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希望

尽管生命财产的损失极为惨重，但战争结束还是带来了乐观情绪。1945年5月，当欧洲人环视四周，的确没剩下什么足以自豪的资本了。但是，众多变故也并非全然消极。起码独裁统治的消失让欧洲大陆比战前更自由、更安全、更平等，而民主政府也得以建立，即使在东欧，也存在过民主政府。人们普遍感觉到，无论将来如何，起码会比他们刚刚经历过的时代更为光明。

战后几年，人们见证了社会各层面观念与实践的大爆发。艺术、音乐、文学再度繁荣，欧洲大陆创办了数百份报纸杂志。新哲学思想也得以诞生，这种新哲学正在设想乐观的、活跃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能够实现“彻底的坚定与彻底的自由”。[1]十几个崭露头角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派别得以成立，其中某些运动和派别将会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支配人们头脑中的政治理念。[2]

如果欧洲民众完全意志消沉、精疲力竭、腐化堕落，上述变化根本不可能实现。在战后的黑暗气氛中，希望起码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正是希望让欧洲大陆恢复元气，并且让欧洲大陆走出泥潭。也正是希望缓解了人们对新政府和新制度的冷嘲热讽，这些新政府和新制度正在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在很大程度上，在希特勒垮台后，希望是对权利和自由得以恢复的自然反应。但在某种程度上，希望也深深植根于欧洲社会的需要、渴望甚至偏见。

英雄崇拜

战争结束后，欧洲似乎对于冲突期间的种种故事极为热衷。在某种程度上，欧洲人需要为自己刚刚经历过的岁月寻找意义，但随即涌现的故事类型表明，欧洲人需要的绝非仅此而已。最为脍炙人口的故事都以极端英雄主义为主题，这类故事在欧洲大陆可谓俯拾即是。在几乎所有的故事中，英雄都是当地男女，起码在大众看来，其英勇事迹或牺牲事迹代表着本民族的真正精神。与此同时，战争的罪恶被投射到反面角色当中，反面角色几乎总是外国人，通常是德国人。外国人的邪恶与本国人的高贵，这种强烈反差对于战后重建民族认同极为重要，这也是备受打击的欧洲民族自我疗伤的主要方式。

这种情况以英国最为明显，战后英国尤其需要积极的消遣。1945年的英国是个自顾不暇的国家。它不仅要自我修复破败的设施和破产的经济，还要为欧洲其他地区承担警察职能，还要在非洲和远东为正在崩溃的大英帝国维持秩序。面对长期的艰难时世和节衣缩食，让英国人略感告慰的仅仅是，他们在战争面前未被击倒，他们在邪恶面前不失高贵，简而言之，英国人是英雄辈出的民族。

作为对海外恐怖经历以及国内悲惨境遇的解药，英国人转而炮制出大量的英雄传说。40年代末50年代初，英国涌现了大量战争故事，比如《胜利大逃亡》（The Great Escape）、《残酷之海》（The Cruel Sea）、《敌后大爆破》（The Dam Buster）、《月光下再见》（Ill Met by Moonlight）、《科尔迪兹要塞》（The Colditz Story）、《翱翔蓝天》（Reach for the Sky），这里列举的只不过是最著名的几部而已。这些故事的主角，都对正义事业、自身能力、胜利前景深信不疑，尽管他们似乎都要面对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不仅仅是战时宣传的再次登场，这其实正是战后英国人看待自己时需要的形象。英国人从不绝望、从不动摇、从不抱怨的神话，时至今日仍然令人宽慰，但这种神话经不起战时任何“民意测验”记录的考验。

在战后欧洲，这种讲述本民族积极故事的需要可谓普遍。对于那些曾经被纳粹占领的国家来说，这种故事尤为重要：这些故事不仅能够让人在战争过后的艰难生活中感到宽慰，而且能够让人从对德合作的暗淡记忆中摆脱出来。

