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决策者

1905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承诺制定宪法。1906年4月，这一承诺变为现实——帝国的新《基本法》颁行。新宪法在一定程度上效法俾斯麦为统一的德国所制定的宪法。《基本法》承认，越发成熟的社会需要享有公民权利，参与立法进程，与此同时，君主与仅对他个人负责的政府保留主权和执行权。当时，在俄国与在欧洲其他地区一样，社会、经济和政府上层阶级代表组成的上院——所谓的国务会议——制衡民主选举产生的下院。国务会议成员中有一半人被君主控制，其中大部分人是高级文官或军官。^[1]

这种德意志风格的“混合”政府体系最远传至日本，这种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它们很少收获良效。某种程度上，这些政府和当时的美国政府存在同样的问题：由于执行机关和立法机关之间有冲突，它们会陷入瘫痪。然而，在1914年之前的君主国，执行部门和立法部门根植于对立的合法性原则：立法机关代表民主原则，却需要面对宣称权力神授、历史定权的执行机关。1914年，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包括俄国人——大都认为，随着人民越来越自由、成熟，他们已经不再需要“监护”，这些“混合”政权将趋向自由民主化。可是，强大利益和意识形态潮流反对这种自由化进程的设想，并且往往设法保留君权，从而掩盖国家权威主义更激进化、更民主化的变体。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们不仅在日本取胜，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取胜，而一战之前，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议会统治看上去比德国和俄国更稳固。1914年以前，俄国也有激进的民族主义和人民主义政党，其中最大的是所谓的俄罗斯人民同盟。1905～1906年，面临革命威胁的当局欢迎这些党派的支持。秩序恢复后，君主国对激进右翼的热情衰退。对害怕无政府状态、致力于维持秩序的政权来说，激进右翼的狂热言辞和大规模动员措施相当令人警觉。为了充分发挥激进右翼的潜能，君主国也得接受它厌恶的激进政策：第一条就是没收大片地产，但这绝不是最后一条。^[2]

俾斯麦宪法的根本问题在于将巨大权力交与君主，俾斯麦在位时，这在德国是有效的。在日本，当继承明治时代胜果的“非官方”年长政客会议，即所谓的元老行使君权时，这种权力划分模式也是有效的。俾斯麦和元老去世后，宪法的所有弊端暴露出来。没有人可以在成年后终身担任现代国家和政府的首脑，当然不能指望靠意外继承选出的君主履行这一职责。权力真空几乎不可避免。由于外交、军事和内政政策协调失败，1914年的德国和1941年的日本陷入灾难，而权力真空是导致这种失败的重要原因。

俄国沙皇面临的挑战特别可怖。人们指望俄国君主比他的德国表亲更能既统又治，这同日本天皇的地位截然不同。根据俄国传统，人们不仅期望掌权者行使权力，还期望他表现出这一点——“国歌”称沙皇“强大有力”。俄国政局中，最令人憎恶的术语就是“大维齐尔”（Grand Vezir），换句话说，也就是替君主分担政府职责的首相。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Vittorio Emanuele）将实权交与墨索里尼，甚至与他共享君主制感召力。毕竟，萨伏伊家族的君主已经习惯统而不治，而且他们一直生活在比其感召力强得多的梵蒂冈感召力阴影下。但在20世纪，俄国君主国的最狂热支持者往往希望沙皇集教皇、国王、独裁者这三种角色于一身。

俄国的很多保守派对专制君主有很强的期盼，特别是在遭遇困顿和危机时。无人能够满足这些期盼。尼古拉二世欠缺个人能力，不称职，但凡批评这一点时都要考虑前文所说的现实。^[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