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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8 胜利的设计师？斯大林格勒，1942
与1941年相比，希特勒在1942年的战略选择比较有限。他本来更希望多路出击，再来一次“巴巴罗萨”那样的战略进攻，但他的实力不允许。德国国防军已经遭到红军的重创。截至1942年3月，德国军队已有110万人阵亡、受伤、失踪或被俘，约占其东线兵力的35%。满员的师没几个，而且德军的机动性也遭到严重的削弱，因为他们已经损失了4万辆卡车、4万辆摩托车和近3万辆小汽车，更别说还有数千辆坦克了。德国国防军是一支现代军队，而且是最新式的军队，即便如此，它的运输也只能依靠马匹等役畜，而这些役畜的损失也已达到18万匹（头），却只补充了2万匹（头）。[1]
希特勒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在某个单独的战线上发动进攻，而他的选择落在了苏联南方。高加索山脉的南面是巴库油田，苏联燃料中有近90%都来自那里。如果德国人能够夺取那些油田，苏联的战争机器很快就会瘫痪。在通往巴库的途中，德国人还可以顺便占领乌克兰、俄罗斯南部和外高加索的农业区以及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希特勒并不一定指望在1942年就打赢战争，但他希望能使德国熬过东线漫长的消耗战。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在日本于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希特勒为了支持他的这个盟友而对美宣战之后，美国已正式参战。显然，美国人很快就会利用其巨大的工业和军事力量支持他们的俄国盟友。
1942年4月5日的第41号元首令明确了德军夏季作战的目标：
要集中所有可以动用的军队参加南方的这次重大行动，目标是在顿河前方摧毁敌军，夺取高加索的油田并越过高加索山脉。[2]
苏联人已经得到情报，说1942年夏天德国人会在南方发动进攻，但这个消息还不确定，而且对斯大林和大本营来说，盘踞在距莫斯科不到100英里处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70个师，仍然是心腹之患。斯大林没有排除德军会在南方有大动作的可能，但他认为这主要还是为了协助从侧翼向莫斯科发动的进攻。所以，莫斯科的防御是重中之重，而大本营的预备队也被布置在合适的位置。
认为希特勒的目标是夺取莫斯科，这种看法在1942年从头到尾都占据了上风。斯大林在1942年11月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二十五周年的讲话中——当时正是德军在南方的推进最为迅猛的时候——否认德军的夏季攻势主要是为了石油，他坚持认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仍然）是从东面迂回包围莫斯科，从前后夹击苏联的首都。[3]
在主要的战役开始之前，德国人先攻占了克里米亚。他们虽然在1941年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占领了克里米亚全境，但由于红军为了缓解被困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中的守军的压力而发动了一连串的反攻，1942年年初，德军失去了对刻赤半岛的控制。5月8日，德国第11集团军发起了夺回刻赤半岛的战役。他们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就击溃了苏联的3个集团军，共计21个师，并俘虏了17万人。
在红军被赶出刻赤半岛之后，德军就可以对塞瓦斯托波尔发起最后的强攻了。从6月2日开始，德军动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在长达一个月的围攻中，德国空军共出动飞机2.3万架次，向这座城市空投了2万吨炸弹。德国人还从列宁格勒前线调来了他们最重型的大炮，可以发射1吨、1.5吨甚至7吨的炮弹。7月初，遭到步兵和两栖攻击的塞瓦斯托波尔失守，但城中守军的殊死抵抗令人肃然起敬。这种殊死抵抗就像即将在斯大林格勒开始的大搏斗的预演。
“蓝色行动”
德军在南方的推进——代号“蓝色行动”——是从1942年6月28日开始的。计划占领顿涅茨盆地（顿巴斯）和顿河以西的所有领土，包围并摧毁这些地区的苏军并沿顿河建立自己的防线。在将红军装进口袋之后，德军便跨过罗斯托夫南面的顿河，向库班、高加索和巴库前进。占领斯大林格勒并非首要目标，但需要把这座城市置于其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内，从而切断从阿斯特拉罕（Astrakhan）沿伏尔加河溯流而上至俄罗斯北部的石油运输线。在从顿河大湾到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伏尔加河西岸，德军还要筑起一座防御性的陆桥（land bridge），以进一步掩护自己向南方的推进。
实施此次行动的是南方集团军群，包括第6和第17集团军、第1和第4装甲集团军，以及主要在克里米亚活动的第11集团军。负责提供支援的是数量庞大的轴心国军队，包括匈牙利的第2集团军、意大利的第8集团军、罗马尼亚的第3和第4集团军。总数近200万人，89个师，其中有9个装甲师。
“蓝色行动”进展迅速。到7月底的时候，德军已占领了顿巴斯全境以及顿河地区的大部分领土，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山脉也已进入视线的范围。8月底，德军打到了伏尔加河，包围了斯大林格勒。在更远的南方，他们来到高加索山脉的脚下，占领了迈科普（Maikop）油田，并对车臣的格罗兹尼油田形成了威胁。1942年8月21日，德国人的旗帜插上了高加索最高的厄尔布鲁士峰（Elbruz）（见地图14）。
德军在7～8月俘虏了62.5万名苏军，缴获或击毁了7000辆坦克、6000门大炮和400多架飞机。德军的伤亡也很高，仅在8月就有约20万人。红军也损失惨重，但没有1941年夏天的那么大。不过，德军推进的相对容易使希特勒误以为胜利已唾手可得。
