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反客为主：罗马尼亚

我们很容易批评西方各国政府在战后的行为。后见之明的说法是，有好几次，西方各国政府如同偏执狂一般，急于粉碎合法的左翼抗议者，即使这样做违反他们自己提倡的民主原则也在所不惜。不公正现象的确发生了，人们的生命的确被牺牲了。但是，西方所面对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尽管西方各国政府手段笨拙，甚至经常事与愿违，但他们的确相信，他们是在退而求其次。

如果要在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与西方信奉的民主和威权的奇怪混合物中二者择其一，后者无疑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项。东欧各国共产党在追逐权力时展现的冷酷无情，让西方各国政府如同小巫见大巫。遮蔽在铁幕背后的十几个国家，每一个都足以说明问题，但也许最好的例子是罗马尼亚，因为在罗马尼亚，共产党接管政权的方式尤为激进且更成问题。

罗马尼亚是少数几个较少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及的东欧国家之一。罗马尼亚某些地区的确遭到盟军的大范围轰炸，罗马尼亚东北部也遭到步步进逼的苏联红军的破坏，但与波兰、南斯拉夫、东德不同，上述三国的传统权力架构几乎被战争完全抹去，罗马尼亚行政机构却大致未受触动。因此，共产党要在罗马尼亚夺取绝对权力，绝非仅仅在白板上描画新制度，旧制度必须首先被铲除。在消灭和取代罗马尼亚传统行政机构的过程中，残忍手段和恐吓手段都是极权主义的制胜法宝。

八月政变

战后罗马尼亚的故事，得从1944年夏天一次突如其来的、引人注目的政权更迭说起。及至此时，这个国家一直在扬·安东内斯库（Ion Antonescu）元帅的军事独裁统治之下，并且与德国结成了坚定不移的联盟。罗马尼亚相当热心地投入战争，罗马尼亚部队与德国国防军并肩作战，一直打到斯大林格勒城下。然而，此时局面已经倾覆，人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德国将要输掉这场战争。许多罗马尼亚人意识到，要避免被苏联红军彻底摧毁，就只有改换门庭。各反对党秘密形成了广泛的联盟，他们确信，安东内斯库将会跟希特勒陪葬，因此决定罢黜安东内斯库。

政变背后的驱动力量是民族农民党领导人尤柳·马纽（Iuliu Maniu）。正是马纽最早煽动密谋，也正是马纽最热衷于与盟军展开秘密和谈。战时和战后，他所领导的党派是最受欢迎的反对党，而且如果政变成功，他所领导的党派将会接管所有重要的政府部门。其他主要密谋者是社会民主党、民族自由党、共产党的政治家，以及密谋集团名义上的首脑，罗马尼亚的年轻君主米哈伊尔国王。

在经过数周准备之后，政变预计于8月26日发动。政变计划是，米哈伊尔国王邀请安东内斯库共进午餐，命令他与盟军展开新的谈判。如果他拒绝服从，国王将会立即解除他的职务，并且任命反对党政治家组成新政府。新政府将会提前做好准备，因此他们能够立即平稳地接管统治权力。

不幸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由于军事形势开始急剧恶化，元帅决定8月24日动身前往前线，通知来得很突然。情急之中，国王决定提前数天发动政变。23日下午，国王邀请安东内斯库来到王宫，在简短而紧张的当面对质后，国王逮捕了这个独裁者。这次行动似乎让安东内斯库完全措手不及。几个月后，当国王接受一位英国记者采访时，国王声称，他们“在夜间把安东内斯库押进王宫保险库，我被告知，宫廷侍卫在回忆安东内斯库的话语时，依然语带尊敬”。[1]

然而，由于事出突然，密谋者并未就如何组建新政府达成一致，因此国王只好再次随机应变。在与顾问们开了个短暂的会议之后，他当场任命了一个临时内阁。晚上10点过后，米哈伊尔国王在电台上宣布政变。新任首相康斯坦丁·瑟讷泰斯库（Constantin Sănătescu）早已准备好的声明也通过电台公开宣读。上述宣言等于明确宣告，罗马尼亚已经接受盟军提出的停战条款；上述宣言也承诺，新政府将会迥异于安东内斯库的独裁政权，新政府将会是“公众自由得到尊重和保障的民主政权”。[2]

