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武装力量
正如上一节所言，这个年代的大部分外交是武装外交，带有战争的危险和威胁。被视为不愿或不能动用武力捍卫核心利益的大国会遭不幸，因此准备好供战争所用的武装力量一直是一切对外政策的关键要素。原则上，外交和军事策略需要协调，只有首先对俄国核心利益为何、如何最好地保护该利益等问题进行明智全面的分析后，才能决定如何将稀缺资源分配给武装力量。但日俄战争之前十年的情况已经证明，事实可能截然相反，外交部、陆军部、海军部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看法与各自利益导致难以协同。
就俄国而言，特别是仔细考虑与德奥作战时，两支武装力量中，海军的重要性往往小得多。然而，当土耳其与海峡问题浮出水面后，海军的意见与其迅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奇袭的能力变得十分重要。外交危机越逼近爆发战争的极限，军事考量就越引人关注。动员并部署军队是极其复杂的行动，困扰军事策划人员，并全面考验一国的效率和经济基础的现代化水平。随着外交危机升级，这会加剧外交官与军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
外交官一般有设法避战的天性。将军视战争为既定事项，关心如何取胜。也只有军人才知道动员的复杂性，这让他们在所有讨论中占上风。于是，当军事筹备和动员问题提上议程后，人们总是非常认真地听取陆军大臣的意见。他能否在军事范围之外发挥作用，取决于他同沙皇的关系。在亚历山大二世的长期统治（1855～1881）中，德米特里·米柳京（Dmitrii Miliutin）将军当了三十多年陆军大臣，他不仅在对外交往中，也在内政中扮演重要角色。1905～1915年的两位陆军大臣亚历山大·勒迪格（Alexander Roediger）与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Vladimir Sukhomlinov）就不同了，他们的职责或多或少都局限于更狭窄的军事层面。
沙皇检阅军队
军队的存在是为了战争，但他们大部分时间在和平中度过。以往的战争经验也未必能为下一场战争提供良好指引。和平时期，行政管理人员常常令人瞩目，因为军队是庞大复杂的组织，需要很强的管理能力才能操控它。在俄国尤为如此。与气候、距离、落后经济相关的所有困难使负责指挥这一庞大复杂组织的人背上沉重负担。行政管理在军方领导层的日常中占用大量时间，官僚政治往往亦然。军队各兵种——步兵、炮兵、骑兵、工兵——争夺优先权和资源时常常互不相让。连同皇储在内的整个罗曼诺夫家族都曾服兵役。比起大部分民政部门，尼古拉二世对军队的兴趣要细致得多。大臣们讨厌他的干预，因为这样做会轻易削弱大臣的权威，并有利于他们反对的人和事业。很多罗曼诺夫大公出任重要军职，这保证了沙皇同大臣的一些重要下属有直接联系。[88]
1905年以后情况恶化了。败于日本、受辱于日本让根本性变革的需求变得格外明显。人们热烈讨论需要什么改革、如何最好地实施这些改革。军方上层是一群野心勃勃的嫉妒之辈，他们中遍布恩庇-侍从网络以及对要塞、行动计划以及其他专业问题的争论。1906年，杜马成立，于是陆军大臣的工作更为繁杂。1907年6月，选举法变更，此后议会被自由保守派和民族主义政党把持，这些人支持宽松军事预算，对恢复俄国军力怀有极大兴趣。就军务而言，杜马中的首要人物是亚历山大·古奇科夫（Aleksandr Guchkov），此人是自由保守党派“十月党”党魁，斯托雷平执政期间（1906～1911），该党是立法机关内第一大党。古奇科夫与其盟友同军方上层建立了密切联系，引发了尼古拉二世的恐惧和嫉妒。人格问题一如既往地产生了影响：尼古拉不信任政客，尤其讨厌古奇科夫，并（正确地）认为此人是不择手段的冒险家。然而，代议制度的创立必将引发君主和议会的冲突。在17世纪的英格兰，内战爆发前的那些年里，争夺军队控制权是查理一世和议会争斗的关键原因。类似的，19世纪60年代，对军队控制权的争夺也是普鲁士宪政危机的核心。