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像约翰·保罗二世一样，他们的出现让人意外；或许正因为这一点，使得他们能够以出人意料的视角质疑20世纪70年代、也是笼罩整个冷战时期的传统观念。他们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人们抱有怎样的期许，缓和政策所能改变的微乎其微。他们最大限度上利用了他们个人的力量：他们的个性，他们在逆境中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的无畏和友善，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富有戏剧表演的技巧，这使得他们不仅仅善于向数百万人展现这些品质，而且能够让这数百万人接受这些品质。他们使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与70年代惊人的不同。并且，他们开启了终结冷战的进程。

例如，几乎难以预料，那个毛泽东的长久以来的追随者、在他身边的只有五英尺高的不显眼的小个子，竟然会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他的国家实行一种市场经济。“不管它是黑猫白猫，”邓小平喜欢说，“只要能抓住耗子就是好猫。”邓小平对猫——他意指意识形态——的见解，使他在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中陷入了困境，当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之时，邓小平正在被下放，同他的家人一起种菜、砍柴、在一个拖拉机修理厂工作，并且照料他那个被红卫兵从房顶扔下去以致永久性瘫痪的儿子。在第二年，毛泽东把邓小平召回北京，承认他“做了七分好事，三分坏事”，但结果不过是在1976年再次打倒了他。他总是能够坚韧地重新恢复生机，邓小平逃到了中国南方，过起了归隐的生活，并且耐心等待再一次的复出。那一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不久，他再次复出的机会到来了。到1978年底，邓小平已经以谋略战胜了他所有的对手，成为中国“至高无上”的领导人。⁴⁵

他扭转了前任领导人时代的局面，宣称毛泽东的功过三七开，现在这已经成为党内的原则。⁴⁶毛泽东立下的“功绩”包括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国，维持着共产党的政治统治，并且打开了与美国的关系以作为抗衡苏联的手段。毛泽东犯下的“过错”包括奉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做出了这样的划定后，邓小平为他自己开辟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争取了空间。

这条道路包括在某些地方和地区开展市场经济的试验，之后由邓小平来宣布凡是那些有效的做法都是与马列主义原则相一致的。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他向人们展示出，共产党可以显著地甚至彻底地改善在它统治下的人民的生活，只不过要通过接受资本主义的做法。在中国，从1978年到1994年，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三倍，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出口扩大了十倍。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位居世界上最大经济规模之列。⁴⁷与奄奄一息的苏联经济相比，中国的发展对苏联领导人而言是一种难辞其咎的谴责，因为除了高昂的原油价格外，苏联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没有任何增长，并且实际上在80年代出现了倒退。“毕竟，”刚被罢免不久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1993年懊悔地评论说，“中国今天已经能够养活它数目超过十亿的人口。”⁴⁸

人们也从未料想到，英国的第一位女首相竟然能够挑战西欧的社会福利国家。同邓小平一样，玛格丽特·撒切尔通往权力的道路并不平坦。她的出身既不富裕也无权势，在一个男性主导政治的社会中由于性别而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她通过努力的工作、不加掩饰的雄心抱负，以及对装腔作势的厌恶，终于攀登到了权力的顶峰。她的首要目标是实现高税收、工业国有化、尊重工会和侵入性的政府规制。“没有任何政府理论……比英国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经受了更公平的考验，”她后来强调，“但是，从任何方面看，它都是一种彻底的失败。”她执政11年所产生的影响尽管不如邓小平那样了不起，但是的确也向世人展示出，私有化、撤销管制规定以及鼓励企业家等措施——批评者指出甚至鼓励企业家的贪婪——也可以获得广泛的支持。⁴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次打击，因为如果资本主义的确剥削了“人民群众”，为什么他们之中有这么多人为“铁娘子”喝彩呢？

