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结盟”为“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提供了一条可以倾斜但不至于倾覆的道路：这一思想是不承诺于冷战中的任何一方，但保留作出承诺的可能性。按照这种方式，如果来自某一个超级大国的压力过大，某个较弱小的国家就会以威胁同另一超级大国结盟来实现自卫。

南斯拉夫——并非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率先开启了这一进程。铁托在1948年并没有受到斯大林的谴责：他当时是并且始终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他决定不能为了意识形态的团结一致而牺牲国家主权，并且同当时其他大多数东欧领导人不同，他也不需要那么做。当注意到他同斯大林决裂后美国人是如此迅速地向他提供了经济援助后，铁托看到了抓住这样一条救生索的可能性：如果对南斯拉夫动武会导致与美国人开战，俄罗斯人会甘冒这样的风险吗？鉴于美国第六舰队正在漫长的南斯拉夫海岸开展军事活动，斯大林有理由需要反复思考是否要发动一场侵略。现在有证据表明，他的确深思熟虑，决定代以秘密的暗杀行动，但都没有成功。⁸

但在同时，铁托也意识到不能太指望美国。他能确保北约会保护他吗？或者作为提供援助的报偿，美国人难道不会要求复辟资本主义吗？因此，留下与苏联和解的余地是明智的。在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亲赴贝尔格莱德为其前任的行为道歉，这位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恭敬而不失平等地接待了他。从此以后，赫鲁晓夫认为在重要问题上必须同铁托进行协商：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当时，他和马林科夫在骇人的恶劣天气中钻进一架小飞机，经过一程令人毛骨悚然的飞行后，又登上一艘小艇，在波涛汹涌的海上经受了一场令人狂吐不止的航程，这一切只是为了确保铁托对苏联镇压叛乱的决定表示同意。而铁托一直在他位于亚得里亚海的岛上“度假”，不愿庸人自扰地赶到贝尔格莱德或者莫斯科。“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看上去已经筋疲力尽，”铁托的一位顾问回忆说道，“特别是马林科夫，站都站不起来了。”⁹这就是“不结盟”的杠杆作用的一次生动展示。

但是，铁托对施展“不结盟”的兴趣远远超过东欧。当他察觉到正在亚洲蓬勃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后，他就开始联络当时这一地区的两位领导人——印度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中国的周恩来，他们每一位都拥有自己抗击超级大国霸权的理由。

尼赫鲁必须对付美国和巴基斯坦。英国已在1947年承认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尼赫鲁本希望两国共享的这块次大陆能置身于冷战之外。但是，巴基斯坦人忧心印度的野心，向美国人寻求援助，把自己描述为坚定的、拥有英式训练军的反共主义者，可以在苏联敏感的南部边界地带提供军事基地。与巴基斯坦人相比，尼赫鲁——同样接受过英国教育，但却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并决意不在冷战中选边站——的差别何其之大。到1954年底，巴基斯坦已设法加入了中央条约组织（the 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CENTO）和东南亚条约组织（the Southeast Asian Treaty Organization，SEATO），这两者都是由国务卿杜勒斯设计，旨在以美国赞助的军事盟国来包围苏联。对于尼赫鲁而言，将印度置于“不结盟”原则的指导之下，是一种对抗美国人和巴基斯坦人的方式，同时还向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表明，除了在冷战中选边站之外，还存在其他的选择。¹⁰

周恩来对“不结盟”的支持当然来自毛泽东，其原因也同对霸权的担忧不无关系。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种霸权可能来自美国，也可能来自苏联。1949年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华盛顿一直支持他们：北京难以忽视国民党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反攻大陆的威胁。但是毛泽东并未打算完全依赖于1950年的中苏同盟来抵御这一威胁。因此，中国让自身同前殖民地和独立地区的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是有道理的：“他们的胜利，”周恩来向毛泽东写道，“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并且可以挫败西方帝国主义者封锁东方阵营的努力。”¹¹

如若不是根本目标的契合，那么一定是一致的利益使得铁托、尼赫鲁和周恩来于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第一届“不结盟”国家大会：其目的是通过鼓励在冷战中保持中立来扩大国家自主权。应邀与会者中还有来自埃及的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上校，他很快将被证明是所有“不结盟”践行者中运用这一策略最娴熟的一位。

