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观后

冷战就这样结束了，比开始更为突然。正如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告诉布什的，让这一切发生的，是那些“普通人”：宣布带刺的铁丝网已经完全过时的匈牙利人，他们随后成群结队地参加一个死了31年的人的葬礼；令独立自主工会喜出望外的波兰人，他们使它以大获全胜之势执掌政权；在匈牙利度假的东德人，他们爬上了布拉格大使馆的围墙，使昂纳克在自己组织的游行中受到羞辱，说服警察不要在莱比锡开枪，并且最终打开了一扇门，这扇门推翻了一面墙并且统一了一个国家。领导人们——惊讶、震惊、兴奋、充满信心、不知所措、毫无头绪——奋力收复主动权，但是他们发现若要实现这一点，就只有通过承认那些曾经看似不可思议之事现在已经变得无可避免。难以感到兴奋的是那些已被罢免之人如昂纳克，或已经死去之人如齐奥塞斯库。在国内被批判但在国外受尊敬的戈尔巴乔夫，成立了一个智库，聊以自慰。¹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试图解决但从来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未能找到答案不足为奇，因为那些经历了重大事件的人们，通常不是判断这些事件深远影响的最好的法官。想想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他可能曾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候，期盼着他伟大航行的50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设想那是一场为他自己、他的队友和他们驾驶的船只以及送他们出海的那些贵族举办的庆典。哥伦布很难预料到，当岁月流逝这个纪念日最终在1992年来到时，历史学家选择纪念的是他的地理大发现释放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科技、宗教，特别是那些文明毫无抵御能力的疾病所裹挟的威力开启的一场几近种族灭绝的进程。

反过来，如果1424年洪熙皇帝没有下令暂停中国开展的花费更为高昂、野心更大的海上探险活动，并因此把更大的发现留给了欧洲人，那么哥伦布的名声就不会是这样。²人们可能会想，这是多么奇怪的决定，但是人们又会想起美国人那次花费昂贵而又雄心勃勃的努力：为了超过苏联，他们在1969年7月20日成功地把一个人送到了月球上。尼克松总统曾夸张地吹嘘说：这是“创世以来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星期”。³但是在随后的三年半时间中，人类五次成功登陆月球之后，尼克松完全暂停了载人空间探索活动，使得未来的探索被无限期地搁置了。500年后，哪一个皇帝的行为看似更古怪呢？这很难说。

因此，当评判冷战的意义时，谦虚谨慎是必须的：近眺不远的过去所看到的，注定与从遥远未来的远观不同。在当下看似重大的事件，可能会变得微不足道并且不可思议，就像南极洲的游客或许会关注漂流的冰川上在一群难以分辨的企鹅之间发生的争吵一样。但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潮流有着某种意义，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塑造着即将发生的事情。那些扬帆、掌舵的远航者也是如此，于是他们发明了使他们自己能够从所在地到达希望之地的各种方法。

卡尔·马克思对企鹅一无所知，但是他的确以1852年的术语承认：“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作为坚定的决定论者，他接着仓促地证明了这一论点：“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他们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⁴这是最伟大的必然性理论家在最大限度上允许违反的，这绝不能说马克思喜爱谈主动性。但是，他的论点提供了一种方法，用以区分那些人们关于冷战倾向于记住的事情，和那些将被未来世代的人们当做难以分辨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个人之间不可思议的争吵从而不予理睬的事情。那些不符合决定论的事件的进展——扬帆、掌舵和控制航程，从来都不是事先预定好的——在方式上与“通常”不同，这些方式不会在未来，甚至五个世纪之后被人们遗忘。

