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离丧

死亡人数

如果说欧洲的物质创伤让人难以置信，那么，战争的人命损失就更是骇人听闻。对此，任何描写都不足以涵盖其全貌。我还记得，作家汉斯·埃里希·诺萨克（Hans Erich Nossack）曾试图描述1943年汉堡大火的后遗症：“哎，每当我回想起汉堡，我就踌躇不前。为什么还要记起呢？为什么还要记载呢？全部忘掉不是更好吗？”[1]尽管如此，诺萨克本人也承认，虽然未能为这些历史事件赋予任何意义，但目击证人和历史学家有责任记录这些历史事件。

每当落笔描写如此大规模的灾难时，历史学家总是左右为难。一方面，历史学家大可以呈现原始统计数字，留待读者自行想象这些数字的含义。战争结束后，各国政府和援助机构曾经计算冲突各方的相关数字，涉及士兵阵亡人数、平民伤亡人数、轰炸工矿企业造成的经济后果等方方面面。欧洲各国政府都致力于测算、估算、计算，也许正如诺萨克所说的，“试图通过数字手段来制止死亡”。[2]

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也可能完全忽略统计数字，只是记录上述事件的普通目击者的亲身经历。例如，在汉堡大火后，让德国民众感到痛彻心扉的不是4万人死亡这个抽象数字，而是这些人惨遭横死的痛苦过程。关于火海炼狱的传说，关于火场飓风的传说，以及关于漫天星火点燃人们头发和衣物的恐怖传说，正是这些形象描述而不是原始数字，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无论如何，当时人们的直觉告诉我们，统计数字是靠不住的。在一座城市里，当无数尸体被掩埋在堆积如山的瓦砾之下，当无数尸体由于高温焚烧而融为尸块甚至化为灰烬时，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准确的死亡数字。无论人们使用什么方法，最多只可能窥见这场灾难的细枝末节。正如诺萨克所说，所谓信史，其实与“离题万丈……光怪陆离……无从稽考”的道听途说相差无几。[3]

在某种程度上，汉堡大火可被视为战时欧洲的缩影。与欧洲其他地区一样，轰炸让城市成为一片废墟，但总有某些地方风平浪静地、如同奇迹地未受波及。与欧洲大陆其他地区一样，为了逃避战火，郊区人口被彻底疏散，此后数年一直荒废。与其他地区一样，受害者来自许多国家，他们只能艰难度日。

然而，这座城市的命运，与这片大陆的命运，还是截然不同的。尽管汉堡大轰炸如此恐怖，但这座城市的居民死亡人数还不到3%，而欧洲大陆的死亡率比之还要高出两倍。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确令人难以置信：3500万～4000万人。[4]这几乎相当于某些国家的战前人口，比如波兰（战前3500万人）和法国（战前4200万人）。[5]又或者，换言之，这个死亡人数，相当于每天晚上发生一次汉堡大火，持续整整1000个晚上。

这些总体数字，有时掩盖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例如，英国的损失尽管相当惨重，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相对轻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30万名英国人被杀害，大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人数的1/3。[6]与之类似，超过50万名法国人被杀害，此外还有大约21万名荷兰人、8.6万名比利时人、将近31万名意大利人死于非命。[7]与之对照，德国有将近450万名士兵和150万名平民丧生。战争期间，仅仅是死于盟军轰炸的德国人数量，就与死于各种原因的英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总数大致相当。[8]

越往东去，死人越多，概莫能外。希腊在战争中死亡41万人，与上述国家相比，希腊的死亡人数似乎不算显眼，但请不要忘记，希腊战前人口只有700万，战争杀害了大约6%的希腊人。[9]与之类似，匈牙利在战争中死亡45万人，几乎占匈牙利总人口的5%。[10]在南斯拉夫，超过100万人被杀害，占南斯拉夫总人口的6.3%。[11]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死亡人数大约占波罗的海国家战前总人口的8%～9%。[12]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波兰的死亡比例最为惨重：每6名波兰人中，就有1人以上被杀害，总共有超过600万人被杀害。[13]

战争期间的绝对最高死亡人数出现在苏联：大约2700万人死亡。[14]这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数字同样掩盖了巨大的地区差异。例如，关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并没有可靠的地区统计数字，因为当时国际社会并不把这两个地区视为独立国家，但绝大多数估计都认为，乌克兰的战争死亡人数为700万～800万。如果这个数字是准确的，那么每5名乌克兰人中，就有1人在战争期间被杀害。[15]白俄罗斯的死亡比例据说是全欧洲最高的，有1/4的人口被杀害。[16]

今天，正如在1945年一样，几乎不可能把握这些统计数字的实际意义，而把这些统计数字形象化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有人可能会说，这个死亡总人数，意味着在长达六年时间里，平均每五秒钟就有一个人被杀害，但这种类比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第二章 离丧 - 图1

即使是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那些目睹过屠杀的人、那些看见过尸山血海尸横遍野的人，也都无法理解战争期间遍及欧洲的屠杀事件的真正规模。

