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1813：春季战局

1812年12月22日，亚历山大一世抵达维尔纳。1812年战局的头几周里，皇帝把如同鹅群般喧哗的廷臣们带到了维尔纳，他们既无聊又争吵不休，令人厌烦不已。这次他带来的随从队伍要小一些，其中的三个人将成为余下战争里亚历山大最亲近的助手。在军事行动方面，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是亚历山大的左右手；在国内动员、组织民兵和向野战部队分配补充兵方面，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继续执掌一切；卡尔·内塞尔罗德则成为亚历山大的主要外交顾问。尽管内塞尔罗德名义上并非副外交大臣，事实上他却在履行这一职责，真正的外交大臣则是亚历山大自己。皇帝经常干预军事事务，但是他缺乏接手指挥或在军事行动中扮演领导角色的自信。然而，亚历山大在外交事务上则是毫无疑问的主导人物，总体而言，他在1813年富有技巧且有效的外交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尽管尼古拉·鲁缅采夫仍然是名义上的外交大臣，他事实上已经与外交政策的制定毫无关系。亚历山大声称，把鲁缅采夫留在圣彼得堡是方便他休养身体。的确，鲁缅采夫曾于1812年随同亚历山大出征时得了小中风，这正好在1813年给了皇帝一个躲开外交大臣的正当理由。亚历山大最不愿看到的就是一个探头探脑的“旧俄罗斯人”外交大臣，他会令俄国现存的所有盟友产生疑虑，还会对皇帝的外交方针挑剔不已。在鲁缅采夫看来，亚历山大针对拿破仑的“十字军远征”是执迷不悟的。正如鲁缅采夫向约翰·昆西·亚当斯所说的那样，拿破仑绝不应当成为俄国外交的唯一议题，亚历山大太过专注于击败拿破仑，因此对奥斯曼帝国和波斯有所让步，甚至同意牺牲俄国传统利益来安抚奥地利和英国。鲁缅采夫偶尔甚至会以几乎毫无遮掩的言辞痛骂亚历山大，指责他忘记了祖先的自豪传统。

外交大臣也害怕无政府主义，他认为致力于煽动针对拿破仑的大规模暴动（尤其是在德意志境内）将最终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滋生。用鲁缅采夫的话说，这是“雅各宾主义实质上的回归。拿破仑可以被看作君主政体的堂吉诃德（Don Quixote）。拿破仑当然推翻过许多君主，但他对君主政体毫无侵犯。以强烈情感将他本人（拿破仑）视为唯一的敌人，并煽动人民起来赶跑他，这种做法将会为未来的许多大混乱奠定基础”。亚历山大完全能够忽略距离遥远且并非核心人物的鲁缅采夫，但是当梅特涅在两个月后清楚地表达出同样观点时，亚历山大就不得不对此倍加关注了。[1]

在维尔纳，盛大的装饰和焰火欢迎着亚历山大的到来。抵达此城的第二天恰逢俄皇生日，库图佐夫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舞会。在舞厅里，此前缴获的一面面法军旗帜被抛到亚历山大脚下。进一步的庆祝活动和阅兵接踵而来，维尔纳城中奢侈品的价格随之变得极其昂贵。一套配有量身定做的金色穗带的全新制服，其价格即使对近卫军贵族军官奇切林中尉来说也是难以承担的。然而，璀璨的外表和华丽的贺词并不能掩盖维尔纳此时所经受的恐怖苦难，即使皇帝本人也能感受到这一点。40000具冻僵的尸体散布在维尔纳的市区和郊区，等到春天冰雪融化时才能被焚烧或者掩埋。饥饿且伤寒缠身的人游荡在大街上，不时倒毙在市民门前。近卫军炮兵曾负责运尸出城的工作，在城外，尸体被砌成冰墙或者堆成小丘等待处理，结果参与此事的士兵中1/3得了斑疹伤寒。最悲惨的景象出现在医院。值得赞扬的是，亚历山大亲自拜访了法军所在的医院，但是俄军的卫生勤务部门早已不堪重负，因此并不能给他们提供多少帮助。俄皇曾这样回忆一次拜访，“晚上，高大的拱形房间里只有一盏灯亮着，房里的尸体堆得和墙一样高。在这些尸体里，我突然看到了活物，那时的恐惧感难以言表。”[2]亚历山大授予库图佐夫大十字级圣格奥尔基勋章——俄国君主所能给予的最为珍稀的荣誉。表面上看起来，心怀感激的皇帝和尽忠职守的总司令关系一片和睦。事实上，皇帝对库图佐夫追击拿破仑的行动很不满意，他决心让别人认识到自己在军事行动上的控制权。亚历山大给库图佐夫的参谋长彼得·科诺夫尼岑放了加长的病假，并任命彼得·沃尔孔斯基继任。库图佐夫将继续指挥全军，在制定战略时也会扮演领导角色，但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放在皇帝和皇帝最信任的助手眼皮底下。就管理效率而言，沃尔孔斯基的到来大有裨益。库图佐夫和科诺夫尼岑都是懒惰且缺乏效率的管理者，重要的文件会一连几天没人签发、照管。库图佐夫总部里的一位参谋谢尔盖·马耶夫斯基（Serge Maevsky/Сергей Маевский）如此评论：

元帅看上去对这一任命极为不快，因为现在沙皇的眼线会把他的一举一动如实上报。除此之外，以前他（库图佐夫）在想工作的时候才和我们一起工作，但现在即使他不想工作，沃尔孔斯基也会强迫他一起工作。沃尔孔斯基无穷无尽地（和库图佐夫）讨论问题，让那个老人精疲力竭。他异常勤勉，我们的工作确实也在飞快地完成，毫无疑问，一天之内沃尔孔斯基就能够处理完他面前堆积了几个月的事务。[3]

库图佐夫坚信，在越过俄国边境发动新战役之前，他疲惫的部队应当得到一些休整，皇帝则非常不愿听从这类建议。在亚历山大看来，此时拿破仑正处于最虚弱的关头，全欧洲都涌动着针对拿破仑帝国的暴动，而俄罗斯的声望如日中天。俄军必须向德意志深入推进，以便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并鼓励普鲁士和奥地利加入俄罗斯的事业，在这样的关键时期，片刻都不容耽搁。就在离开彼得堡之前，亚历山大曾告诉皇后的一位女侍官，真实而持久的和平只能在巴黎达成。抵达维尔纳之后，他向聚集起来的将军们宣告，他们的胜利不仅将解放俄国，还将解放全欧洲。[4]

库图佐夫对这一观点毫无热情，这个疲倦的老指挥官觉得他已经尽了解放俄罗斯的职责，解放全欧洲则不是俄罗斯所应当关心的。库图佐夫的看法并非无人赞成，但没有人能说出到底有多少军官也这么想：军队并不会进行民意测验，而且皇帝的话至少在表面上就是法律。然而在春季战局末尾，当军队的疲惫日益加剧、运势也开始背离（俄普）联军一方时，外国观察者们指出，俄军总部和许多俄国将领对战争缺乏热情。在团这一级，纪律、勇气和互相忠诚的文化环境将军官和士兵紧紧联系在一起，缺乏战争热情的状况就没有那么明显。当夏季休战让军队得到了休整、运势也在秋天回到了联军一边后，失败主义和疲惫感即使在将领中也大为减少了。然而，俄国军官在1813年战局中的精神面貌总是和1812年保卫祖国时大相径庭。[5]

某种意义上来说，和过去的许多战役一样，这场战役已经变成了一场为了个人荣誉、奖赏和晋升而进行的战役。皇帝出现在军队中意味着表现突出的军官们将迎来雨点般的奖赏，在一个军衔、奖章和皇家赏赐意义重大的群体里，这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从军官们关于1813年和1814年的回忆录中，看到他们经过一块又一块富有异国情调的土地、不断累积探险经历与各式观感，有时便会得到他们是“军事旅行者”的印象。对一些俄国军官而言，依次勾引波兰、德意志和法国的女人是本次旅行中的欢乐特色，对那些年轻的近卫军贵族军官们来说尤其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军官们男子气概、战术技艺和无坚不摧精神的体现——正如他们在战场上击败拿破仑一样。[6]

海军将领希什科夫实在太老也太洁身自好，不会参加此类冒险。此外，希什科夫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孤立主义者。刚陪同亚历山大返回维尔纳，他就质问库图佐夫俄国为什么要向欧洲腹地挺进。这两个人都认为，在遭到了像1812年这样大的灾难后，拿破仑是不可能再次攻击俄国的，“（拿破仑）在他的巴黎又会给我们造成什么伤害呢？”当被希什科夫问起为何没有动用现有的全部威望去向亚历山大陈述利害时，库图佐夫回答说他已经这么去做了，但是“他（亚历山大）先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而这一视角的正当性我不能完全否认。然后，我坦率而诚实地告诉你，当他无法否认我的观点时，他就抱紧我，并亲吻我。我那时也只能痛哭流涕，并同意了他的看法”。希什科夫自己则建议，俄国最多只能做到像帕维尔一世在1798～1799年时那样，派出一支辅助部队去协助奥地利人，但是把解放欧洲的重担留给不列颠金主支持下的德意志人本身。库图佐夫后来也接受了这一观点，他鼓励卡尔·冯·托尔在1813年1月底提出这一计划——将战争主要负担转移到奥地利、英国和普鲁士身上，俄国则“由于它的国内省份太过遥远，将不再扮演战争中的军事领导角色，而是协助全体动员起来的欧洲对抗法兰西暴君”。[7]

亚历山大否决了希什科夫和托尔让俄国承担有限职责的主张，皇帝这么做是对的：在1813年春季，俄国只有全面参与在德意志的战争，才能鼓励普鲁士和奥地利加入它的事业，或者说，为普奥两国提供击败拿破仑的一线希望。对希什科夫和库图佐夫所持的拿破仑将不再对俄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观点，皇帝的质疑也是正确的。如果考虑到拿破仑的个性与此前经历，猜想他将完全接受在俄国的灾难性失败并且丝毫不去寻求复仇，那就太乐观了。即使不考虑个人因素，拿破仑也相信他的新王朝合法性系于军事胜利与光荣。此外，由于法国和英国的战争仍在进行，驱使拿破仑在1812年与俄国开战的地缘政治因素依然存在——在拿破仑本人依然是个积极进取且能鼓舞人心的领袖、保持着可靠的战略头脑时，抓紧时间消灭欧洲大陆上最后一个独立大国，巩固法国在欧陆的主宰地位。可以想象，拿破仑在1812年的经历也许会说服他与俄国和平相处，但更有可能的是，这会教导拿破仑以更聪明的方式发起攻击：充分利用波兰因素和俄国的政治、经济弱点。当然，所有对拿破仑未来会做什么的预测都是不确定的。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拿破仑的帝国要比俄罗斯帝国强大得多，在和平时期，俄国不可能长期承担为应对拿破仑威胁而保持的军费水准。因此，在拿破仑被严重削弱，俄国资源已经被动员起来，且有很大概率将奥地利和普鲁士拖入战争的时候，立即努力去终结拿破仑的威胁是有道理的。

关于亚历山大此时的外交方针，最好的原始资料是他的主要外交顾问卡尔·内塞尔罗德于1813年2月初提交的一份备忘录。内塞尔罗德颇有技巧地以俄皇自己的言辞作为备忘录开头部分。亚历山大曾表述过，他最主要的目标是在欧洲创造持久的和平，这一和平将抵抗拿破仑的权力与野心：

毫无疑问，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最彻底的方式就是将法国赶回它的天然疆界之内，亦即所有在莱茵河、斯海尔德河（Scheldt）、比利牛斯山（Pyrenees）和阿尔卑斯山（Alps）以外的土地将不再属于法兰西帝国及其附属国。当然，这是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但是假若没有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合作，它就无法实现。

内塞尔罗德承认，连普鲁士都不一定会加入俄国一方，而奥地利甚至可能继续作为拿破仑的盟友存在。如果普鲁士与俄国结盟，但奥地利继续与俄国为敌，俄普联军就只能守住易北河一线，并将其作为普鲁士的永久边界。内塞尔罗德自信地认为，普鲁士很快就将与俄国结盟。但是即便普鲁士不这么做，俄国也有充分的理由即刻向前推进占领华沙大公国。华沙大公国既对俄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也无疑是未来任何和平谈判中的担保品。[8]

内塞尔罗德的备忘录描绘了俄罗斯的战争性质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从1812年战局打响到1812年底这一阶段，外交只处于次要地位。与之相反，在1813年春季战局中，俄国的目标就不能仅仅依靠军事手段达成。为了赢得胜利，俄国需要将奥地利和普鲁士拉到自己一方，而这一动作反过来需要外交和军事手段的结合。这份备忘录的语气是典型的内塞尔罗德风格——冷静的现实主义。例如，备忘录中没有提及追击拿破仑直至巴黎或者推翻拿破仑的统治，这些目标在1813年2月会被认为完全不能实现，连普鲁士人都会觉得它们遥不可及，更不用说奥地利人了。

内塞尔罗德对权力的理解也是现实主义的。亚历山大的某些顾问梦想着掀起一场针对拿破仑暴政的欧洲——特别是德意志——暴动。这一顾问群体的领袖是海因里希·冯·施泰因（Heinrich vom Stein）男爵，于1812年加入亚历山大随行人群的普鲁士前首相。与之相反，内塞尔罗德的备忘录对群众暴动或公众意见不置一词，对他而言，只有国家和政府才值得考虑。总体而言，1813～1814年的事件证明内塞尔罗德是对的。不管莱茵同盟的公众意见有多么反对拿破仑，王公们依然在法国皇帝掌控之中，而绝大多数士兵也一直忠诚地站在拿破仑一方，几乎战斗到最后一刻。在1813年，拿破仑不是被反叛或民族主义运动所击败的，而是输给了第一次联合作战的俄普奥三国，与1805或1806年时不同，这一次俄国军队在战局开始时就已经位于欧洲中部。

不过，内塞尔罗德之所以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只有国家和政府真正重要，部分是因为他强烈相信这一观点是理所当然的。像他所钦慕的梅特涅一样，内塞尔罗德身处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几乎毫无休止的动荡之中，渴望着稳定与秩序。这两个人都害怕任何形式“自下而上”的自治政治，不论其领导者是雅各宾煽动者还是普鲁士爱国将领，它都会使欧洲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当中。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812～1813年冬天，正是一名普鲁士将领在未得到国王许可情况下的擅自行动最终促成了俄普两国对抗拿破仑的同盟，这也是内塞尔罗德和亚历山大在1813年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外交胜利。

