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希腊内战

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刻，数百万人的命运悬于一人之手，还好这样的时刻不算太多。其中一次发生在1944年10月9日晚上，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会晤。与“三巨头”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的会晤相比，这次会晤规模更小，也没那么重要。美国人并未出席，但罗斯福同时向丘吉尔和斯大林拍发电报，坚持任何协议都应该“由我们三人商定，并且只由我们三人商定”。尽管如此，丘吉尔还是制定了一个他所谓的“淘气的文件”，在半张纸上写下了英国与苏联在战后一系列势力范围的百分比。例如，罗马尼亚，苏联占90%，“其他国家”占10%。保加利亚，苏联占75%，“其他国家”占25%。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都是各占50%。只有一个国家被确定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希腊，英国（也包括美国）占90%，苏联占10%。为了对上述百分比表示同意，斯大林在这份文件上打上了大大的蓝色弯钩。[1]

通过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方式，上述五个国家的战后命运就由此确定了，但实际上，这只是英苏两国外交官数月以来秘密谈判的最终结果而已。然而，这一举动同样意义非凡。我会在后面的章节提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此时最重要的是，斯大林愿意承认希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这个决定将会对希腊此后30年产生深远影响。

*

英国人总是对希腊感兴趣。希腊俯临东地中海，临近中东和苏伊士运河，因此是英国战略利益关键之所在。1941年，德国入侵希腊时，丘吉尔就曾经冒险为希腊提供援助，尽管只是换来一场命中注定的惨重失败。1944年10月，就在莫斯科会晤开始前几天，英军再次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登陆。就此而言，斯大林那大大的蓝色弯钩，只是对现实的追认：英国军队正在向雅典进军。

然而，英国在希腊的统治却并非万事俱备。英军不是唯一为控制希腊而战的部队。与意大利和法国的情况相同，希腊也有大批游击队，实际上，早在英军抵达之前，这些游击队就已经控制了希腊本土绝大多数地区，迫使德国占领者退守到主要的城镇。最为庞大的抵抗组织是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及其附属军事组织希腊人民解放军（Greek People’s Liberation Army）。[2]表面上，这两个游击队组织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实际上，这两个组织都由希腊共产党控制，而希腊共产党又忠诚于斯大林。战争期间，为了平衡左派的力量，英国曾经试图给其他抵抗组织提供武器和资金，但巨额资助也改变不了如下事实，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其受欢迎程度远远超过所有其他抵抗组织的总和。[3]

因此，可想而知，苏联对希腊的影响，与英国对希腊的影响，可谓同等重要，而且肯定超过丘吉尔在废纸片上写下的10%的份额。如果斯大林指示希腊共产党控制希腊，他们是很有可能做到的。苏联红军已经逼近希腊北部与保加利亚接壤的边界，南斯拉夫共产党游击队也与希腊北部的同志建立了联系。与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相比，1944年10月出现的英军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力量，而且当英军抵达雅典时，他们发现这座城市已经被游击队解放了。尽管如此，希腊共产党并未试图夺取全国政权。这既是因为抵抗组织相对缺乏组织能力，也是因为民族解放阵线内部有许多非共产党成员，他们威胁道，如果民族解放阵线自行夺取政权，他们就撤回对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但最为关键的原因是，斯大林信守承诺：在莫斯科会晤开始时，斯大林已经向希腊派出代表团，指示共产党与英军合作。[4]

正如在法国和意大利，希腊共产党有许多基层党员，甚至某些领导层成员都无法理解为何他们要主动退让，留待别人来接手。1944年夏天，在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激烈争论中，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萨纳西斯·哈迪齐斯（Thanasis Hadzis）抱怨道，抵抗组织被出卖了。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花费数年时间对占领者做斗争，并且已经在希腊绝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政权：为何此时要向英国人低头？他坚称：“我们不能遵循两条路线，我们必须自己做选择。”[5]许多希腊抵抗组织领导人怀疑，英国人是要把希腊变成事实上的殖民地，通过建立傀儡政权来统治，一如德国人此前的做法。

解放后才几个星期，英军与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关系的紧张程度就已经急剧上升了。英国军事机关对游击队充满猜忌，如同在法国那样，英军把游击队视为反复无常的乌合之众，因此总想找机会解除游击队武装。丘吉尔本人就声称，他非常期待与民族解放阵线发生冲突，并且指示盟军驻希腊指挥官罗纳德·斯科比（Ronald Scobie）将军随时准备应付政变。如果发生政变，斯科比务必动用所有武力手段，“粉碎希腊人民解放军”。[6]

反过来，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的成员也极端怀疑英国人的动机。他们发现，英国人继续怂恿希腊国王，英国人正在保护某些通敌者，而不是把这些卖国贼送上法庭，英国人还把某些极端反共的官员任命到关键部门的职位上。例如，解放后的1944年10月，当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的所谓“民族团结政府”任命帕纳约蒂斯·斯皮利奥托普洛斯（Panagiotis Spiliotopoulos）上校为雅典军事指挥官时，英国人拒绝干预。德国占领期间，斯皮利奥托普洛斯与右翼反共团体过从甚密，他被希腊人民解放军视为通敌者。当一群希腊高级军官在意大利公开谈论推翻帕潘德里欧政府，代之以极端右翼政府时，英国人同样拒绝干预。[7]英国人的这种暧昧态度以及某些英国官员的偏袒倾向，借用美国驻希腊大使的话来说，“英国人对待这个热爱自由的国家……如同对待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土著”，这意味着戏剧性的决裂只是时间问题。[8]

