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星期二，凌晨3∶00

10月23日，星期二，凌晨3∶00

（莫斯科，上午10∶00）

由于赫鲁晓夫不肯放行，苏联官员们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沙发和椅子上艰难地熬过了一晚。第二天上午10点，他们召开会议，批复了外交部官员们彻夜赶出的文件，其中包括苏联政府的官方声明。从上午6点起，苏联下令16艘舰船返航。^[67]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商讨如何处理还在大洋中的4艘“狐步级”潜艇。

潜艇距离古巴还有3天的航程。^[68]它们分散在茫茫无边的大海里，但主潜艇正在靠近加勒比湾入口处的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Turks and Caicos Islands）。主席团中相对谨慎的是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他认为必须下令让潜艇返回。他担心让这些潜艇出没古巴水域，只会增加苏联和美国海军冲突的风险。如果继续驶向古巴，很可能被美国军舰侦察到。马利诺夫斯基则认为这些潜艇应该继续开往古巴的马里埃尔港，然后建立潜艇基地。主席团中的一些人支持这位国防部长的看法。赫鲁晓夫则是不打断他们的争论，他还做不了决定。

最后，海军元帅谢尔盖·戈尔什科夫（Sergei Gorshkov）解决了关于潜艇的争论。他没有参加主席团的晚间会议，但是受邀参加了随后的一场会议。他的专业能力无可挑剔。戈尔什科夫由赫鲁晓夫亲自任命，他打造了一支能够将苏联力量投射至美国边境的现代海军，扭转了过去以近海防卫为主的形势。他17岁加入海军。二战期间，年仅31岁的他就被提拔为海军元帅。他现年52岁，精力充沛、专业精湛，对部下的严苛也是众所周知。

元帅在主席团的粗呢布桌面上铺开海军航海图。他指出，这4艘“狐步级”潜艇距离古巴300～800英里。然后，他指出通往加勒比海的海道上的检查站。从大西洋直接通向古巴的路线上，要经过一个长达600英里的群岛，该群岛从巴哈马往东南一直延伸到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群岛中最宽的航道只有40英里。避开这些小岛的唯一办法就是绕过大特克岛（Grand Turk Island）的东边角，朝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进发，但这至少会增加两天的航程。

戈尔什科夫和米高扬的看法相同。他解释说，美国人控制了这些狭窄的海上通道，并且安装了潜艇定位系统。如果苏联通过这些航道，是无法躲过美国人的探测的。他也同意让苏联潜艇推迟两至三天抵达古巴。米高扬曾说，马利诺夫斯基对海军元帅的陈词“心服口服”。这位元帅“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证明了这个国防部长“不够称职”。

米高扬舒了一口气。他庆幸能避开这个一触即发的超级大国间的对峙。然而，这也仅仅是暂时的。美国海军此时已经盯上苏联潜艇了。

对克格勃秘密警察来说，还有件要紧事要解决。过去一年里，一个名为奥列格·潘科夫斯基（Oleg Penkovsky）上校的苏联军事情报官不断地向美国和英国提供最高机密文件。中情局掌握的文件中，包括关于R-12导弹系统的技术说明书、导弹发射场的布局以及每个战斗预备等级的详细描述。克格勃对潘科夫斯基起疑心已经有好几周了，但是为能一举捣毁整个间谍集团，他们迟迟未出手。

随着冷战局势越来越紧张，潘科夫斯基无法继续向美国人提供消息。便衣警察闯入了其位于莫斯科河畔的公寓，毫不费力地逮捕了他。由于案件事关重大，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Vladimir Semichastny）决定亲自审问潘科夫斯基。他命令手下把这个叛徒带到卢比扬卡（Lubyanka）三楼角落的办公室里，让他坐在会议桌的一边。

潘科夫斯基怕遭酷刑，很快就“出于祖国的利益”^[69]向克格勃招供了。

谢米恰斯内鄙夷地看了他一眼。“你给祖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统统如实交代，一个字也不许落下！”

[1] 皮埃尔·塞林杰，John F.Kennedy：Commander in Chief（New York：Penguin Studio，1997），262。

[2] 谢尔盖·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Krizisy I Rakety（Moscow：Novosti，1994），263，由笔者翻译。

