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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2 青春传奇：从农家子弟到共产主义战士，1896～1921
关于格奥尔吉·朱可夫的童年和青年，现有的故事听起来就像是乞丐变富翁的童话。故事是这样的：1896年，朱可夫出生于俄国农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十二岁时被送到莫斯科当毛皮匠学徒，1915年应征加入沙皇军队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过伤，并因作战勇敢而获得勋章。1917年的俄国革命使年轻的格奥尔吉卷入了政治。他先后加入红军和共产党，在俄国内战中站在获胜的布尔什维克一方。在被选中参加军官培训之后，朱可夫在红军中逐级晋升，成为苏联元帅和二战中最著名的苏军将领。
故事基本属实。朱可夫出身寒微却跃居社会的顶层，这是理解他对共产主义和苏维埃体制的信仰终生不渝的关键。朱可夫从成年起便为之服务的是一个野蛮、高压、专制的政权，而且不时地采取恐怖手段。它在经济上并不特别有效，尽管它可以在紧急情况（例如战争）下有效地动员各种资源。这一体制始终未能践行其平等主义理想，统治它的是一个很少——如果说有过的话——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政党。但是与旧的沙皇政权相比，它给朱可夫这样的人提供了此前从未有过而且也无法想象的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升迁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特权、社会地位以及强烈的身份意识：自己是精英中的一分子，负有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责任。这并不是说朱可夫之所以忠于苏维埃体制，仅仅是因为这样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对于他以及其他许多成功地成为新的苏维埃精英成员的人来说，在其理想与升迁所带来的好处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在迈向更好的世界的过程中，两者都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
关于朱可夫早年生活的故事，问题在于，它的主要信息来源是朱可夫本人。如果用现代社会的标准来衡量，他的童年生活的确是很艰苦的，但他的家庭背景并不像该神话所暗示的那样，连基本的权利都没有。考虑到他的出生地以及家庭的亲戚关系，他还是个相对来说得到优待的（privileged）农民。
童年和青年时期
朱可夫的故事要从1896年12月1日一个名为斯特列尔科夫卡（Strelkovka）的村子开始说起，它属于莫斯科西南约80英里的卡卢加省（Kaluga Province）。[1]他的父亲康斯坦丁（Konstantin）是个鞋匠，母亲乌斯金妮娅（Ustin’ya）是做农活的。“朱可夫”这个姓源于俄语中表示“甲虫”的“Zhuk”。在俄罗斯俚语中，它还可以指有点儿捣蛋的人。朱可夫的父母都是二婚，两人以前的配偶都死于肺结核。[2]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他的父母结婚时年龄都已经很大了，分别是五十岁和三十五岁。不过，据他的小女儿玛丽亚（Maria）说，教堂的记录（写回忆录时朱可夫没看到）表明，康斯坦丁和乌斯金妮娅在1892年结婚时，一个是四十一岁，一个是二十六岁。[3]不过，考虑到俄罗斯农民艰辛的生活对于人的外貌的影响，在朱可夫的记忆或想象中，自己的父母要比实际的年龄显老也不足为奇。
格奥尔吉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他还有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名叫玛丽亚。在他五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又生了个男孩阿列克谢（Alexei），但这个孩子只活了不到一年。“我和姐姐，更不用说爸爸和妈妈，都很难过，经常去看他的坟墓。”[4]三个孩子都受洗成了俄罗斯东正教徒。“我的父亲从出生、教养和观点来说，和他的士兵一样，”朱可夫的女儿玛丽亚声称，“都是东正教徒。他们和他一起在战斗前祈祷：‘上帝与我们同在！’”[5]二战期间，有传闻说朱可夫在自己的小车里有一尊圣像。可是当朱可夫战时的司机被问及此事的时候，他说这是胡扯。“他是个党员……要是车里有圣像，我是会知道的。”[6]虽然他的女儿相信他是个东正教徒，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宗教信仰在朱可夫的生活中起过任何作用。
朱可夫出生于其中的俄罗斯，是一个幅员辽阔的陆上帝国，从华沙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从北冰洋到里海和黑海，绵延数千英里，横跨10个时区。在它的境内，生活着100多个民族和族群，尽管人口中占多数的是和朱可夫一样的俄罗斯人。1900年，俄罗斯的人口约有1.4亿，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
