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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十三章 法国与意大利之政治暴力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尘埃落定之时，人们开始为自己刚刚经历过的事情寻求解释。战争年代搁置的问题，此时再被提起。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在第一场大战后旋即陷入第二场大战？为何未能及时制止希特勒？为何本国政治家未能保护本国民众，使其免受占领、剥削和破坏之苦？谁要对此负责，为何责任人仍未被清算？
毫不意外的，许多人此时对旧政权持轻蔑态度。人们试图清洗欧洲大陆的行政机构，但对某些人来说这还不够。他们坚信，整个政治制度都出了差错，如果人们想要避免未来的战争和不公，人们就应该寻找更有包容性的新的自治形式。激进之风席卷而来，随之而来的将是战后时期最为暴力、最为悲惨的片段。
如果盟军想要得到人心思变的证明，那么，几乎从他们踏足欧洲大陆时起，他们就已经感受到了。1943年9月，英美盟军正忙于把德军逐出意大利南部，他们惊奇地发现，他们解放的许多村庄此时都揭竿而起，并非针对盟军，亦非针对德军，而是针对意大利政府。在超过20年的法西斯统治之后，在几代人饱受不在地主制剥削后，许多村民都急于翻身做主人。最好的例子是坎帕尼亚地区的卡利特里（Calitri）村。解放后，卡利特里村的村民一致声称将实行自治。为了表明决心，他们把村庄周围的地区重新命名为巴托吉奥共和国（Republic of Battocchio），在村民的领导下，当地宣告脱离意大利而独立。[1]
在宏观视角上，此事只不过是毫不起眼的小事件，它曾经是孤例，但实际上，它是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许多采取类似行动的村庄的缩影。在每宗个案中，村民采取的首要行动，几乎都是瓜分当地贵族、政府或者教会占有的未开垦土地。村民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村民饥肠辘辘，他们把未开垦土地视为资源浪费，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土地养活自己，也可以为社区谋点福利。在许多地区，农民还记得，在意大利统一（Risorgimento）期间，贪婪的贵族夺去了公有土地，因此，农民认为自己只不过是通过夺回公有土地来纠正历史错误而已。
不用说，地主的看法肯定与农民不同。更重要的是，新政府（正如我们所说的，许多地方的新政府也不那么新）明确表示要维持现状。在卡利特里村，盟军部队和宪兵进村才几天，共和国就被镇压了，土地被归还给原来的地主。其他地方的情况相同。在撒丁岛的奥尼费里（Oniferi）村，战斗持续了两天，结果一位村民被杀，几位村民受伤。在卡拉布里亚的考洛尼亚（Caulonia）农民共和国，以及斯蒂尼阿诺、斯蒂洛、蒙纳斯特拉齐、里亚齐、帕拉卡尼卡、比冯吉、卡米尼、帕扎诺以及许多其他地方，农民起义都被武力镇压了。[2]
上述事件也许足以表明，经历过战争震荡的意大利南部多么脆弱。每个村庄都理直气壮地宣告建立独立共和国，因为他们在地理上和政治上都与中央政府断绝了联系。他们把战争造成的中央权力暂时缺席视为亲手夺取权力的难得机遇。
然而，更重要的是，上述事件表明，某些村庄急于进行社会改革。与人们的预期正好相反，在上述起义中，只有极少数起义是由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因为在1945年以前，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其实尚未进入意大利南部。农民起义是自发抗议，是由痛恨社会不公的当地人组织起来的。[3]
战后进行社会改革的巨大渴望，不仅存在于意大利，而且存在于全欧洲。正是这种改革渴望，在欧洲大陆催生了数十个新政党；改革渴望还催生了数百份新报纸，左翼作家在这些报纸上提出进行社会改革的主张；改革渴望还催生了支持工人权利、支持经济改革、反对社会不公和司法不公的游行示威。战后时期见证了左翼声音的大爆发，这实际上是纳粹占领时期被残酷镇压的力量得以重生的结果。即使在英国，这个从未被占领的国家，人们也在战后投票支持社会改革：1945年夏天，英国人抛弃了丘吉尔的中右翼政府，选举了英国历史上最为激进的左翼政府。
在欧洲绝大多数地区，从这种向左转的态势中获益最多的政治组织，无疑是各种各样的共产主义政党。他们不仅牢牢抓住了欧洲大陆的社会改革热情，而且他们是武装抵抗纳粹统治的骨干力量，由此得到了人们的道德认同。再加上他们与苏联结成同盟，而许多人又把苏联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胜利者，共产主义似乎成为欧洲政坛上势不可当的力量。我们关于冷战的集体记忆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有相当大部分的欧洲民众，把共产党视为英雄，而非恶棍。
而且，共产党不仅在后来形成东方阵营的国家里大受欢迎，它们在后来位于铁幕以西的国家里也颇得人心。在挪威和丹麦举行的战后选举中，共产党赢得12%的选票，在比利时是13%，在意大利是19%，在芬兰是23.5%，而在1946年11月的法国选举中，共产党获得28.8%的高票数，让共产党成为法国第一大党。[4]更重要的是，在全欧洲，共产党都拥有大批忠诚的积极分子：例如，在法国，共产党拥有90万名党员；在意大利，共产党拥有225万名党员，这远远超过波兰甚至南斯拉夫的党员人数。在西欧，共产主义既是一场巨大的民众运动，也是一场庞大的民主运动。[5]
然而，也有许多人对这场群众运动深感困扰。丘吉尔总是抱怨社会主义的极权之恶，“其更为暴力的形式就是共产主义”，早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市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之前，丘吉尔就已经作如是观。[6]在夏尔·戴高乐怀疑的诸多团体中，共产党轻易名列第一。在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Alcide De Gasperi）私下对朋友说：“害怕未来的共和国会从左翼那里学习太多。共产党的团结、勇气、组织、手段，让他们跟过去的法西斯主义那样具有威力。”[7]甚至美国国务院也担心，“共产党在欧洲的发展模式，会让他们获得超过其实际人数的影响力，最终他们可能通过公开抹黑或者清洗消灭反对派”。[8]