[3] A.A.富尔先科，Prezidium Ts. K.KPSS，1954-1964（Moscow：Posspen，2003），卷一，第60号协议，617，由笔者翻译。主席团协议的英文翻译可以在弗吉尼亚大学米勒公共事务中心的克拉姆林决策项目下找到。

[4] Sergo Mikoyan，Anatomiya Karibskogo Krizisa（Moscow：Academia，2006），252. Khrushchev’s Cold War：The Inside Story of an American Adversary（New York：W.W.Norton，2006），472.亚历山大·富尔先科和蒂莫西·纳夫塔利认为这是米高扬而非赫鲁晓夫的话，因此他们认为这个是错误的。塞尔戈·米高扬是阿纳塔斯·米高扬的儿子。他的书里引用了其父亲在1963年1月的笔记，也就是导弹危机发生后3个月。这个笔记现在由塞尔戈·米高扬保存。

[5] William Taubman，Khrushchev：The Man and His Era（New York，W.W.Norton，2003），xx.

[6] James G.Blight and David A. Welch，On the Brink：Americans and Soviets Reexamine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New York：Farrar，Straus & Giroux，1990），329.

[7] 尼基塔·赫鲁晓夫，Khrushchev Remembers：The Last Testatment（Boston：Little，Brown，1974，以下简称NK2），510。

[8] 主席团协议第60号。

[9] William Taubman，Khrushchev：The Man and His Era（New York，W.W.Norton，2003），xvii.

[10] Andrei Sakharov，Memoirs（New York：Knopf，1990），217.

[11] 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166.

[12] 可以参考1962年10月24日威廉·诺克斯关于拜访赫鲁晓夫的描述，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

[13] 尼基塔·赫鲁晓夫，Khrushchev Remembers：The Last Testatment（Boston：Little，Brown，1974），499.

[14] Blight等著，Cuba on the Brink，130。

[15] 富尔先科和纳夫塔利，Khrushchev’s Cold War，416。

[16] Alesksandr Alekseev，“Karibskii Krizis”，Ekho Planety，33（1988年11月）。

[17] 富尔先科和纳夫塔利，Khrushchev’s Cold War，413。

[18] 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264.

[19] 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第15卷，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94：Berlin Crisis，1962-1963，309-10。

[20] 索伦森口述历史，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执行委员会的13名成员包括肯尼迪总统、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国务卿迪恩·腊斯克、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中情局局长约翰·麦克恩、联席参谋长马克斯维尔·泰勒、副国务卿乔治·波尔、特使卢埃林·汤普森，国防部副部长罗斯威尔·基尔帕特里克以及总统特别顾问西奥多·索伦森。另有部分助手会临时加入执行委员会会议。（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196，1962年10月22日。）

[21] Walter Issacson and Evan Thomas，The Wise Men（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6），631.

[22] Cuba Fact Sheet，1962年10月27日，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23] 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392.

[24] 迪恩·艾奇逊口述历史，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

[25] Air Defense Command in the Cuban Crisis，ADC Historical Study No.16，116，对《信息自由法》依法请求的回应。也可参见关于空军第25旅和第26旅的部分。

[26] 前F-106飞行员Joseph A. Hart于2002年6月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27] ADC Historical Study No.16.

[28] Micheal Beschloss，The Crisis Years（New York：Haper Collins，1991），481.

[29] 多勃雷宁1962年10月22日的电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5（Spring 1995），69。迪恩·腊斯克，As I Saw It（New York，W.W.Norton，1990），235。

[30] 富尔先科和纳夫塔利，Khrushchev’s Cold War，474。

[31] Oleg Troyanovsky，Cherez Gody y Rastoyaniya（Moscow：Vagrius，1997），244-5.

