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嗜血

1944年10月，苏德两国经过两年多的血腥厮杀后，苏联红军终于穿越战线，踏足德国土地。小村庄涅梅尔斯多夫（Nemmersdorf）不幸成为苏军途经的第一处居民点，而村庄的名字很快就成为暴行的代名词。在狂暴的气氛中，苏军士兵杀死了此地所有居民，男人、女人、孩子一概未能幸免，在部队开拔之前，受害者甚至被肢解。瑞士《邮报》（Le Courrier）的一位记者声称，在苏军被暂时击退后，他曾经来到这座村庄，他简直无法形容眼前所见的情景。他写道：“我还是不要描述田地里尸体被肢解的恐怖情形了，那个场景早已超出人们最为野蛮的想象。”^[1]

随着苏军继续前进，类似场景也反复在德国东部省份上演。例如，在柯尼斯堡附近的波瓦延（Powayen），遇害妇女的尸体散落各处：她们都被强奸，然后被残忍地以刺刀或枪托击打头部而死。在大海德克鲁格（Gross Heydekrug），一位妇女被钉死在当地教堂的祭坛十字架上，两边还钉着两名德军士兵的尸体。^[2]在其他村庄，还发生了更多钉十字架事件，妇女们先被强奸，然后被钉死在谷仓门口。^[3]在梅格登（Metgethen），妇女和孩子都被杀死和碎尸。根据负责查验尸体的德军上校的陈述，“绝大多数孩子都是被钝器击打头部致死”，但“个别孩子幼小的身体上有好几处刺刀造成的伤害”。^[4]

屠杀妇孺并无军事意义，反而成为苏联军队的宣传灾难，只能激起德国人的殊死反抗。肆意破坏德国的城市和乡村，同样招致反效果。列夫·科佩列夫是目睹焚烧德国村庄的苏军士兵，他指出：焚烧村庄似乎是快意恩仇，“但快意过后，我们去哪儿过夜，我们去哪儿疗伤？”^[5]纯粹以实用主义角度看待这些事件，显然是不着边际。复仇的渴望也许根本就无可避免，这只不过是对过去所受严重伤害的报复而已。实施这些暴行的士兵，本身可能经历过家破人亡的痛苦。1944年，一位名叫戈夫曼（Gofman）的苏军士兵说：“我已经复仇，还会继续复仇。”戈夫曼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白俄罗斯城镇克拉斯诺波耶（Krasnopol’ye，即原属波兰的克拉斯诺波尔）被纳粹杀害。戈夫曼继续说道：“我曾经见过那些埋着德国人尸体的田野，但这远远不够。到底要死多少德国人才能为他们杀害的孩子讨回公道呢？无论我在森林里还是在地堡里，克拉斯诺波耶惨案的情景时刻浮现在我眼前……我发誓，只要我的双手还能拿起武器，我就会复仇到底。”^[6]

其他士兵同样有着痛苦的往事，因此也同样嗜血。萨勒曼·基谢廖夫（Salman Kiselev）在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死后写道：“我的人生已经完全扭曲。”^[7]苏军少尉、苏联英雄克拉托索夫（Kratsov）的妻子和女儿都在乌克兰惨死于德国党卫队特别行动队之手，他说道：“他们杀害了我的小柳琴卡，我的人生只剩下一样东西：复仇。”^[8]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实施复仇的威胁或承诺无处不在。这实际上构成一条线索，贯穿起战后许多事件，从逮捕纳粹战犯及其合作者，到草拟决定欧洲数十年命运的战后条约。从罗斯福到铁托等盟国领导人，都乐于满足其部下的复仇幻想，进而寻求利用民众的复仇渴望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所有盟军指挥官对于部下的过火行为也是视而不见，而在混乱中捞取好处的平民，也把混乱视为受害者获取补偿的机会，毕竟他们曾经忍受过独裁者和暴君的长期统治。

