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希望的胜利

以那些自负的知识分子发明的抽象思想的名义，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推翻一种传统秩序——当然它有着许多弊端——的乌托邦式的努力，然而因其脆弱、邪恶，随着时间的流逝，必然地变成了清洗迫害、大屠杀和战争。它在许多方面都预言了那场更可怕的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爆发。

——玛格丽特·撒切尔¹

或许最终起决定性的因素……是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所描述的革命形势的性质：统治精英丧失了对其自身统治权力的信仰。几个年轻人走上街头，高呼一些口号。警察殴打了他们。年轻人说：你们没有权力打我们！而事实上，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们回答说：是的，我们没有权利殴打你们。我们没有权利以武力来维持我们的统治。目的不再证明手段的合理。

——蒂莫西·加顿·阿什²

19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200周年。大革命扫除了旧制度（ancient régime）及认为政府可以将权威建立在世袭合法性之上的旧思想。甚至在举行200周年庆祝的同时，东欧的另一场革命正在扫除一种较新的思想：政府可以将权威建立在一种声称掌握了历史发展方向的意识形态之上。这似乎是某种迟到的正义，因为1989年东欧所发生的事本应该在1917年的俄国发生：马克思和列宁曾经承诺，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自发起义将会在全世界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但是这场布尔什维克革命并非自发，并且在此后的70年中，它信奉的那种意识形态所建立的，只是他们自称为人民民主的独裁。因此，进行这样的比较似乎是合理的，即1989年的东欧革命摒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比两个世纪之前法国大革命推翻神圣王权更为坚定。

尽管如此，如同1789年革命，1989年的东欧剧变出乎每一个人的意料。历史学家当然可以在尘埃落定后回顾往昔并条分缕析其中的原因：对二战和平协议中的临时性划分变成战后时代永久性分割的沮丧失望；对造成这种僵局的核武器的恐惧；对中央管制的计划经济未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满；权力发生了一种由本应拥有的强大向貌似无能的缓慢变化；作出道德判断的独立标准意外出现。在感知到这些趋势后，这些20世纪80年代伟大的演员—领导者们找出了一些方法，使这些趋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以至于冷战无需再继续。尽管如此，即便是他们也没有预料到它的终结是如此之快，如此之决然。

在1989年初，还没有一个人看明白，苏联、它的帝国、它的意识形态以及冷战自身都是将倾之际的沙堆。坍塌的最终发生，不过是再多几粒细沙而已。³而撒下这几粒细沙的人，并没有领导着超级大国、大规模的运动或宗教；他们只是一些简简单单的首先看到、抓住并且无意中撞上机遇的普通人。就这样，他们引发了一场无人能够阻止的大崩溃。他们的“领导人”束手无策，只得顺从大势。

但是，一位独特的领导人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他确保这场伟大的1989年革命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场没有流血的革命。没有断头台、没有挂在长矛上的头颅、没有正式批准的大屠杀。的确有人死亡，但较之于事件的规模和重要性，人数非常少。就其目标与手段而言，这场革命是一次希望的胜利。它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在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选择了不采取行动，而是被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