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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一章 帝国的世界
1914年上半年，“阿尔斯特危机”（Ulster crisis）主导英国政坛：保守党鼓动武装镇压阿尔斯特地方自治，建议国王乔治五世（George V）解散选举产生的自由政府，并支持高级军官背弃禁止阿尔斯特叛乱的法律。19世纪80年代，爱尔兰地方自治被提上议程，从那时起，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就在一定程度上视它为紧迫议题。人们认为爱尔兰地方自治是削弱大英帝国与其全球实力的楔子尖端，这是地方自治斗争之所以艰难的重要原因。英国上层政客不用读德国地缘政治之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的著作便可明白，考虑到大英帝国的疆域与其广泛的全球扩张，其核心大城市已然小得危险了。如今，地方自治却进一步威胁这一核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绝不会不加阻拦便承认爱尔兰独立。基本要点只是帝国对整个欧洲的上层统治者来说很重要。不论“阿尔斯特危机”中各方对还是错，当时帝国的困境必将摧毁英国的全球实力，并至少导致大英帝国本土一部分解体。这一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大战。倘若大英帝国的内部压力本身未导致世界大战，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直到20世纪中期，国际地缘政治决定了真正的全球大战只能在欧洲大陆上引发，而英国自身在欧洲大陆几乎没有帝国。[1]
1900年美国迅速崛起，这是未来看上去似乎属于帝国的关键原因之一。美国渡过了内战大危机，其后数十年，其经济和人口迅猛增长。没有哪个纯粹的欧洲国家有希望同其潜在实力匹敌，这是有目共睹的。不过，假如俄国和英国能巩固并发展已有的帝国，则它们日后或可做到这一点。谋求保持大国地位的其他欧洲国家还面临建立新帝国的更艰巨挑战。[2]此乃奠定“帝国主义时代”基础的最基本地缘政治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到目前为止，广大的内陆心脏地带太远离海岸线与通航河流，没有多少价值，而技术，特别是铁路技术提供了在这些地区进行渗透、殖民与经济开发的可能性。1904年，英国地缘政治之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预言，海权统治全球的哥伦布时代正走向尾声，铁路是促使他发表此言论的最主要因素。[3]
很多大国加入竞争，这也加剧了对帝国的角逐。19世纪上半叶，英国不仅是史上最大的海洋帝国，还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经济实体，但到1900年情况就不同了。俄国、法国、德国乃至日本、意大利、美国均投身于建立帝国的争斗，导致“空旷”领土迅速消失。1876～1915年，由于帝国主义大国在地球上竞相角逐“无主”角落，全世界约有四分之一的地表易主。[4]此举的动机之一在于，除了英国这一重要例外，大国正从自由贸易走向保护主义。在此背景下，抢在被对手拒之门外前直接控制领土、原材料和市场是理智之举。1893年，英国外交大臣罗斯伯里（Rosebery）伯爵说，这好比为未来下注。初次下注时，人们无从知晓收效是否抵得过付出，但大国不敢赌运气，因为高速发展的科技正将所有人漠不关心的大片地区转变为财富与权力的潜在重要来源，从而彻底改变现实的地缘政治。[5]
举个例子，在非洲南部地区，布尔人的共和国（Boer republics）的发展实际上趋向独立，英国原本准备容忍此事，直到它发现这些国家坐落于世界储量最丰富的黄金和钻石宝藏之上，而深层采矿技术已能开发这一宝藏。黄金和钻石资源日后定会让共和国成为非洲南部经济中心，由于英属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的白种人里有一半是布尔人，加上其他大国也开始对非洲感兴趣，这一点就越发危险了。19世纪80年代，英国允许布尔人的共和国自由浮动汇率；1899～1902年，为了重新控制当地汇率，英国发动了一场代价高昂的野蛮战争。英国凭借压倒性海军优势独占非洲南部，排除他国干涉，让其余欧洲国家失望得咬牙切齿。如若加以高度概括，那么1899年英国的行动类似于1914年奥匈帝国针对塞尔维亚的政策。从维也纳角度看，塞尔维亚王国相当于一块磁石，或可吸引君主国的南斯拉夫人，并摧毁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地缘政治地位。于是乎，必须将塞尔维亚置于帝国直辖之下。奥地利人和英国人的区别关键在于地理而非道德：欧洲大陆上的侵占与扩张永远免不了受邻近的大国竞争者干预。[6]
帝国与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冲突远远不止地方要务。大英帝国的命运影响全球每个角落。首先，大英帝国不仅是公认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公认的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大英帝国的仰慕者认为它代表物质进步和自由原则。如今它面临帝国核心区域内少数人主张的民族主义的挑战。英国解决帝国与民族主义之争的措施将影响很多类似冲突，这类冲突开始遍布欧洲，在海外也出现了一些例子。
在民族主义萌发的最初几十年中，民族主义者秉持的信念是：只有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这种“大”民族才是能存续的民族。在德意志和意大利，民族国家的成立靠的是已经征服并统一当地其他王国和公国中的某个核心国家——德意志的普鲁士与意大利的皮埃蒙特（Piedmont）。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已建立复杂但可存续的民族国家，现在他们渴望开创自己的帝国。对德意志和意大利来说，大都市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可互补。然而，1900年时民族主义几乎已遍及欧洲全境。民族主义运动蔓延至俄国、奥匈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参与者不仅有波兰人这类“历史上的”民族，还有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乌克兰人、捷克人这类不曾享受过独立的民族（就算他们曾独立过，那也是几百年前的事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是这些运动的前兆，它利用了历史谜团与记忆，对异族地主和政府统治的仇恨以及关于宗教、语言、种族渊源的问题。在爱尔兰等地，这些问题唤醒献身、牺牲和反抗的意识，令很多观察者视民族主义为新型宗教。树立民族主义信念后，短暂又卑微的个体生命便多了一分英雄感，他们发现自己不仅属于某个集体，更是历史大潮中有意义的成分。诚然，哪怕在1900年，欧洲很多地区的民族主义也几乎局限于受过教育的阶级。爱尔兰等地的知识分子所谓的民族主义亦绝非始终投身于国家独立事业。不管怎么说，爱尔兰的例子仍可有力地说明问题。随着社会现代化，民族主义阵地看上去更加稳固。它是市民社会、大众识字能力与城市化的产物。换句话说，民族主义似乎和帝国一样同属于未来浪潮。[7]
18世纪，爱尔兰的英国统治者知道爱尔兰本地人憎恨自己。伦敦摧毁了旧时代的天主教地主阶级，代之以信奉新教的上层英裔爱尔兰人，但无论如何，英国统治者自信可控制爱尔兰，除非法国大举入侵。[8]19世纪，爱尔兰经济走向现代化，当地也出现了活跃的市民社会，这扭转了局势。19世纪，英国在爱尔兰常常采用恩威并施的明智政策，它从未干脆忽视或压制现代化的政治影响。英国同天主教会达成妥协，将当地政府交还给新兴天主教中产阶级，并买下新教地主阶级的全部地产。此举之所以能实现，完全是因为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富裕的纳税人。可是，英国的政策无法阻止爱尔兰日益强烈的自治要求。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两大党派——自由党与保守党——对如何回应爱尔兰的要求持不同意见。自由党认为，“地方自治”可满足爱尔兰的愿望，重要原因之一是执业阶级（professional class）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大都支持爱尔兰同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保持联系。自由党的反对者保守党与统一党都坚称，爱尔兰境内的运动由针对英格兰的深层文化与历史敌意驱动，不达独立不罢休，而地方自治将赋予它权力、信心与利益。20世纪，其他帝国也上演了类似争论，即分权制和封建制将增强还是削弱帝国统一性。
从19世纪80年代到一战前夕，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处于大英帝国和爱尔兰民族主义之争的中心。1885年，他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抛弃自由党，为接下来二十年保守党控制英国政府做出重要贡献。当时，张伯伦是英国政坛最富魅力的人物。他英俊高傲，戴单片眼镜，谈吐坚毅，还在纽扣眼上插了一朵兰花，不光在英国，只要是世界上能读到报纸的地区，人们就能马上认出这些特征。张伯伦的首要身份似乎是被大理想驱使的政治家。他在爱尔兰问题上同自由党分道扬镳，在20世纪又对保守党做了几乎一样的事——他主张将白种人的大英帝国强化成凝聚力更强的英国政体。张伯伦认为，应对当今头号挑战的第一步是创立帝国经济的优惠体系。这项政策在英国和白人统治区都面临重大政治与宪政障碍。首先，英国的选民大众不乐意接受它带来的食品涨价，这也是1906～1911年保守党输掉选举的重要原因。可直到1914年，张伯伦与其追随者也根本没有放弃这一事业。正如托利党重臣、张伯伦的支持者塞尔伯恩（Selborne）勋爵所言：“今后数年，倘若这个国家要保住同美国、俄国、德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它就必须从联合王国扩展为帝国。”[9]
