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星期三，上午6∶00

（哈瓦那，上午5∶00）

铁木尔·盖达尔（Timur Gaidar）是《真理报》驻哈瓦那的记者，住在曾是希尔顿酒店的哈瓦那自由酒店（Havana Libre Hotel）。^[65]在他准备向莫斯科汇报工作的时候，一个年轻人突然破门而入。那人就是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苏联文坛的顽童，游离但又未完全脱离官方的反叛者。这个诗人在哈瓦那过着养尊处优的流亡生活。为了回到苏联的怀抱，他正在制作一部歌颂古巴革命的电影《我就是古巴》。

“莫斯科那边打电话了吗？”

“我在等。他们很快就会打来了。”

“很好。我以为我来晚了。我整夜都在写作。”^[66]

在卡斯特罗发表演说的时候，叶夫根尼就在电视演播室。过去几个小时里，他不断记录下自己对卡斯特罗的印象。他很理解赫鲁晓夫对卡斯特罗的兴趣，因为他对卡斯特罗也是极为欣赏的。听着演讲，他几乎要原谅卡斯特罗所做的一切。就算卡斯特罗关闭了妓院，宣布进行扫盲运动，搞得商店里只有醋和大白菜可以买，那又怎样？在小古巴和大美国的较量中，叶夫根尼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他一边等着从莫斯科打来的电话，一边来回踱步，并读着自己的诗句。不久后，这些诗句将发表在《真理报》的头版上：

美国，我从古巴写给你

哨岗处处是英勇的面孔

狂风暴雨冲打

崖头闪耀怒光

烟草商拿起手枪，前往港口

鞋匠擦拭他的旧机关枪

歌舞女郎穿上士兵的靴子

和木匠一起走向卫岗

美国，我用平实的俄语问你

是你让他们拿起武器

而你却责怪他们

这样是否太过无耻和虚伪？

我听到菲德尔的声音

像一个医生，像一个审判员

讲述自己的故事，毫无怨恨

只有诉苦和责备

美国，你若再穷兵黩武

你将辉煌不再

而这个小而坚挺的岛国

明日将崛起！屹立！

[1] 1962年11月14日美国海军从DNI到CINSUSNAVEUR，海军作战部古巴历史文件58～72号盒子，行动档案，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信息。

[2] 手稿，1962年10月22日，菲利普·泽利科、欧内斯特·梅，《总统记录：约翰·F.肯尼迪，大危机》，第3卷，米勒公共事务中心，弗吉尼亚大学，64。布鲁焦尼，Eyeball to Eyeball，542。

[3] 9月25日，国家安全局误以为“因迪吉尔卡号”是“破冰船”，但是正确地发现该艘船是从摩尔曼斯克地区出发的。参见1988年10月国家安全局发布古巴导弹危机信息。“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的货物可参考1962年10月5日马力诺夫斯基的Special Ammunition for Operation Anadyr报告卷二。“因迪吉尔卡号”的信息来自Karlov的笔记和访谈。指挥该船的苏联军官尼古拉·别洛博罗多夫在1994年说总共有6枚核地雷被运往古巴，但是这个说法没有被文件证实。James G.Blight and David A.Welch，eds.，Intelligence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Oxford：Routlege，1998），58.

[4] 这种炸弹的正式名字为RDS-4。作者和瓦伦汀·阿纳斯塔耶夫于2006年5月的访谈。

[5] “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1（Winter 1998），259。也可参见1962年9月8日对古巴苏联军队总指挥的指令，关于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的哈瓦那研讨会，研讨会简报手册由国家安全档案馆提供，卷二。

[6] 根据阿纳斯塔耶夫提供的消息，“塔季扬娜”的方位是23°1′13″N，82°49′56″W，向西距离马里埃尔港5英里。

[7] 中情局于1963年1月的重新分析，得出“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位于靠近北莫尔斯克港的Guba Okolnaya潜艇设施。参见中情局的历史项目“On the Trail of the Aleksandrovsk”，1995年9月18日，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8] 马力诺夫斯基的报告，1962年10月5日，关于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的哈瓦那研讨会，研讨会简报手册由国家安全档案馆提供，卷二。

[9] 参见格里布科夫等著，U Kraya Yadernoi Bezdni，208。“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的过程类似。

[10] Osipov中将的报告，Archives of Mezhregional’naya Assotsiatsia Voinov-Internatsionalistov，Moscow；Karlov采访。