朱可夫在卡卢加省的出生地位于所谓的“中央工业区”，它包括莫斯科及其周边省份。与俄罗斯南部及乌克兰大草原的肥沃的“黑土地”不同，“中央工业区”的地貌以湖泊、河流和成片的森林为主，很适合朱可夫喜爱的渔猎活动，但不太适合农业。它的主要的农作物是亚麻和蔬菜，而不是谷物。在“中央工业区”中承担农活的主要是像朱可夫的母亲那样的妇女。男人们则从事农业以外的活计和手艺，所以他们经常到莫斯科揽活。在那里，他们发现到处都是和他们一样的来自乡下的人。
20世纪初的俄罗斯，随着小学教育在农村的普及，农民的生活正经历着一场文化革命。村庄不论大小，大多建起了学校。朱可夫就是受益者之一，他接受了三年完整的小学教育，而多数农民都会选择两年。这表明，他的父母或许是贫穷的，但对于自己儿子的期待还是较高的。把教育当作提升个人社会地位的途径，这是朱可夫一生秉持的态度，而且他还把这样的态度传给了自己的家人。
朱可夫的父亲康斯坦丁虽说有一门手艺，可从来没有多少活可干，因此，格奥尔吉年幼时一直饱受贫困的煎熬。这种贫困是俄罗斯农民共同的命运，就连那些生活在相对富裕的“中央工业区”的农民也不能幸免。
格奥尔吉长得像他的母亲，而且他也继承了她那强壮的体格——据说她能背着一袋200磅重的粮食走一段路。[7]但是从感情上来说，他似乎与自己的父亲更亲近，尽管康斯坦丁要经常外出，到莫斯科找活干——这也许正是原因所在。“我爱父亲，他也很宠我。不过，偶尔他也会因为我犯的错误而惩罚我，用他的皮带抽我并要我道歉。我比较犟，不管他抽得有多狠，也会咬紧牙关，从不求饶。有一天，他又这样抽我，我就从家里跑掉了，在邻居家的大麻地里躲了三天。”[8]在当学徒的时候以及在加入军队之后，朱可夫也经常受到体罚，但他并未因此而怀恨在心。在多年之后，他告诉自己的女儿玛丽亚说：“艰难的生活是人生最好的学校。”[9]
格奥尔吉于1903年七岁时开始上学并成功完成了三年的小学课程。为了庆祝他的成功，母亲给了他一件新衬衫，父亲给他做了一双新靴子。不久，家里人便做出决定，让朱可夫到莫斯科跟着他的舅舅米哈伊尔（Mikhail）当毛皮匠学徒。
莫斯科离斯特列尔科夫卡坐火车只要四个小时（现在是一个小时多一点），但对小格奥尔吉来说，那可是个大不一样的陌生世界。1908年夏天，当他来到莫斯科的时候，熙熙攘攘的人群、高大气派的建筑（村里的房子没有超过两层的）以及疯狂的生活节奏，让他感到头晕目眩，不知所措。不过，莫斯科到处都是像他那样的人：受过教育的农村小伙子，有亲戚在这座城市，做毛皮匠、裁缝、木匠、皮匠之类的手艺。
他舅舅的门店在市中心，离红场不远。朱可夫一天要干十二个小时，其中有一小时的午饭时间。工作很辛苦，还要时不时地挨师傅（和女工头）的打，但格奥尔吉不仅熬过来了，还挤出时间来上夜校继续自己的教育。朱可夫在后来的生活中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学习习惯。朱可夫不属于那种才智出众的将军，宁可说，他属于苏联人所谓的实干型，也就是注重实际行动的人；但在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方面，他是个好学生，而且还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文学作品。据他的女儿埃拉说，读书在朱可夫的家中总是处于中心位置。到这位元帅去世的时候，他在自己的乡间别墅已经积攒了20000册图书。可惜的是，在他去世之后政府收回了别墅，大部分藏书都变成了纸浆，最后只有几百册被博物馆收藏了。[10]
与格奥尔吉一道自学的是他的表兄弟、老板的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er）。他们一起学习俄语、数学、地理及科普读物，还有一个科目是德语。为了帮着做生意，亚历山大被自己的父亲送到莱比锡学习德语。在定期返回莫斯科家中的时候，他就抽空教他的表兄弟这门语言[11]，而朱可夫将会在自己的军事生涯中把它派上大的用场。
1914年，朱可夫学徒期满。此时的他作为一个手艺不错的毛皮匠有了不错的收入，手下还有3个小徒工。从他与自己那些毛皮匠同事在当时一起拍的一幅照片来看，这是一群衣着体面而又温文尔雅的富足的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另一张朱可夫与亚历山大一起拍的照片也表明，这个年轻人已经超越了他卑微的出身，成功适应了城市的新环境。要不是1914年8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朱可夫无疑会继续做他的毛皮匠，并最终经营起他自己的作坊。
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很坦率，说自己年轻时缺乏政治热情，并说这在他的同事中很普遍。他将其归因于手工业者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是与工业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截然不同的。与此同时，他又声称自己已经受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而正在俄国传播的各种革命思想的影响，并暗示说，自己逐渐开始信奉共产主义思想。可是，除了朱可夫自己的证言之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种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的萌发。他当初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时很可能并不像他后来说的那样坚决。他的确成了一个忠贞的共产主义者，但那是由于机缘而非有意的安排，是由于军事和政治事态发展的偶然性而非社会主义思想的启示。这其中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由此而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沙皇的士兵
