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与文献

当我下定决心，要写一本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书时，我常常遇到的问题是：“一个被研究得如此详尽的主题还能谈论出什么新花样呢？”结果答案是可以谈论的还有很多。我用了两年时间在六个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和古巴）进行调查研究，挖掘关于1962年10月那十三天的一大批全新资料，它们告诉我们，世界是如何从核毁灭的结局中幸运逃脱。一些“陈旧”的资料，比如众所周知的10月24日“眼球对眼球”冲突，都在调查中丧失了真实性。这本书中对几段重要插曲的描述，包括苏联入侵美国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计划和误入苏联领空的U-2侦察机，都基于之前未经披露的原始资料和档案。其他原始档案则一直处于众人目力可及之处，但从来没有人注意过。可以肯定地说，关于危机的真相将在未来得到更多的揭露。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尤其是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量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材料进入了研究视野。可是当我发现许多涉及危机的美国政府档案，包括战略空军司令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情报局的记录，对于研究者来说依然是无法涉足的禁区时，我感到非常讶异。其他记录组，包括亚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的空军历史研究部持有的资料，也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大部分苏联政府档案，尤其是国防部档案都没有被公开。至于从古巴档案中获取资料，可能要等到哈瓦那更替政权了。

通过综合参考三种语言（英语、俄语和西班牙语）的原始档案资料，我克服了一部分阻碍。比方说，我之所以能够发现苏联在“黑色星期六”清晨把搭载核弹头的巡航导弹部署在关塔那摩海军基地15英里的半径范围内，其关键就在于运用了上述方法。首先激发我的好奇心的是一份苏联在古巴的伤亡名单，它显示两名苏联士兵于1962年10月27日在关塔那摩附近牺牲。一位名叫西摩·赫什的调查记者于1987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也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篇文章谈论了发生于古巴东部的一场“交火”，牵涉了苏联部队和古巴部队，他们之间的通信内容则显然被美国情报人员截获了。赫什的文章提及了一位叫作马尔采夫的苏联指挥官，他下令派遣救护车赶至现场。而这幅拼图的另一块则来自一名“阿纳德尔行动”老兵的俄语回忆录，里面有一句话提到把前线巡航导弹转移到了靠近关塔那摩的“前沿阵地”。

当我的俄罗斯调研员斯韦特兰娜·切尔翁纳亚追踪到其中一名苏联死伤士兵维克托·米赫耶夫的家人时，这个充满疑团的故事开始显现出内在的逻辑了。原来米赫耶夫曾经是午夜巡航导弹护卫队的一员，而他乘坐的卡车跌入了峡谷。我们还找到了那个护卫队的其他士兵，他们仍然记得那场事故，也记得巡航导弹的部署。当我梳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海军历史中心的档案时，发现了一份来自关塔那摩海军基地指挥官的机密文件，这份文件报告了在10月26日至27日晚间“为约3000名苏联/中国/古巴部队增加炮弹装备”。文件中给出了部署开始和结束时刻的精确军事坐标，误差在200码之内，这种消息的来源只能是截获的无线电信号。由此我得以把护卫队标在关塔那摩海军基地15英里的半径范围内，和苏联老兵的描述相吻合。这个拼图最后一块的就位，在于我发现那个巡航导弹兵团的指挥官是马尔采夫上校。赫什提到了被截取的通信信号，这点并没有错，但他搞错了那场“交火”的实质，他错以为那是苏联士兵和古巴士兵之间的冲突。

