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欧罗巴命运未卜

拿破仑和联军于6月4日达成了休战协定。双方起初约定将休战持续到7月20日，后来在奥地利的坚持下，联军非常不情愿地将休战期限延长到8月10日。通过奥地利的调停，休战期间双方在布拉格展开了和平会谈。早在会谈开始之前，奥地利就已经秘密加入了联军一方，拿破仑只有在8月10日前同意奥地利提出的四项基本和平条件才能改变这一点。拿破仑无法按照奥地利的要求去做，因此奥地利也向他宣战，1813年秋季战局开始了。战役打响后的3个月中，外交活动很大程度上退居次要地位。俄国人、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达成了共识，都认为有必要将拿破仑逐出德意志，赶回莱茵河另一边，也同意这一目标的实现只能依靠武力手段。如果拿破仑赢得了最初几场会战，联军内部就可能出现分裂，奥地利也会和拿破仑恢复谈判。但事实上，外交手段仅仅局限于巩固与拿破仑对抗的四大国间的同盟和将德意志小国拉到联军一边方面。和1813年春季战局不一样，秋季战局的所有决定性时刻都出现在战场上。

休战前夕，亚历山大派遣内塞尔罗德前往维也纳，以便澄清两国间存在的误会，并催促奥地利采取更为坚定的立场对抗拿破仑。内塞尔罗德在路上遇到了弗朗茨二世和梅特涅，后者此前做出决定：在这个极为危急的时刻，他和他的君主应当距离事件发生地更近一些。面对面的谈判可以大大减少反法同盟和奥地利间存在的不信任与误解，也必然会避免信使从维也纳进进出出、穿梭往返所造成的延误。此后的10个星期内，欧洲顶级外交谈判集中在由拿破仑的德累斯顿总部、联军位于西里西亚西南部的赖兴巴赫总部、位于波希米亚东北部且联军领导人多次在此举行私人会谈的吉茨欣（Gitschin）和拉蒂博尔西茨（Ratiborsitz）城堡、和平会谈所在地波希米亚首府布拉格等几处地点围成的狭小区域内进行。

6月3日至7日，内塞尔罗德和梅特涅、弗朗茨二世、奥地利军事领导人施瓦岑贝格与拉德茨基进行了一系列会谈。两位将军都是奥地利参战的热烈支持者，所以他们对哈布斯堡军队所面临问题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内塞尔罗德信任且认可梅特涅，两人此前早已相知多年，他也将一份说明奥地利关于和平条件看法的备忘录带回联军总部。从所有奥地利领导人和他在谈话中透露的情况来看，弗朗茨二世仍然是奥地利加入联军一方的主要实质性障碍，但弗朗茨的反对并非无法克服。然而，如果拿破仑接受奥地利提供给他的温和的基本和平条件，那么奥地利君主就毫无可能走向战争。

基本和平条件可以归结为四点：华沙大公国必须重新被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瓜分；普鲁士必须拿回但泽，拿破仑还必须撤出所有位于普鲁士和波兰土地上的要塞；伊利里亚必须还给奥地利；汉堡和吕贝克必须立即恢复独立，其他被法国占领的北海与波罗的海沿岸城镇也应在适当时候恢复独立。在内塞尔罗德返回联军赖兴巴赫总部的前夜，梅特涅写信给紧张的菲利普·施塔迪翁，表示他已经和俄国外交官进行了许多次愉快的会谈，两个人都互相理解并意识到两国的利益和立场所在，“内塞尔罗德非常倾向于我们，他会十分愉快地出发。我相信我完全可以向你承诺，他的外交使命会带来切实的好处”。[1]

内塞尔罗德返回赖兴巴赫后，俄国和普鲁士领导人之间举行了一系列会谈，讨论如何答复梅特涅的备忘录，也讨论何种和平条件才能令联军满意。基本的一点是，俄普两国正处于困境，它们急需奥地利的援助。正如内塞尔罗德提醒克里斯托夫·利芬时所说的那样，“最近的事件向我们显示了拿破仑还拥有何等的储备力量”。只有奥地利的干涉能够使力量对比有利于联军一方。考虑到“弗朗茨皇帝对战争表现出的极度厌恶”，联军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梅特涅的策略，向拿破仑提出非常温和的和平条件，并以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不管这些条件看上去对我们有多么不够，考虑到我们所了解的拿破仑的性格，敌人很有可能拒绝奥地利的条件”。但是显然也存在拿破仑接受奥地利的条件、令联军大吃一惊的风险。正如梅特涅后来给施塔迪翁的信中所言，“没有人能够可靠地判断”当拿破仑最终意识到奥地利的干涉迫在眉睫时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和平与否完全取决于这个人的特殊性格”。[2]

俄国的问题在于，亚历山大和内塞尔罗德都确信奥地利的基本和平条件完全不足以确保持久和平。俄国人集中关注牵涉利害关系极大的问题，而把小事情信手丢到一边。亚历山大和内塞尔罗德都完全专注于实现确保俄罗斯安全的稳定和平，他们几乎只关注被视为俄国关键利益的德意志问题。这一想法不仅在和其他大国沟通时有所展现，也出现在秘密的内部记录中，因此没有理由去怀疑它的真实性。

亚历山大和内塞尔罗德都确信，假若拿破仑继续控制德意志大部分地区，欧洲的真正权力平衡和普鲁士、奥地利或俄罗斯的切实安全都不可能实现。他们相信，如果奥地利仅仅获得伊利里亚，它仍然会在拿破仑掌握之中。奥地利至少要夺回蒂罗尔、曼图亚（Mantua）要塞和北意大利明乔河（Mincio）一线的战略防御前沿。然而，俄国人理所当然地让奥地利人自行忧心如何解救自己，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保护普鲁士安全上。奥地利的四项条件将导致拿破仑依然是莱茵同盟的主人，他的兄弟热罗姆仍然据有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的宝座，拿破仑也将拥有几乎整条易北河以及河上的所有重要渡口要塞。在这种状况下，“德意志任何一部分的任何独立希望都将永久失败。普鲁士将持续暴露在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面前，面对进攻它只能进行虚弱的抵抗，如果拿破仑皇帝想使自己成为波罗的海海岸的主人的话，他随时可以做到，因此对贸易安全的任何希望都是完全虚幻的”。[3]

内塞尔罗德在给梅特涅的信中写道，如果和平在奥地利这四点要求的基础上达成，它将仅仅是一次休战而已，而这场休战会给拿破仑充裕的时间去恢复他的军队，进而将他不容挑战的主宰地位再一次强加到欧洲头上。任何真正和平条件所要包含的要素都是让普鲁士和奥地利强大到足够制衡法兰西。它们越强大，拿破仑就越不可能挑战和平协定。内塞尔罗德强调现在的国际形势对反法同盟最为有利。自从1793年以来，三个位于东面的欧洲君主国的军队首次有可能联合起来集中到同一个战场上，而他们在数量、士气和组织上都优于拿破仑。“如果在付出了这么多努力和牺牲之后，现在的形势还不能够使（我们）建立起抵抗法国的强力屏障的话，那么想要重新创造和现在类似的形势就将十分艰难，甚至也许是不可能的。”如果和平按照奥地利的条件确定下来，历史就会再次重演。稍稍得到一些喘息空间之后，拿破仑就会再次与奥地利和普鲁士对垒，而它们实在太过虚弱、太过精疲力竭，以致无法成功抵抗。和过去一样，在路途遥远的俄国派出军队前来援助它的盟友之前，战争大局就将落定。[4]

奥地利、俄罗斯和普鲁士之间的《赖兴巴赫条约》于6月27日签署，该条约阐明了奥地利的四项基本条件，并保证除非拿破仑在7月20日休战结束之前接受上述条件，否则奥地利就将加入联军一方作战。然而联军向梅特涅澄清，虽然他们将在四项基本条件基础上加入谈判，但只会签署还包含了终结拿破仑在德意志的统治和保证普鲁士安全的相关条款的和约。当梅特涅和拿破仑在德累斯顿展开讨论，并将休战延长到8月10日后，奥地利和联军的关系降到了谷底。对此次延长休战，部分最为刺耳的批评来自施泰因男爵。以施泰因为例，联军方面的一般观点是奥地利的和平条件本来就已不够，而这一观点由于他和梅特涅关于战争终极目标的激烈争论而变得更为强化。施泰因希望建立一个重生的、更为统一的、有一部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宪法的德意志邦联，他呼吁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去实现这一目标。然而，从1813年4月起，由于在德意志没能掀起对抗拿破仑的全面暴动，而联军对奥地利援助的需求也变得更为紧迫，施泰因对亚历山大的影响力就开始下滑了。现在他尝试进行反击，他声称梅特涅是在用障眼法欺骗联军，而500000俄军、普军和瑞军可以在战场上对抗360000敌方部队，不管怎样，奥地利的帮助也许是多余的。此前施泰因曾支持内塞尔罗德，因为后者和他一样认为俄国应当全心全力投入从拿破仑手中解放德意志的事业，然而他现在称呼内塞尔罗德为“梅特涅的傻瓜，一个好心却愚蠢的弱者”。[5]

实际上，内塞尔罗德是对的，而施泰因则是错的。没有奥地利的帮助，联军就不能够将拿破仑逐出德意志。就在维特根施泰因写下这些谴责时，梅特涅正在悄悄将奥地利策动到联军一方。由于和平谈判即将到来，梅特涅致信弗朗茨二世，认为他和皇帝有必要在未来方针上保持完全一致。和平谈判可能会造成三种结果：双方可能会达成一致，这种情况下奥地利只需要庆贺就行。梅特涅不用向弗朗茨详细说明这一结果有多么不可能发生，因为奥地利人清楚地知道，双方各自所能接受的和平条件相去甚远。第二种结果是拿破仑接受奥地利的基本条件，而联军方面予以拒绝，这种可能性看起来多少更大些。梅特涅写道，奥地利并不能事先确定在这一状况下应当怎么做，因为就某种程度而言，奥地利的反应取决于当时的情况和氛围。然而，奥地利无论如何都不能站到法国一边去，如果反法同盟失败或解体，将会给奥地利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武装中立也许是短期内的选择，但它很难长久持续下去，唯一的其他选择就是加入联军。

无论如何，梅特涅备忘录关注的是第三种结果，也是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那就是拿破仑拒绝奥地利的条件。梅特涅明白无误地建议，奥地利在这一状况下必须宣战。他以一个疑问为备忘录收尾：“如果拿破仑拒不接受奥地利的和平条件，我能够依靠陛下的坚定吗？在那种状况下，陛下能够坚决做出将一项正义事业托付给武力（既包括奥地利的武力，也包括全部联合起来的欧洲其他部分）决定的决断吗？”[6]

弗朗茨回复说，任何正派人都必然渴望稳定而持续的和平，对他这样要对“属下的善良臣民”的福祉和他们“美丽的土地”负责的君主而言更是如此。对土地或其他好处的贪欲都不能证明战争是正当的，但他相信梅特涅的判断：“我非常感谢你为我的国家所建立的良好现有政治状况”。因此，弗朗茨同意了他的外交大臣的结论。如果拿破仑接受了奥地利的条件，而联军拒绝了它们，弗朗茨会等待梅特涅的建议。如果拿破仑拒绝了奥地利的条件，它将向法国宣战。[7]

因此，最终一切都要取决于拿破仑，而他却在无意中帮助了联军。出席布拉格和会的法国代表到得很晚，并且毫无议定条件的权力。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证实奥地利的猜疑了，拿破仑仅仅是在拖延时间，他对和平毫无兴趣。直到休战结束前两天，拿破仑才做出认真的外交动作。作为两位法国与会代表之一，科兰古于8月8日拜访了梅特涅的住处，询问奥地利保持中立或加入法国阵营的价码。在休战结束后一天，法方才向梅特涅提交了关于奥地利四项基本和平条件的答复。拿破仑同意抛弃波兰人，将大部分伊利里亚交给奥地利，但在北德意志港口等问题上毫无让步，他还拒绝了普鲁士吞并但泽的要求，要求给予丧失了华沙大公职位的萨克森国王补偿。法方提出的这些条件将不可能满足梅特涅，而且他们提交得也太晚了。奥地利已经终止了和会，现在正向法国宣战。

从1813年8月起，包括法国历史学家在内的大部分历史学家都责难拿破仑的外交失败，他未能利用外交手段分化反法同盟并使奥地利保持中立。如果拿破仑在和谈之初首先做出让步——即使是像8月11日向梅特涅提出的那样并不充分的让步——也可能对弗朗茨二世造成一定影响。在德意志和波兰领土问题上，奥地利的战争目标和俄普两国并不一致，其间的差异可供利用。如果和平谈判能够扩大到包括英国在内，拿破仑挑拨离间的概率会进一步上升。所有欧陆大国都愤恨这样一个事实，当它们的领土被占领、蹂躏时，联合王国依然未受侵犯，看起来还变得更加富裕。它们期望以拿破仑在欧洲做出的领土让步换得英国自愿交还法属殖民地。

无论如何，即使拿破仑犯了没有更娴熟地利用敌人间潜在裂痕的错误，他在1813年夏天的观点也是能够理解的。就犯错误的程度而言，拒绝认真利用和平条件要远小于他起初同意休战。法国君主担心他一旦开始做出让步，联军就会提高价码。他是对的，俄国人和普鲁士人正想这么干。在获得全面和平的大环境下，用北德意志来交换被占领的法属殖民地也许可以接受，但联军现在就怂恿拿破仑让出北德意志，难以期待拿破仑会在仅限于欧陆的和平中让出这块土地，这么做将会导致他和英国人讨价还价时一无所有。

所有这些和平谈判都建立在一个基础议题上。反法同盟，尤其是奥地利，期望推进欧洲大陆的权力平衡。拿破仑则致力于建立法兰西帝国，至少也是法兰西霸权。他的辩护者们也许能够做出貌似有理的断言：除非他多少保留一些法国在大陆上攫取的版图，否则便要输掉和英国及它建立的广阔强大的海上帝国的战争。拿破仑的基本问题在于，虽然欧陆大国愤恨英国式的帝国，但法国式的帝国对它们的利益却是更直接的严重威胁，不管多少聪明的外交手段都无法改变这一点。拿破仑让欧陆大国接受他的帝国的唯一途径就是重建它们对法兰西军事力量的恐惧，原先的恐惧已经因1812年的灾难而大为削弱。在1813年8月，这并非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拿破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能够击败俄国人、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因为对垒双方的获胜概率极为均等，这也增加了1813年秋季战局的戏剧性。

就数量而言，拿破仑的军队要少于联军，但差距并不大。俄国和普鲁士官方历史将联军在秋季战局开始时的兵力定为500000出头。拿破仑自己则在8月初估计，不包括位于汉堡、此后还能从卫戍任务中抽出28000人对柏林发起攻势的达武军在内，他还能够将400000人送上战场。8月6日，他的总参谋长报告军队中现有418000人。计算任何一方能够用于作战的准确人数是不可能的，不过大体而言，在战役的最初两个月里，每当联军在战场上出动5个人，拿破仑就能出动不止4个人来应对。对联军来说幸运的是，有57000名法军士兵正在比利牛斯山脉中抵抗威灵顿，此外，絮歇（Suchet）元帅手下规模较小的一个军仍在试图保住加泰罗尼亚（Catalonia）。[8]

在两个月后，优势将会多少向联军一方倾斜。拿破仑有望得到的唯一援军是奥热罗手下规模不大的军，这个军正在巴伐利亚组建。但将奥热罗所部前移也包含危险，因为这让巴伐利亚更容易倒戈，事实上巴伐利亚在10月倒向联军一方。就某种程度而言，俄国人在华沙大公国也面临类似的困境，本尼希森的波兰军团既作为战略预备队存在，也是占领军。然而，俄国能够将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麾下的预备军团移入大公国，以接替本尼希森军团中前往萨克森的60000名士兵。在9月和10月，奥地利新兵也持续稳定地加入施瓦岑贝格的军队。此外，如果跳出1813年战局本身，从外部观察的话，奥地利和俄国显然拥有比拿破仑更多的尚未动用的人力资源储备，在拿破仑被迫只能依靠法国人口时更是如此。因此拿破仑击败联军的最好机会出现在秋季战局的前两个月，这一见解不大可能困扰到法国皇帝，毕竟他大部分的伟大胜利都是在不到两个月内赢得的。

然而，拿破仑用以赢得这些胜利的士兵要比他在1813年8月所统率的士兵强得多。首先，拿破仑在骑兵方面依然远弱于联军。他的骑兵在休战期间有了显著进步，而主要提升则体现在数量方面。一些从西班牙出发的优良骑兵团随后也抵达了。近卫军骑兵大部分是不错的，波兰骑兵和一些德意志骑兵团也不错，但拿破仑的法国骑兵主力仍然远不如科洛格里沃夫组建的俄国后备骑兵，更不用说俄国骑兵老兵了。此外，所有资料都认为骑兵是奥地利最好的兵种。至于炮兵，一切状况正好相反，奥军的火炮和弹药车远比法军笨重。普鲁士炮兵十分脆弱，以至于俄军只得把一些自己的炮兵连配属给若干普鲁士师，来确保它们拥有足够火力。普军总参谋部战史总结认为，通常情况下法军炮兵军官比他们的联军对手技术更为娴熟。联军在炮兵上的主要优势是在数量方面，如果能够将三个野战军团和本尼希森的波兰军团集中到一个战场上，他们的火力优势将是压倒性的。[9]

联军和拿破仑的步兵主体都是新兵，其中绝大部分在1813年8月之前都没有参加过战斗。法军应征士兵比他们的联军同行要年轻一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法军应征士兵中有许多人已经经历过春季战局，而奥地利军队和普鲁士国民后备军都没有这一经历。俄国后备军也是首次投入战斗，但他们至少享有充足的训练时间，后备军士兵通常也是十分坚韧的。无论如何，总体而言俄军步兵比他们的法国对手拥有更多的老兵。“老兵”不仅指参加过1812年战局和1813年春季战局的士兵，还包括成千上万在休战期间离开医院、完成分遣任务，并返回所在团的士兵。近卫军中包含了数目特别庞大的老兵，这一点毫不奇怪。近卫军各团并未在1813年春季战局中参战，许多团还从常规部队中抽调了部分老兵。在休战期间，以奥斯滕-萨肯兵团为例，别洛斯托克团向立陶宛近卫团提供了200名老兵，雅罗斯拉夫尔团则向伊斯梅洛沃近卫团输送了94名老兵。[10]

让萨肯军向近卫军提供作为战斗骨干的老兵并非偶然，因为他下属各团老兵数目高得异乎寻常。对他手下的各个部队单位进行更细致的观察，能够让人充分体会到秋季战局中俄军步兵组成的显著多样性。

萨肯指挥两个步兵师，德米特里·涅韦罗夫斯基的第27步兵师和约翰·冯·利芬的第10步兵师。我们已经在1812年战局中遇到了涅韦罗夫斯基的部队，他手下的团都是在战争开始前刚刚建立的，大部分士兵则是从卫戍团中抽出的，他们在1812年表现极好。当亚历山大在1813年头一次碰到涅韦罗夫斯基时，亚历山大告诉他：“你的师进行了光荣的战斗，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它的表现，也不会忘记你的效劳。”取得光荣的代价十分高昂。试举一例，当敖德萨步兵团在1812年12月离开维尔纳时，仅有4名军官、11名军士和119名士兵尚在队列之中，也就是说在1812年战局中损失了超过1500人。第27步兵师受创极重，因此在1813年春季被留在立陶宛恢复实力。涅韦罗夫斯基在后方为他的部下四处搜寻新制服和装备，但寻找补充部队被证明是更困难的事情。敖德萨团的经历在整个师中堪称典型，该团绝大部分伤病员都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境内的医院里。那些康复出院的士兵则被派往洛巴诺夫的后备军团。最终敖德萨团从洛巴诺夫那里接收了它所应得的几个后备连，但直到秋季战局前夕，该团依然只有21名军官、31名军士和544名士兵，士兵中大约一半是新兵。[11]

利芬的第10师则非常不同，他的团来自奇恰戈夫的多瑙河军团，所有团都在1812年之前参与过巴尔干战事，其中一些团在1812年和1813上半年被留作预备队，戍守要塞和边疆。没有一个团经历过像主力部队下属各团在博罗季诺、对拿破仑从莫斯科到别列津纳的追击行动、吕岑和包岑那样骇人听闻的伤亡。1813年6月1日，利芬师还保存着记录的三个步兵团（雅罗斯拉夫尔、库尔斯克、别洛斯托克步兵团）总共实有军官120人、军士253人、士兵3179人。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老兵，许多人曾参加过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帕维尔时代的战争。以别洛斯托克团为例，该团在整个1812年中仅接收了50名新兵。诚然，别洛斯托克团和雅罗斯拉夫尔团都在1813年夏天向近卫军输送了人员，但人员流失并未严重到损害它们的质量。即使在战时，外表似乎也是近卫军拣选人员时的部分原因，不过近卫军无疑会避开任何有过不良记录的人。以伊斯梅洛沃近卫团从雅罗斯拉夫尔团中挑选的94名士兵为例，仅有39人来自精锐的掷弹兵和射击兵。[12]

最重要的是，近卫军没有从利芬师中抽走任何一名军士，正是以老兵军士群体为核心，才能建立并维持拥有强大战斗力的团。在库尔斯克团里，23名军士长（fel’dfebeli/фельдфебель）和军需军士（kaptenarmusy/каптенармусы）在军中平均服役16年，在该团中平均服役接近13年，25名高级军士则在该团中平均服役18年。别洛斯托克团直到1807年才建立，但它的12名军士长中仅有1人在那时还不是军士长。团军士长鲍里斯·瓦西里耶夫（Boris Vasilev/Борис Васильев）时年33岁，是一个士兵的儿子。他年仅13岁就作为鼓手加入喀琅施塔得（Kronstadt/Кронштадт）卫戍团，并在10年后成为连军士长，和许多其他来自喀琅施塔得团的人一样，瓦西里耶夫于1807年转入新建的别洛斯托克步兵团。4年后，他在巴尔干战场上的鲁斯丘克围城战中赢得了一枚军事奖章。瓦西里耶夫依然非常年轻，但也已经是富有经验的军人，他在和平时期是个有能力的、识文断字的管理者，同时也是个有良好战斗记录的士兵：我们可以通过他官方记录中简单明了的事实得出结论，他身上具体体现了团长期望高级军士长应当拥有的一切品质。

除老兵军士外，别洛斯托克步兵团也拥有数目大得惊人的出身下层的军官，尽管他们大部分是士兵的儿子，也都早在1812年战局开始之前就已成为军官。这些人也是坚强的老兵。以中尉尼古拉·谢维廖耶夫（Nikolai Shevyrev/Николай Шевырев）为例，他在一个卫戍团中服役15年后成为军士长，组建别洛斯托克团时加入该团，随后被提升为军官。对1812年时充斥在拿破仑军队当中的、从普通士兵提拔上来的下级军官和军士而言，像瓦西里耶夫和谢维廖耶夫这样的人是值得尊敬的对手。然而，到1813年8月时，德意志境内的法军部队中几乎都没有堪与库尔斯克团和别洛斯托克团匹敌的老兵骨干。[13]

尽管拿破仑的军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如联军，他在其他方面却享有关键性的优势。正如拿破仑自己向梅特涅的使者布勃纳伯爵指出的那样，内线作战、法军指挥系统层次清晰和拿破仑自己无可争议的领导能力这三者本身就已经十分可贵，而在面对由利益各异的平等大国组成的同盟时，在面对部署在北起柏林、东至西里西亚、南抵波希米亚的巨大半圆形区域内的联军时，这些优势将是决定性的。符腾堡的欧根在回忆录中写道，1813年8月他对联军能够取得胜利持乐观态度，但在战后发现联军领导层有多么组织涣散、矛盾重重后，联军最终取得的胜利令他非常惊讶。[14]