例如，在挪威，针对卖国叛徒的清洗行动，与纪念民族英雄的庆祝活动几乎同时进行，而且后者的声势甚至盖过前者。十几场公开演说先后举行，以赞扬抵抗运动的勇敢精神，颁奖仪式也先后举行，以表彰事迹最为鼓舞人心的故事主角。40年代中后期，一系列战争回忆录被出版，详细记录了挪威士兵、特工以及破袭者的丰功伟绩。延斯·缪勒（Jens Müller）的《三个生还者》（Tre kom tilbake），讲述了从空军三号战俘营“伟大逃亡”的故事：缪勒本人是仅有的三名走完全程回到家中的幸存者之一。奥卢夫·奥尔森（Oluf Olsen）的回忆录讲述了纳粹入侵后，自己如何炸毁里萨克大桥，之后如何逃亡到英国，之后如何作为英国特别行动组的特工于1943年跳伞返回挪威。克努特·豪克里德（Knut Haukelid）描述了自己以及其他特工如何摧毁纳粹建在尤坎的重水工厂，这次行动后来被拍成英国电影《雪地英雄》（The Heroes of Telemark），并由此名垂千古。马克斯·马努斯（Max Manus）的传奇经历包含了一系列的逃脱、密谋、破坏行动。1946年，马努斯的回忆录在挪威出版，但他的故事迟至2008年才被拍成传记片。当时，此片是挪威有史以来投资预算最大的电影。这也证明了国家战争英雄的故事具有持久的号召力。[3]

当这种重复灌输足够频繁，我们就很容易想象，战时抵抗运动足以成为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日常记忆。英雄故事还有其他积极效果：通过反复提及抵抗运动与英国的战时联系，人们就会确信，挪威不仅积极解放自己，而且还积极解放整个欧洲。

正因如此，在所有曾经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国家，抵抗故事成为战时经历的主要叙事。荷兰纪念布拉姆·范·德·斯托克（Bram van der Stok）等人的勇敢事迹，他是“伟大逃亡者”之一，并且还是荷兰功勋最为卓著的军人之一。丹麦有莫恩斯·福（Mogens Fog）这样的人物，他是抵抗运动报纸《自由丹麦》（Frit Danmark）的创办人，他后来侥幸逃脱盖世太保的追捕，因为正好碰上英国皇家空军轰炸盖世太保在哥本哈根的地区总部。捷克共产主义者有玛丽·库德利科娃（Marie Kudeříková）这样的英雄，一位因为抗议纳粹统治而被处决的学生；与此同时，捷克保守主义者有约瑟夫·马欣（Josef Mašin）这样的著名间谍和破袭者，他的儿子们将会步父亲的后尘，只不过这次他们是与共产党政权对抗。

在每个积极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里，这些英雄故事没有数千也有数百。某些故事有所夸大，某些故事有所美化，但在这些平凡人物战胜非凡逆境的直白描述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欧洲的广泛斗争。这些故事不仅鼓舞了整整一代人，尽管这一代人并非人人都能为崇高理想而献身，而且这些故事还提醒人们，无论战后欧洲的生活多么艰难，比起生活在他们曾经推翻的暴君统治下，已经好太多了。

兄弟情谊

英雄主义并不是在战后受到普遍称颂的唯一事物。1945年5月9日，南斯拉夫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Josip Broz Tito）元帅发表了胜利演说，他在演说中赞扬了他在战争期间领导的游击队员的“英雄主义”，他们的“丰功伟绩”将会“激励后人，并且教导后人如何热爱自己的祖国”。然而，铁托演说强调的并非英雄主义，而是国家统一：

南斯拉夫人民！

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门的内哥罗人、穆斯林！

你们翘首以盼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企图奴役你们的邪恶力量已被击败。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让你们彼此对立，让你们在自相残杀的斗争中自我毁灭。但你们最优秀的儿女，出于对祖国及其各民族的热爱，挫败了敌人残忍的计划。相互仇视、彼此敌对已成过去，今天你们已团结成崭新的、快乐的南斯拉夫……

在随后的演说中，铁托呼吁国人，不仅国内各民族要“亲如兄弟”，而且巴尔干半岛各国、盟国以及盟军，还有联合国各成员国，都要“亲如兄弟”。铁托说道，欧战胜利日是所有人的“共同胜利日”，而且他希望，“在战场上取得伟大胜利后，即使战争已然过去，和平已然到来，联合国各成员国都应该保持和谐与谅解”。[4]