第二十四章 希腊内战 - 图1

12月初，就在雅典解放还不足两个月的时候，决裂时刻终于来临，代表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长集体退出帕潘德里欧内阁。他们的抱怨与法国和意大利的抵抗组织政党相同：他们不愿意自动解除武装并且向新近成立的国民卫队（National Guard）移交控制权，起码在右翼通敌者被普遍清除出警察队伍之前，他们不能放下武器。然而，希腊与法国不同，希腊没有出类拔萃的、独具魅力的领导人，这个人必须在地位上足够强势、在政治上足够老练，能够约束共产党员和清洗警察队伍。希腊与意大利也不同，希腊共产党员本身不够团结，甚至不足以勉强达成妥协计划。在希腊，盟国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强迫冲突双方达成协议：与当时大举进驻法国和意大利的盟国军队相比，派驻希腊的英军部队可谓微不足道。政治僵局导致社会各层面持续紧张。作家乔治·塞奥托卡斯（George Theotokas）在日记中写道：“在雅典，只要点亮一根火柴，就能燃起熊熊烈火。”[9]

12月3日，就在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长们退出政府次日，雅典街头爆发了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在宪法广场（Syntagma Square）聚集，出于迄今未知的原因，警察向群众开了火，杀死至少10人，打伤超过50人。英国军队到了雅典警察不知所措时才到场维持秩序，但某些左翼人士声称，这是刻意为之的挑衅行动。[10]无论警察开火的动机是什么，此举重新开启了刚刚平息几个星期的暴力循环。

由于对德国占领期间希腊安全部队的暴行记忆犹新，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者立刻封锁和袭击市内各处警察局。为了维持法律和秩序，英国军队此时被迫介入。最初，英国军队被希腊人民解放军的狙击手封锁在雅典市中心，但后来他们突破到城市南部，突入“红色”郊区，在那里，英国军队与希腊抵抗组织爆发了巷战。在战时和战后，这是西欧盟军仅有的一次与抵抗组织兵戎相见。丘吉尔以殖民者的傲慢口吻通知斯科比将军，他有权“在发生地方叛乱的城市，像对待被征服城市那样采取行动”。[11]按照指示，英军炮兵用25磅重炮轰击卡萨里阿尼（Kaisariani）的“共产党”郊区，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低空扫射希腊人民解放军的阵地，因为这些分布在松林和公寓中的阵地能够俯瞰雅典市中心。深受惊吓的和平居民发现自己置身于交叉火力之中，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英军完全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当中，大批妇女和儿童受伤和被杀。当英军卫生员来到科普瑟里（Kypseli）郊区的急救站时，他们不得不假扮成美国人，以免被怒不可遏的雅典人撕成碎片。某些在英国皇家空军低空扫射地方广场时受伤的市民说：“我们曾经喜欢英国人，但现在我们知道，德国人才是翩翩绅士。”[12]

从1944年12月到1945年1月，零星战斗开始发展为阶级战争，并且具备阶级战争的所有严重特征。一方是凶猛狂热的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战士，他们此时坚信，英国人企图恢复君主专制和右翼独裁；另一方是英国军队、希腊君主派和希腊反共派的松散联盟，许多人同样坚信，民族解放阵线试图发动斯大林主义革命。当英军包围大约1.5万名左翼同情者并且将其中过半数嫌疑犯流放到中东营地时，事态进一步升级。游击队还以颜色，在雅典和塞萨洛尼基抓捕了数千名资产阶级人质，并且强迫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向山区行进。其中数百名“反动分子”被处决，并被埋入万人坑中，而他们之所以被认定为“反动分子”，仅仅是因为他们相对富有。[13]

及至1945年1月底，双方都已在战斗中焦头烂额。2月，双方在海滨城镇瓦尔基扎（Varkiza）签订和平协议，希腊人民解放军同意解散部队、放下武器，省政府同意加快清洗通敌者。一份大赦令宣告赦免1944年12月3日至1945年2月14日间的所有政治犯罪，但不赦免“为了达成政治目的而毫无必要地伤害生命财产的普通犯罪”。[14]

假如双方严格遵守协议，那么事件也许就到此为止了。但很明显，政府此时没有能力控制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右翼武装，而且也没有自己的安全部队。一场针对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的反攻倒算即将开始，并且最终导致了内战的爆发。

共产主义抵抗组织之特点

法国、意大利、希腊的抵抗组织战士很容易产生同病相怜的共鸣，尽管他们英勇战斗并且成功地解放了自己的国家，但战后成立的政府不仅拒绝给予任何回报，反而对他们大肆镇压。在法意希三国，共产党抵抗组织的成员都被排除在战后政府的任何实权职位之外。昔日的战争英雄，仅仅因为在战时合情合理的行为就遭到逮捕并且受到残忍迫害，而政府却任由昔日的通敌卖国者逍遥法外。更加让人寒心的是，他们在战争年代的英雄业绩被完全抹去，取而代之的是让人半信半疑的所谓共产党在欧洲搞清洗的所谓“罪恶”。右翼权势人物利用一切机会，夸大共产党发动骚乱甚至革命的所谓威胁。

然而，重要的是，右翼的说辞也并非完全子虚乌有。左翼抵抗团体也并非全是洁白无瑕的理想主义者，只为反抗暴君统治、开创美好世界而奋斗，左翼抵抗团体也有许多残忍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更加愿意借用暴君的手段，以推进意识形态改革。我们不可能给左右两派的斗争贴上黑白分明的标签：双方的手段、动机、信念都太过纠结，难以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开。战时和战后，没有一个地方比希腊更加纠结。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在希腊，冲突各方都喜欢任意使用恐怖手段对付恐慌的民众，人们发现，越来越难以避免卷入意识形态的战争。