联军总司令是奥地利元帅卡尔·冯·施瓦岑贝格亲王。在1813年之前，施瓦岑贝格已经体现了作为一位技艺娴熟的外交官和能干而勇敢的师指挥官的才能，但他指挥更大规模部队时的表现则要稍逊一筹。就指挥大军而言，施瓦岑贝格的个性和事业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表明他足以和拿破仑对抗。施瓦岑贝格是个耐心、谨慎、和蔼而体面的人，他信任联军的事业，并为这一事业无私服务，尽其所能。作为一个大贵族，施瓦岑贝格极有贵族风度、缺乏个人野心，这也合乎他的总司令身份。他以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式的做法吸收并化解了许多雄心勃勃、好斗成性的部下之间的冲突。当然，贵族做派的施瓦岑贝格能够熟练地运用法语，这是联军高层指挥官间的通用语言。然而，总司令缺乏对自己军事能力的信心，对拿破仑怀有恐惧，而联军是由平等的大国出兵组成，其中两国君主坚持和他的总司令部一起行动，并对他的决定做出事后批评，这些都妨碍了他的指挥。尽管施瓦岑贝格经常发现亚历山大难以应付，但总体而言他还是欣赏亚历山大的，他赞同关于俄国君主的评价——“软弱的好人”。与之相反，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则是“一个粗鄙、暴躁、麻木的家伙，我对贫穷而勇敢的普鲁士人有多尊重，对他就有多讨厌”。[15]

尽管有以上这些缺陷，施瓦岑贝格仍然是能够担负总司令职位的现有最佳人选。最高统帅必须是一个奥地利人而非俄国人，这体现了联军在1813年8月对奥地利的依赖，也反映出联军最大的野战兵团部署在奥地利领土上这个事实。即使奥地利愿意让亚历山大担任总司令——实际上奥地利人很不愿意这么做，亚历山大自己也不会接受这一职务。如果他愿意成为最高统帅，早在1813年4月库图佐夫死后这一职位就唾手可得。亚历山大的一些将领主张让他亲自指挥，但亚历山大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太过缺乏信心，因而拒绝了这一提议。他更愿意在总司令身后操纵局势，尽管这会让后者感到严重不适。

比起皇帝之前对待维特根施泰因的做法，他对施瓦岑贝格更尊重一些。以秋季战局之初为例，我们甚至能发现亚历山大告诉维特根施泰因应当遵照施瓦岑贝格的命令——即使他的命令和俄皇本人的命令发生冲突。然而，亚历山大对最高统帅的信任很快就开始减退，他对指挥的干涉在一定程度上故态复萌。施瓦岑贝格很快意识到唯一能够确保俄军指挥官切实执行命令的方法是和俄皇在总司令部的代表卡尔·冯·托尔预先协商，在任何重大事务上还都应当得到亚历山大本人的批准。这一拖延时间且含糊不清的决策过程，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被证明是致命的。[16]

与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商议意味着听取他们两人的军事顾问的意见。就亚历山大而言，军事顾问首先指的是巴克莱·德·托利、迪比奇和托尔。亚历山大总是倾向于相信外国“军事教授”，现在他发现了安托万·德·若米尼少将，还在一定程度上将其视为普菲尔的替代品。若米尼是当时最受尊敬的军事著作家之一，他在休战期间从拿破仑军中逃跑。亚历山大对拿破仑的老对手莫罗（Moreau）将军更为信任，莫罗曾在1800年的霍恩林登（Hohenlinden）会战中击败了奥地利人，流亡美国后接受亚历山大的邀请，加入了他的随从队伍。对施瓦岑贝格和他手下的奥地利参谋而言，洗耳恭听同盟君主和他们的俄国、普鲁士将领们的高见已经足够糟糕了，不得不遵从莫罗和若米尼的意见则是最后一根稻草。总司令在给妻子的信中描述了“被懦弱者、各种花花公子、古怪计划的制订者、密谋者、白痴、饶舌者和吹毛求疵者围绕”的挫败感。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则在他的日记中评论说，联军的决策过程有时候就像是在群众大会上商量一样，与1812年库图佐夫总部中存在的明晰指挥系统大相径庭——尽管后者实际上只存在于他过于理想化的记忆当中。[17]

如果说施瓦岑贝格对联军主力军，也就是所谓“波希米亚军团”的权力是有条件的话，那么他对其他两个联军军团的权力就几乎不存在了。北方军团由贝纳多特指挥，部署在柏林附近。作为一个独立大国事实上的君主，贝纳多特必须得到一个军团的指挥权，他也很难被任何总司令控制。就主力军司令部而言，其中几乎没有人能够影响到贝纳多特的行动，瑞典王储只在一定程度上服从于亚历山大。不管怎样，施瓦岑贝格军团和贝纳多特军团之间的整个地区被拿破仑控制着，所以穿梭于两个军团总部间的信使一般要在东面兜一个大圈，花上许多天时间。甚至连施瓦岑贝格控制西里西亚军团司令布吕歇尔将军的努力都鲜有成果。由于信息传递的延迟和普军将领向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呼吁，布吕歇尔成功地阻拦了总司令为让西里西亚军团进入波希米亚、掩护主力军侧翼而做出的努力。至少在波希米亚军团里，施瓦岑贝格能够直接向组成该军团奥地利分队的120000名奥军士兵下令，然而在西里西亚军团和北方军团中却没有任何奥地利部队。

联军的军事行动原则上应当遵循7月10～12日俄国、普鲁士、瑞典在特拉亨贝格（Trachenberg）商定的行动计划。特拉亨贝格计划堂皇地宣称，“所有联军军团都将发起攻击，敌军营地将是他们的会师地点”。如果拿破仑向任何一个联军军团发起攻击，另外两个军团都将攻击拿破仑的后方。只有西里西亚军团得到了回避与拿破仑作战的明确命令，这主要是因为联军方面的计划制定者在7月初认为该军团兵力仅为50000人。特拉亨贝格计划的主要缔造者是托尔：尽管名义上依然中立的奥地利不能参与制订特拉亨贝格计划的会议，但托尔此前已经前往奥地利总部与施瓦岑贝格和拉德茨基展开长谈，他们也同意了特拉亨贝格计划的基本原则。因为奥地利的谨慎，计划后来得到了一部分修正：除非其他联军军团能够加入会战，否则所有联军军团现在都必须回避与拿破仑本人作战。[18]

特拉亨贝格计划在许多方面有积极意义。拿破仑正在德意志境内，赶走他的唯一途径就是所有联军军团发起协同攻势。避免任何一个联军军团单独与拿破仑亲自指挥的主力部队发生会战也是明智的，它是否能够实现则是另一回事。一个先入侵萨克森，而后又在拿破仑反击运动面前退却的军团将会进行大量令人疲乏的行军。回避与正在衔尾追击的拿破仑发生会战则无论如何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俄军可能拥有后卫作战的技艺和维持联军战略的耐力，但奥地利军队或普鲁士国民后备军能否做到这一点依然有一定争议。在没有无线电或电话的情况下，协调三个军团的向心运动只能依靠最粗略的草案。一些军团注定要比其他军团移动得快，当联军逼近拿破仑时，他利用所处的中间位置攻击一个军团并在关键的几天内挡住其他军团的概率将会提高。联军指挥官的个性也增加了这种状况发生的可能性：布吕歇尔勇敢好斗，倾向于冒险作战，他对拿破仑毫不惧怕，施瓦岑贝格和贝纳多特则在所有方面恰好相反。

在战役开始之初，亚历山大似乎非常期待贝纳多特发起强力攻势。也许亚历山大对外国将军，尤其是对拿破仑麾下将军的尊重诱使他希望如此。以一封于8月21日写给贝纳多特的信为例，亚历山大指出了这样的前景：由于拿破仑看上去正在向东前进，瑞典王储可以借机突袭拿破仑后方，夺取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占据通往波希米亚的山间小道，甚至派出轻型部队西进，鼓励莱茵同盟的王公们放弃与拿破仑的同盟。然而，贝纳多特过去的作为事实上表明，他根本就不愿或不能展开这样浮夸的攻击行动。多年以来，贝纳多特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位优秀的管理者和技巧娴熟的政治家的素质，但他仅仅是一个谨慎的、有一定能力的将军。[19]

贝纳多特的行动也受到严重制约，其中一些制约因素是政治性的。此前给予他瑞典王储地位的瑞典精英们原本打算通过这一举动拉近与拿破仑的关系，也认为此举可能会有利于他们计划中的对俄复仇事业。与之相反，贝纳多特将瑞典带进了与亚历山大的同盟，放弃了看似黄金般的夺回芬兰的机会。为了证明此举的正当性，贝纳多特必须履行从丹麦国王手中夺取挪威作为补偿的诺言。这一方面将他牢牢固定在联军一方，因为拿破仑永远不会同意劫夺自己的丹麦同盟。然而，关于为瑞典夺取挪威一事，联军的胜利只是它的必要条件，却远非充分条件。其他因素姑且不论，夺取挪威也仅仅是反法同盟大国间的一桩小事，它们会很迟缓地把自己的部队投入到对丹麦作战当中，对贝纳多特而言，在战后和会上讨价还价之前就把挪威牢牢握在掌中也是明智之举。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王储在秋季战局中会如此坚决地让他的瑞典部队保持完好。此外还有一个更为单纯的理由，在所有联军部队中，瑞典军队可能是最差的。如果他们的步兵和法军展开激烈战斗，他们极可能遭到重创，可能发生的结果则是贝纳多特非但没夺取挪威，还只能带着一半部队返回瑞典。在那种状况下，他在国王死后继位的机会大概很渺茫。[20]

北方军团也面临着战略困境。如果拿破仑在战役之初向布吕歇尔或是施瓦岑贝格方向进军，这两人都拥有足够的退却空间。以施瓦岑贝格为例，他可以退到自己在波希米亚中部和南部的补给基地、要塞和良好的防御阵地上。在其他两个联军军团和大批联军轻骑兵进入拿破仑后方的状况下，拿破仑追击布吕歇尔或者施瓦岑贝格的距离将会严重受限。与之相反，贝纳多特的军队则被部署在柏林正前方，他自己也许希望退到他设在波罗的海沿岸的瑞典基地，但如果他未经一战便放弃柏林，贝纳多特将会面临麾下普鲁士将领的暴动，而这些普鲁士将领的部队是北方军团的最大组成部分。贝纳多特了解这一点，因而计划击退任何指向柏林的法军攻击，由于确信拿破仑将把夺取普鲁士首都放在首位，他的紧张情绪便进一步滋长了。事实上，贝纳多特错得并不离谱：柏林令拿破仑着迷，在战争的第一个月里，他也指挥乌迪诺元帅和奈伊元帅发动了两次针对柏林的攻势。如果拿破仑在与波希米亚军团和西里西亚军团的起初几场会战中取得成功，他的下一步动作将是带着近卫军和其他后备部队主力北上同贝纳多特交战。[21]

只要西里西亚军团和波希米亚军团处于防御状态，它们的处境就比贝纳多特安全。然而，如果要把拿破仑赶出德意志，它们就不能长期展开防守，一旦这两个军团攻入拿破仑位于萨克森中部的基地，它们也会变得易受损伤。以施瓦岑贝格为例，他的部队必须越过厄尔士山脉（Erzgebirge），换句话说就是沿着整条萨克森-波希米亚边界延伸的山脉。从波希米亚境内出发，仅有的两条能够通过厄尔士山脉的像样道路是通向德累斯顿和莱比锡的大道，但这两条大道在越过山脉时间距已经达到了100公里。如果施瓦岑贝格让他前进中的纵队分散在这两条大道和它们之间的山间小道上，拿破仑将有可能对他的一翼展开突袭，而施瓦岑贝格的其余部队却不能及时赶来援救。快速横穿厄尔士山脉中的陡峭山谷和蜿蜒山路即便对信使来说也十分崎岖难行，更不用说大批军队了。另外，如果施瓦岑贝格试图将他的大部分部队集中到仅仅一条大道上，后勤问题将会大大增加，他的纵队也将运动得十分缓慢。这会引发另一种更可能的状况：拿破仑将会猛攻联军的先头师，而那时施瓦岑贝格的其他部队正在群山中排成长队缓慢前行。[22]

假如布吕歇尔军团侵入萨克森中部，它就必须越过易北河。但易北河上的所有渡口要塞都在拿破仑掌控之中，这意味着只有拿破仑能够使麾下部队快速而安全地过河。布吕歇尔过河的唯一方法是搭建浮桥。在架设浮桥方面，布吕歇尔主要依靠俄军舟桥连，这些舟桥部队在西里西亚军团起初跨过易北河和后来越过莱茵河时表现极其出色。他们架设的桥梁看上去显然摇摇欲坠，布吕歇尔的一位俄军高级参谋回忆说，“这些桥梁仅仅高过水面两三尺，过桥时必须极其小心。桥梁时刻都在不停起伏，马匹必须被牵着通过，对其中一条驳船上帆布的任何损坏都会导致它立刻沉没”。一旦军队渡过易北河，它要么拆毁浮桥，放弃与后方的交通，要么就得建立野战工事保护桥头堡。后者的坚固程度永远不可能和永备要塞相提并论，因此需要配备多得多的驻军。一支通过这种浮桥的军队，其行动将会比通过永久性结构的桥梁的军队慢得多，因此在过河途中被敌军攻击的概率也就高得多。被迫在拿破仑追击下匆忙通过这样一座桥梁，对任何指挥官而言都是梦魇。如果那时的天气也对联军不利，损坏了组成浮桥的平底船或者使桥梁不能通行的话，那么真正的灾难就迫近了。[23]

仅仅从联军角度观察事态，会不可避免地忽略拿破仑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拿破仑领着一支大军在萨克森境内摆出守势，这就注定使他的士兵陷入饥馑，他军中马匹所面临的饥饿状况则最为严重。联军的特拉亨贝格计划迫使法军不得不来回反复行军，这令拿破仑麾下刚被征召入伍的年轻新兵们精疲力竭。当地居民对法军的敌对态度和拿破仑在轻骑兵方面的巨大劣势——后者是最重要的因素——导致法军难以搜集情报。拿破仑的主要基地设在德累斯顿，他手下军队的食物、弹药和饲料补给都严重依赖此地，但德累斯顿设防并不充分，距离奥地利边界也仅有一日行程。依然身在拿破仑总部中的奥德莱本将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关联起来，并回忆说拿破仑在秋季战局中最为关注也寄予期望的一点是抓住联军的错误不放。考虑到战区状况、联合作战的问题和联军指挥官的弱点，这一期望的确是有可能的。[24]

德意志境内的1813年秋季战局事实上在三条不同战线上开打，这一事实令对秋季战局最初几周战事的讲述变得十分复杂。施瓦岑贝格的主力军团在南线，布吕歇尔的西里西亚军团在东线，而贝纳多特的北方军团则在柏林前线独立作战，为叙述清晰起见，有必要依次讲述他们的战役。一直到前半场秋季战局结束，联军三个军团攻入萨克森向莱比锡推进后，才有可能以一个综合叙事完成对战役状况的讲述。在休战期满后，布吕歇尔不出所料是联军方面三位军团司令中最快采取行动的。事实上，早在敌对状况应该开始之前，布吕歇尔就高吼着“现在是时候结束外交滑稽剧了”展开了行动。[25]在巴克莱的怂恿下，布吕歇尔揪住法军对休战条件的轻微违反行为，并以此为理由在8月13日侵入正在西里西亚境内对峙的两军间的中立区。这一行动意义重大，布雷斯劳附近中立区的收成依然几乎尚未得到利用，这在被两支大军于1813年6月和7月消耗殆尽的西里西亚省显得尤为突出。这个巨大的战利品值得一方出手将其彻底垄断，拒不给予敌方。

更重要的是，布吕歇尔的行动夺取了主动权，并迫使拿破仑回应联军的作战行动，而非自行支配部队。以西里西亚军团的前进为例，它将拿破仑的注意力从巴克莱的俄国和普鲁士纵队上转移出去，巴克莱所部此时正在朝西南方向进军，以便与施瓦岑贝格在波希米亚的军队会合。如果法军在这些纵队正在行军时发起攻击，后果可能变得很严重。此外，布吕歇尔通过夺取主动权把对面的法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将他们一路赶出中立区，撵到博贝尔河（Bober）以外。前进中的布吕歇尔军团分布如下：萨肯兵团的18000名俄军位于右翼，约克麾下的38000名普军位于中央，由朗热隆率领的40000名俄军位于左翼。

布吕歇尔军中资历最高的俄罗斯军官亚历山大·德·朗热隆伯爵是为俄国效劳的许多法国流亡者之一。他经历的第一场战争是美国独立战争，后来在1790年加入正在围攻奥斯曼帝国伊斯梅尔（Izmail）要塞的俄军，朗热隆这么做的原因部分是出于对冒险的渴望，但也有流言说他正在逃避和一位主教的决斗。朗热隆在围攻要塞的战斗中表现出了勇气和进取心，因而赢得了俄国人的尊重，他此后一生都在为俄军效力。1814年3月，朗热隆多年以来首次看到巴黎，此时恰逢他的部队猛攻城门外的蒙马特尔（Montmartre）高地。他在俄军中一路得到提升，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土耳其人作战，但也参加了奥斯特利茨会战，朗热隆在奥斯特利茨并不出色的表现激起了亚历山大的愤怒，这几乎断送了他的职业生涯。此后朗热隆依靠对付土耳其人时的表现重新赢得了皇帝的信任，但很少有人怀疑一点，那就是这位伯爵作为将领虽然表现不错，却远非杰出。[26]

在布吕歇尔的俄普联合军团中，朗热隆某种程度而言表现得像个怪人。他是非常典型的法国南方人：暗肤色，黑眼睛，黑头发。他拥有魅力、机智和旧制度下巴黎沙龙的谈话方式，写作悲剧和歌曲，喜欢猜字游戏、谜语和哑谜，玩起来十分专注。他常常会低头背着手来回走动，沉浸在思考和谜语之中。然而，他在战场上表现得冷静且令人印象深刻，也擅长观察地形。他已经能说一口娴熟流利的俄语，不过口音十分古怪，这让他麾下的士兵经常感到费解。无论如何，他受到士兵的广泛爱戴，而他们间的赞赏也是相互的。朗热隆最为惹人喜爱的品质之一是他对普通俄国士兵的勇敢、正直和自我牺牲精神的高度钦佩，正如他一直指出的那样，能够指挥俄国士兵是他的极大荣誉。也许这会让人联想到殖民地官员，和国内庸俗而爱出风头的布尔乔亚相比，那些人更喜欢刚强的土著农民。但朗热隆对他麾下的军官也是慷慨甚至颇具骑士风度的，他会敏锐地表扬他人，也经常对自己持批评态度。

然而，作为布吕歇尔军团中资历最高的俄军军官，朗热隆也要对俄普两军和两军指挥官间的良好关系负责，而他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朗热隆不会说德语，而布吕歇尔一句法语或俄语都不会说。为了和布吕歇尔沟通，朗热隆需要与布吕歇尔的参谋长格奈泽瑙用法语交流。像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法国人一样，朗热隆认为德意志人不过是笑料罢了，他曾经评论说“这个民族的沉重、拘谨呆板、迟缓的想象力和他们的粗野行为让他们同其他民族合不来”。格奈泽瑙对法国人的厌恶更甚于朗热隆对德意志人的讨厌。除此之外，布吕歇尔的参谋长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个激进分子，他梦想在德意志人民当中掀起和法国革命时一样的民族主义狂热。他会憎恶但理解和他倾向类似的法国人，而一个与自己国度作战的流亡伯爵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27]

西里西亚军团的指挥结构事实上潜藏着灾难的可能性。萨肯和布吕歇尔至少可以用德语交谈，他俩的互相仰慕则来得很及时。无论如何，他们的良好关系是未曾预见到的幸事，因为萨肯是个言辞刻薄而脾气暴躁的人，他作为下属的名声并不好。即便如此，与约克相比，萨肯已经算是天使了。普鲁士军长认为布吕歇尔是个白痴，年轻得多的格奈泽瑙则不过是军事理论家，而且还是个危险的激进分子，他被置于这两人之下是对功勋和常识的公然侮辱。就在这些高级指挥官的率领下，布吕歇尔军团在8月21日醒来后面临这样的事实，它现在正面对拿破仑本人、他的近卫军和后备部队核心，他们正加速前进，增援在布吕歇尔所部面前退却的法军。

布吕歇尔则根据特拉亨贝格计划做出反应，他的军团向后退却，避免卷入主力会战。正如人们现在能预计到的那样，俄军以从容不迫的职业水准完成了这一任务。在本茨劳城外，萨肯指挥军团右翼冷静地等待了5个小时，直至奈伊军、马尔蒙军、塞巴斯蒂亚尼军在他面前完全展开，然后他把战斗托付给由利芬率领的步兵和伊拉里翁·瓦西里奇科夫麾下骑兵训练有素的作战技能，他们展开了后卫作战行动，使敌军指挥官遭遇挫折，迫使法军与俄军保持一定距离。仅仅在别洛斯托克步兵团，就有10名士兵因为8月21日在本茨劳的后卫作战行动中表现出的镇静、勇敢和作战技能赢得了军功章。瓦西里奇科夫是欧洲最有能力的轻骑兵指挥官之一，而他麾下各团的骑兵在各方面都远优于他们所面对的由塞巴斯蒂亚尼将军指挥的法军第二骑兵军骑兵，这一事实对俄军步兵极其有利。[28]

在布吕歇尔军团的另一翼，朗热隆的后卫部队也在法军重压下表现良好。它的骑兵得到了格奥尔基·埃马努埃尔（Georgii Emmanuel/Георгий Эммануэль）将军的巧妙指挥，埃马努埃尔是一个来到俄国南部的塞尔维亚移民的儿子。后卫总指挥官则是亚历山大·鲁德泽维奇（Aleksandr Rudzevich/Александр Рудзевич），一个在12岁时接受东正教洗礼的克里米亚鞑靼人。鲁德泽维奇是个受过训练的参谋，理论上他是朗热隆的参谋长，然而朗热隆实际上把他的军需总监保罗·奈德哈特（Paul Neidhardt）上校当作参谋长，而把鲁德泽维奇作为麻烦解决者使用，哪里状况最棘手，鲁德泽维奇就去哪里。朗热隆在回忆录中写道，鲁德泽维奇身上独一无二地综合了参谋训练和在高加索的长年战斗经验，因此是他的兵团中最有能力的将军。布吕歇尔和格奈泽瑙唯有这次完全赞同朗热隆的看法。格奈泽瑙致信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信中说鲁德泽维奇的后卫在8月21日面临着被占有巨大优势的敌军切断退路的风险，许多将军在这样危险的状况下会心慌意乱、丧失判断力，但鲁德泽维奇则以智慧、冷静和勇敢做出反应，将法军击退，并在法军眼皮底下把部队撤过博贝尔河。[29]

普鲁士军队，尤其是普鲁士国民后备军将怎样进行抵抗拿破仑的后卫作战行动则是更不确定的事情。事实上，普军在从博贝尔河到卡茨巴赫河（Katzbach）的4天退却作战中表现出了勇敢和纪律，而卡茨巴赫河也正是布吕歇尔8天前开始行动的地方。然而，西里西亚军团的来回行军令部队疲劳，尤其是令普鲁士民兵精疲力竭。以第6西里西亚国民后备团为例，在布吕歇尔开始前进时，这个团有2000人之多，而8天后，它就消散到仅有700人而已，这主要是军队在前进和随后的退却中速度过快所致。此外，布吕歇尔的参谋部需要时间走上正轨，西里西亚军团毕竟只是在战局开始前夜才集中到一起。在从博贝尔河到卡茨巴赫河的退却中，普军纵队有时会横越甚至卷进辎重车队里。夜行军则是导致约克军疲劳的特殊因素。

