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星期六，中午12∶30

（阿拉斯加州，上午8∶30）

当消息传来说，在北极执行空气样本采集任务的U-2侦察机飞行员失踪时，鲍尔将军正在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奥福特空军基地的高尔夫球场上。^[9]从苏联防空系统截取的追踪数据表明，这架侦察机正位于苏联领土上空，且至少有6架米格截击机已起飞去击落莫尔茨比。这位战略空军司令部总司令在赶回办公室的途中，路过了一块大型布告板，上面刻着一句奥威尔式的标语“和平是我们的使命”^[10]。

在此之前，战略空军司令部没有任何人关注过空气样本采集的任务。鲍尔的一名下属联系了莫尔茨比所属联队——第4080战略联队——的指挥官，想知道“你把一架U-2侦察机派遣到苏联上空到底是要干些什么”^[11]。

“你最好问问别人，因为我现在忙得手忙脚乱。”约翰·德斯·波特斯（John Des Portes）上校如此回复道。他现在更担心的是逾期未回的安德森少校，又说了一句：“我哪里知道会有一架U-2侦察机跑到苏联上空去了。”

回到指挥所，鲍尔发现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情报官员正在一面大屏幕上绘制莫尔茨比的飞行路线，边上还绘有苏联米格截击机的飞行路线。美国人实际上是借助于苏联军用飞行控制器，才得以跟踪这架在楚科奇上空失踪的U-2侦察机。由于信息必须实时提供给散布在国家各处的跟踪站，即便是安全意识很强的苏联人也没法为他们的防空网络设计非常复杂的加密手段。由此，那些通过高频无线电传输，并从电离层脱离出来的数据就能够被远在数千英里之外的美国监听站捕获。

鲍尔现在进退维谷。他们“解读”苏联防空系统“传输数据”的能力是一项受到严格保密的国家机密。^[12]如果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指挥官们警告莫尔茨比，告诉他所犯的导航错误的严重性，那么他们将冒很大的风险，因为这可能提醒苏联人去注意到这项极有价值的情报技术。他们必须想出一个办法，既能够让莫尔茨比调转方向回到阿拉斯加州，又不能泄露他们得知他确切位置的方法。使事态进一步复杂化的是，克里姆林宫可能会把此次误入苏联领空的事件解读成一个极度挑衅的行为；苏联领导人也有可能会把它看作全面入侵的先行侦察行动。

情报官员需要获得国家安全局的特殊批准，才能共享他们知道的发生在莫尔茨比和行动指挥官身上的问题。他们很快就获得了批准，但条件是不能透露这些情报的来源。而“鸭屁股”搜救小队和艾尔森空军基地的导航员已经在尝试通过天文观测把莫尔茨比引回阿拉斯加州。

弗雷德·冲本（Fred Okimoto）中尉正是那位为莫尔茨比绘制飞行路线的导航员。他在午夜把莫尔茨比送走之后，就到艾尔森军官区休息去了。他在几个小时后被行动指挥官福里斯特·威尔逊（Forrest Wilson）上校摇醒，并被告知U-2侦察机失踪的消息。“我们遇上麻烦了。”威尔逊用他一贯的低调口吻说道。^[13]

两人步行来到了U-2侦察机的机棚。他们走进楼上的一间小办公室，飞行任务就是在这里设计好的。冲本又新计算了一遍，检查是不是出了什么差错。一切看起来都似乎正确无误。“鸭屁股”用于联络莫尔茨比的高频单边带无线电频道时而传来声响。导航图表铺满了整个办公室，而U-2侦察机飞行员报告的猎户腰带与飞机鼻端的相对位置表明他正朝南飞。当务之急是让他掉转方向朝东飞行。