这次演说传递的感情，其实在历经战争的欧洲各国领导人心中都颇有同感。例如，丘吉尔不仅承诺“英联邦和英帝国要更加团结……比其漫长传奇历史的任何时期更加团结”，而且再三强调同盟各国之间的“团结一致、同伴友谊、兄弟情谊”。丘吉尔说道，战争已经胜利，因为“几乎全世界都齐心协力对抗邪恶力量”。[5]罗马尼亚解放后的首任领导人，康斯坦丁·瑟讷泰斯库（Constantin Sănătescu）提到“全国”的“完美团结精神”。[6]即便是斯大林，也提到如何“让各民族的友谊观念彻底战胜希特勒的种族仇恨观念”。[7]

“团结”是这一时期的口号之一，以至于夏尔·戴高乐将其作为战争回忆录最重要一卷的标题。团结是万众追求的理想，也是战争造就了团结。在西欧，拥有不同政治信仰的游击队放下分歧，组成了“民族抵抗委员会”。及至1945年，几乎欧洲所有民族都组成了“民族团结政府”，所有政党通力合作。战争结束时，在盟国之间团结精神的激励下，50个国家共聚一堂，为一个崭新的国际机构起草宪章，这个国际机构就是联合国。

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不同民族之间的合作，以及同一民族内部不同阶级、不同政治信仰之间的合作，是战争带来的最鼓舞人心的事物。西奥多拉·菲茨吉本（Theodora FitzGibbon）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经历种种恐怖”，但战争“并非一无是处，战争明显改变了英国人对待彼此的态度。共度时艰的经历造就了友谊，甚至造就了爱，所有陌生人之间的爱”，这种爱无视传统的阶级藩篱和性别藩篱。[8]

理查德·梅恩（Richard Mayne）是一名英国士兵，他曾经与比利时人、挪威人一起服役，曾经与法国人、俄国人、波兰人一起住在战地医院，对他来说，战争成为“一堂欧洲课程”。后来他成为一位欧洲政治家，成为让·莫内（Jean Monnet）和沃尔特·哈尔斯坦（Walter Hallstein）的同事，成为最为热心的欧洲联盟捍卫者。他后来回忆道：

并非所有对欧洲的“伟大预期”都得以实现。但有一条是最为根本的：一种团结意识，一种在战争期间隐约闪现的团结意识。无论你承认与否，这种团结意识让人们竭尽全力去建设更美好的世界、更美好的欧洲、更美好的社会，更多公平、更少成见、更少等级，并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破的人为障碍中解脱出来。[9]

不幸的是，历史已经证明，普遍团结的期望稍纵即逝。冷战将会在东欧与西欧之间制造鸿沟，两者之间不相往来超过40年。在南斯拉夫以及欧洲其他地方，“兄弟情谊”只是虚有其表，彼此竞争的各族群之间，和平经常是由强迫所造就，而非自愿的结果。“陌生人之间的友谊”将会和人与人之间的敌意或复仇同生共存。

尽管如此，即使是在战后最为昏暗的岁月里，战时形成的理想始终没有破灭。以这些理想信念为根基，欧洲各民族之间的合作关系终于得以延续至今。[10]

勇敢新世界

我们必须记得，战争年代的艰难与破坏，对人们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实际上，有些人在战后的生活甚至比他们所能想象的更好。在许多地区，战争彻底改变了社会结构，让新的等级制度、新的权力中心得以形成。

战后自由的最大赢家无疑是欧洲各国的共产党，欧洲大陆的共产党员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正因如此，尽管战争造成了巨大破坏，但许多左派人士都把战争视为天赐良机。斯拉芬卡·德拉库利奇（Slavenka Drakulić）是来自萨格勒布的新闻记者，她写道：“即使对于战后出生的南斯拉夫人来说，战争也不是无谓的流血，正好相反，战争是一段英雄史诗的、意义深远的经历，其价值远比100万受害者重要得多。”[11]