对英国建立白种人帝国的支持常伴有一项附加因素，即相信两大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将心照不宣地结盟，以便统治全球，甚至根据自己的意向重塑地球。身为美国女人的丈夫，约瑟夫·张伯伦不仅是英美同盟的忠实信徒，还是其代表。英美同盟据说能保障全球的和平、秩序与发展。受过教育的大部分英国人要么相信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具有优越性，要么相信其统治有益于人类。[10]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英国人热衷于英美同盟，这对英国人特别是上层阶级来说是个新现象。19世纪前三分之二阶段，英国和美国是西半球的地缘政治对手。英国在欧洲的敌人曾向美国求援。1812年，随着拿破仑战争进入高潮，华盛顿也对伦敦开战。美国内战期间，欧洲国家中只有俄国明确支持联邦，它依据的准则是：美联邦是一切英国之敌的天然盟友。一些英国政客想干涉内战，从而维护南部邦联（美利坚联盟国）的独立。因为此举未成，1885～1902年常任首相的保守党人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勋爵依然感到遗憾。1862年，时任财政大臣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评论道，保障南部邦联独立的因素似乎不仅仅是南方的军事胜利，最重要的一点是南部邦联已经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国家。他的发言合情合理。南方适龄参军的白人男性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人服役，其中三分之一战死，这一献身比例与任何参照对比都是格外高。战争的神话与记忆创造国家。要是邦联在战场上幸存下来，南方人为其事业付出的巨大牺牲将在之后几代人中确保南方民族国家的巩固。事实与之相反——南部邦联毁于史上最重要、最成功的民族杀戮之一。战败的首要原因在于，北方大举动员并明智运用其军事与经济力量，而且北方认为自己具有美国民族精神。再多军事或经济实力也不足以摧毁南部邦联，除非它们有北方青年的牺牲意愿支撑——他们相信美国必须包括联邦全部领土，从大西洋延伸至太平洋，为了国家事业，他们情愿成群结队地死在远离家乡的战场上。军事胜利总是需要政治协议来巩固，就美国而言，这意味着同意南方在联邦之下享有广泛自治权，并放弃南方黑人。白人种族主义促使大部分北方人接受这一协议。因此，北方胜绩的国内影响存在瑕疵，尽管如此，美国联邦制成功地重新统一了战败的南方，此举历史意义非凡。北方的军事和政治胜利对全球与地缘政治有重大意义。此时世界秩序的历史基础是大陆规模的美国与大英帝国的同盟。假如内战以另一种方式收场，结果很可能是北方国家、南方国家与英国之间的敌对与怨恨导致美国的大陆版图四分五裂。[11]
伦敦相信必要时可武力捍卫自己在西半球的地位，从而维持区域权力平衡，直到1865年，这种想法都是合理的。1900年时，由于美国国力日益增强，伦敦的想法显然无法实现了。当时，英国早已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经济实体了，它面对的对手也越来越多。在此情势下，与美国发生任何冲突都将是灾难。世纪之交的二十年间，英国把西半球霸权拱手让给美国，两国在巴西、委内瑞拉、巴拿马存在利益竞争，为了安抚美国人，英国在一系列相关问题上让步了。德国观察者尖酸但正确地指出，英国人容忍了美国人的行径和言辞，但若对象是欧洲大陆，它会强烈抗议，甚至开战。虽说英国讨好美国的举动并不总能换来大西洋对岸的回报，但德国人明白，在博取美国的善意上，英国享有诸多优势。首先它和美国共用一种语言，而且这远非其唯一优势。[12]
事实上，20世纪的英美同盟从来不只关注权力政治和共享地缘政治利益之事。相反，此同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其共同战略利益同一致的伦理与意识形态相交织。恰在世纪之交，国际英语联合会（English-Speaking Union）等相关组织建立，这些团体旨在强化横跨北大西洋的深厚文化纽带。蒸汽船和跨国婚姻让东海岸和英国的上层阶级走得更近。1940年，英国的幸存有赖于美国的援助，促成这一事态的因素之一是，英国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之母是著名的美国人珍妮·杰罗姆（Jennie Jerome）。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整个意识形态也起了作用，它利用了越发普遍、越发盛行的对人类社会与历史进程的解释——种族主义与生物学阐释。19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英国上层阶级将“混合宪法”与不稳定、不理智、扩张性强的美国民主做对比。可是到19世纪90年代，英国自己也向全面民主化发展。伦敦和华盛顿可以一边庆祝意识形态的趋同，一边常在心里寻思，只有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男性新教徒具备可使民主长存的自律与理性。索尔兹伯里勋爵曾认为美国的幸存是桩憾事，但是在其侄儿与保守党首相继承人阿瑟·鲍尔弗（Arthur Balfour）看来，英美的一致是维护全球秩序与西方文明的关键。[13]
与前代相比，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英国上层阶级在思想上更倾向于全球和帝国，更远离欧洲。可是自古以来，英国的安全主要取决于欧洲大陆上发生的事，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时也不例外。欧洲西北部海岸的小岛国不能控制广袤的全球帝国，除非它设法用相对较小的代价换来英国本土的安宁。[14]这一点又取决于欧洲的权力制衡。四个实力基本相当的大陆国家并存，意味着它们都不大可能征服欧洲大陆，并集中其资源来对付英国。反对英国的大陆同盟原则上可行，但事实上，比起英国人，大陆国家往往更嫉妒或忌惮彼此。于是乎，大陆国家自身的利益和恐惧导致它们在维持均势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而这种均势对英国的安全与海外帝国大有裨益。18世纪中期至1914年，四个大陆强国包括法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德国）。1750年，西班牙在六大国里排最后一位，但是一个世纪后，意大利接替西班牙，扮演起类似的尴尬角色。
地缘政治的基本法则之一是：对欧洲国家来说，海外帝国比内陆帝国更容易建立。在欧洲，任何帝国萌芽都必然面临大国同盟的反对，这些敌对国之间不仅在军事发展最前沿，还在财政与行政发展最前沿争斗多年，从而磨炼其战争机器。欧洲之外，这些战争机器对付的敌人更弱，而且大部分欧洲对手对它们的运作之地鞭长莫及。因此人们毫不意外地发现，欧洲最大帝国缔造者常常是大陆边缘的国家：英国、西班牙、荷兰、法国、俄国。地理总是能挫败根植于大陆中心的德意志帝国开创者。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是欧洲与全球地缘政治现实的经典范例。法国之所以战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帝国主义被英国海权困在欧洲。大革命释放的力量和拿破仑的军事天才推动法国人在欧洲大陆上建立帝国，这是项英雄事业，但最终失败了。与此同时，英国人在海外节节胜利——比如说，巩固了他们在印度的帝国。英国人获得了丰厚回报：1815年，英属印度的税收超过俄罗斯帝国或奥地利帝国，普鲁士就更不及它了。[15]
拿破仑面对的基本地缘政治现实也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阻挠试图统治欧洲的德国。哪怕一个潜在的欧洲皇帝能够征服大陆核心地区（即查理曼帝国和欧盟的基本组成部分，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他也得对付欧洲西部与东部边界两大可怕力量的凝聚体，即西边的英国与东边的俄国。边界上的这两个国家几乎一定会纠集他国来对付潜在的欧洲皇帝，因为他的权力肯定会威胁到它们的安全与野心。集中足以击败英国的海洋力量，并且调动能够打倒俄国的军事后勤力量是一项巨大挑战，它不仅难倒了拿破仑，也在恰当时间难倒了20世纪的德国。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识到，这项挑战虽然困难重重，但并非不可能做到。某种意义上，这是欧洲的悲剧：有时胜果似乎近在眼前，诱人去摘。1812年拿破仑可以战胜俄国，专家们大都认为他能取胜。他输给了自己的错误、霉运以及俄军的技巧和勇气。他依赖的战略纯属军事闪电战，这就落入了俄国的陷阱。考虑到俄国地大物博，复合型军政战略总是更易成功。拿破仑没有利用波兰民族主义、农奴起义的可能性等俄罗斯帝国内部的政治弱点。希特勒采用了同样的闪电战战略，拿破仑战败的很多理由亦可归到他头上。相形之下，一战期间，德国采用了更明智的复合策略，俄国政权也因内部政治问题瓦解。由于这一原因，不论表象如何，一战时的德意志帝国比拿破仑和希特勒更接近赢得欧洲霸权。[16]
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召开，战胜国——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在欧洲商定建立和平与稳定的秩序，就此而言，它们要比一个世纪后凡尔赛的后继者们更高明、更成功。虽然法国进行了二十年的侵略战争，但未受严苛对待，而且很快作为平等成员重新融入国际关系。另外，和1919年不同的是，战胜国建立军事同盟，保证彻底封杀法国破坏维也纳协定的企图。我们可以公正地说，1814～1815年，欧洲大国确立的国际关系体系根植于惯例、利益、制约等概念。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它们都在一个时代的战争中受过打击，害怕战火重燃。也可以这样说，反民主的和平理论也将大陆国家凝聚起来。它们相信革命驱使政权专注于对外侵略，注定进一步撼动欧洲。此言不无道理，尤其适用于法国。英国从未完全赞同这一理论或欧洲和谐的想法，这既是因为自由原则，也是因为传统上它希望大陆大国分立。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最终摧毁了维也纳会议确立的欧洲秩序。目前为止，这场战争的最重要影响在于，它削弱了东欧的三个保守君主国的团结。俄国曾支持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地位，1849年，它又插手奥地利事务，镇压匈牙利革命，继而挽救哈布斯堡王朝。