导航员向窗外望去，注意到东边地平线上有一束微弱的红光。在阿拉斯加州中部，太阳开始升起。这让他想出了个点子。他连上电台，询问莫尔茨比是否能看见太阳升起。

“不能。”传来的回答十分简洁。

此时结论已经非常明显了，莫尔茨比正在阿拉斯加州以西数百英里的地方，也就是苏联领土的上空。解决方案就是让他向左转，直到猎户座位于飞机的右翼翼尖，这样他就能回家了。

莫尔茨比既害怕又疲惫，他仍然能从单边带电台上收到奇怪的消息。这一次，这个不熟悉的声音告诉他要右转35度。他要是照做，就会飞向苏联内陆地区。飞行员试图用“只有正统操作员知道”的密码和他确认身份，但是没收到任何回应。

来自阿拉斯加州的信号却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不断减弱。莫尔茨比听到的最后一条指令是“左转15度”。

莫尔茨比知道燃料已所剩不多了，肯定不能支撑他回到阿拉斯加州。他很有可能需要尝试紧急降落。来自未知源头的信号仍然十分清晰，但他对它们置之不理。他打开了紧急频道并叫道：“求救！求救！求救！”

在疯狂地叫喊求救后，他捕捉到了一处电台信号，声音像是俄罗斯民歌。三弦琴、手风琴和斯拉夫语突然变得“响亮且清晰”。

莫尔茨比终于明白自己在哪里了。

从电台听到俄罗斯音乐后，莫尔茨比先是害怕，他想到自己可能会成为“另一位加里·鲍尔斯”。鲍尔斯于1960年执行一项针对苏联核弹发射基地的U-2侦察任务时，在西伯利亚上空被击落。他跳伞并安全着陆，却立即被苏联农民逮住。莫斯科对其举行了一场形式上的公审，他最终在监狱里度过了21个月。这次U-2侦察机事件令美国——尤其是艾森豪威尔总统——颜面尽失。美方错误地以为鲍尔斯不可能在击落中生还，艾森豪威尔由此授权发布一份声明，声称鲍尔斯的U-2侦察机在土耳其东部“执行高空气象研究任务时”坠毁。^[14]高兴的赫鲁晓夫很快就揭露说，美国政府就此事件做出的一系列声明都不过是蹩脚的谎言。

莫尔茨比知道蹲共产主义监狱是怎样的滋味。他的思绪又回到10年前1月的一天，那是他第17次在朝鲜执行作战任务。^[15]他的F-80流星战斗机的两侧机翼下都搭载了1000磅的炸弹，随时准备投放到Kunri（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的中国援军身上。在他试图俯冲轰炸铁路线的时候，敌人的一片弹片从后面撞到了机身。飞机随即失控并直冲向地面，时间只够他投放两枚炸弹并猛拉起弹射座椅把手。飞行员的降落伞自动打开，喷气式战斗机从头顶呼啸坠落，而炸弹就在其周围爆炸。他就这样缓缓地降落到地面，跌进了雪地里。他挣脱出降落伞后试图逃跑，但没跑出多远就发现自己对着“十几支步枪的枪口，全都握在中国士兵的手中”^[16]。

从这天起他当了600天战俘。空军把他列入了“执行任务时失踪”的名单里。^[17]很长一段时间，他与美国及其盟军的战俘分开关押，待在一个臭烘烘的山洞里，且因洞高过低而无法站立起来。后来，他们把他和其他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关到了一起。他们的床铺是肮脏的稻草，还得和老鼠、昆虫共享。那里的气候异常寒冷，牢饭只有米饭和水。“到处是疼痛，强烈的疼痛。一个个月过去，伴随着寒冷和无止境的拷问，饥饿和贫乏变得愈发严重……（莫尔茨比）被从一个地方拖拽、推搡到另一个地方，从来都不知道他和他的狱友们身在何方。”直到1953年8月底，他才最终因为战俘交换而得以释放。

莫尔茨比越是回忆之前的战俘经历，就越是决心要“尽可能地远离”播放俄罗斯音乐的电台站。他左转后笔直地飞行，直到电台信号在他身后越来越弱，猎户座也出现在飞机右翼翼尖。他仍然在单边带电台的紧急频道上呼叫“求救！求救！”直到声音都嘶哑了。

但是，他离苏联边境仍然有300英里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