即便与同一时代的俄国高级将领相比，位于拿破仑军队左翼的普军军长汉斯·达维德·冯·约克（Hans David von Yorck）中将也是个非常难以相处的人。约克傲慢、易怒且喜好吹毛求疵，作为下属，他是上司的梦魇。另一位东方战线上的普军军长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比洛（Friedrich Wilhelm von Bülow）中将，事实上比洛曾告诉俄国人，约克的行为与其说是出自爱国主义，还不如说是源于他对法国上司麦克唐纳元帅的个人敌意。[9]

这一说法是不公平的，没有任何理由去质疑约克献身于恢复普鲁士独立、尊严和国际地位的事业。1812年11月和12月，里加总督菲利普·保卢奇侯爵曾尝试以此类复兴普鲁士的说辞劝说约克倒向俄国一边。约克的回信事实上燃起了保卢奇的希望。保卢奇起初将约克的小心归因于他需要获得普王的指示。然而到了12月底，他就开始担忧约克只是在争取时间。大军团的崩溃令拿破仑留在拉脱维亚南部的军队被孤立起来，但撤退命令来得非常晚。保卢奇开始害怕约克只是在欺骗俄国人，以便让他的军完整地返回普鲁士而已。12月22日，保卢奇与约克的通信中多出了一封威胁性的短函。[10]

然而，只有在由约翰·冯·迪比奇少将指挥的维特根施泰因所部前卫在科特利尼扬附近切断了约克的撤退路线时，俄国人的威胁才变得有意义起来。即便在此时，如果约克想突破迪比奇的弱小军力，他也能够夺路而出。但约克不想为了拿破仑正在倾颓的事业而抛洒普鲁士人和俄罗斯人的鲜血，这一想法必定遏制了他的行动。更重要的是，迪比奇的出现给了约克所需的借口——他可以假装是被俄军逼迫的。以保卢奇的普鲁士军中立化提议为基础，约克坐下来与迪比奇讨论具体条款。迪比奇本身是个德意志人，还是一位前普鲁士军官的儿子，这一事实无疑有助于谈判。

1812年12月30日，约克和迪比奇签署了通常所称的“陶罗根协定”（Convention of Tauroggen）。普鲁士军被宣布为中立军队，并被部署到俄军军事行动路线以外地区。如果普鲁士国王拒绝了这一协定，普鲁士士兵就有权退到法军战线后方，但是他们不能在两个月内拿起武器与俄军作战。[11]从军事意义上来看，“陶罗根协定”导致东普鲁士及普鲁士在维斯瓦河（Vistula）以东的全部领土迅速落入俄军手中。到1812年12月为止，约克军的实际人数勉强达到20000人，但法军和俄军主力部队所承受的惨重损失意味着在1812～1813年冬季，仅仅20000人的训练良好的部队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如果约克军继续和麦克唐纳待在一起抵抗俄军前进，那么精疲力竭且战线拉得太长的维特根施泰因军在攻入东普鲁士时将遭遇相当大的困难。然而，缪拉一得知约克“背叛”的消息就迅速退到维斯瓦河后面去，在普鲁士的东部领土上，法军只保留了一个前哨——设防坚固的港口要塞但泽。[12]

东普鲁士的全部资源立刻被动员起来用于战争。一个像保卢奇那样的俄国总督会冒犯许多人，他在俄占城市默麦尔（Memel）做出了实实在在的粗鲁行为：解除了当地官员对普鲁士国王的效忠宣誓，并讨论将此地并入俄国的可能性。[13]亚历山大因此任命他1812年6月以来的主要德意志事务顾问施泰因男爵为东普鲁士总督。俄国人需要即刻动员起东普鲁士的资源，但他们也必须避免无序的征用或是对普鲁士领土的觊觎——这类举动会让普鲁士人与他们疏远。在俄军开始越过普鲁士边境时，库图佐夫发布公告，宣称亚历山大让俄军越过国境的唯一目的是所有欧洲国家的“和平与独立”，并邀请这些国家加入他解放欧洲的事业。库图佐夫补充说：“这一邀请首先会给予普鲁士，以皇帝与普鲁士国王仍然保持着的友谊为证，皇帝打算终结缠绕着普鲁士的厄运，并恢复弗里德里希的王国所具备的领土与声望。”[14]

对东普鲁士而言，为前进中的俄军提供给养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俄军数目不大，也不需要集中起来准备作战。此外，与普鲁士境内其他地方相比，东普鲁士的居民和官员也是最痛恨法军的，他们以欢迎解放者的姿态迎接俄军。[15]库图佐夫要求他的部队在对待平民时表现优良，尽管俄军士兵们相当疲惫，但是他们出色地响应了这一要求，严格地遵守了纪律。[16]

与此前的举动相比，未经普王许可就决定召开行省议会，并征召多达33000名正规军和民兵在政治上就显得更加敏感了。幸运的是，当议会准备就绪时，施泰因从普鲁士首相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亲王那里收到了一份加密信函。这封信是他让人偷越法军战线送来的，表达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对召开东普鲁士省议会的支持，并宣布即将签署与俄国的同盟条约，这是关键性的突破。尽管东普鲁士省议会热情高涨，但是这个行省只有不到1000000居民。为了击败拿破仑，整个普鲁士王国的资源都必须动员起来，只有弗里德里希·威廉可以做到这一点。[17]

国王于1813年1月2日收到了“陶罗根协定”的消息，当时他正在自己位于波茨坦（Potsdam）的花园里进行午后散步。弗里德里希·威廉憎恶拿破仑，害怕法国皇帝瓜分普鲁士的图谋。他喜爱并仰慕亚历山大，对俄国野心的不信任感也比对拿破仑的要少得多。不过，弗里德里希·威廉是个极度的悲观主义者：正如施泰因所指出的那样，“对他自己和他的臣民，弗里德里希·威廉都缺乏信心。他相信俄国将会把他拖入无底深渊”。普王根本不喜欢做出决定，他的天性是寻求建议且动摇不定。他尤其不喜欢关于未来战争的想法，这一部分可能是出于对臣民福祉的可敬体恤，但也反映出他在1792～1794年和1806～1807年屡遭挫折和失败的灾难性战争体验。[18]

公道地说，普王在1813年1月有充分的理由表现得紧张而含糊其辞。当他听到陶罗根的相关消息时，俄军仍在数百公里外的波兰和立陶宛。与之相反，法国驻军则仍然散布于普鲁士各地，包括在柏林驻扎的一支大军。这必然要求弗里德里希·威廉公开的第一反应是废除协定并写信给拿破仑，表示他依然不变的忠诚。国王利用了拿破仑要求普鲁士为大军团贡献更多部队的要求，征召额外的新兵扩充军队。1月22日，弗里德里希·威廉本人、他的家庭和近卫军各团离开波茨坦和柏林，前往西里西亚首府布雷斯劳（Breslau）。普王的这一举动使他摆脱了法国人，确保自己不被挟持。由于布雷斯劳恰好在俄军穿越波兰后的行进道路上，普王可以为离开柏林提出一个半合理的借口——准备西里西亚防务。

在理想情况下，弗里德里希·威廉倾向于与奥地利缔结同盟，确保德意志成为中立区，阻止法军和俄军在他的领土上作战。普奥同盟也能够尝试去斡旋促成欧陆和平，恢复维也纳和柏林在1805～1809年丢失的许多土地。怀着这一目标，普王所信任的军事顾问卡尔·冯·德姆·克内泽贝克（Karl von dem Knesebeck）上校前往维也纳。克内泽贝克于1月12日抵达维也纳，在当地逗留了至少18天。

克内泽贝克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完成使命。奥地利人清楚地声明，他们不能突然背弃与法国的同盟，也不会立即尝试在敌对双方之间调停。奥地利皇帝的荣誉和奥地利军队毫无作战准备的状态，要求维也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与巴黎的同盟。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奥地利有比普鲁士长得多的时间在敌对双方之间闪转腾挪：俄军并没有越过奥地利边境，奥军将领们也没有以不再服从命令来要挟君主改变外交方针。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克内泽贝克的出使对普鲁士大有裨益。梅特涅和弗朗茨二世都明确承诺，他们将拒绝拿破仑收买奥地利以对抗普鲁士的企图——就算他开出的条件是给予奥地利西里西亚。与之相反，他们强调这两个德意志大国必须都恢复到1805年之前的疆域，以便能够在法国和俄国之间立足，进而确保中欧的独立和整个欧洲的权力平衡。奥地利人对俄普同盟绝无敌意，暗示说这似乎是普鲁士在目前环境下的最好选择。而且，维也纳一旦准备完毕，就将抛出自己的和平建议。克内泽贝克做出了乐观的总结，“奥地利早晚会和法国发生战争，因为她所期望实现的和平条件通过调解难以得到，只有依靠战争才能取得”，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俄普两国在1813年春夏两季的战略核心内容。[19]

前往布雷斯劳向弗里德里希·威廉报告以后，克内泽贝克又被派往亚历山大的总部。在彻底倒向俄国一边之前，普王需要得到几点保证。最根本的是，俄国人必须不遗余力地向前推进，解放全部普鲁士领土，继而能够动员普鲁士的所有资源。如果这一点无法达成，胜利就无法实现，普鲁士也会成为拿破仑发泄怒火的必然目标，那么弗里德里希·威廉站到俄国一边就是无用的自杀行为。普王也寻求俄国关于确保普鲁士领土完整和大国状态的承诺。

这些纷繁复杂的外交动作不可避免地消耗了时间，在1812～1813年冬季，时间才是最要紧的。某种程度上来说，1813年春季战局就是拿破仑和他的敌人间的一场动员竞赛，谁能更快地动员补充兵、谁能更快地将他们输送到德意志战场，谁就能取得胜利。在这场竞赛中，拿破仑享有全部优势，他于1812年12月18日返回巴黎，随后立刻开始组建新的大军团。在联军方面，就算是东普鲁士，动员也要等到1813年2月初才能开始，之后一个月里柏林和普鲁士王国心脏地带才落入联军之手。俄国的状况当然大不相同，在1812年晚秋，新一轮征兵就已经开始。但俄国的庞大面积意味着，与法国相比，俄国将新兵集中到兵站和部署区域所消耗的时间会长得多。在集中到深处俄国内地的训练营后，新兵们还面临着大约2000公里甚至更远的行军路程，这之后才能抵达萨克森和西里西亚战场。毫无疑问，拿破仑正在赢得向前线野战部队输送援军的竞赛。仅存的问题在于，双方在竞赛中的差距会拉到多大，拿破仑又能否利用这一优势获取决定性胜利。

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外交也延缓了俄军的军事行动。在普王宣布与俄国结为同盟之前，约克军和比洛军的40000人是不能投入对法作战的。在普军缺席的情况下，1813年1月时北方战场的俄军就实在太过虚弱了，他们无力推进到普鲁士腹地。俄军的两大集结点是东普鲁士和波兰西北部，维特根施泰因军在东普鲁士，人数大大减少的奇恰科夫军团核心部队则在波兰西北部的托伦和布龙贝格。这些俄军部队都在数月以来毫无间歇的作战行动中受到严重削弱。除此之外，许多部队必须去围困或是封锁法军要塞。以维特根施泰因面对的法军要塞但泽为例，他派出冯·勒维斯（von Loewis）中将指挥13000名优秀士兵围困但泽。由于勒维斯的部队在数量上远少于法国守军，还需要应付一连串的法军突围行动，因而围城兵力并不算多。但在派出勒维斯所部之后，维特根施泰因手上仅有25000名士兵可供调遣。

在此期间，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东山再起，他于2月4日取代奇恰科夫，成为围困托伦（Thorn）的军团司令。巴克莱的几乎全部兵力都投入托伦围城战中，因为托伦控扼着维斯瓦河上的关键渡口，阻止俄军利用维斯瓦河进行运输补给。巴克莱能够抽出来的唯一部队是米哈伊尔·沃龙佐夫的5000人分遣队。拿破仑常被指责留下太多优秀部队防守波兰和普鲁士的要塞，当这些要塞于1813下半年被俄国民兵和新兵封锁时，这一错误就显得十分明显了。但在1813年1、2月间，事情并非如此一目了然。俄军派出相当多的一线部队去监视法军要塞，这给了法军东方战线新指挥官欧仁·德·博阿尔内一个机会，他可以趁机阻止俄军向普鲁士腹地前进。

1813年1月22日，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致信库图佐夫，建议组建三个“快速纵队”抵达并越过奥得河一线，深入法军后方展开袭击。这些袭击部队“将既对迟疑不决的柏林内阁产生影响，也能够掩护正在休整的主力部队——后者经历了光荣而艰苦的战役，确实需要在抵达维斯瓦河后多少得到一些休整”。切尔内绍夫告诉库图佐夫，侦察情报显示通往奥得河和柏林的许多道路已经畅通无阻。法军损失巨大，骑兵的损失尤为严重，因此他们在后方的守军数量很少，比起俄军袭击部队也不够灵活。他补充说，“我收到的所有消息都”指出，只有俄军抵达奥得河才“将迫使普鲁士断然宣布它站在我们一边”。行动已经刻不容缓：必须在法国人依然动摇和困惑时骚扰他们，必须不给法国人恢复知觉、得到援军或是重整旗鼓的机会。[20]

库图佐夫和维特根施泰因接受了切尔内绍夫的建议，派出了三个快速纵队。最北面的纵队由弗里德里希·冯·特滕博恩（Friedrich von Tettenborn）上校指挥，他是前奥地利军官，也是梦想着率领德意志西北部人民展开反抗拿破仑暴动的德意志爱国者。特滕博恩在屈斯特林（Kustrin）以北越过奥得河后不久，由亚历山大·本肯多夫指挥的第二支袭击分队从屈斯特林以南过河。这两支部队都对柏林地区的法军部队和补给点展开了一系列袭击。与此同时，切尔内绍夫在东面开始了自己的行动，他攻入欧仁总部所处的波森（Posen）后方，期望造成巨大混乱，以迫使这位意大利副王[21]放弃这一关键据点，退到奥得河一线。这三支袭击分队总计接近6000人，其中大部分是哥萨克，但也包括了一些正规骑兵中队，因为在切尔内绍夫看来，“不管哥萨克原本有多么善战，如果他们能在战斗中看到正规骑兵在后面支撑，就会表现得更加富有自信”。这三支部队都没有步兵，只有切尔内绍夫所部有骑炮兵——尽管他只带了两门骑兵炮。[22]