这种恐慌与怀疑是由于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许多人为之而战斗的价值：国家主权。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不是解放法国或者意大利，而是要让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因此，许多欧洲政治家担心，共产党会把阶级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戴高乐尤其记得，1939～1940年，法国共产党拒绝对抗德国，因为当时德国仍然与苏联结盟。换言之，如果要在法国与苏联之间做出直截了当的选择，他们会选择苏联。
在更为抽象的层面上，在共产党脱颖而出的过程中，触动了太多欧洲多数居民习以为常的敏感点。共产党不仅反对中产阶级坚持到底的所有价值，如宗教、家庭以及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而且还要以暴力来达成目标。按照《共产党宣言》，共产党的目标就是“以武力推翻所有现存社会秩序”。[9]
在多年的野蛮冲突以后，绝大多数人最不想见到的就是一场新的阶级战争。不幸的是，在某些地区，即将上演的正是阶级战争。
政治暴力之对象
关于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有某些过分夸张的描述，因此有必要花双倍精力来澄清事实。首先，没有证据证明，法意两国的共产党领导层试图在战后初期夺取权力；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在鼓动政治暴力，实际上，他们曾经竭尽所能劝阻政治暴力。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亲自访问国内最无法无天的地区，劝告地区和行省的共产党领导人，好好约束党员，确保仇杀停止。无论是在私人场合还是公开场合，他都反复强调，任何社会改革运动都必须以民主非暴力的手段实施。他甚至把党内某些鼓吹暴力的党员开除出党。[10]同样，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明确表示，“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加珍惜民族团结”。换言之，为了重建国家，共产党必须牺牲他们对激进社会改革的渴望。总体而言，多列士以及党的领导层都因为致力于恢复公共秩序而受到政府的赞誉。[11]
然而，党的领导层表达了与政治对手合作的意愿，并不意味着基层党员也有同样的意愿。在意大利和法国，都出现了“政治家”与“游击队”的决裂。后者参与了所有战斗，自认为有权让前者听从后者的政策：借用意大利游击队其中一位领导人瓦尔特·萨凯蒂（Walter Sacchetti）的说法，“是我们解放了你们”。[12]从解放之初，法意两国就有许多干部对党领导层的路线感到失望。在法意两国许多地区，许多游击队员开始无视上级的指示，亲手执行法律。少数游击队员甚至煽动当地人，对传统的阶级敌人实施小规模清洗。这实际上已经是小型革命了。
我们很难看清楚，这些暴力少数派想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由于缺乏领导层的支持，他们的行动不太可能取得任何长期的政治成果，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动机经常带有政治性。要弄清楚他们的目标和任务，也许最好的办法是，看看谁是受害者，看看受害者有何共同点。
在这些小型革命中，共产党的首要攻击对象经常是警察部队。这也许毫不让人意外，毕竟警察代表了声名狼藉的战时政府。然而，有许多袭击事件似乎与警察是否通敌卖国无关，而是完全出于长久以来的积怨。例如，在法国的许多地方，在战争爆发初期共产党员曾经遭到警察的围捕，因为他们效忠于斯大林（斯大林当时仍然与希特勒结盟），他们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解放后，某些法国共产党员可以把矛头指向曾经参与围捕的警察，仅仅因为这是公报私仇的绝好机会。[13]
其中一位受害者是阿贝尔·博内（Abel Bonnet），他是科涅克地区的警察头目。博内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他曾经在大战中负伤受勋，他曾经在敌人占领期间勇敢地参与各种抵抗活动。然而，当地的共产党员还记得，在1939年，博内曾经下令逮捕他们的武装同志。1944年9月，当共产党员解放科涅克地区时，这段往事拖累了他。博内被逮捕，并被带到附近的昂古莱姆（Angoulême），他在煤窑里被关押了两个月。在这里，他被左轮手枪击伤头部，几乎窒息而死。等到他被释放时，他已经无法在没有别人搀扶的情况下走路了，而且由于遭到反复殴打，他总是受到耳鸣困扰。他没有受到审讯，甚至没有被冠以任何罪名。有一次，他被带到当地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皮埃尔司令”面前，他问及自己为何被逮捕，却只换来一句含糊其辞的回答：“我只听命于斯大林。”[14]
博内的经历也得到另一位被关押在昂古莱姆同一个煤窑的犯人的佐证。菲利克斯·桑吉内蒂（Félix Sanguinetti）是一名抵抗战士，但隶属于戴高乐派的秘密军（Armée Secrète），尽管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他们应该被视为法国共产党的盟友。当桑吉内蒂被带到皮埃尔司令面前时，他只听到同一句话：“戴高乐、柯尼希还有其他家伙都应该下地狱。我只有一个老板，那就是斯大林。”然后，他也被关进煤窑，在那里继续见证对方的野蛮行为。[15]