或许，接近真相的仅有路径是不再把欧洲想象成尸体堆积的地方，而是把欧洲想象成痛苦沦丧的地方。当战争结束时，几乎所有欧洲人都失去了朋友或亲人。整个村庄、整个城镇甚至整个城市都被彻底抹去，生活在那里的居民也都不知所踪。欧洲有大片地区，曾经人烟稠密、社区兴旺，此时近乎人去楼空。战后欧洲的气氛，并非表现为死亡，而是表现为离丧，那些曾经生活在欧洲的房屋、商店、街道、市场里的人们，早已离开人世。

从21世纪遥望过去，我们总会把战争结束视为欢天喜地的时刻。我们曾经看见，在纽约时代广场，水兵为女孩送上热吻；我们曾经看见，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各国士兵手挽手高声欢笑。然而，尽管在战争结束时普天同庆，但此时的欧洲其实哀鸿遍野。这种痛失亲人的感觉，既是个人的，也是共同的。当欧洲大陆的城镇和城市沦为废墟时，无数家庭和社区也都已经家破人亡。

消失的犹太人

某些人群承受的离丧之苦肯定超过其他人群，尤其是在东欧，受害最深的无疑是犹太人。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的口述史访谈中，来自捷克斯洛伐克[17]的犹太幸存者伊迪丝·巴尼特（Edith Baneth）从个人角度讲述了这种至今挥之不去的丧亲之痛。

每当想起我们失去的家人，我们的心情就永远不可能平复。家人是无可取代的，即使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这种失落感依然存在。当年我们举行成人礼和婚礼的时候，两家来做客的亲友可能多达五六十人。但当我的儿子举行成人礼和婚礼的时候，已经没有亲友来做客了，这就是第二代、第三代感知大屠杀的方式，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亲人。我的儿子从来没有经历过家族生活，本来他有叔叔、姑姑、爷爷、奶奶，但现在家里却无比空洞。[18]

1945年，当绝大多数人都在计算战争期间失去多少亲友时，犹太幸存者却在计算还剩下多少亲友，而答案经常是一个不剩。在柏林犹太人的纪念册中，全家殉难的例子比比皆是，从幼小孩童到曾祖父母无一幸免。在纪念册里，名叫阿伯拉罕的殉难者有6页，名叫希尔什的有11页，名叫里维斯的有12页，名叫沃尔夫的有13页。[19]完全可以为任何犹太社区制作类似的纪念册，这样的犹太社区曾经遍布全欧洲。例如，1944年，维克托·布雷特贝格（Victor Breitburg）在波兰失去了所有亲人。“在54名家族成员中，我是唯一的幸存者。我曾经回到罗兹，看看能否找到我的亲人，但我一无所获。”[20]

当所有失去的亲人被叠加到一起，伊迪丝·巴尼特所说的“空洞”就不仅可以吞没整个家庭，而且可以吞没整个社区。战前的波兰和乌克兰，在数十个大城市里，犹太人都占据了相当可观的人口比例。例如，战前的维尔诺，即今天的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就曾经是6万～7万名犹太人的家园。及至1945年年中，也许只有10%的犹太人得以幸存。[21]犹太人还构成了华沙人口的1/3，即总共大约393950人。及至1945年1月，当苏联红军最终渡过维斯瓦河进抵华沙时，他们在华沙市内只发现200名犹太幸存者。即使到1945年年底，当少数幸存者回到华沙时，华沙市内的犹太人也从未超过5000人。[22]

农村地区的犹太社区境况同样糟糕。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周边的大片农村地区，犹太人口比例从13%下降到只剩0.6%。[23]在波兰战前最封闭的农村地区沃利尼亚，当地有98.5%的犹太社区居民被德国人及其扶植的地方武装杀害。[24]总体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至少有575万犹太人被杀害，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恶劣、最有系统的种族灭绝行动。[25]

这些统计数字同样是令人难以理解的，除非人们从更为微观的角度去想象。艾丽西娅·亚当斯（Alicia Adams）是波兰德罗霍贝奇（Drohobycz）的幸存者，她以毫不掩饰的言辞描述了她的所见所闻：

不仅我的父母、我的叔叔、我的姑姑、我的兄弟，就连我所有的儿时玩伴、我所有的左邻右里，生活在德罗霍贝奇的全体居民都被杀害了，大约3万人，全部被枪决。我不仅看着我最亲密的家人被杀害，而且看着所有人被杀害。我每天都看见有人被杀，这构成了我童年记忆的组成部分。[26]

对于犹太逃亡者和犹太幸存者来说，回到丢荒废弃的东欧地区，简直是无比绝望的体验。著名的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在乌克兰长大，但在德国入侵期间生活在莫斯科。1943年年底，当他作为战地记者重返乌克兰时，他发现自己所有的亲友都已被杀害。他可能是最早理解大屠杀的作家之一：

乌克兰再也没有犹太人。波尔塔瓦、哈尔科夫、克列缅丘格、鲍里斯波尔、亚戈京，哪里都没有犹太人，在这数十座城市、数百处城镇、数千个村庄，你看不到又黑又瘦的小女孩眼泪涟涟，你听不到老妇人痛苦呻吟，你看不到饥饿的婴儿面如菜色。只有一片死寂，只有一片肃杀。整个民族都被残忍地谋杀了。[27]