战争造成的革命后果，不仅在共产党最终建立政权的国家可以感受得到，甚至在西方都可以感受得到。其中一个国家正是英国，早在战争初始阶段，就能感受到巨大变化。从战争爆发开始，英国就实行配给制度，这正是共产党人梦寐以求的革命措施。几乎所有的基本食品都实行配给，其他必需品如布料和日用品也都实行配给。即使某人比邻居更富有、更尊贵，他也不可能分配到更多的食物，能够得到更多配给定额的是武装部队人员，以及在强体力劳动岗位上工作的人。换言之，食物是按需分配，而非按社会特权或经济特权分配。结果在战争期间，居民健康状况竟然普遍提高：及至40年代末，英国的婴儿死亡率稳步下降，由于各种疾病而导致的死亡率也比战前大幅下降。站在公共卫生的立场上，正是战争让英国成为更加公平的社会。[12]

战争期间的英国，还有其他变革产生类似效果，比如针对所有阶层、所有性别的征兵制度。西奥多拉·菲茨吉本写道：“社会差异和性别差异被抹去，这一戏剧性改变发生后，再也不可能退回到过去了。”[13]美国战地记者爱德华·莫罗（Edward R.Murrow）同样见证了英国发生的社会变动，他以更加强有力的语调写道：“这次战争与上次战争全然不同，战争的象征意义、平民的关注角度，都有所不同。你必须明白，旧世界正在死亡，旧价值、旧观念、旧的权力基础和特权基础，都已一去不返。”[14]

战争期间，类似变化在欧洲大陆也有发生，但方式有所不同。在欧洲大陆，因为更加严重的物资短缺，也因为纳粹及其盟友对欧洲更为严重的压榨，配给制度未能奏效。人们更加依赖黑市，这意味着城市居民经常要到乡间，用仅有的财物交换食物。战争年代，人们见证了财富流出城市、流入乡村的重新分配过程，这扭转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普遍趋势。例如，在意大利，城市中产阶级的佣人大多离职，他们宁愿回到农村，起码农村地区的食物供应更为充足。一位生活在意大利北部的家庭主妇抱怨道，农民和店员“现在成了富人”。[15]在捷克斯洛伐克，某些农村社区的变化尤为显著。海达·科瓦利（Heda Kovaly）是战后回国的政治犯，她写道：“农舍的规模比战前大了一倍，厨房里有冰箱，厅堂里有洗衣机。地板上铺着东方地毯，墙壁上挂着原创画作。”甚至捷克农民也愉快地承认这种变化：“无可否认，战争期间我们过得很好。”[16]

对于那些没有能力从战争造成的社会变动中捞取好处的人来说，解放提供了另一次机会。在匈牙利，40%的农民没有土地或者缺少土地，苏联红军的到来启动了某些迫在眉睫的土地改革。按照匈牙利政治理论家比博·伊什特万（István Bibo）的说法，1945年确实称得上解放，尽管也发生了暴力事件和不愉快事件，但也为早已过时的封建制度敲响了丧钟：“起源于1514年的这个僵化的社会制度，终于开始动摇，向更大的自由迈进。”[17]同样，解放也为欧洲工业地区的工人提供了机会，比如在法国和意大利北部。由于所有主要的工矿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首脑都在战时与傀儡政权合作，因此工人有充分理由接管车间，而这在战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有时候，社会变动是由战争及其反面后果所导致的。尤其是在东欧，战前的精英阶层，首先被纳粹故意绞杀，然后被苏联故意绞杀。消灭犹太人，同样为其他族群在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在1944年的匈牙利，人们瓜分了犹太人被驱逐后留下的财产，许多农民第一次穿上了体面的衣服和鞋子。[18]在波兰，犹太人本来构成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后来新的波兰中产阶级崛起并取代了犹太人的地位。[19]

无论这些改变如何发生，总有许多人认为改变姗姗来迟。无论你是英国的自由改革家、法国的产业工人还是匈牙利的农民，你都会很容易得出结论，战争及其后果具有某些非常积极的意义。或许并非人人同意，但总有部分人会同意。