我们不可能弄清楚，在法意两国到底有多少警察因为反共经历，而非因为通敌卖国，成为攻击对象，但有大量事实证据表明，类似现象在法意两国相当普遍。很有可能的是，许多人被冠以“法西斯分子”或“通敌卖国者”的罪名，仅仅是为了损害他们的权威：如果警察都不可信，那么，人们就更有可能依靠游击队员来维持法律和秩序。在东欧，这是共产党屡试不爽的斗争策略。
另一个传统的“阶级”敌人是雇主阶层，包括那些剥削工人从中取利的厂长、经理。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中南部许多工业城市，战后出现过权力架构的暂时逆转，工人建立了委员会，以调查雇主的战时行为。1945年年初，仅仅在里昂的工厂和商户，就出现过160个“爱国委员会”，尽管这些委员会根本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16]在都灵，工人接管了菲亚特工厂，工厂主管几乎被射杀在工厂的院子里，但最终侥幸逃脱。1945年5月，来自美国国务院的观察员发回报告，工厂里有全副武装的枪手在巡逻，“管理完全被忽略”。[17]在解放后几个月内，就有几位著名意大利商人被杀，包括基督教民主党的工业家朱塞佩·韦尔代里（Giuseppe Verderi），以及阿纳尔多·维斯基（Arnaldo Vischi），他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最大的工业集团的副总经理。[18]
更加容易遭到攻击的是贵族阶层，尤其是与法西斯党有瓜葛的贵族。仅仅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战后就有103名地主被杀。[19]最为著名的例子是谋杀曼佐尼（Manzoni）伯爵家族，事发地点就在拉文纳省卢戈（Lugo）附近的他们家族的乡村府邸。伯爵有三兄弟，都是公开的法西斯党徒，他们是当地的主要地主以及当地最有权势的家族。他们在解放期间设法躲过了公审，但在战争结束后，他们拒绝与佃户重新协商分成租约，也拒绝修复战时受损的农场，这将被证明是覆水难收的错误。1945年7月6日，忍无可忍的前游击队员冲进府邸，不仅射杀了伯爵三兄弟，而且射杀了他们的母亲、仆人和狗。谋杀事件发生后，当地全体村民摧毁了府邸，而且自行瓜分了伯爵家的衣物和财物：这个片段可算是农民反抗长期压迫人的封建制度的缩影。[20]
在法国，贵族同样成为攻击对象，且不论他们是否通敌卖国。例如，莱维-米尔普瓦（Lévis-Mirepoix）公爵，他没有罪过，但他的头衔几乎让他难以逃脱帕米耶（Pamiers）“人民法庭”的死刑判决，因为新任省长阿列治（Ariège）关闭了当地法庭。皮埃尔·德·卡斯泰尔巴雅克（Pierre de Castelbajac）是来自图卢兹北面塔布（Tarbes）的伯爵，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似乎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人曾经通敌卖国，但当人们发现他的火十字团（Croix-de-Feu，战前一个极右翼政党）党员证时，罪名就坐实了。他遭到殴打，然后被匆匆处决。[21]
类似事件发生在法国各地，但夏朗德、多尔多涅、利穆赞、普罗旺斯的小贵族受害尤其严重。[22]在维埃纳，一位名叫亨利·雷耶-苏尔特（Henri Reille-Soult）的男爵在猪圈里被关押了几个星期，经常遭到殴打，最终于1944年10月被处决。他不仅不是通敌者，他反而是英国战时情报网络的成员。[23]克里斯蒂安·德·洛热里尔（Christian de Lorgeril）伯爵是一位在卡尔卡松受勋的战争英雄，但仅仅因为其贵族头衔和君主派立场就被处决了。按照人民共和运动（Mouvement Républicain Populaire）机关报《黎明报》（L’Aube）的说法，他在临死之前饱受折磨：他的手指和脚趾被撕裂，他的双手和双脚被打断，他被烧得发红的刺刀反复刺入，最后被扔进倒满汽油的浴缸里烧成了灰烬。[24]
另一个容易遭到攻击的对象是教士，他们是共产党的传统敌人。在图卢兹，城内谣言四起，说法西斯分子米利斯（Milice）在当地教堂的塔楼上架设了射击点，这个谣言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1944年8月起义期间，城内的教堂遭到破坏，并且遭到机枪扫射。在法国西南部，教士被抵抗组织殴打、折磨、处决的例子比比皆是，但通常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教士通敌卖国。[25]在意大利，教士也经常遭到攻击，这既是因为他们有协助法西斯党的嫌疑，也是因为他们总是在布道坛上谴责共产党。[26]
最后，最重要的是某些更加激进的共产主义宗派开始袭击他们的民主派对手。法国解放初期，共产党领导人的确试图控制地方，尤其是法国西南部。在图卢兹，戴高乐派的共和国特派员被迫对抗共产党领导人的夺权行动，并且只有在抵抗组织指挥官的武力支持下才取得了成功。[27]在尼姆，戴高乐派的省长遭到当地共产党领导人的持续威胁，有一次几乎被对方逮捕。只是在共和国特派员雅克·布南（Jacques Bounin）抵达后，他才被解救出来。[28]
在意大利，针对政治对手的暴力活动更加极端。暴力活动的中心是所谓的“红色三角”（Red Triangle），甚至被称为“死亡三角”（Triangle of Death），这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一片三角地带，夹在博洛尼亚、雷焦艾米利亚、费拉拉之间。1945年夏天，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谋杀案发生在此地，让基督教民主党与共产党之间脆弱的同盟关系变得极为紧张。6月2日，一位名叫安东尼奥·里齐（Antonio Rizzi）的工程师及其儿子埃托雷（Ettore）在诺南托拉（Nonantola）被谋杀。两父子都是坚定的反法西斯人士，埃托雷甚至当过游击队员，但他们都是基督教民主党人。这并非激情犯罪，而是特定的政治谋杀，意大利人称为“漂亮谋杀”（omicidi eccellenti，换言之，对碍手碍脚的显要人物进行“必要的”谋杀）。六周后，在同一个城镇，一位基督教民主党员、解放委员会成员也被杀害。针对基督教民主党人的谋杀也发生在邦波尔托（Bomporto，6月8日）、拉马莫科尼奥（Lama Mocogno，6月10日）、梅多拉（Medolla，6月13日）。[29]