随着整个种族的消失，欧洲大陆数百年来最为独特的文化也一并消失了。

这是对伟大的、古老的精妙文化的谋杀，这种文化在数以千计的能工巧匠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中世代相传。这是对祖辈传承的日常传统的谋杀，这是对记忆的谋杀，这是对哀怨歌曲和民间诗篇的谋杀，这是对充满喜怒哀乐的生活的谋杀，这是对家园和墓地的破坏，这是一个与乌克兰人共同生活了数百年的民族的消亡……[28]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欧洲的滔天罪恶，犹太人是少数几个亲身了解个中真相的族群之一。犹太人能够分析和综合所有事实，从而为他们提供了独特视角：犹太人能够看到，集体屠杀不仅仅是地方个案，而且是发生在整个欧洲大陆的普遍现象。即使是犹太孩子也对此心知肚明。例如，时年11岁的塞丽娜·利伯曼（Celina Lieberman）于1942年被乌克兰一对信仰基督教的夫妇暂时收养，但她极力尝试保持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每天晚上，她都会为跟随养父母去基督教教堂而向犹太教上帝致歉，因为她真诚地相信自己已经是最后一个活着的犹太人了。[29]

然而，即使是在如此绝望的境况中，也还是有少数几颗希望的种子。塞丽娜·利伯曼不是最后一个活着的犹太人。战争过后，犹太人开始走出藏身之所，有些地方简直让人难以想象。数以千计的人在立陶宛、波兰、白俄罗斯的森林和沼泽中幸存。还有数以千计的人躲藏在好心人家的地窖和阁楼中熬过战争。即使是在被毁灭的华沙，还是有少数犹太人从废墟中走出，如同圣经中的诺亚，重新踏足历经变乱的世界。他们躲藏在阴沟、隧道以及专门搭建的地洞中，从而安然度过大屠杀的浪潮，这些地方就是他们的私人方舟。或许最大的奇迹是欧洲各处集中营里的犹太幸存者，尽管人们对这个奇迹往往浑然不觉。虽然纳粹机关算尽，要用饥饿和劳累杀死犹太人，但当1945年盟军解放集中营时，还是有大约30万名犹太人得以生还。总体而言，大约有160万名欧洲犹太人设法摆脱了死亡。[30]

战争同样造就了某些绝无仅有而且难能可贵的国家行为，尽管面对着纳粹的巨大压力，但某些国家坚持救助犹太人。例如，丹麦从未通过反犹法案，从未剥夺犹太人的财产，从未开除犹太公职人员。当丹麦民众发现党卫队打算围捕丹麦国内的7200名犹太人时，人们齐心协力把几乎整个犹太社区秘密疏散到瑞典。[31]意大利民众同样抵制了任何驱逐犹太人的企图，不仅在意大利本土如此，而且在意大利征服的地区也同样如此。[32]当党卫队要求保加利亚驱逐其国内的4.9万名犹太人时，国王、议会、教会、学者、农民都坚决反对党卫队的措施。实际上，保加利亚农民准备卧轨，以阻止犹太人被转送出境。正因如此，战争期间，保加利亚是仅有的犹太人口有所增加的欧洲国家。[33]

最后，还有某些个人，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拯救犹太人。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比如德国工业家奥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早已天下闻名；但从1953年起，还有超过21700人被以色列政府确认为救人者。[34]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尽管对犹太人不乏偏见，但还是为犹太人提供庇护。例如，有一位荷兰教士，坦率承认自己非常讨厌犹太人，他认为“犹太人让我受不了……跟我们非常不同，他们是另一个物种，或者说另一个种族”。但他还是因为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迫害而被逮捕，进而被关进集中营，他对此无怨无悔。战时和战后，希望的种子绝处逢生，不仅为犹太人，而且为全体欧洲人带来了希望。[35]

其他屠杀事件

尽管灭绝犹太人是最为引人注目、遍及欧洲大陆的种族灭绝行动，但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地方性的屠杀措施。在克罗地亚，乌斯塔莎政权试图在全国各地实行种族清洗，为此杀害了59.2万名塞尔维亚人、穆斯林和犹太人。[36]在沃利尼亚，在灭绝犹太人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又杀害了数万名波兰人。在爱琴海北岸，保加利亚军队铁蹄所及之处，保加利亚人大肆屠杀希腊社区居民。在南斯拉夫的伏伊伏丁那地区，匈牙利人同样对塞尔维亚人大开杀戒。

在欧洲许多地区，那些不受欢迎的族群直接被赶出他们所在的市镇和乡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这种情况在中欧和东欧比比皆是，皆因古老的帝国要求索回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丢失的领土。但最具戏剧性的族群放逐行动发生在1945年，在苏联红军的步步进逼下，数百万名德国人被赶出东普鲁士、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在他们身后留下一座座空空荡荡的鬼城。当德国东部这些地区被作为战利品移交给波兰时，来到此地的波兰人形容此地了无生气，尽管当地的街道原本相当整洁。在某些房屋里，餐桌上还摆放着食物，仿佛房屋的主人匆匆离去。1945年春天，兹比格涅夫·奥格罗辛斯基（Zbigniew Ogrodzinski）被任命为接管德国城市斯德丁的首批波兰官员。他回忆道：“到处空无一人，当你走进那些房屋，一切摆放如故，书架上还放着书，家居杂物井井有条，就是没有德国人。”[37]