考虑到当事人的性格，大发雷霆是不可避免的。在与布吕歇尔发生激烈争论后，约克向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递交了辞呈，他写道：“也许是我的能力有限，不能领会到正引领着布吕歇尔将军的杰出思想。”[30]

布吕歇尔和朗热隆的关系则是最令人棘手的问题。尽管两人的个性因素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他们关系恶化的主要源头却是更基本的事情。当特拉亨贝格计划起初制订时，三个联军集群中只有西里西亚军团被明确要求谨慎行事，这是因为那时该军团仅有50000人。到战役开始时，西里西亚军团的人数实际上已经翻了一番，但君主们发给布吕歇尔的指示仍然要求他避免大战。布吕歇尔当即回复说，如果他所接到的命令就是这些指示，那么联军有必要找一个更适合谨慎作战的指挥官来替代他。巴克莱和迪比奇回复说，以君主们的名义，无疑没有谁可以阻止100000人的指挥官抓住任何展现在他面前的战机。在这一保证下，布吕歇尔才接过了指挥权。[31]

朗热隆知道布吕歇尔起初收到的指示，却不了解后来被巴克莱和迪比奇修改过的版本。这可能是在紧张地准备将巴克莱所部移入波希米亚的最后工作时产生的疏忽，也可能是亚历山大有意玩弄的把戏，即利用朗热隆来阻碍布吕歇尔。毫无疑问，对于布吕歇尔富有攻击性的天性会导致什么结果，皇帝仍然感到十分紧张。以收到西里西亚军团起初向博贝尔河前进的消息时的反应为例，他致信布吕歇尔，“你最近的战斗已经十分光荣，但这些战斗绝不应该导致你把自己卷入一场大规模遭遇战之中”。[32]

不管对朗热隆的处理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对他和布吕歇尔都极不公平。朗热隆有理由相信他是遵照布吕歇尔收到的指示和亚历山大的意愿行事，他也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担忧拿破仑可能仅仅追击布吕歇尔几天，然后布吕歇尔就会停下来战斗，不管敌方有多强大。军团司令事实上可能毫无选择，因为那些后备团在退却中蒙受的损失终究有个限度，一旦超过便会瓦解。事实上布吕歇尔本人曾致信亚历山大，假如他找到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地，他的炮兵又能够发挥优势的话，那么就算众寡悬殊，他也会在必要的时候奋起抵抗面前的拿破仑大军。不可避免地，布吕歇尔对朗热隆在战役前两周多次以谨慎的名义拒不服从命令感到暴怒，到8月25日为止，他和格奈泽瑙已经丧失了全部耐心，并决心让亚历山大罢免这个俄军将领。[33]

对西里西亚军团而言异常幸运的是，特拉亨贝格计划一如预想的那样运转。到8月23日时，拿破仑已经清楚地看到他不能腾出任何时间来追击布吕歇尔了。施瓦岑贝格军团正在入侵萨克森，并威胁到位于德累斯顿的主要补给基地。拿破仑带领近卫军和马尔蒙军、维克托军折返迎击，留下麦克唐纳元帅对付布吕歇尔。麦克唐纳指挥的部队则是塞巴斯蒂亚尼的第二骑兵军和第三、五、十一步兵军。尽管拿破仑把第三军留给了麦克唐纳，但他同时命令第三军指挥官奈伊元帅将指挥权交给苏昂（Souham）将军，奈伊本人则前往柏林前线，指挥与贝纳多特作战的部队。

在动身前往德累斯顿之前，拿破仑给麦克唐纳下令，要求他向前越过卡茨巴赫河，将布吕歇尔赶到尧雷（Jauer）之外。此后麦克唐纳的职责就是将敌军压制在远离易北河以西萨克森主战场的西里西亚东部地区。麦克唐纳命令他的部队于8月26日通过卡茨巴赫河。与此同时，布吕歇尔立刻意识到拿破仑和许多敌方部队已经离开，他因此命令西里西亚军团重新展开攻势，攻势以越过卡茨巴赫河为开端，布吕歇尔也把过河时间定在8月26日。将在那一天发生的关键会战已经布景完毕，但是无论哪位指挥官都没想到对方也会前进。两支军队在前进中骤然碰撞，大大降低能见度的大雨则令混乱状况更加严重。

麦克唐纳的军队在宽大正面上向前推进，由勒德吕（Ledru）将军和皮托（Puthod）将军统率的两个师被部署在位于南方很远处的舍瑙（Schönau）和希尔施贝格（Hirschberg）附近，他们的任务是阻截由埃马纽埃尔·德·圣普列斯特伯爵指挥的规模不大的俄军第八军，圣普列斯特是另一位保王党流亡者，原先还是巴格拉季翁的参谋长。此外他们还要从西南方向威胁位于尧雷的联军。这一行动将会包抄布吕歇尔军团的侧翼，并导致它的交通线和集结在尧雷及其附近地区的辎重部队受到威胁。麦克唐纳战线的另一端是部署在利格尼茨附近的第三军，它奉命在利格尼茨越过卡茨巴赫河，然后沿着从利格尼茨到尧雷的道路推进，攻入联军右翼后方。麦克唐纳所部的剩余兵力由他本人率领的第十一军和洛里斯东手下的第五军组成，它们将径直越过卡茨巴赫河，向尧雷正面推进。在派出勒德吕和皮托后，这两个军只剩下4个步兵师，但他们将会得到塞巴斯蒂亚尼麾下骑兵的协助。

把法军分散得这么宽存在风险，但麦克唐纳似乎已经判断布吕歇尔将会停下来就地防守或退却。在面对这样一个富有攻击性的敌人时，这一设想实在太过危险。一位俄军高级参谋后来写道，对联军阵地的失败侦察是导致法军在卡茨巴赫河战败的关键因素。法军侦察的失败不仅应当归咎于麦克唐纳，糟糕透顶的天气和法军骑兵的低劣质量也有责任。[34]

麦克唐纳行经的地区，也就是后来战斗发生地区的地形进一步增加了低劣侦察所造成的风险。大体而言，两军战前被从利格尼茨向西南方向流淌的卡茨巴赫河分隔开来，法军位于河流北岸，而联军位于南岸。麦克唐纳的部队渡过卡茨巴赫河后，战斗在卡茨巴赫河和尧雷之间的南岸展开。战场则被维滕德尔尼斯河（Wütender Neisse）截为明显两半，这条河发源于尧雷，以近乎直角的角度汇入卡茨巴赫河。

战场的北半部分，换句话说就是维滕德尔尼斯河以北的地区，是一块平坦且没有树木的高地，地势在西北方向的卡茨巴赫河谷和西南方向的维滕德尔·尼斯河谷附近骤然下降，形成了陡峭的斜坡。高地距离河面高度不超过75米，陡峭而森林密布的斜坡却使得法军方面任何人都无法观察到对岸发生的状况，即使在晴天也是如此。从卡茨巴赫河向高地攀登途中的小道险峻而狭窄，大部分法军行经的魏因贝格（Weinberg）附近的小道状况尤为严重。哪怕是现代人驾驶汽车通过这条小道，在雨雪泥泞天气里也会遇到许多麻烦，1813年8月时在泥淖和倾盆大雨中数以千计的人员、马匹和火炮沿着小道推进就更加糟糕了。即使通过小道抵达了高地，也存在被出现在高地上的敌军奇袭的严重威胁。

1813年8月26日，法军在高地上遭遇了布吕歇尔大约60%的军队，也就是全部约克军和萨肯兵团。萨肯位于右侧，他的侧翼敞开，以艾希霍尔茨（Eichholz）村为依托，在村中部署了约翰·冯·利芬师的第8、39猎兵团。艾希霍尔茨村以外，由克列托夫（Kretov/Кретов）少将指挥的哥萨克部署在北侧，萨肯将他的步兵部署在左侧（亦即南侧），涅韦罗夫斯基的第27师位于第一线，利芬第10师的剩余部队在后方作为预备队，伊拉里翁·瓦西里奇科夫的骠骑兵和龙骑兵团部署在艾希霍尔茨村右后方。萨肯兵团和维滕德尔尼斯河之间驻扎着约克手下的普军。朗热隆的部队被部署在战场南半部，也就是维滕德尔尼斯河以南。这里的地形和北岸的高地大不相同，战场上的主要地物是两条从维滕德尔尼斯河岸延伸到战场西南边界被树木覆盖的丘陵处的山脊。这些山脊提供了指挥视野和炮兵阵地。此外，亨讷斯多夫（Hennersdorff）村和赫曼斯多夫（Hermannsdorf）村可以被改造成朗热隆所部步兵的坚实据点。

麦克唐纳的计划从8月26日一早起就开始出问题，由于对命令的误解，第三军已经在此前一天离开了利格尼茨。等他们返回利格尼茨后，苏昂将军认为执行麦克唐纳在利格尼茨渡过卡茨巴赫河随后向尧雷开进的命令已经太晚了。第三军给出的不遵守麦克唐纳命令的主要理由是利格尼茨的渡口已经因大雨而无法使用了。这个理由听上去并不可靠，因为在不停地下了两天雨之后，萨肯手下的俄军于8月28日成功从利格尼茨渡过卡茨巴赫河。不论理由到底是什么，苏昂在8月26日决定把他的军沿着卡茨巴赫河北岸向下游开进，这样就可以和麦克唐纳的主力部队连为一体，支援后者的渡河攻击。[35]

从理论上讲，把法军部队集中起来是合情合理的。但实际上卡茨巴赫河北岸的狭窄道路无法负担这么多部队的行动。在克罗伊奇（Kroitsch）村和下克赖恩（Nieder Crayn）村之间发生了一场大规模交通堵塞。堵塞事故的责任人有塞巴斯蒂亚尼手下的骑兵，还有炮兵和辎重部队。第三军的4个师也一头撞入了堵塞中，只有其中的1个师，也就是布拉耶尔（Brayer）将军的第8师成功地从交通堵塞中冲出，随后跨过卡茨巴赫河上的桥梁，进入魏因贝格附近的小道。甚至连布拉耶尔都被迫将他的全部炮兵留在身后。麦克唐纳下令第三军的其他3个师原路折返，在利格尼茨方向找到渡河点。其中两个师最终在施默格维茨（Schmogwitz）村附近找到了渡河点，但等到它们抵达高地时，会战已经结束了。最终在高地上的战斗中发挥作用的只有布拉耶尔的部队、麦克唐纳军中由沙尔庞捷（Charpentier）将军指挥的第36师和塞巴斯蒂亚尼的骑兵。由于布拉耶尔的炮兵被困在卡兹巴赫河另一边的克罗伊奇村，因此甚至连这些部队都没有带上全部编制内的炮兵。法军所面对的则是约克和萨肯麾下完整的军，也就是布吕歇尔军团的60%，他们输掉这场会战毫不奇怪。

布吕歇尔自行下达了渡过卡茨巴赫河的命令后，于8月26日上午11时惊讶地得知，面对朗热隆和约克的法军也在前进渡河。由于退却中的普鲁士前哨给出的状况描述非常混乱，普军军需总监、上校冯·米夫林（von Müffling）男爵亲自骑行上前，侦察法军人数和前进方向。米夫林回忆说，“我骑在一匹鼠色的马上，穿着灰色披风，因此在这场滂沱大雨中，即使相距100步也看不到我”。米夫林发现法军骑兵和炮兵在下魏因贝格（Nieder Weinberg）和亚诺维茨（Janowitz）之间的高地上展开，步兵则位于他们后方，在下魏因贝格附近的河谷中前行。得知这一状况后，布吕歇尔下令约克前去攻击法军，萨肯则在邻近艾希霍尔茨西南的陶本山（Taubenberg）上部署炮兵。俄军炮兵将会把法军的注意力转移到北面，从而远离约克的前进方向。而当普鲁士步兵开始展开进攻时，俄军炮兵也会予以协助。与此同时，萨肯的步兵将会坚守艾希霍尔茨，提防可能从联军右侧亚诺维茨以北向高地开进的法军纵队。[36]

约克麾下的步兵至少需要一个小时的行军才能与法军接触。然而，早在布吕歇尔的命令抵达之前，萨肯就把由布拉姆斯（Brahms）上校指挥的俄军第13重炮连部署在陶本山上轰击法军。陶本“山”实际上是个非常轻微的地面隆起，但它俯瞰着西北面是卡茨巴赫河、西南面是维滕德尔尼斯河的整块高地。在视察了分配给他手下兵团的阵地后，萨肯这位优秀将领自然不会放过陶本山的有利地势，立刻自作主张开始行动。很快，其他俄军和普军炮兵也加入了布拉姆斯的轰击。

与此同时，约克和米夫林陷入了关于普军应当如何前进的争吵。约克希望普军展开成横队前进，而米夫林则争辩说在高地上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供展开，而且这一行动会浪费宝贵的时间。当布吕歇尔也支持米夫林时，约克闷闷不乐地服从命令，派出两个旅以纵队前进。时间不可避免地损失了，到大约下午3点时，约克的部队已经抵达高地边缘，在上魏因贝格（Ober Weinberg）附近通往河谷的小道周围与法军展开战斗。在这场倾盆大雨中，很少有步枪能够开火，但一场短暂的肉搏战后，数量上处于劣势的法军步兵沿着通往渡河点的小道一路溃散。这时塞巴斯蒂亚尼手下的一些骑兵向普军发起冲锋，以拯救己方步兵并争取时间让他们退出战斗重整旗鼓。由于他们的步枪在雨中可谓无用，约克的步兵在骑兵面前是非常脆弱的，指挥普军预备骑兵旅的尤尔加斯（Jurgas）上校试图前往救援步兵。但让约克暴怒的是，普军骑兵的攻击协调性极差，最后也以失败告终。根据当时一直陪在约克身边的米夫林的说法，随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间断，持续了大概15分钟，约克手下的步兵和大约4000名法军骑兵面对面对峙着，却都不敢发起攻击。突然，法军骑兵掉头就走，沿着通往河谷的小道逃离战场，这让米夫林极为惊讶。

法军骑兵逃跑的原因是，塞巴斯蒂亚尼的部队正遭到瓦西里奇科夫麾下俄军骑兵的攻击。萨肯和瓦西里奇科夫此时位于艾希霍尔茨附近，从那里他们可以观察到塞巴斯蒂亚尼的骑兵和布拉耶尔的步兵所处位置。对一名骑兵而言，法军所处的位置似乎是上帝对他祷告的回应。平坦的高地上没有任何沟渠、墙壁、树木或其他障碍物，是骑兵的完美战场。此外，塞巴斯蒂亚尼的左翼几乎毫无支撑，完全对敌方攻击敞开。法军骑兵指挥官似乎正期望未能赶上的苏昂军3个师能够尽快通过亚诺维茨向前推进协助骑兵。不论这一做法有什么理由，向瓦西里奇科夫这样高水准的将领提供敞开的侧翼可谓自讨苦吃。瓦西里奇科夫派出侦察骑兵确保塞巴斯蒂亚尼战线北侧的村庄并没有被步兵占据，这样他的部队就不会在前进时遭到伏击。发现村庄毫无守军后，瓦西里奇科夫将部队分成三个方向推进，同时对法军发起攻击。

亚历山德里亚（Alexandria/Александрия）和马里乌波尔（Mariupol/Мариуполь）骠骑兵团在一个龙骑兵旅的协助下攻击敌军正面。与此同时，阿赫特尔卡（Akhtyrka/Ахтырка）和白俄罗斯骠骑兵团从小廷茨（Klein Tinz）村后方杀出，向塞巴斯蒂亚尼的侧面发起冲锋。在小廷茨和亚诺维茨之间，瓦西里奇科夫麾下的哥萨克突入法军骑兵后方。萨肯的军需总监、皮埃蒙特流亡者德·韦南孔（de Venançon）伯爵在给彼得·沃尔孔斯基的信中写道，“从没有任何一次战地机动像这次一样精确和聪明，我这么说毫不夸张。这次机动从后方包抄并碾压了整个敌军左翼，因此赢得了彻底的胜利”。塞巴斯蒂亚尼麾下的骑兵带着布拉耶尔手下的步兵沿小道逃进卡茨巴赫河谷，还放弃了法军成功运到高地上的所有火炮。根据法方记载，布拉耶尔所部步兵退却时秩序良好，甚至还掩护了塞巴斯蒂亚尼手下骑兵的逃跑。只有到了被迫在越来越浓的夜色中渡过卡茨巴赫河的时候，布拉耶尔麾下的步兵才在敌军火力和车辆、火炮、骑兵堵塞道路所造成的混乱中秩序大乱。[37]

在法军剩余部队溃逃后很久，苏昂军的两个师才开始从施默格维茨渡口赶往战场，根据俄方记载，它们的前进是缓慢而犹疑的。法军从施默格维茨渡口向南推进，前往施魏尼茨（Schweinitz）村，他们在途中遭遇了涅韦罗夫斯基手下第27师派出的阻滞法军前进的散兵。散兵战大约在晚上7点展开，涅韦罗夫斯基师和利芬师的主力随后在多个联军炮兵连的协助下向前推进。法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又得知了其他部队之前遭遇的灾难，因此里卡尔（Ricard）将军命令他的部队退回施默格维茨渡口。这场退却终结了战场北半部的战斗。[38]

与此同时，一场完全不同的战斗在战场南半部，即维滕德尔尼斯河以南进行着。朗热隆已经派出了由圣普列斯特指挥的第八军守备从希尔施贝格通往尧雷的道路，在圣普列斯特所部缺席的状况下，敌对双方兵力大致相当，朗热隆拥有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骑兵，但他要面对3个法军步兵师的优势兵力。考虑到地形状况，他无论如何都应该能够在由麦克唐纳亲自率领的法军攻击面前守住阵地，除了此前所述的因素之外，南半部的其他战斗条件和北半部大致相同。

事实上，由于朗热隆计划展开一场战斗退却而非会战，两部分的战斗就没有什么相同之处了。朗热隆专注于敌军对他左翼和尧雷造成的威胁，因此主要致力于确保退却路线的安全。他担心迈松的师会试图推进到俄军左翼以外，因此将卡普采维奇（Kaptsevich/Капцевич）的第十军移回彼得维茨（Peterwitz），守备通往尧雷的退路。这一安排只给他留下了两个不大的军——亦即奥尔苏菲耶夫（Olsufev/Олсуфьев）的第九军和谢尔巴托夫（Shcherbatov/Щербатов）公爵的第六军——和鲁德泽维奇带领的分遣队阻挡麦克唐纳。然而，谢尔巴托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的军直到傍晚都一直被留作预备队使用，在下午4点前没有参加任何战斗。此外，朗热隆的几乎所有重炮连都被派到后方，以便在部队沿着狭窄、泥泞的道路退却时不至于造成交通堵塞。把以上俄军分遣部队的实力累加起来之后，就能发现此时战场上的法军无疑拥有压倒性的数量和火力优势。到傍晚时分，法军已经将朗热隆赶出了亨讷斯多夫和施劳佩（Schlaupe）之间俯瞰战场南半部的高地。俄军奋力抵抗，但在面对拥有如此数量优势的敌军时，他们根本没有守住阵地的可能性。[39]

这时从布吕歇尔司令部出发的米夫林已经赶到了战场南部，朗热隆被法军赶出据守的坚固阵地，这一消息在总部受到了奚落和嘲弄。米夫林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在施劳佩后方的小山上找到了朗热隆，和朗热隆在一起的还有鲁德泽维奇、奥尔苏菲耶夫和谢尔巴托夫。米夫林告诉他们联军在维滕德尔尼斯河以北取得了胜利，赞颂了萨肯的战绩，并催促他们立刻反攻夺回亨讷斯多夫周围的高地。其他俄军将领都怀着热情同意了这一主张，但朗热隆却这样回答，“上校，你确定司令现在没有安排我的军去掩护他退却？”米夫林补充说，“这就是朗热隆伯爵脑海里根深蒂固的观点，它误导他做出不正确的举动”。然而，如果朗热隆对米夫林传来的消息真实性有任何怀疑的话，他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证据则可以打消一切怀疑。拉多日茨基的炮兵连就部署在这座小山上，他回忆说尽管当天下着大雨，但照样能够突然看见普军正在维滕德尔尼斯河另一边全面追击溃逃的法军各营。他听到站在不远处的朗热隆惊叫起来：“天哪，他们在逃跑！”[40]

这一切足以说服朗热隆下令立刻发起反攻夺回亨讷斯多夫阵地。鲁德泽维奇从左侧攻击，奥尔苏菲耶夫从中央攻击，首次投入战斗的谢尔巴托夫军则在右侧作战。根据俄方资料，这次攻击的冲击力和突然性使得俄军没展开什么激烈战斗就把法军赶出了这些高地。像谢尔巴托夫军一样的普斯科夫团，该团已经作为预备队等待了一整天，直到下午4点才收到发起反攻的命令。普斯科夫团以教科书般的方式快速推进：以营纵队发起攻击，散兵位于纵队前方，炮兵则在纵队之间推进。根据团史记载，该团散兵击退了法军的轻步兵幕，并开始射击原先位于法军轻步兵后方的法军各营。法军步兵就在这时看到俄军纵队正在向前开进、准备猛攻阵地，他们便全速逃离战场。团史是以高度爱国主义的方式写成的，因此没有提及谢尔巴托夫向施劳佩的攻击受益于普军渡过维滕德尔尼斯河攻击法军后方，但俄军关于这一战役的官方历史提到了这一点，并赞赏了普军的勇敢。[41]

对法军而言，卡茨巴赫河会战只是一场失败，却并非一次灾难。将失败最终转变为大灾难的则是战后立刻展开的追击。这是1813年战局中迄今为止对失败敌军最成功的一次追击。即便按照温和的说法，朗热隆在8月26日表现得也并不出色。他对布吕歇尔意图的误读和对命令的违背原本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一天的英雄是约克的步兵、瓦西里奇科夫和他指挥的骑兵，以及法比安·冯·德·奥斯滕-萨肯。然而朗热隆的军在追击中取得了最辉煌的战果，这一点却并没有被写入布吕歇尔和格奈泽瑙对会战的记述。让布吕歇尔忘记朗热隆的不服从行为当然需要一段时间。再者，普鲁士领导人们也有充分理由对国民后备军的战绩予以热情洋溢的记述，以便努力加强国民后备军的自尊和士气。不过，在一份无须用来宣传的秘密报告中，普鲁士西里西亚军政府欢庆他们所在省份的解放和麦克唐纳所部的毁灭，在关于追击败军的记载中，他们将法军最终遭遇的灾难仅仅归因于朗热隆。[42]

这一说法太过偏向朗热隆了，因为约克和萨肯也为法军的崩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会战当夜布吕歇尔就命令两人的部队立刻渡过卡茨巴赫河，促使法军尽快逃跑。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联军部队实在过于疲劳，卡茨巴赫河已经全面泛滥，那天晚上也是一片漆黑。到了第二天约克才在魏因贝格附近的桥梁和渡口成功过河，但是立刻遭遇了组织良好的法军后卫部队。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苏昂军3/4的部队在此前一天几乎未曾投入战斗。

与此同时，萨肯在施默格维茨和利格尼茨之间渡口过河的尝试受到了被洪水淹没的河岸和卡茨巴赫河的深度与水流的阻碍，在连续暴雨之后，卡茨巴赫河的水流已经成为洪流。俄军一路赶往利格尼茨，最后在那里渡过卡茨巴赫河，因此延误了一天时间。这一切意味着法军有时间组织起相对有序的退却，不过这一退却速度很快、危险重重。许多掉队者和辎重车辆被落下了，但没有任何大部队被截断或摧毁。无论如何，在退却远未结束的8月29日，第三军名册显示战死930人，受伤2722人，失踪4009人。萨肯于9月3日向彼得·沃尔孔斯基报告，他率领的兵团自8月25日以来已经俘虏了2位将军、63名军官、4916名士兵和50门火炮。到那时为止，法军已经完全退出西里西亚，撤到萨克森边界之内。[43]