到目前为止，共产党都还只是扮演着相当微不足道的角色，但一旦政变发生，他们的反应比任何党派都要迅速得多。政变发生后，首先抵达王宫的是共产党政治家卢克雷丘·珀特勒什卡努（Lucreţiu Pătrăşcanu），他立即主动要求出任司法部部长，而且获得了任命。这并非荒唐的要求：珀特勒什卡努有法律背景，曾经协助国王起草告国民书。然而，由于直到政变后很久，尚未有其他政党的代表取得部长职务，这一行动未免显得唐突。这也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即共产党因为领导政变而得到回报：实际上，珀特勒什卡努后来的确利用这一印象，诡称在政变发生前，他是唯一受到咨询的反对派代表。[3]

共产党的另一重好运是，一旦政变结束，他们就奉命控制安东内斯库以及其他犯人。这一次，同样有着充分理由。由军队控制安东内斯库及其内阁成员，肯定不是个好主意，由于士兵也许仍然忠诚于他们的老长官，因此可能释放他。警察也同样不被信任。密谋者因此决定，把犯人交给民兵组织看管。最有可能承担此任务的是马纽的民族农民党志愿者，然而，政变发生时，他们已被派往特兰西瓦尼亚，协助盟军对德军作战。余下的反法西斯民兵就是共产党训练的“爱国卫队”（Patriotic Guards）。把独裁者移交给这支部队看管，再次造成这种印象，即共产党在政变中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尽管事实并非如此。

然而，共产党获得的最大礼物是由盟军在停战谈判期间主动送上的。及至政变发生时，尽管各方已经同意停战协定的总体条款，但在具体条款上又僵持了三个星期才最终达成协议。其中一个谈判症结是，到底由哪支盟军来负责这个国家。苏联方面主张，由于正是苏联军队占领了罗马尼亚，他们也应该有权控制罗马尼亚。某些英国官员和美国官员担心，按照苏联的说法，罗马尼亚仿佛成了“俄国内政”：英美两国主张，所有三个主要盟国应该共同承担责任。然而，到最后，苏联方面的主张得以实现。停战协定的最终文本列明，这个国家将在盟国管制委员会（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的控制之下，“接受盟军（苏军）最高司令部的总体指导和具体指令”。这就为苏联后来支配这个国家打开了方便之门。[4]

共产党的夺权斗争

1944年8月23日政变后，出现过三届前后相接的政府。首先是瑟讷泰斯库将军的临时政府，只维持了10个星期。苏联急切希望解散这届政府，因为共产党在这届政府内部几乎没有取得什么关键职位。瑟讷泰斯库有几个致命弱点。首先，他难以满足苏联要求的战争赔偿，而这种赔偿是他在签署停战协定时亲口承诺过的，现在他违反了自己的承诺。[5]但他倒台的真正原因是，他未能从社会上清除“法西斯分子”。根据美国战略服务局（American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提交的报告，23日政变后六个星期，只有8名罗马尼亚官员因为与德国人勾结而被革职。[6]除了少数高级情报军官被逮捕之外，绝大多数国家安全机关仍然未受触动。更有甚者，法西斯民兵组织“铁卫军”（Iron Guard）的老兵，还出没于布加勒斯特的酒吧和宾馆，“大肆吹嘘没有哪个政府敢动他们”。[7]某些内阁成员的确呼吁立即成立法庭，审判战争罪犯，但当尤柳·马纽提出反对动议时，这些呼吁就被当成耳边风。农民党领导人声称，他反对这种清洗，以免进一步流血，但人们广泛怀疑他的真正意图是避免数以千计的铁卫军老兵在一夜之间投向共产党。[8]

可想而知，部分民众会对这种不作为感到愤怒，相比之下，即使是意大利那种软弱无力的清洗行动，看上去也要有效得多。罗马尼亚共产党把握住这种公愤，进而鼓动这种公愤。10月8日，他们在布加勒斯特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示威，大约6万名示威者云集市中心，要求瑟讷泰斯库及其政府辞职。大部分示威者无疑是自发前往的，但共产党也发挥了在工会内部的影响力，迫使更多人出席集会。[9]