在德国东部的某些农村地区，似乎已经十室九空。1945年夏天，一位英军少将要与苏联方面谈判物资交换事宜，他描述了途经德国省份梅伦堡时的所见所闻。

行程初段是穿越拉宾斯坦菲尔德森林，然后穿越大片农田，之后才到达克里维茨。我从未经历过如此怪异的旅程。我唯一见到的人是老气横秋的苏联红军的士兵和哨兵。田园已经荒芜，粮仓已经掏空，原野上没有牛马，也没有家禽，一片死气沉沉。在前往克里维茨的18公里旅程中，我不记得自己还见过什么活物（除了几个苏联士兵）。我没有听到鸟叫，也没有看到任何野生动物。[38]

短短六年间，欧洲的人口分布特征经历了无可挽回的剧变。波兰人口密度下降了27%，而波兰东部某些地区甚至变成了无人区。[39]那些历经族群融合的国家，此时经历广泛的种族清洗后，基本上只剩下单一族群。[40]与人口的缺失同时出现的，是社区的缺失以及多元文化的缺失：欧洲大片地区成为单一族群地区。这一进程在战争结束后头几个月大大加快了。

如果说对整个社区的全面屠杀让外来者感到惊奇怪异，那么，那些生活在此地的生还者就更不知所措了。例如，法国利穆赞地区的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Oradour-sur-Glane），始终未能从噩梦中完全恢复过来。1944年夏天，为了报复当地抵抗组织，镇上所有男人都被围捕和枪决，妇女和孩子则被赶进教堂，然后教堂被付之一炬。战争结束后，当局决定不再重建此地，而是在附近另建新市镇，奥拉杜尔被保留下来，一如大屠杀当天的原貌。此地如今仍然是一座死城。[41]

同样残忍的屠杀事件也发生在欧洲各地无数的地方社区。或许最寂寂无闻的屠杀事件，是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利迪策（Lidice），为报复第三帝国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总督赖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遇刺，当地所有男人都被枪决。村庄里的孩子被送往海乌姆诺集中营，然后在那里被毒死；妇女则被囚禁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充当奴工。村庄被焚烧，被铲平，瓦砾也被清空，好让野草长满曾经建有房屋的废墟。这次屠杀的目的，不仅在于惩戒这个敢于反抗占领的地方社区，也是要彻底铲除这个社区，仿佛这个社区从未存在过。纳粹有计划地破坏这个村庄，以此作为范例，警告其他可能卷入抵抗运动的村庄。[42]

这种彻底抹去整个社区的做法，其心理冲击绝对不可低估。1945年，在集中营被解放后，幸存的利迪策妇女返回到她们的村庄。她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村庄结局如何，直至遇到村庄周围的捷克士兵。其中一位妇女，米洛斯拉娃·卡利博娃（Miloslava Kalibová），后来说起自己当时的反应：

士兵们低下头，许多人眼泛泪光。我们说：“噢不！不要告诉我们更坏的消息……”一名士兵还是告诉了我，我这才知道，三年前所有男人都被枪杀了……就连小男孩都不放过，所有男人都被杀死了……更糟糕的是，孩子们都被毒死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打击。[43]

当她走进村庄，她发现那里“只剩下荒地”。原来的村庄荡然无存，只有在她以及幸存姐妹的脑海中，还留着丝丝痕迹。[44]

这种地方层面的恐怖经历，与大屠杀本身同样具有毁灭性。对市镇和乡村的破坏，不仅是当地幸存居民的损失，而且是整个周边地区的损失，更是整个欧洲大陆的损失。借用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45]的话来说，这剥夺了“一连串记忆……一连串传统”。[46]利迪策，与数以千计的其他村庄一样，如同稍纵即逝的微光，湮没在黑暗之中。

孤儿寡妇

如果说屠杀行为在欧洲社会的编织物上刺出某些“空洞”，那么，另外一种更为隐性的人口缺失，就如同在挂毯上抽走一根丝线。最为显著也最为人所共知的人口缺失，则是男人的缺席。欧战胜利日当天，从英国各省份拍回的照片中，只见妇女和孩子在街道上庆祝战争结束，除了老人以及偶尔轮休的士兵，照片上几乎见不到男人。这些照片上的人们充满欢声笑语，因为她们知道男人离开家园只是暂时的。但在欧洲其他地方，人们就不敢如此确定了。绝大多数德军士兵以及来自其他轴心国的士兵，战争结束时都成了俘虏，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多年以后才能回家。当然，还有数百万名来自欧洲各国的男人再也未能回家。一位英军少将在战后写道：“我们在德国走过数千英里，最为突出的事实是，几乎不见17～40岁的男人。这是一片属于妇女、孩子、老人的土地。”[47]

在欧洲许多地方，好几代年轻女子注定孤独终老，因为当地绝大多数年轻男子已经死亡。例如，在苏联，当战争结束时，女人比男人多出1300万人。男人的缺失在农村地区最为明显，80%的集体农庄的劳动力是妇女。根据1959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在1929～1938年年满20岁的苏联妇女中，还有1/3尚未婚嫁。[48]

