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某种意义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取决于乌克兰的命运。[1]对说英语的读者来说，这种说法似乎能最终证明大部分教授都疯了。没有哪个协约国士兵认为自己曾为了乌克兰冒生命危险，他们中只有少数人听说过那个地方。1914年的德军士兵也是如此。在这次战争爆发一百周年之际，大量英语著作出版，其中只有极少数提到乌克兰。大部分著作都是关于战争中英国、英联邦自治领的，以及美国士兵和平民的经历。另有很多著作争论战争对社会以及英语世界的文化的影响。乌克兰的命运和这些全无关系。

尽管如此，我的说法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牵强。没有乌克兰的人口、工业和农业，20世纪初的俄国就不再是大国。如果俄国不再是大国，德国完全有可能在欧洲确立霸权。1917年的俄国革命暂时摧毁了俄国的国家、经济和帝国。俄国的确一度失去了大国地位。这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乌克兰的独立。1918年3月，德国与俄国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2]签订和约，结束了一战的东线战事。在这份条约中，俄国被迫承认乌克兰是原则上的独立国家、实际上的德国“卫星国”。倘若《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得以维系，德国会赢得一战。若想赢得战争，德国不需要在西部前线取得全胜。西部的平局，加上俄罗斯帝国的衰落以及德国对东欧的统治，就足以确立柏林的欧陆霸权。事实正相反，协约国在西线的胜利摧毁了德国在东部建立帝国的希望。作为结束了一战的停火协议的一部分，德国不得不放弃《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以及在东欧征服的土地。苏维埃俄国重返真空地带，收复乌克兰，并重新奠定苏联帝国的基础。

这强调了关于一战的一个基本要点：同英语世界中近乎普遍的假设相反，这场战争的首要性质是东欧的冲突。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奥匈帝国王储在欧洲东南部的萨拉热窝（Sarajevo）遇刺。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遭暗杀，这件事导致东欧两大帝国奥匈帝国与俄国变得敌对。由于担心自身的安危，法国和英国被拖入这场首先始于东欧冲突的战争，因为如果德奥同盟战胜俄国，欧洲的权力天平就会决定性地向柏林与维也纳倾斜。诚然，法军、英军和美军凭借在西线的努力赢得了一战的胜利，但是1918年时主要是东欧失去了和平。一战的重大讽刺之处在于，最初这场冲突的最主要内容是德意志政权和俄国争夺欧洲中东部的控制权，结果却是两败俱伤。奥匈帝国解体后分化成很多无力自卫的小国家，在欧洲中东部留下地缘政治空隙。更糟的是，凡尔赛秩序以德国和俄国的战败为基础建立，没有顾及这两个国家的利益或看法。德国和俄国具有成为欧洲最强国家的潜力，因此凡尔赛方案必然是十分脆弱的。二战也是在东欧爆发的，这并不是巧合：1939年9月，《凡尔赛条约》的关键产物之一波兰遭到邻国德国与苏联的入侵。经历了一代人的休战后，从很多方面来说，一战的真正终结是1945年5月苏军占领柏林。

本书赋予俄国它应有的地位，即一战史的最中心。最重要的是，本书不仅研究俄国在战争起因中的作用，也研究冲突发展的方式及其长期影响。然而，如果说本书可以被称为一战俄国史，那么也可以说它是俄国革命的国际史，就俄国革命而言，本书主要关注其起因。俄国对欧洲国际关系来说很重要，反之亦然。俄国努力成为欧洲和世界性的大国，这对俄国现代史造成了重大影响。对俄国人民的命运来说，这个因素产生的影响很可能是最大的。在本书涵盖的1904～1920年，这一点更名副其实。如果没有一战，我们或许仍可以相信布尔什维克能取得俄国政权，但由于本书列举的诸多原因，他们很可能无法保住政权。然而，如果说战争对俄国革命史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么这句话反过来也是成立的。俄国革命给德国提供了赢得一战的最佳机会。更重要的是，由于1917年“十月革命”，俄国肯定无法在凡尔赛参加重塑欧洲的计划，在休战期间它仍是修正主义政权。俄国与曾经的盟友英国、法国之间存在深深的怀疑和敌视，这就影响了制约阿道夫·希特勒并避免二战的努力。