后来我还在波士顿的肯尼迪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备忘录，它来自一位美国商人威廉·诺克斯，他曾于10月24日与赫鲁晓夫会面。这份备忘录中记录了当时苏联领导人对美国的要挟，而这在之前没有被披露过。赫鲁晓夫告诉诺克斯说，如果肯尼迪想要知道我们在古巴部署的武器到底是什么，他就得入侵那个岛屿，“而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则会在当天就被摧毁”。我在2006年3月拜访古巴奥连特省时，关塔那摩附近崎岖的地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另一个例子是确定苏联核弹头的存储基地。这是导弹危机的一大谜团，至今仍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中情局认为古巴必定有核弹头，否则那些导弹将毫无用武之地。但美国情报分析师没法确定核弹头的位置，并最终放弃了尝试。我通过核对不同的资料，认为自己已经解开了这个谜团。在负责处理这些核弹头的苏联军官的回忆录中，以及在我对他们的采访中，他们大致描述了掩体的位置。他们表示最核心的核武器掩体位于哈瓦那南部小镇贝胡卡尔附近。我于2006年3月走访了贝胡卡尔，但没能确定掩体的准确位置。当我在马里兰州科利奇帕克的国家档案馆研究中情局的记录时，我却找到了一些文献，指出贝胡卡尔附近曾有“弹药掩体”。原来中情局曾怀疑过这个掩体可能用于储存核弹头，但由于这一设施并没有配备多道安全护栏而放弃了这个想法。

我对核弹头的搜寻在2007年的夏天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因为我发现美国海军和空军飞机在导弹危机时期拍摄的原始情报底片被转移到了国家档案馆。更准确地说，国防情报局成千上万桶底片被存放在了堪萨斯州的档案机构。剩下的难题只有一个：大部分检索工具都仍然处于“机密状态”。我几乎没法在这些底片桶的编号中找出规律和逻辑，这使得研究过程几乎等同于大海捞针。每次我只被允许索取二十桶底片，连夜从堪萨斯州空运至华盛顿州。在查找了超过一百桶底片（差不多有数万张照片）后，我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些之前未曾出版过的关于贝胡卡尔设施的照片，它们由美国侦察机于1962年10月拍摄。其中几张照片拍到了用于在古巴境内运输核弹头的特制卡车，这证明我找对了地方。我把这些照片与谷歌地图的实时照片结合比对，最终找到了核弹头存储基地的准确位置。

最后一个例子是发掘U-2侦察机于“黑色星期六”误入楚科奇半岛上空的详情。有关导弹危机的学术研究通常对这起事故只是一笔带过。美国空军对查尔斯·F.莫尔茨比飞行任务的保密工作做得滴水不漏，除了他所属部队的历史记录外，没有任何其他资料，而这份历史记录也奇怪地宣称他的任务获得了“百分之百的成功”。我自2005年起敦促美国空军披露莫尔茨比飞行任务的资料，但他们甚至没法（或者是不愿）找到战略空军司令部相关记录的存放位置。为了一片片拼出这起事故的原貌，我不得不依靠其他资料来源，其中包括莫尔茨比于1998年死于肺癌之前写下的翔实的回忆录，我从他的遗孀珍妮那里得到了这份资料。此外，我还采访了他的导航员弗雷德·冲本，以及其他U-2侦察机飞行员战友。我还发现了一份至关重要的档案，一张标注了莫尔茨比准确飞行路径的地图，以及那些被派遣去击落他的米格截击机的跟踪数据，这些档案都藏在国家档案馆关于国务院行政秘书处的文件中。我怀疑这张地图是国务院解密员不慎公开的，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张地图的重要性。读者可以在第三组插图中看到这张地图，上面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机密标注。但是，我也没法理解为什么莫尔茨比的飞行任务需要官方做这么多的保密工作。最合理的解释可能是美国政府并不希望证实那个已经众所周知的事实，即美国曾对苏联防空的追踪信号进行实时监控，并利用这些报告弄清了走失的U-2侦察机的状况，最终引导它安全地回家。