[11] 关于跟随的船只，可参见，1962年10月23日的国家安全局拦截；古巴导弹危机信息发布（卷二），1998年10月。

[12] 参见中情局关于“Soviet Bloc shipping to Cuba”的备忘录，1962年10月23日，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10月24日，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停进拉伊莎贝拉，中情局曾错误地判断了该船的位置，并且说该船不可能在10月25日前到达哈瓦那。中情局备忘录，1962年10月24日，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是通过电子定位技术而非现场观察定位的。

[13] 猫鼬计划备忘录，1962年10月16日，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14] 中情局关于“阿尔法66”的报告，1962年11月9日，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也可参见联邦调查局位于Cuban Information Archives的网上报告，对《信息自由法》依法请求的回应 release R-759-1-41，www.cuban-exile.com.“阿尔法”袭击发生于10月8日。

[15] 根据Karlow的船只记录，到达时间为莫斯科时间“1345”。国家安全局定位凌晨3点49分时的“阿尔梅季耶夫斯克号”位于拉伊莎贝拉25英里外，国家安全局古巴导弹危机信息发布（卷二），1998年10月。

[16] 富尔先科和纳夫塔利，One Hell of a Gamble，254。该书作者们误以为“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当天晚些时候到达。

[17] 作者2004年7月对阿纳托利·格里布科夫将军的采访。

[18] 作者于2006年5月对Rafael Zakirov的采访；Zakirov的文章，Nezavisimoe Voennoe Obozrenie，2007年10月5日。也可参阅曾任核武器指挥官的别洛博罗多夫的U Kraya Yadernoi Bezdni等，204-13。别洛博罗多夫是在危机结束三十年后写的，对日期和一些其他细节无法清楚记录，但是他的报告却是苏联在古巴核武器处理的最权威描述。

[19] 美军海军记录，NPIC Photopraphic Interpretation Reports，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来自蓝月任务5001号、5003号和5005号的初始情报影片，国家档案与文件署，科利奇帕克，马里兰州；作者2005年10月和威廉·埃克尔、考夫林以及杰拉德·科菲的访谈。埃克尔执行的是第5003号任务。

[20] 作者2005年采访了曾驾机飞越古巴的约翰·I.哈德逊。其他飞行员也记得从低空拍摄过照片。但是亚瑟·伦达尔和马克斯维尔·泰勒在10月24日告诉肯尼迪这些图片是从1000尺高空拍下的，菲利普·泽利科、欧内斯特·梅，《总统记录：约翰·F.肯尼迪，大危机》，第3卷，米勒公共事务中心，弗吉尼亚大学，186-7。原胶片存放于国家档案与文件署，科利奇帕克，马里兰州，已经有许多线索说明照片是在1000尺的高度拍摄。

[21] 布鲁焦尼，Eyeball to Eyeball，374。

[22] 对埃克尔的采访。

[23] 费尔南多·达瓦洛斯，Testigo Nuclear（Havana：Editora Politica，2004），15。

[24] 叶辛等著，Strategicheskaya Operatsiya Anadyr’，189。

[25] 阿纳托利·I.格里布科夫和威廉·Y.史密斯，Operation ANADYR：U.S. and Soviet Generals Recount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Chicago：Edition Q，1993），57。

[26] 阿纳托利·I.格里布科夫和威廉·Y.史密斯，Operation ANADYR：U.S. and Soviet Generals Recount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Chicago：Edition Q，1993），55。

[27] 格里布科夫等著，U Kraya Yadernoi Bezdni，100。

[28] 叶辛等著，Strategicheskaya Operatsiya Anadyr’，173。由维克托·叶辛将军提供的关于炸弹冲击的信息——2006年5月的访谈。

[29] 埃德蒙多·德斯诺埃斯，《低度开发的回忆》，（Pittsburgh：Latin American Literary Review Press，2004），171。

[30] 阿道弗·吉利，Inside the Cuban Revolution（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4），48。

[31] 为了解这个对话的完整版本，我参考Stern，Averting “The Final Failure”，204。

[32] Abel，116.

[33] 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397.

[34] David Halberstam，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New York：Random House，1972），269.

[35] 2006年5月作者对古尔帕特里克的海军助手William D. Hauser船长的采访。

[36] 1962年11月2日，《时代》杂志对安德森的描述。

[37] 安德森给麦克纳马拉的备忘录1962年10月23日，海军作战部Cuba，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38] 联席参谋会议的手稿，关于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的哈瓦那研讨会，研讨会简报手册由国家安全档案馆提供，卷二。

[39] 乔治·安德森口述历史，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40] Blight and Welch，On the Brink，64.