俄国在克里米亚战败，实力受损，此后一段时间，它在欧洲冒险开战的意愿降低了。1849年俄国帮助了奥地利，奥地利的回报却是支持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的敌人，圣彼得堡遂变成维也纳的死敌。于是乎，凭借俄国保持中立的优势，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先后针对奥地利与法国的两次战争中统一了德意志地区。德意志地区的统一改变了欧洲权力均势。皮埃蒙特和普鲁士的保守君主国分别统一了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区，它们不仅改变了欧洲版图，还为保守治国理念开创了新模式：通过促进国家事业的对外政策，集中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对王国的支持。民族主义的主要身份不再是欧洲政坛的左翼意识形态。
1878年柏林会议。欧洲大国和谐相处
尽管如此，1864～1871年的战争结束后，俾斯麦决定重新稳定欧洲秩序，并向德国的邻国保证：欧洲的潜在新霸主满足于现有权力，不会渴求更多领土。正如一位敏锐的德国观察者日后所论，俾斯麦的保证是必要的。举个例子，1871年，德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用来证明此举正当性的历史论据也可用于兼并瑞士的很多领地。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荷兰基本上只是德国最重要动脉莱茵河的入海口。德国可以通过逼退俄国疆界保障东边的安全。德意志人与新教徒在俄属巴尔干半岛省份中构成上层阶级，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可能支持侵吞这些地区。威廉一世（William I）与其将军们想让奥地利割让苏台德区（Sudetenland），以之充当1866年胜绩的犒赏，完全是因为俾斯麦的说辞，他们才打消此念。1903年，作家保罗·罗尔巴赫（Paul Rohrbach）评论道，由于俾斯麦行事克制，欧洲再无哪国政府相信德国垂涎自己的领土，抑或野心勃勃地打算在欧洲扩张。[17]
罗尔巴赫补充道，问题在于，俾斯麦的全盛时代过后，德国与世界都在眨眼间风云突变。1871年，俾斯麦建立的德国有4000万人口。1925年，德国人口据估计很可能已达8000万。德意志帝国建立时，其食品生产可以自给自足。20世纪头十年，德国的很多食品与重要工业原料已来自国外。对德国人民来说，现在以及未来的繁荣靠的是工业出口和全球贸易网络。一旦这些网络崩溃，“后果将不堪设想……德国经济部门几乎会陷入灾难，导致一半人口穷困潦倒”。[18]所以德国人再也承受不起纯粹站在欧洲角度看问题，他们与自己的政府得采用“全球思维”，并实施“世界政策”。“世界政策”成了德语里的时髦词语，它甚至比我们当代人所谓的“全球化”更欠缺严谨定义。事实上，当时的“世界政策”一词同当代的“全球化”一词反映了相似的现实。19世纪以来，商业、经济与知识的联系激增，因此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纽带连接要比以前紧密许多。我们可以说，20世纪初期的德国人生活在全球化的第一阶段。这一进程的中心是伦敦，那里协调了如此之多的金融、海运及其他支撑起全球化经济的服务。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几乎毁了全球化。1945年，全球化复兴并进入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主导者换成了美国，但其基础包含了很多1914年前就运作的自由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原则与机制。[19]
德国和英国思考地缘政治和全球势力的未来时采用相似假设，做出许多相似的预言。毫无疑问，哪些国家能控制大陆范围内的人力、物力资源，哪些国家就能统治未来世界。美国能做到这一点。俄国日后跻身大国的确定性只比美国小一点儿。德国人谈论美英国力时，使用政治经济与学术历史的冷峻理智口吻，但说到俄国时，语气就生动得多，有时甚至常常带着启示录般的调调。[20]这既是德国人长期以来的文化优越性所致，也是因为他们害怕俄罗斯民族，他们自身是一个更原始的民族，经常被认定为至多算半个欧洲民族。西欧人几乎都有这种文化上的傲慢态度，但他们不像德国人那样担心，原因很简单——俄国远离他们的边界。
19世纪，主张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德国厌恶沙皇制度，这让它更讨厌俄国。德国犹太人尤其憎恶大屠杀之地，但总体看来，从俄属巴尔干省份（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逃到柏林的德意志流亡者大概更能影响德国对俄国的看法。他们见证了斯拉夫人和德意志人的种族冲突，而当时奥地利君主国内德意志民族和斯拉夫民族也正发生争斗。这一点在泛德意志思维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其影响超出德意志民族。巴尔干出身的保罗·罗尔巴赫是位重要的“公众知识分子”，他深刻影响了德国对国际关系和俄国的看法。罗尔巴赫讨厌沙皇制度和俄国人，他强调俄国经济社会的显著弱点，声称只有实行侵略性的对外政策才能维持俄国政权日益衰退的合法性。尽管罗尔巴赫预言不久后俄国将出现大动荡，他却相信从长远看，该国会变成强大的世界力量。他指出，根据当前形势判断，到20世纪下半叶，德国将面对一位人口超3亿的东方邻居。[21]
德国人对英国的态度更复杂、更矛盾。比方说，他们既渴望赶上英国，又意识到德国的经济实力和现代化水平正迅速超越对手。在个人荣誉和为国效力上，英国和德国的上层阶级男性常常有如出一辙的看法，事实上，整个欧洲的上层阶级男性都深深推崇爱国主义的阳刚英雄气概。尽管英国上层阶级的尚武传统在程度上比普鲁士容克阶级稍逊一筹，但在1900年，比起账房，英国精英公立学校的风气仍然更像是一个军事团。哈里·凯斯勒（Harry Kessler）伯爵的母亲是英裔爱尔兰人，但他跻身普鲁士上流社会，认识了所有关键决策者。凯斯勒非常聪明，对美学极其敏感。他致信妹妹：“永久和平是讨价还价中的恶作剧，没有比它更空洞的乌托邦。所有国家都是以战争起家，我根本不屑于考虑战争消失的可能性。事实上，我完全相信，有生之年我们就会看到又一场大战……我不能说我强烈反对这种前景。”[22]
公共学校的很多毕业生会同意凯斯勒的话。另外，英国人发现自己更容易理解和掌握全球化方式，既然他们或多或少引领了这一潮流，这也就不奇怪了。很久以前，英国贵族中的大富豪就同伦敦市建立了巨额融资同盟，其中很多主要人物是犹太人。普鲁士绅士阶层远远不及这些英国人富裕。历史上，普鲁士绅士的眼界要狭窄得多，他们的（纯农业）经济基础也更薄弱。城市滋养“绅士资本主义”，但是对代议制政府的敬意深深根植于英国贵族传统，这一点不适用于德国，更别提普鲁士了。对罗素（Russell）家族（贝德福德［Bedford］公爵们）这类贵族来说，自由与宪政几乎是源于自家地产沃本修道院（Woburn Abbey）的家族传家宝，它们先是被赠予英国，接着又被赠予世界。议会政治传统催生实用主义与折中精神，而混乱的团、容克封地乃至让普鲁士德国上层阶级大多数人养成价值观的大学世界不能自然地产生这些理念。[23]
在今天的世界，至少在今天的西方，统治者对历史知之甚少，并且太过尊崇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学术权威。在一百年前的德国，这一切恰恰相反。为了自身利益，威廉德国花了太多时间思考英国如何崛起为全球主宰者。它从英国历史中学到了一课：英国在18世纪靠成功的对外、殖民、商业政策攫取财富、实力、地位，这是巩固民族团结与自信心的重要因素。1900～1909年，时任德国总理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亲王遵循此道。然而，20世纪初的德国照搬18世纪的英国模式存在相应问题。英国上层阶级活动时没有遭遇大众政治和提出另一种引人入胜的现代化前景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干扰。英国是新教徒的盎格鲁-苏格兰同盟，与英国截然不同的是，德国有两个宗教——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以及错综复杂的小地方主义。最重要的是，同一个世纪前或更早的时代相比，在工业时代为重商主义与殖民扩张冒险开战要付出高得多的代价。从19世纪全球经济的发展方式来看，发动一场大陆战争的必要性也大打折扣。最糟的是，考虑到德国在中欧的位置，它获胜的可能性更小。[24]
德国地缘政治思想的奠基人弗里德里希·拉策尔评论道，古代迦太基人的无情重商理念衍生出短语“迦太基式诚信”（即完全不讲信义），而“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就是这一理念的真正继承人。此言旨在赞美英国人。拉策尔认为，统治世界的帝国显示并保留了英格兰民族的活跃能量和阳刚气概。关注英国的“国民经济”的历史学家和教授不会常常说到那个时代的全球自由资本主义中心，而是像拉策尔一样，经常谈及18世纪的重商国家。他们没有看到为自由贸易奠定英国民众支持基础的丰厚利益或强大理想主义。[25]
德国商人往往更明白。德国工业巨头之一胡戈·施廷内斯（Hugo Stinnes）是坚定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绝非“软骨头”。尽管如此，1911年他却对一位泛德意志主义领导人说，扩张型对外政策有害无利，因为现代世界中重要的是经济实力，只要和平再维持一些年，德国无论如何也能主宰欧洲经济。为了互利互惠，英国和德国的经济其实正趋向一体化。至于德国的另一个假想死敌俄国，1914年以前它的繁荣经济吸纳了不断扩大的德国工业出口。1913年是和平时代的最后一年，当时德国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俄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德国传统的殖民主义者认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国力取决于停止移民美国、为德国国旗下的殖民者开拓空间。事实上，1913年时此言大错特错：蒸蒸日上的国民经济吸纳了所有可用劳动力，德国没有剩余人手来殖民，国民也很少再移民美国。[26]