法军骑兵数量微小、质量低劣、士气不振，这极大地帮助了俄军，俄军快速纵队一路摧毁遇到的敌军骑兵。在波森后方瓦尔特河（Warthe）上的齐尔歇（Zirche）附近，切尔内绍夫遇到了2000名立陶宛枪骑兵，他先是迷惑对方，然后突然同时从前后发起攻击，将其一举歼灭。几天后，维特根施泰因向库图佐夫报告，本肯多夫在从奥得河上的法兰克福（Frankfurt）到柏林的道路上前进时，伏击并“差不多摧毁了敌军骑兵的最后一支部队，即便没有这次战斗，他们（法军骑兵）也是十分虚弱的”。俄军骑兵沿着法军交通线制造混乱，攻击步兵和征收分队，摧毁补给并拦截信件。俄军骑兵非同寻常的机动能力让他们的数量被大大夸张了。另外，由于捕获了相当数量的法军信使，俄军能够充分了解法军的部署、数量、士气和作战计划。[23]

欧仁决定将部队拉回来防守奥得河一线，这一决定令他遭到了拿破仑和许多后世历史学家的严厉斥责。[24]欧仁的指责者们认为将部队沿着奥得河一线部署毫无意义，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尤其是考虑到俄军骑兵此时拥有极大优势，可以十分有效地阻碍法军部队之间的通信和合作。欧仁相信河流上的冰面正在融化，这会使奥得河变得易于防守。然而事实上哪怕切尔内绍夫也是依靠他对奥得河冰层厚薄分布的充分了解才及时成功过河的。切尔内绍夫评论说，冰层非常薄，行动异常危险，但他的部队此时士气高涨，确信他们能够创造奇迹。[25]

当全部三支袭击分队都越过奥得河后，他们开始不停骚扰皮埃尔·奥热罗（Pierre Augereau）元帅在柏林的驻军，一度还攻入了城市中心。俄军如今已经捕获了许多法军信使，这使得法军的意图暴露无遗。维特根施泰因被告知，一旦任何俄军步兵接近，法军就将放弃柏林并退到易北河后面去。得到这一信息后，维特根施泰因便催促他麾下由列普宁-沃尔孔斯基公爵指挥的军前卫部队迅速前进，尽管这支部队仅有5000人而已。本肯多夫为列普宁所部在奥得河上重建了一座桥梁，俄军于3月4日进入柏林，受到热烈欢迎。当天，维特根施泰因得意扬扬地向库图佐夫报告，“皇帝陛下的胜利旗帜在柏林高高飘扬”。[26]

柏林的解放和法军向易北河后方的撤退是非常重要的。夺回首都燃起了普鲁士人的士气，现在整个普鲁士都可以为联军的事业动员起来。拿破仑正在集结大批法军部队，如果欧仁能够在前线再坚持哪怕几个星期，1813年战局就将在奥得河一线打响，那里距离难以控制的波兰和拿破仑在维斯瓦河上的要塞相当近，这本身就会降低奥地利调停的概率。与之相反，1813年战局在向西很远的易北河上打响，这为联军赢得了若干个星期的宝贵时间，在此期间，俄国援军可以接近前线，而奥地利也能够着手准备战争。

有许多原因可以用来解释法军为何要撤退。其中不该被忘记的一点是俄国轻骑兵和哥萨克的杰出表现。切尔内绍夫在日志中评述道，在此前的战争中，“游击”部队曾经进入敌军后方俘获补给车队，抓捕俘虏以收集情报，也会攻击小股敌军，他补充说，在1813年战局中，他自己的游击队员所做的却要比前人多得多。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切断了敌军运动路线，并终止了一切敌军军事行动和通信。有时候他们在俄军主力部队前方数百公里外活动，在敌军指挥官周围产生了彻底的战争迷雾，甚至会导致敌军计划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切尔内绍夫以他特有的谦虚总结说，一位“快速纵队”指挥官需要有巨大的精力、镇定的内心，他必须谨慎小心，还要能够迅速掌握情况。切尔内绍夫对自我标榜和自我推销的嗜好足以和纳尔逊相提并论，公允地说，他也具备纳尔逊的大胆、战术技巧、战略洞察力和领导才能。[27]

就在攻克柏林前5天，弗里德里希·威廉最终放下了他的疑虑，批准了与俄国的同盟条约。一位库图佐夫的参谋写道：“在我们和他们（普鲁士人）的谈判过程中，我们经常收到先锋部队的胜利喜讯，我们的先锋已经到达了易北河畔，这为谈判增添了极大的筹码。”无论如何，谈判自始至终都非常艰难，主要原因在于俄普双方对波兰的未来意见相左。普鲁士曾是瓜分波兰的主要得益者，它希望恢复被拿破仑在蒂尔西特强迫让出的波兰土地，并争辩说如果没有这些波兰土地，普鲁士将不具备作为大国所应有的国力和安全。另外，1812年的状况使得亚历山大确信，唯一能够让波兰国家建立和俄国国家安全并存的方法是，让尽可能多的波兰人集中到一个自治王国里，而这个王国的统治者也是俄国君主。当俄罗斯正在花费巨大的鲜血和金钱代价为普鲁士和奥地利收复大片领土时，当英国正在将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帝国一网打尽时，俄国皇帝无疑也感到他应该努力为自己的帝国争取一些报酬。[28]

施泰因男爵前往布雷斯劳劝说弗里德里希·威廉，以此减轻了谈判中的困难。施泰因自己并不喜欢亚历山大的波兰计划，他认为这对俄国的内部稳定是危险的，还会威胁到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安全。他也怀疑波兰人能否“与他们的农奴和犹太人一起”自治。但施泰因知道亚历山大在这一议题上坚定不移，因而他协助两国进行磋商并达成妥协。

俄国将保证所有现存的普鲁士领土完整，并确保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将被一条取自华沙大公国的带状领土联系起来，这片领土在实质上和战略上都足以防守。俄国人也许诺他们将全力投入在德意志的战争，并且在普鲁士的权力、领土和人口恢复到它在1806年前的水准之前，绝不寻求议和。《卡利什（Kalicz）条约》的第一条秘密条款许诺，将用北德意志的土地补偿普鲁士，以完全弥补其在东方的土地损失——让给俄国的原普属波兰土地。和拿破仑不一样，俄国人不能用汉诺威的领土来收买普鲁士，因为汉诺威属于他们的盟友英国国王。唯一可行的补偿来源就只能是萨克森，但对萨克森的削弱或肢解将在维也纳激起强烈不满。因此，《卡利什条约》有一部分是严格保密的，这为未来埋下了许多隐患。

无论如何，《卡利什条约》是当下令人满意的俄普合作基础。这一条约的主旨是承诺将普鲁士恢复到大国地位，作为大国，普鲁士首先可以阻挡法国，其次还能在德意志范围内与奥地利维持权力平衡。在这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上，俄国人和普鲁士人一样投入，一样坚定不移。除此之外，尽管该条约的前言部分有其道貌岸然之处，它对“被如此多的骚乱和牺牲弄得精疲力竭的人民需要安宁与幸福”的呼吁则是真诚而衷心的。在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威廉现存的友谊之外，又加上一份条约，这些要素令两国的结合牢固而持久。的确，在1813年2月缔结的俄普同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延续到19世纪90年代，这是欧洲外交中最为稳定和持续的要素之一。[29]

《卡利什条约》第七条规定，普鲁士和俄国都应对奥地利加入同盟给予优先考虑。这一优先考虑不仅会主宰同盟的外交事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后3个月的军事战略。然而奥地利人决心表现出难以争取的样子，他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奥地利人认为，他们自1793年以来承担了反法战争中的最大份额，普鲁士人和俄国人曾多次让他们失望，英国人则认为奥地利的负担乃是理所当然。这一次，他们将利用当下所处位置的一切潜在影响力，绝不急着去做任何事。

无数次的失败在一些奥地利人，尤其是最终做出一切战争与和平决定的弗朗茨二世心中种下了对冒险的悲观态度和厌恶情感。奥地利对俄国的猜疑越来越深，它对俄国的霸权怀有传统的恐惧，奥地利人此时又截获了部分亚历山大与他的主要波兰事务心腹亚当·恰尔托雷斯基公爵的来往信件，得知了亚历山大的波兰计划主旨，这一事实加剧了奥地利对俄国的恐惧。俄国和普鲁士对德意志民族主义发出了呼吁，有时还号召人民推翻支持拿破仑的王公，这些都激怒了奥地利。它的愤怒一部分来自对混乱的恐惧，另一部分是因为这些行动疏远了维也纳一直企图争取的莱茵同盟君主。亚历山大的主要德意志事务顾问施泰因男爵，在奥地利人眼中是个特别的祸害。

然而从1813年3月起，亚历山大不断在此类事务上服从奥地利的希望，让他的将领们停止发布煽动性的文告，承认奥地利在处理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其他南德地区事务时的领导地位。最重要的是，绝大部分奥地利政治军事精英们愤恨拿破仑将奥地利降为二等强国、吞并奥地利领土、消除它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影响力的做法，在得到逆转这一进程并恢复真正的欧洲权力平衡的良机时，绝大部分奥地利精英都会试图去抓住它，如有可能便以和平方式实现，但若必须使用武力解决，也会去冒固有的战争风险。奥地利外交大臣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伯爵也秉持这一主流观点。[30]

梅特涅在1813年1月的当务之急则是解除奥地利与法国的同盟，还要在不过分挑衅拿破仑的前提下扮演中立调停者的角色。梅特涅这个策略一方面是让施瓦岑贝格军退出大军团，并使其安全返回奥地利国境，另一方面则是决定奥地利在何种基础上可以提出和平条件。奥地利的目标是俄国和法国互相平衡、奥地利和普鲁士恢复到此前的国力且能够保障德意志独立的一个欧洲体系。奥地利人也深深盼望并需要一个长久而稳定的和平。[31]

梅特涅认识到奥地利需要重建它的军队，这样才能在战争中以决定性干涉相威胁，也才会有一线调停成功的希望。然而奥地利此时面临的问题是，1809年战争失败之后，它的军费已被严重削减，1811年时还遭遇了国家破产。许多步兵营只剩下了一个骨架，马匹和装备供应异常短缺，大部分兵工场已经关闭。财政大臣对1813年的军费开支进行了顽强抵抗，即使在通过预算之后，交付资金也十分缓慢。此外，生产武器和制服的工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重建起来，也没有神志正常的制造商会让奥地利政府赊账。梅特涅还误算了可供他支配的时间，在2月初，他确信拿破仑不可能于6月底之前在战场上拥有一支大军，5月30日时，梅特涅坦陈了他对“拿破仑不可思议的重建军队速度”的惊讶。尽管梅特涅拥有杰出的外交才能，拿破仑时代战争的速度与暴力对他而言却是陌生的，这轻松打翻了梅特涅的一切算计。和1805年时的普鲁士一样，1813年时奥地利在最终投入联军一方之前，来往于敌对双方营地间谈判，以此拖延时间。普鲁士的计划在奥斯特利茨灾难后完全被打乱，同样的事情在1813年5月也降临到奥地利人头上。[32]

尽管1813年春夏两季俄奥关系中存在诸多紧张因素和不确定性，内塞尔罗德和维也纳的反革命知识分子领袖之一、梅特涅最亲密的知己弗里德里希·冯·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秘密而频繁的书信往来却极大地促进了两国关系。根茨对梅特涅的个人想法极为了解，对奥地利统治阶层的主张和冲突也知之甚详。内塞尔罗德与根茨结识多年，他正确地相信根茨对同盟事业是全力以赴的。根茨可以向梅特涅耳中灌输反法同盟的好话，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向内塞尔罗德解释奥地利外交大臣所受到的严重制约。束缚梅特涅的不仅有弗朗茨二世和他部分顾问的谨慎小心，还有奥地利在重新武装过程中面临的切实而巨大的困难。[33]

与梅特涅在1813上半年进行的令人费解的外交活动相比，施瓦岑贝格观察军的行动相对而言要容易理解得多。1813年1月时，施瓦岑贝格的军队正好挡在俄军向华沙和波兰中部前进的路上，和拿破仑战线另一边的约克军一样，这25000名损耗相对较小的奥地利军队如果选择挡住俄军道路，将给库图佐夫战线拉得太长的部队造成严重阻碍。但保卫华沙大公国对奥地利人来说毫无利益可言，他们实际上欢迎俄军向中欧前进，以此削弱并制衡拿破仑的霸权。奥地利人也不希望见到他们最好的部队牺牲在与俄国军队的战斗中。

施瓦岑贝格按照奥地利政府的指示，忽略了法国下达的保卫华沙而后向西撤退的命令，与俄军达成秘密协定，向西南方向的克拉科夫（Cracow）和奥属加利西亚撤退。奥军和俄军维持着煞费苦心的把戏，以便让维也纳宣称它的部队是由于敌军包抄行动的威胁才不得已撤退。现在唯一留下来保卫波兰中部的主力部队是雷尼埃的萨克森军，库图佐夫的前锋部队于1813年2月13日在卡利什突袭萨克森军，并将其打得大败。奥军向西南方向撤退的结果则是，到2月底为止，除了几个法军要塞和克拉科夫附近的一小片土地外，整个华沙大公国都已经落入俄军之手。[34]

3月的第一个星期里，柏林和整个普鲁士得到解放，库图佐夫军团的米洛拉多维奇军和温岑格罗德军也抵达了普鲁士西里西亚的波兰边境，1813年春季战局的第一阶段至此结束。3月的剩余时间内，大部分俄军部队都待在营地里，结束冬季战局后随即开始休整，为人马搜寻补给，并将军服、枪支和装备稍稍整理出一些头绪。库图佐夫给指挥官们下达了详细指令，教导他们如何利用休整时间，俄军指挥官们也全力遵照执行。以立陶宛近卫团为例，他们在卡利什附近休整时，每天上午都进行操练，团里的所有枪支都被交给技艺娴熟的私人工匠，在目光如鹰隼般锐利的军士监督下修理，损坏的马车也被修复，15日份的面粉被烘焙成面包和饼干，以备紧急状况。立陶宛近卫团的弹药仍然在俄军交通线上蹒跚不前，因此该团不能补充弹药，但团里的每个连都为自己修建了一座俄国风格的浴室。新军服的材料也已运到，裁缝店立刻就建立起来，以便将衣料转变为军服。[35]