俾斯麦替君主赢得了这场争夺战，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使德意志帝国军民关系成形，还大大塑造了整个德意志政体。1917年3月，军队高级指挥官拒绝帮助尼古拉镇压首都的起义，因此他才被迫退位。前十年中，重要将军和杜马政客领导建立了紧密联系，这在军方高级指挥官决定立场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回应日俄战争中吸取的教训，1905年，两大重要新制度建立。尼古拉大公主持国防会议。与此同时，俄国效仿普鲁士，首先让总参谋长，进而让有关战争的一切战略策划从陆军部中独立出来。新任总参谋长费奥多尔·帕利岑（Fedor Palitsyn）将军是大公的盟友之一。原则上，这些改革是对战争中显现的弱点的理智应对。国防会议旨在推进根据外交部定义的俄国核心利益和优先事项而制定统一的陆海军防御战略。之所以设立独立的总参谋部，是为了在军队顶层重新确立战争筹谋和计划的优先事项，并把军队领导人员从僵化的行政管理职责中解放出来。官僚政治和制度利益损害这一策划。国防会议未能协调陆海军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尼古拉二世决定重建俄军舰队，在分配国防预算时他和海军将领一同对抗国防会议中的大部分陆军人士。与此同时，三个独立制度分散军队控制权，刺激党派斗争，事实上，这让未来战争的军事筹备比以往更难协调。[89]
于是，1909年国防会议被废除，总参谋部则归此年接替勒迪格任陆军大臣的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管辖。这导致尼古拉大公、苏霍姆利诺夫与他们各自的党派之间产生巨大敌意。苏霍姆利诺夫的职责包括密切监视杜马政客与军队的联系，所以他在议会圈内也不受欢迎。1915年，在一场旨在推卸这一年俄国的军事灾难责任的恶性斗争中，紧张态势达到白热化程度。大公赢了，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他同杜马和公众意见结成同盟。苏霍姆利诺夫落得锒铛入狱的下场，他被控诉的罪行不仅有腐败，还包括叛国。较新的学术研究承认腐败指控，嘲笑叛国指控（这很正确），并指出苏霍姆利诺夫对陆军部和军事筹备的管理方式比批评者声称的更为明智。[90]
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将军
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是训练有素的总参谋部军官，担任陆军大臣前曾出任关键职位。从专业的军事角度来说，他完全胜任这份工作。问题在于，苏霍姆利诺夫看起来比他的实际水平愚蠢得多。身为一个优秀的美食家，苏霍姆利诺夫表现得很难闭上自己的嘴，他也被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相当性感、特别奢侈的妻子牵着走（或许可以礼貌地说是牵着鼻子走），并因此臭名昭著。妻子的巨额生活开销导致苏霍姆利诺夫陷入肮脏的财务交易。此外，他不是天生的政治家，并很难在自己的部门里操控杜马或官僚政治。重点在于军事效率取决于陆军大臣与总参谋长的关系，因为哪怕在1909年以后，总参谋长也负责制订战略和行动计划。然而，如今总参谋长也是陆军部高级次长，所以他是大臣之位的最有力竞争者。官僚政治和苏霍姆利诺夫保护职位的决心，在关键层面影响军事效率。苏霍姆利诺夫从前任那里得到了一个很能干的总参谋长，但他敏锐地怀疑此人正密谋获取陆军大臣一职，没过多久便以腐败嫌疑为由罢免了他。随后，他任命绝对不会成为潜在对手的人就任总参谋长。1914年以前的关键年份里，总参谋部连续换了三任总参谋长，此三人都不称职，而且不管怎么说，他们在职的时间都太短，无法掌握艰深复杂的工作，这严重影响了俄国的军事策划以及圣彼得堡处理导致1914年7月的战争危机。无能的参谋长让俄国参战时将可用兵力分置于德奥前线，而且他们派给两边的兵力都太少，不足以夺取决定性胜利。他们还对法国盟友做出承诺，使得俄国尚未准备好军队就对德国采取攻势——这造成严重后果。[91]