朗热隆的部队在8月27日拂晓之前就展开了追击，他们的指挥官无疑感到有必要弥补前一天的糟糕表现。鲁德泽维奇又一次指挥前卫部队，不过这次他还得到了科尔夫男爵骑兵军下属各团和彼得·卡普采维奇麾下整个第十军的增援。科尔夫和卡普采维奇的部队中几乎没有人在8月26日参加过战斗，因此差不多个个精力旺盛。与之相反，两个星期毫无休整的行军、瓢泼大雨、极少的食物与持续了一整天由开始时的胜利突然变成失败和整夜的疲倦退却的战斗，这些都使得法军部队精疲力竭。科尔夫骑兵军的参谋长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场败仗和几天的坏天气就对法军士气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破坏。”这一评价过于苛刻了。即使是威灵顿的步兵，如果被军需官和骑兵抛弃，又不得不在步枪因大雨而失效的情况下面对训练有素的大群敌方骑兵、协助骑兵的骑炮兵和数以千计的新锐步兵展开后卫战，也可能会被打得粉碎。但这格外疲惫的几天的确体现出了俄军士兵的坚韧和拿破仑新兵的虚弱。尽管法军的热忱在战斗顺利时无人可以匹敌，但在战事不利时，法军也确实常常会缺乏俄军步兵所具备的训练有素的冷静和稳定。[44]

当俄军在8月27日追上法军后卫部队后，许多法军部队当即崩溃。在皮尔格拉姆斯多夫（Pilgramsdorf）附近，埃马努埃尔将军指挥哈尔科夫（Kharkov/Харьков）、基辅龙骑兵团赶上了部分法军后卫，俘虏1200余人。由莫朗上校指挥的另一支后卫部队被特维尔龙骑兵团和谢韦尔斯克（Seversk/Северск）、切尔尼戈夫猎骑兵团追上，这3个骑兵团的指挥官是伊万·潘丘利泽夫（Ivan Panchulidzev/Иван Панчулидзев），一位格鲁吉亚裔骑兵老将。莫朗战斗得非常英勇，但他的步兵方阵无法使用步枪射击，因此在俄军骑兵的三面同时猛攻下最终崩塌。在步兵后卫崩溃、骑兵又不见踪影后，法军就开始面临几乎无法阻挡的威胁了。哥萨克团团围住了撤退中的法军，朗热隆的报告中如此阐述，“敌军的损失数量和队列中的混乱让我想起他们从莫斯科到维斯瓦河的灾难性撤退”。[45]

麦克唐纳和他的军长们判断，如果当即停下来重整部队或者抵抗俄军，其后果将是致命的。他们的唯一生机就是争取比俄军跑得更快，然后找到安全场所重新集结部队并恢复士兵士气。这个想法或许是切实可行的，但这也必然导致数量巨大的掉队者要么会逃亡，要么就被俄军骑兵和哥萨克一勺端起。这还意味着让与大部队分开的勒德吕师和皮托师听凭命运摆布。勒德吕最终成功逃出，但皮托决定尝试去和麦克唐纳手下正在溃退的军会合。皮托从希尔施贝格向西北方向前进，一路上都被由优素福维奇（Iusefovich/Юзефович）少将指挥的骑兵不停追踪。俄军截获了皮托递交给麦克唐纳的报告，而报告阐明了他的作战计划和行军路线。8月29日，俄军在勒文贝格（Löwenberg）附近包围并困住了皮托师，该师背后便是博贝尔河，但大雨使得他们无法渡河。鲁德泽维奇将军一直等到由谢尔巴托夫公爵率领的第六军赶到后才开始发动攻击。面对这样拥有压倒优势的敌军，抵抗已经毫无意义，皮托随后带领4000多人和16门火炮投降。就在两周前秋季战局刚开始时，他的师尚有8000多人，这些人中几乎没人能够逃出去重新为拿破仑效力。[46]

联军的追击直到9月第一周才停了下来，到那时为止，麦克唐纳所部已经被赶回了萨克森境内，即使根据法方资料，他也损失了35000人之多。西里西亚军团的损失也很惨重，但它的许多失踪人员都是过于疲劳的普鲁士民兵，他们会及时返回队伍当中。对被联军撵上的法军伤员和失踪者而言，状况远非如此。拿破仑无法承担这样的人员损失，也不能承担让布吕歇尔继续前进建立基地的后果，那样德累斯顿、易北河渡口和其他联军军团都将处于布吕歇尔的突进范围之内。落在麦克唐纳所部头上的巨大灾难导致皇帝不大可能执行他的计划——率领他手下的近卫军和后备部队北上对付贝纳多特。

胜利极大地提高了布吕歇尔军团的士气和自信心，也缓解了此前指挥官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朗热隆的违令得到了谅解。布吕歇尔向亚历山大提交的卡茨巴赫河会战报告使萨肯被提升为上将，并被授予二等圣格奥尔基勋章。战斗结束次日，布吕歇尔告诉所有能够听到他声音的普鲁士士兵，胜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萨肯对他麾下骑兵和炮兵的掌控。萨肯下一次骑行经过约克军时，便得到了普鲁士士兵一阵阵的齐声欢呼。对一个多年来将自己视为不公和厄运受害者的人的灵魂而言，这一切可谓是止痛良药。卡茨巴赫河会战是萨肯命运的转折点，他在战争结束许多年后去世，但他那时已经是公爵和元帅，也是俄国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47]不管布吕歇尔的胜利有多大，战役的最终命运主要还是取决于联军主力军团的表现，换句话说也就是施瓦岑贝格的波希米亚军团的表现。施瓦岑贝格军团的人数多于贝纳多特军团和布吕歇尔军团的总和。只有波希米亚军团能够期望和拿破仑正面决战并将其击败。此外，只有波希米亚军团中包含了很大一部分奥地利军队。奥地利是反法同盟中潜在的薄弱一环。如果主力军团被摧毁或被严重削弱，而波希米亚也遭到入侵，奥地利就有可能和拿破仑恢复谈判，甚至就此退出战争。

施瓦岑贝格和拉德茨基在6、7月间认为，如果奥地利加入战争，拿破仑就会率先攻入波希米亚对付奥军。联军也倾向于这一观点，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想尽方法平息奥地利的恐惧。因此从联合军事会商的早期阶段开始，就有了将维特根施泰因和25000名士兵开入波希米亚增援奥军的计划。随着未曾预计到的大量后备军和出院伤员涌入联军各团，增援计划也变得更加雄心勃勃。当施瓦岑贝格的代表拉图尔（Latour）伯爵于6月22日抵达联军总部递交联合作战计划时，他惊讶地发现联军已经大大增加了准备派往波希米亚援助奥军的部队数量。除了整个维特根施泰因兵团之外，援军还有由冯·克莱斯特中将统率的普鲁士兵团和康斯坦丁大公的预备兵团，预备兵团中包括俄普两国近卫军、俄国掷弹兵军以及3个俄国胸甲骑兵师。在战火重燃时，已有总计115000名俄普士兵从西里西亚开入波希米亚。

奥地利人对这一状况的感受多少有些复杂。一方面，这支包括了联军中最好部队、规模庞大的援军对波希米亚的防务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供养这么多人要求联军在最后关头做出可观的努力。最糟糕的是，连弗里德里希·威廉都绝无可能放弃对手下精锐团的控制权，更不用说亚历山大了，而这些精锐部队现在恰恰成了联军主力部队和联军军事斗争的核心。与这些俄罗斯师和普鲁士师一起赶来的还有两国君主，在施瓦岑贝格的总部里，他们明显是不受欢迎的来宾。[48]

施瓦岑贝格绝不是一个能够抓住主动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拿破仑身上的指挥官。在1813年8月，他的初步选择是等待俄普援军到来，并采取预防措施警惕拿破仑攻击行军中的援军或入侵波希米亚。拉德茨基宁愿拿破仑抢先入侵波希米亚，那样法军只能行经厄尔士山脉的狭窄山道，联军就有可能在法军涌出山道时予以迎头痛击。奥地利军需总监也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如果联军通过山地向萨克森发起攻势，各个纵队的指挥官协调部队行动时到底会有怎样的速度和效率。即使不考虑地形和联军内部合作问题，奥军本身的指挥架构也过于集权而笨拙。奥地利在1809年效仿法军系统建立了独立的多兵种合成的军。而奥军从战争中学到的教训则是，他们的高级将领和参谋没有能力使这套系统正常运转。因此在1813年的四支主要参战国军队中，奥军是唯一在一定程度上重新集权化的军队，奥军统帅部直接与下属各师、各临时编成纵队的指挥官打交道。这种结构将被证明是有缺陷的，拉德茨基有足够理由担心这一点。[49]

如果拉德茨基还了解俄军的内部架构的话，他的悲观情绪将会进一步加剧。在1812年，俄军以简明而合理的军—师—旅架构走上战场。然而到1813年秋季为止，已经有许多将领被擢升为少将或中将。以中将为例，现在俄军里中将人数要远多于军的数目，而俄军中将则认为仅让他们指挥师是有失身份的，其结果便是出现了许多实际上比过去的师大不了多少的军。在秋季战局中，俄国野战军被分成7个较大的单位，那些“军”则是这些单位的下属。尽管这7个单位也令人困惑地被称为“军”，但是为了避免混乱，我将它们称为“兵团”。波希米亚军团中有两个这样的兵团（康斯坦丁大公兵团和维特根施泰因兵团）；西里西亚军团中有两个（朗热隆兵团和萨肯兵团）；波兰军团中有两个（多赫图罗夫兵团和彼得·托尔斯泰兵团）；北方军团中有一个（温岑格罗德兵团）。创建这些微型“军”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为了满足将军的虚荣心而已，但这使俄军指挥架构变得头重脚轻，也让俄军和普军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一个由中将指挥的俄罗斯军的人数可能还没有一个普鲁士旅多，而那个旅的指挥官有时只是个上校。由于俄普两国军官都对资历和级别十分敏感，“误解”的发生就不可避免了。[50]

另一个造成效率低下的原因是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的位置。巴克莱此前在休战期间作为总司令表现十分出色，但他现在发现自己事实上已经被解除了最高统帅职务，还要成为施瓦岑贝格的下属。亚历山大显然花了好几天时间才积累起勇气告诉巴克莱这件事。为了保护巴克莱的自尊心，可能实际上也是为了让他继续效力，巴克莱依然保有俄军总司令这一官方职务。理论上，西里西亚军团和北方军团中的俄军在作战方面需要听从贝纳多特和布吕歇尔的指挥，但在行政和人事上却由巴克莱掌控。考虑到这些部队分布范围很广，这个实际上无法执行的安排也是造成多方面挫败的原因之一。

巴克莱对波希米亚军团中的俄普军队所能行使的权力更加真实，但也一样不合理。经过巴克莱中转命令会造成延迟和失真，如果施瓦岑贝格能够将命令直接下达给兵团指挥官（康斯坦丁、维特根施泰因和克莱斯特），那会是更有效率的做法。甚至连维特根施泰因的位置在秋季战局前半段也有疑问。理论上维特根施泰因指挥符腾堡的欧根的第二军和由战争大臣的弟弟安德烈·戈尔恰科夫公爵带领的第一军，然而欧根军实际上在1813年8月已经离开主力军独立作战，维特根施泰因事实上只能掌握戈尔恰科夫的部队。其结果便是维特根施泰因有时会多少显得是个累赘：8月里他和戈尔恰科夫经常会试图去做同样的工作，其结果不过是互相帮倒忙。[51]

当联军统帅将领于8月17日在梅尔尼克（Melnik）召开军事会议时，法军还毫无向波希米亚进军的迹象：几乎所有将领现在都相信拿破仑可能会去攻击贝纳多特，还会试图攻占柏林。在场的两位最能干的参谋拉德茨基和迪比奇也都赞同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主力军团是不可能继续留在山后等待战斗，却让贝纳多特听天由命的。如果拿破仑向北前进，联军就能够从宽大正面安全通过山脉，其主攻方向则将指向莱比锡，进而攻入敌军后方。会议因此决定在俄普援军到达后就攻入萨克森。维特根施泰因在右侧进军，从彼得斯瓦尔德（Peterswalde）出发，沿特普利茨（Teplitz）大道经过皮尔纳（Pirna）到达德累斯顿。在中央战线，克莱斯特的普军将从布罗克斯（Brux）出发，行经赛达（Saida）抵达弗赖贝格（Freiberg）。在他们后方是康斯坦丁的预备兵团。与此同时，奥军主力将会沿着从科莫陶（Kommotau）经过马林贝格（Marienberg）通往开姆尼茨（Chemnitz）、最终指向莱比锡的大道前进。规模较小的奥军部队将利用大道两侧的道路，克勒瑙（Klenau）的纵队则位于奥军左翼远端。

8月22日是星期六，当天早上联军纵队越过了萨克森边界。然而，甚至就在联军越境之前，总部收到的情报已经越来越明确地指出，拿破仑根本没有掉头北进对付贝纳多特，恰恰相反，他正在萨克森东部面对布吕歇尔。如果这些情报是真实的，那么向莱比锡进军就是漫无目标、毫无意义的。拿破仑可能会在联军进军的同时摧毁布吕歇尔，也可能西进碾压维特根施泰因，或者利用他掌握的位于柯尼希施泰因（Königstein）的易北河渡口，向西南方向联军的波希米亚后方发起攻击。这些担忧并非虚幻。一旦联军深入厄尔士山脉，假如维特根施泰因一翼遭到法军攻击，整个军团需要4天时间才能够集结过去。尽管联军指挥官可能并不知道，但拿破仑事实上曾经致信他在德累斯顿的指挥官圣西尔元帅，他根本就不关心联军是否会攻入西萨克森或切断他与法国本土的联系。拿破仑关注的是一定不能让联军夺取易北河渡口，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让联军夺取他在德累斯顿为秋季战局设立的巨大仓库。此外，拿破仑确实考虑过经由柯尼希施泰因攻入联军后方的可行性。[52]

如果联军的组织架构有足够的灵活性，他们可以在出发之前调整计划，将攻击重点向东指向德累斯顿。然而，对这样一支指挥结构笨拙的庞大军队而言，在最后一刻调整行动方向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正如施瓦岑贝格在8月20日晚上给妻子的家书中所述，“我们希望在8月22日越过边界，随后快速转向易北河”，这一计划对俄军而言并无问题，因为它并未改变维特根施泰因或康斯坦丁大公的行军路线。哪怕克莱斯特的普军也不用走多少路就能到达在迪波尔迪斯瓦尔德（Dippoldiswalde）和德累斯顿地区的新集结点。然而，对奥军而言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们要走的路程最远，需要通过糟糕至极、在一条条陡峭的河谷间蜿蜒穿行的山道。早在8月23日，威尔逊将军就遇到了克勒瑙麾下“湿透到骨子里，大部分人没有鞋子，许多人没有大衣”的奥军。威尔逊记录说，克勒瑙部队里的许多人是刚刚被征召入伍的新兵，他们的士气看上去不错，但如果一路上继续降下瓢泼大雨、士兵们依然腹中空空、奥地利军需马车还远在后方、道路也变成泥淖的话，他们的士气就颇有疑问了。克勒瑙的部队花了16个小时走完了通往弗赖贝格地区的最后32公里越野路程，但是要到达德累斯顿的话，他们还需要走过塔兰特（Tharandt）森林里更加糟糕的道路。[53]

联军起初向东转移主要是为了保护维特根施泰因和波希米亚，而非抓住战机夺取拿破仑在德累斯顿的基地。然而，截至8月23日的情报显示拿破仑实际上在西里西亚境内，这比联军此前认为的拿破仑所在地还要偏东得多。8月23日夜，施瓦岑贝格在给妻子的家书中说，联军总部将于次日抵达迪波尔迪斯瓦尔德，如果足够多的部队能集结起来的话，联军将会在8月25日下午对德累斯顿发起攻击。他随后则列举理由认为联军不可能及时集结，因为大部分奥军将在8月24日得到一天的休整。[54]

施瓦岑贝格此举背后的想法是，现在的状况已经没有此前想得那么紧急了，维特根施泰因和波希米亚并没有处于直接危险当中。这位和蔼的总司令无疑也听取了他手下奥地利将军们关于士兵悲惨条件的呼声。施瓦岑贝格自己心中也不确定能否在8月25日拿下德累斯顿，他在将这次攻击描述成突击还是武装侦察间游移不定。如果施瓦岑贝格是布吕歇尔那样的人，德累斯顿将会在8月25日遭到攻击，即使那时奥军已经有一半部队由于疲劳在行军途中掉队。从这一刻起，奥军在联军中享有了行军最慢者的名声。英国军官、驻俄大使之子乔治·卡思卡特礼貌地指出“他们行动相对迟缓”。亚历山大·德·朗热隆则直率地认为，“奥地利人总是迟到，正是动作迟缓这一不治之症经常导致他们失败”。[55]

奥地利官方历史则声称，当8月25日下午预定的攻击时刻到来时，不仅奥军自己迟到了，克莱斯特的普军也并未抵达战场，因此联军决定将攻击推迟到次日。但联军领导人在8月26日就攻击德累斯顿是否可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打算一旦有足够的部队到达就发起攻击，施瓦岑贝格也这么认为，但他不及弗里德里希·威廉那么热心。亚历山大则总是心怀疑虑，到8月26日下午则干脆反对攻击，他听取了莫罗和托尔的建议，这两人一致认为任何攻击都会失败。

甚至早在8月25日，德累斯顿守军的指挥官圣西尔就同样认为任何攻击终会失败。8月25日上午9时，他向拿破仑报告联军纵队正在向德累斯顿城开进，似乎是在准备发起攻击，“考虑到陛下您正赶过来，这次攻击对我而言实在晚了点”。他补充说，由于缪拉已经出现在前线，而拿破仑大军的营火也一定能被联军观察到，因此联军不可能怀有任何关于皇帝尚未赶来的幻想。德累斯顿是否会在8月26日遭到攻击尚有疑问。城防工事在休战期间被拿破仑修复并加固了，正如他去年在斯摩棱斯克发现的那样，哪怕是过时的城墙和临时搭建的堡垒也能够大大延缓敌方的攻击。再者，拿破仑的援军在8月26日早已涌入德累斯顿城了。[56]

施瓦岑贝格对拿破仑在短短3天内就指挥3个军从西里西亚勒文贝格行军120公里赶到德累斯顿地区极感困惑，考虑到施瓦岑贝格麾下奥军的行军速度，他的困惑可能并不让人惊讶。尽管拿破仑的增援使联军夺取德累斯顿的行动受挫，但这在某种意义上达成了特拉亨贝格计划的目标。波希米亚军团向拿破仑的后方进军，并威胁到他在德累斯顿的主要基地，此举迫使拿破仑停止追击布吕歇尔，错过了彻底将其压倒的机会。事后看来，联军可能也要感谢拿破仑仅仅满足于援救德累斯顿，并未选择他原先更加大胆的消灭施瓦岑贝格军团的计划。

当拿破仑在8月22日第一次得知联军正向德累斯顿集结，并可能攻击德累斯顿城时，他开始计划一场毁灭性的反击。只要圣西尔能坚持住几天，拿破仑就会指挥近卫军和马尔蒙军、维克托军以及旺达姆（Vandamme）军在柯尼希施泰因渡过易北河攻入联军后方，此后要么在敌军能够集中起来对付拿破仑之前就将其摧毁，要么至少摧毁联军的后方基地。如果拿破仑执行这一计划，他就很可能在两个星期内以一场奥斯特利茨或耶拿规模的胜利终结这场战役。他将横贯在联军的退却道路上，能够把施瓦岑贝格军团堵在厄尔士山脉之内。此外，他行动的快速和大胆将令缓慢且意见分歧的联军指挥层陷入混乱，完全不知所措。然而，当拿破仑在8月25日抵达施托尔彭时，由于他所信任的副官古尔戈（Gourgaud）将军和缪拉元帅都从德累斯顿发回报告，声称除非皇帝本人和他从西里西亚带回的军队立刻前来增援，否则法军将无法守住德累斯顿。因此拿破仑指挥他的大部队转向萨克森首都，而把从柯尼希施泰因渡过易北河的任务单独交托给旺达姆将军。[57]

就算拿破仑放弃了原先的高明计划，8月27日联军的状况依然糟糕。联军在8月26日下午最终展开了强攻德累斯顿的尝试，但以失败告终。而圣西尔的守军在此前就已经得到了拿破仑的增援。城防工事正如亚历山大、莫罗和托尔所担忧的那样难以摧毁。但联军领导人们考虑到8月26日只有不到一半的军队投入战斗，依然决定次日继续展开强攻。这一决定并不符合施瓦岑贝格和拉德茨基修订后的特拉亨贝格计划，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愚蠢的决定。拿破仑从西里西亚带回的3个军都已经进入了德累斯顿城，联军没有机会强攻夺取德累斯顿。由于联军不能在厄尔士山脉中就地取食养活自己，而他们的补给车队又在山间小道中艰难前行，因此除非能够夺取德累斯顿，不然联军不能在德累斯顿城下停留很久。更重要的是，联军在城外占据的阵地使他们在拿破仑的反击面前显得非常脆弱。

一个关键问题是，联军在德累斯顿城外摆开了将近10公里长的战线。而拿破仑的部队安全地待在防御工事之后，只需要守卫一半长的防线。城墙和堡垒使得守军能够挡住联军优势兵力的攻击。与此同时，拿破仑可以集中部队准备反击，并利用敌军战线过度拉伸的弱点。在联军战线右翼远端，维特根施泰因需要尽力用仅仅15000人守卫4公里长的薄弱阵地，他的军也遭到部署在易北河对岸的多个法军炮群的轰击。在法军重压之下，维特根施泰因所部最终于8月27日被赶往联军战线中部，也丢失了他们在特普利茨大道上的据点，而这条大道原先是联军安全退往波希米亚的主要通道。当巴克莱接到发起反击夺回战线的命令时，他当即拒不从命。巴克莱争辩说，尽管他此前曾在高地上布设炮兵协助步兵发起反击，但现在的泥泞地面和瓢泼大雨导致他已经不能把炮兵移回高地。乔治·卡思卡特当天就在联军总部，在他看来，巴克莱的担忧完全是有理由的。甚至连时常对巴克莱持批判态度的奥地利官方历史也认为，在这种状况下他的举动可能是明智的。[58]

然而，设在拉克尼茨（Racknitz）高地上的联军总部这时实在太过混乱，没有人就此事与巴克莱展开磋商。卡思卡特回忆说，下午两点刚过的时候，“一发实心弹打中了莫罗（他那时大约在皇帝前方半个马身的位置）的右腿，然后击穿了他的战马，砸碎了他的左膝”，一个星期后莫罗去世。如果这发炮弹击中了皇帝，其后果可能就是戏剧性的。康斯坦丁大公永远不可能取代他兄长在反法同盟中的关键地位。他完全缺乏亚历山大的领袖魅力和外交才能，也没能分享他兄长对击败拿破仑的全力以赴和赢得俄军高级将领忠诚的能力，康斯坦丁有时甚至怀疑在德意志进行的战争到底是否符合俄国的利益。考虑到康斯坦丁的情绪时常发生极端变化，以及他自己也常常反对继续进行战争，欧洲可能再一次看到俄国外交政策的戏剧性变化，这不禁让人想到在他祖父和父亲统治时期发生的事情。[59]