如果说欧洲变成了妇女的大陆，那么它也是孩子的大陆。战争结束后的混乱时期，许多与家人失散的孩子结成帮派以求自保。及至1946年，还有18万名流浪儿童生活在罗马、那不勒斯、米兰：他们被迫睡在走廊过道上，要靠盗窃、乞讨、卖淫来维持生计。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教皇本人向全世界呼吁，救救意大利的孩子，“他们在市镇和乡村里漫无目的地游离浪荡，被抛弃和暴露在种种危险之中”。[49]在法国，农民经常发现有孩子睡在干草堆里。在南斯拉夫和斯洛伐克东部，游击队员在丛林、洞穴、废墟中发现许多几乎饿死的孩子。1945年夏天，仅在柏林就有5.3万名无家可归的孩子。[50]

英军中校威廉·拜福德-琼斯（William Byford-Jones）在柏林威廉皇帝纪念碑的裂缝里发现了一名女孩。中校问女孩在那里干什么，女孩说这是她能找到的最安全的入睡之处：“没有人能够找到我。这里足够温暖，而且没有人能够爬上来。”德国社会福利署的工作人员来接女孩，但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把她劝出来。[51]

这些故事点出了欧洲这块编织物上的另一处缺口，父母缺席。这个问题在受战争破坏最为惨烈的某些欧洲地区尤为严重。例如，在波兰，有超过100万名“战争孤儿”，这个英美官方术语是指那些至少失去父亲或者母亲的孩子。[52]在德国，战争孤儿也可能超过100万名：1947年，仅仅是在英军占领区，登记在册的战争孤儿就多达322053人。[53]缺少父爱，或者说缺少任何男性模范，在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在孩子眼中也是正常现象。安杰伊（Andrzej C.）是一位来自华沙的波兰人，他在战争结束之初住过好几处难民营，他说道：“我还记得，我只见过一名有父亲的男孩，男人是稀有动物，因为那里几乎没有男人。”[54]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1/3的德国孩子失去了父亲。[55]

失去父母以及失去父母监督，有时却会意想不到地让人振作起来。例如，安杰伊承认自己的童年确实艰难，但他还是饶有兴味地回想起，他和其他男孩子在德国南部的难民营玩过的游戏。安杰伊有机会去玩一些今天绝大多数孩子梦寐以求的玩具。

我们这些孩子就像野狗一样。当时的生活非常有趣！恐惧全无，阳光普照，乐趣无穷……有一次，我们找到一枚未引爆的炮弹。我们知道这很危险，我们把炮弹放进小溪里冷却一会儿，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最后我们把炮弹扔进火堆，跑到河谷对面，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发生了巨大的爆炸。我们从未想过，如果有人碰巧走近火堆会怎么样，我们完全不假思索。又有一次，我们发现一些德军机枪子弹，数量很多。我们把子弹放进别人弃置在森林的铁炉子里，塞进柴火，点燃炉子。结果非常好玩！炉子开始穿孔，直到被打成筛子！

还有好几次，安杰伊和朋友们用装满汽油的油罐搭起篝火，因为用无烟火药生火而烧掉了眉毛，他们互相投掷迫击炮弹，甚至找到并点燃了一枚反坦克火箭弹：“这也很好玩！”他最害怕的不是可能受到严重伤害，反而是母亲可能会发现他如此能耐。

有一次，他甚至走过地雷阵，为的是在德国军队废弃的地堡旁边捡拾野生的覆盆子果实。他解释道：“战争过去好几年了，地雷也能看得出来。所以我们认定我们能够走过去，毕竟，我们能够看见，所以我们是安全的……我们是愚蠢的，也是幸运的。如果你没脑子，你就会有运气。那些覆盆子真是美味……”[56]

安杰伊在许多方面都很幸运。他不仅避免了严重伤害，而且他还有母亲在身边。战争结束后不久，他的父亲从波兰第二军团退役，也从意大利战场回来了。对于1300万名欧洲孩子来说，这种幸运简直是种奢侈。[57]有相当多的孩子父母双亡，及至1948年9月，还有大约2万名孤儿在等待，看看是否还有任何亲戚可以联系得上。[58]

关于孤儿的心理学研究表明，这些孤儿通常比其他孩子更加容易感到焦虑和沮丧，这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更容易出现古怪行为和反社会行为，更容易自杀，更容易酗酒和滥用药物，他们更不自信，健康状况也更差。[59]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父母代表着世界的稳定性，代表着世界的运作方式：一旦父母突然离去，他们就会失去理解世界的根基。除了经历父母离世，这些孩子还要面对这个世界，在他们眼中，这个世界变成了漂泊不定的地方。

战争期间，整个欧洲都在经历同样的过程，可谓影响深远。这种痛失亲人的忧郁气氛，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心理特质。不仅数千万人经历过失去朋友、亲人、爱人的创痛，而且许多地区被迫面对整个社区的灭绝，而且所有民族都失去了相当部分的人口。任何稳定感都不复存在了，个人如此，社会亦如此。

如果痛失亲人的个人容易出现古怪行为，那么，整个社区乃至整个民族也将如此。在接下来的章节里，如果读者对我如此连篇累牍地描述战争期间的创伤感到讶异，那么，你们只要记住我这句断语就够了。欧洲也曾经历过许多剧变，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几个世纪以来经历的剧变都显得微不足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让欧洲受伤，而且让欧洲迷失方向。

[1] Nossack，Hans Erich，Der Untergang（Hamburg：Ernst Kabel Verlag，1981），p.67.