尽管立陶宛近卫团在这些星期里享受了休息，但是他们几乎没有得到一点补充，库图佐夫和维特根施泰因军团的几乎所有部队都是这样。冬季在俄国境内新近建立的后备部队已经奔赴前线，但他们最早也要到5月底才能抵达。少数士兵从医院或分遣任务岗位上返回野战部队，但他们也仅仅能够补充因疾病和被分派必要任务而离开各团的人手。在卡利什，立陶宛近卫团队伍中有38名军官和810名士兵，但近卫军通常情况下人手远比大部分部队充足。以凯克斯霍尔姆团为例，该团在3月中旬的人数已经降到区区408人。[36]

约翰·利芬第10步兵师的雅罗斯拉夫尔团是正在波兰西南部运动的奥斯滕-萨肯军的典型案例，该团比库图佐夫军团中的大部分团都要充实得多。然而，即使这个团在3月中旬也有5名军官和170名士兵入院，14名军官和129名士兵被分派外出执行任务。他们要执行的任务包括护送团辎重、帮助建立后备部队、押送战俘、从后方搜集军服和装备、监督征收和从医院中派遣康复兵员。这些分遣任务总是需要比例过高的军官，这些任务也是一年来战争将交通线拉长到成百上千公里的必然结果。但这些意味着当1813年春季战局的第二阶段在4月开始时，俄军部队将以大为削弱甚至仅存骨架的状况迎击拿破仑的主力部队。[37]

当大部分俄军部队正在休息时，俄军轻型部队在1813年3月继续赢取新的胜利桂冠。他们的新业绩中包括4月2日切尔内舍夫和多恩贝格（Dornberg）的“快速纵队”联合起来在吕讷堡附近取得的十分漂亮的小胜，他们歼灭了莫朗将军指挥的一个法国师。

然而，俄军轻型部队在3、4月间取得的最为辉煌的战绩却是特滕博恩夺取汉堡（Hamburg）和吕贝克（Lübeck），掀起了反抗法军的群众性暴动。在依靠海外贸易才能维持繁荣的这一地区，大陆封锁体系和拿破仑的帝国遭到了深深的厌恶。当地居民狂喜着欢迎特滕博恩的骑兵和哥萨克的到来。早在1月31日，特滕博恩已经写信告知亚历山大，法国的统治在德意志西北部遭到厌弃，“我确信我们能够在那里迅速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现在他的预言看上去已经成真了，特滕博恩给维特根施泰因的报告中洋溢着兴奋与热情。以3月21日的报告为例，他声称希望能从当地志愿者中组建一支大规模步兵部队，两天后他补充说，志愿部队各单位的组建正以“令人惊讶的成功”进行着。[38]

此时，令人不快的事实开始暗中侵蚀这个德意志爱国者的热情。汉堡的体面市民并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是西班牙萨拉戈萨市民的德意志翻版，他们不愿意见到自己的房屋在头顶上被摧毁，也不愿意在废墟中与前来攻城的法军作战。起初的热潮过后，志愿从军的规模骤降。由于在萨克森面临拿破仑的优势兵力，联军总部不能抽出俄国或普鲁士正规部队前来支援特滕博恩。将汉堡从达武元帅的反攻中拯救出来的最后希望落在了贝纳多特的瑞典军身上，从3月18日起，瑞典军的首批部队已经开始在斯特拉尔松德（Stralsund）登陆。然而，当贝纳多特拒绝前来援救汉堡时，这座城市的反抗事业就已经失败了，特滕博恩最终于5月30日离开了他的巨大战利品。

汉堡陷落的背景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攻讦贝纳多特的“黑色传说”的第一幕，在1813年，这部大剧还有许多幕要上演。关于贝纳多特的不利传言广泛流传，这些传言指责他希望赢得法国人的同情，还想取代拿破仑登上法国的宝座，因而无心与法军激烈交战。更加现实主义的说法则是，贝纳多特对联军事业毫不关心，他只会在和他切身利益相关的战争中投入瑞典部队——也就是从丹麦人手中夺取挪威的战争，其他场合则一味保存实力。后一项指责多少有些力度，而同时触怒了法兰西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贝纳多特也一向给人留下非常糟糕的印象。但即使是英国驻普鲁士公使、贝纳多特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查尔斯·斯图尔特爵士，也在他的回忆录中认为贝纳多特不将瑞典部队投入汉堡是正确的。[39]

贝纳多特亲自向亚历山大的特使彼得·凡·叙赫特伦将军和夏尔-安德烈·波佐·迪·博尔戈（Charles-André Pozzo di Borgo）将军解释了他这么做的原因。他指出由于风向不利，当汉堡向他求援时，还有一半部队和许多辎重尚未抵达。贝纳多特麾下人数处于劣势的部队将面对达武，背对敌对的丹麦军队。在承认了丢失汉堡的严重性后，贝纳多特争辩说：

不管丢失（汉堡）能够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瑞典军队的失败将会比这严重1000倍，如果瑞典军队真的失败了，汉堡将一定被法国人占领，丹麦人则会和法国人重新会合起来。与上述可能发生的失败不同，我正在集中我的部队，我正在组织我的部队，我每天都得到从瑞典出发的援军，因此我使法国人感受到我的存在，这将迫使他们终止渡过易北河的行动——除非法国人在这一方向投入太大的兵力。[40]

尽管汉堡行动给德意志爱国者们留下了极大的遗憾，但从联军总部角度而言，这实质上仍然是一个极大的胜利。以相对较少的哥萨克和骑兵为代价，拿破仑最优秀的元帅达武和大约40000名法军士兵被投入到一个战略上的闭塞位置，如果他们这时候出现在萨克森战场，则会决定性地改变战争态势。此外，特滕博恩、切尔内绍夫和其他“游击队”领袖在德意志西北部掀起的混乱彻底扰乱了当地原本应当在此时进行的马匹集市。对法国人而言，这一状况十分严峻。在奋力重建大军团时，拿破仑所面临的最头疼的问题就是骑兵短缺，有175000匹马损失在俄罗斯，这被证明是比人力损失还要严重的事情（根据一位19世纪法国专家所述）。在1813年“法国的马匹如此匮乏”，以致即使采取征用民马及其他紧急措施，“也只能提供29000匹马，而这些马匹的身体状态导致它们并不能立即作为军马来使用”。拿破仑已经丢失了波兰和德意志东北部的马场，向奥地利购买战马的请求也被回绝，摧毁德意志西北部的马匹集市则是又一记重创，这进一步延迟了法军骑兵配备马匹和进行骑乘训练的进程。在1813年春季战局中，成千上万的法军骑兵依然没有战马，而缺乏骑兵严重影响了拿破仑的军事行动。[41]

然而除了骑兵之外，拿破仑在1812～1813年冬季迅速重建军队的工作是十分成功的。新的大军团的性质有时被错误理解了，与传说中相反，大军团事实上绝非25000名蹒跚越过涅曼河退却的老兵和一大群“玛丽·路易丝”——换句话说就是1813、1814年度应当征集的年轻新兵——的混合物。早在1813年1月，未曾投入战斗的部队就足以援救欧仁的旧大军团残部：首先是格勒尼耶（Grenier）师和拉格朗日（Lagrange）师的27000名士兵，他们从未参与过征俄之战。此外，我们在前文中已经遇见了1812～1813冬季惊吓着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普鲁士境内法国驻军。

出征的军队通常都会在兵站或是交通线沿线留下一定数量的骨干部队，以便在必要时重建各团。以拿破仑的近卫军为例，1812年战局前夕近卫军理论上有56000人，名义上进入俄国的近卫军各单位共有38000人，实际上在越过涅曼河时队伍中仅有27000人。1812年入侵俄国的青年近卫军各团几乎全军覆灭，但青年近卫军有两个营留在巴黎，还有两个营留在德意志。以这四个营和青年近卫军留在西班牙的四个完整团为核心，可以组建起一支强大的军队。[42]

前往西班牙和拿破仑帝国远方各地服役的团，都在法国国内留有后备营。卡米耶·鲁塞（Camille Rousset）在他对1813年大军团的研究中提到了这些部队，但没有给出他们的人数，普鲁士总参谋部撰写的战局历史则估计约有10000人。在到底有多少法军部队从西班牙撤出的问题上，法国和普鲁士资料也有所歧异。最小的数字是有20000人离开西班牙战场，但所有资料来源都认为从西班牙战场抽调的部队是那里的法军精英。除此之外，法国的港口里还部署了12000名优秀的海军炮兵，他们现在也被并入大军团。即使是第一波新兵，亦即75000名所谓的“军团士兵”（cohorts），在1813年春季战局开始时也已经备战了足足9个月。以上述这些相对庞大的骨干部队为核心，真正的“玛丽·路易丝”才开始组建起来。这些年轻人通常既不缺乏勇气，也不缺乏忠诚，大问题是他们的耐力会遭到拿破仑式战役的严峻考验——战役需求繁重而累人。无论如何，当拿破仑的新军在美因河（Main）畔集结时，它已经是一支强大的军队。起初，拿破仑超过200000人的大军面对仅有110000人的联军，即使俄军和普军拥有相当多的老兵，但法军还有拿破仑，这足以抵销联军的老兵优势。[43]

当拿破仑正在动员并集中他的新军时，库图佐夫正在卡利什的总部考虑相互抵触的战略选择。2月28日俄普同盟条约签订后，普鲁士中将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立刻来到了位于卡利什的俄军总部，以便协调接下来的战局计划。然而，俄国在同盟中居于主要地位，俄军总司令库图佐夫元帅享有战略上的最终决定权，这两点都是毫无疑问的。在当时和之后的时间里，库图佐夫都受到了批评，而批评者们却持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

一派人认为联军应当在1813年3月和4月初发动决定性的前进攻势，横扫德意志。一些普鲁士将军和另一些后来的德国历史学家带头提出这一观点，但维特根施泰因也急于越过易北河继续追击欧仁副王。像维特根施泰因一样希望在马格德堡（Magdeburg）攻击欧仁的人，和希望继续南进破坏拿破仑所计划的攻势的人，都相信这将使联军能够得到德意志人民甚至德意志王公的强力支持。持有截然相反观点的另一派则几乎都是俄国人，他们有时将俄军前进太多、距离国内基地太过遥远归咎于库图佐夫，拒绝任何在得到俄国援军之前就跨过易北河攻入萨克森腹地的计划。[44]

总司令在一封写给担任海军将领的堂弟洛金·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Login Golenishchev-Kutuzov/Логин Голенищев-Кутузов）的重要信件中，阐述了为何要让俄军如此深入德意志境内：

我们远离国境、远离后方资源的行动看上去可能考虑欠妥，尤其是你如果先测量一下从涅曼河到易北河的距离，再测量一下从易北河到莱茵河的距离的时候。在来自俄国国内的援军增强我军实力之前，大规模敌军部队就可以接触到我军……但是假如你更进一步接触到我们所处的环境细节，你就会看到我们仅仅在易北河之外以轻型部队活动（考虑到我们轻型部队的质量），这不会让我们损失什么。我们有必要占领柏林，在占领柏林之后，又怎能放弃萨克森？夺占萨克森既是因为它的丰富资源，也是因为占据萨克森可以切断敌军与波兰的交通。我也认为距离国境太远会让我们远离援军，但是如果我们留在维斯瓦河之后，就将进行一场像1807年一样的战争。那时候我们就无法与普鲁士结盟，而包括奥地利在内的整个德意志，以及它的人民和全部资源，都将为拿破仑效劳。[45]

对主张迅速推进横越德意志的一派人，库图佐夫的回应则体现在他写给下属将领温岑格罗德、维特根施泰因等人的许多封信里面。总司令承认占据尽可能多的德意志土地有利于动员德意志资源、激励德意志士气、让拿破仑的计划落空，但拿破仑正在德意志西南部组建远多于联军的大军团，联军前进得越远，他们的力量就越弱，在拿破仑发起的毁灭性反击面前就越脆弱。失败将不仅有军事后果，“你必须理解，任何挫折都将使俄国在德意志的声望遭到严重打击”。[46]

当时在库图佐夫的参谋部中服役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回忆说，在1813年3月和4月，总部与维特根施泰因之间存在经常性的紧张关系，库图佐夫试图将他下属的注意力向南转移，指向拿破仑大军正在集结的地方，尤其是从埃尔福特经过莱比锡通往德累斯顿的道路，这是预计敌军将要前进的路线。与其相反，维特根施泰因首先关心的是保卫他的军解放的柏林和普鲁士腹地，他的大部分部队在1813年3月时也部署在这片地方的边界上。库图佐夫和他的参谋长彼得·沃尔孔斯基都极为关注这一情况，除非维特根施泰因转向西南进入萨克森境内，不然拿破仑的前进将很可能在维特根施泰因和联军主力之间楔入一个突出部，进而分割孤立联军部队，将其各个击破。[47]

在这种情况下，库图佐夫和沃尔孔斯基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考虑到联军部队人数的严重短缺，联军不得不将兵力集中到德累斯顿-莱比锡地区，以便阻止拿破仑沿着奥地利边境向波兰推进。但维特根施泰因和他的参谋长多夫雷关于保卫柏林和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担忧是合情合理的，大部分普鲁士高级将领也持这一观点，如果拿破仑再次征服了这一地区，普鲁士对人力和军需物资的动员就会遭遇重创。联军在1813年春季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他们需要同时保卫柏林周边的普鲁士腹地和萨克森南部。不幸的是，他们缺乏做到这两件事所需的资源，因而对战略优先级的争论和保卫两地所需人力不足引发的紧张情绪在春季战局中贯穿始终。

克劳塞维茨提供了一个对于联军处境的现实主义视角，他的观点为最终得到了库图佐夫和沙恩霍斯特的赞成，并由俄普君主批准生效的联军战略提供了长篇辩护。在他看来，维特根施泰因企图在马格德堡攻击欧仁的期望是没有意义的：副王在面对兵力占优势的联军时，将会径直撤退，这样就会使得联军远离莱比锡-德累斯顿交通线，而这条交通线关系着联军与奥地利及波兰境内的俄军补给、援军的联系。像一些普鲁士将军催促的那样，先下手为强攻入图林根（Thuringia）也是毫无意义的。前进中的联军将在4月遭遇数量上占据优势又距离基地很近的敌军。

不幸的是，考虑到拿破仑的优势兵力和他占据了几乎所有易北河上的渡口要塞的现实，一些俄国人主张的在易北河一线设防的纯防御战略也是不可能奏效的。如果联军停留在易北河上，而不继续向西前进，就会为拿破仑进一步节省时间，而联军方面却急需时间去争取奥地利，并将俄国援军输送到前线。尽管克劳塞维茨因此赞成联军打过易北河继而在莱比锡附近与拿破仑展开会战拖延时间的战略，但他也清楚地看到，由于法军具备的数量优势，联军的获胜机会有限。联军的突袭以及老兵和骑兵优势，会给他们带来一线胜利的希望，但也仅仅是一线而已。[48]