在苏联以及国内的压力之下，瑟讷泰斯库将军于11月2日辞职。然而，国王随即请求他出面新建看守政府，任期直至大选举行为止。瑟讷泰斯库的新政府为共产党预留了更多职位，最重要的是任命共产党领导人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Gheorghe Gheorghiu-Dej）出任交通部部长。共产党的傀儡、小农党领导人彼得鲁·格罗扎（Petru Groza）出任副首相。然而，掌握全国警察部队大权的、最为重要的内政部部长职务，仍然留在民族农民党手中。这个职务被授予对共产党极为反感的尼古拉·佩内斯库（Nicolae Penescu），而且他也强烈反苏。为了推翻新任内政部部长，人们又组织了更多的游行示威，示威者收到特别指令，高唱“打倒佩内斯库”。[10]这种煽动行为让共产党与工会越来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借助软硬兼施的手段动员起越来越多的民众。

第二届瑟讷泰斯库政府甚至比第一届更短命。11月底，在一次酒后斗殴中，两名工会成员被罗马尼亚士兵枪杀，这件事情被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阵线（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充分利用。人们为这两名死者组织起盛大的葬礼，而葬礼又演变成另一场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与此同时，共产党媒体展开口诛笔伐，对政府内部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者”逍遥法外表示愤怒，并且直接指控民族农民党支持谋杀。面对民族民主阵线的激烈抗议，民族农民党和自由党的内阁成员集体退出内阁。备受压力的瑟讷泰斯库被迫辞职，此后未能东山再起。[11]

1944年12月2日，政变后的第三届政府组建完成。这一次，米哈伊尔国王任命其总参谋长尼古拉·勒德斯库（Nicolae Rădescu）将军出面组阁，他是一位得到苏联认可的无党派人士。为了停止国内持续已久的骚乱，国王通知苏联代理外交部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i），如果共产党继续进行煽动，他将被迫退位并流亡国外。维辛斯基意识到，此举将会在苏联战线后方引起混乱，甚至可能迫使苏联正式控制这个国家，而这将会影响苏联在英美盟国眼中的形象。因此，他指示罗马尼亚共产党稍为降低调门，起码暂时停止街头的示威游行。[12]

然而，共产党的确是在利用政府改组来为夺权铺路。虽然共产党未能完全控制内政部，因为勒德斯库自己就兼任内政部部长，但他们的确让一位著名的共产党员担任副部长。这位新人是泰奥哈里·杰奥尔杰斯库（Teohari Georgescu），他不失时机地为共产党控制了这个部门。在16个省警察局中，他在其中9个省警察局安插了自己人，而且严格命令他们只听从他一个人的命令。他开始把共产党训练的“爱国卫队”引入罗马尼亚保安警察部门，即保安部队（Siguranţa），并且加速共产党员对其他安全机关的渗透。及至勒德斯库意识到其副手的意图时，一切为时已晚。当他下令解散“爱国卫队”时，无人听他号令。当他要求杰奥尔杰斯库辞职时，同样无人听他号令，他的副手来到他的办公室，直接向地区警察局发布命令。[13]

不久后，勒德斯库同样无法控制另一名副手。1945年年初，副首相彼得鲁·格罗扎就开始公然鼓励农民夺取大地产所有者的土地，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土地改革计划。2月13日，共产党报纸《火花报》（Scînteia）报道，在普拉霍瓦（Prahova）和登博维察（Dâmboviţa）等农村地区，大片地产已被农民占领。在两天后的内阁会议上，勒德斯库指责他的副手正在挑起内战。[14]

又一次，共产党组织游行示威活动，要求勒德斯库辞职，此时他们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在国内各大城市发起集会。2月24日，随着内政部门外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形势达到顶点。勒德斯库在内政部大楼内命令卫兵向天开枪以驱散群众。在接下来的混乱局面中，又传来了几声枪响，群众当中有人被杀。勒德斯库因为共产党的持续挑衅而忍无可忍，又因为被称为杀人犯而失去耐性，当天晚上，他向全国发表电台讲话，他把共产党领导人阿纳·保克尔（Ana Pauker）和瓦西里·卢卡（Vasile Luca）称为“鬣狗”和“目无国家、目无上帝”的外国人。他斥责许多罗马尼亚共产党员不是民众眼中真正的“罗马尼亚人”，而是有着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德意志人甚至犹太人的血统；他还拐弯抹角地斥责他们的苏联支持者。[15]然而，呼唤罗马尼亚民族主义对他并无好处，共产党进而要求逮捕他。事后组成的苏联和罗马尼亚医生联合委员会认为，勒德斯库的卫兵几乎不可能向群众射击，因为从受害者体内取出的子弹并非罗马尼亚军队使用的子弹。但到此时，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勒德斯库重蹈了瑟讷泰斯库的覆辙，他的政府已经岌岌可危。

