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星期六，中午12∶38

（悉尼，星期天，凌晨2∶38）

安德森海军上将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基地曾坚持不懈地参加海军学校和匹兹堡大学之间的橄榄球赛。这位海军行动总长认为，即便他在危机的关键时刻离开岗位，船只也仍然能在他的下属手中运行良好，这对他来说事关荣耀。这位约翰·保罗·琼斯传统的守卫者完全信任他的手下们，无论白宫里的上司们对此会做何感想。他始终忠于自己的信条——“把细节留给相关人员……别无故抱怨，别过分担忧。”

他计划在游戏室装上一部特殊电话，以防有任何紧急事件出现。之后，他就在清晨搭乘飞机前往弗吉尼亚州南部。在星期二晚上和麦克纳马拉就封锁计划发生争执后，他就不再掩饰自己对政治家干涉军事的不满了。白宫本该只制订大体的指导方针，让海军自主执行任务，但他们现在坚持要在每一次船只拦截中都握有最终决定权。现在至少已经有“布加勒斯特号”和“文尼察号”两艘苏联船只，在未接受检查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封锁线。当他从麦克纳马拉的副官那里收到暂时休假的命令时，上将嘴里直接吐出了脏话。^[18]

安德森外出参加橄榄球赛意味着他将错过当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例会，这次例会将决定针对古巴和苏联的所有军事活动。他的副官向他保证所有状况都在控制之中。这个星期六的午后，一位下属致电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操作室，来核实准备提交给老大的消息。

“告诉上将放轻松，”安德森的执行助理自信地答复道，“船只运行良好。他可以去好好享受那场球赛。”^[19]

有了“华丽的乔治”给他们加油，海军学校以32∶9的比分碾压了匹兹堡大学。

在世界另一端的澳大利亚，一位名叫欧文·多雷斯（Irvin Doress）的美国大学教授却对世界末日的想法着迷不已。一些美国人觉得与其“在夜晚的凉风中等待导弹的来袭”，不如逃离美国，而这位32岁的社会学家正是其中一员。^[20]在听完肯尼迪关于封锁的演讲后，他第一时间就打包好了行李箱，搭乘澳洲航空从纽约飞往悉尼的第一趟航班。他的行李包括“几本最棒的书、两份手稿、两套西服和一台打字机”。

现今，他正坐在王十字酒店狭小的房间里，回想着他匆忙的决定。此时的悉尼正值午夜。他想起还在美国的两个孩子和妻子，他们已经分居了。他还想起纽约州北部联合学院的学生们。他在匆忙间给社会学系系主任留下了一张字条，却没有做任何意义上的告别。他在日记中吐露，他“对于自己抛弃所爱之人的行为”已经开始感到“羞愧了”。他扪心自问：“凭什么我比其他人更有资格活下去呢？尤其是那些年轻人。”

“生死自有天命，”他思索着，“即便核辐射没能把你杀死，核战后的世界也几乎是一个人间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