[2] Nossack，Hans Erich，Der Untergang（Hamburg：Ernst Kabel Verlag，1981），p.98.

[3] Nossack，Hans Erich，Der Untergang（Hamburg：Ernst Kabel Verlag，1981），p.68.Lowe，Keith，Inferno（London：Viking，2007），passim.

[4] 统计战争死亡人数是极为困难的任务，其复杂性在于缺乏准确数据、领土变更、何谓“战争死亡”、大量人口迁移等。关于各国的复杂情况，参阅Frumkin，passim。

[5] 基于战前波兰领土，参阅Frumkin，Gregory，Population Changes in Europe Since 1939（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 Inc.，1951），pp.60 and 117.对照参阅Maddison，Angus，The World Economy：Historical Statistics（Paris：OECD，2003），pp.38 and 96。

[6] Frumkin，Gregory，Population Changes in Europe Since 1939（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 Inc.，1951）（p.168）and Dupuy and Dupuy（p.1309）给出非常不同的数字；但英国中央统计局（pp.13，37 and 40）提供的数字是63635名平民死于战争，234475名军人死于战争，我认为这些数字是最为可靠的。Milward提供的数字包括英联邦有611596人死于战争，参阅他的Milward，Alan S.，War，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211。

[7] 法国：Frumkin提供的数字是60万，与Rioux相同，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18；但Milward提供的死亡数字是49.7万，参阅Milward，Alan S.，War，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211，以及Rioux也提到可能还有30万战争间接死难者（死于营养不良等原因）。荷兰：Frumkin提供的数字是21万，Frumkin，Gregory，Population Changes in Europe Since 1939（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 Inc.，1951），p.168，与荷兰中央统计局相同，p.749，可能有7万战争间接死难者。比利时：Frumkin提供的数字是8.8万，Frumkin，Gregory，Population Changes in Europe Since 1939（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 Inc.，1951），p.168，估计其中有2.7万名犹太人；Martin Gilbert提供的数字是24387名比利时犹太人，参阅Atlas of the Holocaust，p.231。意大利：Frumkin提供的数字是41万，Frumkin，Gregory，Population Changes in Europe Since 1939（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 Inc.，1951），p.103；但意大利政府提供的官方统计数字是159957名军人阵亡和149496名平民死难，总数为309453，参阅Istituto Centrale di Statistica，Morti e Dispersi per Cause Belliche Negli Anni 1940-45（Rome：Istituto Centrale di Statistica，1957），pp.3-11。

[8] 统计数字出入极大，取决于对德国边界、德国国籍、统计截止日期、苏联集中营死亡人数的界定等。Frumkin估计有420万德国人死亡（Frumkin，Gregory，Population Changes in Europe Since 1939（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 Inc.，1951），p.83）；Overmans认为有超过600万人死亡，其中445.6万名军人阵亡，参阅Overmans，Rüdiger，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im Zweiten Weltkrieg（Oldenbourg：Wissenschaftsverlag，2000），pp.333-6。Milward同样认为有600万人死亡，Milward，Alan S.，War，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211。按照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Over-all Report（European War）（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5），p.95，有30.5万德国平民死于盟军轰炸；但德国联邦统计局于1962年提供的更为广泛的数字为57万人，参阅Wirtschaft und Statistik，1962，p.139。

[9] Frumkin认为有16万人死亡，其中超过14万名妇女，Frumkin，Gregory，Population Changes in Europe Since 1939（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 Inc.，1951），pp.89-91。然而，实际上妇女死亡人数还要更高：一份红十字会报告认为高达25万人；参阅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41。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妇女死亡人数为35万，参阅Hionidou，Violetta，Famine and Death in Occupied Greece，1941-194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2，158。Maddison，Angus，The World Economy：Historical Statistics（Paris：OECD，2003），p.44，认为战前希腊人口为715.6万。

[10] Frumkin认为有43万人死于战争（Frumkin，Gregory，Population Changes in Europe Since 1939（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 Inc.，1951），p.94）；Glanz估计为42万至45万人，Glanz，Susan，‘Economic Platforms of the Various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Elections of 1945’，in Nándor Dreisziger（ed.），Hungary in the Age of Total War（1938-1948）（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169；Maddison认为战前匈牙利人口为922.7万（p.96）。

[11] 最为可靠的数字为102.7万人：参阅Tomasevich的讨论，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718-50，and Croatian State Commission for Establishing Crimes of Occupying Forces and their Assistants，Crimes in the Jasenovac Camp（Banja Luka：Becjead，2000），pp.19-26。Maddison，Angus，The World Economy：Historical Statistics（Paris：OECD，2003），p.96，认为战前南斯拉夫人口为1630.5万.