战后时期，在社会各层面都出现了政治活动和政治理想的爆发。许多希望和理念是稍纵即逝的，尤其是在那些将要重新建立独裁统治的欧洲地区更是如此。更多希望和理念则受困于政治争论、经济困难、官僚主义。但在经历过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后，希望和理念的喷发并非毫无意义。欧洲已经开始迈向经济复兴和精神复兴，接下来的几代人将会见证“奇迹”。

即使当时的人们未能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亲身见证“奇迹”的到来，他们起码也普遍感到宽慰；他们起码知道，在欧洲大陆的绝大多数地区，人压迫人的独裁统治已不复存在；他们起码知道，炸弹也将不再倾泻而下；他们起码知道，战争终于结束了。

[1] Motto of Jean-Paul Sartre’s Les Temps modernes，可参阅Watson，Peter，A Terrible Beauty（London：Phoenix，2001），p.410。

[2] Mayne，Richard，Postwar：The Dawn of Today’s Europe（London：Thames & Hudson，1983），pp.12-32.

[3] Jens Müller，Tre kom tilbake（Oslo：Gyldendal，1946）；Oluf Olsen，Contact（Oslo：Erik Qvist，1946）and Vi kommer igjen（Oslo：Erik Qvist，1945）；Knut Haukelid，Det demrer en dag（Oslo：Nasjonalforlaget，1947）；Max Manus，Det blir alvor（Oslo：Steensballes Boghandels，1946）.

[4] Speech by Josip Broz Tito，9 May 1945，reproduced as doc.239 in Trgo，Lt Gen. Fabijan（ed.），The National Liberation 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Selected Documents，trans. Anđelija Vujović，Karin Radovanović and Madge Tomašević（Belgrade：Military History Institute of the Yugoslav People’s Army，1982），pp.718-21.

[5] Churchill speech，13 May 1945，引自Cannadine，David（ed.），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Winston Churchill’s Famous Speeches（London：Cassell，1989），p.258；VE Day speech，8 May 1945，quoted on www.winston-churchill-leadership.com/speech-victory.html-accessed 23 September 2011。

[6] Declaration of the new Romanian government，as broadcast on Radio Romania，23 August 1944，可参阅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available online at http：//uwdc.library.wisc.edu/collections/FRUS/，1944，vol.IV，p.191。

[7] Speech to meeting of Moscow Communist Party representatives，6 November 1944，引自Stalin，Generalissimo Josef，War Speeches，Orders of the Day and Answers to Foreign Press Correspondents during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July 3rd，1941-June 22nd，1945（London：Hutchinson，1946），p.110.

[8] FitzGibbon，Theodora，With Love（London：Century，1982），p.63.FitzGibbon，菲茨吉本是一位爱尔兰美食评论家，纳粹德国轰炸伦敦时他生活在那。

[9] Mayne，Richard，Postwar：The Dawn of Today’s Europe（London：Thames & Hudson，1983），p.12.

[10] 我写作此书时，克罗地亚刚刚被欧盟接纳，塞尔维亚也将在数月后步其后尘。

[11] Drakulić，Slavenka，Balkan-Express：Chroniques de la Yougoslavie en Guerre（Paris：Éditions Mentha，1992），p.35.关于更加广泛的讨论，以及波兰人对于德拉库利奇经历的认可，参阅Jan Gross，“War as Revolution”，in Naimark，Norman and Leonid Gibianskii（ed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1944-1949（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7），pp.17-40。

[12] Milward，Alan S.，War，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p.284-6.

[13] FitzGibbon，Theodora，With Love（London：Century，1982），p.63.

[14] 引自Owen，James and Guy Walters（eds.），The Voice of War（London：Viking，2004），p.80。

[15] 引自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64。

[16] Kovaly，Heda Margolis，Prague Farewell，trans. Franci Epstein and Helen Epstein（London：Gollancz，1988），p.57.

[17] 引自Kenez，Peters，Hungary from the Nazis to the Soviet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Hungary，1944-194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107。

[18] Pelle，János，Az utoisó vérvádak（Budapest：Pelikán，1995），p.151.

[19] Gross，Jan T.，Fear：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New York：Random House，2006），p.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