与此同时，灾难也降临到几乎全部由奥军组成的联军左翼上。这里的问题在于，陡峭的普劳恩（Plauen）冲沟将联军的左翼和其他部队分隔开来。不管状况有多紧急，联军都无法从中央战线抽出部队越过冲沟增援。指挥联军左翼远端奥军的迈什科（Mesko）将军原本应当得到克勒瑙手下21000名士兵的增援，但后者在塔兰特森林里的道路上耽误了时间，其实一直都没有出现在战场上。施瓦岑贝格的军队规模已经扩张到了无法利用现有技术控制的地步，某种程度上来说施瓦岑贝格本人也是受害者之一。等到联军两翼失败的消息传到总司令那里时，他再做出反应已经太晚了。

然而施瓦岑贝格在处理这个难题时表现得相当无能。将大量联军骑兵集中到多数骑兵并无用场的中央战线，和把迈什科的步兵置于缺乏保护的境地都毫无道理。此外，考虑到通过塔兰特森林的道路的艰难程度，人们不禁要假设，倘若是能够嗅到即将发生战争气味的布吕歇尔负责指挥，他应该会给予正在克服险阻的属下更多鼓励。他肯定不会像施瓦岑贝格起初那样，让克勒瑙的部队在8月26日穿过塔兰特森林时休整一天。当克勒瑙的部队于次日刚刚涌出森林、距离战场还有几个小时的路程时，迈什科的部队已经被消灭了。法军在8月27日俘虏了15000名奥军战俘。迈什科手下的悲惨士兵不仅要面对占压倒优势的法军骑兵和步兵，他们的步枪在雨中也没什么用处。即便如此，如果他们的将军和参谋们有更好的领导能力，还会有更多的士兵能够冲出法军包围圈。[60]

8月27日下午，施瓦岑贝格决定退回波希米亚，这时他甚至还没有听说迈什科所部遭遇的灾难。联军在右翼和中央的攻势已经失败了，显然现在根本没有夺取德累斯顿的可能。联军部队留在城外露营，忍受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折磨，而拿破仑的士兵却往往舒适地驻扎在德累斯顿城内，再让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是没有意义的。天气实在糟糕透了，罗伯特·威尔逊爵士在日记中写道：“狂风大雨。英格兰12月最糟糕的天气也不会更黯淡，更透湿。”此外，旺达姆在柯尼希施泰因渡过易北河的惊人消息已经传来，现在这构成了对联军右翼和施瓦岑贝格与波希米亚之间交通线的威胁。[61]

当维特根施泰因沿着特普利茨大道向德累斯顿进军时，他派出符腾堡的欧根前去监视柯尼希施泰因渡口。欧根的分遣队包括他自己手下第二军的绝大部分和来自第一军、由戈特哈德·冯·黑尔弗里希少将统率的第14师，共计13000人和26门火炮。欧根手上只有4个中队的正规骑兵和1个很小的哥萨克团，但他有维特根施泰因的几乎一半步兵。无论如何，考虑到欧根现在所面临的任务，他的力量都太过弱小了。旺达姆的部队不仅包括他自己麾下由3个实力很强的师组成的第一军，还有从其他军借来的3个很大的旅和1个骑兵师。8月26日早晨6时左右，欧根的哨兵向他报告发现法军开始在柯尼希施泰因渡河，而捕获的俘虏则说旺达姆大约有50000人。

欧根向巴克莱和维特根施泰因紧急请求增援，但援军不可避免地要花费一段时间才能到达。此时他得到的唯一援军是康斯坦丁大公借给他的1个胸甲骑兵团，大公的兵团8月26日上午正在特普利茨大道上向前开进，以便参加对德累斯顿的攻击。和皇后胸甲骑兵团一起出现的还有它所在旅的指挥官，年仅23岁的萨克森-科堡（Saxe-Coburg）亲王利奥波德（Leopold）。利奥波德的一个姐姐嫁给了康斯坦丁大公，另一个姐姐是符腾堡的亚历山大公爵的妻子，亚历山大公爵是欧根的叔父，当时正在指挥俄军围攻但泽。和欧根一样，利奥波德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当上了俄国少将。尽管他曾经在1807年前往东普鲁士服役，但利奥波德后来退出了军事生涯，直到1813年休战期间才重新加入军队。在之后的几周时间里，这位年轻的亲王显示出了作为一位能干而勇敢的骑兵指挥官的才能，因此迈出了他成名的第一小步。战争结束后多年，他将以第一位比利时国王兼维多利亚女王舅父的身份驰名欧洲。

欧根亲王在8月26日早晨面临着十分危险的局势，他保持冷静，表现出了优秀的战术才能和判断力。考虑到旺达姆在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欧根所能期望的就是拖延旺达姆的前进，为援军到来争取时间。他判断：尽可能长久地阻止法军从柯尼希施泰因附近的丛林中冲出并展开队形，是实现这个期望的唯一可能机会。许多因素都对欧根有利，旺达姆行动缓慢，直到战斗进行了相当时间后才将炮兵投入战斗，因此俄军炮兵能够破坏法军最初在丛林前列成攻击纵队的努力。此外，哪怕在法军最终从林中冲出，欧根也已经占据了一块坚实的阵地，阵地前方有一条冲沟保护，还有克里奇维茨（Krietzschwitz）村和施特鲁彭（Struppen）村作为支撑点。俄军凭借娴熟的战斗技能和勇气展开战斗，卓有成效地展开散兵战。俄军损失了超过1500人，但他们给法军造成了更大的损失。俄军投入了包括利奥波德麾下胸甲骑兵在内的全部预备队，尽管战场地形对重骑兵十分不利。欧根最终仅仅守住了阵地，但是很明显，他在次日的战斗中将没有任何可能守住阵地。他面对的敌军拥有压倒性的数量优势，而法军指挥官们可以用炮兵火力覆盖俄军或者展开侧翼包抄。[62]

8月26日夜，欧根知道他拖住法军一天后就必须退却了。但问题在于朝哪个方向退却，他不能同时掩护位于德累斯顿城下的联军右翼和联军沿大道通往波希米亚的退却路线。掩护前者需要向北退却，而掩护通往波希米亚的退路则意味着向南沿着特普利茨大道前进。由于德累斯顿会战已经全面展开，而联军志在夺取德累斯顿城，欧根决定应当优先阻止旺达姆向北包抄联军右翼。考虑到欧根做出决定的时间和他当时所能得到的信息，这个决定是完全合理的，但当施瓦岑贝格次日决定全面退却时，这就意味着旺达姆正位于特普利茨大道上，能够阻碍欧根或其他任何一支联军部队退回波希米亚。

施瓦岑贝格向波希米亚退却的命令于8月27日傍晚6点发布，这份命令由拉德茨基和托尔二人起草。联军将分成三部分退却，包括克勒瑙所部和左翼残部在内的大约一半奥军将朝几乎位于正西方向的弗赖贝格退却，然后从那里转向西南，在马林贝格转入开姆尼茨大道，沿大道最终返回科莫陶。包括科洛雷多（Colloredo）所部在内的其余奥军将退往迪波尔迪斯瓦尔德，从那里出发，他们一半行经弗劳恩施泰因（Frauenstein），一半行经阿尔滕贝格（Altenberg），最终返回波希米亚境内的杜克斯（Dux）。与此同时，巴克莱和克莱斯特指挥的全部俄普军队，换句话说也就是整个波希米亚军团的一半部队，将朝东南方向退却，行经多纳（Dohna）抵达贝格吉斯许伯尔（Berggieshubel）小道前的特普利茨大道，在大道上沿彼得斯瓦尔德退往特普利茨。[63]

上述命令被一些收到命令的将军“修正”了，部分原因是命令不够切合实际，跟不上局势的变化。三部分联军中，只有8月27日傍晚就迅速出发的奥地利中路纵队或多或少地根据命令行军，他们最终疲惫但未受损伤地逃到了迪波尔迪斯瓦尔德。然而在联军左翼，克勒瑙的部队不可能根据退却计划向西经过弗赖贝格退却，因为缪拉已经控制了通往弗赖贝格的道路。奥军指挥官们也断然拒绝了沿附近的一条平行道路向南退却的建议，因为这条路通往塔兰特森林，就在他们此前向德累斯顿进军时，森林造成了可怕的麻烦，最终他们走上了经普雷辰多夫（Pretschendorf）朝西南方向退却的道路。一部分奥军将从普雷辰多夫向杜克斯进军，另一部分则将前往马林贝格，左转进入开姆尼茨大道，然后退往科莫陶。尽管退却的第一阶段是疲惫、危险而混乱的，但到8月28日晚上，奥军已经不再面临被截断的危险了。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缪拉无精打采的追击，不管怎样，缪拉手下的大部分骑兵向西推进太远了，因此和奥军主力部队脱离了接触。

最危险的局面出现在联军右翼，巴克莱和克莱斯特决定无视给俄普两军预定的退却路线。作为联军右翼总指挥，巴克莱承担了做出这一决定的责任，尽管他很可能是在按照托尔的想法行事。[64]俄普军队将直接翻越厄尔士山脉南下，而非朝东南方向的特普利茨大道前进。巴克莱有充分的理由背离施瓦岑贝格的命令，欧根亲王的报告显示，旺达姆和50000名法军士兵正堵在特普利茨大道上，他们会阻断任何沿大道退往波希米亚的行军。大道穿过了许多隘口，在那里即使面对数量庞大的敌军，也只要一半的兵力就能够守住。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如果巴克莱和克莱斯特沿着特普利茨大道退却，他们将会遭到由拿破仑指挥的大批部队的追击，这样就会存在巴克莱和克莱斯特的军队被拿破仑和旺达姆困在特普利茨大道上无法逃脱的巨大危险。

巴克莱因此宁可冒翻过厄尔士山脉退却的风险。俄军沿着通向迪波尔迪斯瓦尔德和阿尔滕贝格的道路行进，而普军走的是从马克森（Maxen）出发经过格拉斯许特（Glashütte）和巴伦施泰因（Barenstein），然后由格劳彭（Graupen）附近的小道进入特普利茨河谷的“老特普利茨大道”。这两条道路都不适合数以万计的部队行军，更不用说他们的辎重和炮兵部队了。老特普利茨大道是这两条道路中更差的一条，最后一段进入河谷的道路质量尤为低劣。另外，克莱斯特的部队人数只有巴克莱的一半，而且使用老特普利茨大道的部队几乎只有他这一支。与之相反，俄军则要跟在退却中的大型奥军纵队后方，在迪波尔迪斯瓦尔德-阿尔滕贝格道路上一路挤过去。更糟糕的是，当退却开始时，相当多的奥军辎重依然在奋力向德累斯顿前进，一场巨大的交通堵塞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许多乡村小道和主干道交汇的阿尔滕贝格和迪波尔迪斯瓦尔德附近状况尤为严重。

圣西尔元帅对迪波尔迪斯瓦尔德-阿尔滕贝格道路的描述是“不过是一条连续的小道”。威尔逊将军则写道，退却中的俄军部队不得不拥挤着“通过最难行走的道路，通过最令人绝望的乡村，通过欧洲境内最难以通行的丛林”。道路直到绕进特普利茨河谷的最后一段才变得真正陡峭起来。拖曳火炮和马车的挽马在那里经历了艰难的减速阶段，其中有许多丢失了马蹄铁。从离开迪波尔迪斯瓦尔德到走出阿尔滕贝格，大部分路程都在沿着曲折的山路上上下下。最糟糕的问题是整条道路都十分狭窄，只能同时通过一门火炮或一辆马车、弹药车。道路两边的堤岸有4～6米高，堤岸之外生长着茂密的松树林。为了给火炮和马车腾出空间，步兵只能以一人宽的队列沿着堤岸顶部前进。任何出故障的车辆都不得不立刻用手举起扔到堤岸之外，事实上有许多车辆在坚硬的路面上损坏了。[65]

8月28日，大雨不停地倾泻在俄军部队身上，所有人都又冷又饿，其中一些人的靴子还陷在烂泥里拔不出来。列兵帕姆菲尔·纳扎罗夫就是后者之一，他正在芬兰近卫团队列中行军，这也是他参加的第一场战役。他所属的团于8月27日深夜开始退却，此后一直都在夜行军。次日上午8点他们停下来煮粥，但是还没煮好法军就杀到了，他们不得不立刻逃跑。这天里的某个时刻，这些疲惫、赤脚的近卫军从森林中涌到一块开阔地上，从亚历山大和巴克莱身边走过。帕姆菲尔回忆说，在看到他的近卫军的悲惨状况后，“皇帝开始痛苦地哭泣，从口袋里掏出一方白手帕，擦拭他的脸颊。看到这一幕，我也开始痛哭起来”。[66]

对俄军而言幸运的是，他们的后卫在逆境中表现出了一贯的冷静和纪律。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也负责执行后卫任务。地形总的来说对后卫作战有利，妨碍了骑兵的快速追击。法军士兵和指挥官从西里西亚出发行军到击败联军都表现得十分出色，但是他们也有足够的理由疲惫不堪。然而，最重要的一点可能在于，拿破仑已经不再关注追击，并返回了德累斯顿。在德累斯顿，拿破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传来的坏消息上，坏消息不仅来自正在西里西亚的麦克唐纳，也同样来自乌迪诺元帅，他向柏林进军的途中在大贝伦（Gross Beeren）被打败。皇帝似乎并不知道他有机会消灭施瓦岑贝格军团。他并没有充分了解厄尔士山脉的地形，特别是对奥地利一侧的山路一无所知，这个事实可能是导致上述结果的部分原因。在拿破仑缺席的情况下，追击行动自然少了许多劲头和协调性。

对联军而言，威胁最大的并非从德累斯顿出发追击的法军，而是旺达姆的分遣队。当联军在8月27日开始退却时，旺达姆所部不仅数量上远远超过欧根所部，位置上也处于欧根南方。他可以一边顶住欧根，一边指挥部队沿着大道毫无阻挡地南下，经过彼得斯瓦尔德进入特普利茨河谷，远在大部分俄普部队单位从厄尔士山脉中走出之前就占领各个隘口。巴克莱和克莱斯特正在赶往特普利茨和格劳彭，而堵住那里的主要山路并不需要太多人力。如果旺达姆这么做的同时，拿破仑能够发起一场精力十足且协调良好的追击的话，联军就有可能会被困在山里，不得不投降。事实上拿破仑只打算追求较小的目标，他仅仅命令旺达姆向特普利茨河谷进军，伺机夺取不能通过河谷的大批联军辎重和火炮。然而，旺达姆一旦攻入特普利茨河谷就可能发挥他的主动性，堵住各个隘口，这样给联军造成的损失会让拿破仑都大为吃惊。即使他局限于服从拿破仑的命令，火炮和补给车队的损失对联军来说也是一个重大打击，及时重建波希米亚军团以便重新展开1813年秋季战局将十分困难。联军内部存在的分歧已经因为德累斯顿的失败而大大增长，如果这时遭到此类打击，就会轻易导致反法同盟崩溃。[67]

因此，旺达姆和欧根亲王在特普利茨大道上的战斗关系十分重大。欧根在8月26、27日得到了两批援军，一批得到了热烈欢迎，另一批却恰好相反。受到欢迎的援军是由少将格雷戈尔·冯·罗森（Gregor von Rosen）男爵指挥的第1近卫步兵师的6700名士兵，该师由近卫军中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伊斯梅洛沃近卫团和近卫猎兵团组成，是俄军中最优秀的步兵，因此欧根得到的援军价值比其数目所显示的要大很多。第1近卫步兵师带来了一支规模不大的近卫水兵分遣队，他们被派上用场主要是搭建桥梁，现在已经成为近卫军指挥官的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也一同出现。

不受欢迎的援军是将军亚历山大·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他8月26日从总部出发，奉命接管在柯尼希施泰因附近的全部联军右翼部队。任命一位高级将领履行该职责或许情有可原，欧根年仅25岁，此前从未独立指挥过分遣队。然而奥斯特曼-托尔斯泰并不适合这一职位。看上去亚历山大只是想打发走一个出没在联军总部，时常拦住皇帝并请求让他做点事情的讨厌鬼。当亚历山大在8月25日让奥斯特曼去负责指挥柯尼希施泰因对岸的军队时，他对这个地方很快将会有多重要一无所知。无论如何，亚历山大给予奥斯特曼的任命是高级将领情感的敏感性如何破坏军队指挥架构的又一个例证。

即使在发挥最好的时候，奥斯特曼也缺乏指挥一支独立分遣队所需的气质和战术技能。不幸的是，1813年8月也远非奥斯特曼状态最好的时候，休完了1813年春季病假后，他的思想状态极端激动，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失常的，这在军中并不是秘密。在到达欧根指挥部后的3天内，他将成为人们的巨大烦恼。奥斯特曼歇斯底里的直接源头则是他担心亚历山大珍爱的近卫军会在他的指挥下蒙受不幸。[68]

奥斯特曼在联军于8月27日开始退却时得到的命令使他的妄想变得尤为危险。这些命令指出，如果相信沿大道退却的尝试太过危险的话，他就可以放弃特普利茨大道，退入厄尔士山脉之中。精神异常紧张的奥斯特曼不可避免地相信了这一点，并下令全部部队离开大道退进山里。如果这道命令被传达下去的话，灾难必定会紧接着发生，奥斯特曼的部队会使迪波尔迪斯瓦尔德道路上的交通堵塞进一步加剧，旺达姆也将毫无阻碍地进入特普利茨河谷。欧根直率地拒绝遵守奥斯特曼的命令，从而拯救了联军的事业。欧根对阻止旺达姆进入河谷、避免他堵住联军从厄尔士山脉中退却的路线的必要性了解得很清楚，他得到了叶尔莫洛夫的支持，后者有一张良好的当地地图，也研究过当地的地形，因此对该地的军事意义了如指掌。然而决定性的声音依然来自欧根本人，他是一位亲王，也是俄皇的表弟，这样一个人的意见是不容易被驳回的。当欧根提出为一切后果负全部责任后，奥斯特曼最终屈服了，作战计划被修改成在8月28日沿特普利茨大道退却。[69]

此次作战艰难而危险，对联军而言幸运的是，旺达姆在8月27日并未做出任何堵塞道路的举动，这使得俄军能够将他们的许多辎重平安运回波希米亚。无论如何，旺达姆的大部分军队都被部署在联军阵地以南的策希斯塔（Zehista），他仍然能够于8月28日抢在联军之前占据大道。为了抵达位于奥地利边界附近半安全的彼得斯瓦尔德，联军需要在两倍于己的敌军眼皮底下进行一场长达18公里的侧敌行军，在行军中遭到攻击的风险非常大。大道本身要比厄尔士山脉中的小道条件好得多，但状况远非完美，联军得拉着火炮和弹药车在滂沱大雨中沿15°的斜坡上上下下，或者在盖满了松针和落叶，有时如同冰面一样容易滑倒的碎石路上前进。最危险的状况出现在吉斯许伯尔（Giesshübel）和亨讷斯多夫间的狭窄小道上，那里可以被一支相对很小的敌军堵住，不过整个行军过程都充满了危险。[70]

欧根认为联军最好的做法是让他手下的第二军和黑尔弗里希师对克里施维茨（Krieschwitz）和科尔贝格（Kohlberg）高地发起牵制性攻击，换句话说就是佯攻柯尼希施泰因方向。他希望这次佯攻能够吸引旺达姆的注意力，将法军预备队转移到北面，让近卫军能够安全通过吉斯许伯尔和亨讷斯多夫小道。近卫军将在这两个危险地段留下后卫部队掩护欧根所部退却——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把欧根所部从法军追击的魔爪中解救出来。计划执行的效果比任何期待者的设想都要好，欧根亲自指挥向克里施维茨发起攻击，叶尔莫洛夫则指挥欧根的几个常规团和近卫猎兵团攻打科尔贝格。俄军以极大的决心展开攻击，以科尔贝格高地为例，在近卫猎兵团最终发起突击拿下高地之前，高地曾在两军间三次易手。黑尔弗里希手下的第14师先是丢失了科塔（Cotta），随后又将其夺回，法军将预备队投入北面，但并未增援在吉斯许伯尔和亨讷斯多夫小道准备伏击俄军的小规模分遣队。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没遇到什么麻烦就突破了吉斯许伯尔小道，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则把旺达姆手下的士兵赶出了亨讷斯多夫附近的道路。

让正在北面作战的第二军和黑尔弗里希的士兵与法军脱离接触，再沿着大道南进注定是十分困难的，俄军尽管在这里付出了很多代价，最终却也大体上取得了成功。黑尔弗里希师的爱斯特兰步兵团在科尔贝格和吉斯许伯尔小道的战斗中损失了6名军官和260名士兵，也就是说全部兵力的1/3。黑尔弗里希指挥他的部队安全通过吉斯许伯尔小道退却，但欧根本人也亲自发起了一次反击，这才从追击的法军手里救出了沙霍夫斯科伊公爵的1个旅。欧根下属的4个步兵团由普什尼茨基（Pyshnitsky/Пышницкий）少将指挥，此前它们在欧根战线北端的克里施维茨与法军展开激战，这4个团事实上被法军挡在大道之外，但他们成功地找到了一条路边的小道，躲开了法军，在8月29日晚上与第二军重新会合，正好及时赶上了库尔姆会战的第二天。[71]

到8月28日晚上为止，除普什尼茨基率领的团之外，欧根和叶尔莫洛夫率领的全部部队都已经抵达了彼得斯瓦尔德。彼得斯瓦尔德是个很大的村庄，村庄顺着大道延伸了3000余米。欧根手下的部队作为联军后卫坚守村庄，与此同时近卫军退入特普利茨河谷，在诺伦多夫（Nollendorf）构筑防御阵地，而欧根所部次日就能够安全退到诺伦多夫。这一计划在8月29日早晨几乎被破坏了，来自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的命令似乎说服由沙霍夫斯科伊公爵指挥的后卫部队在彼得斯瓦尔德前线坚持了很长时间，比欧根原先预计的要久很多。当俄军最终在8月29日凌晨撤出村庄时，法军的攻击不仅来自大道方向，也来自通往彼得斯瓦尔德的乡间小路。在拂晓的浓雾中，位于村庄内部道路上的沙霍夫斯科伊手下几个团中出现了一些恐慌状况。幸运的是，有足够多的俄军步兵保持了镇定，他们在彼得斯瓦尔德奋勇战斗，延迟了法军的追击。数目众多但组织混乱的法军单位刚刚离开彼得斯瓦尔德前往特普利茨河谷，就遭到了欧根麾下骑兵的冲击，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所部胸甲骑兵则带头发起冲锋。这为欧根争取了足够多的时间，让他得以恢复秩序、重新组织后卫部队，开始向诺伦多夫和近卫军提供的掩护稳步退却。[72]

欧根在诺伦多夫不仅发现了两个近卫团，还找到了沙霍夫斯科伊师的4个团，这4个团此前沿着小路撤出彼得斯瓦尔德，然后成功返回了联军战线。欧根在回忆录中写道，近卫猎兵团以娴熟的技艺展开散兵战，在足够长的时间内阻挡了法军追击，使他能够构筑阵地、重整自己的军，把两个近卫团和他自己大部分单位都交给叶尔莫洛夫。欧根后来指挥沙霍夫斯科伊手下的两个团和鞑靼枪骑兵团作为后卫部队在诺伦多夫坚持了大约90分钟。他本人随后撤过库尔姆小镇，这个小镇的名字将会被用来替两天后发生的会战命名。到中午时分，欧根和他的后卫已经抵达了距离库尔姆2公里的普里斯滕（Priesten）村，他在这里找到了奥斯特曼-托尔斯泰、叶尔莫洛夫和将与旺达姆展开大会战的整支部队。[73]