在战后初期的所有研究课题中，复仇也许是最为普遍的。但这个课题很少得到深入分析。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着眼于与复仇相关的惩罚问题——也就是合乎法律、被认为是无私地伸张正义的行为——但关于复仇在战后承担的角色，却缺乏整体研究。即使提及复仇，通常也是泛泛而论、就事论事。在某些个案中，复仇现象被历史学家刻意淡化，甚至被断然否认；在其他个案中，复仇现象又被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两种立场，都有其政治原因和情感原因，我们必须考虑到。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立场偏颇，那么真相难觅。

许多历史学家也以表面价值来看待当时的复仇故事，而不深究事件背后潜藏的动机。涅梅尔斯多夫事件就是典型例子。在长达50年的冷战时期，西方历史学家全盘接受纳粹宣传对涅梅尔斯多夫事件的陈述版本。这是由于纳粹宣传符合他们的需要，他们要把俄国人形容为欧洲妖怪，这同样是由于他们无法接触到苏联档案对此事的不同陈述。最近有研究表明，纳粹篡改了涅梅尔斯多夫的照片，夸大了屠杀的时间跨度和死亡人数。战争结束后，歪曲真相简直是家常便饭，对立双方的暴行都被认为具有宣传价值而被大肆渲染。涅梅尔斯多夫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与传统观点相去不远，但真相已经被掩埋在层垒交叠的陈述当中，我们今天称之为“编织”。^[9]

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会描述某些最为常见的战后复仇形式，其中既有个人层面的复仇，也有集体层面的复仇。我会说明，复仇观念的来龙去脉，它与复仇本身同样重要。我会证明，渴望复仇的居民如何被那些老谋深算的、企图加强自身地位的人物所操纵。我还会说明，为何欧洲各新政权只有借助可控的复仇力量，才有可能树立权威。

复仇是战后欧洲重建的重要基础。战后发生的所有事情，以及本书描述的其他事情，都会打上复仇的印记：直至今天，个人、社区甚至整个民族，仍然生活在由复仇造成的痛苦当中。

[1] Le Courrier de Genève，7 November 1944.Fisch，Bernhard，Nemmersdorf，Oktober 1944：Was in Ostpreuβen tatsächlich geschah（Berlin：Edition Ost，1997），pp.151-3，这份报告的准确性存在争议，作者声称亲眼看到的情形同样存在争议。

[2] Hermann Sommer，引自Spieler，Silke（ed.），Vertreibung und Vertreibungsverbrechen 1945-1948：Bericht des Bundesarchivs vom 28 Mai 1974，Archivalien und ausgewählte Erlebnisberichte（Bonn：Bundesarchiv Koblenz & Kulturstiftung der Deutschen Vertriebenen，1989），p.148。

[3] 参阅Fisch，Bernhard，Nemmersdorf，Oktober 1944：Was in Ostpreuβen tatsächlich geschah（Berlin：Edition Ost，1997），pp.165-7，他不认为这件事情发生在涅梅尔斯多夫，但认为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在东普鲁士其他地区。

[4] Hermann Sommer，引自Spieler，Silke（ed.），Vertreibung und Vertreibungsverbrechen 1945-1948：Bericht des Bundesarchivs vom 28 Mai 1974，Archivalien und ausgewählte Erlebnisberichte（Bonn：Bundesarchiv Koblenz & Kulturstiftung der Deutschen Vertriebenen，1989），p.147。

[5] Kopelev，Lev，No Jail for Thought，trans. and ed. Anthony Austin（London：Secker & Warburg，1977），p.37.

[6] 引自Ehrenburg，Ilya and Vasily Grossman（eds.），The Black Book，trans. John Glad and James S. Levine（New York：Holocaust Library，1981），p.236。

[7] 引自Ehrenburg，Ilya and Vasily Grossman（eds.），The Black Book，trans. John Glad and James S. Levine（New York：Holocaust Library，1981），p.234。

[8] 引自Ehrenburg，Ilya and Vasily Grossman（eds.），The Black Book，trans. John Glad and James S. Levine（New York：Holocaust Library，1981），p.38。

[9] Fisch，Bernhard，Nemmersdorf，Oktober 1944：Was in Ostpreuβen tatsächlich geschah（Berlin：Edition Ost，1997），pp.141-53：例如，村庄里可能有26人被杀，但被夸大为超过60人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