在为这本书所做的两年调查研究中，我采访了来自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和古巴的一百多名导弹危机老兵。他们的名字在本书后面的尾注中都有提及，我就不在此赘述了。但我想特别提及其中的一些人，来表达我由衷的谢意。我在俄罗斯的调查研究主要依赖于斯韦特兰娜·切尔翁纳亚的协助，她是一位出色的档案调查员，帮助我破解了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多亏了斯韦特兰娜，我得以数次和亚历山大·费克利索夫会面，他是一名苏联间谍，负责监视朱利叶斯·罗森伯格，以及导弹危机期间华盛顿的克格勃机构的日常运作。她同样充当了我的向导，让我见到了由阿纳托利·格里布科夫（他是导弹危机时期苏联总参谋部驻古巴的代表）和列昂尼德·桑尼科夫（他在导弹危机时期是一名年轻的中尉，服役于大萨瓜的一个导弹团）领导的苏联老兵团体。桑尼科夫管理的组织叫作“国际主义战士跨区域协会”（Mezhregional’naya Assotsiatsia Voinov-Internationalistov），他慷慨地允许我查阅这一组织在过去十年间从导弹危机老兵处收集的信件和回忆文字。桑尼科夫不但介绍我认识了许多该组织的成员，还将我引见给谢尔盖·卡尔洛夫中校，他是苏联战略火箭军的历史学家，而且他对“阿纳德尔行动”百科全书式的了解所基于的原始档案至今仍然不对西方学者开放。

在当年身处古巴的苏联老兵之中，我要特别感谢前战略火箭军参谋长维克托·叶辛中将，在当时，他还然是一名中尉工程师。叶辛现在是莫斯科美国—加拿大研究所的一名教授，他耐心地向我解释了R-12导弹的运作和发射程序。而我能够了解导弹是如何瞄准美国城市的，则要归功于苏联总部的弹道部副部长尼古拉·奥布利津少校。奥布利津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他参与过许多复杂的弹道计算，包括在没有电脑、没有GPS的时代参与瞄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其他美国城市的弹道计算。在基辅，瓦连京·阿纳斯塔西耶夫将军告诉我许多关于处理苏联核弹头的故事，包括6枚由他个人负责的广岛型原子弹，这让我大为震惊。

在美国，我有幸采访了几位危机时期的老政治家，包括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以及约翰·肯尼迪的特别顾问兼演讲撰稿人西奥多·索伦森。我还要向国家照相判读中心主管阿瑟·伦达尔的首席助理迪诺·布鲁焦尼致谢，他用了很多时间教会我照相侦察的技巧，以及怎么把这种技巧运用于古巴的案例中。迪诺还告知我原始情报照片被转移到国家档案局的消息，为我开启了一次尽管艰辛但收获颇丰的侦探之旅。其他不厌其烦地向我提供帮助的美国老兵包括：前国务院人员雷蒙德·加特霍夫，他阅读了我的早期手稿并提出了非常有益的指导意见；U-2侦察机飞行员理查德·海泽和杰拉尔德·马克莫里，他们都在导弹危机时执行过飞行任务；格雷戈里·J.齐泽克，他在当时准备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同登陆古巴；情报老兵托马斯·帕罗特、托马斯·休斯和沃伦·弗兰克。我对第55战略侦察机联队非官方历史学家罗布·胡佛心怀感激，他帮助我和许多部队老兵取得了联系，同样感谢乔治·卡西迪，他为我和美国军舰“牛津号”上的老兵牵线搭桥。在佛罗里达州，我要特别感谢《迈阿密先驱报》的前记者唐·博宁，让我得以认识反卡斯特罗斗争的老兵们，包括卡洛斯·奥布雷贡和卡洛斯·帕斯夸尔，他们在导弹危机期间身居古巴的奥连特省，秘密地从事中情局的情报搜集工作。我还要感谢佩德罗·贝拉，他曾尝试破坏马塔安布雷的铜矿，却在任务失败后被中情局抛弃，在古巴蹲了17年的监狱。他现在居住在坦帕市。