奥斯特曼-托尔斯泰最初并不打算停下来进行抵抗，8月28日深夜，他曾致信弗朗茨二世，告诫后者最好离开特普利茨，因为占据巨大数量优势的敌军正在赶往那个方向，奥斯特曼自己也无力阻挡。于是奥地利君主离开了特普利茨，他在出发前却把奥斯特曼的消息转达给了刚刚来到特普利茨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普鲁士君主立刻意识到，如果让旺达姆控制特普利茨附近的厄尔士山脉关键山口，其潜在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为他麾下的普军和俄军正赶往这些山口。甚至连亚历山大自己都可能有危险，因为俄皇还在从阿尔滕贝格出发的路上，依然被困在山里。国王先是立刻派出他的副官冯·纳茨默（von Natzmer）上校去警告奥斯特曼，命令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法军堵在特普利茨之外，后来又派了他的主要军事顾问冯·德姆·克内泽贝克将军再次前去提醒。由于俄国皇帝危在旦夕，俄军显然不会拒绝弗里德里希·威廉让他们停下来抵抗的要求。奥斯特曼和叶尔莫洛夫因此选定距离特普利茨大约7公里的普里斯滕作为下一个可能的守备阵地。近卫军已经在8点部署完毕，大约两个小时后，弗里德里希·威廉赶到阵地，与奥斯特曼和叶尔莫洛夫进行长谈。太阳此时终于露面了，俄军享受了一个星期以来的第一个明朗、温暖的白天。

俄军阵地以三个村庄作为支撑点：北部是施特拉登（Straden）村，中部是普里斯滕村，南部是卡尔维茨（Karwitz）村。如果这三个村庄是萨克森村庄的话，依靠石质农舍和教堂、大谷仓以及坚固的分界墙壁，它们将会为守军提供极大的帮助。然而在此时的波希米亚，几乎所有村庄建筑都是茅草屋顶或者瓦屋顶的木质房屋。这些建筑物远不能为守军提供庇护，反而由于延烧很快，极易成为死亡陷阱。俄军左翼后方的埃格米莱（Eggenmühle）锯木场和附近所谓的“皮革礼拜堂”是仅有的对守军多少有点用处的建筑物。然而连锯木场都在战斗中被烧塌了，给在里面容身的士兵造成了伤亡。

奥斯特曼多少是被迫进行战斗的，而他即将展开战斗的地形对俄军也没有太大帮助。俄军在地形上的主要优势是左翼被牢牢钉在厄尔士山脉陡峭的山脚下，难以被法军包抄。在俄军右翼，从普里斯滕向南延伸到卡尔维茨的草地东面与一条小溪接壤，这有助于俄军骑兵牵制法军。但8月29日的所有重大战斗都是在俄军战线中部和北部，亦即从普里斯滕延伸到施特拉登的战线上进行的。这是一块开阔的平地，上面散布着矮树丛、灌木丛和作为村民小菜园间正常边界标记的沟渠。特普利茨大道就在普里斯滕村南侧不远处通过的，它要比附近土地稍稍隆起一些，这使得村庄内部或后方邻近处的士兵不至于完全暴露在东面的法军炮火下。[74]

在联军战线左翼远端，近卫猎兵团和穆罗姆（Murom/Муром）团防守施特拉登，中央战线上的普里斯滕则由雷瓦尔（Reval/Ревель）团和第4猎兵团的散兵守卫，这两个团的剩余部分就留在村庄后方作为后备。欧根期望这些部队能够延迟而非击败法军的进攻，他们奉命退到村庄左右两侧。欧根的两个炮兵连被布设在村庄后方几百米处，从普里斯滕冲出的法军将面临这两个连的炮火杀伤。炮兵连后方则是由沙霍夫斯科伊指挥的步兵，沙霍夫斯科伊左侧是黑尔弗里希下属各营，前者的弹药很少，后者更是几乎没有弹药剩余，他们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自己的刺刀。

黑尔弗里希左侧是3个近卫团，谢苗诺夫斯科耶团、伊斯梅洛沃团位于第一线，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位于后方，两个近卫炮兵连则部署在步兵纵队前方不远处。位于俄军中央和左翼的骑兵起初只有近卫骠骑兵团，叶尔莫洛夫把这个团部署在步兵后方。会战开始时，俄军用于维持普里斯滕和卡尔维茨之间右翼战线的仅有4个不完整的正规骑兵团和一个哥萨克团，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关系，法军骑兵很少发起像样的挑战，而旺达姆则把他的所有步兵都集中到施特拉登和普里斯滕，打算尽快打通前往特普利茨的最快路线。比斯特罗姆（Bistrom/Бистром）中校手下第1近卫骑炮连的12门火炮横跨在大道上。会战开始时参战俄军共有约14700人。

旺达姆低估了他的敌人，他是个傲慢的人，也是个急性子。元帅杖的诱惑已经在他面前晃动，他还需要的只不过是向波希米亚的推进能够成功。此前一天晚上，他曾向贝尔蒂埃元帅报告，“敌军徒劳地与我们的英勇士兵作战：他们在各个方向都被击败，完全处于溃逃状态之中”。当他的前卫罗伊斯（Reuss）亲王旅准备就绪后，旺达姆便命令该旅攻击俄军左翼的施特拉登。近卫猎兵团和穆罗姆团展开了坚决的抵抗，当谢苗诺夫斯科耶团前来增援后，罗伊斯所部不得不退了下来。然而，等到穆顿-迪韦内（Mouton-Duvernet）师的3个团抵达战场，并向施特拉登和普里斯滕中间进击后，法军很快就恢复了攻势。黑尔弗里希下属各营在沙霍夫斯科伊师托博尔斯克团和切尔尼戈夫团支撑下前进迎击法军。下午2点后，随着由法军师长菲利蓬（Philippon）将军统率的4个团赶到战场，守军的压力就越发沉重了，这4个团中有一个指向施特拉登，其余3个团则对普里斯滕发起攻击。

俄军放弃了已是一片火海的施特拉登，退到了埃格米莱锯木场和“皮革礼拜堂”，双方围绕这两个据点展开了凶暴的肉搏战。叶尔莫洛夫派出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两个营前去支援正在和黑尔弗里希、沙霍夫斯科伊所部并肩奋战的谢苗诺夫斯科耶团。就在这时菲利蓬手下的几个团冲进了普里斯滕，但他们企图冲出村庄时却遭到了俄军致命的霰弹火力。菲利蓬的部队刚退下，欧根就把他的两个炮兵连带到普里斯滕左侧，命令他们调转炮口，轰击正在礼拜堂和锯木场附近战斗的法军侧翼与后方。这迫使法军再次对普里斯滕村发起攻击，旨在摧毁俄军炮兵。

欧根已经把他手上所有疲惫不堪的营都投入了战斗，他请求叶尔莫洛夫出动伊斯梅洛沃近卫团击退法军。叶尔莫洛夫断然拒绝，两人随即爆发了十分激烈的争吵。根据欧根的副官的说法，叶尔莫洛夫吼道，“亲王是个德意志人，他不在乎俄国近卫军是死是活；但我的职责是至少得为皇帝保存一点他的近卫军”。俄军高层指挥中潜在的紧张关系此刻多少爆发出来了，但叶尔莫洛夫的拒绝并非只是由于排外心理和丧失理性：他手上仅有的依然留作预备队的3个营中，就有2个来自伊斯梅洛沃团。然而欧根转而请求奥斯特曼-托尔斯泰，最终还是将伊斯梅洛沃团投入战斗，这2个营向前发起猛攻成功击退法军，但他们自己也死伤惨重。[75]由于没有任何普军部队出现在8月29日的战斗之中，因此普鲁士总参谋部战史不可能怀有偏见，它评论称普里斯滕的战斗是整场拿破仑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战斗之一。当天亲临战斗现场的罗伯特·威尔逊爵士写道，“敌军不能夺取一寸土地……俄军从未有过比这更为光荣的战斗，也从未有过更为重要的胜利”。同样在库尔姆战斗现场的查尔斯·斯图尔特后来也提到“皇帝陛下的近卫军大无畏的行为”和“不计后果的勇气”。就在伊斯梅洛沃团发起反攻后不久，奥斯特曼-托尔斯泰被一发实心弹命中，当场断掉了一截手臂。被送往后方时他告诉担架队：“我心满意足。这是我为指挥近卫军的荣誉付出的代价。”[76]

菲利蓬师的第2旅抵达战场后不久，法军最后一次展开对普里斯滕的突击。菲利蓬手下的两个旅列成两个大纵队对村庄发起攻击。位于普里斯滕左侧的俄军炮兵连被迫退却，村庄也被法军攻占。俄军预备队眼下只有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两个连，战况看上去令人绝望。这两个连随即发起反击，沙霍夫斯科伊的部队虽然在连续几天的战斗后已经疲惫不堪，弹药也几乎毫无剩余，有几个营却还是加入了反击之中。无论如何，战局最终得到了拯救，救星则是近卫骑兵。近卫龙骑兵团和近卫枪骑兵团在会战过程中已经从格劳彭小道赶到战场，他们被部署在近卫步兵后方。在这一危急时刻，迪比奇也从巴克莱那里赶来，他宣称大批步兵生力军很快将抵达战场。和欧根进行简短讨论之后，迪比奇骑马赶到近卫龙骑兵团前方，率领他们前进攻击正涌出普里斯滕的法军步兵。

尼古拉·科瓦利斯基（Nikolai Kovalsky/Николай Ковальский）在1813年时是近卫龙骑兵团里的一名年轻军官，他回忆了该团是怎样在参谋和两名作为向导的当地牧羊人带领下，通过群山和特普利茨河谷之间有时甚至相当陡峭的狭窄小道的。显然当迪比奇骑马来到近卫龙骑兵团面前并下令冲锋时，由于谁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没有一个龙骑兵听从他的命令。当迪比奇拉开外套展示了勋章和奖章以后，他才得到了回应。先是一个龙骑兵开始前进，然后更多龙骑兵也同样上前，最终整个近卫龙骑兵团都加入了前进的队列。这次毫无秩序的攻击并未得到叶尔莫洛夫的授权，因此他试图阻止攻击，但是已经太晚了。科瓦利斯基记录说，他们一接近战线，法军骑兵就惊慌逃窜，而法军步兵在打出一轮排枪后也同样逃跑了。法军的虚弱反应很大程度上无疑要归因于这一事实：就在近卫龙骑兵团威胁法军正面的同时，近卫枪骑兵团深深突入了法军右翼和后方。几乎可以肯定是近卫枪骑兵团承担了最为激烈的战斗，因为龙骑兵团的损失相对不多，而枪骑兵团则在战斗中损失了1/3的官兵。[77]

近卫骑兵的进攻无论如何都是一场辉煌的胜利。根据法军自己的估计，他们损失非常惨重，菲利蓬的进攻也被彻底粉碎。罗伯特·威尔逊爵士写道，“近卫军龙骑兵和枪骑兵经过菜园和沟渠向法军右纵队发起冲锋，右纵队士兵扔下武器以最快速度匆忙逃跑，但还是有好几百人被杀，几百人被俘。另一个纵队撤退秩序稍好，但逃跑速度也一样快”。这一事件尽管规模较小，却让人想起滑铁卢之战第一阶段英国重骑兵对埃尔隆伯爵（Count d’ Erlon）麾下步兵展开的一次攻击。那时法国步兵同样以纵队前进，他们也确信胜利就在手中，一样遭到了未曾预料的大群敌方骑兵进攻。然而，俄军骑兵要比他们的英国同行训练有素得多。由于法军步兵纵队后方还有由戈布雷希特（Gobrecht）指挥的骑兵旅，俄军骑兵确实需要保持战斗纪律，因此俄军骑兵的反击并没有像英军一样，变成一场冲向严阵以待的敌军预备部队的疯狂追击。俄军近卫骑兵指挥将领在作战公报中不仅赞扬了这次攻击的勇敢与及时，也表扬了骑兵部队所表现出的“对指挥口令和号声的完全服从和注意”，还表彰了他们依然“总是准备好恢复此前迎击并打败敌军的出色阵型”的事实。[78]

菲利蓬师的溃退结束了这一天的战斗，对俄军而言这是真正荣耀的一天，大约14700名俄军士兵挡住了30000名左右的法军。但胜利的代价非常昂贵，不少于6000名俄军非死即伤。在很晚才到来的收尾阶段之前，几乎所有战斗都是由步兵完成的：12000名步兵中有5200人伤亡，其中近卫军伤亡2800人，其他伤亡则来自欧根下属各团。亚历山大·奇切林是伤者中的一员，为了让属下士兵能够看到他，他在剑尖上挂了一块手帕。奇切林在率领他的排（属于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前进时肩胛处中了一弹，医生没能够取出子弹，几周后他痛苦地死在布拉格的俄军军医院。临终前奇切林在病床上说服一个富裕的亲戚捐出500卢布帮助他所在的团里于库尔姆会战中受伤的士兵。[79]

联军领导人当晚在特普利茨决定，次日发起反攻，在旺达姆得到拿破仑的援军之前就迫使其远离厄尔士山脉隘口——所有联军将领都预计拿破仑将会增援旺达姆。特普利茨并无胜利气氛可言，德累斯顿之战已经是一场灾难，它使联军，尤其是奥军各团付出了数目巨大的人员损失。现在亚历山大的近卫军也损失惨重。联军高层在德累斯顿会战中体现的领导能力和协作能力都很糟糕，联军内部以俄罗斯、普鲁士为一方，奥地利为另一方，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现在正处于高峰。奥军被指责行动迟缓且作战能力低下，前一指责属实，后者多数时候则不公允。但是来自波希米亚的新兵的确缺衣少穿、训练很差，他们也没有做好忍受作战困苦的准备，而迈什科和克勒瑙下属各团都充斥着此类新兵。另外，施瓦岑贝格向弗朗茨二世提交辞呈，他理所当然地因俄普军队经常不服从命令而感到疲倦和愤怒。就在这时，相当多的俄军和普军依然被困在厄尔士山脉之中，他们需要被带出困境，也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恢复战斗力。

众多联军部队依然处于厄尔士山脉当中，而冯·克莱斯特中将手下的普鲁士兵团是其中最大的部队之一，从德累斯顿退却后，该兵团多数时候沿着经过格拉斯许特和菲尔斯滕瓦尔德（Fürstenwalde）的老特普利茨大道开进。尽管圣西尔打算展开追击，但普军离开格拉斯许特之后，他事实上就和普军毫无接触了。克莱斯特的部队于8月29日下午4点开始抵达菲尔斯滕瓦尔德，此前不久，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副官冯·施魏尼茨伯爵带来了国王的命令，让克莱斯特抄小道进入特普利茨河谷救援奥斯特曼-托尔斯泰。正如克莱斯特告诉施魏尼茨的那样，天色已经太晚了，现在不可能赶去援救，而且在被要求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前，他疲惫的部队无论如何都需要得到休息。施魏尼茨则告知克莱斯特，位于特普利茨和格劳彭的厄尔士山脉隘口已经被俄军部队和辎重完全塞满了。这意味着克莱斯特不可能从菲尔斯滕瓦尔德向南或西南方向进军，进入特普利茨河谷。

当夜，从同盟君主处赶来的另一位信使冯·舍勒（von Schöler）上校带来了给克莱斯特的新命令，要求他朝东南方向进军，经诺伦多夫攻入旺达姆后方。然而在舍勒抵达时，克莱斯特事实上已经侦察了通往诺伦多夫的道路，并自行决定朝东南方向前进。做出这个决定的关键人物是克莱斯特的参谋长卡尔·冯·格罗尔曼（Karl von Grolmann）中校，他曾经研究过弗里德里希大王在这一地区的战役，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克莱斯特的决定是十分勇敢的，当时克莱斯特、旺达姆本人和附近地区的几乎所有将领都认为拿破仑将会派出部队沿特普利茨大道增援旺达姆对波希米亚的入侵，向诺伦多夫前行并沿大道开进就有可能被夹在旺达姆军和拿破仑派出的增援部队之间。克莱斯特和格罗尔曼知道这么做的风险，但在反复权衡后仍然做出决定，第一束曙光出现后就向诺伦多夫前进。联军8月30日在库尔姆会战中取得的胜利的确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运气和意外，但和某些记载相反，克莱斯特出现在旺达姆后方绝非偶然。[80]

冯·舍勒上校于8月30日凌晨3点返回联军总部，弄醒了迪比奇，告知他克莱斯特的意向，联军总部的参谋们第一次看到了在旺达姆身上赢得一场巨大胜利的可能性。曙光刚出现，迪比奇和托尔就前去侦察战场，制订联军进攻计划。根据俄军高层的正常标准，或者说根据正常的人类天性，托尔和迪比奇应该是死敌才对。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有才干的俄军参谋，在俄军总部中，托尔在库图佐夫逝世之前一直拥有战略方面的首要影响力，也赢得了亚历山大的信任。维特根施泰因接过指挥权后把托尔踢到一边，迪比奇则成了总司令和皇帝在战略方面的主要顾问。在巴克莱·德·托利担任俄军统帅时，迪比奇继续保留了这一职位。托尔和迪比奇之间的关系起初有些紧张，大部分人都会嫉妒后者的成功，迪比奇比托尔年轻8岁，这也是嫉妒的重要源头之一。托尔和迪比奇两人，尤其是托尔，以激情四射的性格、充沛的精力和坚定的意志而闻名。他俩的关系本来很容易变得更糟，然而互相尊重的情感迅速取得了胜利。两人都意识到了对方的才智、坚定和对胜利与军队福祉的全力以赴，这为他俩赢得了极大的赞赏。他们在秋季战局时已经成为坚定同盟和亲密朋友，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迪比奇于1831年逝世。[81]

返回巴克莱的总部后，两位将军确信俄军必须把旺达姆的右翼和中央钉在施特拉登和普里斯滕，与此同时，奥军科洛雷多师和比安基（Bianchi）师将在俄军骑兵协助下从南方击穿并包抄法军左翼。他俩发现旺达姆所部左翼单薄，在侧翼包抄面前十分脆弱，而且奥军接近战场时事实上可以充分利用斯特里索维茨高地隐藏行踪。如果克莱斯特像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在奥军包抄旺达姆侧翼时攻入他后方，联军就有把握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如果克莱斯特不在的话，联军与旺达姆的兵力对比大约是五比四，然而如果普军加入战斗，联军将拥有巨大优势。联军的战地指挥官巴克莱接受了迪比奇和托尔的建议，反攻将在8月30日上午开始。[82]

战况终于多少像联军指挥官所计划的那样展开了，这在1813年8月还是头一回。事实上是旺达姆在早上7点重新开始了会战，他再次试图在施特拉登冲过俄军防线。第1近卫步兵师在夜间退到后方转为预备队，第2近卫步兵师和第1掷弹兵师则接过了防务，8月28日被法军阻断的普什尼茨基所部各团也已经与欧根军重新会合。俄军没遇上什么麻烦就挡住了旺达姆的进攻。科洛雷多在上午9点30分左右投入战斗，他很快就发现有可能对面前的法军展开包抄。巴克莱同意了科洛雷多向右侧转移的请求，比安基师则上来填补空隙。来自南部的威胁出乎法军意料，他们无法阻挡持续包抄自己左翼的奥军步兵的前进。不到一小时后奥军就出现在斯特里索维茨（Strisowitz）高地上，随后继续深入旺达姆左翼，向库尔姆和奥席内（Auschine）前进。奥军得到了俄军骑兵的有力协助，俄军骑兵夺取了一个不小的法军炮兵连，还使得法军步兵一直处于警戒状态。奥军和俄军炮兵登上了旺达姆阵地南侧的所有高地，给试图在库尔姆和奥席内坚持抵抗的法军步兵造成了重大伤亡。

就在这时，克莱斯特的25000名步兵和104门火炮加入了战局。在混乱的战斗中，法军和联军指挥官起初都不清楚这些新来的军队是普鲁士人还是拿破仑的援军。以科洛雷多为例，弄清状况之前他停下了前进的步伐。然而克莱斯特手下的炮兵开火后，所有的怀疑就都消失了。旺达姆现在已经身处绝境，但是他做出的反应依然冷静而勇敢。他相信有必要牺牲自己的炮兵，计划在西面和南面对俄军与奥军展开战斗退却，与此同时在东面击穿位于特普利茨大道上的普军。旺达姆的许多骑兵的确冲破了克莱斯特的部队，沿着大道逃出重围，从这一点来看他这个计划取得了部分成功。发生这一状况的最主要原因是克莱斯特下属各个部队单位大多是国民后备军营，充斥着疲惫不堪的民兵，他们中许多人还是第一次参加战斗。受过训练的步兵会横跨大道展开队形，阻挡骑兵的前进，但那些国民后备军营却惊慌失措，溃散到附近的森林里去了。不管怎么说，克莱斯特的部队还是及时重整起来了，他们挡住了试图跟在骑兵后面撤退的法军步兵。

会战到下午2点为止已经结束了。旺达姆本人被哥萨克俘获，送到了同盟君主们面前。从哥萨克手中救出旺达姆的俄军军官回忆说，旺达姆把他误认成将军，于是把自己的剑交给了他。做出这个姿势的同时，旺达姆还讲出了过于矫揉造作的言辞，“我向你交出我的剑，为了祖国的荣誉，它多年以来一直为我效劳”。当旺达姆和他的剑最终被交给亚历山大时，这段话已经是第三次被重复了，听起来也少了些快意。君主们有礼貌地对待旺达姆，但德意志民众就没这么慷慨了，因为他在整个德意志都以残忍和敲诈勒索的行为而闻名。不管在哪里出现，旺达姆都受到了当地人嘲讽、辱骂甚至石块的迎接：人们对他高喊“老虎”、“鳄鱼”、“毒蛇”，喊声中还夹杂了希望他去西伯利亚的“良好祝愿”。事实上，旺达姆抵达莫斯科后受到了当地贵族的款待，直到义愤填膺的亚历山大提醒莫斯科总督，旺达姆严酷而贪婪的行为让他在自己的部队中也受人厌恶为止。皇帝下令把旺达姆转移到维亚特卡（Viatka/Вятка），这并非西伯利亚，但也是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中距离西伯利亚最近的地方。[83]

联军声称捕获了82门火炮和8000多名战俘，其中包括旺达姆的参谋长。法军死伤数量至少与被俘数量相当，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此前几天的重大伤亡。旺达姆的第一军实质上已经不复存在。即便如此，联军在德累斯顿战役中的总体损失数字仍然要超过拿破仑。然而联军不但能够负担得起这样的损失，而且他们损失中最大的一块——迈什科的新兵是可以快速得到补充的，因为奥地利的人力动员已经进入了高速状态。无论如何，这些数字都绝非关键之处，重要的是库尔姆的胜利对联军的士气和团结产生了巨大正面效果。联军中因德累斯顿战败而产生的严重紧张情绪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库尔姆之战是联军取得的完胜。俄军是8月29日的英雄，科洛雷多的奥军和由克莱斯特指挥的普军则在次日为胜利做出了最大贡献。

亚历山大的一名随从军官回忆说，旺达姆停止抵抗后，皇帝骑马经过库尔姆战场，“他脸上洋溢着欢乐，因为这是第一场他亲临战场时完全击败敌军的会战”。亚历山大终其一生都梦想着获得军事荣耀，然而在此刻之前，他的梦想不断受到嘲弄。在奥斯特利茨，他的军队被打得当场溃败，他本人也大为丢脸。在1812年，他最亲密的顾问们一起密谋使他远离军队，以免给军方造成麻烦，皇帝太过聪明也太过敏感，他自然看得出这些人藏在场面话下的想法是什么。直到库尔姆会战之前，他在1813年所做的众多努力却导致了吕岑、包岑和德累斯顿的失败。现在不仅至少有了一场辉煌的胜利，这场胜利的首要功臣还是他视若珍宝的近卫军。