1905年战败和革命后，陆军和舰队显然已不能打赢欧洲战争。1908年夏，总参谋长费奥多尔·帕利岑将军撰写的长篇报告详细列出军队的弱点。第一要务是更换1904～1905年从欧洲补给站运来的用于对付日本的补给和装备。战争结束三年后，它们仍未被换完，最重要的原因是财政不足，但至少杜马终于投票赞成需要的总额，这一不足可望在不久的将来被弥补。接着，帕利岑分析了日俄战争的教训，试图说明俄军战败的关键原因。就武器和装备而言，重要的是重炮、机枪和通信技术。帕利岑将俄军与德军进行了对比，德国不仅是俄国最可能的敌人，也被认为是体现军事效率和现代化的典型。帕利岑认为，俄军在现代科技与其应用知识上皆不及德军。军队的战略铁路系统远远落后于德国，而掩护西部主要入侵路线的要塞几乎都年久失修，原因之一是此前十年，有限的资源被用于建立俄国在远东的防御。俄军动员速度很慢，又很容易在战争开始之初即被德奥攻势打乱节奏。俄军的最大弱点是，它未能恰当地利用潜在的巨大人力资源：太多人免于服兵役，这不仅使新兵数量不足，也降低了其质量。除了这些当务之急，还有其他问题在俄国社会中根深蒂固，如俄国学校未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基于这些弱点，帕利岑做了很多可怖预言。比如他断言，要是德国在波罗的海水陆并进，圣彼得堡将十分危险，哪怕圣彼得堡没有失去政治影响力，假设敌人夺取了圣彼得堡地区的诸多军工厂和储备，俄军发动战争的能力也会受影响。帕利岑警告说，更重要的是，在任何可预见的未来，俄国将完全无力靠两线作战来对付德日。总参谋长在致斯托雷平的补充信件中称，很多俄国人满足于对1812年的回忆以及如有必要俄国能再打一次类似防御战的幻想，“尽管疆域辽阔，倘若一开始就战败，实际上我们根本没准备好在西部打长期持久战，就军队的组织及受训后备役的兵力、装备方面来说，这是实话”。帕利岑呼吁在接下来十到十五年内改善这些弱点，并暗示道，如若不能消除它们，军队将无法做好战斗准备。[92]
1906年10月，代理海军总参谋长的报告更可怕。格奥尔基·布鲁西诺夫（Georgii Brusilov）上校写道，俄军的三支舰队中，两支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已在对日战争中被摧毁。他说远东战略态势“彻底无药可救”，因为日本的水陆两军现在可以随意切入阿穆尔盆地（Amur Basin），阻止俄军保卫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波罗的海的情况好不了多少，因为可用战舰寥寥无几，而喀琅施塔得（Kronstadt）的要塞已然衰朽，无法保护圣彼得堡不受攻击。此外，波罗的海省份和芬兰的非俄罗斯族少数民族感到不满，这增加了德国发动水陆两栖进攻的威胁。布鲁西诺夫补充说，虽然俄国的黑海舰队未参加日俄战争，并得以幸存，但该舰队的船只大都过时，往往维护不善，其操控者也多是缺乏训练、有哗变倾向的船员。之所以没暴露出迫在眉睫的危险，完全是因为奥斯曼帝国舰队更弱。
布鲁西诺夫强调，1904年之前十年，海军资金全部用于建立舰队，以应对日本在太平洋的挑衅。结果是港口基础设施和造船工作被忽视，现在需要花巨资对它们进行修理和翻新。在很多方面，更糟的是1904～1906年的革命与战争用令人恐惧的方式展示了海军人员的弱点。布鲁西诺夫也将俄军与德军做了不乐观的对比，指出俄军急需军官，而且确实严重缺乏长期服役的专业军士。他也强调，海军教育项目未能向新兵灌输爱国主义与恰当的技巧。布鲁西诺夫对俄国在海洋上的弱势描述得着实骇人，他认为唯一的希望在于，年轻一代军官已经从战争中回归，他们满怀热情地运用自己的经验来重建海军。[93]
考虑到前述评价，无怪乎1909年3月波斯尼亚危机达到高潮时，陆军大臣勒迪根将军直截了当地声称俄军不能同时对抗德奥，从而叫停了关于对外政策选项的一切讨论。[94]就在他发言时，武装力量实际上已开始恢复。此后五年，这些改善继续进行。经济和国家收入的快速增长使军事预算大幅增加。很多设计精良的现代化军舰得以修造，俄国的造船码头和港口也转型了。然而，代价高昂。1913～1914年，俄国的海军军费很高。在英国，单艘战舰修造的花销比俄国低40%，而且工期往往只有俄国的一半。此外，1914年8月战争来临时，就连波罗的海第一分舰队的无畏舰也没完全准备好，直到1915年，黑海舰队才有无畏舰。陆军的情况同样糟糕，在与德奥开战的环境下，它还要更危险。海军军费和使堡垒实现现代化的巨大开销挪用了其他领域的资金。直到1913～1914年相关“小型”和“大型”军事项目启动，关键问题才真正得以纠正，比如重组和扩充炮兵，好让他们在数量和质量上接近德国水平。就开发俄国的潜在人力资源、加强由军官和专业士官组成的军队核心力量而言，情况也是如此。战争爆发前，这些改革几乎没有时间发挥作用。[95]