我没能从古巴当局得到任何帮助。我在古巴试图调查导弹危机时恰逢卡斯特罗执政晚期，权力正在移交给劳尔，而这期间哈瓦那官僚体系的瘫痪阻碍了我的签证申请：在古巴，即便做最简单的决定，也必须得有金字塔顶端人物的首肯。但就结果而言，我并不认为官方的不配合给我的调查研究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古巴为其他历史学家提供的帮助也仅限于菲德尔的长篇独白——关于这个主题一切都包含在这些独白中了——以及一些经过细致筛选的老兵采访。国家安全档案馆组织的研讨会完整地记录了古巴官方的观点，这是一个附属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非营利团体。我分别在2006年和2007年以私人身份前往古巴，足迹遍及整个岛屿，拜访了许多与导弹危机相关的场所，包括比那尔德里奥省的切·格瓦拉藏身的山洞、马塔安布雷铜矿、美国原定入侵登陆的达拉拉海滩，以及埃尔奇克的苏联总部。我和数十位古巴人进行了私下交流，其中有数位对1962年10月的情景记忆犹新。

尽管导弹危机老兵的描述对我的调查研究非常重要，我仍然把所有的口头表述和文字材料进行了一一比对。事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即便是最为谨小慎微的见证人也可能会被记忆捉弄，犯错、张冠李戴、日期混淆也都是非常常见的事情。至于档案记录也常常会不完整，有时还会不准确。甚至连执行委员会成员都会收到错误的情报，而这在导弹危机期间也屡见不鲜。我来举两个例子。首先，在10月24日，中情局局长约翰·麦科恩在日记中写道，一艘驶向古巴的苏联船只在和一艘美国驱逐舰发生冲突后调头返回了。实际上，这起事件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其次，在“黑色星期六”，麦克纳马拉向肯尼迪总统报告说，一架飞至古巴上空的美国侦察机被防空火力击中。这一报告后来被证明并不准确。对于研究者来说，最明智的方法是寻找多方资料，将档案证据和口述历史进行相互验证。

我在档案方面的研究始于国家安全档案馆搜集的古巴导弹危机档案，内容非常详尽，是当代历史学者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这一档案馆在汤姆·布兰顿的带领下，充分利用《信息自由法案》，尽可能地从比较固执的美国官僚体系中撬出历史档案。在古巴导弹危机的案例中，该馆于1988年打赢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法庭战，由此获取了国务院历史学家编纂的资料集。国家安全档案馆还与学术研究人员通力合作，组织了一系列关于导弹危机的重要研讨会，包括1989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研讨会，和分别于1992年和2002年在哈瓦那举行的研讨会。我对国家安全档案馆的许多工作人员感激不尽，其中包括布兰顿、斯韦特兰娜·萨夫兰斯卡娅、彼得·科恩布鲁、马尔科姆·伯恩以及威廉·伯尔，他们为我提供了诸多档案，并帮助我找到了正确的研究方向。在表达谢意的同时，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该馆把我自己关于导弹危机的记录提供给其他研究人员。

导弹危机研讨会的文字记录可以在詹姆斯·布莱特、布鲁斯·阿林、戴维·韦尔奇等著的《濒临边缘》（On the Brink）系列图书中找到，我在尾注中均有标注。在古巴政府向研究人员开放档案之前，这些研讨会材料仍然是研究古巴官方观点可用的最佳资料。关于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文字记录，我主要依赖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还在进行，并经过更新，收入了其他学者的反对意见，尤其是约翰·肯尼迪图书馆历史学者谢尔顿·斯特恩的意见，他指出了其中诸多错误。即便是这样，这些研讨会资料仍然是关于执行委员会会议实况最翔实的资料，而且通过米勒中心网站可以便捷地从网络上获取，还可以下载到原始录音。

在美国获取苏联关于导弹危机的档案要比在俄罗斯更容易。材料的最佳来源是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收集的资料，它存放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会图书馆。苏联军事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收集的多数档案资料都借助“冷战国际史项目”而被翻译成了英文，并刊于它们的公报。我手上的其他苏联档案由国家安全档案馆的斯韦特兰娜·萨夫兰斯卡娅和哈佛大学冷战研究项目的负责人马克·克雷默提供。克雷默对苏联和东欧的档案做过大量研究，并写成了关于苏联军事的权威著作。关于导弹危机期间苏联潜艇的作用，萨夫兰斯卡娅是美国在这方面的前沿专家。她曾以私人方式采访过苏联在这场危机中的主要人物，其中包括四位潜艇船长。她让我得以结识B-59潜艇船员瓦季姆·奥尔洛夫，并向我提供了B-36潜艇船员阿纳托利·安德烈耶夫的日记。俄罗斯对外情报局（SVR）的媒体中心则向我提供了苏联关于导弹危机的情报报告。