按照原先的设想，“蓝色行动”是一次统一的行动，要通过协同作战分阶段实现其各项目标。首先是控制顿河和伏尔加河，继而主要向高加索以南推进。然而，南方集团军群在7月9日分成了两支独立的部队：A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南方集团军群的指挥官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负责由第6集团军、第4装甲集团军和各轴心国集团军组成的B集团军群。他的任务是，从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沿沃罗涅日方向向东攻击，然后折向东南，向顿河大湾推进。陆军元帅威廉·李斯特（Wilhelm List）率领的A集团军群下辖第17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任务是占领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然后向巴库前进。7月13日，冯·博克由于在作战上意见不合而被希特勒解除职务，由陆军元帅冯·魏克斯（von Weichs）男爵接替他的位置。同一天，第4装甲集团军奉命从B集团军群调入A集团军群，参加南方战役。
地图14 德军在南方的推进，1942年夏天
7月23日，希特勒发布第45号令。它说：“在一场持续三周多的战役中，我为东部战场南翼列出的各个目标大部分都已实现。”在克里米亚的第11集团军的支援下，A集团军群现在的任务是摧毁罗斯托夫以南的敌人，然后“占领黑海的整个东海岸”并推进到巴库。在此期间，B集团军群要“向斯大林格勒挺进并击溃集结在那里的敌军，占领这座城市，截断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陆上交通”。[4]换句话说，希特勒决定同时追求两个战略目标——占领巴库和夺取斯大林格勒。
希特勒在南方攻势中分头出击，这样的决定是致命的。德国国防军无力实现这么大的目标，这就使苏联人有机会巩固自己的防御并准备发动还击。
斯大林针对“蓝色行动”采取的对策受到了这样的看法的影响，即他仍然相信莫斯科是德军在1942年的主要目标。而德军最初对沃罗涅日的攻击力度之大也印证了这一看法，因为沃罗涅日更靠近莫斯科而不是斯大林格勒。7月7日，沃罗涅日失陷，但红军连续几周在周围地区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击。从大本营决定成立沃罗涅日方面军并任命总参谋部最有才干的军官之一——尼古拉·瓦图京将军担任指挥官来看，就可以看出大本营对于这些行动的重视。[5]
再往南，由于铁木辛哥的西南方面军在1942年5月的哈尔科夫惨败后尚未恢复元气，采取进攻行动的可能性受到了限制。当7月初德军的进攻使南方的形势急转直下的时候，铁木辛哥的防线崩溃了，大本营不得不下令向顿河地区撤退。斯大林格勒危在旦夕，这一点已不可否认，于是，大本营在7月12日下令成立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铁木辛哥的原西南方面军再加上第62、第63、第64这三个预备队集团军构成。铁木辛哥手下现在有38个师、50多万兵力，其中包括1000辆坦克和近750架飞机。不过，铁木辛哥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并没有待多长时间。7月22日，V.N.戈尔多夫（V.N.Gordov）将军接替了他的职务。接着在8月初，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又被一分为二，分成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8月9日，A.I.叶廖缅科将军被任命为这两个方面军的总指挥。[6]
在俄罗斯和苏联的官方历史中，1942年7月17日被认为是斯大林格勒战役“200天战火”开始的日子。[7]这一天，德国第6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与第62、第64集团军在奇尔河（River Chir）交上了火。没过几天，大批德军就越过南面的顿河，并迅速向高加索地区和斯大林格勒推进。7月底，罗斯托夫失守。这一事件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罗斯托夫是通往高加索的门户，它的陷落意味着德军现在可以畅通无阻地占领库班这个在顿河与高加索山脉之间的最富裕的农业区。罗斯托夫的失守在心理上的影响也相当大。罗斯托夫最初在1941年11月就被德军占领了，但几天之后又被红军收复了，而且苏联人还为此举行了庆祝活动，因为这是他们收复的第一个较大的城市。现在，罗斯托夫又落到了敌人手中。
“一步也不后退！”
1942年7月28日，斯大林发布了他那著名的227号命令，即“一步也不后退！”的命令。命令开门见山，指出了苏联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
敌人向前线投入了新的兵力……并正在突入苏联的腹地，侵占新的地区，破坏和毁灭我们的城镇和村庄，强奸、抢劫和杀害苏联人民。在沃罗涅日地区，在顿河，在南方通往北高加索的门户，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德国占领军正在扑向斯大林格勒，扑向伏尔加河，企图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库班和北高加索，以及它们的石油和粮食资源。
但是，斯大林说，红军没能尽到自己对国家的责任：
南方方面军的部队惊慌失措，没有经过认真的抵抗，也没有得到莫斯科的命令，就放弃了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克（Novocherkassk），从而令他们的旗帜蒙羞。我国人民对红军……正在失去信心……并咒骂他们，因为他们任由我们的人民遭受德国压迫者的凌辱，而自己却逃向东方。
在指出到当时为止的损失程度的同时，斯大林还强调，“继续后退意味着我们国家和我们自己的毁灭。我们每放弃一点点领土都会极大地增强敌人的力量而严重削弱我们的防御，削弱我们的祖国”。斯大林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停止后退，而且他使用了与朱可夫在莫斯科保卫战中用过的相同的口号——“一步也不后退！”