在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在战时崛起完全是个新鲜现象。在德国占领之前，这个国家并没有大规模意识形态运动的传统，政治通常是自上而下之事，与劳动阶层无关，更加与乡野村夫无关。然而，战争期间，德国人、意大利人、保加利亚人的残酷占领以及随之而来的饥饿和贫困，深深触动了希腊民众。农民、工人甚至妇女，曾经与政治无甚关联，此时却把政治视为把破败疯狂的世界拉回正途的必由之路。数十万人投身民族解放阵线，因为民族解放阵线不仅提供了抵抗占领者的可能，还提供了在战后建立美好世界的承诺。

在地方层面上，民族解放阵线可谓成就卓著，尤其要注意的是，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他们被占领当局视为非法组织，其生存发展颇为艰难。[15]在饥荒时期，他们组织土地改革，甚至分发食物。他们重新建立了大受欢迎的“人民法庭”，这种法庭设在乡村而非地方城镇，听审人员包括地方陪审团而非费用昂贵的律师和法官，庭审使用通俗希腊语而非正式的高等希腊语，对绝大多数希腊农民来说，高等希腊语如同外语。他们在希腊各地创办了上千个农村文化团体，创办了数十个巡回演出团体，并且出版了全国都在阅读的报纸。他们开办了无数学校和幼儿园，为此前从来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们提供教育。他们鼓励成立青年团体，同时鼓励妇女解放，实际上，正是民族解放阵线于1944年首次赋予希腊妇女投票权。他们修桥铺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交通网络。这些成就在希腊偏远山区尤其显著，但遭到战后政治家的无视。按照战时派驻希腊的英国秘密特工克里斯·伍德豪斯（Chris Woodhouse）的说法：“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创造了希腊政府所忽略的成就：希腊山区的有组织状态。”正是民族解放阵线的努力，“才让文明和文化的好处首次被引入山区”。[16]他们在希腊许多地区的民望，正是建基于他们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他们也乐意与上至乡绅下至村民的各色人等建立友谊。

然而，民族解放阵线也并不总是那么温和。从一开始，他们就不能容忍任何竞争者。与法国和意大利不同，总体而言，在法意两国，不同的抵抗团体为驱逐德国人而通力合作，但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却花费大量时间对其他抵抗团体开战，而非对占领者开战。例如，1944年4月，希腊人民解放军在罗梅利（Roumeli）处决迪米特里奥斯·普萨罗斯（Dimitrios Psarros）上校，这并非因为他叛变投敌，而是因为他是其他抵抗团体的首领。这个团体的许多幸存者，后来被称为“民族和社会解放组织”（National and Social Liberation），他们试图加入通敌者的“保安营”（Security Battalions），因为他们此时相信，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比德国人更为邪恶。[17]希腊共产党也把希腊民族共和联盟（National Republican Greek League）列为攻击对象，后者是活跃在希腊中部和西部的抵抗组织，他们的食物和牲畜都被希腊共产党征用，如果他们不肯脱离希腊民族共和联盟、加入希腊共产党，那么就连他们的生命也会受到威胁。结果，希腊民族共和联盟的许多成员都投向保安营。与此同时，希腊民族共和联盟的许多头面人物，包括领导人拿破仑·泽尔瓦斯（Napoleon Zervas），都转而与卖国政府甚至德国人紧密合作，结成非正式的反共同盟。[18]

战争结束后，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声称，他们的过火行为仅仅是“爱国主义的过失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与爱国斗争有关……不应受到惩罚”。[19]但实际上，他们针对其他抵抗组织的暴力行为都是在民族主义的措辞包装下实施的，就连希腊人民解放军的缩写“ELAS”，也刻意让人联想到希腊语里面“希腊”（Ελλáς）这个单词，但这个抵抗组织的多数领导人却更热衷于阶级战争，而非民族解放战争。希腊共产党甚至反对英国人，尽管英国人为秉持各种政治信仰的希腊抵抗组织提供武器和资金，但他们也怀疑丘吉尔是君主派的同情者。[20]

在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完全控制的地区，人们经常受困于共产党地方领导人那些心血来潮的古怪念头，而这些领导人的统治可谓相当血腥。例如，在希腊偏远的东北部，一个化名为“奥德修斯”[21]的希腊人民解放军领导人嗜权如命。在埃夫罗斯（Evros）地区捣毁绝大多数黑市交易后，他又开始抓“叛徒”，这个罪名显然包括所有质疑他权威的人，以及那些表现出丝毫亲英倾向的人。许多人仅仅因为与奥德修斯的部下有私人恩怨就被杀害。有一次，一支特别“死亡营”被派去杀死列入名单的“告密者”，营队成员对名单上的某些姓名表示异议。营队指挥官“帖雷马科”[22]冷冷地说：“这是革命”，“有些事总得有人干，即使杀掉几个无辜者，长远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埃夫罗斯地区的状况如此糟糕，最终希腊人民解放军被迫更换地区领导人。奥德修斯被逮捕、审判、处决，此外还采取了许多措施，以恢复当地的法律和秩序。[23]

或许战争期间最为著名的游击队长是阿里斯·韦洛乔蒂斯（Aris Velouchiotis），他如同专制君主那样统治着希腊中部大片地区。阿里斯是希腊人民解放军的创立者之一，早在战争之前警察镇压共产主义的年代，他就学会把恐怖当成支配手段：他曾经被逮捕和折磨，直至愿意签署退党声明才被释放。他所承受的残忍折磨显然影响了他。此时他大权独揽，能够因为偷鸡摸狗等微不足道的过失而毫不犹豫地处决自己人，通过这种杀鸡儆猴的惩罚，他的部队再也不敢不听号令。他也毫不犹豫地处决和折磨他认为反叛或者有罪的民众。例如，1942年秋天，他下令逮捕克雷特索（Kleitso）村四位出身望族的男人，此后又毫不留情、毫不停歇地折磨了他们将近一个星期。他们的罪名是从村里的粮仓盗窃小麦，然而多年以后，一名仓管员向村里的神父忏悔，那四个人都是无辜的，因为正是仓管员自己偷了那些小麦。[24]