此后一年，随着反共情绪开始明朗化，又一轮漂亮谋杀在同一个地区上演。1946年6月，以上述的基督教民主党工业家朱塞佩·韦尔代里被杀开始，至8月，以自由派律师费迪南多·费廖利（Ferdinando Ferioli）、出身社会党的卡萨尔格兰德（Casalgrande）市市长翁贝托·法里（Umberto Farri）、宪兵上尉费迪南多·米罗蒂（Ferdinando Mirotti）被杀告终。[30]
必须强调的是，所有上述事件都是具体个案，并不能由此得出共产党密谋在法国和意大利夺取全国政权的结论。实际上，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共产党领导层似乎已经极力约束党内的边缘极端宗派。领导层明白，在法意两国，发动革命的客观条件并不存在，但某些党员似乎并不明白。
然而，某些地区领导人缺乏这种大局观，他们显然相信，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发生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大量暴力事件表明，有相当比例的党员仍然执着于暴力革命。某些党员显然是被复仇动机所驱使，或者被正义只能亲手实现的观念所驱使。其他党员则有更多打算，他们攻击阶级敌人，且不论受害者在敌人占领期间扮演过什么角色。某些党员想通过恐吓政治对手让对方闭嘴。其他党员试图在民众当中引起恐慌，一如他们在战时的做法。他们的行动缺乏焦点，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但共同点是，他们都相信革命不是即将来临，而是已经来临。
接下来的岁月里，在意大利和法国，许多共产党员都指责他们的领导层未能实施果断的暴力行动。他们醉心于地区层面的成功，在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一度控制好几个城市甚至一两个地区，他们相信，如果党的领导人抓住时机，这种成功本该转化为全国的胜利。但由于缺乏中央协调，他们的零星革命尝试注定根基不稳，最终归于失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战后初期的政治暴力毫无影响。正好相反，其影响极为深远，但与当地煽动者的期望相去甚远。
反应
前游击队员和共产党基层党员的好斗精神，并非无人注意。战后初期，这种好斗精神被归因于解放后暂时存在的无法无天的总体气氛，许多历史学家迄今为止都持有这种观点。[31]后来，随着暴力活动持续，人们发现这不仅仅是短期现象，恐慌情绪开始蔓延。谣言到处流传，说共产党已经失控，更糟糕的是说共产党的暴力活动是更有组织的夺权阴谋的组成部分。在巴黎，有谣言说法国西南部已经陷入恐怖统治，图卢兹已经宣布成立共和国，戴高乐派驻当地的代表皮埃尔·贝尔托（Pierre Bertaux）已经被共产党囚禁。贝尔托不得不亲自回到巴黎以澄清谣言。[32]在意大利，到处流传着米兰和都灵爆发武装起义的传闻，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崩溃和共产党即将接管整个国家的谣言。共产党的敌人当然会利用这些谣言浑水摸鱼，添油加醋以激起民众恐慌。某些意大利反共分子也承认，这些骇人听闻的谣言纯属无稽之谈，并且被“渴望挑起反共情绪的右翼分子”故意夸大。[33]
在意大利南部，地主、商人、警察头目、地方法官以及其他中产阶级显要人物，利用人们对1943年占地运动的记忆，反对左翼官员组成的行政机构。他们为自己的地产、财富、名位感到担忧，但他们却声称共产主义带来国内不安，将会动摇同盟国军政府在新解放地区的统治。结果，右翼代表甚至某些前法西斯党徒，被任命到地方的实权职位上，而这仅仅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34]
在意大利北部，解放期间的暴力活动曾经更加猛烈，右翼和中右翼党派将人们对左翼暴力活动的恐慌作为竞选活动的踏脚石。1947年1～2月，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的“死亡三角”频频出现在《新闻报》（La Stampa）和《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这样的报纸上。[35]及至3月，一篇刊登在《人道报》（L’Umanità）上的文章提到，红色战斗团（Red Squadristi）必将引发一场“意识形态和现实恐怖”的战斗。[36]这明显是要从左翼手中夺取道德制高点，方法就是把前游击队员从英雄抹黑为暴徒。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法国，关于游击队暴力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成为媒体上的陈词滥调。1947年，出身于社会党的总理保罗·拉马迪埃（Paul Ramadier）把持续高涨的罢工行动仅仅归咎为共产党的煽动，但实际上，罢工主要是由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率、日趋严重的食物短缺、快速下降的生活水平造成的。5月5日，他把共产党阁员逐出了政府。然后，他又揭发了好几个共产党“阴谋”，如对老兵事务部（Ministry of Ex-Servicemen）的渗透。甚至有谣言说，法国境内正在组建“国际纵队”（International Brigade）。[37]
然而，无论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家如何诋毁共产党在其国内的煽动行为，国际共运才是真正的焦点。真正让中右翼感到恐慌的不是地区城市的零星暴力活动，而是发生在东欧的全面镇压。法国和意大利的报纸登载越来越多让人担忧的消息，这些消息来自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并且暗示，如果放任共产党取得权力，同样的镇压将会在意大利和法国上演。