撒切尔一向直言不讳，对缓和政策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讨论苏联的动机，”她在就职后不久对一位美国观众说，“但事实上，俄国人拥有武器并且越来越多。西方的反应是审慎的。”苏联入侵阿富汗一事，并没有使她感到震惊：“我很早就清楚，缓和政策不过是苏联残忍无情地利用了西方的弱点和混乱。我了解人面兽心之人。”⁵⁰自从丘吉尔以来，没有一位英国领导人可以以这种方式运用语言：反复用突兀之词而并非委婉的话语，讲述真相而非陈词滥调。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昔日电影演员变成了政治家，又变成了广播员，他热情洋溢地评论着这位新首相。“我高兴之至，”罗纳德·里根告诉他的电台听众，“自从我们第一次会面……我一直为她鼓劲儿。当她孤立而无畏的人民为不列颠而战时……如果有人可以让英格兰忆起她往日的辉煌，那这个人就是被英国媒体亲切昵称为‘玛姬’（Maggie）的首相。”⁵¹

不久后，里根正式宣布要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并且清楚地阐明了他对缓和政策的看法：“难道那不就是一个农夫带着自己的火鸡直到感恩节那天吗？”⁵²同邓小平、撒切尔和约翰·保罗二世一样，他能上升到权力的顶端本来也是令人难以预料到的，不过至少他的表演技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在冷战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已经拥有了作为电影演员的声望，这使他在步入政坛时能够领先一步，也使得他的对手，有时甚至是他的朋友低估了他。但那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里根正是这个国家多年来所需要的那种精明的政治家和最敏锐的大战略家。⁵³他的实力在于他对事务的观察能够由繁及简。并且他所看到的很简单：因为缓和政策使、并且意在使冷战长久延续，所以只有废除缓和政策才能终结冷战。

凭借信念、担忧和自信，里根攀登到了这个职位。他的信念在于坚信民主和资本主义将战胜共产主义，他在1975年预言，这种“昙花一现的非正常的思想终究会有一天从地球上消失，因为它违背了人类的本性”。⁵⁴他的担忧在于在预言变为现实之前，人类会在一场核战争中毁灭殆尽。“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他在1976年警告道，“超级大国们把……对方可怕的毁灭性导弹作为打击目标……这些导弹能在几分钟之内到达对方领土并且几乎完全摧毁我们居住的文明世界。”⁵⁵接下来，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核武器，都将难以为继；而正是缓和政策确保了这些悲剧的发生。“我不清楚你们的想法，”他在1977年对电台听众说，“但是我不会因为可能失去缓和，就抓耳挠腮惊慌不已。”⁵⁶正是这种扬扬得意的自信推动了他在1980年11月以压倒性的胜利击败了卡特，使他因此登上权力的巅峰，与同时代的其他伟大领导人和其他伟大的演员并肩同列。

还有另一位，他恰巧也是波兰人，直至几个月前还是名不见经传。这个矮胖的、长着大胡子且举止酷似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男人，目睹了1970年格但斯克造船厂的枪杀事件，并且在1976年因试图组织工人反抗而被解雇。而现在，抗议活动在1980年8月24日再次兴起，造船厂负责人正在竭力安抚愤怒的人群。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爬上了身后的一个梯子，拍了拍负责人肩膀说道：“还记得我吗？”两星期之后，在匆忙集合了他的那些挖掘机、卡车驾驶员以及造船厂门口的支持者后，瓦文萨宣布，马列主义世界中有史以来第一个独立的自治工会成立了。他在共同签署波兰独立自主工会（Solidarnosc）宪章时所使用的钢笔刻着约翰·保罗二世的肖像。而这位罗马主教也悄无声息、又明确无误地让世人知道，他赞成这种做法。⁵⁷

这是一个多种潮流汇集的时刻：尽管几个世纪以来强大的邻邦试图扼杀它，但这种独特的波兰人的认同仍然存留了下来；历经几十年的战争、革命和占领，教会成功地维护了自主权；国家没有能力执掌二战后的经济，这反过来使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丧失了可信性。但是，潮流几乎从不会自动会聚，需要领导人使它们这么做。来自克拉科夫的演员—神父和来自格但斯克的演员发挥各自的长处相映生辉，而要把他们两个从舞台上除掉的计划很快被制定了出来。