旺达姆被押解前往特普利茨后，亚历山大已然是福杯满溢，而他这时又收到了布吕歇尔在卡兹巴赫河得胜的消息。现在甚至连他身边通常尽量约束自己行为的随从也迸发出嘹亮的欢呼。骑行返回特普利茨后，亚历山大追上了运送俄军伤员的大车，“皇帝追上了伤员，感谢他们，询问他们自己可以怎样帮助他们，并将他们称为自己的战友”。公允地说，虽然亚历山大从未体验过他部下的饥饿或露宿，他还是时常冒着生命危险出现在战场，也承担了很少有人能够设想的精神负担。亚历山大直到死亡之前都时常谈论库尔姆附近的两天会战。他以后将很快看到其他胜利和凯旋，“但库尔姆会战永远是他最喜欢的回忆”。[84]

奖赏倾泻到将军甚至普通士兵头上，欧根和黑尔弗里希下属各师的勇士们却遭到了不公平的忽略，他们巨大业绩和牺牲所得到的关注与近卫军相比黯然无光。巴克莱·德·托利被授予圣格奥尔基大十字，这是军人的最高荣誉，在整个俄罗斯帝国历史上只授予过13位军事领导人。[85]巴克莱在战争大臣和总司令任上为军队所做的一切使他当之无愧地获得了奖赏。然而巴克莱在1813年8月的表现时常只能用平庸来形容，他得到这一奖励的时间极不合适。从这个方面来看，巴克莱的指挥是联军高层在德累斯顿战役中的典型例证。

联军无疑是极为幸运的，如此混乱而缺乏效率的指挥架构能够赢得胜利，在历史上也很少见。这场战役不仅有可能以灾难告终，从德累斯顿退却开始，战役就完全应该是灾难。联军能避免这一结局主要是幸运所致，尽管这也应当部分归因于联军士兵的勇敢和忍耐，尤其是俄军士兵在库尔姆会战第一天的表现。一些联军将领的发挥也不错，克莱斯特在向旺达姆后方突进时体现出了真正的勇气，叶尔莫洛夫在库尔姆会战第一天展现了鼓舞人心的领导能力，科洛雷多在第二天表现得也很出色。最突出的则是符腾堡的欧根，在所有联军将领中，他为最终能够取胜做出了最大贡献。

不过拿破仑和他的将领们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以旺达姆为例，他在库尔姆之战中的表现远不及会战之前3天作为对联军胜利的贡献大，那时他让俄军挡住了他规模大得多的军，还让俄军在他眼皮底下潜回了波希米亚。圣西尔也应当受到谴责，因为他和克莱斯特军脱离接触，从而使它能够介入库尔姆会战。无论如何，这场灾难首先是拿破仑的错误。他先是明确地命令旺达姆向波希米亚前进，又同样明确地命令青年近卫军停留在特普利茨大道上的皮尔纳。这两道命令是导致旺达姆被歼灭的关键因素。比损失一个军更重要的是，事实上拿破仑原本能够在德累斯顿会战后3天内摧毁联军主力进而终结战争，他不仅没能抓住这个机会，反而促使一场可能的全面胜利变成十分惨痛的失败。和往常一样，拿破仑在失败面前保持冷静。库尔姆不是唯一的打击，就在同时还传来了两个消息：8月23日乌迪诺元帅向柏林前进时在大贝伦被贝纳多特的北方军团击败，8月26日麦克唐纳在卡茨巴赫河溃败。

贝纳多特军团由三个来自“不同国家”的部分组成：瑞典军队、俄罗斯军队和普鲁士军队。其中瑞军规模最小，而普军规模最大，处于两者之间的是由温岑格罗德统率的俄军兵团，有32000人和120门炮。北方军团在1813年战局中的历史总是由普鲁士方面主导的，这不仅因为普军是军团中最大的一部分，也是因为他们在两场挫败拿破仑夺取柏林意图的会战中出力最多：一场会战在8月23日发生于大贝伦，另一场则在9月6日发生于登讷维茨（Dennewitz）。温岑格罗德的步兵指挥官是米哈伊尔·沃龙佐夫伯爵，他是一位出色的将领，在1812～1814年多次表现突出。然而在1813年秋季战局中，沃龙佐夫和他的部队没有机会展现他们的战斗素质。与之相反，普军在保卫自己首都的会战中扮演的角色理所当然地成了普鲁士—德意志神话中的一部分。

贝纳多特和他的普鲁士下属们的激烈冲突也成了神话的一部分。贝纳多特军团中职位最高的普鲁士军官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比洛。

和约克比起来，比洛是一个相对而言容易相处的下属，但他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他是一个聪明、诚实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将军，但他同时直率、口无遮拦、自信十足，而且拥有暴躁的性格。比洛没什么时间去应付法国人，对那个不知用什么办法爬上瑞典王储位置的加斯科涅（Gascon）叛徒就更没工夫了，在比洛眼里，贝纳多特看上去肯定会出卖瑞典人、联军以及任何阻挡在他个人野心之路上的人。在1806年耶拿-奥尔施塔特会战后的溃退中，比洛所部向贝纳多特军投降，这一事实也无助于改善两人间的关系。根据一位中立的历史学家的看法，这位普鲁士将军从未忘记这次奇耻大辱。[86]

关于怎样才能最好地作战，比洛和贝纳多特拥有不同观点。如果拿破仑挥师朝北方军团方向前进——贝纳多特认为这一假设很快将成为现实，贝纳多特将会自行其是，向他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基地展开战斗退却。他谨慎、紧张，对拿破仑的天才十分敬畏。比洛则要自信且富有攻击性得多，他不仅决心保卫柏林，还希望攻击威胁柏林的法军，将他们赶得距离柏林越远越好。正如1812～1814年在联军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战略分歧很快就被人从政治角度加以诠释，还被视为对共同事业的背叛。春季在汉堡发生的状况使得普鲁士人确信了他们的怀疑：贝纳多特并不会为德意志解放事业全力以赴，他甚至可能受到自己取代拿破仑坐上法国王座这一梦想的约束。军团司令在秋季战局中的谨慎很快就遭到了来自这个角度的解读。[87]

一些俄国人也同样对贝纳多特持悲观态度。亚历山大驻布吕歇尔司令部的代表在9月3日致信彼得·沃尔孔斯基，抗议贝纳多特的无所作为。和往常一样，这种写给沃尔孔斯基的信实际上是为了博得亚历山大的注意：沃尔孔斯基不过是个过滤器。特伊尔（Tuyll）男爵写道，“瑞典王储在从8月23日算起的9天内没有前进一步，尽管根据总体行动计划，这本该是展开强力攻势的时候”。[88]

皇帝驻贝纳多特司令部的主要代表是夏尔-安德烈·波佐·迪·博尔戈。亚历山大给波佐的指示是，让他确保贝纳多特使用军队为共同事业效劳，而不是仅仅为了瑞典的利益，更不用说为贝纳多特在未来法国政治中可能的角色服务了。只要后一点还是贝纳多特快活的白日梦，那就可以放任不管，瑞典在战后对挪威提出的主权主张也必须这样处理。但波佐还是被告诫要十分警惕贝纳多特，并使自己和王储司令部内的英国代表查理·斯图尔特爵士结为同盟。亚历山大告诉波佐，俄国和英国的利益在这时是相同的：他们都要确保贝纳多特将所有交托给他的部队用于共同事业，而不是让这些部队为了单纯的瑞典利益和次要行动而动弹不得或遭到误用。波佐是执行这一任务的理想人选。到1812年为止，亚历山大已经在随从队伍中集结了一大帮可以被描述为根深蒂固的外国反波拿巴分子的人。这些人中最有名的是施泰因男爵，温岑格罗德也是这个团体的最初成员之一。波佐·迪·博尔戈的反波拿巴资格则是最完美的：他有科西嘉血统，自1793年以来一直是拿破仑在法国和科西嘉政坛上的死敌。波佐恰好是放在法国革命政治老手、前共和派人士让-巴蒂斯特·贝纳多特身边的理想猎犬。查尔斯·斯图亚特爵士和施泰因男爵都对波佐评价很高，这并不令人吃惊。[89]

与此相反，贝纳多特军团里的俄军部队喜欢这位王储，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是相互的。贝纳多特喜欢十分得体地告诉普鲁士人和瑞典人，他们应当效仿杰出的俄国战友。他的司令部总是由俄军守卫，他对待俄军可谓溺爱，总是确保他们能吃得好，也保障他们的伏特加供应。他努力确保所有士兵都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住到房子里面去，只在的确有必要时才让他们露营。俄军士兵赞扬他在这方面的细致用心，也相当喜欢贝纳多特的加斯科涅式的浮夸和怪癖。贝纳多特对待他麾下的俄罗斯高级军官也颇为礼貌，因此在军官圈子中广受欢迎。弗拉基米尔·勒文施特恩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贝纳多特在柏林战线上面临许多困难，1813年秋季他还是完成了一场模范战役。至于指挥俄军“快速分队”的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和米哈伊尔·沃龙佐夫，这两人似乎把坏脾气留给了温岑格罗德，他们正确地将此人视为远不及自己的三流将军。[90]

温岑格罗德自己向亚历山大报告，贝纳多特司令部里的参谋人员们行动迟缓。实际上和所有观察者一样，他抱怨说王储在大贝伦会战后“极为谨慎地展开行动”，没能充分利用联军的胜利。然而，温岑格罗德总体而言似乎和贝纳多特关系良好。和他的司令一样，温岑格罗德并不急于向拿破仑的巢穴前进。他还对普鲁士人牢骚满腹，这主要是因为普鲁士人没能履行俄普协定，给他手下部队的补给并不充足。温岑格罗德对这一点的抱怨从7月就开始了，在整场战役中都不断持续着。以他早期的一封信为例，他抱怨说不仅他自己的部队吃不饱，甚至连借给普军弥补炮兵短缺的俄军炮兵连都得不到食物。[91]

面临普鲁士人不能向俄军提供足够补给的状况，俄国人只得依靠他们压榨波兰人的传统伎俩。巴克莱·德·托利在8月的第一周下令，在波兰再进行一次大规模征收，此次征收旨在抽取正在收获的谷物，首先养活西里西亚军团中的俄军部队。被征收的物资包括大量为士兵准备的面粉和为俄国马匹准备的燕麦，还有295000升伏特加。普鲁士政府请求巴克莱匀出一些食物，以便减轻柏林地区为温岑格罗德的部队和马匹提供食物的负担。巴克莱下达这次新征收命令一个星期后，部分征收品抵达，随后被转交给温岑格罗德。这包括可供士兵煮粥的超过50000千克去壳谷物、87000升伏特加和524000千克肉类。[92]

8月10日休战结束后，温岑格罗德立刻下令袭击和搜索分队绕过乌迪诺所部西翼，深入它的后方。拿破仑本人正在向乌迪诺司令部前进的流言甚至让俄军指挥官也相信他有可能生擒法国皇帝。勒文施特恩得到了一支哥萨克分遣队，还有把拿破仑装进袋里带回来的任务。勒文施特恩的哥萨克于是南下，在转入乌迪诺后方之前，他们迅速劫掠了途中遇到的一座富裕的庄园主宅邸。勒文施特恩记载说他给了劫掠者每人100鞭子，还把一个军士降了职，但他没能把大部分虏获品还给主人，因为他手下哥萨克隐藏财物的技巧实在太过熟练了。勒文施特恩派出的侦察兵很快发现拿破仑远在西里西亚，而防备薄弱的乌迪诺所部金库则要近得多，勒文施特恩高兴地扑了上去。这位俄军上校本质上多少是个盗匪，他战前在彼得堡打牌时经常有大笔进账，但输的时候却更多。战争中他以巨大的勇气和无畏一路从维尔纳打到巴黎，与此同时也一路勾引女子。即便如此，他也是一个光荣的盗匪，尽管他记述说战俘对袭击分队总是个大麻烦，但他始终带着战俘一起行动，他鄙视菲格纳蓄意杀害法军战俘的行为。

乌迪诺金库里的硬币价值240万纸卢布，勒文施特恩在回忆录中坚称根据俄军惯例这笔财富应该属于他，因为正是他本人亲自持剑夺取金库。安全把这笔财富带回去则是个巨大的挑战。根据勒文施特恩回忆录的评价，躲避法军的难度还比不上击败急于共享战利品的“盟友”。威胁首先来自他自己手下的哥萨克，俄军惯例也许能（也许不能）让勒文施特恩成为他战利品的合法主人，哥萨克的惯例则更加民主。哥萨克是全职劫掠者的后裔，他们惯于平均分配战利品，不过要给指挥官一份特殊奖赏。没有人能够确定，当哥萨克为皇帝效力时这一传统改变了多少。为了避免误解，勒文施特恩给了每个哥萨克100银法郎，并许诺把战利品带回柏林时再给每人同等的金额。他的下一个成功则是瞒骗并躲开附近由普连杰利（Prendel/Прендель）上校指挥的哥萨克袭击分队，普连杰利感到有迫切必要去帮助保护勒文施特恩的劫掠物，以避免可能会发生的可怕后果——法军夺回金库。

返回柏林后，勒文施特恩遭遇到了最危险的敌人——这座城市好斗的军事总督莱斯托克将军。在普鲁士正急需现款的时候，莱斯托克没理由允许这笔劫掠收入在他眼皮底下不上税。随后便是一场纵贯柏林的奇怪追逐与躲藏，总督努力尝试找到勒文施特恩的大车和车内的物品，但等到他发现大车的时候，勒文施特恩已经把他的战利品安全地隐藏起来了。勒文施特恩随后付出了相当数量的贿赂以消除可能的威胁，在回忆录中他补充说，旧相识们突然到处涌了出来，“对我而言，对我的朋友们有用是真正让人快乐的”。温岑格罗德的总监察长谢尔盖·沃尔孔斯基公爵的确是个老朋友，他记录说勒文施特恩运回的外国硬币数量极大，以致整个柏林地区的普鲁士塔勒都贬值了。根据勒文施特恩的回忆录判断，普鲁士首都最好的妓院和香槟酒店铺的生意也引人注目地增长了。[93]

与此同时，拿破仑正在进行他两次夺取柏林尝试中的第一次，此次的指挥官是乌迪诺元帅。拿破仑沉迷于攻占柏林的妄想，这是联军的幸事，即使他仅仅在贝纳多特军前方做出伪装，就可以把数量可观的部队调到其他地方。贝纳多特是最不可能发起一场大胆攻势的，因为他决心在渡过易北河并暴露于前任上司的突然反击下之前占据一个渡口要塞，他将会停下来围攻维滕贝格（Wittenberg）。拿破仑不仅起初命令乌迪诺向柏林进军，后来又命令奈伊做同样的事情，但他给他们的士兵人数太少、质量太低，因此无法完成预定的任务。拿破仑这么做部分是由于他鄙视普鲁士步兵，低估了他们在战场上的潜力。

乌迪诺拙劣地向前进发，于8月23日在大贝伦被比洛军击败。吉拉尔（Girard）将军指挥一个很强的师从维滕贝格出发增援乌迪诺，8月27日是联军开始从德累斯顿撤军的日子，这个师则恰好于当天在哈格尔贝格（Hagelberg）被歼灭。除了为弥补普军炮兵短缺而长期借给比洛军的俄军炮兵连之外，俄军并未参加大贝伦之战。温岑格罗德军位于联军保卫柏林的战线右翼，而乌迪诺则试图在左翼突破。会战早在俄军能够参战之前就已经结束了。法军指挥官前进时手下的各个纵队散得很开，以致无法互相支援，因此比洛和陶恩钦（Tauenzien）的两个普鲁士军不需要俄军帮助就足以将其击败。无论如何，是切尔内绍夫在哈格尔贝格会战中命令他的哥萨克突然杀入敌军后方使其陷入混乱的，他也为瓦解敌军做出了巨大贡献。[94]

法军向柏林的第二次推进是由奈伊元帅指挥的，结果于9月6日在登讷维茨会战中失败。法军又一次向由比洛和陶恩钦麾下普军所组成的联军左翼开进。和在大贝伦时一样，温岑格罗德军这次还是被部署在联军右翼，只有部分骑兵和炮兵参加了会战，即使他们也只是在最后阶段才投入战斗。没有人能够因此指责俄军，他们的部署和行动都严格遵照贝纳多特的命令。但王储的行为从那时起就成为被指责的目标，对拥有普鲁士—德意志民族主义信仰的史学家来说尤其如此。另外，贝纳多特也有无数辩护者，包括可能对这场战局研究得最为出色的史学家，普鲁士总参谋部上校鲁道夫·冯·弗里德里希。[95]

贝纳多特的敌人争辩说，他对普军的支援太过缓慢，把脏活都留给普军，却把功劳归于他自己、瑞军和俄军。与之相反，他的支持者认为由于可能通往柏林的路线有许多条，他只能将军队部署在保护这些路线的宽大正面上，并且一旦发觉奈伊正在朝比洛方向行进，他就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前去援救普鲁士人。他们也强调了俄军骑兵和步兵在会战最后阶段的巨大贡献，还争辩说即使比洛那时不得不退却，已经疲惫不堪的敌军也会落入俄军和瑞军口中。

没有人能够否认，普鲁士部队怀着巨大勇气进行了长达数个小时的战斗。比洛自己以指挥技艺、冷静和对时间的准确把握指导部下作战。国民后备军各团在战斗中的表现，要远比克莱斯特军的民兵一个星期前在库尔姆会战中的发挥出色。不容争辩的另一点是，即使普军的胜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普军士兵的勇气和毅力，法军指挥官的行为却也是法军失败的重要原因。尽管理论上普军兵力远少于法军，奈伊在实践中却从未将他的三个军成功集中到战场上来。这场仗打得相当令人眼熟。奈伊出现在战场北半部，他完全沉浸于附近的战斗中，丧失了对全局的把握。他召集整个乌迪诺军赶来增援，就此暴露了南翼雷尼耶的萨克森军，使其遭到挫败。乌迪诺因被罢免了总指挥的职务而深深感到受辱，他乐于促成继任者的失败，因此一言不发地服从了上司的愚蠢命令。比洛利用乌迪诺向北方前进的机会对雷尼耶的萨克森军发起反攻，此后不久俄军骑兵和骑炮兵冲入雷尼耶敞开的左翼，将失败转化为溃逃。伊万·利普兰季写道，击退动摇中的萨克森人的集中火力打击是他看到俄军炮兵在整场战争中所做出的最为专业的表现。[96]

圣彼得堡龙骑兵团是会战即将结束时攻入法军左翼的俄军骑兵单位之一，它的团史指出，俄军骑兵在拯救疲惫不堪的普军步兵、冲散法军炮兵、使敌军步兵惊慌失措逃跑和最终打垮一些敌军后卫的战斗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撰写这部团史的卡缅斯基将军抱怨说，外国人从来不承认俄军做出的贡献，尽管他对会战的分析实际上和鲁道夫·冯·弗里德里希相差不大。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谢尔盖·沃尔孔斯基和撰写登讷维茨会战历史的普鲁士史学家一样怀有偏见。他在回忆录中荒诞地写道，胜利的“全部荣誉”都归于“贝纳多特的部署、俄军与瑞军炮兵的无畏和俄军骑兵的攻击”。虽然程度上要低得多，这一争执却与后来关于普军在滑铁卢角色的争论有相同之处，这是联合作战中不可避免的一个方面。然而我们不得不说，正如俄国官方历史清楚表述的那样，普军在滑铁卢进行的战斗要远比俄军在登讷维茨艰苦。所有普鲁士和俄罗斯资料都同意的一点是，在一场全面追击就能摧毁奈伊所部的时候，贝纳多特却没能以足够的决心追击奈伊溃逃中的军队。[97]

即便没有遭到全面追击，奈伊所部的损失也非常严重。俄军估计他损失了多达18000人，其中13000人沦为战俘。由于后者多数是在骑兵追击溃逃法军时被一勺端起的，因此这一数字多少证明了俄军对胜利的贡献。总的来说，拿破仑在战争第一个月里损失了100000人和200多门炮，联军损失了仅仅50门炮和不多于85000名士兵。援军还在不断涌入联军行列之中，到10月初开始向莱比锡前进时，施瓦岑贝格已经弥补了奥军在德累斯顿所蒙受的全部损失，这些新兵的训练程度总体来说要比8月时的迈什科所部更好一些。俄军行列也被更多新来的后备军和出院的伤病员补得满满当当。尤为重要的是，俄军里还增加了本尼希森接近60000人的波兰军团。本尼希森手下的步兵的确几乎有一半是彼得·托尔斯泰伯爵带出来的民兵，他们事实上只能在围城战中发挥作用，但其余的步兵以及所有的骑兵与炮兵都是优良的部队。[98]

[1]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no.101，内塞尔罗德致亚历山大，1813年5月24日/6月5日，pp.236-7.W.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in Befreiungskriege，vol.2，Berlin，1878，梅特涅致施塔迪翁，1813年6月6日，pp.663-4；1813年6月8日，pp.664-5。

[2]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no.104，内塞尔罗德致利芬，6月2/14日，pp.246-9；Oncken，W.，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in Befreiungskriege，2 vols.，Berlin，1878，vol.2，梅特涅致施塔迪翁，1813年7月30日，pp.680-81。

[3]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no.118，亚历山大给安施泰特的指示，1813年6月26日/7月8日，pp.283-92（引用部分来自p.286）。

[4]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no.107，内塞尔罗德致梅特涅，1813年6月7/19日，pp.257-8。

[5] E.Botzenhart（ed.），Freiherr vom Stein：Briefwechsel，Denkschriften und Aufzeichnungen，8 vols.，Berlin，1957-70，vol.4，施泰因致格奈泽瑙，1813年7月11日；致明斯特尔，1813年7月17日；致亚历山大，1813年7月18日，pp.372-81。

[6] Oncken，W.，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in Befreiungskriege，2 vols.，Berlin，1878，vol.2，pp.402-5.

[7] Oncken，W.，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in Befreiungskriege，2 vols.，Berlin，1878，vol.2，pp.405-8.

[8] R.von Friederich，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2：Der Herbstfeldzug 1813，Berlin，1912，pp.26，31；M.I.Bogdanovich，Istoriia voiny 1813 g.za nezavisimost’ Germanii，2 vols.，St Petersburg，1863，vol.1，p.448.由卡米耶·鲁塞给出的数据（La Grande Armée de 1813，Paris，1871，p.180）是425000名士兵做好了战斗准备，其中365000人身处乌迪诺、奈伊和拿破仑的三个军团当中。在1813年8月，位于汉堡的达武和位于马格德堡的吉拉尔能够提供40000人用于向柏林推进。

[9] 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2：Der Herbstfeldzug 1813，Berlin，1912，pp.33，348.

[10] N.S.Pestreikov，Istoriia leib gvardii Moskovskago polka，St Petersburg，1903，vol.1，pp.129-30.关于从雅罗斯拉夫尔团抽出的人员，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Opis 1，Delo 1098，fo.220。

[11] F.G.Popov，Istoriia 48-go pekhotnago Odesskago polka，2 vols.，Moscow，1911，vol.1，pp.119-27.

[12]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Opis 1，Delo 1098，fos.177-94 and 271-391（雅罗斯拉夫尔团）；Delo 105，fos.194i-195ii（别洛斯托克团）；Delo 106，fos.111-13（库尔斯克团）。

[13] 所有信息都来自这两个团位于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Opis 1，Dela 105 and 106的服役记录。在别洛斯托克团里，29名少尉、中尉和参谋上尉中有10人是下层出身。较高级军官和准尉中则没有此类出身的。

[14] Oncken，W.，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in Befreiungskriege，2 vols.，Berlin，1878，vol.2，布勃纳致梅特涅，1813年8月9日，pp.684-6。Eugen，Memoiren Memoiren des Herzogs Eugen von Württemberg，vol.3，pp.64-8.

[15] Karl Fürst Schwarzenberg，Feldmarschall Fürst Schwarzenberg：Der Sieger von Leipzig，Vienna，1964，p.233.