同样对此感到担忧的是西方盟国，尤其是美国。1947年2月19日，美国驻法国大使声称，巴黎“确实是共产国际特工的蜂巢”，而且“苏联的特洛伊木马”被“伪装得如此之好，数百万共产党好斗者、同情者、投机者竟然相信，捍卫法国的最好方式是把法国的国家利益等同于苏联的目标”。[38]此后不久，迪恩·艾奇逊也抛出类似论调，他把出现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共产党力量视为苏联随时接管法国的征兆。[39]与此同时，在意大利，派驻罗马的外交官大谈意大利国内的“恐慌性精神病”，并且提醒美国国务院，有5万名甚至更多的训练有素、全副武装的共产党员，随时准备在意大利北部发起暴动。[40]上述事实表明，只要有人在法意两国社会散播谣言，就足以在盟国之间引发轩然大波。实际上，有好几次，美国人似乎比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更加害怕法意两国出现动荡。美国躲在幕后，大力支持反共政党，而且威胁道，如果共产党在选举中赢得权力，美国就将撤回所有援助。[41]
在法意两国，政府对恐慌的反应颇为笨拙，但相当有效。在1947年秋天又一波罢工和骚乱浪潮后，在某些人心惶惶的破坏事件如巴黎-图尔昆快车出轨事件后，法国内政部部长茹尔·莫克（Jules Moch）宣布全面动员纪律部队，包括征召所有预备部队和民防部队。在激烈的议会辩论过后，共产党议员埃罗（Hérault）被逐出内阁，此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以平息骚乱。[42]
在意大利，共产党在1948年选举中遭受重大挫败，当年7月又有人企图刺杀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党内怨气很大，国内的情况比法国更加动荡。共产党员通过发动一系列罢工、骚乱、绑架来宣泄挫败情绪，甚至破坏了意大利南北铁路干线。[43]结果，意大利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共措施，大批工会会员、游击队员、共产党员被逮捕。这次逮捕行动可被视为公开恐吓。1948年秋至1951年，共有9万～9.5万名共产党员和前游击队员被逮捕，其中只有1.9万人被起诉，约7000人被判罪，其他人在“预防性拘留”中被关押了长短不一的时期。核心党员，尤其是前游击队员，受到最为严厉的对待。1948～1954年，在1697名被逮捕的前游击队员中，共有884人被处以共计5806年的徒刑。尽管早在1946年就有既往不咎的大赦令，但某些人还是因为解放期间的犯罪行为而受到审判。且不论这些人是否罪有应得，这次“抵抗组织大审判”比起之前对法西斯党徒的清洗可要严厉得多。审判传递出清晰的信息：1945年的“英雄”，这些把意大利北部从法西斯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英雄”，最终成为新的敌人。[44]
所谓“失去的胜利”
考虑到战后弥漫于法国和意大利各个社会层面的恐慌情绪，我们不得不提出如下问题：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可能性有多大？当时，人们显然对这一威胁严阵以待，而我们则可以后见之明说这不过是杞人忧天。共产党在法意两国都从未赢得超过1/3的选票，即使算上暂时结盟的社会党，在法国也只是接近绝对多数。共产党夺取权力的唯一希望，仅仅在于说服同盟者不仅让共产党员出任总理，而且让共产党员控制所有重要部门。但正如派驻意大利的盟军观察员于1945年7月所说的，右翼政党和中间政党绝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因为他们断定，共产党想要建立一党制国家：“允许左翼掌权，等同于自己为自己签发死刑判决书。”[45]在法意两国，共产党员屡次被排除在政府的重要职位之外。
因此，共产党赢得绝对权力的唯一途径就是发动全面革命。即使意大利和法国民众一度倾向于这种结果，西方盟国也绝对不会同意。解放后数月间，英美两国分别在法意两国派驻了重兵，其兵力足以镇压共产党起义。后来，随着盟国逐步退居幕后，美国更加倾向于通过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树立权威。德·加斯佩里把共产党阁员逐出意大利政府，只有在意大利获得大量投资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同样，法国人知道，如果他们想要重建破败的经济，他们只能依赖美国的金元。[46]
因此，所谓共产党本来能够赢得权力或者夺取权力的想法，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法意两国都依赖盟国，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法意两国政府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权威。法意两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1973年，意共北方指导委员会的前成员彼得罗·塞基亚（Pietro Secchia）写道：
如今的年轻人，在阅读我们某些浪漫主义的解放战争史时，总会留下如下印象，即我们曾经拥有权力，但（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我们不能或者不愿保持权力，不能或者不愿发动无产阶级革命，但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即使是改良主义的民主政体亦无可能。实际上，考虑到意大利解放战争甚至欧洲解放战争的客观形势，我们（当我说“我们”的时候，我指的是所有反法西斯主义者）从未拥有权力，甚至从未能够夺取权力。[47]