一步也不后退！现在这必须成为我们首要的战斗口号。为了守住每一块阵地，每一米的苏联领土，为了尽最大的努力去牢牢守住每一小块苏联的土地，必须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8]
227号命令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铁的纪律、严厉的惩罚及不得擅自撤退，这些都是斯大林（和朱可夫）自开战以来一直强调的。但是，其紧迫的语气反映出斯大林由于当年夏天接二连三的失利和损失而感到的焦虑。
就像在莫斯科战役中一样，光靠用惩罚来威胁还不行，还得靠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呼吁。呼吁人们——不管是平民还是军人——去尽爱国主义的义务，这在开战以来已经成为苏联政治动员的要领，但在亚历山大·沃思所说的“黑色的1942年夏天”，当大溃败的一幕有可能重演的时候，这种呼吁显得尤为突出。[9]对于大部分苏联公民来说，德军在南方的迅猛推进犹如晴天霹雳，而由此引起的幻灭感又加剧了那年夏天强烈的危机气氛。苏联的宣传很快改变了策略，转而开始强调形势的严峻性。7月19日的《红星报》社论认为，（当前）南方的局势就如同1941年的莫斯科战役和列宁格勒战役。[10]
呼吁为祖国而献身所针对的最重要的目标人群是苏联的军官团。7月30日，斯大林新设了专门给军官们颁发的勋章：“库图佐夫勋章”“涅夫斯基勋章”“苏沃洛夫勋章”。苏联报刊也开始大量刊登文章，宣传军官们在维持纪律方面的特殊作用以及他们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精神对于胜利的重要性。当年晚些时候，军官们都配发了带有肩章和金色镶边（那要专门从英国进口）的新制服。1942年10月9日，当斯大林格勒鏖战正酣的时候，一道政令取消了政委制度，从而结束了那种政治委员有权否决指挥决定的做法。[11]苏联在1941年夏天德军入侵之后，为了强化武装力量的纪律与忠诚，曾一度恢复过政治委员的权力。一年之后，斯大林想要传递一个不同的信息：他相信红军不用政治委员的干预也能去尽自己对祖国的义务。
斯大林预感到一场大决战即将在斯大林格勒开始，这在他与8月飞到莫斯科商讨军政局势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交谈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他们于8月12日举行的首次会谈中，斯大林告诉丘吉尔：
情况不妙，德国人正在拼命想打到巴库和斯大林格勒。他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同时调集那么多的部队和坦克，还有那么多的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部队。他觉得他们肯定已经调走了部署在欧洲的所有军队。在莫斯科，阵地是牢固的，但他无法预先保证俄国人有能力抵挡住德国人的进攻。
当丘吉尔问德国人是否有能力在沃罗涅日或北方发动新的攻势时，斯大林回答说：“我不知道。但考虑到战线的长度，用20个师来建立一支打击力量是很有可能的，那样一来就会威胁到莫斯科或其他地方。”讨论接着就转到“第二战场”问题。苏联人已有近一年的时间一直在要求自己的英美盟友进攻法国北部，以吸引一部分东线德军。几周之前，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先后到伦敦和华盛顿与丘吉尔及罗斯福总统商讨此事，最后还发表了联合公报，表示“就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一紧迫的任务已经达成充分的理解”。但英国人也警告说，只有在他们有能力的情况下才会开辟“第二战场”，而现在丘吉尔告诉斯大林：这件事不可能了，因为没有足够的登陆船只用来实施这样的行动。斯大林对丘吉尔的消息虽然有所准备，但还是非常愤怒，说英国人和美国人“不该那样害怕德国人”。他对丘吉尔谈到的英美在当年秋季联合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非常高兴，但他在次日给英国首相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声称苏联夏季和秋季军事行动计划的制订都是以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为基础的。
8月15日，斯大林和丘吉尔再度举行会谈，最后还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住所举行了私人晚宴。斯大林在晚宴上向丘吉尔简单介绍了苏德战场的情况。斯大林说，德国人正在兵分两路发动进攻，一路朝高加索方向，一路朝沃罗涅日和斯大林格勒方向：
前线已经被突破，敌人取得了成功，但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扩大战果……他们指望突破到斯大林格勒，但他们没能到达伏尔加河。（他）认为他们到不了。在沃罗涅日，他们想要突破到叶列茨（Elets）和梁赞（Riazan），以便转向莫斯科战场。他们在那里也失败了……在勒热夫，俄国人已经使防线的形势有所好转，勒热夫很快就要收复。然后俄国人就向南推进，把斯摩棱斯克分割开来。在沃罗涅日，德国人已经被赶过顿河。在斯大林格勒的北面……俄国人有庞大的预备队。他希望不久之后沿两个方向发动进攻：（a）朝罗斯托夫方向，（b）朝更南的方向……目标是截断北高加索的敌军……他最后说，在东线，希特勒没有实力在一个以上的地段同时发动进攻。[12]