1813年3月16日，布吕歇尔的普鲁士军越过西里西亚边界，攻入萨克森境内。次日，普鲁士向法国宣战。库图佐夫的前卫部队紧随布吕歇尔之后，它的指挥官温岑格罗德则被置于布吕歇尔指挥之下。3月27日，温岑格罗德攻克萨克森首都德累斯顿，此后俄普军队在萨克森境内呈扇形展开，并向莱比锡前进。除去占据萨克森西部的战略因素之外，后勤因素也对这一军事行动有所影响。西里西亚和劳西茨（Lausitz，亦即萨克森东部）大体上是手工业区，即使在和平时期也需要进口波兰谷物。这些省份能够供养路过的部队，但在易北河以东长期部署联军则势必会让联军后勤陷入困境，这也会妨碍到普鲁士在西里西亚的战争动员。

从来都极富攻击性的布吕歇尔，梦想着在拿破仑主力军准备好之前就一头闯入图林根和法兰克尼亚（Franconia）进攻敌军。布吕歇尔了解仅靠他自己做不到这件事，便尽力去劝说维特根施泰因加入攻势，结果却是徒劳无功。事实上，连布吕歇尔都开始怀疑这样的行动是否明智。和所有联军领导人一样，布吕歇尔注视着奥地利，特别是弗朗茨二世。和他们一样，1805年的回忆深深烙在布吕歇尔的意识之中：那一年，很可能发生的普鲁士参战被联军在奥斯特利茨的仓促进攻破坏殆尽。布吕歇尔对维特根施泰因评论道，所有人都在警告他现在的状况和1805年时的相似之处，也许此刻还是尽可能推迟做出决定为好。[49]

与此同时，库图佐夫和他的主力部队依然留在卡利什，这令普鲁士人大为恼火，元帅看不到有什么理由可以打搅他部队休整。在占领萨克森后，库图佐夫无意继续推进，而他在3月收到的情报则正确总结出拿破仑尚未准备好进攻。4月2日，弗里德里希·威廉抵达卡利什检阅俄军部队。俄国近卫军全数身着新制服，看上去极为壮观，但普王却因俄军规模太小而灰心。普鲁士人开始了解到俄军为过去一年里的战局付出了多少代价，而普鲁士为了获得胜利也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阅兵结束后5天，亚历山大、库图佐夫和俄国近卫军最终启程前往萨克森。

在行军途中，俄国近卫军炮兵上尉日尔克维奇的炮兵连于穿过利格尼茨（Liegnitz）时遭遇了另一场大不相同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检阅。国王也在利格尼茨城中并希望向俄军致意的消息十分仓促地送到了日尔克维奇手上。当中等个头的弗里德里希·威廉突然从俄军入城时行经的第一间小屋不起眼的台阶上出现时，俄军指挥官的准备工作立刻完全陷入混乱之中，一连串指令多少让俄军纵队在狭窄街道上转入了某种阅兵队形，但是激动的情绪也感染到了堆叠在弹药箱顶上的鸭、鹅和母鸡，这群动物给军乐加上了它们特有的杂音。炮车和弹药车后面跟随着一群绵羊、牛犊和母牛，它们的出现令现场更显混乱，不仅是由于叫声，还因为它们也要把自己排成牛羊版本的阅兵队形。这些动物都是从国王自己的西里西亚行省“征用”的，这个事实令日尔克维奇更加困窘，但弗里德里希·威廉仅仅是一笑了之，还告诉俄军指挥官看到俄军良好的军容和欢快的情绪令人高兴。国王看上去可能是难以相处、冷淡而缺乏礼貌的，但他本质上是个行为得体而和善的人。尽管水平不佳，国王还是能够阅读俄文并以俄语会话的，他也喜欢俄国人。日尔克维奇的幸运之处在于，他的部队在弗里德里希·威廉而非亚历山大或康斯坦丁大公面前表现出这样古怪滑稽的姿态。对近卫军在同盟国君主面前进行阅兵时做出的如此缺乏礼节的举动，后者的看法将会非常糟糕。[50]

对俄军部队而言，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的行军某种程度上就像野餐一样。天气十分好，作为盟友和解放者，俄军士兵到处受到欢迎——特别是在西里西亚。尽管波兰人通常情况下对俄军招待得体，但他们很少得到俄军军官的完全信任。即使在年成最好的时候，波兰的许多地方也相当贫穷，而1812～1813年各路军队的来来往往显然没有让情况变好。与其相反，西里西亚可谓富裕，萨克森则比西里西亚还要富庶，俄军军官惊叹于萨克森农民的财富、房屋和生活方式。德意志年轻女子的金发和丰满体态令人赏心悦目，不过德意志“伏特加”的酒味却似乎又薄又没劲，糟糕得很，与此同时俄军士兵也能看到他们左侧分隔萨克森和哈布斯堡波希米亚的群山，山坡上林木茂盛，富有浪漫色彩。[51]

4月24日，亚历山大和俄国近卫军进入德累斯顿，他们在这里庆祝俄国的复活节。对于绝大部分俄军士兵而言，不管他们在德累斯顿还是在萨克森的其他地方，参加复活节宗教仪式都是令人感动且振奋人心的经历。谢尔盖·沃尔孔斯基是列普宁-沃尔孔斯基公爵的弟弟，也是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的姻亲兄弟，他也是接受过良好教育、说着一口法语的禁卫骑兵团军官中的一员。即便如此，谢尔盖也回忆道，当教士们从教堂里出来，问候聚集起来进行复活节叫喊的各团士兵时，“基督正在复活”，“祈祷仪式……在所有基督徒心中都十分宝贵，我们所有俄国人则感受到更加强烈的情感，因为我们的祈祷不仅是宗教性的，也是民族性的。由于这两种情绪，对所有在场的俄国人而言，这都是成功而快乐的一刻”。无论如何，祈祷和野餐的时间就快结束了，亚历山大进入德累斯顿的同一天，拿破仑将他的总部从美因茨（Mainz）向前移动到埃尔福特，准备朝萨克森推进。[52]

与此同时，疾病迫使库图佐夫在前往德累斯顿的路上掉队了，这位老元帅于4月28日在本茨劳（Bunzlau）逝世。库图佐夫之死对联军战略并无影响，他们依然决心阻止拿破仑穿越萨克森向前推进。亚历山大任命维特根施泰因接任总司令，从许多角度来说，他都是最合适的继任者。没有其他任何将领在1812年像维特根施泰因一样赢得过这么多胜利，而维特根施泰因的声望在1813年解放普鲁士的胜利战役中又大为提高。维特根施泰因会说德语和法语，因而能够轻松地与俄国的盟友交流。除此之外，他对柏林和普鲁士核心地带防务的关心也让他受到普鲁士人的喜爱，这使他能够体会到普鲁士人的担忧。对维特根施泰因的任命也存在一个问题，他的资历比米洛拉多维奇、托尔马索夫和巴克莱都要浅。巴克莱依然在指挥托伦围城战，因而不在主力部队中，但另外两位上将都被深深地伤害了。托尔马索夫启程前往俄国，这倒不是什么大损失。米洛拉多维奇留了下来，亚历山大则以饱含支持和关切的日常问候安慰他。

如果维特根施泰因能够在拿破仑面前取得一场胜利，所有这些问题都不算什么，但吕岑（Lutzen）会战的失败带来了刀子般的指责。亚历山大本来就容易去干涉军事行动，现在随着对新任总司令的批评日益增多，他就更倾向于这么去做了。不幸的是，这些批评常常是公平的。维特根施泰因缺乏作为总司令的深度，他具备勇敢、大胆、慷慨甚至骑士风度等品质，这使他成为一个鼓舞人心的军队指挥官，但他并不能满足军团总部复杂得多的需求，在那里行使权力时并不能总采取面对面的方式，维持大规模部队的行动则需要勤勉的行政管理和参谋勤务工作。根据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的说法，维特根施泰因的总部一片混乱，不仅毫无纪律，甚至连基本的军事安全都交由大群前来寄生的逢迎者执行。[53]

4月的最后几天里，当拿破仑由埃尔福特向莱比锡前进时，联军则部署在拿破仑行军路线稍南方的吕岑镇附近。他们要么尝试去伏击拿破仑，要么就必须迅速撤退，不然就得在法军之后抵达德累斯顿，这会导致法军切断联军退过易北河的路线。选择并不艰难，在首次遭遇拿破仑时就选择撤退而非会战，这会损害部队士气和联军在德意志与奥地利的声誉。对正在行军中的敌军发动奇袭则可能击败拿破仑，或者说至少减缓他的前进速度。

联军的作战计划由迪比奇制订，他打算趁着敌军在行军时拉得太长的机会，咬住部分敌军部队，并在拿破仑的其余部队赶来援救之前将其歼灭。对这一计划的共识是，它设计得很好，但执行得错漏百出。这并不令人惊讶，维特根施泰因将他自己的参谋部带到了总部，几乎所有的总部高层位置都在会战前夜换了人。仅举一例：炮兵司令由叶尔莫洛夫换成了亚什维利公爵，公爵此前指挥维特根施泰因军的炮兵。叶尔莫洛夫之前未能将停炮场和弹药补给以足够的速度输送上来，因此他多少受了些冷遇，但突然将职责转移到亚什维利身上则导致新的炮兵司令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把弹药送到哪里去。这也是俄普两军的第一次大规模联合作战，更大的混乱因此发生。

迪比奇的计划包括以纵队队形夜行军，在5月2日早晨6点前占据攻击位置。混乱不出所料地发生了，各个纵队互相碰撞，直到预定时间过去5个小时后，联军第一线才部署完毕。联军的作战计划时常到达得很晚，尽管计划本身十分详尽，却不总是准确的，这些事实也无助于战局。然而这一延迟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联军，在逝去的5个小时里，拿破仑和他的大军主力正在远离战场向莱比锡开进，他确信当天不会发生任何会战。除此之外，如果吕岑会战在黎明时开始，拿破仑将拥有一整个夏日白天的时间来把全部兵力集中到战场上，这也许会给处于数量劣势的联军带来极为悲惨的后果。

联军起初的目标是孤立部署在大格尔申（Grossgörschen）村和斯塔尔西埃德尔（Starsiedel）村附近的奈伊军。奈伊把军里的5个师分散开来，又没有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这帮了维特根施泰因的忙。起初布吕歇尔的普鲁士人出其不意地对法军发起攻击，然而联军高层指挥们也同样感到惊讶，这一是因为马尔蒙（Marmont）军所处的位置——他们可以支援奈伊军，二是因为战斗发生处的地形。这表明尽管联军拥有骑兵优势，他们的侦察却远非完美。英国驻俄大使之子乔治·卡思卡特当时正和维特根施泰因的总部在一起，他评论说，由于处在连绵起伏、遍布农田的地形上，从联军总部无法看到部署于第一线高地以外的敌军。普军对大格尔申的最初进攻取得了成功，“但大格尔申仅仅是附近一串连绵不绝的村庄中的一个，其间点缀着水池、磨坊池塘、菜园等，这让当地变成了强固的防御地带”，坐落在战场上的村庄内部则是“有狭窄鹅卵石小路和石墙菜园的石质房屋”。[54]

联军第一次遭遇到了萨克森战场与俄罗斯战场的根本区别所在，后者的村庄是木质建筑的，对防御者没有什么帮助。而坚实的萨克森石墙和建筑物则是另一回事，它们时常可以变成小规模堡垒群。奈伊的部队虽然缺乏经验，但足够勇敢，出于这些士兵的天性，固定的石质工事能够让他们在防御时战力大增。普鲁士军官们急切盼望着洗雪耶拿的耻辱，他们催促着步兵发起攻击，而步兵也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其结果就是一场来回拉锯的残酷战斗，村庄不断易手，一方丢失村庄以后，就立刻以新锐且秩序井然的预备部队发动迅猛的反冲击，在另一方能够稍作喘息并组织防务前将其夺回。在战斗中冲在最前面的是普鲁士步兵，俄军仅仅在下午很晚时才进入战场增援普军。从这一刻开始，符腾堡的欧根亲王的军就展开了尤为激烈的战斗，该军首先投入了夺回村庄的战斗，继而被派往联军右翼阻击威胁日益增大的法军，其间伤亡很大。

然而影响会战成败的关键因素在于，奈伊和马尔蒙的部队能够在联军攻势面前坚持到拿破仑本人和其他各军抵达为止。联军缺点颇多的计划和侦察让米洛拉多维奇军在战场外仅仅几公里的地方毫无动作，这更无助于联军作战。就算米洛拉多维奇的部队也在现场，他们照样无力改变会战结果。考虑到法军步兵的数量优势和拿破仑的指挥技艺，一旦全部法军都集结到战场上，拿破仑的胜利就是确定无疑的。黄昏时分，麦克唐纳军以包抄行动威胁联军右翼，贝特朗（Bertrand）军则威胁联军左翼，维特根施泰因被迫投入了他最后的预备队，而拿破仑这时很快就会拥有许多生力军。

克劳塞维茨争辩说，吕岑会战是平局而非联军的失败。白天结束时联军的确仍在战场上，他们给法军造成的战损也大于己方损失。迫使联军撤退的也不是失败，而是敌军在战场上拥有压倒优势的兵力。根据克劳塞维茨的看法，如果不在吕岑作战，联军的数量劣势还是会迫使他们撤退，这样的撤退甚至起不到吕岑会战那种延缓法军前进的作用。克劳塞维茨的论辩有一定道理，但多少也带着些诡辩色彩。这的确不是一场大败，但是假如白天再多上两个钟头，吕岑会战就极有可能成为联军的惨败。[55]

战后，联军秩序井然地经由萨克森撤退，再次渡过易北河，最终于5月12日抵达位于萨克森东部的包岑。一路上大部分后卫任务都交由米洛拉多维奇负责，他以杰出的指挥技艺展开后卫作战，让联军其余部队能够以平静且并不慌张的态度向后方撤退。在拿破仑的部队完全追上来之前，联军在包岑休整了大约一个星期。在后卫作战和撤退方面，俄军现在可谓是独步欧洲。如果拿破仑想要在1813年动摇俄军后卫，他最需要的是比现在手上的骑兵好得多的部队。无论如何，吕岑会战的结果之一是此前两个月一直保持骑墙态度的萨克森国王又转回了拿破仑的阵营。易北河上唯一不受法军控制的渡口要塞是托尔高（Torgau），该城的萨克森守军被命令向拿破仑开门。守军指挥官冯·蒂勒曼（von Thielemann）中将却尽可能地拖延向法军交出要塞的行动，并在献城后带着他的参谋长逃到联军一边。萨克森加入联军一方的不确定性迫使联军4月里在征用时有所制约。当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Frederick Augustus）国王的选择变得明确的时候，撤退中的联军再去榨取萨克森就晚了，王国的丰富资源将在随后6个月里支撑拿破仑的战争动员。[56]