陶里亚蒂和多列士曾经饱受左翼人士批评，因为他们决定让党在战后遵循民主道路。许多同志指责他们未能抓住主动权，未能带来人们期待已久的社会改革。但是，这两位领导人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明白，法国和意大利的状况并不适合暴力社会革命。他们坚信，民主道路是在法国和意大利推进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尽管这条道路未能为他们赢得任何真正的权力。
历史显然证明了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他们真的走上革命道路，那么，混乱的例子近在眼前，只要看看亚得里亚海对岸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够了。在希腊，共产党政治家决定退出民主的竞技场，结果开启了一场比纳粹的野蛮占领还要血腥得多的内战。正如我在下一章将要揭示的，在英国和美国的插手之下，这场内战将以彻底消灭希腊共产党而告终，而且此后30年都将对左翼政治势力实行残酷镇压。
*
在本章开头，我描述了1943年至1944年间，意大利南部农民自发占领土地的运动，似乎值得再花点时间解释这些事件在今后的岁月里对当地的影响。尽管没有希腊内战那么富有戏剧性，但土地占领运动以及对此的反应，也许更能代表西欧其他地区的类似情况。这些事件也说明，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正好相反，在社会主义者与“反动分子”之间，某些最为重要的战斗并非发生在城市，而是发生在乡村。
农民起义说明，在意大利南部的某些农村地区，一场突如其来的维权运动被鼓动起来了。为了利用这种情绪，意大利农业部部长、共产党员福斯托·古洛（Fausto Gullo）推出了农业改革计划。突然之间，最剥削人的分成租约被禁止。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中间人，早已因为盘剥和恐吓农民而声名狼藉，此时也被禁止。此外，如果农民向政府粮库超额出售粮食，农民将会获得额外奖励（这不仅是为了确保农民获得工资，也是为了打击极具破坏性的食品黑市）。然而，最为关键的决定是，所有未被耕种或者未被充分耕种的土地，都可以在特定的期限内由农民占领和耕种，并且允许农民自行组织合作社。[48]
意大利南部的农民，长久以来都被忽视、被剥削，他们对政府这种姗姗来迟的承认感恩戴德，迅速组织起了合作社。古洛的土地改革是共产党在宣传上的一次巨大成功。1945年夏天，意大利共产党科森扎（Cosenza，在卡拉布里亚省）联合会提交的报告称：“不到一年前，农民对我们还完全陌生，甚至对我们充满敌意”，“但现在他们加入我们，信任我们，我们支持者甚众……这首先要归功于我们在省内广泛开展的行动，分配未被耕种的土地，终结农业契约问题”。[49]人们对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同样反映了东欧大部分地区的情况。在东欧，贵族的土地、教会的土地、中产阶级的土地、德国农民的土地，同样被重新分配。
不幸的是，对意大利农民来说，这种旨在减轻农民赤贫状况的立法措施最终彻底失败。许多地方官员从法西斯党统治时期就没有更换过，他们拒绝依法实施社会改革。所有耕种未开垦土地的申请都要经过地方委员会的听证，而地方委员会总是被地主和地方法官所把持。例如，在西西里，90%的申请都被驳回了。[50]
由于地方当局未能遵守法律的精神，深感挫败的梅索兹阿诺（Mezzogiorno）农民于1949年再次发起土地占领运动，这次运动的波及范围甚至超过上次。根据某些统计数字，大约8万名农民参与其中，但绝大多数人都被逐出了他们占领的土地，驱逐手段甚至比1943年更为残忍。[51]在考洛尼亚（Caulonia），人们遭到当地农民的威胁，当地农民组成治安维持会，以驱散外来者。在斯特龙戈利（Strongoli），军队使用催泪瓦斯驱散人群。在伊索拉（Isola），劳动事务秘书的岳父被谋杀，以此作为对农民的警告。但是，最恶劣的事件发生在梅里萨（Melissa），宪兵向600名和平集会的群众开火，死亡人数不详。按照某些报告的说法，绝大多数死伤者都是在试图跑开时被子弹射中背部的。[52]
了解了上述事件，我们就能明白，为何如此众多的意大利左翼人士批评共产党领导层，批评他们寄希望于一个腐败的政治架构。此后数十年间，尽管共产党在选民当中继续受到欢迎，但共产党总是被迫靠边站，共产党提出的改革日程也总是被束之高阁。此后数十年间，政坛依旧腐败成风，农民依旧一贫如洗，尤其是意大利南部的农民更是赤贫。陶里亚蒂也许让这个国家免于内战，但对许多意大利人来说，解放后他们白白错过了时机，未能推翻世世代代以来的种种不公正的制度。
[1] Ginsborg，Paul，‘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Southern Italy，1943-1948’，History Workshop Journal，vol. 17（1984），p.89.
[2] Ammendolia，Ilario，Occupazione delle terre in Calabria 1945-1949（Rome：Gangemi，1990），pp.22-8.
[3] Ginsborg，Paul，‘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Southern Italy，1943-1948’，History Workshop Journal，vol. 17（1984），p.88.
[4] 共产党只有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选举中取得较好表现，1946年的得票率达到38%。参阅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110；Ginsborg，Paul，‘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Southern Italy，1943-1948’，History Workshop Journal，vol. 17（1984），p.82；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p.79，88；Hodgson，John H.，Communism in Finland：A History and Interpret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p.212。