发生在罗马尼亚的大规模罢工和游行示威，与发生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事情本质上并无不同。不同的是，在法国和意大利，盟国坚定地站在政府一边，这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但更是出于维持法律和秩序的考虑，盟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道德、财政、军事支持。正好相反，在罗马尼亚，盟国对政府的支持明显不足。苏联并未给这个国家提供财政援助，正好相反，苏联不断索取战争赔偿，正在吸干这个国家。苏联未提供道德支持，它也不打算利用其可观的军事力量让这个内部动荡不安的国家恢复秩序。当游行示威趋于暴力时，苏联只要袖手旁观，就足以坐视罗马尼亚政府被推翻了。

然而，苏联对共产党煽动者的支持也不仅仅局限于袖手旁观。在二月危机期间，苏联或多或少地表明了立场。1945年2月27日，苏联代理外交部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直接晋见米哈伊尔国王，要求国王辞退勒德斯库，转而任命彼得鲁·格罗扎出任首相。当国王借口拖延时，苏联调走了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军队，代之以苏联部队，从而让局势升温。在维辛斯基的进一步施压之下，米哈伊尔被迫于2月28日辞退勒德斯库。国王任命了格罗扎政府以及共产党控制的内阁，但当维辛斯基亮出底牌、苏联准备亲自接管罗马尼亚时，米哈伊尔别无选择，只能举手投降。1945年3月6日，格罗扎政府上台执政。仅仅在政变六个月后，民族民主阵线就已经设法掌握了权力。

民主制度的瓦解

在格罗扎一年半的执政期内，罗马尼亚的民主制度急剧瓦解。民族农民党和自由党几乎完全被排除在格罗扎的新内阁之外：在18个内阁席位中，有14个席位被分配给民族民主阵线，而其余4个席位被分配给其他党派的退党成员，比如退出自由党的格奥尔基·特特雷斯库（Gheorghe Tătărescu），他被任命为副首相。共产党掌握了所有最为重要的部长职位，包括司法部部长、通信部部长、宣传部部长，以及最为关键的内政部部长，他们还掌握了农业部和通信部的副部长职务。[16]

最终，政府机关屈服于按照共产党意图进行的系统清洗与重组。在完全控制内政部后，泰奥哈里·杰奥尔杰斯库立即宣布从安全部队当中清除“法西斯分子”和“妥协分子”的计划。在他手下的6300名内政部官员中，几乎有半数被转入预备役或者被遣散。在新政府上台数周后，就有数百名警察和反间谍军官被逮捕。[17]侦探队接到特别任务，搜捕所有仍然活跃的铁卫军老兵。毫无疑问，这种清洗是必需的，但清洗的方式同样服务于共产党和苏联的其他目的。数千名爱国卫队成员，终于被允许加入警察部队和安全部门。及至此时，一直以来掌管爱国卫队的苏联间谍埃米尔·波德纳拉希（Emil Bodnăraş），此时奉命掌管最令人恐惧的特别情报局（Serviciul Special de Informaţii）。另一名苏联间谍亚历山德鲁·尼科尔斯基（Alexandru Nicolski）奉命训练侦探队，在此基础上，这支部队不久后将变成声名狼藉的秘密警察（Securitate）。未来罗马尼亚警察国家的基础由此奠定。

在劫持政府及其安全部队后，共产党此时着手瓦解民主社会的两大支柱：出版自由和司法独立。1945年夏天，司法部部长卢克雷丘·珀特勒什卡努在全国范围内清洗或者遣散了超过1000名地方法官，有些法官则被迫提前退休。他以忠诚于共产党的官员取而代之。他毫不犹豫地把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召集到他的办公室，并且向他们口授判决结果，最终建立起了一种制度，每位法官上庭时都要配备两名“人民陪审员”（Popular Assessors），如果法官的判决违反党的政策，人民陪审员有权否决法官的判决。[18]