然而，对1813年4月和5月军事行动的叙述至多只能讲述一半的状况。在作战的同时，奥地利人和交战双方之间展开了密集的外交谈判。这对俄军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亚历山大在给贝纳多特的一封信中声称，4、5月间发生在萨克森的一切战斗都是为了延缓拿破仑的前进，进而给奥地利争取调停所需的时间，奥地利已经多次承诺会在双方之间展开调停。就在拿破仑开始纵贯萨克森的行军时，奥地利也发动了他们自己的外交攻势。向双方都表明奥地利居中调解的目的之后，梅特涅派出布勃纳（Bubna）伯爵前往拿破仑所在地，派出菲利普·施塔迪翁（Philipp Stadion）伯爵前往联军总部，将双方分别能提供的条件探个究竟。与此同时，奥地利在波希米亚组建了自己的军队，施加军事干涉的威胁，以便使双方互相妥协。[57]

奥地利此时已经强烈倾向于俄普同盟方面，与法国和俄国长达3个月的谈判已经清楚地表明，对奥地利收复领土并重建某种欧洲权力平衡这一关键目标而言，拿破仑仍然是横亘在前方的死敌。在这些最核心的问题上，俄国人和普鲁士人却真诚地支持奥地利的主张。维也纳要想终结法国在欧洲的主宰地位的话，就只能去与彼得堡和柏林同盟，或许还只能以战争方式达成目标。奥地利加入联军一方的威胁，至多只有一线让拿破仑向维也纳做出足够令人满意的让步的可能。一些奥地利人希望拿破仑这么去做，而俄国和普鲁士人则害怕这件事发生。围绕这一关键问题，奥地利、法国、俄普同盟在1813年暮春和夏季展开了外交谈判。

4月29日，吕岑会战前3天，梅特涅给他在联军总部的代表莱布策尔特恩（Lebzeltern）男爵发出了两封重要信函。奥地利外交大臣注意到俄普同盟对奥地利的不信任感仍在持续，便打算着手解释原因——自1809年以来延续数年的经济危机极大地妨碍了备战进程。梅特涅在信中说，奥地利最近给拿破仑的声明应当已经让他对维也纳的立场毫无疑问。当施塔迪翁抵达联军总部时，他将解释维也纳向拿破仑提出的和平条件，让俄国人和普鲁士人确信，奥地利一旦备战完毕就会立刻站到联军一边。在奥地利外交大臣的第一封信里，他写道，“到5月24日为止，我们将会在波希米亚边境地区部署超过60000人；那时我们一共会动员起两个军团合计125000～130000人，还有至少50000人的后备部队”。在他的第二封信里，为了让俄普同盟不再怀疑进军萨克森太过危险，梅特涅补充说：

就算拿破仑赢得了一场会战，那也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奥地利军队绝不会允许他去扩张战果。如果他输掉了，那么他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奥地利）皇帝仍然希望俄罗斯皇帝陛下与普鲁士国王陛下确信我们的波希米亚军团会进行干预，我再次重复一遍，这将迫使法军在万一获胜的情况下停住继续前进攻击联军的脚步。无论如何，这都不该让联军感到担心。[58]

施塔迪翁在5月7日发表了上述声明，它们表明奥地利给拿破仑开出的最低条件也包括让奥地利和普鲁士恢复大部分失地、取消华沙大公国、让出法国在莱茵河以东占据的德意志土地、废除或至少修改莱茵同盟。奥地利以5月底为最后期限，试探拿破仑是否听从妥协意见，接受上述条件。梅特涅辩称，奥地利精心提出了适中的条件，因为它需要建立在所有大国同意基础上的持久欧洲和平。施塔迪翁必须向同盟方君主保证，奥地利的立场不会因拿破仑在战场上的胜败而改变，他同时必须得知同盟方面的和平条件，并建立万一奥地利武装调停不足以使拿破仑动摇时的军事合作基础。[59]

菲利普·施塔迪翁于5月13日早上9点抵达联军总部，这时吕岑会战已经过去了11天，而包岑会战还有一个星期才会打响。当天，施塔迪翁与内塞尔罗德会晤了两次。在5月13日给亚历山大的报告中，内塞尔罗德总结了施塔迪翁所解释的奥地利立场。维也纳将坚持要求恢复它在1805和1809年丢失的领土，不论俄普同盟条约中规定普鲁士将要恢复多少领土，它都会支持普鲁士。它也会要求法国废除华沙大公国、放弃位于莱茵河以东的全部法国领土并取消莱茵同盟。如果拿破仑在6月1日之前拒不接受上述条件，届时不论战场情况如何，奥地利都将参战。施塔迪翁将会与联军协商联合军事行动的基本计划。内塞尔罗德正确地评论道，“毫无疑问，法国将永远不可能接受这些条件”。他补充说，“施塔迪翁伯爵以他所处宫廷的名义正式许诺，在最终期限过后，拿破仑的回避或拖延绝不会影响到奥地利宫廷执行已与同盟宫廷达成的联合行动计划”。[60]

内塞尔罗德是一位非常冷静且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不管他是否故意为之，要说他在如此重要的事务上误解了施塔迪翁，都是不可思议的。施塔迪翁自己则曾担任过奥地利外交大臣，考虑到他对拿破仑和德意志境内的法兰西帝国的怨恨，他也不会有意去误导俄国人，这样做将在军事和奥俄关系两方面造成巨大风险。也许施塔迪翁在解释他的声明时过于放任自己的热情，尽管他在奔赴联军总部前和梅特涅说过什么已经无从知晓。不管谁会为这个错误负责，有一点确凿无疑，施塔迪翁告诉内塞尔罗德的话并不代表维也纳的实际态度。

首先，万一拿破仑否决了奥地利最低条件中的任何一条，转而寻求拖延或是准备在战场上击败同盟，弗朗茨二世并不一定会如施塔迪翁所表明的那样径自参战。此外，当内塞尔罗德在3个星期后最终与波希米亚军团的两位关键军官——施瓦岑贝格元帅和拉德茨基（Radetsky）将军会晤时，这两人向他保证，奥地利军队在6月20日前跨过波希米亚边界是“不可思议”的。俄国方面的迷惑和怀疑却不可避免。难道施塔迪翁不是在代表梅特涅发言？这个狡猾的外交大臣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难道他不是在代表弗朗茨二世讲话吗？有哪个奥地利国务活动家理解奥地利军队正在怎样准备战争？更不用说其中有谁能够控制奥地利军队的战备工作了！[61]

奥地利明确的支持保证是联军在包岑停下来冒险与拿破仑再战的额外有力理由，尽管已经有争取时间并拖延拿破仑的充分理由，下决心进行会战仍然是非常冒险的。在5月20日至21日的包岑会战中，联军仅能集结起96000兵力，而在会战结束时，拿破仑在战场上的部队数量已经是联军的两倍，考虑到战场上的决定性因素——步兵时，拿破仑的数量优势还要更大。从地图上看，包岑似乎是个适于顽强防守的地方。当俄军抵达战场后，他们按从前的习惯挖掘战壕并修筑防御工事。单个的防御据点尽管难以攻陷，阵地却被溪流和冲沟切割成许多小块，这令协同防守变得困难，也妨碍预备队在各块阵地间转移。尤为重要的是，对相对而言数量太小的联军来说，他们的阵地实在太长了。与博罗季诺会战时相比，包岑会战中俄军每公里战线上部署的部队仅有前者的1/4。

就在会战前4天，朗热隆伯爵和巴克莱·德·托利的分遣部队抵达包岑。攻陷托伦之后，他们全速行军，前来援救主力部队。朗热隆军在包岑会战中被置于巴克莱的总体指挥之下，他们负责防守联军右翼远端，抵抗奈伊元帅的进攻。正如战局演变所证明的那样，这将是拿破仑的决定性一击。在他的回忆录中，朗热隆评论道，尽管地形给防御者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但他所负责的防御地段应当需要25000名守军，而他手上却只有8000人。符腾堡的欧根亲王军位于联军左翼，像朗热隆一样，他意识到在包岑停下来作战的决定首先是政治因素导致的。在他看来，“考虑到敌我数量对比有多么悬殊、我们要坚守的阵地有多么漫长，我们就不能期望获取胜利，只能尽力给敌军造成损失，并在我军无数骑兵的掩护下完成有秩序的撤退”。[62]

以一比二的兵力劣势与当代首屈一指的将领战斗，意味着联军要冒被击溃的风险。就像此前的多次反法同盟一样，法军哪怕打出另一场弗里德兰会战都会将反法同盟摧毁，更不用说假如再发生一场奥斯特利茨战役了。在5月21日，拿破仑手中实际上已经几乎握有一场可以与弗里德兰相提并论的大胜，若不是因为奈伊元帅犯下的错误，这场大胜将极有可能发生。

拿破仑的作战计划虽然简单，对联军而言却具备潜在的毁灭性。在5月20日，拿破仑将发动有限度的攻击和佯攻，以便将联军主力钉牢在从左侧波希米亚山麓丘陵延伸到右侧克雷克维茨（Kreckwitz）高地的整条防线上。在5月21日，法军将继续进攻。考虑到他们的数量优势，法军很容易让联军确信他们的佯攻是真打，甚至会迫使联军抽调部分预备部队阻击法军。但5月21日的决定性打击则由奈伊军和洛里斯东军发起，他们将攻击位于联军右翼远端格莱纳（Gleina）附近由巴克莱指挥防守的阵地。由于法军的压倒性数量优势，他们将击穿巴克莱的防线并攻入联军后方，切断联军向东边的赖兴巴赫（Reichenbach）和格尔利茨（Görlitz）撤退的唯一道路，阻止联军有秩序地撤退，转而驱赶联军向南边的奥地利边界溃退。这一作战计划完全是可行的，事实上，亚历山大所持的主要威胁将出现在左翼的臆断大大有利于这个计划的执行。亚历山大认为，拿破仑将试图迫使联军远离波希米亚边界，继而毁掉联军与奥军协同行动的可能性。与之相反，维特根施泰因正确地认为主要危险会来自北面。然而亚历山大现在已经丧失了对维特根施泰因的信任，几乎让自己行使事实上的总司令职权。除此之外，维特根施泰因还告诉皇帝巴克莱指挥着15000人的部队，这也无助于联军。事实上巴克莱手中部队的规模仅有这个数目的大约一半。[63]

5月20日，战局正如拿破仑计划的那样发展。激烈的战斗在整条联军战线上展开，一直向北延伸到克雷克维茨高地，亚历山大在他所认为的法军威胁联军左翼的地段投入了部分预备兵力。与此同时，巴克莱的部队仅仅受到一些散兵的困扰。次日上午，战斗继续从波希米亚山麓延伸到克雷克维茨，但奈伊和洛里斯东也投入激战之中。

联军右翼远端的战斗在上午9点左右打响。巴克莱迅速意识到他无望阻挡面前拥有压倒性兵力优势的敌军。他所能做的就是尽力在格莱纳附近的高地上展开阻滞作战，尽可能保护联军的主要撤退路线。朗热隆评论道，他手下的第28猎兵团和第32猎兵团在当天上午表现出了尤为突出的战术技巧和英雄主义，他们阻击法军直到最后一刻，让俄军炮兵在给敌军造成重大伤亡后安全撤退。巴克莱本人则靠前指挥，来到他的猎兵之中，以自己在极端危险状况下的冷静勇气激励他们。不管俄军有多么冷静，不管克莱斯特（Kleist）所部普军的反击取得了怎样的暂时性胜利，当奈伊军的压力渐次增加，而洛里斯东军的部分部队已经快要包抄巴克莱的右翼时，联军的战况变得越来越令人绝望。当普赖蒂茨（Preititz）村在下午3点最终落入法军之手后，洛里斯东可以轻易地向前推进，切断联军沿着通往韦森堡（Weissenburg）的道路撤退的关键路线。

天意保佑，奈伊并没有命令洛里斯东这么做，反而被自己右侧克雷克维茨高地上布吕歇尔抵抗苏尔特（Soult）的激烈战斗弄得过于兴奋，由苏尔特指挥的部队包括贝特朗军和拿破仑的近卫军。奈伊并没有朝东南方向推进以切断联军退路，他不仅将自己的军投入到西南方向攻击布吕歇尔，还命令洛里斯东前来增援。面对法军具备如此优势的兵力，老布吕歇尔依然向他的士兵发表长篇演说，鼓舞他们像温泉关（Thermopylae）的斯巴达人一样战斗。后来布吕歇尔被人及时劝了下来，十分不情愿地沿着巴克莱所部依然守卫着的道路撤退。俄国近卫军和重骑兵则奉命掩护撤退。

联军右翼和中央的部队沿着通往赖兴巴赫和韦森堡的道路撤退，左翼则从经由勒鲍（Loebau）通往霍赫基希（Hochkirch）的平行道路上撤退。这场撤退事实上是联军经历了两天精疲力竭的战斗后，在多得多的敌军面前展开的侧面向敌行军。朗热隆评论说，“尽管如此，和令人尊敬的俄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所做的所有撤退一样，由于俄军的完美纪律和服从，由于俄军官兵与生俱来的勇气，（撤退）还是以最良好的秩序进行着，甚至没有受到哪怕最轻微的损失”。朗热隆无疑是带有偏见的观察者，但5月21日拿破仑参谋部的一位萨克森军官，冯·奥德莱本（von Odeleben）男爵目睹了俄军后卫行动之后记录如下，“俄军以最优良的秩序撤退”，“（俄军）进行了一场可能被认为是战术杰作的撤退……尽管联军战线中央已经被击退，法军却不能成功地将部分联军分割开来，也不能俘虏他们的炮兵”。[64]

对拿破仑而言，包岑会战的结果令人极其失望。他并没有取得一场决定性胜利，仅仅是在付出了25000名士兵的战损后，把联军沿着撤退路线向后挤压，而俄普联军的总损失仅为10850人。对撤退联军的追击也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愉悦，包岑会战后的另一天，亦即5月22日，法军在赖兴巴赫遭遇俄军后卫部队。此时由于镇上的街道发生了交通堵塞，俄军后卫部队的撤退不得不停了下来，但这并没有让后卫部队指挥官米洛拉多维奇和符腾堡的欧根亲王感到惊慌。奥德莱本又一次亲临现场观察战斗：