[12] 受教育人数估计百分比来自Misiunas，Romuald and Rein Taagepera，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London：Hurst & Co.，1993），p.356。

[13] Frumkin认为波兰死亡人数为58万，其中包括320万犹太人（Frumkin，Gregory，Population Changes in Europe Since 1939（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 Inc.，1951），p.122），但1947年的波兰官方统计数字为602.8万人（其中，非官方的，包括290万名犹太人），参阅Biuro Odszkodowańjennych przy Prezydium Rady Ministrów。另可参阅Davies，Norman，God’s Playground：A History of Po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344 and Jan Szafrański，“Poland’s Losses in World War II”，in Nurowski，Roman（ed.），1939-1945 War Losses in Poland（Poznań and Warsaw：Wydawnictwo Zachodnie，1960），p.44。战前波兰人口为3480万，参阅注释5。

[14] 统计数字出入很大：参阅Krivosheev，G. F.（ed.），Soviet Casualties and Combat Loss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Greenhill，1997），p.83；以及Barber，John and Mark Harrison，The Soviet Home Front，1941-1945：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in World War Ⅱ（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91），p.206。Milward认为只有1700万人，Milward，Alan S.，War，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211。Overy，Richard，Russia’s War（London：Allen Lane，1997），p.288，认为有2500万人，并且注明赫鲁晓夫于1956年发布的数字是2000万人，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发布的数字是2500万人。

[15] Yekelchyk，Serhy，Ukraine：Birth of a Modern N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51.另可参阅Krawchenko，Bohdan，‘Soviet Ukraine under Nazi Occupation，1941-4’，in Yury Boshyk（ed.），Ukraine during World War Ⅱ（Edmonton：University of Alberta，1986），p.15，其认为有680万人。Kondufor认为有500万人，Kondufor，Yuri（ed.），A Short History of the Ukraine（Kiev：Naukova Dumka，1986），p.222。

[16]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64.

[17] 1938年9月，在英法德意四国签署《慕尼黑协定》后，捷克斯洛伐克被纳粹德国逐步肢解和吞并。1938年10月，纳粹德国占领苏台德区，斯洛伐克建立“自治政府”；1939年3月，斯洛伐克发表“独立宣言”，请求德国“保护”，纳粹德国随即占领斯洛伐克；与此同时，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成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1945年5月，苏联红军解放捷克与斯洛伐克全境，两地重新合并为捷克斯洛伐克；1993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重新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由于捷克与斯洛伐克曾经几度分合，而西方学者有时亦会以捷克指代捷克斯洛伐克。为忠实于原著，译者在处理涉及捷克与斯洛伐克的专有名词时，一律按照英语原文直译，请读者予以辨别。——译者注

[18] Edith Baneth，引自Smith，Lyn，Forgotten Voices of the Holocaust（London：Ebury Press，2005），p.318。

[19] Moorhouse，Roger，Berlin at War：Life and Death in Hitler’s Capital 1939-45（London：Bodley Head，2010），p.183.

[20] Victor Breitburg，引自Anon.，The Day War Ended：Voices and Memories from 1945（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5），p.200。

[21] 参阅Friedländer，Saul，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1939-1945（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7），p.219，更低的战前人数；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p.74 and 86，更高的战前人数，更高的战后比例。另可参阅Skolnik，Fred and Michael Berenbaum（eds.），Encyclopaedia Judaica，22 vols.（Farmington Hills，MI：Thomson Gale，2007），vol.XX，p.531。

[22] Skolnik，Fred and Michael Berenbaum（eds.），Encyclopaedia Judaica，22 vols.（Farmington Hills，MI：Thomson Gale，2007），vol.XX，pp.670，674.

[23] Skolnik，Fred and Michael Berenbaum（eds.），Encyclopaedia Judaica，22 vols.（Farmington Hills，MI：Thomson Gale，2007），vol.XIV，p.294.

[24] Spector，Shmuel，Holocaust of Volhynian Jews，trans. Jerzy Michalowicz（Jerusalem：Yad Vashem，1990），pp.357-8.

[25] Gilbert，Martin，The Routledge Atlas of the Holocaust，4th ed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232.按照纽伦堡审判出示的证据为570万人，但后来的估计为593.39万人，参阅Dawidowicz，Lucy S.，The War against the Jews 1939-1945（Harmondsworth：Pelican，1979），pp.479-80。

[26] Alicia Adams，引自Smith，Lyn，Forgotten Voices of the Holocaust（London：Ebury Press，2005），p.317。她提供的数字极为夸张：在战争爆发时1.7万名犹太人中，只有400名犹太人在苏联解放此地时仍然幸存。参阅Skolnik，Fred and Michael Berenbaum（eds.），Encyclopaedia Judaica，22 vols.（Farmington Hills，MI：Thomson Gale，2007），vol.VI，p.24。

[27] 引自Beevor，Antony and Luba Vinogradova，A Writer at War：Vasily Grossman with the Red Army 1941-1945（London：Pimlico，2006），p.251。

[28] 引自Beevor，Antony and Luba Vinogradova，A Writer at War：Vasily Grossman with the Red Army 1941-1945（London：Pimlico，2006），p.253。

[29] Celina Liberman testimony in Anon.，The Day War Ended：Voices and Memories from 1945（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5），p.184.