为民族解放阵线辩护的人，经常把这些过火行为归咎于胡作非为者和自行其是者，在一个被战争撕裂得支离破碎的国家，出现这些不服管束的人是在所难免的。然而，有许多证据表明，这种镇压行为是有组织行为，即使指示并非来自中央党部，起码也是来自地区党部。在希腊中部和伯罗奔尼撒半岛某些地区，恐怖是民族解放阵线故意采取的半官方手段，以此来控制当地居民。一个委员会拟定名单，另一个委员会审核名单，然后特别刺杀分队奉命处决名单上的人，特别刺杀分队通常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犯罪。这种冷冰冰的官僚主义特性，后来被称为“红色恐怖”。[25]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恐怖手段不仅指向叛徒，而且指向“反动派”，换言之，任何曾经出言反对共产党的人都是“反动派”。之后还会在“积极”反动派与“消极”反动派之间展开甄别程序，“积极”反动派被处决，“消极”反动派被送往山区的集中营，但许多人被送到山区后就被处决了。[26]许多村长、村医、商人以及其他乡绅都被杀害，且不论其是否反对过共产党，只要他们有可能不忠于民族解放阵线或希腊人民解放军就足够定罪了。

希腊人民解放军的某些地方领导人，比如控制阿戈斯和科林斯的塞奥佐罗斯·泽戈斯（Theodoros Zengos），显然为他们管辖之下的每个村庄制定了处决“反动派”的固定指标。[27]如果反动派和通敌者不在家，那么他们的家人就会受到牵连。1944年2月，亚该亚省的共产党报纸发文警告通敌卖国的保安营向抵抗组织投降，“否则我们将会消灭他们，我们将会烧掉他们的房子，我们将会杀光他们的家人”。[28]

这种恐怖手段让居民感到无比困惑，因为这完全是史无前例。政争、起义、政变都曾经在希腊上演，但都没有那么血腥，而且从未导致如此突如其来的、计算定额的希腊人杀戮希腊人的结果。反动派嫌疑人会被带到山区营地，通常是偏僻的修道院，其恐怖情形如同盖世太保监狱。在这里，人们被反复折磨，还得忍饥挨饿，最终被割喉处决。[29]有时候，整个村庄都被视为叛徒，村民随即遭到屠杀。例如，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赫利（Heli）村，希腊人民解放军抓捕了60～80名人质，绝大多数都是老弱妇孺，他们全部被杀，尸体被扔到井里。[30]

当然，这种恐怖手段并非希腊所独有：恐怖是纳粹控制欧洲绝大多数占领区的手段，希腊也不例外。正如在其他游击队活动大为活跃的国家，纳粹并非恐怖战术的唯一使用者：那些为民族自由而战的希腊人同样使用恐怖战术。起码在一定时期内，恐怖战术是奏效的，民族解放阵线控制区不再有意见分歧，反动派及其家人逃往城镇，共产党在当地建立起绝对控制。但是，恐怖战术也把许多人赶入德国人的怀抱，尤其是赶入由德国扶植的保安营。例如，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有一个由莱昂尼达斯·弗雷塔科斯（Leonidas Vrettakos）建立的保安营，他的主要动机就是为兄弟报仇雪恨，他的兄弟于1943年秋天被希腊人民解放军杀害。[31]另一名父母都被民族解放阵线杀害的保安营成员解释道：“我的确投靠了德国人，当我无依无靠的时候，我还能怎么办？”[32]

1943～1944年，通敌卖国的保安营开始发展壮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共产党恐怖手段的反应。不幸的是，保安营通常同样残忍，他们在许多地区随意逮捕、折磨、处决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嫌疑人，将嫌疑人的房屋夷为平地，而且大肆抢劫食物、牲畜、财物。有时候，这只是部队中那些从城镇里招来的兵痞违反军纪的个案，但在其他个案中，这是受到反共狂热鼓舞的、不分青红皂白的行为。

派驻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英军联络官如此总结双方步步升级的暴力行为：

希腊人民解放军终于发现他们的真正敌人，原来是右翼武装……希腊人民解放军对右翼武装充满敌意，希腊人民解放军许多最恶劣的暴行都是针对保安营战俘及其家人的，他们通常会被移送到集中营。希腊人民解放军对保安营的怒火与日俱增，而保安营也证明自己同样擅长恐吓和恐怖的艺术。[33]

再往北去，在色萨利和马其顿，随着反共情绪的增长，出现了德国扶植的其他组织，如公开的法西斯民族农业反共行动同盟（EASAD），该组织在沃洛斯（Volos）市实行恐怖统治。[34]在马其顿，由乔治·普洛斯（George Poulos）上校指挥的极右翼准军事团体犯下无数暴行，包括在基阿尼斯塔（Giannitsa）屠杀75名希腊同胞。[35]

面对冲突双方的极端暴力行为，希腊普通公民越来越难以保持温和立场。正如在意大利那些共产党与法西斯党彼此争夺的地区，许多希腊人面对着两难选择，是加入通敌卖国的民兵组织（并且登上共产党的黑名单），还是加入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还要让家人冒身家性命的危险），通常并没有中间道路可以选择。这种局面正中德国人下怀，德国人公开承认，他们的企图就是离间希腊人，这样他们“就能袖手旁观、隔岸观火”。[36]

