败给德军的原因之一。^[22]

批评者是正确的，但尼古拉的方针也容易理解。1908年，哪怕是陆军总参谋长费奥多尔·帕利岑（Fedor Palitsyn）也认为，圣彼得堡极难抵挡野心勃勃的敌军攻势，巩固防御应为政府的当务之急。起草圣彼得堡防卫计划的尼古拉·谢格洛夫（Nikolai Shcheglov）上尉亦坚信，目前单靠鱼雷船、水雷、潜水艇和沿海火炮还不足以巩固圣彼得堡的防御——必须有一支舰队。1914～1917年，德军舰队忙于同英军战斗。我们无法判断，假如英国中立，德军是否会尝试进攻圣彼得堡。然而在1914年之前，没有哪个俄国领导人指望英军能与俄国并肩作战，抑或把德军舰队引出波罗的海。要是没有战舰修造计划，波罗的海船坞就得关闭，关键技术就会消失。尼古拉考虑了所有这些因素，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很可能是俄国的声望。在那个年代，无畏舰是一国国力与现代化水平的最高体现，就连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都致力于打造无畏舰舰队。如果俄国成了唯一没有无畏舰舰队的大国，那就等于发表了令人震惊的宣言，承认自己无能。^[23]

由此可见，尼古拉非常在乎俄国的国际地位与他眼中的俄国荣誉。他认为日俄战争令俄国蒙羞，两件事强化了他的看法：1908～1909年波斯尼亚危机中，俄国需要在德奥施压下退让；1912～1913年巴尔干危机中，俄国需要在奥地利动用被尼古拉视为武装敲诈的手段时退让。弱势军力令人深怀怨愤。尼古拉肯定并不想追求战争或军事冒险。不论他曾在这个方向上有何意向，它们都被日俄战争彻底毁灭了。沙皇现在渴望和平，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他害怕革命，也因为他的确觉得自己对臣民的生命和福祉负有责任。然而，尼古拉在军队中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他的基本价值观和直觉体现着深厚的军事思维。首先，他和他的军官对荣誉怀有相同信念。照科科夫佐夫的说法，尼古拉喜欢把俄国想象得十分强大，以至于无人敢践踏其尊严或利益。然而，要是真有人这样做，军官信条就要求不计一切个人安危来捍卫荣誉。对尼古拉和俄国上层阶级全体成员来说，懦弱是最坏的人之恶习。^[24]

战前那些年，尼古拉的亲戚对俄国对外政策皆无重大影响。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沙皇在罗曼诺夫家族中最重视妻子的意见。战时，声称皇后是德国人和叛徒的声音大大损害了君主国。其实，这纯属毫无根据的诽谤。黑森公主亚历山德拉对威廉二世和霍亨索伦政权并无好感，她明显更喜欢她挚爱的维多利亚外祖母所在的英格兰。1894～1906年，俄英极有可能开战，如果真的开战，亚历山德拉就会被轻易指责为“英国女人”，这似乎更显公允。然而，并无证据表明1914年之前她和她的宠儿格里戈里·拉斯普京对俄国对外政策有任何影响。战前，拉斯普京就战争发表了几句模棱两可的评论。讽刺的是，与自封的俄国民族主义代言人的狂热言辞相比，拉斯普京显得更理智。这些人大都缺乏关于奥斯曼帝国民族关系的第一手经验，拉斯普京则不然。他如此评价巴尔干基督徒之间的冲突：“土耳其人在宗教问题上更公正、更平静，你可以看到是这么回事——但是报纸不会这么说。”^[25]

1909年，尼古拉的叔叔弗拉基米尔大公去世，这意味着，执着于同霍亨索伦家族的旧日王朝联系的罗曼诺夫族人中，最后一位有影响力的也死去了。罗曼诺夫家族中的其他男性大多支持法国。沙皇的男性长辈亲属中，最重要的亲法人士是尼古拉大公尼古拉耶维奇（Nikolaevich），他是尼古拉隔一代的同辈亲属。1905年10月，革命进入高潮，尼古拉大公被视为必要时最适合领导军事独裁政权镇压革命的人。接下来四年，他主持新设机关国防会议，协调陆军和海军的备战工作。因此1905～1908年，尼古拉大公对军务有很大发言权。相形之下，他在对外政策上的影响明显微弱且短暂。大公是亲斯拉夫事业和巴尔干斯拉夫人事业在俄国的最坚定支持者。1877～1878年，尼古拉大公之父曾在巴尔干半岛指挥俄军，而大公从他那儿继承了亲法与亲斯拉夫倾向。他的妻子和弟媳都是黑山国王之女，这种联姻是巴尔干民族主义狂热的王朝式、黑山式特定变体。大公是公认的最具“民族性”的罗曼诺夫族人，1914～1915年他任军队最高司令时，这一点产生了极大影响。他的魅力令沙皇黯然失色。尼古拉大公同大多数罗曼诺夫族人一样身材高大，在他面前，尼古拉二世显得更矮小，这无助于改善事态。^[26]