在冷战中，最重要的违反决定论的事显然与热战有关。在1945年之前，大国之间频繁地进行大战，似乎这就是国际局势中永恒的特点；列宁甚至据此提出资本主义将最终走向自我灭亡的理论。但是在1945年之后，战争局限于超级大国和例如朝鲜、越南和阿富汗这样较小国家之间，或者在较小国家之间的战争，例如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在1948年到1973年发生的四次战争，或者在1947～1948年、1965年、1971年发生的三场印度—巴基斯坦战争，或者那场贯穿20世纪80年代且耗竭了伊朗和伊拉克的那场旷日持久、血腥但胜败未定的斗争。从未发生但人们普遍担心它会发生的事情，是美国、苏联及他们各自的盟友都被卷入一场全面战争。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大概绝不比那些在过去诉诸战争的领导人更不好战，但是在他们的好战性中缺少乐观：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没人确信能够在一场大战中获胜，或者存活下来。就像在匈牙利边境上设置的带刺的铁丝网，战争本身——至少是那些在大国之间进行的大战——已经变成一种健康的危害，并因此成为不合时代之事。⁵

产生这种结果的历史潮流并不难分辨。它们包含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和损失的记忆，但仅有这些并不能排除在未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类似的记忆证明的确未能如此。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提示了一个更好的解释，他在1946年预言道：“如果发生另一场大战，原子武器将会被使用。”⁶这位主持制造这种炸弹的项目的人有着正确的逻辑，但是冷战颠覆了它；相反，事实上发生的事情是，由于核武器可以在任何新兴大国的战争中被使用，于是这样的战争并没有发生。⁷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些毁灭性装置借助它们的发射工具可以在瞬间抵达任何地方，将所有国家置于危境。结果，保护某国自身的领土是过去发动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它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同时，争夺领土，作为另一个传统上爆发战争的原因，比起以前也不那么有利可图了。在一个总体脆弱的时代，获得势力范围、坚固的防线、战略性的咽喉要道又有什么益处呢？这类资产日益降低的价值已经被人们谈论了许久，苏联甚至在解体之前就已经和平地大量放弃了它们。

卫星侦察和其他情报技术的突破，也使得大规模战争已经过时，因为这些情报技术降低了出其不意地发动全球战争的可能性，消除了隐藏发动大战意图的条件。奇袭仍然会发生，例如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但这只是由于情报分析而非情报收集的失败。从1991年初科威特被解放开始，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发现他的军事部署竟如此一目了然，并因此完全暴露在敌方的攻击之下，于是他不得不选择撤退。战事部署的完全透明是冷战中战略武器竞赛的一个副产品，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环境，奖赏那些试图阻止战争的人，阻挠那些试图发动战争的人。

冷战或许还会作为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而被人铭记，即在过去五个世纪中，定义了“强国”自身特点的军事力量已不再具备这样的功能。⁸毕竟，苏联解体时，它的军事力量，甚至它的核实力都完好无损。科技的进步，以及超越了意识形态的一种谨慎的文化，使得强国的本质在1945年至1991年间发生了改变：到冷战结束时，在国际体系中，战争的能力不再能够确保国家的影响力，甚至不能确保它们能够继续存在。

对决定论的第二种摆脱包括诋毁独裁统治。专制君主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之久；但是1948年在孤岛上撰写《1984》的乔治·奥威尔，他的最大的担忧就是18世纪、19世纪在限制王权上取得的进展会被扭转。尽管纳粹德国和大日本帝国战败，但是如果未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即历史潮流变得垂青威权政治和集体经济，那么就很难解释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正如处于中世纪世界边缘的爱尔兰修道士一样，奥威尔处在他自己世界的边缘，试图通过向世人表现野蛮人的胜利意味着什么，来保存所剩无几的文明。⁹到1984年，老大哥（Big Brothers）控制了苏联、中国和半个欧洲。指望他们能够停留在那里不再扩张，本来就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看法。

但是，他们的确如此：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潮流变成了坚决地反对共产主义。奥威尔自己与此不无关系：他痛苦的作品，同后来出现的更加自信的一些人——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哈维尔，以及未来的教皇卡罗尔·沃伊蒂瓦一道，提出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而后者对此并无应答。风帆迎风、船舵掌稳都需要时间，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时机已经到来。于是，约翰·保罗二世和其他80年代的演员—领导者开启了这一进程。苏联可以启用的最能鼓舞人心的领导人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尤里·安德罗波夫、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这是独裁统治已不似往昔的明显信号。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曾经允诺人民会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却未能实现。马克思强调，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加剧不平等，激起愤怒，并且因此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自觉性。但是，他未能预料到将要发生的变革的类型，因为随着后工业时代经济的发展，横向分层组织形式开始受到青睐。复杂的工业体系使得在早期更简单工业化阶段的计划管理不再适用；只有下放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自发运转的市场才可以做出现代经济中必须在每一天完成的成百上千万个决定，使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满足需求。结果，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永远达不到这样的程度，即“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认为有必要联合起来摆脱他们身上的“锁链”。