1914年的“七月危机”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奥匈帝国的皇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于6月底在萨拉热窝被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暗杀之后（一同遇害的还有大公的妻子苏菲），奥匈帝国针对塞尔维亚进行了战争动员。当奥匈帝国于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的时候，俄国也开始动员，以支持其巴尔干盟友和斯拉夫兄弟国家。为了回应俄国的战争动员，作为奥匈帝国的盟友，德国于8月1日对俄宣战，并在两天后向与俄国结盟的法国发动了进攻。随着8月4日英国对德国宣战——理由是德国侵犯了中立国比利时——大战的主角纷纷登场。随后，其他一些国家也卷入了战争：土耳其（1914年）和保加利亚（1915年）加入德国和奥匈帝国一方，日本（1914年）、意大利（1915年）和美国（1917年）加入英、法、俄一方。
从俄国人的立场来看，他们卷入的是一场保卫国家、反对德国和奥匈帝国侵略者的战争。由于战争的爆发，俄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爱国主义动员，就和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希特勒进攻苏联时的情形相似。受到爱国热情鼓舞的朱可夫也想从军，但在与来自老家村子的另一个毛皮匠商议之后，他决定等到征召他这个年龄段的人的时候再说。不过，亚历山大却决定从军，并试图说服格奥尔吉也那么做。
1915年夏天朱可夫应征入伍的时候，他同舅舅米哈伊尔进行了商量。米哈伊尔告诉他，他可以以生病为由推迟一年。当朱可夫说他身体很好、完全可以到前线服役时，他的舅舅问他，是不是真的想成为亚历山大那样的傻瓜。“我告诉他，”朱可夫回忆说，“我有义务保卫祖国。”[12]
1915年8月，朱可夫在卡卢加省报到入伍，并被分配到第5预备骑兵团。在那里，他“因为（对骑兵）抱有许多浪漫的想法……而对当兵感到非常开心”。[13]9月，朱可夫和他的团一起被派往乌克兰的哈尔科夫省，加入第10骑兵师。正是在那儿，他接受了骑兵训练。他的第一匹马是一匹名为“恰谢奇娜娅”（Chashechnaya）的深灰色烈马，他一天要给它刷洗三次。
到1916年时，朱可夫已完成了自己的骑兵训练，接着又被选中接受进一步的培训，预备将来成为军士。在此期间，成年后的朱可夫第一次与上司发生了冲突。那是一个特别野蛮的军士，绰号“四指半”，因为他右手的食指缺了半截。“四指半”找朱可夫的茬，还对他施压，要他不当骑兵而去做文书。尽管朱可夫期待着能够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但就在考试的前两周，由于对“四指半”的不忠和不服从，他被宣布除名。当时，他以为自己的骑兵生涯就此完结了，但在一位一同受训的士兵将此事报告给指挥官以后，他摆脱了这样的厄运。那位指挥官决定让朱可夫完成训练。
在回忆录中说到自己参加的军士培训时，朱可夫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在骑术、武器的使用和操练方法方面，这种培训的确不错；另一方面，“教给军士的不是合乎人道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对他的期待就是要把士兵变成听话的机器。维持纪律靠的是严厉。虽然条例并未规定可以采取体罚的方式，但这种做法实际上却司空见惯”。[14]
1916年8月，朱可夫被派往摩尔多瓦境内的德涅斯特河（River Dnestr）沿岸承担战斗任务，当时那里属于沙俄的一个省。朱可夫还没到前线就受到了战火的洗礼：他所在的部队遭到了一架侦察机的轰炸，结果炸死了一名士兵，炸伤了五匹马。到前线后不久，朱可夫就因为抓到一名德国军官而获得了自己的第一枚勋章——“圣乔治十字勋章”。在苏联记者于1945年在柏林写的一篇没有发表的采访中，朱可夫回忆说自己当时对情报工作十分着迷，而且因为懂得一点德语，就专门抓俘虏。[15]在1916年10月又一次执行侦察巡逻任务的时候，朱可夫的两位同伴被地雷炸成了重伤，他本人也被爆炸的气浪从马背上掀了下来。严重震伤的朱可夫被转移到乌克兰的哈尔科夫住院治疗。这次负伤让朱可夫得到了他的第二枚“圣乔治十字勋章”。1916年年底，他被派回自己原来的部队——第5预备骑兵团。就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说的：“当初我离开时还是个年轻的士兵，现在带着军士的杠杠、实战经验和两枚‘圣乔治十字勋章’回来了。”[16]
革命与内战