于是，1914年7月陆海军领导层的做法显得很奇怪：他们没有大力呼吁推迟开战时间，而是断言武装力量已做好战斗准备。若想理解苏霍姆利诺夫和海军大臣伊万·格里戈罗维奇（Ivan Grigorovich）的态度，我们需要考虑的不光有1914年7月的特殊背景，还有那个年代的军事思维方式。陆军大臣很难当众宣称军队未做好战斗准备，因为他本人就负责让军队做好准备，人们很容易认为这种声明是他承认自己无能。1909年3月后，亚历山大·勒迪根很快离职，尽管承认军队没做好准备不是他下台的直接原因，但这种声明助长了人们对他的普遍批评：他不是军人，是官僚，不能代表军队的威望和荣誉。军官照理应该勇敢大胆，无论面对何种困难都无惧无畏。一个真正的战士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渴求战争，并把它当作展示勇气和专业能力的机会。军事作家强调，虽说战争很可怕，却是使人高尚的经历，它在重压之下全面考验人格，使人们将为集体牺牲置于关心个人得失的世俗平民生活之上。[96]
至于俄国是否准备好参战的问题，需要先理解俄国领导人期盼何等战争。在这方面，伊万·布洛赫（Ivan Bloch）的名作很重要。此书论述未来战争，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出版了多个语言版本。布洛赫的著作称，工业国的战争将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崩溃。这种战争需要付出重大牺牲，而胜利甚至无法偿付牺牲的代价。由于这一原因，战争更不具理性，并且会迅速蔓延。有朝一日，冲突或可通过司法裁决解决。布洛赫是俄国公民，他的作品在俄国的影响最大。这既因为此书用俄语写成，又因为它出版时俄国政府刚好正启动一项动议，推动1899年在海牙举办第一届关于和平和裁军的国际会议。为了与会议同步，出版社为那些没有时间或耐心阅读布洛赫多卷本的人出版了一卷概要简本。[97]
俄国境内围绕布洛赫的作品展开了非常重要的争论，涉及俄国的战争理念和计划的核心。这次讨论也充分证明，俄国乃至全欧洲的高级军官都了解从前五十年战争——换句话说，就是工业革命改变战事的年代——中得出的教训。俄国不少军事学者出版书籍、发表文章，抨击布洛赫的预言。[98]这些人大多是总参谋部军官，其中有尼古拉·米赫涅维奇（Nikolai Mikhnevich），此人是总参谋部学院院长，将于1914年成为总参谋长及俄国顶级参谋官之一。[99]
这些军事作者中有不少人承认现代战争比以往代价更高，因此不能轻易开战。大国间的欧洲全面战争自然更是如此。这些作者充分了解近年来火力的迅猛增长，并一心思索如何动员回归现役的大批后备役人员跨越1公里的杀戮之地来攻陷敌阵。经历了日俄战争，看到俄国后备役往往拙劣的表现后，这一执念加强了。然而俄国的军事专家与其他地区的一样，举出日本步兵为胜利自我牺牲的例子，并声称这源于爱国主义教育，而最重要的是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他们从这一点以及近期其他战争中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会伤亡惨重，但只要士兵的爱国心足够强大，就仍能在可接受的代价范围内赢取胜利。他们补充说，军队唯有进攻、掌握主动权、将意志施加于敌军才能获胜。而19世纪60年代的普鲁士战争、之后的日本战争以及美国南北战争均佐证了这一观点。俄国参谋官研究了所有这些战争，包括美国内战。总参谋部学院主任、俄国顶级骑兵将军之一尼古拉·苏霍京（Nikolai Sukhotin）撰写了关于南北战争中骑兵作用的论文。俄国决定将骑兵整体改编为骑马步兵，从而使他们像美国内战中联邦和南部联盟的骑兵一样发动长途突袭，扰乱敌方交通线，而苏霍京对这一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100]