有很多理由支持写俄国一战史。历史上，关于一战起源的研究最为详尽。虽然西欧的史学家或许能对战争起因提出新的解释，他们却不大可能发现新的重要证据。在这个意义上，俄国是最后的前沿。苏联时代，西方史学家无法接触其外交和军事档案。限制也存在于俄国史学家的写作中，有时还存在于他们的阅读中。我能用大半年时间在重要的俄国档案馆为本书的写作做研究，这对我来说十分有利。这些档案馆中，最关键的是莫斯科的外交部档案馆。我完成研究后过了一周，由于该建筑迅速下沉，陷入莫斯科地铁空间之中，档案馆关门了，而且尚未重新开放。我在外交部档案馆和其他六个俄国档案馆找到的材料，为俄国对外政策与政策之下的力量提供了明显更全面的理解，有时这些解读还是全新的。

从俄国视角研究一战是重要的，因为当时俄国不仅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作用还常被误解、被边缘化。可是这远非故事全貌。相对于以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的观点及假设为基础审视那个年代的历史学家，采用俄国视角可以促使我们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观察并解读一战。于是乎，本书肯定不只是对俄国战争的研究。相反，本书是从起源的立场研究整个战事。如果俄国必定占据舞台中心，本书也有足足三分之一的内容涉及其他国家以及欧洲和全球背景。

苏联时代的研究认为，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大国争夺殖民地市场、原料和投资地点的帝国主义竞争。不论是我，还是当代很多严谨的一战史学家，都不赞成这种看法。另外，我的确认为，战争和我理解的帝国与帝国主义存在莫大干系。在我看来，帝国首要的是国力。除非一个国家是（或者说，至少曾是）大国，否则它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帝国。然而，帝国是具有特殊属性的大国。这些属性包括统治广袤的领土和诸多民族，且未取得这些民族的明确同意。对我来说，帝国主义只是支持创造、扩张和维系帝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政策。

1914年之前，符合这种定义的帝国和帝国主义控制了全球。对于构成核心的帝国人民来说，帝国是荣誉、地位和人类历史上有意义的角色的源泉。帝国主义时代的地缘政治基础是，人们认为对20世纪初所有真正的大国来说，大陆级别的领土和资源具有关键作用。对于欧洲国家（1914年，欧洲人仍然掌控全球大部分地区）来说，只有通过帝国才能获取这类资源。全球一些地区成为附庸，另一些则被占领，在占领程度上，从被保护国到政治和经济势力范围不等。1900年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在于，几乎没有可让帝国主义掠夺者瓜分的领土了。欧洲国家在领土、地位和影响力问题上讨价还价。讨价还价背后，总有关于国力和敌对国在通过开战来捍卫权利主张这件事上的准备程度的考量。尽管大部分大国声称它们在推进文明事业，但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考虑它所征服的民众的愿望。1900年，民族主义对帝国的挑战开始浮现。如果说帝国主义似乎是关于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和力量的未来浪潮，那么种族民族主义看起来是巩固政治社群、赋予政府正当性的最佳手段。我所说的现代帝国的重要困境，就是指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日益增长的冲突。[3]

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现代帝国的困境是一战起源的核心。对于说英语的人来说，这听来格外奇怪。“帝国”“帝国主义”等词表示战争首先起源于亚洲或非洲。原因在于，根据英美的理解，现代帝国大都是欧洲之外的事。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英帝国的确几乎存在于欧陆之外的事实。对列宁和他之后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现代帝国主义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它同西欧发达国家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对殖民市场及原料的争夺联系在一起。在当代英美历史系，帝国的研究同种族、性别和所谓的后殖民地研究密切联系，因为这些被视为当时英美社会的中心，更不用说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关系。这种趋势又一次将欧洲的帝国排除在势态之外。