毫无疑问，德国的悲观主义者或许会认为，好日子不会长久。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可能崩溃，1929年它也的确崩溃了。出于意识形态或性情，有些人倾向于用重商主义或达尔文主义看待国际经济关系，他们认为德国经济越发达，他国越可能在出口市场上施加政治压力，以图扼杀其经济。[27]约瑟夫·张伯伦或许会胜利，英国人或许会去保卫家园和帝国市场。广大美国国内市场已受高额关税保护，而且强大的美国工业集团日后或将摧毁德国的出口市场。德国不断渗透进俄国市场，已然引发怨恨，这尤其是因为德国对俄国出口的农产品设置高壁垒。圣彼得堡将来很可能在政治与经济上采取更严格的应对措施。为了证明创立德国主导的封闭贸易阵营的合理性，可以举出很多这类灾难般的例子。当然了，党派和说客之所以倡导扩大领土、征服封闭贸易地区，不仅仅源于对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未来状态的看法。像内政谋划一样，在德国社会中获取地位和认可的渴望也激励着个人与集体。此外，“世界力量”是个模糊概念，可指很多东西。如果其最主要的意旨是对地位的追求以及克服不安感或排外感的愿望，那么现实中的“世界力量”或许永远无法实现。追求“世界力量”的动机是个时髦但空洞的隐喻，它来自生物学，认为政治有机体需要靠扩张来避免死亡，在这点上，扩张主义者的主张愚蠢又危险。然而，假如“世界力量”指德国有能力同美国或未来实现现代化的俄国平起平坐，那么结论就相反了——此则德意志帝国应该扩张的主张符合实际。[28]
不过，就算接受了这一前提，问题却来了：在哪扩张？如何扩张？1912年的德国政坛中，只有边缘势力梦想军事征服邻国。姑且不论其他因素，很多泛德意志主义者仍然坚持俾斯麦的立场，呼吁与俄国结好。可是民族主义者日益认为哈布斯堡帝国是德国的边境，需要保护它免受泛斯拉夫主义者的威胁。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爆发，德国的注意力便从海军和殖民转向东方，它转而考虑同俄国及其斯拉夫盟友进行陆战的可能性。即便如此，当德国人的确在1915～1917年征服了大量东方领土后，他们却根本没准备好统治这些地盘。这显然说明德国人缺乏战前计划。[29]
在欧洲进行额外扩张的计划中，经受最广泛调查，同时也是最现实的方案大概要数下面这个：建设柏林—巴格达铁路，并在巴尔干半岛与奥斯曼帝国部分领土上建立德国梦寐以求的经济主导权。这大大加剧了俄国的猜疑，导致俄德关系明显变紧张了。保罗·罗尔巴赫大力支持此计划。他写道：“德国、多瑙河地区与土耳其在亚洲的次要领土，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生产条件上具有优良互补性，倘若这些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互相理解包容，它们多多少少能组成商品生产与消费的封闭型经济自治区域。”此言回避了土耳其人是否愿意被德国经济单独控制的问题。更中肯的一点是，创造这个经济单位的第一步是德国与奥匈帝国需结成关税同盟（Zollverein）。一些德国与奥地利政客认为有望缔结关税同盟，但在战前政治环境下，没有人认为可能实现此事。就像张伯伦的计划一样，很多利益与制度直接阻挠建立关税同盟。倘若这一点对德奥关税同盟也适用的，那么建立更广泛的欧洲贸易阵营的愿望显然是泡影。无论如何，这类愿景面临的障碍同张伯伦呼吁建立大英帝国贸易阵营时所遇的问题有相似处，可能还要更棘手。正如大部分英国贸易其实发生在帝国外的其他国家，大部分德国贸易也发生在中欧和中东之外的地区。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逻辑同帝国主义地缘政治相悖。[30]
不管怎样，尽管1914年以前德奥经济同盟无法建立，但这两个帝国在其他方面结成密切同盟。就像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德奥同盟是基于共同地缘政治利益以及伦理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建立起来。20世纪上半叶的形势，的确以盎格鲁-撒克逊阵营和德意志阵营的冲突为中心。最初，德意志的“意识形态”一致性有几分保守、贵族化和反民主的意味。1938～1945年，法西斯主义统一了这个德意志世界。由于德语区（和法国）成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1914年以前人们甚至幻想未来的德意志社会主义世界可以对抗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不论这场竞争采取何种意识形态，它总会向双方灌输种族预设、价值观和固定模式。
直到普鲁士在1866年以及1870～1871年取胜，奥德之间的争斗与战争史才结束。和英美阵营相比，德意志地区的统一甚至更能代表对历史的强力颠覆。地缘政治对中欧的奥德的要求总是强于它对伦敦的要求，更不用说对华盛顿了。1870年，奥地利君主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仍然希望与法国一同击败普鲁士，重建哈布斯堡在德意志的统治地位。1870～1871年，法国战败，因此普鲁士德国主导中欧已成定局，维也纳也越发认识到，为了在巴尔干半岛抵御对手俄国，它需要德国的支持。
不论弗朗茨·约瑟夫本人有何意向，肇始于1879年的奥德同盟从来不只是共同战略利益之事。既然俾斯麦的政策遏制了“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的梦想，哈布斯堡帝国又不能实现这一梦想，两国的很多德意志人就拿奥德同盟作为替代品。由于这一原因，德意志天主教徒尤其欢迎同盟的建立。德裔奥地利人是哈布斯堡帝国内最强大的民族，他们越发认为，同柏林结盟不仅可以抵御来自君主国外部的，还可以抵御来自君主国内部的斯拉夫人的威胁。在充斥民族与种族理念的世界中，德裔奥地利人觉得同柏林结盟似乎是“自然的”。匈牙利上层阶级也认为，奥德同盟是阻止斯拉夫人统治其地区的关键保障。维也纳政府和柏林政府绝不会始终保持一致。举个例子，德国是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头号经济竞争者。哈布斯堡官员也采取很多措施来安抚斯拉夫族民众，他们惹恼了德裔奥地利人，也没太顾及柏林的意见。两国每天的内政外交事务仍然是独立的。然而，就算撇开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对奥地利来说，脱离柏林的怀抱或加入任何反德国际同盟也几近不可思议。同样的，德国也不大可能容忍分裂奥地利帝国，甚至不能容忍严重削弱该君主国内德裔奥地利人的地位。论潜力，中欧的德意志阵营不及英美阵营强大，但是1914年之前，前者的军事外交政策要比后者统一得多。[31]
奥地利的看法必然不及柏林的全球化，更不用说伦敦了，但是奥地利驻美外交官对美国的巨大潜力及其影响再清楚不过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奥匈帝国驻华盛顿代表评论道，随着所有目光转向全球竞争与亚洲的未来，奥匈帝国越来越像二流乃至三流国家了。16世纪，哈布斯堡君主卡尔五世（Karl V）威胁要征服全欧洲。奥地利外交大臣克莱门斯·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曾主持击败拿破仑的同盟，并在维也纳会议上创建欧洲新秩序。同哈布斯堡的往昔荣耀以及当时日程上关乎人类未来的重大议题相比，19世纪80年代奥地利领导人烦恼的巴尔干问题不值一提。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基本上把欧洲人限制在封闭的大陆上，于是他们只能在那儿眼巴巴望着大世界中上演的一切。大陆动物园里的欧洲人生活坎坷，英国人与美国人却能在全球的富饶牧场上随意放牧。这既有辱尊严，也损害更切实的欧洲利益，因为英美的实力和傲慢意味着：“欧洲大陆之外，任何非盎格鲁-撒克逊一族的人只是他们容忍的二等人类。”美国人知道自己可在工业和农业上超越欧洲。他们明白，祖国有众多潜在资源，普通美国人也比普通欧洲人受过更多教育、享有更多财富。这一切充分解释了为何他们鄙视怠慢外国人。[32]
德国日益主导欧洲经济，德意志民族主义也具备充满活力的自信，这些要素至少能支撑德国领导人对未来的盼头。相形之下，维也纳轻易察觉出自己在逆历史潮流而动。19世纪中期，奥地利统治德意志与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先后击败了它，更糟的是，战败不仅是国力和地缘政治的问题。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人们公认奥地利不仅输给了敌国，也输给了德意志和意大利境内新民族国家体现的民族主义理念。民族似乎代表未来，而多语言帝国的时代看起来已成历史。1900年，所有欧洲帝国都面临民族主义思想传播的潜在威胁。然而，都市民族主义的力量支撑了这些帝国，奥地利却不然。哈布斯堡帝国人口中，德意志人只占不到四分之一。此外，哈布斯堡皇帝的臣民中，很多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其实盼着帝国灭亡，由柏林政权来统一德意志领土和民族。[33]
被逐出德意志和意大利后，奥地利只能在巴尔干半岛继续当大国了。海外殖民地或可为都市人口提供统一感、使命感与全球重要性之感，所有大国中，唯独奥地利没有海外殖民地，所以它的的确确只能在巴尔干半岛当大国了。当时，荷兰人、葡萄牙人乃至比利时人都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帝国，仅一点就格外令人烦恼。奥地利拥有的最接近殖民地的地区是原属奥斯曼的波黑（Bosnia-Hercegovina），该地于1878年被占领，于1908年被最终吞并。奥地利人试图在波黑完成自己眼中的欧洲文明化任务。他们按照那个时代基督教徒和欧洲人的设想以及自由主义预设行事，力图促进经济发展、培养市民文化。土耳其人在波黑设置由120名官员组成的帝国地方政府，实施宽松统治。20世纪早期，维也纳却在波黑安排了9000多名官吏。就像在英属印度一样，奥地利人不愿得罪穆斯林上层地主，这妨碍了发展的任务。此外，想实施真正彻底的土地改革（英国人在爱尔兰实施的那种改革），就得买下穆斯林地主的全部土地，但奥地利手中的可用资金不足以落实这一点。[34]