[30] Gilbert，Martin，The Routledge Atlas of the Holocaust，4th ed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229.Dawidowicz认为有300万幸存者，但包括86.8万名俄罗斯犹太幸存者，可参阅Dawidowicz，Lucy S.，The War against the Jews 1939-1945（Harmondsworth：Pelican，1979），p.480。

[31] Gilbert，Martin，The Routledge Atlas of the Holocaust，4th ed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154；Dawidowicz，Lucy S.，The War against the Jews 1939-1945（Harmondsworth：Pelican，1979），p.446.

[32] Steinberg，Jonathan，All or Nothing：The Axis and the Holocaust，1941-1943（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passim.

[33] Gilbert，Martin，The Routledge Atlas of the Holocaust，4th ed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140；Dawidowicz，Lucy S.，The War against the Jews 1939-1945（Harmondsworth：Pelican，1979），pp.464-5.

[34] Gilbert，Martin，The Routledge Atlas of the Holocaust，4th ed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230.

[35] Hondius，Dienke，Return：Holocaust Survivors and Dutch Anti-Semitism，trans. David Colmer（Westport，CT：Praeger，2003），p.97.

[36] 战争期间被杀害的塞尔维亚人数曾被严重夸大。这个可能是最为精确的数字；参阅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727-8。

[37] Zbigniew Ogrodzinski，personal interview，30 October 2007.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参阅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p.814-15。

[38] Major A.G.Moon，IWM Docs 06/126/1，typescript memoir，p.50.

[39] Milward，Alan S.，War，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215.

[40] 据1945年12月的统计，只有10%的东欧人口属于少数民族：参阅Pearson，Raymond，National Minorities in Eastern Europe 1848-945（London：Macmillan，1983），p.229。

[41] Farmer，Sarah，Martyred Village（London and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assim.

[42] 关于利迪策的统计，参阅Anon.，Komu sluší omluva：Češi a sudetští němci（Dokumenti，fakta，svědectví），p.70；以及Sayer，Derek，The Coasts of Bohemia：A Czech Hist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p.231 and 369，fn.45。

[43] Miloslava Kalibová interview in Charles Wheeler’s BBC documentary A Shadow Over Europe，2002.

[44] Miloslava Kalibová interview with Carmen T.Illichmann，“Lidice：Remembering the Women and Children”，UW-L Journal of Undergraduate Research，8（2005）.

[45] 法国作家，《小王子》作者。——译者注

[46] Saint-Exupéry，Antoine de，Flight to Arras，trans. Lewis Galantière（Harmondsworth：Penguin，1961），p.63.

[47] Major A.G.Moon，IWM Docs 06/126/1，typescript memoir.柏林的男女比例几乎是1比2：参阅Naimark，Norman，The Russians in Germa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27。

[48] 参阅Barber，John and Mark Harrison，The Soviet Home Front，1941-1945：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in World War Ⅱ（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91），p.207；also Mark Harrison’s essay “The Soviet Union：The Defeated Victor”，in Harrison，Mark（ed.），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Two（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286；and Milward，Alan S.，War，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212。

[49] 参阅Macardle，Dorothy，Children of Europe：A Study of the Children of Liberated Countries，their War-time Experiences，their Reactions，and their Needs，with a Note on Germany（London：Victor Gollancz，1949），pp.107，202，231.另可参阅Brosse，Thérèse，War-Handicapped Children（Paris：UNESCO，1950），p.29。

[50] Byford-Jones，W.，Berlin Twilight（London：Hutchinson，1947），p.52.

[51] Byford-Jones，W.，Berlin Twilight（London：Hutchinson，1947），p.55.

[52] Macardle，Dorothy，Children of Europe：A Study of the Children of Liberated Countries，their War-time Experiences，their Reactions，and their Needs，with a Note on Germany（London：Victor Gollancz，1949），p.80.这是一个保守的数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46年估计的数字为170万人。参阅Brosse，Thérèse，War-Handicapped Children（Paris：UNESCO，1950），p.30。

[53] TNA：PRO FO 938/310.

[54] Andrzej C.，personal interview，3 March 2008.

[55] Brosse，Thérèse，War-Handicapped Children（Paris：UNESCO，1950），p.29.

[56] Andrzej C.，personal interview，3 March 2008.

[57] 按照国际红十字会于1948年的估计，Brosse，Thérèse，War-Handicapped Children（Paris：UNESCO，1950），p.28。

[58] 关于各国的官方数字，参阅Macardle，Dorothy，Children of Europe：A Study of the Children of Liberated Countries，their War-time Experiences，their Reactions，and their Needs，with a Note on Germany（London：Victor Gollancz，1949），pp.58，80，107，156，200，206 and 287。

[59] 参阅，如Lucie Cluver and Frances Gardner，“The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 Orphaned by Aids：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nd Southern African Research”，Journal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19（1）（2007），pp.1-17。把艾滋病孤儿与其他原因（包括战争）导致的孤儿以及非孤儿作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