朱可夫原来的部队驻扎在哈尔科夫东南约80英里的巴拉克利亚（Balakleya）附近的拉格利（Lageri）。在那里，朱可夫和他的伙伴们很快便卷入了1917年的革命进程——它从统治俄国达300年之久的罗曼诺夫专制王朝的垮台开始，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而达到了高潮。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发生总罢工和士兵哗变之后于1917年3月的逊位加快了这一进程。（彼得格勒的前身是圣彼得堡，1991年苏联解体后它又恢复了原来的名称。在苏联时代，它被更名为列宁格勒。）
沙皇下台的背后，是民众风起云涌的不满和抗议浪潮。对俄国而言，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它连遭败绩，丢失了领土，伤亡惨重。事实证明，沙皇政府没有能力组织好国家的战争努力。武器弹药匮乏，部队的许多基本需要——食物、被服和医疗救助——都是由民间组织提供的。为了支付战争费用而大印钞票，使通货膨胀日趋严重，而货币贬值和农民惜售又导致城市的粮食短缺。城市居民的反应是举行罢工和政治示威活动。1915年11月，沙皇尼古拉接管了武装力量的指挥权，结果让自己成了俄国的军事失败和战时的种种弊端的罪魁祸首。雪上加霜的是，中产阶级不再信任他的领导能力并坚持呼吁实现俄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
当1917年3月彼得格勒纺织女工的罢工和示威发展成全市范围的抗议活动时，问题就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部队接到了恢复秩序的命令，许多示威者被枪杀。但在后来，该市卫戍部队的士兵发生哗变并加入抗议者一边。有人劝说对自己的首都失去控制的尼古拉，应该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引退。他曾想传位于自己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但遭到后者的拒绝。罗曼诺夫专制王朝就此终结。
由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家们组成的临时政府取代了沙皇政府。临时政府的目标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进行紧急改革，并做好制宪会议选举的筹备工作，而制宪会议将就国家的新宪法达成一致。不过，事态的发展让这些计划落了空。因为此时的政权是一种“二元政权”，权力和权威由临时政府和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分享。苏维埃作为普选产生的委员会，在地方层面接管了国家的管理。它们比临时政府更加激进，这就为布尔什维克和其他革命集团的鼓动和宣传，即要求在俄国建立一个不但是民主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政权，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要求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要求“和平、面包和土地”——土地归农民，面包给工人，并让俄国退出战争。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很受欢迎，尤其是在士兵和工人当中。不到六个月，他们就成为俄国最强大、最有组织的政党。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策划政变，推翻了临时政府，并宣布成立新的社会主义政府，它将代表各个苏维埃的利益而进行统治。
这些很快从彼得格勒波及全国各地的剧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军队的政治化。临时政府的首批法令之一就是，准备发布命令，批准成立士兵委员会和水兵委员会，以便选出他们的地方苏维埃代表。朱可夫当选为自己所在的骑兵连的委员会主席和团苏维埃代表。他后来声称，当时自己在团里支持布尔什维克派，但他的当选很可能只是反映了他作为优秀军士的地位和威望，而不是自己的政治倾向。朱可夫还提到了团苏维埃是怎样被反苏维埃分子接管的。结果，这个团的一些部队与乌克兰的反革命民族主义分子站在了一边。他自己的部队被解散了，士兵们被遣散回家，而他有几周一直在东躲西藏，以逃避替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效力的军官们的追捕。看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要一直等到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之后才来到莫斯科。
1917年年底，朱可夫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斯特列尔科夫卡，打算——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休息一下再加入布尔什维克于1918年1月建立的红军。但不巧的是，他得了斑疹伤寒，所以他又过了半年才加入军队。不过，现在看来，朱可夫当时的做法很可能是和多数被遣散的前沙皇军队的士兵一样：回家静观其变。