这番话表明，斯大林尽管对形势很担心，但他相信自己应付得了这个新的危机。斯大林对外国人总是显得那么自信，而且它往往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但是，由于红军对逼近斯大林格勒的敌军发动的反击失利，这种信心想必已经动摇了。8月23日，德军兵临城下，斯大林格勒被围。德军用大规模的空袭拉开了进攻的序幕，结果造成至少2.5万名平民的死亡。8月25日，城市当局开始实行军事管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8月26日，斯大林决定从西方方面军召回朱可夫并任命他为自己的副最高统帅（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司令一职由科涅夫接任）。就像之前的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一样，斯大林格勒也需要被拯救，而斯大林想让某个人按照他想要的方式，果断、无情且带着坚定的信念来打这场战役。但是，对于朱可夫的任命，并不是要不顾一切地拯救斯大林格勒那么简单。斯大林释放出的信号是，作为其主要的幕僚和干将，他对朱可夫是极为信任的。就像约翰·埃里克森说的，朱可夫被任命为斯大林的副手，意味着他“从被派往受到威胁的战场去的‘客串救火队员’，一下子成了苏联军事机器的首席工程师”。[13]
朱可夫的任命还象征着在共产党政权与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红军之间，包括斯大林与其将领之间，比较平等的伙伴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朱可夫在8月27日还被任命为斯大林的国防人民委员部的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从现在起，管理苏联战争努力的许多最重要的决定，除了斯大林的名字之外，也将附上朱可夫的名字。
德国人要想拿下斯大林格勒，就必须先占领伏尔加河西岸，那样一来，红军就无法得到来自东岸的增援和补给。在这场搏斗中，捉对厮杀的是弗里德里希·保卢斯（Friedrich Paulus）将军指挥的德国第6集团军和瓦西里·崔可夫（Vasily Chuikov）将军指挥的苏联第62集团军。崔可夫在性格上与朱可夫一样，都属于那种为了胜利愿意做出任何牺牲的人。[14]市内的战斗漫长而激烈，它从9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德国国防军占领了这座城市90%的地方，但就是没有办法把崔可夫的部队从伏尔加河西岸的一块16英里的狭长地带赶出去。只要第62集团军还守着这个桥头堡，德国人就不能说取得了胜利，而且还容易遭到苏军的反击，从而动摇其在斯大林格勒及整个顿河和伏尔加河地区的态势。崔可夫的部队在战斗中的伤亡率达到75%，但他们的抵抗意志并没有被击垮。虽然全世界都觉得市中心著名的巷战很了不起，但第63和第64集团军为保护斯大林格勒的侧翼而进行的战斗，对于此次战役的结果同样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使德国人无法向这座城市投入更多的兵力。同样关键的还有德国空军与红军空军之间争夺制空权的战斗以及伏尔加河东岸苏联炮兵倾泻在德军阵地上的弹雨[15]（见地图15）。
斯大林并没有把朱可夫立即派往斯大林格勒。6月接替有病在身的沙波什尼科夫担任总参谋长的华西列夫斯基，已经作为大本营协调员到了那里。不过，朱可夫在8月底乘飞机来到了戈尔多夫将军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指挥部，而且在整个9月基本上都待在这一地区。[16]作为大本营的代表，他的任务是监督并协调戈尔多夫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叶廖缅科的东南方面军在保卫这座城市中的行动，还有就是要把有关情况直接反馈给斯大林，这一点也同样重要。
地图15 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年9～11月
朱可夫在斯大林格勒的这段时间和斯大林之间的通信联系，属于这座城市的保卫战中错综复杂的历史细节，但从那些联系的语气就可以明显看出在战争的这个阶段两人之间的关系。斯大林对朱可夫的汇报非常信任。他尊重他的判断，愿意接受他的建议。斯大林经常会说：“你有什么计划？”“你怎么看……？”“请报告吧。”例如，9月16日，斯大林给朱可夫发了封电报，问他为了加强这座城市的防御，是否“考虑过派两个步兵师进入斯大林格勒的可行性”。就在同一封电报中，斯大林还告诉朱可夫，他对其实施此次战役的计划没有任何异议。[17]斯大林对于自己的将领一般是不会表现得如此尊重的，这一点从他在10月5日与叶廖缅科的通话中就可以看出：
我认为你们没有看到斯大林格勒方面的军队所面临的危险。敌人占领了市中心并向斯大林格勒北面的伏尔加河推进，这是想要……包围并俘虏第62集团军，然后再去包围并俘虏城南的第64集团军。如果敌人能够占领斯大林格勒城北、城中和城南的伏尔加河上的渡口，他们就可以实现上述目标。为了防止这种危险，必须把敌人从伏尔加河河边赶走，占领敌人已经从你们那里夺去的街道和建筑。为此就必须把斯大林格勒的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座建筑都变成堡垒。可惜你们没有尽力这样去做，而是继续把一个又一个的街区让给了敌人。这说明你们的表现很糟糕。在斯大林格勒地区，你们的兵力比敌人的多，但敌人还硬是一点一点地把你们赶了出来。我对你们在斯大林格勒的表现感到不满，并要求你们采取一切措施守住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不能给敌人，必须解放斯大林格勒被敌人占领的每一个地方。[18]
“天王星行动”
从大本营的角度来看，守住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阵地固然重要——哪怕只是为了心理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要设法击退德国人的整个南方攻势。大本营想出的办法就是“天王星行动”，即1942年11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发起反攻，包围并歼灭了保卢斯第6集团军的行动。
据朱可夫说，该计划主要是由他和华西列夫斯基两人制订的。9月12日，朱可夫飞回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汇报斯大林格勒的形势。汇报过后，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就走到一旁，开始小声讨论需要找到“其他办法”来解决他们在斯大林格勒面临的困难。斯大林听到了，就问他们在谈什么。斯大林的插话让朱可夫很是惊讶。“我没想到斯大林的耳朵这么灵。”结果，斯大林让他们两人拿出一个新的计划。