在我们谈论的这座高地上，俄军后卫所做的防御部署赋予了他们指挥官最高荣誉。通往赖兴巴赫的道路从高地对面延伸出去，离开城镇后转了个弯。俄军将领利用优势地形直到最后一刻，直到法军的优势兵力使得抵抗完全无法进行以后才让部队撤退。紧接着，他又开始防守赖兴巴赫和马克斯多夫（Markersdorf）之间的另一座高地，在那里他又一次阻滞了法军的前进。[65]

这就是欧根“梯队撤退”战法的实践，它迫使法军像蜗牛一样前进，令拿破仑大为光火，甚至让他带着不耐烦的愤怒亲自接手指挥前卫部队。当夜俄军后卫部队在马克斯多夫村后方又占据了新的防御阵地。当拿破仑加紧穿过村庄时，俄军炮兵的第一次射击就让他的宫廷司礼官兼密友热罗·迪罗克（Géraud Duroc）受了致命伤。4天后，普鲁士骑兵在海瑙（Hainau）伏击并击溃了由迈松（Maison）将军指挥的一支不够小心的法军前卫部队。和往常一样，这些联军后卫部队的战绩为他们的战友赢得了有秩序地撤退的时间，但在1813年春季战局的最后10天里，他们的实际功勋要远大于此。拿破仑看到的联军是远优于法军的骑兵和冷静沉着的俄军后卫部队，就像他去年一路追到莫斯科却一无所获时所遭遇的那样。在1813年5月以手上十分低劣的骑兵重蹈覆辙，除非拿破仑缺失人性，否则他想到这一点时必然会不寒而栗。联军后卫在拿破仑面前完全掩蔽了联军内情，而联军总部这时正受到深刻分歧和潜在混乱的严重影响。

分歧首先来自联军事实上面临的艰难战略处境，如果奥地利的军事干预的确即将发生，那么首要任务就是维持住与波希米亚相邻的西里西亚边境，进而准备与参战的哈布斯堡军队会师。如果奥地利拖延对联军的帮助，或是径直放弃联军，那么这样的举动就是致命的。普俄军队无疑会发现拿破仑已经从东面包抄过来，而中立国边界又阻挡着联军。继续留在西里西亚—波希米亚边境的尝试至少会产生难以继续供养军队和与波兰的联系被切断的风险，而联军的补给和援军正从波兰赶来。

对刚刚在5月29日取代维特根施泰因成为总司令的巴克莱·德·托利而言，这就像魔咒一般。数个月来的连续作战，加上维特根施泰因无能的行政管理，已经让俄军在军、师甚至团层面上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各类分遣作战和特别任务则将部队肢解。维特根施泰因甚至不知道他手下的各支部队在哪里，更不用说他们的人数了。到了5月底，俄军士兵也开始陷入饥饿境地。巴克莱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是退过奥得河进入波兰，以便重整旗鼓，他许诺这一重组进程将在6周内完成。通过向自己的补给基地撤退，俄军可以解决供养军队的问题，对军队的重组也可以快速完成。此外，上万名援军正在赶往战场，这包括法比安·奥斯滕-萨肯麾下几个强大的师，它们的老兵数量比近卫军之外的任何军都多；德米特里·涅韦罗夫斯基麾下表现优异的第27师；彼得·帕伦的骑兵，还有数以万计的俄国后备部队，这些部队于1812～1813年冬季在俄国境内组建起来。数以千计的伤病员也将从医院返回军队，他们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找到并回归自己的团。

从单纯的俄国军事角度来看，巴克莱的解决方案是良好的，然而这是个政治火药桶。对普鲁士人而言，这意味着放弃西里西亚，允许拿破仑分派出几个军再次征服柏林和勃兰登堡。这也必定会使奥地利的军事干预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实现。5月31日，当包岑会战的消息传到维也纳时，汉诺威公使写道：

皇帝（弗朗茨二世）对法国入侵的恐惧日益增加，对俄国皇帝放弃反法事业的焦虑也增添了恐惧情绪。人们甚至开始害怕联军会被赶回维斯瓦河，再过几个月，波拿巴就将得到1814年度新兵的增援，到时候他只要留下100000人的观察军面对联军，就能以剩余部队打到奥地利头上。为了避免这一不幸状况发生，人们正在议论，奥地利必须以最快速度开启和平谈判。

尽管梅特涅关于奥地利的政策不会随着军事状况变化而改变的漂亮话言犹在耳，施塔迪翁却被联军退往波兰会给奥地利造成的影响吓坏了，他的反应是完全正确的。[66]

起初亚历山大听从普鲁士人的意见，遵从了控制波希米亚边境以保持和奥地利人紧密联系的需求。军队奉命转而南下，离开退往波兰的交通线，在施韦德尼茨（Schweidnitz）和老旧的邦策尔维茨（Bunzelwitz）筑垒阵地附近据守，后者曾被弗里德里希二世用于在“七年战争”中抵抗奥地利人。亚历山大相信普鲁士人的建议，如果有必要的话，联军可以在这一优势地形上与拿破仑继续作战。然而当联军抵达此地后，他们很快就发现当地官方根本就没有去执行弗里德里希·威廉关于重建旧防御工事的命令，100000人的部队又不足以据守这附近唯一有利的防御地段。原本应当整装待发增援联军的西里西亚国民后备军无处可觅，除此之外，供养部队的困难状况变得愈加严重。[67]

这一切的基本理由已经在上面说过，即上西里西亚哪怕在和平时期都需要从波兰进口食品，自然无法供养突然出现在上西里西亚并集中起来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和敌军会战的全部联军。尽管库图佐夫早在4月就请求维特根施泰因在萨克森东部建立食品仓库，但事实上他什么都没有做。这仅是维特根施泰因在联军依然占据萨克森王国时对当地资源动员的整体失败中的一部分而已。巴克莱则在一定程度上指责维特根施泰因，在一份给维特根施泰因的信中，巴克莱尖锐地指出，“我刚接过军队指挥权并注意到食品问题时，就清楚地看出此前从未采取过任何确保食品供给的预备措施。当部队此前在华沙大公国和萨克森时，他们完全依靠在驻地或行经地区就地征收养活自己，在当地停留多久就征收多久。军队后方几乎没有建立任何预备补给点”。随着部队开始陷入饥馑，军需总长格奥尔格·坎克林不可避免地遭到批评，6月4日，他悲伤地回复巴克莱，诉说普鲁士人几乎什么东西都不给，而他无法在普鲁士领土上征收食物或是“运用任何权力，在选择通往施韦德尼茨的道路时，也没有人征询过我供养部队的可能性”。[68]

鉴于军队即将沦入饥馑境地，而奥地利的干涉时间表也变得模糊不清，6月2日举行的俄普会议决定向奥得河退却。彼得·沃尔孔斯基已经下令将军队的金库护送到卡利什，并准备在联军过河后摧毁奥得河上的所有桥梁。与此同时，普鲁士的领导人们一片哗然，他们解放祖国的进程正陷入最低谷。

凶狠好斗的柏林军事总督莱斯托克（L’ Estocq）将军于5月30日向哈登贝格首相报告，法军正在向奥得河上的渡口前进，“以便继续向波兰推进，并在那里掀起暴动。在华沙表现出的令人吃惊的容忍为这场暴动准备了非常好的基础”。将西里西亚变成新的西班牙、发动针对入侵法军的大规模暴动的尝试落空了。如果西里西亚被动员起来对抗法国，莱斯托克相信，国民军可以起到抵消上千名敌军士兵的作用。事实上西里西亚毫无动作。莱斯托克评论道，“西里西亚贵族不想去做任何与国民军相关的事情，这无疑证明了为何会发生如此凄惨的放弃职责和向法军顺从的现象”，他还认为国民军指挥官，“必须受到叛国罪的指控，并且应当立刻处以枪决”。与此同时，布吕歇尔和约克在6月2日的会议上建议，如果俄军撤过奥得河，普军就必须与俄军分开，以保卫剩余的普鲁士领土。[69]

在这个极度危急的星期里，当他的整体战略面临崩溃之际，亚历山大表现出了杰出的领导才能。在奥地利的敷衍塞责、普鲁士的歇斯底里和他手下将领的牢骚中，亚历山大保持了令人敬佩的冷静、明理和对最终胜利的乐观。和1812年9月时一样，他冷静的勇气部分来自对上帝意志和怜悯的信仰。4月底亚历山大曾在战争事务中专门抽出一天时间，拜访位于黑尔恩胡特（Herrnhut）的摩拉维亚兄弟会社区，他在没有随从的情况下和兄弟会成员深入交谈了两个小时。他的精神状态也受到德累斯顿复活节仪式的激励，仪式过后他写信给亚历山大·戈利岑，信中说，“我在思考过去一年里发生的一切和天意将带我们前往何方时感受到的情感，是难以向你表达的”。[70]

如同奇迹一般，亚历山大的乐观主义得到了报偿，拿破仑屈从于奥地利的要求，同意休战到7月20日，休战期间将展开和平谈判。在谈判对手的选择上，拿破仑起初的手段是直接与俄国人展开谈判，直到亚历山大拒绝这一谈判途径后，拿破仑才接受了奥地利的调停，命令他的使者于6月4日缔结休战协定。后来拿破仑写道，这是他一生中做出的最糟糕的决定之一。

需要时间去整顿骑兵并准备迎击可能发生的奥地利军事干预，是拿破仑做出休战决定时的理由。他也可以加上另一些不错的理由。他的部队精疲力竭，病员名单以惊人速度增长，如果他骤然攻入波兰，病员人数无疑会继续猛烈增加。交通线不断拉长的同时，它在联军袭击分队面前的脆弱程度也日益提高。事实上就在休战前夕，远在拿破仑后方的莱比锡，城中守军和大批物资竟差点落入由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和米哈伊尔·沃龙佐夫指挥的大规模袭击分队手中。此次袭击提醒拿破仑，在未来的战局中有必要建立要塞化的安全基地。无论如何，不管上述理由有多么充分，休战所得到的利益都无法与拿破仑继续向波兰推进、分割俄普联军、恐吓奥地利放弃调停的诸多好处相提并论。拿破仑此后的自我批评是正确的，假如把1813年春季战局再延长几个星期，他就十分可能确保一个有利的和平条件。

巴克莱对他的好运感到难以置信，他此前曾要求给他6个星期的时间来恢复部队，而拿破仑真的给了他这么长时间，还避免了俄军与普军或奥军分离的危险，甚至让他不用在作战中重新组织下属各军。当朗热隆听到休战的消息时，他“前往巴克莱的总部，他（巴克莱）则用一阵大笑来欢迎我：对巴克莱而言，这种幸福感的迸发极不寻常，他的精神和行为总是冷静、庄重而严厉的。我们俩一起嘲笑拿破仑。巴克莱、所有将领和我们的君主都沉浸在欢乐之中，他们有权这么做”。[71]

[1] C.F.Adams（ed.），John Quincy Adams in Russia，New York，1970，pp.458-9.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7，no.120，鲁缅采夫致亚历山大，1813年6月27日/7月9日，pp.293-4；no.158，鲁缅采夫致亚历山大，1813年9月18日/30日，pp.386-9。

[2] Countess Choiseul-Gouffier，Historical Memoirs of the Emperor Alexander I and the Court of Russia，London，1904，p.148.

[3] S.I.Maevskii，‘Moi vek ili istoriia generala Maevskago’，Russkaia Starina，8，1873，p.253.

[4] ‘Grafinia Roksandra Skarlatovna Edling：Zapiski’，in A.Libermann（ed.），Derzhavnyi sfinks，Moscow，1999，p.181.

[5] 例如查尔斯·斯图尔特爵士，后来的伦敦德里侯爵所做的评论，载于他的Narrative of the War in Germany and France in 1813 and 1814，London，1830，pp.33，242-3。

[6] 关于（女子的）诱惑，实例如V.von Löwenstern，Mémoires du Général-Major Russe Baron de Löwenstern，2 vols.，Paris，1903和Boris Uxkull，Arms and the Woman：The Intimate Journal of an Amorous Baltic Nobleman in the Napoleonic Wars，London，1966.近卫军军官的回忆录证实了戴维·贝尔关于贵族军事文化中性与战争关系的论点：D.A.Bell，The First Total War，London，2007，pp.23-4。

[7] 关于希什科夫与库图佐夫的交谈，见 N.Kiselev and Iu.Samarin（eds.），Zapiski，mneniia i perepiska Admirala A.S.Shishkova，2 vols.，Berlin，1870，vol.1，pp.167-9.关于托尔的回忆录，见T.von Bernhardi，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kaiserlichen russischen Generals der Infanterie Carl Friedrich Grafen von Toll，5 vols.，Leipzig，1858，vol.3，book 5，pp.469-70。

[8]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7，no.12，内塞尔罗德致亚历山大一世，1813年2月初，pp.33-4。

[9] L.G.Beskrovnyi（ed.），Pokhod russkoi armii protiv Napoleona v 1813 g.i osvobozhdenie Germanii：Sbornik dokumentov，Moscow，1964：no.24，切尔内绍夫致库图佐夫，1813年1月1/13日，p.23（Поход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 против Наполеона в 1813 г.и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Германии：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1964.С.23）。

[10] ‘Perepiska markviza Paulushi s imperatorom Aleksandrom，prusskim generalom Iorka i drugimi litsami’，in K.Voenskii（ed.），Akty，dokumenty i materialy dlia istorii 1812 goda，2 vols.，St Petersburg，1910-11，vol.2，pp.330-443（Акты，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1812 года.Т.2.СПб.，1911.С.330-443）.

[11] 见F.Martens（ed.），Sobranie traktatov i konventsii，zakliuchennykh Rossiei s inostrannymi derzhavami，vol.7：Traktaty s Germaniei 1811-1824，St Petersburg，1885，no.254，pp.40-62（Собрание трактатов и конвенций，заключенных Россией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Т.7.СПб.，1885.С.40-62）。

[12] 见F.Reboul，Campagne de 1813：Les préliminaires，2 vols.，Paris，1910，vol.1，pp.194-6，on Yorck’s numbers。

[13] 见保卢奇在1812年12月27日（旧历）给亚历山大一世的信，收录在Voenskii，Akty，vol.2，pp.400-402，以及维特根施泰因就保卢奇的愚蠢行为给奇恰戈夫的愤怒信件：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3，vol.2，no.24，维特根施泰因致奇恰戈夫，1813年1月4日（旧历）。

[14] Beskrovnyi（ed.），Pokhod，no.16，pp.14-15.