更重要的是，所有军事批评家都认为战争有时不可避免，而布洛赫对于国际争端仲裁的构想是乌托邦空想。就连大多数国际法律师也赞同此观点。布洛赫的军事批评者也声称，尽管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加强不同民族间的联系，让他们更加互相依赖，但未必总让他们更爱彼此。举个例子，1914年之前数十年出现了跨越民族边界的大规模迁徙，对国际市场和金融的依赖性也有所增强，若细思因此引发的紧张态势，则批评者之言也不无道理。米赫涅维奇与其拥护者主张，战争仍是裁决根本利益冲突的唯一方式，也是决定民族与帝国兴亡的主要方式。这一次，军事学者们的观点也有道理，胜利大大提升了普鲁士和日本的国力与国际地位。正如第一章所指出的，美国内战中联邦的胜利更印证了此观点的正确——它是重建当代全球秩序的关键基础。打赢这些战争付出的代价被公认为完全可以接受。[101]
西方作家很少指出布洛赫作品表达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俄国是最能顶住现代战争的压力并承受长期战事的大国。在布洛赫的思想中，这一预言对俄国决策者思维的影响最大。不光布洛赫，继他之后描写未来战争的俄国专家大都如此强调俄国的优势：俄国经济落后，但有能力在自己的广袤领土上补给战争所需的食物、人力和大部分原料。相反，像德国这类食物主要依赖进口并依靠密集的国际贸易金融网来振兴工业的国家，将很快面临经济社会与政治崩溃。
俄国民间和军方皆有人对此观点提出异议，但为数很少。对未来战争理论影响最大的俄国军事评论家大概是亚历山大·古列维奇（Aleksandr Gulevich）上校，1898年，他为很多主要军事刊物撰写了多篇长文。古列维奇赞同布洛赫对俄国和德国的看法，强调德国出于经济原因无法支持长期战争，这会导致“武装力量试图掌握主动权，在战事中充分采用速度和同时行动的方式，计划依靠尽管冒险却有决定性的攻势迅速取胜”。古列维奇说对了，这正是奠定了1914年绝密的“施里芬（Schlieffen）计划”和德国总参谋部行动的筹谋。[102]
其他军事专家支持古列维奇对德国战略布局的看法，他的观点也被直接应用于俄国的战争准备。1909年4月，新任陆军大臣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致信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声称就德奥而言，“当前的政治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无力支持他们进行持久战。因此西欧大国的整个军事系统将实施决定性快速进攻，从而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结束战争”。俄国可以应对更长期的战争，但必须集中精力准备击退“敌军的初始攻击，因为……最危险的无疑正是这些攻击”。阿列克谢·波利瓦诺夫（Aleksei Polivanov）将军负责为将来的冲突准备足够炮弹，此人计划进行一场时长为2～6个月的战争。战前，俄国军事行动策划的关键人物尤里·丹尼诺夫（Yuri Danilov）少将也预计会打一场短期战争。[103]俄国军方领导层未能认真思考可能要打一场更久的战争问题，他们不能因为上述原因获得谅解，但这的确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经历了战败以及受1904～1906年革命影响，让俄军恢复到可以应对主要假想危险——也就是说，被德军迅速击败——的水平已然是一项艰巨挑战。看起来与持久战有关的情景和危险更不可能出现，让军方应付它们似乎是奢望。然而有一点非常重要——陆军大臣对未来战争时间长短的预计不以军事谋略为基础，反而根植于平民的政治经济思考。[104]