驯服媒体甚至比驯服法官更加容易，实际上，这项工作早已着手进行。从八月政变时开始，苏联就经常迫使敌对报纸暂时停刊，甚至彻底查封报社。例如，1945年1月10日，民族农民党的最大报纸《邮报》（Curierul）就被查封，其办公地点被移交给共产党报纸《火花报》。与之类似，自由党报纸《民主报》（Democratul）因为发表文章而被镇压，文章披露许多所谓被苏联红军解放的罗马尼亚土地，其实是罗马尼亚人自行解放的。更为可笑的是，2月17日深夜至18日凌晨，自由党机关报《未来报》（Viitorul）被暂时停刊，因为苏联认为这份报纸在印刷加密信息。这些信息“被怀疑”是英国军事代表、空军次帅唐纳德·斯蒂芬森（Donald Stevenson）的名字缩写。[19]

格罗扎执政一年后，民主媒体已不复存在。1946年6月7日，美国国务院提交报告称，在罗马尼亚出版的26份报纸中，民族农民党和民族自由党各自允许出版1份日报。相比之下，仅仅在布加勒斯特，政府就可以出版10份日报、9份周报或者双月报。独立社会民主党甚至连1份报纸都不允许出版。尽管人们向信息部提出许多申诉，但信息部只是搪塞说新闻纸供应不足。[20]

格罗扎政府曾经也被视为选举前夕的看守政府。然而，除非确保胜券在握，否则民族民主阵线并不愿意举行选举，因此格罗扎政府继续拖延选举，同时共产党在幕后继续推翻所有的反对派。在这届政府20个月的任期里，它轮番恐吓自由党、农民党、独立社会党以及其他反对派。1945年8月，政府发现两个“恐怖”阴谋，并且顺理成章地把民族农民党卷了进去。1946年3月15日，前首相勒德斯库被一群手持棍棒的男人毒打，这件事情促使他逃亡国外。1946年5月，第一届瑟讷泰斯库政府的内政部部长奥雷尔·阿尔代亚（Aurel Aldea）因为“阴谋摧毁罗马尼亚国家”而被逮捕。他与55名“同案犯”一起接受审判，并于1946年11月18日，即选举前一天，被判处终身苦役。[21]

从选举开始时起，共产党及其合作者就想方设法让反对党举步维艰。民族农民党向国际社会反复抱怨，他们被迫忍受的政治局面：

集会并不自由，在政府尤其是内政部的承认和容许下，武装团体组建完毕。这些团体袭击公共集会以及反对党领导人；他们打死、打残、打伤政府的反对者。他们拥有自动武器。他们使用铁管、刀剑、棍棒；他们领取薪水；绝大多数入伙者都有犯罪记录。他们犯下的暴行不仅完全免于起诉，就算犯下谋杀案也能逍遥法外，他们的行动得到警察和宪兵的保护。[22]

我们必须记得，在阅读这些报告时，要知道在唇枪舌剑的气氛中，撰写这些报告的人也有着特定的政治意图。然而，我们也能找到更为中立的资料来源，证明上述描写与事实相去不远。英国政府的一份官方抗议照会声称，“粗暴的帮派”妨碍了反对派竞选、捣毁了反对派集会。英国和美国同样抱怨，反对派被禁止使用报纸和电台，选举名单被大肆篡改。至于选举本身，按照《纽约时报》一位编辑的说法：“恐吓选民、压制对手、篡改结果，甚至比保加利亚的情况更为刺眼，够得上南斯拉夫铁托元帅的标准了。”[23]

在1946年的选举中，共产党联合其他几个左倾政党共同参选，那些政党被说服加入所谓的“民主政党集团”（Bloc of Democratic Parties）。官方计票结果显示，这个集团获得大约70%的选票，以及84%的新议会席位，相比之下，民族农民党只获得12.7%的选票和7.7%的席位，其余选票和席位归其他小党派所有。[24]然而，当时的独立信息来源以及近年对共产党档案的研究表明，真实的选举结果正好相反：民族农民党赢得了多数选票。选举被做了手脚。例如，在索梅（Someş），民族农民党据说只赢得11%的选票，实际上他们赢得了超过51%的选票。通过篡改选举结果，共产党又朝着垄断权力的方向迈出一大步。[25]