[32] 我根据中情局10月24日和25日的每日备忘录、国家安全局的拦截信息，以及Karlow在莫斯科的研究重新确定了苏联船只在10月23日的位置。也可参见斯塔岑科报告。

[33] 叶辛等著，Strategicheskaya Operatsiya Anadyr’，114。

[34] 参考1988年10月2日国家安全局的古巴导弹信息发布（卷二），可了解“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和“阿尔梅季耶夫斯克号”的方位。

[35] Stetlana Savranskaya，“New Scources on the Role of Soviet Submarines i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2005年4月）。

[36] 根据中情局的记录和Karlov的研究，继续前往古巴的船包括“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阿尔梅季耶夫斯克号”“季夫诺戈斯克号”“迪布诺号”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号”。

[37] 关于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的哈瓦那研讨会，研讨会简报手册由国家安全档案馆提供，卷二，16号文件，由笔者翻译。

[38] 富尔先科，Prezidium Ts. Ks.K.KPSS，618-19。

[39] 尼基塔·赫鲁晓夫，Khrushchev Remembers（Boston：Little，Brown，1970，下称NK1），497；Oleg Troyanovsky，Cherez Gody y Rastoyaniya（Moscow：Vagrius，1997），245。

[40] 亚历山大·富尔先科和蒂莫西·纳夫塔利，One Hell of a Gamble：Khrushchev，Castro，Kennedy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1958-1964（New York：W.W.Norton，1997），39。

[41] 尼基塔·赫鲁晓夫，Khrushchev Remembers：The Last Testatment（Boston：Little，Brown，1974），478.

[42] Blight等著Cuba on the Brink，190。

[43] 富尔先科和纳夫塔利，One Hell of a Gamble，55。

[44] Blight等著Cuba on the Brink，203。

[45] 富尔先科和纳夫塔利，One Hell of a Gamble，29，引用与阿列克谢耶夫的访谈。

[46] Felixi Chuev，Molotov Remembers（Chicago：Ivan R. Dee，1993），8.

[47] 尼基塔·赫鲁晓夫，Khrushchev Remembers（Boston：Little，Brown，1970），495.

[48] 富尔先科和纳夫塔利，One Hell of a Gamble，153。

[49] 尼基塔·赫鲁晓夫，Khrushchev Remembers（Boston：Little，Brown，1970），495.

[50] Dmitri Volkogonov，Sem’Vozdei（Moscow：Novosti，1998），420；Vokogonov著作的英文版是Autopsy for an Empire（New York：Free Press，1998），236，翻译略有差异。

[51] 作者在2005年11月～2006年2月与F-102的飞行员丹·巴里和达雷尔·基德森的访谈。

[52] USAF事故报告，1962年10月22日，空军安全中心，柯特兰空军基地。

[53] 亚力克谢夫给莫斯科的信件，1962年10月23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8-9（Winter 1996-97），283。

[54] Tomás Diez Acosta，1962年10月：The Missile Crisis as Seen from Cuba（Tucson，AZ：Pathfinder，2002），156。

[55] 费尔南多·达瓦洛斯，Testigo Nuclear（Havana：Editora Politica，2004），22。

[56] Robert Dallek，An Unfinished Life（Boston：Little，Brown，2003），335.

[57] 约翰·肯尼迪医疗档案，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

[58] 克劳斯文档，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

[59] 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396.

[60] 作者2006年2月和B-47前飞行员鲁格·温切斯特的访谈。

[61] 第509轰炸机联队历史，1962年10月，Special Historical Annex on Cuban Crisis，对《信息自由法》依法请求的回应，Whiteman AFB。

[62] 作者于2005年12月和B-47领航员Ross Schmoll的访谈。

[63] 卡洛斯·弗朗基，Family Portrait with Fidel（New York：Random House，1984），192。

[64] 叶辛等著，Strategicheskaya Operatsiya Anadyr’，130。

[65] M.A.Derkachev，Osoboe Poruchenie（Vladikavkaz：Ir，1994），24-28，48-50；叶辛等著，Strategicheskaya Operatsiya Anadyr’，79。要了解普利耶夫的个性，可以参考Dmitri Yazov，Udary Sudby（Moscow：Paleya-Mishin，1999），183-5。

[66] 叶辛等著，Strategicheskaya Operatsiya Anadyr’，143。Gribokov等著，U Kraya Yadernoi Bezdni，234。

[67] Karlov访谈。

[68] 米高扬在1963年1月的笔记；见米高扬，252-4。

[69] Vladimir Semichastny，Bespoikonoe Serdtse（Moscow：Vagrius，2002），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