奥地利政府下了大功夫来推动这些省份走向现代化，但是欧洲历史教导我们，教育和现代化会催生民族主义，这注定会削弱奥地利的努力。波黑当然也有这方面的证据：当地的塞尔维亚农民不关心政治，但浪漫民族主义对英雄主义和牺牲主义的呼吁可以轻易感染念中学的农民子嗣。人民与民族的“新宗教”不仅填补脱离传统社区庇护的孤独青年生命中的空白，也同他们视之为日常生活的贫穷与屈辱感形成对比。日后刺杀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加夫里洛·普林齐普（Gavrilo Princip）曾从萨拉热窝光脚走了300公里去贝尔格莱德。波黑的学校里，斯拉夫青年人缺乏文化安全感且自尊心很脆弱，他们面对的是德国古典文化内容大纲，而教授这些课程的学究教员往往对愚昧的当地人拥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这显然类似于欧洲的海外殖民主义。
奥地利在波黑的文明化任务一开始就得面对潜在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运动。当地的三个种族中，塞尔维亚族人口最多。国界另一边，独立的塞尔维亚国家渴求有朝一日成为巴尔干的皮埃蒙特或普鲁士，也就是说，它也许会追求统一所有塞尔维亚人（甚至可能包括所有南斯拉夫人），建立由贝尔格莱德统治的民族国家。任职最久的奥地利驻波黑“总督”米克洛什·卡洛伊（Miklós Kállay）始终认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是奥地利统治那些省份的最大潜在威胁。1895年，时任奥地利驻俄大使、未来的外交大臣阿洛伊斯·埃伦塔尔（Alois Aehrenthal）男爵写了一份关键的备忘录。他在文中写道，唯有继续遵循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奥地利的做法，即间接控制名义上独立的塞尔维亚王国，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地位才能稳固。对帝国来说，试图把可能惹麻烦的小邻居变成被保护国没什么奇怪的，所有欧洲帝国都曾如此行事。然而，塞尔维亚王国今后或许会谋求摆脱这种保护。俄国是另一个传统上对巴尔干半岛感兴趣的大国，奥地利人在巴尔干集中精力扩张的同时，也就增加了同俄国爆发冲突的风险。受地理环境影响，当欧洲帝国在亚非扩张时，俄国便更难干涉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行动，但问题远远不止这些。在大陆外活动的欧洲人可能会相互竞争，但是他们都对被镇压的当地人怀有强烈的种族和文化优越感。然而，被维也纳视为居住在半殖民地外延的斯拉夫人却在俄国找到了强大的斯拉夫保护者，俄国人往往认为这些斯拉夫人和自己拥有共同的文化，多半会对他们所受的屈辱感同身受。[35]
可是，1900年时的波斯尼亚在奥地利议程中远远排不上号。1897～1906年，哈布斯堡帝国核心地域受政治危机冲击，很多观察者便预言它即将解体，甚至说服一些大国的外交大臣做好相应准备。危机首先缘于波希米亚境内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的争斗，其次是引发布达佩斯的匈牙利上层阶级和政府对抗皇权的宪政与政治冲突。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是帝国最重要的三个民族，波希米亚是帝国最富饶的省。1867年，弗朗茨·约瑟夫和匈牙利上层阶级达成协议，将哈布斯堡帝国分为两个自治国家（奥地利和匈牙利），这是帝国的基本法和统治关键。虽说预言哈布斯堡帝国要灭亡为时尚早，但1897～1906年危机的确严重。
捷克人与德意志人的争端很像爱尔兰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争。几个世纪以来，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与爱尔兰的盎格鲁-苏格兰新教徒团体控制了社会、文化与政治。19世纪，他们开始承受越来越大的“本地”主体居民的压力。在波希米亚和爱尔兰，现代化是产生这类冲突的关键：日益繁荣、识字率不断提高的人口建立了俱乐部、协会、社团组成的密集网络，其中大部分都有坚实的种族-民族基础。民族主义理念极尽从教育到音乐、报纸、文学、戏剧的各种手段渗透进这一文明社会，也为其成形提供一些助力。相应的，捷克人与爱尔兰人的政治运动深深根植于社会中。捷克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打心底认为国家理应完全属于他们：捷克民族主义运动奠基人弗朗齐歇克·帕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ý）称，德意志人是“这片土地的后来者、殖民者和客人”。对于在很多国家繁衍了数百年、人口众多的德意志民族来说，这种说法并不能准确地评价他们。[36]
1900年，波希米亚和爱尔兰的本地主要居民已经主导两地大部分地方政府。1868年，弗朗茨·约瑟夫写道：“布拉格完全是德意志式的。”四十年后，布拉格市政会里一个德意志人也没有了。19世纪下半叶，德意志人在捷克的经济控制力同新教徒在爱尔兰的控制力相比尚有很大差距，而捷克人拥有的企业数激增，威胁到德意志人的控制力。如果说这有什么后果的话，那就是来自捷克人的挑战比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更激烈。波希米亚德意志人和英裔爱尔兰新教徒都认为自己属于帝国民族，比斯拉夫和盖尔邻居站在更高文化层次上。他们担心，“本土”统治将损害自己的自由，通过税收窃取自己的收入，并挑战自身身份的关键要素——优越感。当自己生活的地区将被本地多数人永久统治时，阿尔斯特新教徒和苏台德德意志人选择抽身而出，去建立自己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自治省份。[37]
然而，波希米亚和爱尔兰的情况至少在两个方面有别。首先，波希米亚的奥地利政府更擅长管理。这同事态有很大干系：爱尔兰种族-民族问题在英国算特例，而奥地利政治的本质就是处理民族间冲突。对英国来说，麻烦之一是人民主权和普遍民主。不经选举产生的上院原有绝对立法否决权，1911年，议会法案废除此项权力，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地方自治危机。如今，由男性普选制产生的单个议会将通过简单多数投票法决定爱尔兰的命运。正如任何处理种族-民族问题的奥地利专家都能预见的一样，这将触发危机。相形之下，在波希米亚，捷克代表与德意志代表或多或少能让议会分散，以便互掷家具时不致产生严重后果，或者不至于立马产生后果。有统治权的皇帝可以否决任何立法案。警察、司法系统、核心官僚机关、军队听命于君主，继续管理这一省份。此外，依照当时标准，使这些机构发挥效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在保护皇帝所辖臣民的权利和愿望时对各族一视同仁，其公平、可靠与慷慨的程度堪称独一无二。
第二个关键要素在于，爱尔兰和捷克的地缘政治条件迥然不同。1916年后，尽管美国在英爱关系中很有分量，可除了英格兰，爱尔兰的邻居只有大西洋。捷克人位于欧洲地缘政治中心，被德国和俄国夹在中间。虽说斯拉夫人的统一是臆想，但它含有真实成分，在德意志人看来尤为如此。所谓的“新斯拉夫计划”于1908年达到高潮，在此进程中，捷克人试图集结俄国等斯拉夫土地上的支持力量来发展自己的事业。柏林的泛德意志主义者和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都鼓吹，未来必有一场左右欧洲命运的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之战，捷克人和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地区的对抗对他们有利。然而，短期内地缘政治却阻碍捷克的民族主义走向极端。1909年，未来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托马什·马萨里克（Tomáš Masaryk）愿意在奥地利境内实施捷克自治，他的意见是，现实中“德意志人在我们的领土上，我们紧挨强大的德国，无法在奥地利境外保持独立”。[38]
波希米亚的冲突必然令哈布斯堡上层阶级沮丧，因为德意志人和捷克人是帝国境内最重要的两个现代民族。事实上，这是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导致两族爆发冲突的语言和就业问题对农业社会来说意义小得多。结果是类似的斗争伴随现代化进程扩散至整个帝国，1914年的某些情况恰恰是其征兆。不管怎么说，1903～1906年，维也纳与匈牙利上层阶级的斗争要更危险。1867年的妥协将帝国一分为二，匈牙利上层阶级掌控了布达佩斯政府。1903～1906年，他们同维也纳的争斗影响到税收、征兵、贸易政策等政府核心事务。这次交锋是皇帝和匈牙利民族主义在军队统一性与军队属性问题上的碰撞。弗朗茨·约瑟夫之所以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威胁马扎尔贵族：他提出在匈牙利引入普选制，于是贵族们让步了。
弗朗茨·约瑟夫没有兑现自己的威胁来正面打击匈牙利上层阶级，回过头看，这大概是一桩憾事，因为上层阶级奉行的政策压迫匈牙利王国内的非马扎尔民族，导致他们与下辖的罗马尼亚人、南斯拉夫人疏离。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已然摇摇欲坠，这一过程大大增加了它的麻烦。最重要的是，匈牙利沙文主义疏远天主教徒和传统上非常亲近哈布斯堡的克罗地亚人。比起梦想加入某些南斯拉夫联盟，这些人在历史、宗教、文化和经济上完全有理由支持维也纳。这加剧了某种危机感，令1914年的奥地利政府相信需要武力摧毁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的威胁。[39]
匈牙利人声称，他们只是照搬19世纪法国采取的民族构建政策。假如这是真相，那么这体现了在不恰当的陌生环境中试图引入西方政治模式存在致命危险。法国人所谓的“文明民族主义”之所以有效，完全是因为它适用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快要成为一个民族了。诚然，直到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法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很多乡村人口还保留着地方语言和身份，所以巴黎面临“将农民变成法国人”的任务。[40]这要比把克罗地亚人、罗马尼亚人或塞尔维亚人变成匈牙利人简单得多。法国人几乎都信天主教。要是想让匈牙利人摆脱信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或者信东仪天主教的罗马尼亚人，那就得直面欧洲历史上最深刻的分裂之一。几个世纪以来，全法国的上层乡村人口都说法语，认同自己是法国人，就这一点来说，匈牙利王国的上层斯拉夫人或罗马尼亚人还差得远。19世纪下半叶，布达佩斯的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团体发展了基于本族语言的高等文化。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也能从国界另一边——独立的塞尔维亚王国和罗马尼亚王国寻求文化和政治启迪。基于上述原因，匈牙利人效法法国政策的尝试无望且危险。