沙皇在位期间，对他影响最深、最持久的非官方顾问是弗拉基米尔·梅谢尔斯基（Vladimir Meshchersky）公爵，此人死于一战爆发前夕。公爵出身于旧贵族之家，却并非腰缠万贯。长期以来，他是尼古拉之父的朋友与顾问。他是《公民报》（Grazhdanin）的编辑，尼古拉阅读并赞助这一报纸。梅谢尔斯基也会私下拜访沙皇并同他长谈。尼古拉统治期间，公爵的作用逐渐减弱，可是梅谢尔斯基暮年时却给予他重大影响。圣彼得堡沙龙是个充溢嫉妒与幽闭恐惧的世界，梅谢尔斯基被此中人普遍斥为保守党代表、对沙皇施加不正当影响者与同性恋者。根据某些说法，他甚至和拉斯普京并列，被认为是沙皇制度晚期的恶魔。梅谢尔斯基当然不是圣徒，可也不是傻瓜。《公民报》相当值得一读。^[27]

同20世纪晚期英国激进圈子中使用术语“法西斯主义者”一样，尼古拉治下俄国的自由主义者经常过度使用“保守党”这个词来描述政敌。然而，就梅谢尔斯基而言，这种说法是准确的。在某些方面，公爵的影响力既保守又危险。举个例子，俄国档案馆所藏沙皇的私人文件中有梅谢尔斯基的笔记。这些文字称，为俄国的利益行使专制君权是尼古拉的天赋使命，敦促他奉行专制，还使他更加怀疑大臣在篡权。然而，同一份文件也证明，真保守党的建议并不全然愚蠢或邪恶。梅谢尔斯基在《公民报》发表文章的最大目的是否定政府、右翼民意和《新时代报》靠动员俄罗斯民族主义为政权赢得支持的行为。梅谢尔斯基写了一篇又一篇文章，批评在多民族帝国内煽动俄罗斯人对少数民族敌意的一切做法，他说这些举动在道德上站不住脚，在政治上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当时，俄国右派多支持欠缺理智、有时狂热化的反犹主义，梅谢尔斯基也就此发出相对而言得体节制的呼吁。他给尼古拉二世的笔记呼吁平等对待帝国民族，并如此作结：“垂死的小偷露出慈悲之心时，十字架上的基督没问他的信仰和民族就许诺让他上天堂。”^[28]

在对外政策上，梅谢尔斯基的观点虽保守但绝不愚蠢。他的意见准确响应了“宫廷派”的传统路线。他称，政策应由专业外交官制定，应受专业知识、谨慎和理性指导。自封的“公众意见”先行官错误地自称为俄国人民代言，而对外政策不应该受这些人的华丽辞藻摆布。梅谢尔斯基尤其讨厌《新时代报》与该报的声明——通过主张军事民族主义和亲斯拉夫对外政策来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梅谢尔斯基反驳说，《新时代报》鼓吹的所谓爱国情怀是空洞谎言，同俄国人民的利益和真正爱国主义毫无干系。他补充道，俄国平民对巴尔干之争不感兴趣，他们正确地认为此事与自己的生活和利益没什么关系。俄国政府应该一门心思捍卫俄国的根本利益，让巴尔干人设法自我解放，并避开不仅容易危及俄国人性命，还容易危及俄国帝国生存的一切涉外瓜葛。梅谢尔斯基鄙视主张自由、反对宗教的法兰西共和国，一直厌恶法俄同盟。即使骨子里没那么仇视君主制的英国，他也非常担心1907年签订的英俄条约会疏远德国，进而威胁俄国、保守主义与和平的利益。梅谢尔斯基几乎毫不掩饰地表示，他相信俄国的真正利益和安全在于恢复同德国、奥地利这两个君主制邻国的友谊。尼古拉听信公爵的话，有时受他对内政的看法影响。寻找梅谢尔斯基在对外政策上的影响痕迹要难得多。^[29]