或许最为悲剧的就是这种暴力的私人性质。希腊全国各地的村庄都因为政治立场而分裂，过去在当地咖啡馆通过争论解决的分歧，此时却导致累及家人的血亲复仇。而且，同一村庄的不同家族通常会认同这个或者那个政治团体，但他们的争吵却通常与政治毫无关系。佃农向民族解放阵线彼此告发，仅仅是为了染指对方的收成；村民相互指控对方叛变投敌，仅仅是为了发泄私怨或者洗雪世仇；竞争对手相互指控，也是为了排除竞争。在这些例子中，社区内部业已存在的紧张关系大大升级，而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或其对手）成了催化剂。

有无数例子可以说明，政治势力的影响如何让纯粹的私人恩怨走向失控。我只提供一个例子就够了，即多里斯（Doris）家族与帕帕季米特里乌（Papadimitriou）家族之间的血亲复仇，历史学家斯塔西斯·卡利瓦斯（Stathis N.Kalyvas）对此曾有抽丝剥茧的叙述。[37]

1942年，一位名叫瓦西利斯·多里斯（Vassilis Doris）的年轻牧羊人爱上了瓦西莉基·帕帕季米特里乌（Vassiliki Papadimitriou），她是生活在阿戈斯西部山区杜卡（Douka）村的女孩。不幸的是，她并未爱上瓦西利斯，而是爱上了瓦西利斯的兄弟索蒂里斯（Sotiris）。怒火中烧的多里斯决定报复她。多里斯告诉驻守当地的意大利部队，瓦西莉基私藏武器，结果，意大利部队闯入瓦西莉基的房子并将她毒打了一顿。

一年后，民族解放阵线来到此地，瓦西莉基的家族成为民族解放阵线的突出支持者。他们希望对多里斯的所作所为讨个说法，因此他们向民族解放阵线的官员反复告发，说多里斯是个叛徒。最后，他们提交的其中一份报告被送到民族解放阵线省委。此时已是1944年7月，共产党区委开始在当地清除反动派。因此，瓦西利斯·多里斯及其兄弟索蒂里斯都被逮捕，并被送到民族解放阵线设在菲尼奥斯（Feneos）的圣乔治修道院监狱。一周后，一名守卫走进牢房，点了20个人的名字，包括多里斯及其兄弟。他们被告知，他们要被送到当地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但实际上，他们是向一处山洞进发，他们将在那里被割喉。

多里斯可不傻，他猜到自己大难临头。当这群人每两个一组被领去山洞时，他设法解开了手上的绳索，当他最终被带到行刑者面前时，他打伤了守卫并逃之夭夭。尽管守卫向他开火射击，但他还是逃跑下山，并且直趋阿戈斯。多里斯逃跑后一天，民族解放阵线处决了他的另一个兄弟尼科斯（Nikos），以此作为惩罚。

在解放几个月后，多里斯弄到了一些武器并且带着复仇动机来向瓦西莉基·帕帕季米特里乌及其家族寻仇。1945年4月12日，他与一帮亲戚朋友杀死了帕纳约蒂斯·科斯塔基斯（Panayotis Kostakis），此人是帕帕季米特里乌家族的亲戚，多里斯相信他曾经有份向民族解放阵线告发自己。作为报复，6月，帕帕季米特里乌家族两兄弟杀死了多里斯的亲家兄弟。接下来的1946年2月，多里斯及其伙伴袭击了帕帕季米特里乌家族府邸，杀死了瓦西莉基的母亲和小儿子雅尔戈斯（Yorgos）。三个月后，他们又抓住并射杀了瓦西莉基的一个兄弟、一个亲家兄弟以及三岁大的外甥。借用一名村民的话说：“瓦西利斯（多里斯）和瓦索（帕帕季米特里乌）挑起了这所有事端；他们倒是还活着，但他们身边的人都死了。”

这个令人遗憾的故事是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战争和政治势力如何影响一处伯罗奔尼撒小村庄，并且如何把一桩小小的私人问题变成了暴力和谋杀的循环。如果驻守当地的意大利占领者对多里斯的恶毒告发无动于衷，他因为被瓦西莉基拒绝而产生的怨恨很可能就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冲淡。同样，如果民族解放阵线不对瓦西莉基家人的恶毒告发反应过度，那么局面可能不至于演变成仇杀。最后，如果战后当地的右翼政府逮捕多里斯，而不是授予他抓捕私敌的全权，暴力的循环可能就会戛然而止。当多里斯及其同伙最终被捕和受审时，他们乐于把自己打扮成爱国者的样子，说自己只是出于纯粹爱国主义的义愤去对付一个暴力的民族解放阵线革命家庭。不难理解，在1947年的反共情绪中，尽管他们的罪行明显带有私人性质，但多里斯及其同谋还是被无罪释放了。

共产主义在希腊之失败

考虑到斗争双方壁垒分明的政治谱系，以及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个人敌意，人们就不难明白，为何战后把这个国家拉回中间道路的尝试终归失败。帕潘德里欧的“民族团结政府”遭到斗争双方越来越多的抨击。甚至英国人也没有能力控制局势，战争结束后，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都陷入了程度不一但持续数年的混乱局面。

英国人经常由于扶植希腊右派并协助其恐怖统治而受到谴责。然而，出于对共产党的不信任，英国人犯下的更大罪过是政治上的天真，而不仅仅是镇压共产党。英国人的最大错误是，1944年12月他们屈服于君主派军队指挥官的要求，重新武装保安营以及其他右翼卖国民兵，这些人当时还被关押在雅典城外的营地里。由于遭到游击队的袭击，英国人没有理由拒绝援手，尽管这种援手根本靠不住。结果，英国人眼看着新近成立的国民卫队突然被那些右翼卖国者拖下水，尽管国民卫队最近才击败这些卖国者。