[16]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99，沃尔孔斯基致维特根施泰因，1813年8月9/21日，fo.1i。

[17] A.G.Tartakovskii（ed.），Voennye dnevniki，Moscow，1990，p.355；Schwarzenberg，K.Fürst von，Feldmarschall Fürst Schwarzenberg：Der Sieger von Leipzig，Vienna，1964，p.233.

[18] L.G.Beskrovnyi（ed.），Pokhod russkoi armii protiv Napoleona v 1813 g.i osvobozhdenie Germanii：Sbornik dokumentov，Moscow，1964，特拉亨贝格会议，1813年6月28～30日/7月10～12日，p.462；Geschichte der Kämpfe Österreichs：Kriege unter der Regierung des Kaisers Franz，Befreiungskrieg 1813 und 1814，vol.3：E.Glaise von Horstenau，Feldzug von Dresden，Vienna，1913，pp.3-6。

[19]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99，亚历山大致贝纳多特，1813年8月9/21日，fos.2-3。

[20] 关于瑞典军队，见Marquess of Londonderry，Narrative of the War in Germany and France in 1813 and 1814，London，1830，pp.72-4.关于贝纳多特，最新的一本书是C.Bazin，Bernadotte，Paris，2000。

[21] 关于贝纳多特所持立场的最佳评价是由普鲁士总参谋部撰写的战史：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2：Der Herbstfeldzug 1813，Berlin，1912，pp.146-8.也参见M.Leggiere，Napoleon and Berlin，Stroud，2002 这是关于北方战区和普鲁士资源动员的出色记述。

[22] 关于这一点，最好的观点来自两卷本奥地利总参战史，它讨论了施瓦岑贝格最初在8月向德累斯顿推进以及此后向莱比锡运动时的计划制订与执行过程。见Geschichte der Kämpfe österreichs：Kriege unter der Regierung des Kaisers Franz.Befreiungskrieg 1813 und 1814，vol.3：Horstenau，E.Glaise von，Feldzug von Dresden，Vienna，1913，pp.63-106；Geschichte der Kämpfe Österreichs：Befreiungskrieg 1813 und 1814，vol.5：Max von Hoen，Feldzug von Leipzig，Vienna，1913，尤其是pp.127-34。

[23] F.von Schubert，Unter dem Doppeladler，Stuttgart，1962，pp.336-7.

[24] Baron von Odeleben，A Circumstantial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Saxony in the Year 1813，2 vols.，London，1820，vol.1，p.140.

[25] 引用部分来自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3 g.za nezavisimost’ Germanii，vol.2，p.22。

[26] 关于俄国境内的法国流亡者总体历史，见A.Ratchinski，Napoléon et Alexandre Ier，Paris，2002；关于朗热隆和黎塞留，见L.de Crousaz-Cretet，Le Duc de Richelieu en Russie et en France，Paris，1897，尤其是pp.18-20.埃马纽埃尔·德瓦雷基耶尔（Emmanuel de Waresquiel）在J.Tulard（ed.），Dictionnaire Napoléon，Paris，1999 edn.，2 vols.，vol.2，pp.144-6中概述了朗热隆的个性和职业生涯。

[27] 关于朗热隆，尤其要参阅Schubert，F.von，Unter dem Doppeladler，Stuttgart，1962，pp.163-7.关于引用部分，见Langeron，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205。

[28] 关于在本茨劳的作战行动，尤其要参阅E.Nikolaev，Istoriia 50 pekhotnago Belostokskago，Ego Vysochestva Gertsoga Saksen-Al’tenburgskago polka，St Petersburg，1907，pp.71-3（Николаев Е.П.История 50-го пехотного Белостокского его высочества герцога Саксен-Альтенбургского полка.1807-1907.СПб.，1907.С.71-73）。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2：Der Herbstfeldzug 1813，Berlin，1912，p.122 注意到了塞巴斯蒂亚尼下属各团的低劣质量。

[29] Langeron，A de，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220；J.von Pflugk-Harttung，Das Befreiungsjahr 1813：Aus dem Geheimen Staatsarchivs，Berlin，1913，no.196，格奈泽瑙致哈登贝格，1813年8月25日，pp.276-8。

[30] 约克的信件被引用在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3 g.za nezavisimost’ Germanii，vol.2，p.42.本尼希森也抱怨布吕歇尔的战略：见他8月14/26日写于卡利什的致亚历山大书信：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85，fos.191-2。

[31] Marshal Gouvion Saint-Cyr，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militaire sous le Directoire，le Consulat et l’Empire，Paris，1831，vol 4，no.8，Protocole de la conférence de Trachenberg：no.9，Instructions pour S.Ex.M.de Blücher，pp.347-53.

[32] 亚历山大给布吕歇尔的信位于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99，fos.7ii-8i。

[33] 布吕歇尔给亚历山大的信，发出日期未注明，但在8月27日收到，位于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911，fos.215i-ii。

[34] 关于麦克唐纳对联军阵地的失败侦察，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911，fo.247ii：韦南孔致沃尔孔斯基，1813年8月16/28日。

[35] 关于第三军行动的最好资料是由科克上尉（Captain Koch）汇编的作战日志：Captain Koch，Journal des opérations du IIIe Corps en 1813，Paris，1999.关于该军在卡茨巴赫所扮演角色的描述位于pp.54-60。

[36] 米夫林关于这场会战的描述来自他回忆录中的两部分，这两部分的写作和出版间隔多年，因为他的一些评论如果早先出版的话会招致指责：见Baron Karl von Müffling，The Memoirs of Baron von Müffling：A Prussian Officer in the Napoleonic Wars，London，1997，pp.58-75 and 317-24.引用部分位于 p.60。

[37]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911，fos.246ii-247i：韦南孔致沃尔孔斯基，1813年8月16/28日。韦南孔的长篇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奥斯滕-萨肯军角度观察战斗的最佳记述，科克给出了最优秀的法军目击记录，米夫林则是最好的普鲁士资料。波格丹诺维奇也提供了一份极好的详细记载，弗里德里希则确认了这一点。

[38] 除了常见著作和科克的著作之外，敖德萨团的团史也是关于会战中这个少有人提及的插曲的有用资料，该团是涅韦罗夫斯基第27师的一部分：Popov，F.G.，Istoriia 48-go pekhotnago Odesskago polka，2 vols.，Moscow，1911，pp.139-41。

[39] Prince A.G.Shcherbatov，Moi vospominaniia，St Petersburg，2006，p.87（Щербатов А.Г.Мо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СПб.，2006.С.87.）.

[40] Baron Karl von Müffling，The Memoirs of Baron von Müffling：A Prussian Officer in the Napoleonic Wars，ed. Peter Hofschroer，London，1997，pp.67-8.I.Radozhitskii，Pokhodnyia zapiski artillerista s 1812 po 1816 god，3 vols.，Moscow，1835，vol.2，p.202.

[41] Captain Geniev，Istoriia Pskovskago pekhotnago general-fel’dmarshala kniazia Kutuzova-Smolenskago polka：1700-1831，Moscow，1883，pp.216-17；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3 g.za nezavisimost’ Germanii，vol.2，p.65.

[42] Das Befreiungsjahr 1813：Aus den Geheimen StaatsarchiVS，ed. J.von Pflugk-Harttung，Berlin，1913，no.219：西里西亚军政府致柏林军事总督，1813年8月28日，pp.283-4。

[43] Koch，Journal，p.64；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403，fos.24i-25i：萨肯致沃尔孔斯基，1813年9月3日。

[44] Schubert，F.von，Unter dem Doppeladler，Stuttgart，1962，p.321.

[45] Beskrovnyi（ed.），Pokhod，no.216，军事行动日志，1813年8月23日/9月4日，pp.245-7.除了波格丹诺维奇之外，在Prince N.B.Golitsyn，Zhizneopisanie generala ot kavalerii Emmanuelia，Moscow，1844，pp.97-104中也有关于追击的出色记载。

[46] 这个统计数字取自George Nafziger，Napoleon at Dresden，Chicago，1994，pp.77，301。

[47] 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3 g.za nezavisimost’ Germanii，vol.2，p.78.

[48] Geschichte der Kämpfe österreichs：Kriege unter der Regierung des Kaisers Franz.Befreiungskrieg 1813 und 1814，vol.3：Horstenau，E.Glaise von，Feldzug von Dresden，Vienna，1913，pp.1-11.

[49] 关于奥军组织结构和备战工作的关键资料是Befreiungskrieg 1813 und 1814的前三卷，作者分别是O.Criste（Österreichs Beitritt zur Koalition，Vienna，1913），Wlaschutz（Österreichs entscheidendes Machtaufgebot，Vienna，1913）和Glaise von Horstenau。例如霍斯特瑙（Horstenau）的评论位于Dresden，p.78.然而也要参阅在威尔逊日记中记载的他和拉德茨基非常有趣的谈话：A.Brett-James（ed.），General Wilson’s Journal 1812-1814，London，1964，20 Aug.1813，p.63.

[50] 例如沃龙佐夫在听说他要成为比洛的下属后，向巴克莱提出的一次愤怒抗议，比洛晋升中将的时间要比沃龙佐夫晚一个月。巴克莱接受了抗议，将沃龙佐夫置于温岑格罗德指挥之下。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53，Delo 18，fos.15-16：沃龙佐夫致巴克莱，1813年7月9日（旧历）。

[51] 许多例子中的一个：巴克莱在1813年9月10日（旧历）给萨肯的信：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3，1，p.202；Eugen，Memoiren Memoiren des Herzogs Eugen von Württemberg，vol.3，pp.145-6。

[52] Saint-Cyr，Gouvion，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militaire sous le Directoire，le Consulat et l’Empire，vols.4，Paris，1831，no.15，拿破仑致圣西尔，1813年8月17日，pp.365-8。

[53] Geschichte der Kämpfe österreichs：Kriege unter der Regierung des Kaisers Franz.Befreiungskrieg 1813 und 1814，vol.3：Horstenau，E.Glaise von，Feldzug von Dresden，Vienna，1913，pp.78-117.A.Brett-James（ed.），General Wilson’s Journal 1812-1814，London，1964，p.165.

[54] Geschichte der Kämpfe österreichs：Kriege unter der Regierung des Kaisers Franz.Befreiungskrieg 1813 und 1814，vol.3：Horstenau，E.Glaise von，Feldzug von Dresden，Vienna，1913，pp.103，106-7，123-4.

[55] Hon.George Cathcart，Commentaries on the War in Russia and Germany in 1812 and 1813，London，1850，p.29.Langeron，A de，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256.

[56] Geschichte der Kämpfe österreichs：Kriege unter der Regierung des Kaisers Franz.Befreiungskrieg 1813 und 1814，vol.3：Horstenau，E.Glaise von，Feldzug von Dresden，Vienna，1913，p.159；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2：Der Herbstfeldzug 1813，Berlin，1912，p.69；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3 g.za nezavisimost’ Germanii，vol.2，p.127.Saint-Cyr，Gouvion，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militaire sous le Directoire，le Consulat et l’Empire，vols.4，Paris，1831，no.26，圣西尔致拿破仑，1813年8月25日，pp.383-4。

[57] 关于拿破仑最初计划的快速入门见8月24日给巴萨诺公爵的一封信中传达的内容：Saint-Cyr，Gouvion，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militaire sous le Directoire，le Consulat et l’Empire，vols.4，Paris，1831，no.21，1813年8月24日，pp.377-8。

[58] Hon.George Cathcart，Commentaries on the War in Russia and Germany in 1812 and 1813，London，1850，pp.231-2. Geschichte der Kämpfe österreichs：Kriege unter der Regierung des Kaisers Franz.Befreiungskrieg 1813 und 1814，vol.3：Horstenau，E.Glaise von，Feldzug von Dresden，Vienna，1913，p.270.

[59] Hon.George Cathcart，Commentaries on the War in Russia and Germany in 1812 and 1813，London，1850，p.228.On Constantine’s views，see e.g. Russkii arkhiv，1，1882，pp.142-54.

[60] 这些观点都是由霍斯特瑙提出的，Geschichte der Kämpfe österreichs：Kriege unter der Regierung des Kaisers Franz.Befreiungskrieg 1813 und 1814，vol.3：Horstenau，E.Glaise von，Feldzug von Dresden，Vienna，1913，pp.257-68，277-86：由于他是此次战役的奥地利官方历史学家，因而并没有理由去夸大奥地利领导层的过失，所以人们可以认为他的看法是公正的。也见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2：Der Herbstfeldzug 1813，Berlin，1912，pp.76-8。

[61] A.Brett-James（ed.），General Wilson’s Journal 1813年8月30日，London，1964，p.169。

[62] 所有关于这场战役的通史都详细讨论了8月26～30日在联军右翼发生的关键事件。除了弗里德里希和波格丹诺维奇之外，在Geschichte der Kämpfe Österreichs：Befreiungskrieg 1813 und 1814，vol.4：Maximilian Ehnl，Schlacht bei Kulm，Vienna，1913中也有充分的描述。除了欧根本人的回忆录之外，他的参谋长冯·赫尔多夫将军的回忆录也很有价值：General von Helldorff，Zur Geschichte der Schlacht bei Kulm，Berlin，1856.所有后来编纂的历史都大量借鉴了1844年到1852年间由萨克森军队阿斯特尔（Aster）上校撰写的关于1813年秋季战局的三卷本历史。然而人们也必须参考阿斯特尔本人的书，因为他的著作包括了后来的历史著作中遗漏的大量细节：关于右翼的状况，见H.Aster，Die Kriegsereignisse zwischen Peterswalde，Pirna，Königstein und Priesten im August 1813 und die Schlacht bei Kulm，Dresden，1845.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寻找详细描述这些事件的法军方面记载要困难得多：以Rousset，Grande Armée为例，尽管鲁塞引用了旺达姆的重要信件，但是他关于这次惨败提得很少。圣西尔也刊布了有用的文件，但和其他所有法军参战者一样，他也急于证明自己并无责任。费藏萨克（Fezensac）把大部分责任都推给了旺达姆，不过他也对圣西尔和拿破仑有所批评，他的著作是法军方面信息最为丰富的记述：Fezensac，Duc de，Souvenirs militaires，Paris，1863，pp.403-29。

[63] 关于预定行军路线最清晰也最细致的描述位于Geschichte der Kämpfe österreichs：Kriege unter der Regierung des Kaisers Franz.Befreiungskrieg 1813 und 1814，vol.3：Horstenau，E.Glaise von，Feldzug von Dresden，Vienna，1913，pp.293-6。

[64] 关于这一决定，在T.von Bernhardi，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kaiserlichen russischen Generals der Infanterie Carl Friedrich Grafen von Toll，5 vols.，Leipzig，1858，vol.3，book 6，pp.175-83中有一个有用的探讨。

[65] Saint-Cyr，Gouvion，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militaire sous le Directoire，le Consulat et l’Empire，vols.4，Paris，1831，no.30，圣西尔致贝尔蒂埃，1813年8月29日，pp.386-7；A.Brett-James（ed.），General Wilson’s Journal 1813年8月30日，London，1964，p.172；关于道路状况的最佳描述位于P.Pototskii，Istoriia gvardeiskoi artillerii，St Petersburg，1896，pp.261-3。

[66] P.Nazarov，‘Zapiski soldata Pamfila Nazarova’，Russkaia Starina，9/8，1878，p.535.

[67] 8月28日下午4点由贝尔蒂埃以拿破仑的名义下达给旺达姆的关键命令被翻印并刊布在Ehnl，Kulm的附录no.5，p.204。

[68] 欧根和他的参谋冯·赫尔多夫上校两人的回忆录可能被视为对奥斯特曼-托尔斯泰有偏见，但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也评论说，奥斯特曼-托尔斯泰在库尔姆会战中比法国人更麻烦。赫尔多夫写道，整支军队都知道奥斯特曼-托尔斯泰在1813年结束病假归队后精神方面出了问题：Helldorff，Kulm，p.17.许多旁人的回忆录也证实了奥斯特曼-托尔斯泰在1813年8月并不适宜指挥部队。关于对他的辩护，见I.I.Lazhechnikov，‘Neskol’ko zametok i vospominanii po povodu stat’i “materialy dlia biografii A.P.Ermolova”’，Russkii vestnik，31/6，1864，pp.783-819。

[69] Eugen，Memoiren Memoiren des Herzogs Eugen von Württemberg，vol.3，pp.131-3；L.von Wolzogen，Mémoires d’un Général d’Infanterie au service de la Prusse et de la Russie（1792-1836），Paris，2002，p.169；Pototskii，Istoriia，p.250.赫尔多夫说叶尔莫洛夫起初支持奥斯特曼的意见，但是因为害怕惹怒欧根、继而令亚历山大把愤怒发泄到自己头上，他就撤回了支持：Kulm，pp.29-30。

[70] 关于大道和地势的最佳描述位于Istoriia leib-gvardii egerskago polka za sto let 1796-1896，St Petersburg，1896，pp.125-30。

[71] 一如既往地，除了波格丹诺维奇之外，一些团史提供了关于8月28日状况的精彩描述。前一条注释中引用的近卫猎兵团团史可能是最好的，不过也可参阅S.A.Gulevich，Istoriia 8-go pekhotnago Estliandskago polka，St Petersburg，1911，pp.178-81。

[72] 赫尔多夫对他所目睹的状况的描述位于Geschichte der Kämpfe österreichs：Kriege unter der Regierung des Kaisers Franz.Befreiungskrieg 1813 und 1814，vol.4：Ehnl，M.，Schlacht bei Kulm，Vienna，1913.一书pp.35-8。

[73] Eugen，Memoiren Memoiren des Herzogs Eugen von Württemberg，vol.3，p.149.

[74] 所有的通史都较好地描述了地势，但波格丹诺维奇、弗里德里希和恩尔（Ehnl）都假定读者已经了解波希米亚村庄是由木制建筑构成的，因而没有提到和建筑相关的事。正因为阿斯特尔提供了这类微小却重要的细节，因此他的著作显得十分重要：以房屋为例，见Aster：Kriegsereignisse… Kulm，pp.14-15。

[75] Helldorff，Kulm，p.45.

[76] 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2：Der Herbstfeldzug 1813，Berlin，1912，p.88；A.Brett-James（ed.），General Wilson’s Journal 1812-1814，London，1964，p.173；Londonderrry，Narrative of the War in Germany and France in 1813 and 1814，p.124. Istoriia leib-gvardii egerskago polka，p.135.

[77] 关于科瓦尔斯基的记述，见‘Iz zapisok pokoinago general-maiora N.P.Koval’skago’，Russkii vestnik，91/1，1871，pp.78-117，尤其是p.102；‘Zapiski N.N.Murav’eva-Karskago’，Russkii arkhiv，24/1，1886，pp.5-55，尤其是pp.22-6；P.Bobrovskii，Istoriia leib-gvardii ulanskago E.I.V.gosudarynyi Imperatritsy Aleksandry Fedorovny polka，St Petersburg，1903，p.231。

[78] 关于法军损失，见穆拉维约夫和旺达姆的参谋长的交谈：‘Zapiski’，p.25；A.Brett-James（ed.），General Wilson’s Journal 1812-1814，London，1964，p.173；Bobrovskii，P.，Istoriia leib-gvardii ulanskago E.I.V.gosudarnyi Imperatritsy Aleksandry Fedorovny polka，St Petersburg，1903，p.230。

[79] L.G.Beskrovnyi（ed.），Dnevnik Aleksandra Chicherina，1812-1813，Moscow，1966，pp.252 ff.；‘Zapiski N.N.Murav’eva’，24/1，1885，p.26.

[80] 这一点得到了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2：Der Herbstfeldzug 1813，Berlin，1912，pp.90-92和Ehnl，Kulm，pp.112-18的良好证明，因此（克莱斯特偶然出现在旺达姆后方的）无稽之谈没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

[81] Bernhardi，T.von，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kaiserlichen russischen Generals der Infanterie Carl Friedrich Grafen von Toll，5 vols.，Leipzig，1858，p.454.

[82] Ehnl，Kulm，p.132写道，41000名联军步兵和10000名骑兵迎战39000名法军步兵和3000名骑兵。考虑到旺达姆所部在8月28日和29日的伤亡，他的步兵数字看上去太高了点。

[83] P.A.Kolzakov，‘Vziatie v plen marshala Vandama 1813 g.’，Russkaia Starina，1，1870，pp.137-44.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3 g.za nezavisimost’ Germanii，vol.2，p.704；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no.254，亚历山大致罗斯托普钦，1813年12月22日，p.164。

[84] Tartakovskii，A.G.（ed.），Voennye dnevniki，Moscow，1990：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的1813年日记，p.360。

[85] 这并未包括罗曼诺夫家族的成员和外国人。

[86] Geschichte der Kämpfe österreichs：Kriege unter der Regierung des Kaisers Franz.Befreiungskrieg 1813 und 1814，5 vols.vol.5：Hoen，Max von，Feldzug von Leipzig，Vienna，1913，p.274：赫恩（Hoen）是个奥地利人，他在这方面是中立的。

[87] 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2：Der Herbstfeldzug 1813，Berlin，1912，pp.144-8；M.Leggiere，Napoleon and Berlin（Stroud，2002），ch.7，尤其是pp.137-41。

[88]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911，fos.213-4，特伊尔致沃尔孔斯基，1813年8月21日/9月2日。

[89]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no.141，亚历山大给波佐的指示，1813年7月31日/8月10日，p.345；Freiherr vom Stein：Briefwechsel，Denkschriften und Aufzeichnungen，vol.4，ed. E.Botzenhart，Berlin，1957-71，施泰因致明斯特尔，1813年8月7、10日，pp.390-92；Londonderry，Narrative of the War in Germany and France in 1813 and 1814，p.179。

[90] V.von Löwenstern，Mémoires du Général-Major Russe Baron de Löwenstern，2 vols.，Paris，1903，vol.2，pp.136-7，184-5；S.G.Volkonskii，Zapiski Sergeia Grigorovicha Volkonskago（dekabrista），St Petersburg，1902，pp.264-5，306-7.

[91]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911，温岑格罗德致亚历山大，1813年8月7/19日，fos.148-9；1813年8月22日/9月3日，fos.289-91；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53，Delo 18，fo.7：坎克林致洛特胡姆（Lotthum），1813年7月1/19日。

[92]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120，Sv.18，Delo 57，fos.5-6：巴克莱致兰斯科伊，1813年7月28日（旧历）：Sv.53，Delo 18，fo.25，巴克莱致坎克林，1813年8月8日（旧历）。

[93] Löwenstern，V.von，Mémoires du Général-Major Russe Baron de Löwenstern，vol.2，pp.100，146-78；Volkonskii，Zapiski，pp.258-9；V.M.Bezotosnyi，Donskoi generalitet i ataman Platov v 1812 godu，Moscow，1899，pp.109-18.

[94] 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2：Der Herbstfeldzug 1813，Berlin，1912，pp.139-73提供了精彩的分析与描述。

[95] 在近期的英文文献中，关于这场会战以及与其相关的一些争议的完整记述可见M.Leggiere，Napoleon and Berlin（Stroud，2002），ch.11.与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2：Der Herbstfeldzug 1813，Berlin，1912，pp.177-91相比，莱杰雷（Leggiere）对贝纳多特敌意更浓。.

[96] V.Kharkevich（ed.），1812 god v dnevnikakh，zapiskakh i vospominaniiakh sovremennikov，4 vols.，Vilna，1900-1907，vol.2，p.28.

[97] Major-General E.S.Kamenskii，Istoriia 2-go dragunskago S-Peterburgskago generalafel’dmarshala kniazia Menshikova polka 1707-1898，Moscow，1900，pp.225-37（Каменский Е.С.История 2-го драгунского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а-фельдмаршала князя Меншикова полка.1707-1898 г.М.，1900.С.225-237）.Volkonskii，Zapiski，p.266.

[98] 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3 g.za nezavisimost’ Germanii，vol.2，pp.275，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