[15] 关于施泰因给库图佐夫递交的供养俄军部队和利用普鲁士行政机构的两份重要备忘录，见Beskrovnyi（ed.），Pokhod，no.7，1812年12月6/18日，pp.6-8和no.53，1813年1月25日/2月6日。

[16] 关于这种效果有大量的文件，例如维特根施泰因在1812年12月31日/1813年1月12日给库图佐夫的报告（Beskrovnyi（ed.），Pokhod，no.21，pp.19-20），他在报告中表示部队在柯尼希斯贝格的行为堪称模范，当地居民则把俄军作为解放者来欢迎，并通过当地的普鲁士官员以库图佐夫命令中规定的方式提供食物。

[17] E.Botzenhart（ed.），Freiherr vom Stein：Briefwechsel，Denkschriften und Aufzeichnungen，8 vols.，Berlin，1957-70，vol.4，施泰因致亚历山大一世，1813年2月27日/3月11日，pp.234-6。

[18] 接下来的段落中关于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态度和政策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T.Stamm-Kuhlmann，König in Preussens grosser Zeit，Berlin，1992，pp.365 ff。

[19] W.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in Befreiungskriege，2 vols，Berlin，1878：关于克内泽贝克出使的讨论位于vol.1，pp.137-56，引用的克内泽贝克原话位于 p.166。

[20] Beskrovnyi（ed.），Pokhod，no.33，1813年1月10/22日，切尔内绍夫致库图佐夫，pp.31-3。

[21] 原文viceroy，指代表国王管辖行省或殖民地的总督。——译者注

[22] Beskrovnyi（ed.），Pokhod，no.48，1813年1月22日/2月3日，切尔内绍夫致库图佐夫，pp.43-4。

[23] 关于瓦尔特河畔的战斗，见切尔内绍夫的日志：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86，fos.6ii-7i，以及他在1813年1月31日/2月11日给维特根施泰因的报告：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905，fo.2ii；关于本肯多夫，见Beskrovnyi（ed.），Pokhod，no.80，1813年2月15日/2月27日，维特根施泰因致库图佐夫，pp.80-81。

[24] 例如Reboul，Campagne de 1813，vol.2，ch.5和Gouvion Saint-Cyr，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militaire sous le Directoire，le Consulat et l’Empire，vol.4，Paris，1831，ch.1。

[25]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86，fo.8.

[26] 例如本肯多夫在2月22日（旧历2月10日）给列普宁的报告，切尔内绍夫在此前一天给维特根施泰因的报告：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905，fo.8ii；Beskrovnyi（ed.），Pokhod，no.86，1813年2月20日/3月4日，维特根施泰因致库图佐夫，p.89。

[27]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416，fos.1-2.

[28] A.G.Tartakovskii（ed.），Voennye dnevniki，Moscow，1990：A.I.Mikhailovskii-Danilevskii，pp.319-20.

[29] 关于条约，见Martens，Sobranie traktatov，vol.7，pp.62-82.关于施泰因对波兰的态度，见Botzenhart，Stein，vol.4，施泰因致明斯特尔，1812年11月7/19日，pp.160-62。

[30] Oncken，W.，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in Befreiungskriege，2 vols.，Berlin，1878，vol.1，pp.359-60；vol.2，p.287.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no.50，内塞尔罗德致斯塔克尔贝里，1813年3月17/29日，pp.118-22.Beskrovnyi（ed.），Pokhod，no.131，库图佐夫致温岑格罗德，1813年3月24日/4月5日，p.132。

[31] 关于奥地利外交政策最全面的资料依然是Oncken的两卷本，Österreich und Preussen.除了已经引用的关于这一阶段外交的常见著作外，还可参阅E.K.Kraehe，Metternich’s German Policy，vol.1：The Contest with Napoleon 1799-1814，Princeton，1963，以及A.Drabek et al.（eds.），Russland und Österreich zur Zeit der Napoleonischen Kriege，Vienna，1989中的文章。

[32] Oncken，W.，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in Befreiungskriege，2 vols.，Berlin，1878，vol.1，p.423：no.19，给莱布策尔特恩的指令，1813年2月8日；vol.2，pp.323-4，与哈登贝格伯爵的谈话，1813年5月30日。关于军事准备，见Geschichte der Kämpfe Österreichs：Kriege unter der Regierung des Kaisers Franz，Befreiungskrieg 1813 und 1814的前两卷：vol.1：O.Criste，Österreichs Beitritt zur Koalition，Vienna，1913；vol.2：W.Wlaschutz，Österreichs entscheidendes Machtaufgebot，Vienna，1913。

[33] Count A.de Nesselrode（ed.），Lettres et papiers du Chancelier Comte de Nesselrode 1760-1850，Paris，n.d.，vol.5，e.g.根茨致内塞尔罗德，1813年1月16日，pp.12-21；1813年1月28日，pp.27-31；1813年3月10日，pp.35-44；1813年3月12日，pp.44-7；1813年3月17日，pp.48-51；1813年3月18日，pp.51-5；内塞尔罗德致根茨，1813年3月14/26日，pp.58-60；根茨致内塞尔罗德，1813年4月11日，pp.64-70；1813年4月16日，pp.70-78；1813年5月2日，pp.83-90；1813年5月16日，pp.96-101；1813年6月13日，pp.104-7；1813年7月23日，pp.122-4.关于根茨在维也纳的地位，见Helmut Rumpler，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 1804-1914，Vienna，1997，pp.78-80。

[34] 后来的谈判大部分是由法比安·冯·德·奥斯滕-萨肯完成的，相关文件收录在他与外人通信的记录里：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403.奥地利人提供了关于波兰军队行动的重要信息，休战协定原始文本收录在Martens，Sobranie traktatov，vol.3，no.67，pp.70-91.后续协定收录在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7，p.118和no.74，pp.184-5。

[35] Kutuzov，vol.5，no.320，1813年2月16日（旧历）作战公报，pp.282-4.N.S.Pestreikov，Istoriia，leib-gvardii Moskovskago polka，St Petersburg，1903，vol.1，pp.115-19。

[36] Pestreikov，Istoriia，vol.1，p.115；关于凯克斯霍尔姆团，见B.Adamovich，Sbornik voenno-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leib-gvardii Keksgol’mskago imperatora Avstriiskago polka，vol.3，St Petersburg，1910，p.300（Адамович В.Сборник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лейб-гвардии Кексгольм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Австрийского полка.Т.3.СПб.，1910.С.300）。

[37] 关于雅罗斯拉夫尔团，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Opis 1，Delo 1098，fos.46-71。

[38] Beskrovnyi（ed.），Pokhod，no.59，特滕博恩致亚历山大，1813年1月31日，pp.54-6.关于他给维特根施泰因的报告，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905：引述的这两份特滕博恩致维特根施泰因的报告分别写于1813年3月9日（旧历）（fos.22ii-23i）和1813年3月11日（旧历）（fos.24ii-25i）。

[39] Londonderry，Narrative of the War in Germany and France in 1813 and 1814，London，1830，p.63.

[40] J.von Pflugk-Harttung，Das Befreiungsjahr 1813：Aus dem Geheimen Staatsarchivs，Berlin，1913，no.136，贝纳多特与波佐和叙赫特伦的交谈，1813年6月，pp.175-7。

[41] R.von Friederich，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1：Der Frühjahrsfeldzug 1813，Berlin，1911，pp.196-7；C.Rousset，La Grande Armée de 1813，Paris，1871，pp.96-7；A.Vallon，Cours d’hippologie，2 vols.，Paris，1863，vol.2，p.473.我感谢蒂埃里·伦茨（Thierry Lentz）教授让我注意到瓦隆（Vallon）的著作。

[42] A.Uffindell，Napoleon’s Immortals，Stroud，2007，pp.76，88-90.

[43] 这里的两份关键资料是Rousset，Grande Armée，chs.I-XII；Friederich，Frühjahrsfeldzug，pp.162-80.弗里德里希认为拿破仑从西班牙抽调了大约40000名老兵，斯科特·鲍登（Scott Bowden）写道，“西班牙军团立即为拿破仑的新大军团提供了20000名经过考验的老兵”，所以数据间的差异可能是由于牵涉的具体时间段不一所致：S.Bowden，Napoleon’s Grande Armée of 1813，Chicago，1990，p.29。

[44] 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190.

[45] Beskrovnyi（ed.），Pokhod，no.141，库图佐夫致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1813年3月28日/4月9日，p.142。

[46] Beskrovnyi（ed.），Pokhod，no.131，库图佐夫致温岑格罗德，1813年3月24日/4月5日，p.132。

[47] Tartakovskii，A.G.（ed.），Voennye dnevniki，Moscow，1990，p.329：这里有一段对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1813年日记的摘录。Beskrovnyi（ed.），Pokhod，no.105，库图佐夫致维特根施泰因，1813年3月8/20日，pp.107-8；no.123，库图佐夫致维特根施泰因，1813年3月17/29日，pp.125-6；no.94，维特根施泰因致库图佐夫，1813年2月26日/3月10日，pp.95-6；no.150，沃尔孔斯基致多夫雷，1813年4月8/20日，pp.151-2。

[48] K.von Clausewitz，Der Feldzug in Russland und die Befreiungskriege von 1813-15，Berlin，1906，pp.196-202.

[49] Pflugk-Harttung，Befreiungsjahr，no.82，布吕歇尔致维特根施泰因，1813年4月20日前后，pp.106-7：no.45，沙恩霍斯特致沃尔孔斯基，1813年3月22日，pp.62-5。

[50] P.Pototskii，Istoriia gvardeiskoi artillerii，St Petersburg，1896，pp.220-21.

[51] I.Radozhitskii，Pokhodnyia zapiski artillerista s 1812 po 1816 god，3 vols.，Moscow，1835，vol.2，pp.22-5.

[52] S.G.Volkonskii，Zapiski Sergeia Grigorovicha Volkonskogo（dekabrista），St Petersburg，1902，p.232：还有许多类似的评论，例如作为军队中所受教育最为良好的一个群体，那些年轻参谋军官们所做的评论。

[53] Tartakovskii，A.G.（ed.），Voennye dnevniki，Moscow，1990，pp.333，345.

[54] Hon.George Cathcart，Commentaries on the War in Russia and Germany in 1812 and 1813，London，1850，pp.122-30.J.P.Riley，Napoleon and the World War of 1813，London，2000，pp.79-89（对村庄的描述位于第80页）。

[55] Clausewitz，K.von，Der Feldzug in Russland und die Befreiungskriege von 1813-15，Berlin，1906，p.209.

[56] 关于这一点，见Botzenhart，Freiherr vom Stein：Briefwechsel，Denkschriften und Aufzeichnungen，vol.4，ed. E.Botzenhart，Berlin，1957-71.备忘录和1813年4月与沙恩霍斯特、哈登贝格、内塞尔罗德的通信集，pp.274-6，289-90，293-4，299-300，304-6。

[57]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no.102，亚历山大致贝纳多特，1813年5月26日/6月7日，pp.238-42；Oncken，W.，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in Befreiungskriege，2 vols.，Berlin，1878，vol.2，no.46，施塔迪翁致梅特涅，1813年6月3日，pp.660-63.

[58] Oncken，W.，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in Befreiungskriege，2 vols.，Berlin，1878，vol.2，nos.33 and 34，梅特涅致莱布策尔特恩，1812年4月29日，pp.630-34。

[59] Oncken，W.，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in Befreiungskriege，2 vols.，Berlin，1878，vol.2，no.38，给施塔迪翁的指令，1813年5月7日，pp.640-44。

[60]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no.80，内塞尔罗德致亚历山大，1813年5月1/13日，pp.196-7。

[61]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no.101，内塞尔罗德致亚历山大，1813年5月24日/6月5日，pp.236-7。

[62] Langeron，A de，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p.169-78.Eugen，Memoiren Memoiren des Herzogs Eugen von Württemberg，vol.3，p.39。

[63] 除了已经引用的基础文献外（Bogdanovich，Friederich，Chandler，Riley and Hofschroer），米夫林男爵的回忆录也是重要的资料，但他给出的巴克莱军有5000人的数据应当不予采用，因为指挥这支部队的朗热隆认为那一天有8000人在场：Baron Karl von Müffling，The Memoirs of Baron von Müffling：A Prussian Officer in the Napoleonic Wars，London，1997，pp.36-8。

[64] Langeron，A de，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189.Baron von Odeleben，A Circumstantial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Saxony in the Year 1813，2 vols.，London，1820，vol.1，p.95.

[65] Baron von Odeleben，A Circumstantial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Saxony in the Year 1813，vol.1，p.103.

[66] Oncken，W.，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in Befreiungskriege，2 vols.，Berlin，1878，vol.2，pp.323-4，and no.46，Stadion to Metternich，3 June 1813，pp.660-63.

[67] 关于亚历山大对施韦德尼茨的看法，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905，fo.51ii，沃尔孔斯基致维特根施泰因，1813年5月11日（旧历）；Baron Karl von Müffling，The Memoirs of Baron von Müffling：A Prussian Officer in the Napoleonic Wars，ed. Peter Hofschroer，London，1997，pp.44-9。

[68]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17，Delo 34，fo.18，坎克林致巴克莱·德·托利，1813年5月23日；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17，fos.158-9，巴克莱致维特根施泰因，1813年6月26日。Freiherr vom Stein：Briefwechsel，Denkschriften und Aufzeichnungen，vol.4，ed. E.Botzenhart，Berlin，1957-71，库图佐夫致施泰因，1813年4月6/18日，p.287。

[69]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905，fo.55ii，沃尔孔斯基致多夫雷，1813年5月19日（旧历）；Pflugk-Harttung，Befreiungsjahr，no.135，莱斯托克致哈登贝格，1813年5月30日，pp.171-5；M.I.Bogdanovich，Istoriia voiny 1813 g.za nezavisimost’ Germanii，2 vols.，St Petersburg，1863，vol.1，pp.299-301（Богданович М.И.История войны 1813 г.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Германии.СПб.，1863.Т.1.С.299-301）。

[70] F.Ley，Alexandre Ier et sa Sainte-Alliance（1811-1825），Paris，1975，pp.63-5.关于亚历山大的行为，可见Oncken，W.，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in Befreiungskriege，2 vols.，Berlin，1878，vol.2，p.330。

[71] Langeron，A de，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