匈牙利的问题、思想和政策自成一格。欧洲或许可以分为居于核心的第一欧洲世界与居于边缘的第二欧洲世界，不管怎么说，法国和匈牙利的政策对比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划分。1900年，法国属于第一欧洲世界，而匈牙利仍然属于第二欧洲世界。两大欧洲世界的边界模糊且多变。如果有时间与和平环境来实现发展，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很多处于边缘的第二欧洲世界国家将进入第一欧洲世界。哪怕在1900年，第二欧洲世界国家的大部分首都以及一些其他地区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只举五个主要例子：匈牙利、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和俄国都属于第二欧洲世界，这意味着欧洲的边缘极其分散。无论如何，同欧洲大陆的第一世界核心相比，第二世界确有共同点。
要说有关键不同点的话，那也就是下面四个：在边缘地带，国家常常更脆弱，国内地区更分裂，中产阶级更弱小，财产和秩序往往更缺乏稳定。为了落实把农民变成法国人的运动，巴黎集中了欧洲最先进也最受仰慕国家的广泛资源（既有物质上的，也有文化上的）。第二欧洲世界的国家普遍没有这么多资源。意大利比其他国家更强大，但是在1900年，就连它也未能把农民甚至南部市民群众变成意大利人。教育始终是关键。意大利的教师人数比法国少得多。纵然如此，19世纪80年代初，200多万意大利人还是接受了基础教育，基础读写能力也迅速普及，但若想转变农民的思维和忠诚感，两年的初级教育显然不够。农民或南部市民为何要对排斥并剥削他们的国家忠诚呢？西班牙政府没有把巴斯克人或加泰罗尼亚人变成西班牙人，这造成了更危险的长远影响。在西班牙和其他欧洲边缘地区，国力孱弱绝不是唯一问题。1900年，法国销量最大的国家报纸日销可达百万份，而最接近它的西班牙国家报纸日销量只有17000份。[41]
在欧洲边缘地带特别是乡村地区，大众政治的到来很可能威胁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财产与安全。就连完全主张民主的美国政治科学家阿博特·劳伦斯·洛厄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也声称，在意大利，“超常独裁权力曾同西西里和南部密不可分”。1914年，时任匈牙利总理蒂萨·伊什特万（István Tisza）亦警告他的祖国：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在匈牙利王国很多地区占人口绝大多数，实行普选将导致社会与民族革命，继而剥夺那些地区有产阶级和匈牙利人的统治权。当然了，蒂萨之言很关乎自身利益，但不管怎么说，他很可能是对的。相形之下，当1907年奥匈帝国引入普选制时，维也纳已可以依赖庞大天主教党的保守主义乃至社会民主党的节制。1900年，第一欧洲世界和第二欧洲世界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从维也纳到布达佩斯的距离。[42]
欧洲边缘地区的政权还有一个问题——与更成功的大陆核心地区对比时，当地人会产生痛苦的自卑感与挫败感。英国两党制根植于左右翼意识形态差异，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都模仿了这种制度的表象。事实上，北意大利外围地域及一些大城市的地方显贵操纵选举，并通过恩庇-侍从网络控制任命权，在意大利的这些地区和西班牙，政治是显贵与内阁进行上述肮脏交易的手段。爱国者很难因政府而自豪，这鼓励民族主义者谴责卑劣腐败的自由秩序。同之前相比，这一点变得更重要了，因为在意大利甚至西班牙，具有威胁性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大众政治已浮出水面，更不用说不仅聚集很多支持者，还多次鼓励刺杀欧洲君主与政客的无政府主义运动。
在欧洲很多地区，保守上层阶级面临大众政治的攻击和激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他们试图靠民族自豪感和帝国的吸引力获得支持力量。19世纪70年代，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在英国领导了这种活动。现代市民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大规模发行的媒体与常常倾向于沙文主义的公众意见，1898年的美西战争充分证明了该如何利用它们。正是美国前国务卿约翰·海伊（John Hay）创造了描述这次冲突的短语——“精彩小战争”。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媒体发行量很大，某种程度上，是它煽动公众情绪从而迫使美国政府开战。举个例子，赫斯特的媒体利用并传播了一则谣言，声称是西班牙人引爆并摧毁了古巴港口内的战舰“缅因号” （Maine）。向美国公众推销对西班牙的战争时，媒体把它刻画成一场“十字军东征”：对抗腐朽、独裁、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从而维护阳刚与自由的美国价值观。在美国人看来，胜利巩固了这些价值观的优越性与社会。这次冲突不仅普遍提升了爱国情感、巩固了美国社会的团结，还在内战结束三十年后稍稍推动南北方走向和解。关键在于，美国国力十分强大，这意味着帝国主义冒险只有很小的风险或损失。[43]
美国在国力和安全上有巨大优势，甩开所有欧洲国家。擂响民族主义战鼓、迎合媒体和市民社会中的沙文主义是很危险的事，特别是当公众的偏见和怨恨指向敌对大国时。[44]罗马和马德里的政治领导人都试图靠建立海外帝国赋予政权合法性，加强国家凝聚力。1861年意大利统一后的数十年间，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是该国的杰出政治家。他绝望地发现，意大利人缺乏统一、纪律与爱国意识，他认为战场胜利可解决问题。殖民扩张似乎比欧洲战争更便宜、更安全。问题在于，当欧洲边缘地区的政府实施帝国主义的冒险时，它们比美国、法国和英国政府更易遭灾，这类灾难发生后，用来克服它的资源与合法性也更少。1896年，埃塞俄比亚人击溃一支意大利军队，克里斯皮的政治生涯随之告终，意大利自由君主制也受到冲击。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八世（Alfonso ⅫⅠ）相信，美西战争之后，在摩洛哥进行帝国主义征服可挽回国际社会对祖国的尊重，并恢复西班牙人对自身光荣历史与身份的认同。通过复兴民族精神，帝国主义征服将在摇摇欲坠、四分五裂的国家中加强统一感与使命感。事实上，1921年西班牙军在阿努瓦勒（Annual）战败，这是导致西班牙自由政权垮台的重要因素。[45]
至于帝国如何影响欧洲人对自身和祖国的认知，这个时期的西班牙可谓是绝佳例子。西班牙曾是世界最大帝国之一，19世纪头二十五年，它几乎丢了整个帝国。帝国岁入减少，马德里的财政遭受严重打击，西班牙也无法再自称大国。然而19世纪20年代，西班牙公众对失去帝国一事的反应比较平淡。1898年，西班牙败给美国，它丢掉的帝国残余地盘（基本上是古巴和菲律宾）同之前的折损相比微不足道，可是民众却自我批评，流露出绝望情绪。此后很多年，如何重振西班牙的狂热辩论主导了公众的争论。1898年人们对帝国受损的反应比19世纪上半叶时强烈得多，而且就相关领土的重要性而言，他们的反应明显过激。之所以如此，有很多原因。比如说，1900年的西班牙市民社会要大得多、活跃得多，因此这类争论必然有更大扩散空间。可是关键在于，1900年，帝国在欧洲人眼中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之前三个时代。此时，帝国不仅仅被视为衡量一国未来国力的尺度，欧洲上下普遍认为，胜利的帝国主义既是一国阳刚气概的标志，也表明它在达尔文式竞争世界中生存振兴的能力。[46]
1898年西班牙帝国的残余领土丢失，西班牙人感到痛苦。对欧洲人来说，这是个骇人的提醒，告诉他们如果不发展自己的帝国将落得何等下场，但除此之外，它对欧洲人几乎没有影响。古巴和菲律宾太远了。在争夺西班牙殖民地继承权的竞争中，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能与美国比肩。南欧另一端，奥斯曼帝国正走向解体，这与西班牙丢失领土的影响截然不同。所有大国都敏锐地关注这个帝国的未来。奥斯曼帝国已然衰败，似乎马上就要垮台，对奥地利人和俄国人而言，这关乎他们的生死。我将在下一章中讨论帝国的世界中俄国所处的位置，并回答为何奥斯曼问题对俄国来说生死攸关。
[1] 见：F.S.L. Lyons，“The Watershed，1903-1907” and “The Developing Crisis，1907-1914，” and L. P. Curtis Jr.，“Ireland in 1914，” in A New History of Ireland，vol. 6，Ireland Under the Union，1870-1921，ed. W. E. Vaughan （Oxford，1989）；A. O’Day，Irish Home Rule，1867-1921（Manchester，1998）。关于拉策尔，见：S. Neitzel，Weltmacht oder Untergang：Die Weltreichslehre im Zeitalter des Imperialismus（Paderborn，2000），p. 112。
[2] J. R. Seeley，The Expansion of England（London，1885），pp. 75-76，300.