民族解放阵线同样犯下了天真的错误。从退出帕潘德里欧政府开始，他们就接连犯下一系列严重的政治错误：讽刺的是，他们的行动导致了他们本想避免的结果，右翼国民卫队公开成立。此后数月间，许多国民卫队与右翼武装同流合污，在希腊乡村地区大肆制造白色恐怖。保安营被释放出狱，左派嫌疑犯及其家人遭到袭击，左翼团体办公室遭到洗劫。

民族解放阵线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实在是无可厚非，这就是他们严格遵守瓦尔基扎的停火协议并且向当局交出部分武器。一旦被解除武装，昔日的游击队员就再也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经常遭到敌人的无情追杀。那些拒绝解散的人，如阿里斯·韦洛乔蒂斯，不仅遭到共产党的谴责，而且最终被政府部队抓捕和杀害。一如中世纪的野蛮场景，阿里斯那砍下的头颅被放在特里卡拉（Trikala）主广场上示众。[38]

正好相反，希腊右翼甚至都懒得假装遵守停火协议。他们显然相信英国人“在任何情况和所有情况下”都将支持他们，因此完全放开了手脚。[39]瓦尔基扎协议签订后一年内，根据官方统计，右翼武装谋杀了1192人，打伤了6413人，强奸了159名妇女，而真实数字无疑还要大得多。[40]在某些地区，尤其是在希腊北部和伯罗奔尼撒半岛，警察开始大肆搜捕任何被怀疑与民族解放阵线有关的人。英国人总是高调批评这种公开迫害，但他们并未对希腊政府或者右翼党派施加多少压力，以让他们停止迫害。[41]在这种背景下，也就难怪共产党极端痛恨踏足希腊土地的英国人了。此后数年将会迎来“白色恐怖”时期，“大批君主主义-法西斯主义恐怖分子为所欲为，希腊人民彻底成为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奴隶”。[42]

此后数月间，希腊右翼紧锣密鼓地采取行动，确保他们控制这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包括国民卫队、宪兵和警察。根据帕潘德里欧政府的内部资料，共产党员被排除在任何武装机构之外，因为难以确信他们是否会出卖希腊民族利益，但“共产党”这个术语迅速涵盖了任何秉持温和左翼信念的人。那些已经在军队或者警队里供职的同情左翼的嫌疑人，立即被转入预备役。右派的行动如此广泛，以至于许多盟国观察员开始担心右派计划发动政变。最起码，他们显然企图在即将到来的1946年3月的大选之前施加非正常的影响。[43]

由此引出了希腊共产党最后一个重大错误。由于被反复违反瓦尔基扎协议的现象所激怒，共产党决定违背苏联建议并退出1946年3月的大选，就这样向保王右派拱手送出了一场重大胜利。当年秋天，君主派在一场似是而非的公民复决中确保了国王回归。在地方层面，右翼官员利用他们获得的新授权，强化反共镇压。宪兵部队急剧扩充，及至1946年9月，宪兵部队至少比上一年扩充了3倍。[44]暴力活动步步升级，直至政府不再能够控制行省。及至1946年年底，形势已经明朗化，许多希腊左派别无选择，只能再次逃离家园、逃向山区。共产党组建了希腊民主军（Democratic Army of Greece），这是希腊人民解放军的天然继承者，内战再次降临这个国家。[45]

我不会详细叙述之后两年的情况，那只是冤冤相报的暴力与再暴力的循环，与战争年代并无不同。主要的差别在于，此时支持右翼势力反共的不再是德国、保加利亚、意大利，而是英国和美国，他们认为继续反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西方援助源源不绝地涌入这个国家，带来的不仅是英国和美国的物资，希腊政府最终还学会了英国镇压起义的古老办法，强迫数万村民搬进拘留营，以此饿死游击队。针锋相对的，希腊共产党也努力从国外争取支持。当斯大林拒绝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开始依赖铁托的南斯拉夫游击队，这种安排持续到1948年。当铁托与斯大林决裂时，希腊共产党站在斯大林一边，结果就连铁托也撤回了援助，一切也就由此注定。1949年，希腊内战终于结束，以左派的彻底崩溃而告终。

或许在这个时期的希腊历史中，最为令人震惊的是司法系统的双重标准。1945年，针对希腊通敌卖国者的诉讼大致停止，随即展开了对希腊共产党的大肆搜捕和迫害。1945年9月，根据官方数字，被关押的左派人士与被关押的通敌卖国者的比例大致超过7比1。处决人数的比例更为悬殊。及至1948年，根据美国方面的数字，只有25名通敌卖国者和4名战争罪犯在希腊被判处死刑。[46]但在1946年7月至1949年9月间，却有超过100倍的左派人士被判处并执行死刑。[47]

那些未被处决的人，通常要在监狱里关押数年甚至数十年。及至1945年年底，大约48956名民族解放阵线支持者身陷囹圄，及至20世纪40年代末，关押人数还维持在5万人左右。[48]即使在臭名昭著的马克罗尼索斯（Makronisos）拘留营于1950年被关闭后，希腊仍然有20219名政治犯，还有3406人被流放。[49]迟至20世纪60年代，希腊仍然有数百名此类男女囚犯，他们的罪名仅仅是曾经参加抵抗组织，曾经对德国人作战。[50]

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所说的，这种“抵抗组织审判”发生在战后好几个国家，但没有哪个国家像希腊这么严厉。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受到保守主义政治家、军队以及美国在幕后支持的准军事组织的联合统治。这段时期的谷底是1967～1974年，这个国家陷入了军事独裁。在此期间，希腊通过了一部法律，彻底羞辱了那些在战争年代为希腊解放而战的男男女女：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被正式定义为国家“公敌”，而那些曾经与德国人并肩作战的保安营老兵则被颁发国家养老金。[51]