这一点能在冷战中变得明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领导人不赞同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谴责中，把资本家的贪婪提升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正如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并未发生一样，预期的世界革命也未到来。但是冷战已经造成了另一个历史的错误。

接下来是第三个创新：民主化的全球化。据统计，在20世纪后半叶民主国家的数量变成之前的五倍，这是在前半叶末很难预料到的。¹⁰即便在今天，仍难以分辨出那些使冷战时期变成民主时代的条件。没有发生大萧条和世界大战，或许与此有一定关系：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发展表明，民主政体在出现时是多么脆弱。政策选项也发挥了作用：鼓励民主政治的发展，成为美国人和他们的西欧盟友们区分自己和他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手的最明显的方式。教育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冷战时期，几乎各地的识字水平和学习年限都提高了，尽管受教育的社会并不总是民主社会，希特勒的德国说明了这一点。似乎的确如此，随着人们拥有更多关于他们自己和周围世界的知识，他们也会变得越来越不愿意由别人来告诉他们应该怎样生活。

信息革命加速了民主化的传播，因为它使得人们能够自主获取信息并对学到的知识做出比以往更迅速的反应。在冷战时期，隐瞒在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新闻变得越来越难，封锁在一国之内发生的事件的消息也同样如此。这种“透明”为抗衡独裁政权提供了各种各样新的手段，赫尔辛基会议的进程戏剧性地体现了这一点。在独裁统治被推翻的地方，它也确保了独裁统治将不再复辟。

但是民主制度也生根发芽了，因为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它们总体上胜过了独裁政治。市场为了运行，并不总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大陆都在不那么民主的条件下成功发展了经济。但是，冷战的经验表明，在保持市场开放的同时实行思想管制并非易事。并且，既然市场被证明在分配资源和提高生产率方面比计划经济更有效，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则它反过来又可以巩固民主政治。

由于这些原因，这个世界变得比以往在冷战时期能更加紧密地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即只有民主才能赋予统治的合法性。这也是对帝国的决定论、强加的意识形态和为维持独裁统治而滥用武力的一种突破。

可以肯定的是，冷战有很多让人遗憾之处：每个人的未来都冒着风险；为了无用的武器装备而消耗了大量资源；大规模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给环境和健康造成了不良的影响；高压统治破坏了整整几代人的生活；常常与之伴随产生的还有生命的丧失。没有任何地方的独裁统治者曾处决他1/5的人民，而越南战争结束后，这却真实地发生在红色高棉（Khmer Rouge）领导人波尔布特（Pol Pot）身上。当未来的人们已经忘记了有关冷战的大部分历史的时候，却仍然会铭记这一当时在柬埔寨之外几乎无人知晓的暴行。违反人权的罪行并未受到审判：1998年，波尔布特在泰国边界的一个简陋的窝棚里去世，他的尸首被放在一堆废品和老旧的橡胶轮胎上草草地火化。¹¹在那里连一个坟墓都没有。

由于这些以及其他更多的事情，冷战本可能变得更糟糕——非常糟糕。它以恐惧的重返开始，以希望的胜利告终，对于重大的历史剧变而言，这是一种不寻常的发展轨迹。它本可以轻易地变成另外一种方式：这个世界花费了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时间来确保它最深刻的担忧不会变为现实。可以眺望遥远未来的双筒望远镜将证明，如果冷战是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那么现在很可能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活下来用这个望远镜眺望了。这的确意义非凡。让我们重复埃贝·西哀士（Abbe Sieyes）在被问到他在法国大革命中做了什么时的回答：我们大多数人活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