我和华西列夫斯基第二天一整天都在总参谋部仔细研究。我们集中考虑了有没有可能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以免把我们已经处于准备状态和半准备状态的预备队浪费在一些孤立的行动上……在讨论了所有可能的选择之后，我们决定向斯大林提出如下的行动计划：首先是继续通过积极防御来疲惫敌人；其次是准备发动反攻，狠狠打击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敌人，以迅速扭转我国南方的战略形势，使之变得对我方有利。
当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当晚回到斯大林办公室的时候，独裁者对他们的建议表示怀疑，但愿意进一步考虑。在此期间，发动大规模反攻的想法是保密的。朱可夫在当天夜里就回到了斯大林格勒，但9月底又被召到莫斯科，对自己和华西列夫斯基的计划草案进行详细的讨论。这个时候，斯大林批准了他们的计划。[19]
就像朱可夫的许多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也不能得到斯大林会客日志的证实，因为根据它的记载，从8月31日至9月26日，斯大林根本没有见过朱可夫。斯大林这段时间确实见过华西列夫斯基，但不是在9月9日至21日。朱可夫所说的9月12日和13日的见面有可能日志里没有记载，或者是在别的地方发生的，或者是朱可夫把日期搞错了。但这个证据很容易让人想到，这一切都是朱可夫想象或虚构的。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原因并不难找到。“天王星行动”的起因在战后引发过相当多的争议。1946年，当朱可夫遭到贬黜时，对他的指控之一就是他欺世盗名，把斯大林格勒反攻的功劳据为己有。1957年，在朱可夫被解除国防部部长职务的时候，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又提出了同样的指控。在朱可夫被解除职务之后，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他曾经是斯大林格勒的总政治委员）声称他们才是这个反攻计划的制订者，而朱可夫在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前，一直被剥夺了对他们的说法发表意见的权利。实际上，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对于事情经过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完全有理由感到不平。该计划产生的确切时间和方式也许不像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绘声绘色地说的那样，但毫无疑问，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是这个计划背后的推动者。
据同一时期苏军总参谋部有关此次战役的记述，反攻计划的制订是在9月的下半个月开始的。然后，10月4日，朱可夫召开了由各个方面军司令参加的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计划的大体内容。[20]根据其他的文献证据，我们得知，会后有三个参加了此次反攻的方面军，即顿河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向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提出了自己的实施建议。还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他们两人在此次反攻的准备工作中也发挥了广泛的作用。[21]
与“天王星行动”有关的另一个争议是，它与勒热夫—维亚济马地区同时发动的攻势即“火星行动”的关系。按照朱可夫在回忆录中的说法，“火星行动”是牵制性的，是为了保证在发动“天王星行动”的时候，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部队不会被调到南方。[22]朱可夫把“火星行动”说成是牵制性的，这种税法已被大部分俄罗斯军事历史学家所接受，但是在《朱可夫最大的败绩：1942年红军在“火星行动”中的惨败》这本书中，美国历史学家大卫·格兰茨却表示，“火星行动”是朱可夫策划的一次独立的行动，该行动即使不比“天王星行动”更为重要，那也同等重要。就像格兰茨指出的，朱可夫为准备“火星行动”而耗费的时间要多过“天王星行动”，而在这两个行动开始的时候，朱可夫是负责协调参与“火星行动”的两个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而华西列夫斯基则负责“天王星行动”。每个行动的参战兵力基本上差不多。按照格兰茨提供的数据，在“火星行动”中投入的兵力相当于36.5个师，而用于“天王星行动”的有34.5个师。苏军为了对付德军中央集团军群而调集的总兵力达到189万人，拥有24682门大炮和迫击炮、3375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1170架飞机，而用来对付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有110.3万人、15501门大炮和迫击炮、1463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1463架飞机。
格兰茨提出的理由很充分，特别是在把“火星行动”放在1942年在勒热夫和维亚济马地区发动的一连串行动的背景中来看的时候。三次行动的规模都差不多，都是为了给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以沉重的打击。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火星行动”有什么不同。当11月25日紧接着“天王星行动”也开始发起“火星行动”的时候，这两个行动在苏联报刊上被赋予了同等重要的意义。报刊的新闻标题特意强调，正在进行的是一次两路出击的攻势。这样的标题直到“火星行动”显然无法取得“天王星行动”那样的进展时才消失不见。[23]