铁幕降临

希腊内战将会对欧洲其他地区产生深远影响。这场血腥至极的冲突，将会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左翼与右翼之间、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引发一场新的冷战。在某些方面，发生在希腊的事情定义了冷战。希腊内战不仅划定了铁幕的南部边界，而且对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乃至西欧各国共产党发出了严厉警告，如果他们试图夺取权力将会有什么下场。但或许最重要的是，希腊内战将美国拉回欧洲，迫使美国人明白孤立主义不再是选项。当英国宣布再也无力资助希腊政府发动反共战争时，美国就当仁不让地接手。在这个世纪余下的时间里，美国还会留在希腊，还会留在欧洲大陆所有战略要地之上。

正是美国突然卷入希腊内战催生了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这项美国政策旨在遏制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所谓的共产主义“洪流”，这道洪流将有可能席卷整个欧洲。[52]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对国会发表讲话，宣称美国的政策将会是“支持自由的人民，抵御武装分子或者外来压力的奴役企图”，因此应该开始为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巨额援助。[53]这实际上是划清界限：东欧也许无法避免共产主义，但东地中海绝不允许步东欧后尘。

美国新政策的逻辑结果就是于1947年6月宣布的“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me），这项计划又以在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的名字被称为“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这项大规模援助计划表面上向所有欧洲国家开放，包括对苏联开放，为它们提供大规模经济合作的机遇。马歇尔计划的表面目的是对抗欧洲大陆的混乱和饥饿，但美国国务卿明确地暗示，援助将会优先给予如下国家，这些国家正在对抗“那些企图延长人道灾难以便从中捞取政治好处的政府、政党、团体”。[54]换言之，马歇尔计划表面上是经济援助，但其真实目的几乎完全是政治性的。[55]

苏联被这种外交行动激怒了。苏联人曾经在希腊问题上置身事外，按照斯大林与丘吉尔的协议，希腊确实属于英国和美国的“势力范围”，但他们也不准备接受西方干涉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指示所有在苏联直接控制下的国家，拒绝美国提供的马歇尔援助，并且对捷克斯洛伐克和芬兰频频施压。于是，尽管有16个国家最终签署了马歇尔计划，但没有一个后来的共产主义国家参与其中。在苏联的进一步压力下，它们转而与苏联签署贸易协议。东西欧洲间的裂痕开始加深。

或许这一系列连锁反应的最重要后果，就是苏联决定正式加强对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控制。就在马歇尔计划出台三个月后，苏联召集欧洲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到波兰小镇施科拉尔斯卡-波伦巴（Szklarska Poręba）开会。在这里，他们改组了共产国际[56]，新的名称为共产党情报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或者Cominform）。与此同时，苏联实际上指示西欧各国共产党开始反美宣传战，这项指示导致自1947年年底以来意大利和法国的罢工数量急剧增长。欧洲各国共产党的自治状态和多元状态由此结束，从那时起，一切唯苏联马首是瞻。[57]

尽管这种连锁反应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生，但正是希腊的形势成了催化剂。因此，希腊内战不仅仅是地方惨剧，而且是真正具有国际意义的事件。西方大国承认这种格局，而且似乎准备支持任何不公正的现象，只要能够遏制共产主义就可以了。

对于普通希腊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为他们的悲惨经历再加上新的一页。他们不仅受困于国人的极端倾向，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多年，而且此时他们又成为超级大国新游戏中被踢来踢去的皮球。

[1] 关于莫斯科会议，参阅Dallas，Gregor，Poisoned Peace：1945-The War that Never Ended（London：John Murray，2006），pp.285-94。

[2] EAM stands for Ethniko Apeleftherotiko Metopo；ELAS for Ethnikos Laikos Apeleftherotikos Stratos.

[3] 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40-42.

[4] Michael S.Macrakis，“Russian Mission on the Mountains of Greece，Summer 1944（A View from the Rank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23，no.3，pp.387-408；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296，359-60.

[5] 引自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295-6。

[6] TNA：PRO WO 204/8832，SACMED to Scobie，15 November 1944.另可参阅Churchill to Eden，7 November 1944，TNA：PRO FO 371/43695；Alexander，p.66。

[7] 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364，413 fn.24.

[8] Iatrides John O.（ed.），Ambassador MacVeagh Reports：Greece 1933-1947（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660.

[9] 引自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362。

[10] 引自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352.

[11] TNA：PRO PREM 3 212/11，Churchill’s order to Scobie，5 December 1944：参阅Clogg，Richard（ed.），Greece 1940-1949：Occupation，Resistance，Civil War：A Documentary History（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2），p.187。

[12] TNA：PRO WO 170/4049，“Report on Visit to Greek Red Cross F.A.P.，Platia Kastalia，Kypseli，12 Dec 1944”；report by Ambassador Lincoln MacVeagh，6 December 1944 in Iatrides John O.（ed.），Ambassador MacVeagh Reports：Greece 1933-1947（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658.

[13] 参阅the many reports of ELAS hostages in TNA：PRO FO 996/1。另可参阅WO 204/8301，“Account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events in Western Greece during the independent mission of 11 Ind Inf Bde GP”，esp.appendix C.10；WO 204/9380，“Report by Captain WE Newton on a visit to Kokkenia on 12th January 1945”。

[14] 关于瓦尔基扎协议的英译版本，参阅Richter，Heinz，British Intervention in Greece：From Varkiza to Civil War（London：Merlin Press，1985），pp.561-4；以及Woodhouse，C. M.，Apple of Discord（London：Hutchinson，1948），pp.308-10。

[15] 参阅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271，279-84。

[16] Woodhouse，C. M.，Apple of Discord（London：Hutchinson，1948），p.147.

[17] Woodhouse，C. M.，Apple of Discord（London：Hutchinson，1948），pp.84-6；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318，325.EKKA stands for Ethniki Kai Koinoniki Apeleftherosi.