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俄国退出了战争。不过，和平的代价是很高的，布尔什维克被迫将大片的土地割让给德国人。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因此发动了武装暴动，反对列宁政府，而这在俄国还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他们是不愿意去做的。为了应对刚刚开始的内战，布尔什维克开始组建武装力量，以便保卫自己用革命的手段夺取的政权。职业军队取代了曾经帮助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革命的民兵组织。军官选举被取消，传统的指挥结构又确立了，同时还开始发给适当的薪饷。最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开始征召前沙皇军队中的军官和军士。1918年9月初，布尔什维克发布命令，要求朱可夫那个年龄段的人于月底前报到入伍。[17]
朱可夫虽然是住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国的心脏地带，但实际上，他也可以像许多俄国农民一样，不去理睬征兵令。他之所以应征，多半是出于职业上的考虑，而不是政治上的选择，因为这给了他继续自己的军事生涯的机会。就像许多在红军中服役的第一代军人一样，朱可夫的政治信念是其从军的结果而非原因。
1918年10月1日，朱可夫加入红军的莫斯科第1骑兵师第4团。[18]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是首批应征入伍的，朱可夫所在的部队也有许多信仰共产主义的干部。在这样的环境中，朱可夫被布尔什维克所吸引并于1919年3月成为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的新名称）的预备党员，那是不奇怪的。预备党员有一段预备期，在此期间，申请入党的人必须证明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朱可夫要到1920年5月才能成为正式党员。[19]
1919年5月，朱可夫所在的师被派往乌拉尔地区南部，参加布尔什维克与海军上将亚历山大·高尔察克（Alexander Kolchak）的作战。后者是前沙皇军队的指挥官，此时已夺取西伯利亚地区的政权，并一心想推翻布尔什维克政府。6月，朱可夫经历了自他成为红军战士以来的第一次战斗——与大约800名哥萨克骑兵的激战。9月，他又参加了一次战斗，这次是在俄国南方的察里津（1924年更名为斯大林格勒）。在10月底的一次白刃战中，朱可夫被手榴弹炸伤了。在萨拉托夫（Saratov）野战医院治疗的期间，他遇到了一个名为玛丽亚·沃尔霍娃（Maria Volkhova）的年轻女学生。他俩有一个月的时间形影不离，但在玛丽亚回到其位于波尔塔瓦（Poltava）的家乡而朱可夫也被送回斯特列尔科夫卡的家中继续康复的时候，这段关系就结束了。事实证明，这只是暂时的分离，三年后，这段关系又恢复了，尽管朱可夫此时已娶了另外一个女人。之后不久，玛丽亚为朱可夫生下了一个私生女——马加丽塔（Margarita）。[20]
红军指挥员
1920年1月，朱可夫返回了部队。但是，由于尚未痊愈（他再次得了斑疹伤寒，这种病在当时很常见），他被分配到第3预备骑兵师。三个月后，朱可夫迎来了其红军生涯的新的转折点：他被派去参加红军骑兵指挥员培训，地点是在莫斯科东南约100英里处的梁赞（Ryazan）。红军骑兵指挥员培训实际上是用来训练下级军官的，但当时布尔什维克已经取消了军官衔，而且要等到二战的时候才恢复，所以在红军中就用“指挥员”[21]这个统称来区分级别的高低。
关于朱可夫在梁赞的情况，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文件，可以让我们对他在这段时期的活动有个大致的了解。[22]
朱可夫是由他所在师的党组织推荐参加培训的。他在1920年3月15日报到，并被安排参加预备课程的学习——那是要让受训学员接受基本的教育。俄语、数学、地理、卫生保健、军队管理、政治教育、军事条例，所有这些科目他都拿到了良好或优秀，于是很快就结业并开始学习专门的骑兵战术课程，而且尽管他曾在沙皇军队中干过，但最后竟然能帮着训练其他学员了。
在梁赞，朱可夫在自己所在的党小组中非常积极，甚至一度成为它的书记。但似乎是因为发生了一场与该小组主席斯塔文科夫（Stavenkov）有关的争论——他被指控在执勤时打瞌睡——朱可夫辞去了这一职务。在党小组开会讨论此事的时候，朱可夫竭力为斯塔文科夫辩护，说他是个不错的党务工作者，也是个不错的指挥员。朱可夫反对拟议中的把斯塔文科夫从培训班除名的做法，并认为倒是那个指控他的人应该被踢出党小组，并开除出党。除一人弃权外，朱可夫的动议被一致通过。
朱可夫还是培训学校卫生状况三人监督小组的成员和负责检查新学员资格的委员会的成员。从这一点来看，朱可夫的能力在当时已经得到了认可。不过，朱可夫在学校的表现还难称楷模。1920年7月底，他因违反纪律而被停了几天课。确切的原因到现在都还不清楚。
1920年8月，朱可夫在梁赞的培训结束了。他和其他120名学员被编入莫斯科第2步兵旅。该旅是个混成部队，有两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8月底，该旅被派往北高加索的克拉斯诺达尔（Krasnodar），参加与弗兰格尔男爵（Baron Wrangel）武装的作战，后者是以克里米亚为根据地的反布尔什维克武装的首领。在参加了几次战斗之后，朱可夫被调往第14骑兵独立旅第1骑兵团，该团的任务是肃清新热列利耶夫斯卡亚镇（Novozherelievskaya）附近弗兰格尔武装的残部。