1908年，在尼古拉二世和首相斯托雷平督促下，大臣会议讨论应对未来战争的细节，并全面考虑大国间冲突的各个方面。首相要求大臣给出具体提议，且需列明其部门筹划未来战争可能付出的代价。考虑到时间因素，一些大臣相当明智地把俄国在东亚的安全列为重要优先事项。比如，农业大臣专注于如何鼓励俄国人迅速到远东殖民，他准确地预见到这对该地区未来的军事和政治很重要。交通大臣虽然提及在欧洲修一些铁路，但他那耗资巨大的提案主要讨论在亚洲新建战略铁路。[105]
给斯托雷平的回复中，最有用的来自贸易和工业部大臣伊万·希波夫（Ivan Shipov），此人让下属收集并分析在最近的日俄战争中一切与战争有关的进口品信息。他给首相的备忘录中提到数量相对少的武器、军需、船只和煤炭进口，而更重要的是很多战略原材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希波夫的报告称，俄国缺乏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辟的新领域中的现代科技。新领域主要是指化学、炸药、光学和电力产业。希波夫呼吁储备战略金属，并在上至战略机构、下至俄国企业或外国公司在俄国的分支机构的范围内直接下达政府指令。1914年以前在这一方向上有所进展，但是很有限。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财政，军事预算已然超预期，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对这点很留意。事实上，只有保持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化学、电力等尖端产业才能在俄国发展。然而，更重要的是，俄国民政大臣和专家赞同陆军部对未来战争性质的看法。档案资料表明，1914年7月大臣会议预期了一场短期战争。1913年奉圣彼得堡之令撰写论述未来战争经济影响著作的米哈伊尔·费奥多罗夫（Mikhail Fedorov）不仅支持布洛赫认为这类冲突很愚蠢的观点，还赞成大国中俄国最有可能幸存的观点。1914年，在战时财政和经济问题上最受敬重的俄国专家P. P. 米古林（Migulin）教授亦如此认为。[106]
相信短期战争的主流观点必然导致动员成为优先事项。如果仅凭初期战斗便可分出胜负，那么动员、部署军队的速度很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俄军总参谋部担心地域广阔的落后乡村的动员问题。与德奥相邻的重要西部边境线长度超过2100公里，且几乎没有天然屏障。传统上，俄国重视在这段关键边境修要塞，从而拖慢敌军进军速度，让俄国有时间从帝国内部的基地调兵至前线，为边境地区军队的部署和集中提供掩护，并保障食物和装备的安全。俄国之所以这样做，这一关键边境地区的开放性是主要原因。[107]
就算不计入在亚洲和高加索地区的领土，俄国拥有的欧洲部分也是欧洲大陆上面积最大的，在这一地区，庞大的农村人口散布在50多万处定居点。无论如何，俄国的铁路网没有德国的大，俄国的火车头数量几乎比德国少40%，俄国的货车数量只有德国的2/3。仅仅是让火车准备好从位于俄国内陆的和平时期的营地调兵，都要比德国多花整整一周时间。然后，就是如何把士兵运至前线的问题。与德国相比，在俄国，连接内陆和边境的铁路少得多，一些关键线路得运送整整五个军。此外，很多线路采用便宜的单一轨道，所以火车移动速度必然很慢；即使在最佳路线上，军队列车最大每日行程也只有320公里。法国专家强调，关于俄国军队动员，轻量基底和轨道、过少的交叉口和水箱、太多不同燃料的应用以及卸载能力的不足，所有这些都会加剧拖延。能干的驻柏林武官帕维尔·巴扎罗夫（Pavel Bazarov）上校总结道，不管怎么说，并非一切都很糟糕。德国的动员已接近极致，没有任何技术或组织革新能赶上它。相反，铁路密度和运载效率的改善每年都提升俄国的动员速度。从德国的立场看，这当然是促使其迅速发起进攻的额外重大动因。[108]