现在看来，显而易见的是，由于缺乏来自西方的共同压力，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挑战共产党在罗马尼亚的绝对统治。不幸的是，对于罗马尼亚民主来说，西方的愤怒反应完全无济于事。选举之前两年间，英国和美国曾经提交过几份正式抗议照会，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些抗议照会过后会出现任何严肃行动。罗马尼亚共产党之所以胆大妄为地篡改选举结果，是因为他们坚信西方对此将会漠然处之。实际上，尽管英国和美国公开表示选举无效，但英美两国都不敢收回对罗马尼亚政府的正式承认。苏联明白，英美两国的抱怨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历史很快就证明苏联是对的。十个星期后，1947年2月10日，盟国与罗马尼亚签署正式和平条约，在此之后，西方实际上已经对这个国家甩手不管了。[26]

在选举结束、和约缔结后，共产党又展开了最后一轮围捕，这次围捕的意图是一劳永逸地摧毁反对派。1947年3月20日，315名反对党成员因为捏造的罪名而被逮捕。5月4日夜间，又有600人被逮捕。6月2日，在克卢日（Cluj），警察逮捕了260名反对共产党的工人。按照民族农民党青年组织一位成员的说法，他们被带到当地兵营，后来被赶上开往苏联的火车，有些人因打开车厢底部的木板而得以逃脱。许多被逮捕的人从未被正式指控。多数人于六个月后被释放，这可能是因为到那时当局已经达到了目的。[27]

不久后，安全部队开始盯上反对派领导层。7月14日，出身民族农民党的前内政部部长尼古拉·佩内斯库与100名该党成员一起被捕，其中包括该党副主席扬·米哈拉凯（Ion Mihalache）以及民族农民党报纸《正义报》（Dreptatea）的编辑。该党及其报社的办公室都被警察占领，报社也被查封。

7月25日，民族农民党的领导人尤柳·马纽也被逮捕。在当年秋天的表演式审判中，他与农民党其他领导人被指控参与英美密谋，企图逃亡国外，成立海外流亡政府，或者密谋推翻罗马尼亚政府。在辩护环节，马纽非常明确地声称，让他受到指控的“违法行为”只不过是任何政治家的正常民主权利。但这无济于事，他与米哈拉凯被判终身苦役。他们的同案被告人被判从两年到终身不等的苦役或者监禁。[28]

最后的主要反对派，国王本人，两个月以来始终保持中立。及至年底，在胁迫之下，他终于签署退位诏书，并于数日后流亡国外。直至1992年共产党政权倒台后，他才回到家乡。

斯大林主义横行

在最终抹去反对派的痕迹后，共产党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实现其真正意图：整个国家的斯大林化。一场针对个人思想和媒体事业的斗争由此展开，包括清理教师队伍，关闭所有外国学校或者教会学校，禁止所有非共产主义的课本出版发行，强行灌输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权威解释。资产阶级孩子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工人阶级的孩子才能上学，有些学生仅仅因为祖父母曾经拥有房产就被赶出工艺学校。图书馆里所有不符合斯大林主义世界观的图书都被清理。诗人和小说家遭到共产党报纸《火花报》的抨击，他们的著作要么受到严格审查，要么彻底被禁。[29]

宗教事业首当其冲。教会财产被剥夺，教会学校由国家接管。当局下令禁止洗礼、禁止教会婚礼、禁止公开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共产党员不得出席任何宗教场合。天主教会纳入新近成立的“天主教行动委员会”（Catholic Committee for Action）的控制，那些不赞同委员会教令的人将被逮捕。东正教会遭到清洗，其领导层充斥着共产党员和亲政府人士。东仪天主教会曾经有150万成员，但它现在被迫融入国家控制下的东正教会。东仪天主教会牧师拒绝承认这种绑架宗教信仰的做法，他们被集体逮捕。1948年11月，大约600名东仪天主教会教士被逮捕。三个教会都有若干位牧师和主教被杀害或被折磨死。[30]

与禁止自由演讲相伴随的是大规模中央集权化以及消灭私有财产。从交通、工业、矿业，到保险、银行，都被国有化：仅仅在1950年，就有1060家主要企业被纳入国家管制，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0%。在此期间，市场功能被摧毁，小商小贩不复存在，经济被纳入“国家计划委员会”（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和斯大林主义“五年计划”（Five Year Plan）的管制之下。[31]

然而，也许最为重大的变动是农业集体化。1945年3月由格罗扎政府提出的土地改革，旨在增加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民主阵线的农村支持者。根据官方数字，在过去七年里，超过100万公顷土地被没收，这些土地本来属于“战争罪犯”、与德国人合作的卖国贼、逃亡地主等。拥有超过50公顷土地的人，被迫将超额土地交给国家，国家又将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总共有1057674公顷土地被分配给796129人，人均分得1.3公顷土地。尽管这是一场大受欢迎的政治运动，但其经济后果却说不上成功：如此细分的土地，耕种效率极其低下，再加上没有过去大型农场那种农业机械，粮食产量急剧下降。[32]