基本点在于，1906～1914年，俄国沙皇与其大臣操纵对外政策，非正当影响力几乎起不了作用。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外交部，这是本章第二节的主题。此外，陆军和海军也扮演重要角色，它们是本章第三节的主题。在由谁决定俄国对外政策的故事中，最令人困惑的部分是主持国内政务的俄国“首相”（换言之，大臣会议主席）的角色。按照法律的严格规定，主席起的作用应该很小。虽然俄国宪法在一定程度上移植于德国宪法，但在首相权责方面却明显未借鉴德国——德国宰相的权力既涵盖内政，又覆盖外务。这种忽略绝非偶然：一个俄国“首相”会惹恼官方意识形态，并削弱俄国专制君主的实权。成立大臣会议的法令只字未提主席在外交中的角色，哪怕是大臣会议能否讨论特定对外事项都由沙皇决定。^[30]

事实上，1906～1914年，首相在对外事务上的影响力变化很大。1905年10月至1914年8月，伊万·戈列梅金（Ivan Goremykin）任首相，在两届任期中，他很少干涉对外事务。一方面，1909～1911年，彼得·斯托雷平的权力达到巅峰。人们认为，即便事关对外事务时，他的影响力也有可能超过沙皇和外交大臣。1911年9月斯托雷平遇刺，财政大臣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接替他任首相，而此人在大臣会议和内政中的地位一直不及前任。到1913年，就连初始时科科夫佐夫对国内政策的有限掌控力都显著减弱。另一方面，1912～1913年，科科夫佐夫已在俄国外交决策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他颠覆了法律条文。

1914年1月，伊万·戈列梅金接替科科夫佐夫任首相（这是他第二次出任首相），此后主席在对外事务中的影响力几乎消失，这助长了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的权力。1910年，萨佐诺夫首任外交大臣，受连襟斯托雷平控制，这种裙带关系绝非偶然。后来，萨佐诺夫和科科夫佐夫共同管理对外事务。科科夫佐夫下台后，萨佐诺夫在对外政策上的权威盖过国内所有大臣。然而，影响力最大的却是农业大臣亚历山大·克里沃舍因（Aleksandr Krivoshein）。这一影响力当然不是缘于他的官职，而是缘于尼古拉二世与大部分大臣同僚对他的信任。在大多数政治体制下，关键对外政策由少数人内部决定，尽管决策者常受外力影响。这一小群俄国决策者同更广阔的圈子和社会舆论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变，难以描述。但这是理解俄国对外政策的关键。

1914年以前，确有三位首相影响过对外政策，其中，1905～1906年任职的谢尔盖·威特任期最短，而且他的心思大多放在那些年的革命危机上。不幸的是，威特的任期时间很短，负担又太重，因为在俄国政客中，威特对国际关系与俄国对外政策有着新颖且颇具建设性的看法。威特从商人、经济发展专家以及前财政大臣的视角处理国际事务。他务实地相信，帝国进入了经济迅速发展时期，要不了多久就会成为富裕国家和全球经济的主角。他的首要考虑是保障一代人的和平，从而使俄国的经济潜能成为现实。经历过1905年革命后，他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欧洲战争的冲击将毁灭俄国的政权、社会和经济，所以他更加推崇和平。为了回避战争的危险，威特的策略是逐步建立法国、德国、俄国的大陆联合阵营，它根植于三国的共同经济利益以及法国资本、德国技术、俄国资源三者的天然结合。威特将此欧洲阵营同英美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并置，1907年他反对俄国与英国签订协议，理由是德国会对俄国不满。^[31]

