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如果白宫、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果可以提高法律标准以确保这一点——那么，整个美国外交政策的运作可以对那些相对比较独立的道德标准负责吗？在冷战的国际体系中，难道学会“根据需要……做不善之事”，就意味着放弃所有从“善”的意识吗？此外，缓和政策在当中该置于何处呢？

按照任何传统的道德准则，很难为人为地分裂诸如德国、朝鲜和越南这样完整的国家找到合理的理由，可是美国及其盟国牺牲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耗费了数十亿美元来维持这种分裂。它牺牲民主的价值观，以在大多数“第三世界”支持右翼独裁统治的方式来阻止左翼独裁统治的出现，自从杜鲁门以来的历届政府都如法炮制这种做法。如果某人认为大规模劫持人质是一种符合人性的行为，那么，直接把平民置于核毁灭危险下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当然就成为合理的。而美国的战略家的确如此，因为他们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来威慑爆发一场全面核战争这样巨大的灾祸。随着冷战逐渐展开，他们由不为这种对道德准则的妥协感到抱歉，发展到视这种妥协为必须的、道德的甚至可取的。⁵⁸

但是华盛顿的官员们早已深信，他们唯一可以避免这种违反人权行为的方法就是开战，而这么做却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糕。1956年匈牙利起义爆发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公开警告说，美国的军事行动“将……加速一场全面世界大战的爆发，并且其结果很可能是所有人全部被消灭”。⁵⁹当迟至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约翰逊政府认为，除了抗议进攻、警告苏联不要在别处重复同样的做法，并且取消这位即将卸任的总统同新任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就限制战略性武器进行谈判的峰会外，别无他法。约翰逊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后来解释说，在欧洲发生的事情“从来就不是我们同苏联之间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尽管这听起来是多么可耻”。⁶⁰

1.1945年苏联红军与美军在德国托尔高会师

2.1945年波茨坦会议上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1.1945年的乔治·奥威尔

2.1950年沃尔特·乌布利希与他的妻子

3.1948年西柏林的孩子对飞过的运输机欢呼

4.1949年阿登纳当选西德总理

1.1950年美军运兵船到达朝鲜战场

2.1952年（东德）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游行

1.1953年（西德）的纪念游行

2.1953年苏联坦克进入东柏林

1.1956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被推倒的斯大林雕像

2.1958年西柏林反核武器的抗议

1.1959年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以南一个哥伦比亚武装小镇上对大众发表长篇演说

2.1961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迎接到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

1.1961年法国总统戴高乐、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及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在爱丽舍宫

2.1961年正在修筑的柏林墙

1.1962年苏联货船“阿诺索夫”号在美国海军飞机和驱逐舰“巴里”号的监视下离开古巴

2.1968年法国巴黎拉丁区的骚乱

1.1969年美国纽约市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

2.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华约”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首都

3.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接见中国乒乓球队的代表

4.1974年理查德·尼克松辞职

1.1975年的赫尔辛基会议

2.1975年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左）与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中）在总统办公室

3.1979年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美国华盛顿白宫

1.1983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波兰卡托维兹

2-1985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与苏共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发表联合声明

3.1988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第一夫人南希·里根在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与苏联平民见面

4.1989年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右）与苏共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左）在马耳他一次国际峰会上的会晤

1.1989年柏林墙倒塌

2.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在布拉格接见英国滚石乐队

3.1991年的莫斯科，叶利钦在坦克上发表演讲

“缓和”（détente）意味着降低爆发核战争的风险，鼓励在冷战对手之间建立一种更可预测的关系，并且帮助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令人困扰的国内无序状态中恢复过来。从任何最直接的意义上而言，它并无意确保公正：它的大多数信奉者认为，公正只能从超级大国们认为合法的均势状态中产生。基辛格是这一立场的最富思想性的鼓吹者。1957年，他对于1815年后的欧洲格局写道，合法性“不应同公正性混为一谈”：

它意味着所有大国对国际秩序框架的接受，至少没有一个国家如此不满以至于……以一种革命性的外交政策来表达它的不满。一种合理的秩序不会使冲突变得不可能，而是缩小冲突的范围。⁶¹

在1973年10月被尼克松任命为国务卿后，基辛格仍然持有这种立场：“一方把绝对的公正强加于人的企图，会被所有人视为绝对的不公正……因此稳定依赖于相对的满意以及一些国家相对的不满意。”

基辛格非常小心地警告那种“变得过分迷恋于稳定”的倾向。“过分实用主义的政策”将“不仅缺少方向性，而且没有根基和实质。”它提供“不了其他国家评判我们表现的准则，也（提供）不了可以团结美国人民的规范”。但是在冷战外交中选用“过分实用主义”的路径，就会变得“不切实际或危险”，导致“徒劳无益的装腔作势或冒险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因此，负责任的决策者“必须与他人妥协，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与自己妥协”。⁶²“缓和政策”内在的道义在于避免战争和革命，在核时代这是个不小的成就。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康德关于普遍正义的目标只能从人们普遍接受冷战现状的基础上来实现。