美国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档案资料主要存放在波士顿的约翰·肯尼迪图书馆、马里兰州科利奇帕克的国家档案馆，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海军历史中心。每一处都有各自的优缺点。约翰·肯尼迪图书馆的国家安全文件是关于危机的非常全面且易于获取的档案。可不幸的是，肯尼迪家族仍然对部分档案施加限制。罗伯特·F.肯尼迪的私人记录，包括涉及猫鼬行动的记录，基本上都不对独立研究人员开放。肯尼迪家族还坚持，对总统医学记录的调查必须有“合格”的医学专家随行。波士顿大学的流行病学教授罗伯特·霍斯伯勒于是慷慨地贡献了一个下午的宝贵时间，陪我一同查阅了那些医学记录。约翰·肯尼迪图书馆的前馆长德博拉·莱夫向我提供了帮助和建议，我也要向她表示感谢。

国家档案馆的导弹危机记录分散在诸多不同的资料集中，而且不同的资料集对公众的开放程度也不同。令人十分好奇的是，其中最丰富且最容易获取的资料便是中情局的资料，而中情局实际上却常常因为缺乏公开性而遭到批评。关于导弹危机的大量中情局记录，包括每天的照相判读报告和古巴苏联导弹系统的更新状况，都可以从关于档案馆的CREST计算机系统中获取数字版本。猫鼬行动的详细档案可以从关于约翰·肯尼迪刺杀的文件汇集中获取，而且国家档案馆的网站上还配有在线检索工具。这份价值极高的文件汇集较少涉及肯尼迪刺杀事件，反而包含古巴导弹危机时的很多资料，比如1962年10月美国海军入侵古巴的计划，以及导弹危机期间古巴境内美国特工的报告。

相比之下，五角大楼关于导弹危机的记录则非常稀少。在我的要求下，国家档案馆开始了国防部长办公室有关导弹危机记录的解密工作，但数以百计的重要档案仍然以“筛选”为由而没有公开。正如我前文所述，国防情报局收集的大部分原始情报底片都解密了，但由于没有检索工具，而使得大部分资料都难以获取。国务院关于危机的绝大多数记录都可供研究人员获取。就我在国家档案局解密和获取古巴导弹危机的记录而获得的帮助，我想要感谢以下几位：艾伦·温斯坦、迈克尔·库尔茨、拉里·麦克唐纳、蒂姆·嫩宁格、戴维·门格尔、赫伯特·罗林斯-米尔顿，以及詹姆斯·马西斯。我由衷感谢GlobalSecurity.org网站的蒂姆·布朗，他指导我看懂了国防情报局的图片。

在将导弹危机的记录向公众开放方面，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是4处美国军方档案机构中做得最为出色的，尽管它们在历史研究方面的预算和空军相比几乎是九牛一毛。我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在海军历史中心梳理它们的记录，其中包括古巴周边封锁线的实时报告、海军作战部长的办公日志以及每日的情报总结。我想要感谢海军历史中心的蒂姆·珀蒂和海军航空历史分部的柯蒂斯·A.乌茨。

比起海军，美国空军在档案记录方面就做得非常糟糕，因为这些记录基本上都难以被学者获取。目前为止，空军解密的大部分记录都是部队历史，而鲜有像命令、电报和报告之类的原始材料。这些历史记录有的很有价值，有的则一文不值。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历史的编纂是为了美化空军，而不是为了准确地描述导弹危机期间的真实情况。面对源源不断的导弹危机记录请求，空军的回应仅仅是公开了更多的部队历史，而不是历史背后的原始档案。琳达·史密斯和迈克尔·宾德在机构的限制范围内尽可能地为我提供了帮助，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在我拜访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的空军历史研究部期间，托尼·佩蒂托向我伸出了援手。在我请求有关特定时间的资料时，柯特兰空军基地空军安全中心的路易·阿利非常及时地做出了回应。