谢尔盖·威特

1906年，威特卸任首相，他希望被任命为驻巴黎大使，从而同法国的金融商业圈合作，促成法德和解。俄国外交官员不喜欢外人插手外交，他们大多不赞成这一提议。外交官们也担心，法德在共同经济利益基础上和解会让俄国付出代价。威特声称，强调共同经济利益可消除法国对德国的敌意，或许他夸大了此举的可行性，但是当时俄国正陷于国际争端旋涡，他的眼光和经历或许可为此注入新颖且十分有益的内容。1913年，德国已是俄国截至当时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大帝国中，一国的安定对另一国干系重大，外交通信中很少提及这一点，更别提德国和俄国的党派政客与民族主义报纸上的文字了。俄国商业圈本身太分立、太涣散，无法进行有效游说。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各地经济利益存在冲突。俄国贸易和工业的很多领军人物不属于俄罗斯民族，这拉低了他们在政界的权重。就俄国工业而言，最高调的——常以莫斯科为基础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代言人不提团结德俄两大帝国的巨大首要利益，却强调奠定两国经济关系基础的1904年贸易条约有哪些不公之处（他们的话不无道理）。^[32]

俄国的主要政客中，唯独谢尔盖·威特有眼光、有魅力、有立场，能将维护欧洲大国的共同经济利益置于俄国对外政策和公众对国际关系观感的中心。不幸的是，1906年尼古拉二世严重怀疑威特，再也不乐意给予他关键职位。批评者称，这表明沙皇讨厌具备强大人格和决心的顾问，此言有些道理，但需要补充的是，整个俄国政界普遍像尼古拉一样，排斥并厌恶威特。^[33]

尼古拉治下，任期最长的首相是彼得·斯托雷平。他于1906年7月就任首相，直到1911年9月遇刺。执政期的前18个月，斯托雷平忙于应付国内事务，无暇顾及外交。然而在1908年1月，由于俄国面临在高加索地区与奥斯曼帝国开战的危险，对外事务被强加到斯托雷平身上。在讨论危机的特别会议上，他发现自己突然面对总参谋长的提议，内容涉及大规模动员俄国后备兵员以及俄军率先军事打击土军的可能性。此言所处的背景是，军方领导层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正在危险地扩张，或将穿越高加索的边境进入俄国。同一次会议上，外交大臣伊兹沃利斯基要求斯托雷平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俄国坚持到现在的严格防御政策会给我们造成非常不利的后果，有没有可能改变这种政策？或者说，现在他还能不能用大国外交大臣特有的强硬口吻说话，并相信国家有能力断然捍卫自身利益？”^[34]

彼得·斯托雷平

斯托雷平的回应是压倒性的。他的开场白是：“事态如此严峻，而政府对此一无所知，直到火烧眉毛，一想到这些自己就害怕，甚至惊慌。所有重大国事必须在大臣会议上深入讨论，导致远东灾难的原因之一是国家官员不够团结。”首相接着说，“他认为自己有义务果断宣称，外交大臣不要指望强势政策得到任何支持。我们才刚刚摆脱革命，而任何新动员都会推动革命事业……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可能在国际关系中冒险，就连积极主动都做不到。”俄国正恢复国力，再过几年，它就能用往日口吻发言了。可是在当前局势下，采取“非严格防御政策”之外的策略就说明“政府不理性”，还会“危及王朝的存亡”。^[35]

斯托雷平执政时从未偏离这一方针。1911年夏天，他给伊兹沃利斯基写了最后一封信，再次声明俄国需要和平，倘若不久的将来爆发战争，君主国可能灭亡。每过一年，斯托雷平就重申，俄国变得更强了，这种变强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还表现在军事上。新宪政秩序和爱国的市民社会的出现意味着，要不了多久任何挑衅俄国的敌人都将面对“完全觉醒的”俄国人的爱国回应。问题显而易见。斯托雷平营造的爱国的市民社会常常对国际关系和俄国国力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它的要求可轻易威胁和平事业。面对外国挑战俄国的利益和尊严时选择退缩的政府，当然不会赢得这种社会的尊重或支持。能否把外敌的挑衅拖延到俄国恢复国力后，完全取决于国际环境和其他国家的政策。^[36]

斯托雷平的继任者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不及前任和谢尔盖·威特强势，连体形都是如此。威特长得虎背熊腰，他的笨拙粗俗为他罩上一圈体现原始力量的光环。彼得·斯托雷平也是个高大英俊的男人，他留着大胡子，有个人魅力，擅长发表鼓舞人心的雄辩。相形之下，科科夫佐夫身材矮小，他认为优秀公共演说家应像学究，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的外号是“留声机”。威特和斯托雷平都来自圣彼得堡官场外，他们凭借自己的独到之处在所处圈子中脱颖而出。科科夫佐夫正相反，他从小在圣彼得堡长大，就任财政大臣前至少曾在俄国政府的四个国内部门任职。