四年后，随着共产党完成对整个国家的绝对控制，他们对农村地区的真实意图终于表露无遗。1949年3月初，他们宣布，所有在此前的格罗扎土地改革中得到豁免的达到50公顷的农场，此时也要被无偿征收。地方民兵和警察部队立即进驻农场，将大约1.7万个农户赶出家园。[33]与格罗扎土地改革相反，这次剥夺土地和财产的行动激起了广泛抵抗。在多尔日、阿尔杰什、比霍尔、布加勒斯特、蒂米什瓦拉、瓦拉什卡、胡内德瓦拉，以及西特兰西瓦尼亚部分地区，农民为了保住土地而奋起抗争，在某些个案中，甚至要动用军队来镇压农民。按照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后来的说法，全国都在大规模逮捕农民，结果有“超过8万名农民……被送上法庭”。[34]但到此时，政府中已经没有任何人为农民发声或者保护农民免于受到新安全部队的残忍对待了，他们的抵抗注定徒劳无功。

从上述农民手中剥夺的土地被用于建立将近1000个集体农庄，大批无地农民或者贫苦农民在里面耕作。从一开始，这个计划就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政府未能建立足够的公社拖拉机站或者其他农机站，结果农作物播种和收成都不正常，导致整个国家出现严重粮食短缺。在违背人民意愿强制推行政策仅一年后，政府就被迫急剧缩小计划规模。但又过了一年，集体化狂热再次升温，10年后，德治终于可以宣布，全国96%的可耕种土地都已归国家农场、集体农庄或者农业合作社所有。[35]

平心而论，我们必须记得，在新制度之下，的确有部分贫苦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我们还要记得，在数以千计的罗马尼亚农民反对土地改革的同一年，还有数以万计的意大利农民因为未能等来土地改革而上街抗议。然而，这都不是以残忍的、反民主的方式在罗马尼亚推行农业集体化的理由。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人道主义角度，这项计划都是彻头彻尾的灾难。

*

1944～1949年，罗马尼亚发生的变化是非常令人震惊的。短短数年间，这个国家从尚未成熟的民主体制完全过渡到斯大林主义独裁体制。共产党能够通过受到操纵的大规模政治运动，而非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来达到目的。但是，罗马尼亚并未陷入希腊那种内战并不意味着政治运动就是和平手段。从恐吓工会成员到逮捕政治家，从城市里大规模的、经常失控的游行示威到农村里压制农民和农场主，暴力或者暴力威胁，在战后的罗马尼亚屡见不鲜。

在这暴力威胁的背后，如同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影子般的是苏联的力量。我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揭示，要驯服罗马尼亚，要驯服东欧其他国家，如果没有这种居高临下的力量，根本就不可能成功。我们不要忘记，把安东内斯库元帅赶下台的那场政变，其初衷仅仅是避免罗马尼亚被苏联红军毁灭。但在我们描述的上述事件中，这种威胁始终隐约存在，这也是人们对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几乎毫无抵抗力的主要原因。

此后数十年间，罗马尼亚政府将会变成东欧阵营里最具压迫性的政权之一。极为讽刺的是，1944年8月的政变，本来是为了在罗马尼亚建立民主制度的，结果却变成超过40年的压迫制度的前奏，这种压迫制度似乎让安东内斯库的独裁统治也相形见绌。

[1] Cedric Salter，interview with King Michael of Romania，Daily Express，23 November 1944.关于米哈伊尔争辩的详细描述，参阅New York Times，27 August 1944，p.12；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p.46-50；Ionescu，Ghita，Communism in Rumania，1944-1962（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83-4。

[2] Declaration of the new Romanian government，23 August 194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available online at http：//uwdc.library.wisc.edu/collections/FRUS/，1944，vol.IV，p.191.

[3] 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p.36-7，49.

[4] 关于罗马尼亚停战协定的全文，参阅TNA：PRO WO 201/1602。

[5] Ionescu，Ghita，Communism in Rumania，1944-1962（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88；Hitchins，Keith，Rumania 1866-1947（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502-5.