很明显，“火星行动”远不只是一次牵制性的行动，但它是不是格兰茨所渲染的“最大的败绩”，也是有问题的。它更像是朱可夫在勒热夫和维亚济马地区最新遭遇的挫败。而且，前两次“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与“火星行动”一样都损失惨重。尽管这样，“火星行动”的积极成果也不应被低估。在“天王星行动”给德军的南方战役造成重创的同时，它也让德军在中央地带穷于应付。“火星行动”虽然没能把德军赶出勒热夫和维亚济马地区，但也给他们造成了很大损失，并促使德军在1943年主动后撤。
1942年11月19日开始的“天王星行动”，是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顿河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联合发动的攻势。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组建于9月28日，当时是把叶廖缅科的东南方面军更名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而罗科索夫斯基则指挥更名为顿河方面军的老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邻近顿河方面军的西南方面军成立于10月31日，由瓦图京指挥。行动的基本构想是，由这三个方面军进行合围，各集团军最后在斯大林格勒西面的卡拉奇（Kalach）会合。
反攻行动是从3500门大炮和迫击炮的猛烈炮击开始的。在斯大林格勒北面担任主攻的是西南方面军，而在南面则是叶廖缅科的第51和第57集团军。为双管齐下的打击提供支援的是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按照计划，瓦图京的部队向东南的卡拉奇方向推进，而叶廖缅科的部队则向西北朝同一目标前进。与此同时，沿奇尔河和基尔沃亚河（Krivaya River）会建立一道外围防线。对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第6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以及顿河大湾处敌军的雄心勃勃的两翼合围计划就是这样设想的（见地图16）。
反攻的准备工作保密性非常好，苏军采取的许多欺骗手段和散布假情报的措施都起了作用。[24]前线地区的平民都被转移了，主要的突击力量直到最后时刻才进入出发地域。“天王星行动”在完全出其不意的方面之所以能够取得惊人的成功，这些措施功不可没。11月23日，对斯大林格勒地区的保卢斯军队的合围完成了。大本营原本估计能困住10万人左右的敌军，结果却多出了三倍。“天王星行动”是红军第一个成功实施的大合围。在此次行动中被击溃的还有德国轴心国盟友的军队——他们的任务本来是保护保卢斯的侧翼。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希特勒的轴心同盟瓦解的开始。轴心同盟中第一个倒戈的国家是意大利，它在1943年7月废黜了墨索里尼。一年之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也相继倒戈。
地图16 “天王星行动”，1942年11月
对于陷入重围的保卢斯军队，希特勒采取的对策是，企图依靠空运来维持第6集团军的补给，而那样一来，德国空军每天需要运送300吨的物资，但它并没有足够的飞机来完成这项任务。飞机紧缺的一个原因是，英美军队刚刚入侵北非，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的非洲军团的撤退也需要运输工具。德国人想要突破到斯大林格勒，但被挡在距离这座城市还有25～30英里的地方。不过，营救行动也打乱了苏联的“土星行动”计划。这是“天王星行动”的雄心勃勃的后续计划，目标是收复罗斯托夫并切断高加索地区的A集团军群的退路。在中央地带，与之对应的则是“木星行动”——如果“火星行动”取得成功就包围中央集团军群的宏大计划。由于“火星行动”失败了，“木星行动”也就被搁置起来。“土星行动”取得了成功，但由于时机已被延误，到1943年2月苏军收复罗斯托夫的时候，A集团军群基本上都已经逃脱了（见地图17）。
当苏联人意识到自己在斯大林格勒逮到一条大鱼的时候，他们便准备采取大规模的行动收紧包围圈。1943年1月10日，罗科索夫斯基指挥苏军的7个集团军发起进攻。到当月的月底，这场一边倒的战斗结束了，投降的德军只有9万人，其中包括保卢斯，他是在斯大林格勒被苏军俘虏的24位德国将领之一。
这里得说一下大本营1942年秋季战略构想的宏大与大胆。它的目标不单是要在勒热夫和维亚济马地区以及斯大林格勒地区实施相当规模的合围行动，而且还要采取规模更大的合围，同时包围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就像“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这种行星命名法令人联想到的那样，这一战略构想无比巨大。斯大林、朱可夫以及华西列夫斯基不仅打算在1942年秋季扭转战局，而且还要赢得整个战争。这样的雄心壮志大大超出了红军当时的能力，但其战略视野之宽广却预示着1943～1944年的大规模攻势。而正是通过那些一波又一波的大规模攻势，德国国防军才被赶出苏联，并一路败退到柏林。
地图17 “火星”“木星”“土星”及“天王星”诸行动
由于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德国人及其轴心国盟友损失了50个师，伤亡150万人。到1943年年初，德国国防军又被赶回到他们在1942年6月“蓝色行动”开始的地方。红军的损失更大，他们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伤亡达到250万人。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大本营再次尝试了一次全面的冬季攻势，并在1943年1月收复了沃罗涅日，2月收复了哈尔科夫，但当德军发动反击的时候，红军无力守住后者。此时，随着春季道路变得泥泞不堪，苏军沿战线的各个行动都逐渐停止了。