但是，这个论断并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如果缓和政策的确降低了核战争的危险，那么为什么以道德标准指导冷战仍然如此危险？如果冲突成为国际关系中正常的情况，那就意味着美国将必须接受非道德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一个永恒的特点吗？这又如何与基辛格所承认的“没有道德目标的美国无法对自己坦诚相待”相符呢？⁶³这是新任国务卿在从四面楚歌的尼克松那里接管制定对外政策目标时所面临的困境：确保国外的现状将使它在国内更易受攻击。

这种脆弱性在人权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清晰。1972年莫斯科峰会后不久，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对离开苏联的移民征收了一项出国移民税（exit tax），旨在贴补政府的教育支出。比起之前许多更严重的违反人权的做法，这看上去是一种小暴行，可是它恰好发生在美国国内对苏联政府对待苏联犹太人和持异见者的担忧与日俱增之时。这项出国移民税激起了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参议员亨利·M.杰克逊（Henry M.Jackson）和众议员查尔斯·瓦尼克（Charles Vanik）提出了一项针对例行的《贸易改革法》（Trade Reform Act）的修正案，拒绝给予任何对移民实行限制或缴税的“非市场经济”以“最惠国”待遇或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杰克逊——毫无疑问他觊觎着总统宝座——强调，美国应当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不是奖赏苏联在国外的所作所为，而是改变它在国内的做法：“当我们有某些让我们感受强烈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应当把这个原则性的问题放在桌面上谈，尽管知道俄国人不会认同。”⁶⁴

基辛格抗议说，《贸易改革法》的条款慎重平衡了大棒和胡萝卜的运用，并最终劝说了苏联同意限制战略性武器。在协议达成之后再增加新的要求——特别是让俄国人在国外压力下改变其国内政策的要求——只会成为一项“无法实现的”命令，它“损害了我们的对外信誉，却没能给我们任何可以处理由此造成的紧张后果的办法”。保持沉默的外交比公开装腔作势更有利于苏联犹太人、持异见者和其他潜在的移民者；并且在美苏关系并不和睦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为他们做什么事情。⁶⁵莫斯科对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反对有着更深刻的原因。正如多勃雷宁大使后来承认的：“克里姆林宫担心，从社会主义乐土外移出的广泛意义上的移民（无关民族或宗教），似乎代表了一定程度上可能破坏国内稳定大局的自由化趋势。”⁶⁶

但是，这意味着为了寻求地缘政治的稳定，尼克松政府已经开始支持苏联的国内稳定。它试图像梅特涅和卡斯尔雷在拿破仑之后，通过平衡欧洲内部的对抗来治理欧洲那样，治理冷战国际体系。但是19世纪的这种调解认可了被平衡各国的国内宪章：在被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基辛格著书论说的那个时代，改革的呼声很容易被弃置一旁。而在这个更加透明和民主的时代，基辛格试图以一己之力指引事件发展的方向，则更不容易做到了。

基辛格从来无意让缓和政策确保苏联独裁主义的未来。“勃列日涅夫的冒险，”他在1973年夏写给尼克松，“就是，好像这些政策凝聚了动力和长期性，它们的效果不会削弱他从中获取权势和合法性的那个体系。另一方面，我们的目标就是确保在长期准确地实现这种效果。”⁶⁷但是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中，长期的目标变成了当下的：修正案获得了那些在意识形态上持反对意见者的支持。那些相信对外政策应当永远追求公正的自由主义者，谴责基辛格一味追求稳定的犬儒主义。肯定俄国人绝对不可信的保守派，公开指责基辛格这么做太天真。而随着尼克松总统任职期限的临近，他为抵御这些压力能做的事情微乎其微。

1975年初，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在国会两院获得了通过，几个月之后尼克松辞职。苏联以取消所有同美国的贸易协定作为回应。结果，移民、贸易以及缓和政策自身都深受其害：无论冷战中曾经开始的“解冻”进行得如何，现在似乎都结束了。这些事件已经开启一个不同的进程。通过一种包括了自身宪制上制约和平衡、一位雄心勃勃的参议员的总统志向，以及一位在道德上受到质疑的总统的权力日益减弱等诸多因素在内的迂回曲折的过程，美国最终采取了与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一致的立场：无论国家主权或是外交需要，都不能允许任何国家以其乐意的任何方式对待自己的公民。如果没有一种普遍的公正准则，也应当至少有一种有关人类尊严的基本准则，这一准则必须获得优先的考虑，甚至优先于稳定冷战秩序的任何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