法国人担心俄国的动员速度可以理解。法军总参谋部正确地预见到，德军一开始会将压倒性主力部队投向西边，趁俄国动员完毕并进攻前把法军赶出战争。这种方式可以避免两线作战的梦魇。因此，俄军应尽快进军，以便迫使德军分兵至东部战线，这至关重要。1906～1912年，法军总参谋部成员同俄军同僚谈论战争计划时感到很不乐观。从1911年起事态开始改变，到1912年发生了决定性变化。这反映了俄军军力的重生以及法俄同盟的全面加强。俄国的思考变得更自信，它转而致力于率先向德奥发动攻势。1912年法俄参谋部讨论时，俄军总参谋长雅科夫·日林斯基（Iakov Zhilinsky）向法军承诺，俄军能在动员15日内派80万人进入东普鲁士。俄军充分了解东普鲁士军事行动战场的地形、交通和防御工事。在良好的情报收集与合理推理的基础上，驻柏林武官靠直觉做出了很多有关德军将如何防卫这一地区的判断。[109]
这其实让日林斯基的承诺变得更危险。事实上，1914年8月动员的第15天，俄军只在普鲁士边境部署了350000人。俄军认为可以帮助法军的出发点不错，这说明1911年俄军总参谋部接受了法军的看法，即战争初期德军主力将去西方，而法国的战败将是俄国的灾难。俄军总参谋部中无人对此提出质疑。地理环境使东普鲁士的战略重要性十分艰难且有限，争论焦点是：一开始就集中力量消灭奥地利，是否比消耗兵力入侵东普鲁士对同盟国事业更有利？然而，驻巴黎武官阿列克谢·伊格纳特夫（Aleksei Ignatev）伯爵向法军总参谋部保证，他的上司完全支持进攻德国，这深深根植于他们对俄国核心利益的认识。[110]
日俄战争和一战爆发之间的九年，俄军陆海军激烈争夺资金。直到1911年，海军的救星都是沙皇。然而，1911年后势态急剧变化。海军大臣格里戈罗维奇将军不仅是优秀的专业海员，也作为非常能干的管理者和政客赢得了各方信任，重要原因在于他借助外部委员会有效地调查如何促使海军体制现代化，并根除腐败。1911年土意战争爆发，巴尔干半岛和近东陷入危机，于是俄军海军的注意力从波罗的海转向黑海与海峡。外交部、公众意见和杜马主体成员认为，这些地区对俄国的利益很重要，是海军的最优先事项。这大大降低了格里戈罗维奇赢得广泛支持和资金的难度。
1911～1914年，海军总参谋长是中将亚历山大·利芬（Alexander Lieven）公爵。他与格里戈罗维奇的关系牢牢建立在专业层面和写作上，不受彼此猜疑影响。这表明导致陆军部高层效率下降的，既有结构原因，也有个人原因。利芬的作品囊括了海军的问题和优先事项，也深入触及这个年代作为大国的俄国的目标与弱点。利芬本人不太像总参谋部顶层人物。1914年，宫廷贵族旧家族中很少有人任关键军职，特别是总参谋部等最高机关的职位，这些部门是海军激进改革的前线。与拥有大片地产和贵族背景相比，利芬的职业生涯要独特得多。他在柏林的普鲁士皇家军官学校受教育，高年级时，成为威廉一世之妻、普鲁士德国奥古斯塔皇后的卧室侍从。从那里返回圣彼得堡后，进入俄军禁卫军，随后转入海军。这种履历对18世纪的贵族来说是可能的，但是对20世纪初的俄国海军将领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当然了，如果你靠打破一切常规和制度出人头地，那么你值得获得俄国和德国皇后眷顾。
海军中将亚历山大·利芬公爵（早年任舰长时的照片）
利芬本人既是军事知识分子，也是老练的水手。他工作时喜欢让宠物猴蹲在肩膀上，还喜欢让哥萨克侍从待在身边，以便应付可能的兴奋后果。他曾是1898美西战争时期的军队观察员，也是受教育程度高、兴趣广泛的人。用一位前下属的话来说，他也作为“最勇敢的指挥官”成为海军传奇人物，具备鄙视一切损害海军战斗精神和备战状态行为的战士精神。利芬本人写道，官僚阶层的麻木以及由此滋生的谨小慎微、追逐名利拖累了海军。在他看来，俄军舰队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一批技术专家。正常情况下，俄国海军管理者应该既忠诚又称职。然而，正如日俄战争所昭示的，高级指挥官和舰长常常缺乏由坚定意志力、不变节的道德感与肉体勇气组成的战士精神，以及在危急时刻展示自身极大潜力的能力。利芬自己和日本人“好好打了一仗”，他属于少数逃出阿瑟港并拯救船只免于毁灭的舰长。[111]
任海军总参谋长时，利芬写了很多文章。1912年1月大臣会议和立法机关讨论期间，他撰写了一份备忘录来支持新海军法和造船计划，这篇备忘录最能表现其基本战略和政治思想。正如这个年代的海军思想家的可预期做法一样，利芬的备忘录里满是受美国海军军官、地缘政治思想家艾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影响的痕迹。对马汉来说，海上商业是一国财富和国力的关键，但是能够进入海洋对文化发展也很重要。马汉称，只有强大舰队才能捍卫这些重大利益。马汉的学说首先源于对英国海军、殖民和商业历史的研究。他从中认识到需要用手中的剑来征服并保卫贸易路线和出口市场。全球海军军官都汲取他的思想，重要原因之一是运用他的理论可以提升海军地位并增加预算。[112]