到1920年10月时，朱可夫已晋升为排长。在该旅被派往沃罗涅日省镇压反布尔什维克的农民暴动时，他又晋升为连长。那次暴动发展成了所谓的“坦波夫叛乱”（Tambov Revolt），领导者是曾经担任过地方民兵组织指挥官的A.S.安东诺夫（A.S.Antonov）。与安东诺夫武装的交锋，是朱可夫在俄国内战中经历过的最激烈的战斗。在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之后，朱可夫获得了他的第一枚红军奖章——“红旗勋章”。据嘉奖令说，朱可夫的连队“在1921年3月5日……顶住了敌军1500～2000名骑兵七个小时的猛攻，而后发动反击，经过六次白刃战，终于打垮了匪徒”。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在一次白刃战中，一名安东诺夫匪徒用他的枪管被截短了的步枪向我射击，把我的马给打死了。马倒下时压在我的身上，让我动弹不得，要不是指导员诺切夫卡（Nochevka）来救我，接下来我就会被砍死。他手起刀落，杀死了那个匪徒，并抓住他的马的缰绳，扶我骑了上去。”[23]
到1921年夏天，坦波夫叛乱被镇压了下去，但朱可夫的部队要一直追剿安东诺夫残部到这一年快结束的时候。朱可夫的伙伴中就有他年轻的妻子。据他的女儿叶拉说，朱可夫是在调到沃罗涅日时遇到她妈妈、乡村教师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季耶夫娜（Alexandra Dievna，出生于1900年）的。按照叶拉的说法，如果他们是在1920年结的婚，那它一定是一场旋风式的罗曼史，因为朱可夫是10月才到那儿的。“那些日子很难，”叶拉说，
为了追剿（安东诺夫）匪帮，这支小分队不停地调动。妈妈是小分队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位指挥员的视线。有一次因为在准备业余文艺演出时出了点差错，他差点把她关禁闭。但居无定所的军队生活中的艰难困苦，并没有妨碍他们的幸福。我记得，他俩都喜欢回忆那段岁月：妈妈如何在轻型马车中颠簸数小时，她怎样把短的军上衣改成内裤和把红军的白粗布衬衫改成内衣，她怎样把绳子变成“凉鞋”。[24]
在朱可夫的回忆录中，对这一切都轻描淡写。但那时除了讲述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之外，他的回忆录中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他个人的。一旦他加入红军，他的回忆就成了其军事生涯和为苏维埃国家服务的历史记录。比如说，就连他父亲于1921年去世这件事，他都没想到要提一下。
献身于他认为作为一名苏维埃战士所应承担的社会主义神圣义务，这当然是朱可夫生活中的核心内容，但远远不是他生活的全部。哪怕是在压抑、刻板的苏维埃体制中，公民也是有个性和除公共生活之外的私人生活的。朱可夫也不例外。在军事和政治生涯中的辉煌背后，是驱使着他不断向前和从容面对失败的个人抱负以及强悍的性格。若是说我们从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故事就可以看出他所有的个人品质和性格特点，那就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但是，这些故事中的相当多的内容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在艰难困苦面前的泰然自若；坚持学习和自我提高；作战勇敢；以及勇于承担责任和发挥领导作用。
从童年到成年，从乡村到城市，经历战争与革命，加入红军和共产党——从年轻的格奥尔吉的这些故事中，可以得到的典型的教益是：时事的混乱与动荡，为那些有才能的人提供了上升的机会，而他们也抓住了机会。这种模式在朱可夫的生活和事业中还会不断地重复。
[1] 除非另作说明，本章有关朱可夫生平的信息都来自朱可夫回忆录的前三章。G.Zhukov，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vol.1（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后文简称为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在本书中，从头至尾参考的都是1974年版朱可夫回忆录俄文修订本的1985年英译本。需要注意的是，朱可夫是在12月2日庆祝自己的生日的，而这也是许多苏联参考书中记载的日期。这是因为在朱可夫出生的时候，俄罗斯还在使用儒略历，而儒略历当时要比其他国家使用的公历晚12天。这两种历法之间的差距到20世纪时增加到13天。1918年，布尔什维克采用公历，而那意味着所有人都必须修改他们的生日。许多人像朱可夫一样，加了13天，而不是本来应该加的12天。
[2] V.Daines，Zhukov（Moscow：Molodaya Gvardiya，2005），p.9.
[3] M.Zhukova，Marshal Zhukov—Moi Otets（Moscow：Izdanie Sretenskogo Monastyriya，2005），p.25.还有一种说法给出的朱可夫的母亲嫁给康斯坦丁时的年龄是二十九岁。
[4]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19.
[5] Zhukova，M. Marshal Zhukov—Moi Otets. Moscow：Sretenskogo Monastyriya，2005，p.34.