[3] H. J. Mackinder，“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Geographical Journal，23，no. 4 （April 1904）. 关于麦金德，见：W. H. Parker，Mackinder：Geography as an Aid to Statecraft（Oxford，1982）；G. Sloan，“Sir Halford J. Mackinder：The Heartland Theory Then and Now，” in Geopolitics：Geography and Statecraft，ed. C. S. Grey and G. Sloan （London，1999），pp. 15-38。
[4] E. J. Hobsbawm，The Age of Empire（London，1987），p. 59.
[5] 关于罗斯伯里的评论，见：T. G. Otte，The China Question：Great Power Rivalry and British Isolation，1894-1905（Oxford，2007），p. 13。
[6] 关于布尔战争的背景，见：J. Darwin，The Empire Project：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World-System，1830-1870（Cambridge，U.K.，2009），chap. 6。更多细节，见：I. R. Smith，The Origins of the South African War，1899-1902（London，1996）。
[7] D. G. Boyce and A. O’Day，The Making of Modern Irish History（London，1996），esp. J. Hutchinson，“Irish Nationalism，” pp. 100-119；D. G. Boyce，Nationalism in Ireland（London，1991）；B. Kissane，Explaining Irish Democracy（Dublin，2002），pp. 79-114；L. Kennedy，Colonialism，Religion，and Nationalism in Ireland（Belfast，1996）. 有关民族主义的著作浩如烟海，我在此无法为它们提供大致导读，然而，可参见Breuilly的著作中相关精彩章节，它们强调1900年时马克思主义阵营外人士几乎普遍相信民族主义的强大力量。见：J. Breuilly，“On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it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ed. G. S. Jones and G. Claeys （Cambridge，U.K.，2011），pp. 77-109。
[8] S. J. Connolly，Religion，Law，and Power：The Making of Protestant Ireland，1660-1760（Oxford，1992），pp. 249-250.
[9] 关于保守党，见：E. H. H. Green，The Crisis of Conservatism：The Politics，Economics，and Ideology of the British Conservative Party，1880-1914（London，1996）；G. D. Phillips，The Diehards：Aristocratic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Edwardian England（Cambridge，Mass.，1979），p. 107。关于塞尔伯恩对张伯伦的评论，见：P. T. Marsh，Joseph Chamberlain：Entrepreneur in Power（New Haven，Conn.，1994），chaps. 14-20。
[10] Phillips，Diehards，p. 107.
[11] 有关内战的作品很多。关于南部邦联及其战事，开始时可阅读：G. W. Gallagher，The Confederate War（Cambridge，Mass.，1977）。关于19世纪英美地缘政治关系，见一部发人深省的著作：K. Bourne，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1815-1908（London，1967）。关于索尔兹伯里，见：M. MacMillan，The War That Ended Peace（London，2013），p. 34。
[12] P. Rohrbach，Deutschland unter den Weltvölkern：Materialen zur auswärtigen Politik（Berlin，1903），pp. 119ff. 关于本段所述问题的背景，见：A. Rose，Zwischen Empire und Kontinent：Britische Aussenpolitik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Munich，2011），esp. pp.279-299 on Anglo-American relations。另参见的一本经典著作是：A. L. Friedberg，The Weary Titan：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1895-1905（Princeton，N.J.，1988）。关于英国的安抚，见：W. LaFeber，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The American Search for Opportunity，1865-1913（Cambridge，U.K.，2012），vol. 2，pp. 114-119。关于鲍尔弗，见：J. Tomes，Balfour and Foreign Policy（Cambridge，U.K.，1997），pp. 173ff。
[13] 关于英美在伦理与意识形态上的融洽，见：D. Bell，The Idea of Greater Britain：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1860-1900（Princeton，N.J.，2007）；S. Vucetic，The Anglosphere：A Genealogy of Racialized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anford，Calif.，2011）。
[14] Darwin的Empire Project反复提及这一主题。
[15] 关于欧洲税收，见：D. Lieven，Russia Against Napoleon：The Battle for Europe，1807-1814 （London，2009），p. 547nn24，25。关于印度，见：R. K. Ray，“Indian Socie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British Supremacy，1765-1818，”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The Eighteenth Century，ed. P. Marshall （Oxford，1998），vol. 2，p. 522。
[16] 我在Russia Against Napoleon中更详细地探讨了这些问题，关于它们的进一步讨论，尤其见第553～554页的注释50～58。
[17] Rohrbach，Deutschland unter der Weltvölkern，pp. 1-4.
[18] Rohrbach，Deutschland unter der Weltvölkern，p. 13.
[19] Rohrbach，Deutschland unter der Weltvölkern，pp. 3-14.
[20] Neitzel，Weltmacht oder Untergang，pp. 113-114.
[21] 英文著作中最全面的总体观点，见：T. R. E. Paddock，Creating the Russian Peril：Education，the Public Sphere，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Imperial Germany，1890-1914（Rochester，N.Y.，2010）；R. C. Williams，“Russians in Germany，1900-1914，” in 1914：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ed. W. Laqueur and G. L. Mosse （New York，1966），pp. 254-283。德语著作可见这些例子：F. T. Epstein，“Der Komplex ‘Die russische Gefahr’ und sein Einfluss auf die deutsch-russischen Beziehungen im 19 Jahrhundert，” in Deutschland in der Weltpolitik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ed. P.-C. Witt （Düsseldorf，1973），pp. 143-159。还可参见下面这本书中的很多有用片段：L. Kopelew and M. Keller，eds.，Russen und Russland aus deutscher Sicht：Von der Bismarckzeit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Munich，2000），vol. 4. See esp. pt. 1，chaps. 1 and 2，by U. Liszkowski and M. Lammich，pp. 111-98，and pt. 2，pp. 427-521，the two chapters on the Balts by M. Garleff. P. Rohrbach，Der Krieg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Dresden，1914），p. 70。
[22] L. M. Easton，ed.，Journey to the Abyss：The Diaries of Count Harry Kessler，1880-1918（New York，2011），pp. 370-371，637.