担任威特的助理财政大臣时，科科夫佐夫的任务是让政府其他部门遵行预算准则。接着他成了国务会议秘书长，负责让国务会议通过新法，并调解不同部门之间的纷争。换句话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圣彼得堡官僚政客，这种人很难激起俄国社会的热情。^[37]

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

科科夫佐夫的女婿尼古拉·弗利格（Nikolai Fliege）认为，他的主要人格是“极其骄傲、雄心勃勃”。这是政界人士的普遍特征，而在嫉妒心充斥的圣彼得堡部门和各类沙龙中，尤为显著。与此同时，弗利格承认岳父的野心受道德和“冷静公正”的意识制约。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首先是个镇定自若、有条不紊的人，配合容易激动的谢尔盖·萨佐诺夫管理外交事务时，这些性格格外有益。^[38]

科科夫佐夫兼任首相和财政大臣，这既巩固了他的首相地位，也削弱了它。作为财政大臣，他能对同僚大臣施加额外控制，但也因此更不受欢迎。1910年2月，科科夫佐夫为彼得·斯托雷平撰写了一份关键备忘录，担任财政大臣时，他的政策从未偏离这份备忘录规定的原则。日俄战争与1905年革命期间积累的高额债务令科科夫佐夫胆寒。他决心挽救俄国信贷，不准备继续借款。像所有财政大臣一样，他关心沉重的军费预算负担是如何被挪用于经济文化发展的资金的。批评者声称科科夫佐夫把俄国的安全置于险境，对此，他辩称，俄国国防开支已达预算的32.4%，这同德国的19.9%和法国的26.1%形成明显对比。尽管如此，只要税收能满足军费需求，他就不会反对增加军费。

1908～1914年，经济的迅猛发展原则上使这一点可能实现。问题在于僵化简陋的税收系统：此时只有8%的收入来自直接税收。所得税与土地税扩大法案已起草完毕，但是科科夫佐夫不确定在由地主把持的议会能否通过。考虑到俄国的经济和行政管理现实，无论如何这些税种都不足以支持计划的军费增长。科科夫佐夫坚称，唯一的办法仍然是继续增加从国有伏特加垄断企业处获得的收益，而这些企业已然提供了全国收入的四分之一。他的话或许一点儿没错，可是他限制开支的做法激怒了一些大臣同僚，而对伏特加垄断企业的利用让他面临谴责，批评者说农民酗酒问题已非常严重，而他鼓励这种事。1914年1月，科科夫佐夫的敌人抓住这一点攻击他，使他下台。^[39]

威特和斯托雷平都有雄心勃勃的政治计划，而科科夫佐夫不同，他可以被轻易写成仅仅是为国家保管钱袋的人。就俄国对外政策而言，影响他的不仅有限制开支的愿望，还有他的天生悲观主义以及对非政府人员的智慧和能力的怀疑。个性和信念使然，科科夫佐夫不愿取悦民族主义者，也同杜马及党派政客保持距离。不出所料，这些性格使他极易受敌人攻击，他们称他是典型的圣彼得堡官僚，缺乏鼓动性和爱国主义，对俄国人民和未来不抱信心。

这些批评都有失公允。科科夫佐夫的爱国主义，部分源于对俄国乡村的童年回忆，成年后他依旧始终热爱农村。如果说在他眼中俄国的伟大欠缺虚荣和军力诉求，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觉得只要能保持和平，并让经济获得有利于成长繁荣的时间和空间，那么俄国日后定将成为强国。正如他曾对英国代办（chargé d’affaires）所说的，所有国家中俄国最不需要采取冒险或扩张的对外政策，因为它现有的广袤领土为其后数代提供了最广阔的力量前景。科科夫佐夫的爱国主义不是出于炫耀，当1918年德国提出帮他逃离布尔什维克俄国时，这种爱国情怀足以让他对之予以谢绝，尽管他的生命面临严重威胁。然而在战前，在德国和奥地利外交官眼中，科科夫佐夫强调他对德国文化和经济成就的仰慕，他一直是俄国政客中最理智、最能调和的人。1914年7月，政府最高层失去了他的冷静、怀疑主义以及对和平的执着追求。考虑到当时中央机关所面临挑战的规模和残酷性，科科夫佐夫的这些品质很可能不会让局势发生决定性变化，但他也可能争取更多和平时间，从而利用外交手段扭转灾难局面。^[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