[6] 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59.

[7] Daily Express，23 November 1944.

[8] Daily Express，23 November 1944. and TNA：PRO WO 201/1602，digest of OSS reports sent from Foreign Office to Minister Resident，Cairo，16 September 1944.

[9] Ionescu，Ghita，Communism in Rumania，1944-1962（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98；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57.

[10] Ionescu，Ghita，Communism in Rumania，1944-1962（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103；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p.56-9.

[11] 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p.59-60.关于佩内斯库对上述事件的描述，参阅James Marjoribanks’ minute to the Foreign Office on 2 December 1944，TNA：PRO FO 371/48547。

[12] 停战仅仅维持了三个星期。参阅the report by the Chief of Polish Intelligence，1 February 1945，reproduced in Giurescu，Dinu C.，Romani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1939-1945），trans. Eugenia Elena Popescu（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doc.1，pp.134-44。

[13] 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p.61-3；参阅in particular the quotation of Georgescu’s telegram to regional prefects “not to carry out orders…given by General Rădescu，who has proved himself by his dictatorial action to be the enemy of our people”。

[14] 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p.63-4.

[15] 关于勒德斯库演讲的文本，参阅Giurescu，Dinu C.，Romani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1939-1945），trans. Eugenia Elena Popescu（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doc.4，pp.174-5；另可参阅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135。

[16] Tismaneanu，Vladimir，Stalinism for all Seas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p.89-90.

[17] 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72：2851名内政部官员被转入预备役，195人被遣散。

[18] 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in Rumania（Washington，DC：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1949），pp.67-8.

[19] 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in Rumania（Washington，DC：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1949），p.27；Winterton，Paul，Report on Russia（London：Cresset Press，1945），p.96.

[20] 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in Rumania（Washington，DC：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1949），pp.27，36-7.

[21] 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p.68 fn.32，75-7.

[22] 援引自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in Rumania（Washington，DC：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1949），p.40。

[23] New York Times，25 November 1946.关于选举形势的简要描述，参阅Hitchins，Keith，Rumania 1866-1947（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530-34。

[24] 关于1946年议会席位的确切分配数字，罗马尼亚历史学家与其他各国历史学家都存在争议。因此，我只提供议会席位的大致百分比而不是具体数字。参阅Hitchins，Keith，Rumania 1866-1947（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534；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78；Ionescu，Ghita，Communism in Rumania，1944-1962（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124；Betts，R. R.（ed.），Central and South East Europe 1945-1948（London and New York：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0），p.13。

[25] 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78；Tismaneanu，Vladimir，Stalinism for all Seas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p.287-8 fn.10.

[26] Tismaneanu，Vladimir，Stalinism for all Seas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91；Fischer-Galati，Stephen，Twentieth Century Romania，2nd ed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p.99；E.D.Tappe，“Roumania”，in Betts，R. R.（ed.），Central and South East Europe 1945-1948（London and New York：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0），p.11.

[27] 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79；Le Figaro，18 March 1948；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in Rumania（Washington，DC：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1949），p.54.

[28] Ionescu，Ghita，Communism in Rumania，1944-1962（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133-6；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in Rumania（Washington，DC：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1949），pp.77-81.

[29] 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88；Le Figaro，26/27 March 1949；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in Rumania（Washington，DC：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1949），pp.109-10；Tismaneanu，Vladimir，Stalinism for all Seas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91.

[30] 关于在罗马尼亚镇压三个基督教宗派的详细描述，参阅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in Rumania（Washington，DC：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1949）；and 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p.88-113。

[31] Ionescu，Ghita，Communism in Rumania，1944-1962（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161-70.

[32] Ionescu，Ghita，Communism in Rumania，1944-1962（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111-12；Tismaneanu，Vladimir，Stalinism for all Seas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108.

[33] 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in Rumania（Washington，DC：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1949），p.90；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87.

[34] 1961年12月7日出现在《火花报》的说法必须被谨慎对待，因为这些数字后来被用于指控德治以前的竞争对手阿纳·保克尔和泰奥哈里·杰奥尔杰斯库，参阅Ionescu，Ghita，Communism in Rumania，1944-1962（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201。一份1953年的安全报告显示，仅在1951年至1952年间，就有34738名农民被逮捕，参阅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140。

[35] Ionescu，Ghita，Communism in Rumania，1944-1962（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335；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