重返列宁格勒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朱可夫正在别的地方忙碌着。1943年1月，他再次回到列宁格勒，负责监督由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执行的一项行动，意在打破德军对这座城市的封锁。“火花行动”是从1月12日开始的，到18日的时候，它已打通与列宁格勒的公路及铁路联系。通往列宁格勒的陆桥只有几英里宽，而且不断遭到德军的炮击，所以，正如大卫·格兰茨所说，封锁只是出现了裂缝，还没有被打破。[25]但就在同一天，朱可夫被晋升为苏联元帅——两个月前，斯大林将同样的军衔授给了他自己。作为政府喉舌，《消息报》发表了题为《红军领导者的本领》的社论，并把朱可夫的名字放在新晋元帅和将军名单中的首位，称赞他是“才华横溢的勇敢的领导者”，实施了斯大林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打退德国人的计划。1月28日，朱可夫因为“成功发动了斯大林格勒反攻”而被授予“苏沃洛夫一级勋章”。[26]
1月底，朱可夫返回莫斯科，开始制订“北极星行动”计划。这是个由沃尔霍夫方面军、列宁格勒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对列宁格勒地区的德军北方集团军群进行合围的宏伟计划。计划的基本构想是，由铁木辛哥的西北方面军向普斯科夫（Pskov）和纳尔瓦（Narva）推进，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负责支援。此次行动的关键是M.S.霍津将军指挥的由1个坦克集团军和1个野战集团军组成的特别集群，其任务是合上对伊尔门湖和旧鲁萨地区北方集团军群包围圈的内圈（见地图18）。
在给这三个方面军的行动指令中，朱可夫的名字出现在了斯大林名字的后面。这些指令是最高统帅和他的副手在1月底2月初的时候经过一系列深入细致的会商之后才下达的。[27]朱可夫在行动开始时为了监督计划的执行而返回了西北战区。朱可夫在此次行动中的作用和他在“火星行动”和“天王星行动”中的作用几乎一样重要，但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却只是一笔带过。这可能是因为，像“火星行动”一样，“北极星行动”也不成功，而朱可夫对于自己遭遇的失利是不喜欢多说的。这很可惜，因为这次行动是他此时作为斯大林的副手行使权力和权威的例证。
朱可夫的表现更像是一个负责多个方面军的指挥官，而不是大本营的协调员。对于朱可夫提出的建议和推荐的实施此次攻势的人选，斯大林是言听计从，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朱可夫有多么信任。但更重要的也许是，朱可夫的指挥明显变得越来越灵活，在遇到新情况时更愿意审时度势，改变策略。
地图18 朱可夫的“北极星行动”计划
“北极星行动”要想取得成功，关键是铲除杰缅斯克（Demyansk）突出部的德国第16集团军。这项任务被交给了第1突击集团军，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包围并歼灭该突出部的德军。第1突击集团军未能完成这项任务，因为在2月中旬发动“北极星行动”的时候，德军已经开始从杰缅斯克撤到洛瓦季河（Lovat River）沿岸更易防守的阵地上。针对这一新的形势，朱可夫在2月28日发电报给斯大林，建议把“北极星行动”的目标限定在夺取旧鲁萨，以便为后续的春季攻势做好准备。[28]斯大林表示同意。在接下来的几周中，朱可夫努力想夺取旧鲁萨，但没有成功。红军在“北极星行动”中损失了大约25万人，其中阵亡5万人。
3月中旬，斯大林把朱可夫召回莫斯科，并把他派往沃罗涅日方面军，搞清楚在德军重新夺回哈尔科夫之后那里的形势。正是从这个有利的位置，朱可夫在1943年4月8日给斯大林做了详细的汇报，对于德军的下一步动作以及苏军的应对措施给出了自己的评估意见。朱可夫认为，德军没有预备队再在南方发动攻势了，甚至也无力在宽大锋面上采取任何行动。他们会进攻某段狭窄的、自己已把军队集中在那里的战线，而且从那里发动攻势会有助于他们实现最终夺取莫斯科的目标。所以，朱可夫估计，德军会向库尔斯克方向进攻，它位于中央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防守的突出部的中心。这次进攻，德军会倚重自己的坦克师，而且可能投入多达2500辆坦克对付库尔斯克的苏军。为了反制这一威胁，朱可夫建议加强对坦克的防御，并从大本营预备队调来尽可能多的飞机，以粉碎敌人的坦克进攻。朱可夫最后说，他认为没有必要率先发起进攻：“最好是等到我军在防御中消耗敌人并摧毁了敌人的坦克以后，再……全力进攻并消灭敌军主力。”[29]
这是对苏德战争中下一场大战的非常精彩的而且充满了先见之明的分析。1941年，在莫斯科，德国的战争机器在顽强的防守和坚决的反攻面前戛然而止。1942年，在斯大林格勒，苏联人用一次漂亮的合围扭转了战局。这两次战役都是德军率先发动进攻，最后红军又通过反攻一下子反败为胜的。同样的一幕又要在库尔斯克上演了。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朱可夫，注定又要在库尔斯克大放光彩。他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他作为高级指挥官的不断提高的指挥艺术，但同样重要的是，尽管遭遇了“火星行动”和“北极星行动”等失利，斯大林对他的信任一直没有动摇。当朱可夫在1942年12月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时，“斯大林的爱将”这个标题是再合适不过了。
[1] B.Wegner，“The Wa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1942-1943，” in H.Boog et al.，eds.，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vol.6（Oxford，U.K.：Clarendon Press，2001）.