[6] A.N.Buchin，170000 Kilometrov s G.Zhukovym（Moscow：Molodaya Gvardiya，1994），pp.29-30.
[7] 参见他女儿叶拉的回忆录《父亲》，in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vol.1（Moscow：APN，1998），p.30。
[8]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24.
[9] 转引自A.Axell，Marshal Zhukov：The Man Who Beat Hitler（London：Pearson，2003），p.2。
[10] E.Zhukova，“Interesy Ottsa，” in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vol.1，pp.47-48.对保存下来的朱可夫的藏书以及他对它们的注释的分析，可见于V.S.Astrakhanskii，“Biblioteka G.K.Zhukova，” Arkhivno-Informatsionnyi Bulleten’，no.13，1996。
[11] 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ni i Sud’be Polkovodtsa（Moscow：Glavarkhiva Moskvy，2005），pp.21-22.
[12] G.K.Zhukov，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11th ed.，vol.1（Moscow：APN，1992），p.64（此后略写为Zhukov，G..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10th and 11th eds.，3 vols.Moscow：APN，1992）。本书从头至尾都是以朱可夫回忆录俄文第十一版为参考。这是朱可夫回忆录最完整的版本。在苏联时代，这段对话被删掉了。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即共产党）的政策是，反对战争并试图推翻沙皇政府，而朱可夫的这番话表明，他此时的政治观点是爱国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后来朱可夫在生前一直坚持认为，他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打了四场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内战、1939年在中蒙边境与日本的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13]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43.
[14]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49.
[15] RGVA，F.41107，Op.1，D.86，L.5.
[16]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p.52.
[17] M.von Hagen，Soldiers in the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The Red Army and the Soviet Socialist State，1917-1930（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39.
[18] Daines，V. Zhukov. Moscow：Molodaya Gvardia，2005，p.28.
[19] V.Krasnov，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Moscow：Olma-Press，2005），pp.18-19.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在1919年3月1日他入党的时候，并不存在入党预备期。这种说法不准确，年份搞错了。
[20] B.V.Sokolov，Georgy Zhukov：Triumf i Padeniya（Moscow：Ast，2003），p.44.
[21] “指挥员”这个词与苏联的某些历史时期相关，而且带有特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在英文中，它与更职业化的说法“指挥官”（commander）是同一个词，所以在本书中会视具体的情况而作不同的翻译。——译者注
[22] 这些文件可见于Krasnov，V. 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pp.24-31。
[23]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p.85-87.
[24] E.Zhukova，“Otets，” in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p.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