这名特工是莫梅特·阿里·阿加（），一个年轻的土耳其人，很可能是他在1981年1月到罗马策划暗杀瓦文萨，也是他于1981年5月13日在圣彼得广场开枪并差点儿杀死教皇。阿加与保加利亚情报机构保持着紧密联络的事实很快被弄清楚了。尽管难以表明苏联参与暗杀的谋划，但很难让人信服的是，如果没有莫斯科的首肯，保加利亚人自己会开展一项如此重大的行动。意大利政府检察官的正式报告强烈地暗示了这一点：“在某个秘密背后隐藏着秘密的地方，一些大国的政治人物……铭记着东欧阵营的需要，决定有必要杀死教皇沃伊蒂瓦。”这位教皇的传记作家写得更为直白：“最简单且最令人信服的答案……就是苏联在这件事中并非清白的无辜者。”⁵⁸

约翰·保罗二世恢复了健康，将他的生还归功于神的恩典。但是波兰独立自主工会发现其生存面临日益严峻的风险，因为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担心任何共产主义政府会与他人分享权力，于是向波兰当权者施加压力，要求镇压波兰独立自主工会。“我们的朋友听取、同意我们的建议，但是却毫无作为，”勃列日涅夫恼怒道，“而反革命活动正在各条阵线上推进。”这种势头甚至影响了苏联自身：在波兰发生的事情，“正在我国西部各州……产生影响，”克格勃首脑尤里·安德罗波夫警告说，“此外……格鲁吉亚的部分地区突然爆发了自发性示威运动，一些人高喊着反苏的口号……所以我们也必须在这里采取严厉的措施。”⁵⁹

但是，除了警告波兰人并且镇压国内的异见分子外，人们根本不清楚苏联为应对波兰独立工会的挑战会采取什么措施。里根的当选确保了这样一点，即对波兰的任何占领，都将引发美国政府做出比卡特时期对苏联入侵阿富汗所做的更为激烈的回应；与此同时，红军在阿富汗陷入困境，军费开支和人员伤亡巨大，难以抽身。苏联经济已经难以承受支援东欧的压力，但如果苏联对波兰采取军事行动，则西方会对东欧施以更严厉的经济制裁，这就迫使苏联不得不对东欧施以经济援助。

此外，波兰的情况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不同。阿纳托利·格里布科夫（Anatoly Gribkov）将军回忆，他曾向上级警示道：

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最初发生在权力的最高层。在波兰，情况相反，是人民起来造反，全都不再相信这个国家的政府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层……波兰军队已经做好战斗准备且热爱祖国。他们不会向自己的人民开火。⁶⁰

到1981年12月，政治局决定不进行干预：“即便是波兰倒向‘独立自主工会’的统治，那这就是它的命运，”安德罗波夫告诉他的同志们，“如果资本主义国家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那才是我们巨大的负担。我们必须首先关注我们自己的国家。”克里姆林宫的首席意识形态专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表示赞同：“如果让军队介入，那就意味着一场灾难。我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致的见解，根本不应该考虑派出军队。”⁶¹

从两个方面而言，这是一个非凡的决定。首先，它意味着勃列日涅夫主义的结束，以及像1956年在匈牙利和1953年在东德那样，苏联使用武力以保存自己在东欧势力范围的意愿结束了。但是，它还承认了这一事实，即世界上这个最有实力的马列主义国家不再代表其边境之外的无产阶级，因为在波兰，至少工人们自己已经抛弃了那种意识形态。如果这些结论在当时就已经被人们明白，那么发生在1989年的苏联解体可能早在8年前就发生了。

但是，这些结论并不为人们所知：在一次极其偶然的成功的戏剧性事件中，政治局使新的波兰领导人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将军相信，苏联即将进行干预。他急切地要避免这种结局的发生，于是在1981年12月13日清晨极不情愿地下达了戒严令，关押了独立自主工会的组织者，并且突然终止了工厂中开展的给予工人们以自治权的试验。那位永远的演员——莱赫·瓦文萨已经让他的追随者们做好了发生这种事件的准备。“这是你们失败的时刻，”他对前来逮捕他的人说，“这是共产主义灵柩上最后的钉子。”⁶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