[2] H.R.Trevor-Roper，Hitler’s War Directives，1939-1945（London：Sidgwick & Jackson，1964），p.117.
[3] J.Stalin，O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of the Soviet Union（London：Hutchinson，1943-1944），p.38.
[4] Trevor-Roper，H.R. Hitler’s War Directives，1939-1945. London：Sidgwick & Jackson，1964，pp.129-130.
[5] 从苏军总参谋部每天的简报中摘录的大量内容可见于Stalingradskaya Bitva，2 vols.（Moscow：Olma-Press，2002）。这其中除了有大本营的指示、方面军和集团军的报告等其他许多文件之外，还有许多摘自苏联报刊的文章。
[6] Stalingrad，1942-1943：Stalingradskaya Bitva v Dokumentakh（Moscow：Biblioteka，1995），docs.109-110，120.
[7] Khronika Ognenykh Dnei，17 Iulya 1942，2 Fevralya 1943，Volgograd，2002.这个日期最初是在1943年苏军总参谋部撰写的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参见 L.Rotundo ed.，Battle for Stalingrad：The 1943 Soviet General Staff Study（London：Pergamon-Brassey’s，1989），pp.12-13。
[8] 第227号命令的完整的英文译文可见于G.Roberts，Victory at Stalingrad：The Battle That Changed History（London：Pearson/Longman，2002）中的附录。
[9] A.Werth，Russia at War，1941-1945（London：Pan，1965），part 4.
[10] “Na Uge，” Krasnaya Zvezda，July 19，1942.
[11] “Ob Ustanovlenii Polnogo Edinonachaliya i Uprazdnenii Instituta Voennykh Komissarov v Krasnoi Armii，” Krasnaya Zvezda，October 10，1942.
[12] 关于1942年8月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参见G.Roberts，Stalin’s Wars：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1939-1953（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34-143。
[13] J.Erickson，“Zhukov，” in M.Carver ed.，The War Lords：Military Command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Barnsley，U.K.：Pen & Sword，2005），pp.251-252.
[14] 关于崔可夫，参见 R.Woff，“Chuikov，” in H.Shukman ed.，Stalin’s Generals（London：Phoenix，2001）。
[15] 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参见Roberts，G. Victory at Stalingrad：The Battle That Changed History. London：Pearson/Longman，2002；A.Beevor，Stalingrad（London：Penguin，1999）；W.Craig，Enemy at the Gates（London：Hodder & Stoughton，1973）；M.Jones，Stalingrad：How the Red Army Triumphed（Barnsley，U.K.：Pen & Sword，2007）；D.M.Glantz & J.M.House，Armageddon at Stalingrad（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9）；以及J.S.A.Hayward，Stopped at Stalingrad：The Luftwaffe and Hitler’s Defeat in the East，1942-1943（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8）。
[16] 朱可夫在回忆录中说自己是在8月27日到斯大林格勒去的，但斯大林的会客日志和其他文献显示，8月31日之前他一直在莫斯科。
[17] G.K.Zhukov v Stalingradskom Bitve：Sbornik Dokumentov（Moscow：Biblioteka，1996），pp.66-67.
[18] Stalingrad，1942-1943，doc.220.
[19]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p.93-99.
[20] Rotundo，L.（ed.）. Battle for Stalingrad：The 1943 General Staff Study. London：Pergamon-Brassey’s，1989，p.415.
[21] 参见Stalingrad，1942-1943，docs.221，225，227，228，229，231，258。
[22]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129.
[23] 从1942年11月29日起在《消息报》《真理报》《红星报》上发表的文章、社论和声明。
[24] D.M.Glantz，Soviet Military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Frank Cass，1989），chap.5.
[25] D.M.Glantz，After Stalingrad：The Red Army’s Winter Offensive，1942-1943（Solihull，U.K.：Helion，2009），p.391.
[26] O.P.Chaney，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237.
[27] Na Priyome u Stalina（Moscow：Novyi Khronograf，2008），pp.396-398.
[28] Glantz，D.M. After Stalingrad：The Red Army’s Winter Offensive，1942-1943. Solihull，U.K.：Helion，2009，p.426.这是格兰茨在他的书中逐字翻译并引用的诸多文件之一。我对“北极星行动”以及朱可夫在这次行动中的作用的论述，几乎全是以格兰茨的这本书为基础的。
[29]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p.150-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