[41] Abel，137；Joseph F. Bouchard，Command in Cri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115。埃布尔和其他作家都误将安德森的作品当作Manual of Naval Regulations。布沙尔指出，这个手册上面没有关于如何实行封锁的说明。《海上战争法则》可从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no. NWIP 10-2获得。

[42] Roswell Gilpatric 口述历史，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安德森否认自己说了粗话，但是承认在关于如何实行封锁上，说了“俏皮话”。

[43] 麦克纳马拉的访谈。

[44] 根据Abel，135-8，大多数作者认为这个事件发生在10月24日星期四，而麦克纳马拉回忆说是10月23日，发生在海上封锁开始前。这个记录显示，安德森在10月24日20时35分离开五角大楼；麦克纳马拉于21时20分进入海军旗舰作战指挥室，并且见到了安德森的一位副手。海军作战部古巴历史文件58～72号盒子，行动档案，美国海军历史中心文件，海军作战部 Office记录，USHNC；也可参见麦克纳马拉的办公室日记，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古巴文件，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45] 这次场合的来源包括肯尼迪，Thirteen Days，65-6；阿纳托利·多勃雷宁，In Confidence（New York：Random House，1995），81-2；以及随后确立的两人的报告。罗伯特·肯尼迪的版本由《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第11卷，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96，175；多勃雷宁的作品英文翻译，1962年10月24日，可见于“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5（Spring 1995），71-3。

[46] Tad Szulc，Fidel：A Critical Portrait（New York：William Morrow，1986），465。关于卡斯特罗的早期经历，我参考了舒尔茨的作品。

[47] “The Fidel Castro I know”，Gabriel Garcia Marquez，Cuba News，2006年8月2日。

[48] Prensa Latina dispatch by Sergio Pineda，1962年10月24日。

[49] 莫里斯·哈尔珀林，Rise and Decline of Fidel Castro（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191。

[50] Tad Szulc，Fidel：A Critical Portrait（New York：William Morrow，1986），30.

[51] Tad Szulc，Fidel：A Critical Portrait（New York：William Morrow，1986），51。卡斯特罗后来宣布，他是在较为情绪化的状态下写这封信的，这并不是他对美国的真正感受。他的争论并不可信，而且看似是为了取悦国际读者。这封信的抄本陈列在古巴的博物馆，供本国人阅读。

[52] Hugh Thomas，Cuba：The Pursuit of Freedom（New York：Harper & Row，1971），445.

[53] 莫里斯·哈尔珀林，Rise and Decline of Fidel Castro（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81。

[54] 莫里斯·哈尔珀林，Rise and Decline of Fidel Castro（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124-25，160。

[55] 参见匈牙利大使Janos Beck的报告，1962年12月1日，关于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的哈瓦那研讨会，研讨会简报手册由国家安全档案馆提供，第2卷。

[56] 参阅，例如，富尔先科和纳夫塔利引用的阿列克谢耶夫，One Hell of a Gamble，179。

[57] Mary McAuliffe，CIA Documents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Washington，DC：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1992），105。这名飞行员名为Claudio Morinas。该报告于1962年9月20日在中情局内散布。

[58] Henry Brandon，Special Relationships（New York：Atheneum，1988），172。

[59] Tad Szulc，Fidel：A Critical Portrait（New York：William Morrow，1986），445.

[60] 作者曾于2006年3月拜访波塔利斯洞穴。这个洞穴已经成为纪念切·格瓦拉的博物馆和圣祠。

[61] Jorge Castaneda，Companero：The Life and Death of Che Guevara（New York：Knopf，1997），83.

[62] Jorge Castaneda，Companero：The Life and Death of Che Guevara（New York：Knopf，1997），62。

[63] Jorge Castaneda，Companero：The Life and Death of Che Guevara（New York：Knopf，1997），71。

[64] Blight and Welch，On the Brink，398.

[65] 铁木尔·盖达尔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第一位总理叶戈尔·盖达尔的父亲。几十年后，叶夫图申科得意地讲述自己年轻时在哈瓦那，被俄罗斯资本主义之父“在白衬衫上撒尿”的经历。可见于作者2006年6月的访谈，也可参见叶夫图申科的文章Novaya Gazeta，2005年7月11。

[66] 铁木尔·盖达尔，Grozi na Yuge（Moscow：Voennoe Izdatelstvo，1984），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