[5] 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88.
[6] Party political broadcast，4 June 1945，引自Cannadine，David（ed.），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Winston Churchill’s Famous Speeches（London：Cassell，1989），pp.271-7。
[7] Letter，Alcide De Gasperi to Luigi Sturzo，April 1946，in De Gasperi，Maria-Romana（ed.），De Gasperi scrive：corrispondenza con capi di stato，cardinali，uomini politici，giornalisti，diplomatici 2 vols.（Brescia：Morecelliana，1974），vol.II，p.44.
[8] Telegram from State Dept to Rome Embassy，16 May 1945，引自Ellwood，David W.，Italy 1943-1945（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5），pp.184-5。
[9] Marx，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The Communist Manifesto，trans. Samuel Moore（Harmondsworth：Penguin，1967），p.120.
[10] 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13；Dondi，Mirco，La lunga liberazione：Giustizia e violenza nel dopoguerra italiano（Rome：Riumiti，2004），pp.175-6.
[11] Thorez，引自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55；Novick，Peter，The Holocaust and Collective Memory（London：Bloomsbury，2000），pp.74-5。
[12] 引自Dondi，Mirco，La lunga liberazione：Giustizia e violenza nel dopoguerra italiano（Rome：Riumiti，2004），p.175。
[13] 参阅Novick，Peter，The Holocaust and Collective Memory（London：Bloomsbury，2000），p.76；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Paris：Perrin，2001），pp.679-84。
[14] 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Paris：Perrin，2001），pp.486-9.
[15] 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Paris：Perrin，2001），pp.489-90.
[16] Veyret，Patrick，Lyon 1939-1949：De la collaboration industrielle à l’épuration économique（Châtillon-sur-Chalaronne：La Taillanderie，2008），p.194.
[17] Report in telegram，Kirk to State Department，28 May 1945，引自Ellwood，David W.，Italy 1943-1945（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5），p.186。
[18] Dondi，Mirco，La lunga liberazione：Giustizia e violenza nel dopoguerra italiano（Rome：Riumiti，2004），pp.168，176.
[19] Dondi，Mirco，La lunga liberazione：Giustizia e violenza nel dopoguerra italiano（Rome：Riumiti，2004），p.157.
[20] L’Unità，24 February 1953；另可参阅Alessandrini，Luca，‘The Option of Violence-Partisan Activity in the Bologna Area 1945-1948’，in Jonathan Dunnage（ed.），After the War：Violence，Justice，Continuity and Renewal in Italian Society（Market Harborough：Troubador，1999），pp.65-6；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11；以及Pansa，Giampaolo，Il sangue dei vinti（Milan：Sperling，2005），p.258。
[21] Bertaux，Pierre，Libération de Toulouse et de sa région（Paris：Hachette，1973），pp.63-6；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Paris：Perrin，2001），p.571.