与那个年代典型的俄国人和其他欧洲人一样，利芬认为当代国际关系首先由英德的对立决定。他认为它们之间的竞争，是往日荷兰人、法国人和英格兰人争夺大西洋贸易路线控制权，争相从商贸和殖民地层面实现全球霸权的延续。由于国力和地位，也因为其繁荣相当依赖国际贸易，德国试图牢牢控制它通往外界的交通线，光是这一点就可能让它与英国爆发冲突。
利芬认为，俄国应该在这场斗争中支持英国。当然了，这与偏好民主甚于独裁完全无关。在这方面，至少同共和制法国及其受公众意见倾向驱使的不稳定政党政治相比，利芬更支持君主制德国。安全和地缘政治问题决定了利芬的选择。短期内，圣彼得堡防务需要英国将德国海军引出波罗的海。更重要的是，“如果德国成功在中欧与海洋的交通问题上排除掉英国势力”，俄国将面临重大危机。“从经济发展的一切束缚中解放自身后，德国将称霸欧洲，其势力将从北角（North Cape）延伸至小亚细亚（Asia Minor），构成统一圆环，并包围我们。如今，瑞典、奥地利与土耳其部分地区已受德国摆布。”万一此事成真，利芬总结道：“德皇的善意将决定是让我们维持现有状态，还是把我们从波罗的海和黑海岸边赶回我们的干草原深处，让我们开启远离文明（odichanie）的蛮荒生活新时代，它可以延续数百年。”[113]
然而，利芬既希望见到俄国同德国竞争，甚至很可能同德国开战，同时他也敏锐地分析出海军内部的重大弱点，并暗示俄国整体政策中存在重大漏洞。海军军官大都偏好争论技术和战略问题，利芬却写道，正如1905年哗变所显示的，实际上人事问题是海军面临的最重要、最危险的问题。利芬并未幻想军官和海员的关系可以不受更广阔社会的阶级对立影响。他写道，军官和士兵之间“存在与生俱来的鸿沟，双方皆难跨越。最近在焦虑影响下，农民群体甚至对地主产生了明显敌意。可就算没有这个，双方的知识和道德水平也不等同，导致他们无法理解彼此”。尽管海军领导层无法解决俄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但还是能靠很多方法在军中缓和它们。
首先需要的是自信且迷人的领导能力，指挥官和军官必须了解并激励麾下水手，而非从一艘船迅速转到另一艘船，好满足晋升的纸面要求。这涉及第二个关键必要事项，即要想在船上同伴之间培养团结忠诚意识，方法之一是结束在波罗的海封冻的漫长冬季中把水手分遣至无名岸上营地的不良传统。然而，最重要的是海军得效仿德军，发展一批长期服役的士官和老兵骨干力量，他们在出身和文化上与新兵属于一个世界，但是在专业视野和忠诚度上又站在军队和军官这边，他们可以统一海军，并成为中流砥柱。农民无条件服从地主的旧时代已然一去不复返。利芬总结说，“如果没有真正的准尉，我们压根无望”在海军中建立可存续的新秩序。[114]
利芬将军说得没错，关于俄军武装力量，很多专家也赞同他的看法。举个例子，战争爆发前，俄军有8500名长期服役的职业士官，德国却有65000名。这些人不仅对德军凝聚力，也对其精湛专业水平做出了巨大贡献。俄国在这方面的不足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1874年短期兵役制引入之前，俄国陆军和海军能轻松地在一群注定终身服役的新兵中挑选士官，这些士官也无须具备太多技术技巧。而操纵无畏舰需要高超专业技巧，海军既要为此寻找具备高超专业技术的军人，又要在服役期满后让他们退伍，于是这变得麻烦得多。新兵刚来时大都没有高水平技术素养，因此海军得亲自训练他们。海军还得在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设法留下其中一些人，因为劳动力市场渴求熟练技工，并能提供武装部队永远无法匹敌的工资和条件。这是俄国迎接经济社会飞速变革挑战时所遇困难的一个小方面，但绝非不重要。[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