[18] 参阅Hagen Fleischer，“Contacts between German Occupation Authorities and the Major Greek Resistance Organizations”，in Iatrides，John O.（ed.），Greece in the 1940s：A Nation in Crisis（Hanover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81），pp.54-6；以及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42，329-30. EDES stands for Ethnikos Dimokratikos Ellinikos Syndesmos。

[19] EAM member Konstantinos G.Karsaros，引自Kalyvas，Stathis N.，‘Red Terror：Leftist Violence during the Occupation’，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71。

[20] 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290.

[21] Odysseus，《荷马史诗》里伊萨卡岛的国王。——译者注

[22] Telemachus，《荷马史诗》里奥德修斯的儿子。——译者注

[23] 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318-20.

[24] John Sakkas，“The Civil War in Evrytania”，in Mazower，Mark（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94.

[25] Kalyvas，Stathis N.，‘Red Terror：Leftist Violence during the Occupation’，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61-2.

[26] Kalyvas，Stathis N.，‘Red Terror：Leftist Violence during the Occupation’，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57，159.

[27] Kalyvas，Stathis N.，‘Red Terror：Leftist Violence during the Occupation’，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48，163.

[28] Odigitis，8 February 1944，引自Kalyvas，Stathis N.，‘Red Terror：Leftist Violence during the Occupation’，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57。

[29] Kalyvas，Stathis N.，‘Red Terror：Leftist Violence during the Occupation’，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53，159.

[30] Kalyvas，Stathis N.，‘Red Terror：Leftist Violence during the Occupation’，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54.

[31] 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327.

[32] Kalyvas，Stathis N.，‘Red Terror：Leftist Violence during the Occupation’，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51.

[33] TNA：PRO HS 5/698“General Report”，pp.8-9.

[34] EASAD stands for Ethnikos Agrotikos Syndesmos Antikommounistikis Draseos.

[35] 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334-9.

[36] TNA：PRO FO 188/438，“Summary of a Letter dated Athens 22nd November 1944 from Mr Justice Sandström，Chairman of the Greek Relief Commission to the Supervisory Board of the Swedish Red Cross”.

[37] The following example from Douka is dissected in greater detail by Kalyvas，Stathis N.，‘Red Terror：Leftist Violence during the Occupation’，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71-5.

[38] 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373.

[39] 参阅report of Charles F.Edson，to Lincoln MacVeagh，29 March 1945，引自Clogg，Richard（ed.），Greece 1940-1949：Occupation，Resistance，Civil War：A Documentary History（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2），p.192。

[40] Voglis，Polymeris，‘Between Negation and Self-Negation：Political Prisoners in Greece，1945-1950’，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75.

[41] 参阅reports by Charles F.Edson to Lincoln MacVeagh，29 March and 4 July 1945，引自Clogg，Richard（ed.），Greece 1940-1949：Occupation，Resistance，Civil War：A Documentary History（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2），pp.192，196；以及Woodhouse report，引自Richter，Heinz，British Intervention in Greece：From Varkiza to Civil War（London：Merlin Press，1985），pp.148-50。

[42] Democratic Army of Greece radio proclamation to the Greek people，24 December 1947，引自Clogg，Richard（ed.），Greece 1940-1949：Occupation，Resistance，Civil War：A Documentary History（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2），p.205。

[43] 参阅report by Charles F.Edson to Lincoln MacVeagh，4 July 1945，引自Clogg，Richard（ed.），Greece 1940-1949：Occupation，Resistance，Civil War：A Documentary History（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2），pp.195-6。

[44] 参阅Mark Mazower’s introduction in Mazower，Mark（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1。

[45] 参阅Mark Mazower’s introduction in Mazower，Mark（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7。

[46] Eleni Haidia，“The Punishment of Collaborators in Northern Greece，1945-1946”，Mark Mazower’s introduction in Mazower，Mark（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54.

[47] 按照英国的统计，在1946年至1949年间，有3033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有378人被民事法庭判处死刑，总数为3411人。参阅TNA：PRO FO 371/87668 RG10113/11，Athens to Foreign Office，6 April 1950。

[48] P.Papastratis，“The Purge of the Greek Civil Service on the Eve of the Civil War”，in Baerentzen，L.，J. Iatrides and O. Smith（eds.），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Greek Civil War，1945-1949（Copenhagen：Museum Tusculanum，1987），p.46.另可参阅Mark Mazower，“Three Forms of Political Justice，Greece 1944-1945”，in Mazower，Mark（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37-8。

[49] TNA：PRO FO 371/87668，RG 10113/28.Voglis明显误用了这些数字，Voglis，Polymeris，‘Between Negation and Self-Negation：Political Prisoners in Greece，1945-1950’，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75。

[50] 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376.

[51] 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376.

[52] 参阅George F.Kennan’s statement to the War College，28 March 1947，Kennan，George F.，Memoirs 1925-1950（Boston and Toronto：Little，Brown，1967），pp.318-20。

[53] Truman，Harry S.，Memoirs，vol. II：Years of Trial and Hope（New York：Signet，1965），p.129.

[54] George Marshall’s speech at Harvard，5 June 1947，引自Truman，Harry S.，Memoirs，vol. II：Years of Trial and Hope（New York：Signet，1965），p.138。另可参阅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114。

[55] 参阅Milward，Alan S.，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5-51（London：Methuen，1984），pp.5，56-61。

[56] Communist International，或者Comintern，共产国际已于1943年停止活动。——译者注

[57] 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143.关于共产党在法国和意大利的煽动行为，参阅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129-30；“Blood on the Cobblestones”，Time magazine，26 July 194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available online at http：//uwdc.library.wisc.edu/collections/FRUS/，1948，vol.III（Western Europe），pp.8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