[23] 我在有关19世纪英国、德国、俄国贵族历史的著作中做了很多这类比较，见：D. Lieven，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1815-1914（London，1992）。关于“绅士资本主义”，见：P. J. Cain and A. G. Hopkins，British Imperialism，2 vols. （London，1993）. T. Weber，Our Friend “The Enemy”：Elite Education in Britain and Germany Before World War I（Stanford，Calif.，2008），尤其见第一章与第三章，此二章强调了精英阶层男性价值观中的相同点。
[24] Rohrbach，Deutschland unter der Weltvölkern，pp. 62-75.
[25] F. Ratzel，Politische Geographie，3rd ed. （Munich，1923），pp. 120，376-377，466-471.
[26] S. Conrad，Globalisation and the Nation in Imperial Germany（Cambridge，U.K.，2010），pp. 27ff.；Rohrbach，Der Krieg，p. 15；G. D. Feldman，“Hugo Stinnes and the Prospect of War Before 1914，” in Anticipating Total War：The German and American Experiences，1871-1914，ed. M. Boemeke，R. Chickering，and S. Förster （Cambridge，U.K.，1999）. 关于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理念问题见：F. Trentmann，Free Trade Nation（Oxford，2008），利益问题见：A. Offer，The First World War：An Agrarian Interpretation（Oxford，1989）。
[27] 就此主题而言，关于一般情况和威廉德国情况的缜密讨论，见：D. C. Copeland，“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20，no. 4 （Spring 1996），pp. 5-41。
[28] 关于新右翼的经典著作有：G. Eley，Reshaping the German Right：Radical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After Bismarck（New Haven，Conn.，1980）。关于保守党，见：J. N. Retallack，Notables of the Right：The Conservative Party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Germany，1876-1919（London，1988）。关于新旧军国主义，Förster有深刻见解，见：S. Förster，“Alter und neuer Militarismus im Kaiserreich：Heeresrüstungspolitik und Dispositionen zum Krieg zwischen Status-quo-Sicherung und imperialistischer Expansion，1890-1913，” in Bereit zum Krieg：Kriegsmentalität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1890-1914，ed. J. Dülffer and K. Holl （Göttingen，1986），pp. 129-45。Mommsen举例证明了德国人的看法如何逐渐激进化，见：W. J. Mommsen，“Der Topos vom unvermeidlichen Krieg：Aussenpolitik und offentliche Meinung im Deutschen Reich in letzten Jahrzehnt vor 1914，” in Dülffer and Holl，Bereit zum Krieg，pp. 194-225。关于德国工业对自身未来影响的非常有趣的观点，见：B. Lohr，Die Zukunft Russlands：Perspektiven russische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und deutsch-russische Wirtschaftsbeziehungen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Stuttgart，1985）。
[29] 关于德国的帝国主义、自由主义与激进右翼，见以下书籍中有益的导言章节：J.-U. Guettel，German Expansionism，Imperial Liberalism，and the United States，1776-1945（Cambridge，U.K.，2012），pp. 1-42；R. Chickering，We Men Who Feel Most German（London，1984），esp. pp. 74-101；H. C. Meyer，Mitteleuropa in German Thought and Action，1815-1945（The Hague，1955）。关于在东方的战时政策，见：A. Strazhas，Deutsche Ostpolitik im Ersten Weltkrieg：Der Fall Ober Ost（Wiesbaden，1993），and V. Liulevicius，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Cambridge，U.K.，2000）。
[30] Rohrbach，Deutschland unter der Weltvölkern，pp. 60-61；Neitzel，Weltmacht oder Untergang，pp. 117-126，144-164. G.-H. Soutou，L’or et le sang（Paris，1989），p. 64.
[31] N. DerBagdasarian，The Austro-German Rapprochement，1870-1879（Madison，N.J.，1976）.
[32] Hengelmuller to Aehrenthal，Dec. 14，1896，Dec. 12 and 19，1899，Jan. 22，1900，nos. 90，137，138，145，in Aus dem Nachlass Aehrenthal：Briefe und Dokumente zur 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n Innen-und Aussenpolitik，1885-1912，ed. S. Wank，2 vols. （Graz，1994），vol. 1，pp. 113-114，179-182，191-193。
[33] 关于德裔奥地利人，见：B. Sutter，“Die politische und rechtlich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Österreich 1848 bis 1918，” in Die Habsburgermonarchie，1848-1918，vol. 3，Die Völker des Reiches，ed. A. Wandruszka （Vienna，1980），pt.1，pp.154-339；and P. Urbanitsch，“Die Deutschen in Österreich：Statistisch-deskriptiver Überblick，” in ibid.，pp. 33-153；E. Bruckmüller，“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Austrians，” in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Europe in Historical Context，ed. M. Teich and R. Porter （Cambridge，U.K.，1993），pp. 196-227。
[34] 关于奥地利官吏人数，见：A. Sked，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Habsburg Empire，1815-1918（London，1989），p. 245。
[35] 这两段摘自：R. Okey，Taming Balkan Nationalism（Oxford，2007），esp. chaps. 9 and 10。
[36] 关于帕拉茨基的评论，见：Sutter，“Die politische und rechtlich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pp. 166-167，in Wandruszka，Die Habsburgermonarchie，vol. 3，pt. 1，pp. 489-521。
[37] 关于皇帝的评论，见：Jaszi，Dissolution，p. 288。关于捷克人，见：J. Koralka and R. J. Crampton，“Die Tschechen，” in Wandruszka，Die Habsburgermonarchie，vol. 3，pt. 1，pp. 489-521。关于民族主义宣传者在波希米亚等地面临的困境，见：P. M. Judson，Guardians of the Nation：Activists on the Language Frontiers of Imperial Austria（Cambridge，Mass.，2006）。关于奥地利如何管理多民族的冲突，首先见：G. Stourzh，“Die Gleichberechtigung der Volksstämme als Verfassungsprinzip，1848-1918，” in Wandruszka，Die Habsburgermonarchie，vol. 3，pt. 1，pp. 975-1206。
[38] 关于同爱尔兰的相似处，见注释8、9引用的著作，亦另见：F. Campbell，The Irish Establishment，1879-1914（Oxford，2009），pp.191-241；Koralka and Crampton，“Die Tschechen，” p. 518。关于奥地利多数派，举个例子，见：J. W. Boyer，Culture and Political Crisis in Vienna：Christian Socialism in Power，1897-1918（Chicago，1995）。
[39] 对匈牙利民族政策的公道评价，见：Sked，Decline and Fall，pp. 208-217。关于匈牙利人，见：L. Katus，“Die Magyaren，” in Wandruszka，Die Habsburgermonarchie，vol. 3，pt. 1，pp. 410-488。
[40] 这一术语由 Weber创造，见：E. Weber，Peasants into Frenchmen：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1870-1914（Stanford，Calif.，1976）。
[41] 关于意大利的教育，见：C. Brice，Monarchie et identité nationale en Italie，1861-1900（Paris，2010），pp. 112-117。S. Balfour，The End of the Spanish Empire，1898-1923（Oxford，1997），p. 85.
[42] 关于意大利的背景，举个例子，见：M. Clark，Modern Italy，1871-1945（Harlow，1996）。关于自由主义、高等文化和上层阶级，见：G. Finaldi，“Italy，Liberalism，and the Age of Empire，” in Liberal Imperialism in Europe，ed. M. P. Fitzpatrick （New York，2012），pp. 47-66。
[43] Friedel的著作提供了不错的叙述，见：F. Friedel，The Splendid Little War（London，1958）。LaFeber的著作提供了当代阐述与进一步阅读的指导，见：LaFeber，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vol. 2，The American Search for Opportunity，pp. 122ff。
[44] 关于这一点及英德关系，首先见：D. Geppert，Pressekriege，Öffentlichkeit，und Diplomatie in den deutsch-britischen Beziehungen，1896-1912（Munich，2007），另见：Rose，Zwischen Empire und Kontinent，pp. 41-102。
[45] 关于克里斯皮，见：C. Duggan，Francesco Crispi（Oxford，2002）。关于西班牙政治，比如，见以下著作中的论文：F. J. Romero Salvadó and A. Smith，eds.，The Agony of Spanish Liberalism：From Revolution to Dictatorship，1913-1923（Houndmills，2010），esp. Salvadó and Smith，“The Agony of Spanish Liber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Dictatorship：A European Framework，” pp. 1-31；J. M. Luzón，“The Government，Parties，and the King，1913-1923，” pp. 32-61；and P. La Porte，“The Moroccan Quagmire and the Crisis of Spain’s Liberal System，” pp. 230-54。关于意大利，举个例子，见：Clark，Modern Italy，esp. pp. 43-91。
[46] 关于1898年与其影响，首先见：Balfour，End of the Spanish Empire。关于同早期帝国的对比，见：M. P. Costeloe，Response to Revolution：Imperial Spain and the Spanish American Revolution（Cambridge，U.K.，1986）。有一些同葡萄牙的有趣对比，见：H. de la Torre Gómez，“La crise du libéralisme en Espagne et au Portugal （1890-1939），” in Crise espagnole et renouveau idéologique et culturel en Méditerranée fin XIXe-début XXe siècle，ed. P. Aubert （Aix-en-Provence，2006），pp. 117-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