埃及从来没有正式沦为殖民地，但是大英帝国自19世纪80年代起一直控制着它：完全建造在埃及领土上的苏伊士运河，是连接中东、印度和东南亚的关键。但是，1952年爆发的民族主义革命废黜了臭名昭著的法鲁克国王（King Farouk），两年之后，英国人同意拆毁遗留在埃及的军事基地，但保留在运河遇到危险时重新派军进驻以保卫运河的权力。至此，纳赛尔已经在开罗执掌大权，志在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首要民族主义领袖。

如果埃及同美国结盟，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尽管美国人支持他，但他们与欧洲人的联系太过紧密，所以正如纳赛尔所言，他们担心“某个殖民大国生气”。¹²按照万隆会议的精神，他决心保持中立，但也在同时不惜利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领导人对把他拉进自己势力范围的希望。他说服美国人提供资金在尼罗河上建造阿斯旺大坝，这是一个对埃及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的项目。但他还决定从捷克斯洛伐克购买武器。最终，这两项决定引发了冷战时期第一次重大的中东危机。

杜勒斯已经对纳赛尔出席万隆会议颇感紧张，此时更担心捷克军售一事会使纳赛尔成为“俄国人的工具”，因为如果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重新考虑修改我们的全部政策。”紧接着，埃及给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交上的承认。纳赛尔“同魔鬼打交道，希望建立一个从波斯湾横跨至大西洋的帝国”，杜勒斯愤怒了：此后很快，美国人取消了对阿斯旺大坝的财政援助。但纳赛尔早已有所准备，他让苏联来赞助这一项目，同时又自如地通过使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来报复美国。¹³这一做法使英国人和法国人大为惊恐，他们在没有同华盛顿协商的情况下，与以色列人密谋策划，让以色列人进攻运河，从而为伦敦和巴黎“保卫”运河制造借口——但真实的意图是将纳赛尔一道罢黜。正如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首相所言：“我们没有比现在拥有的更好的借口来对他下手了。”¹⁴盎格鲁—法兰西—以色列的干涉发生在1956年10月底，恰值波匈事件的最高潮。

由于拙劣的设想、错误的时机和无能的运作，使得这场入侵几乎撕裂了北约联盟。艾森豪威尔勃然大怒：由于惊讶，由于分散了他对东欧局势的关注，并且由于欧洲殖民主义至少在表面上出现的复兴。“如果这样做意味着我们将失去整个阿拉伯世界，”他坚称，“我们怎么可能支持英国和法国？”¹⁵总统坚决要求英国和法国从海峡撤军、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军，否则美国将施加严厉的经济制裁。¹⁶此时，赫鲁晓夫也已发出威胁，如果他们不立刻停止军事行动，他就要以核导弹攻击侵略者。然而，真正的赢家却是纳赛尔，他保有了运河、羞辱了殖民主义者，并且使冷战的超级大国彼此对抗；同时，他也保住了作为阿拉伯国家无可争议的领导人的地位。

美国人由于自己的无能又给了纳赛尔更多的权力。艾森豪威尔在1957年1月宣布，美国愿意同阿拉伯国家合作使之免于共产主义的控制。由于这一表态意味着对民族主义的持久性缺乏信心，“艾森豪威尔主义”赢得的支持甚微。正如中央情报局在几个月后所指出的，“可能几乎所有的阿拉伯人都认为，这表明美国对共产主义的关注，排斥了对那些他们认为是这一地区更为紧迫的问题的考虑。”¹⁷在伊拉克的一个亲西方政权出人意料地被推翻后，美国为了遏制阿拉伯的民族主义不惜最后一搏，匆忙组织海军陆战队在1958年7月登陆黎巴嫩。但此举依旧所获甚微。此后不久，艾森豪威尔做出了恰当的结论：“我们既然就要被赶出（中东），那还是相信阿拉伯的民族主义为好。”¹⁸

纳赛尔——以及后来铁托、尼赫鲁和周恩来——的作为表明冷战中的超级大国并不总是能够为所欲为。莫斯科或者华盛顿命令小国团团转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些小国随时可以背叛到另一方，或者至少威胁要这样做。苏联和美国试图将这些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强迫性最终给了这些国家摆脱控制的手段。自主性——他们本以为它将置自身于恶劣环境之中，但现在却也变得可以企及。尾巴竟开始摇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