[22] Aron，Robert，Histoire de l’épuration：De l’indulgence aux massacres，Novembre 1942-Septembre 1944（Paris：Fayard，1967），p.564.
[23] Aron，Robert，Histoire de l’épuration：De l’indulgence aux massacres，Novembre 1942-Septembre 1944（Paris：Fayard，1967），p.564.
[24] L’Aube，16 November 1950，引自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Paris：Perrin，2001），p.543。
[25] 如可参阅the treatment of various priests in Toulouse and Perpignan in 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Paris：Perrin，2001），pp.546-7，559-60，573。
[26] 如可参阅the killing of the priest Umberto Pessina in Emilia-Romagna on 18 June 1946：Dondi，Mirco，La lunga liberazione：Giustizia e violenza nel dopoguerra italiano（Rome：Riumiti，2004），pp.176-7。
[27] Bertaux，Pierre，Libération de Toulouse et de sa région（Paris：Hachette，1973），pp.22-4.
[28] 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Paris：Perrin，2001），pp.523-4.
[29] Dondi，Mirco，La lunga liberazione：Giustizia e violenza nel dopoguerra italiano（Rome：Riumiti，2004），pp.168-9.
[30] Dondi，Mirco，La lunga liberazione：Giustizia e violenza nel dopoguerra italiano（Rome：Riumiti，2004），pp.174-7.
[31] 如可参阅Storchi，Massimo，Uscire dalla guerra：ordine pubblico e forze politiche，Modena 1945-1946（Milan：Angeli，1995），and Crainz，Guido，Padania：Il mondo dei braccianti dall’Ottocento alla fuga dalle campagne（Rome：Donzelli，1994），passim。另可参阅Piscitelli，Enzo，Da Parri a De Gasperi：Storia del dopoguerra 1945-1948（Milan：Feltrinelli，1975），pp.169-70。
[32] Bertaux，Pierre，Libération de Toulouse et de sa région（Paris：Hachette，1973），pp.109-10.
[33] American intelligence report by AFHQ Operations Division，引自Ellwood，David W.，Italy 1943-1945（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5），p.187。
[34] Jonathan Dunnage，“Policing and Politics in the Southern Italian Community，1943-1948”，in Dunnage，Jonathan（ed.），After the War：Violence，Justice，Continuity and Renewal in Italian Society（Market Harborough：Troubador，1999），pp.34-40.
[35] Morgan，Sarah，‘The Schio Killings：A Case Study of Partisan Violence in Postwar Italy’，Modern Italy，vol. 5，no. 2（2000），pp.148，158.
[36] L’Umanità，29 March 1947；Ambassador Dunn to Secretary of State，1 April 194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available online at http：//uwdc.library.wisc.edu/collections/FRUS/，1947，vol.III，p.878.
[37] 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123-5.
[38] Ambassador Caffery to Secretary of State，19 February 194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available online at http：//uwdc.library.wisc.edu/collections/FRUS/，1947，vol.III，p.691.
[39] Acheson，引自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113。
[40] Ambassador Dunn to Secretary of State，7 May 1947 and 18 June 194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available online at http：//uwdc.library.wisc.edu/collections/FRUS/，1947，vol.III，pp.900，924.
[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available online at http：//uwdc.library.wisc.edu/collections/FRUS/，1948，vol.III，pp.853-4.
[42] 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129-30.
[43] “Blood on the Cobblestones”，Time magazine，26 July 1948.
[44] Alessandrini，Luca，‘The Option of Violence-Partisan Activity in the Bologna Area 1945-1948’，in Jonathan Dunnage（ed.），After the War：Violence，Justice，Continuity and Renewal in Italian Society（Market Harborough：Troubador，1999），p.64；Dondi，Mirco，La lunga liberazione：Giustizia e violenza nel dopoguerra italiano（Rome：Riumiti，2004），p.180.
[45] Psychological Warfare Bureau report，5 July 1945，引自Ellwood，David W.，Italy 1943-1945（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5），p.193。
[46] Juan Carlos Martinez Oliva，“The Italian Stabilization of 1947：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4 May 2007），pp.18-30；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114.
[47] 引自Ellwood，David W.，Italy 1943-1945（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5），p.190。
[48] Ginsborg，Paul，‘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Southern Italy，1943-1948’，History Workshop Journal，vol. 17（1984），pp.91-2.
[49] Ginsborg，Paul，‘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Southern Italy，1943-1948’，History Workshop Journal，vol. 17（1984），p.94.
[50] Ginsborg，Paul，‘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Southern Italy，1943-1948’，History Workshop Journal，vol. 17（1984），p.96.
[51] Ammendolia，Ilario，Occupazione delle terre in Calabria 1945-1949（Rome：Gangemi，1990），p.39.
[52] Ammendolia，Ilario，Occupazione delle terre in Calabria 1945-1949（Rome：Gangemi，1990），pp.4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