研究和写作都是孤独的行当，这也使我更加感激那些在这条路上为我提供帮助的机构与个人。我需要特别感谢美国和平研究所，它在2006～2007学年授予我高级研究员职位。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支持使我可以数次前往俄罗斯和古巴，并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写作，没有它的帮助，情况将大不相同。多亏了美国和平研究所，让我能够用两年时间，而不是六个月来完成这个项目，这也使得本书能够精益求精。美国和平研究所的许多人都向我提供了帮助，而我尤其想要感谢的是理查德·所罗门、弗吉尼亚·布维尔，以及我的研究员克里斯·霍尔布鲁克。

我要感谢塞尔戈·米高扬和谢尔盖·赫鲁晓夫，因为他们提供了对苏联政治系统的第一手洞见，并为我们打开了窥探苏共政治局高级官员日常生活的大门。塞尔戈是他父亲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非正式顾问，并数次陪伴他前往古巴。谢尔盖编辑了他父亲的回忆录，并曾参与过苏联火箭项目。

以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主题研究著述，是一个研究他国及其文化的绝好机会。感谢《华盛顿邮报》在1988～1993年派我出任驻莫斯科记者，使我在开始这个项目之前就已对俄罗斯及俄罗斯人有了一定的了解。而我再次拜访莫斯科时，又得到了斯韦特兰娜·切尔翁纳亚极大的帮助。列娜·伯格安诺娃是我在基辅的向导，她是一位出色的社会学博士生。古巴和拉美对我来说基本上是陌生的。我要特别感谢米里亚姆·阿罗塞梅纳，她教我学习西班牙语，并向我介绍了拉美的文化、历史和文学。多亏了她，我在古巴调查时才能不依赖翻译和官方向导。

我在写作前一本书的时候，得到了阿什贝尔·格林的诸多建议，受益良多，他是美国最出色的编辑之一，在克诺普夫出版社任职23年后于2007年退休。与他共事过的作者包括安德烈·萨哈罗夫、瓦茨拉夫·哈韦尔和米洛万·吉拉斯，可想而知他是我所能找到的最理想的搭档。我会非常想念和他共事的时光。他把我的书转交给安德鲁·米勒，米勒编辑在改进本书方面为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我还想要感谢的克诺普夫出版社人员包括保证本书准时出版的萨拉·谢比尔、文字编辑安·阿德尔曼、图书设计师罗伯特·奥尔森、地图绘制师戴维·林德罗特、制作编辑梅根·威尔逊，以及为本书设计漂亮封面的杰森·布赫。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经纪人雷夫·萨加林，感谢他的友情和支持。

在莫斯科，彼得·贝克、苏珊·格拉瑟、彼得·芬恩、谢尔盖·伊凡诺夫和玛莎·李普曼都不辞辛劳地向我伸出援手。在波士顿，亚历克斯·比姆和基基·伦德伯格的友好接待令我倍感温暖。在伦敦，彼得·多布斯、米歇尔·多布斯，以及我的兄弟杰弗里·多布斯一直慷慨地为我提供食宿。

除了克诺普夫出版社的编辑们外，还有一些人不辞辛劳地阅读了我的手稿并提供了有用的建议，他们包括汤姆·布兰顿、斯韦特兰娜·萨夫兰斯卡娅、雷蒙德·加特霍夫、戴维·霍夫曼、玛莎·李普曼。特别感谢马丁·舍温，他的评论锋利如刀，句句击中要害。我的母亲玛丽·多布斯本身也是一位作家，她对我的早期手稿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我不得不用两个月的时间进行修改。

我最需要感谢的永远都是我的妻子莉萨，以及我的三个孩子亚历克斯、奥利维娅和乔乔。我把本书献给奥利维娅，在我沉浸于本书的两年间，她的音乐创作才能、语言天赋以及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都绽放出了美丽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