认为20世纪的帝国是欧洲之外的事物的想法，也轻易地促成了更深层的假设：一方面，欧洲与其曾经的白人殖民地之间存在根本对立；另一方面，欧洲与非白人世界之间也存在根本对立。这种假设的简称是“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1991年苏联解体，“第二世界”的概念随之消失。本书的目的之一便是再度使用“第二世界”一词，并将它用于1914年以前的欧洲。这个第二世界西起爱尔兰和伊比利亚半岛，南至意大利和巴尔干，东至俄罗斯帝国。尽管这些国家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面对1900年开始浮现的大众政治时代时存在相同的问题。正如我在本书中试图展示的一样，通过与第二世界中同等国家的问题相对比，有时可以澄清俄国的问题。

巴尔干地区是典型的第二世界区域。伦敦和柏林的上层人士会认为这片地区完全是欧洲地区吗？更切题的是，维也纳统治者如何看待这片区域？本书的论点之一是，奥匈帝国对待塞尔维亚的政策采取了类似形式，而且该形式由在全球其他地区定义了欧洲帝国主义的理念巩固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南斯拉夫发起不结盟运动。当时，站在贝尔格莱德的立场上，可以轻易地认为1912～1918年的塞尔维亚战争是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举个例子，塞尔维亚对德国帝国主义的反抗可以等同于阿尔及利亚人和越南人争取独立的斗争。这种说法格外激起共鸣，因为一战期间，除了亚美尼亚人，塞尔维亚损失的人口最多。部分由于20世纪90年代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作为，再加上当代西方历史学家普遍否认英雄式民族主义叙述的正当性，如今欧洲人大都认为塞尔维亚人的这种解读站不住脚。尽管如此，通过帝国主义视角观察一战在巴尔干地区的起源仍能提供有趣的深入见解。基本点是，奥匈帝国帝国主义在巴尔干地区面临的风险大于类似政策在其他大陆上面临的危险。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其中大部分能归结为一个词——“俄国”。

自14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便统治巴尔干地区，由于它的衰落，巴尔干地区成了国际矛盾的重要源头。奥斯曼帝国曾横跨欧洲、亚洲与非洲。1900年时，它的衰亡在三块大陆上似乎都迫在眉睫。直到1878年，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遇刺地点波斯尼亚都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名义上波斯尼亚仍然属于土耳其人，直到1908年它被维也纳吞并。吞并引起的危机是通往1914年的主要阶段。1911年意大利对奥斯曼属利比亚（Ottoman Libya）的入侵也起了同样的作用，这次入侵引发了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1914年8月，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人的镇压行动则是这些战争的直接结果，它又导致巴尔干民族主义战胜了奥斯曼帝国。1914年，维也纳希望把它的行动局限在塞尔维亚地区，然而事实正相反，战火烧遍整个欧洲。

奥斯曼帝国的危机之所以带给欧洲国家诸多令人头疼的问题，原因之一是最终奖励似乎显而易见——占领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份奖励对俄国的经济、战略和历史利益格外重要，一战期间，俄国差点儿得到了它。近来，很多历史学家强调了俄国对海峡的野心以及这些野心如何助长紧张态势，继而引起1914年的欧洲战争。[4]他们说得没错。为了理解一战的根源，应当研究俄国在这一地区野心的源头，审视俄国上层和政府内部关于这些野心应当达到何种程度的争论。这是本书的又一个关键目的。然而，必须在帝国主义时代的背景下审视俄国对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野心。这个年代里，英国占领埃及，确保对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的掌控；美国夺取巴拿马地峡（Isthmus of Panama），从而控制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关键性的战略和商业要道。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总的来说，博斯普鲁斯海峡对俄国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苏伊士运河对英国、巴拿马地峡对美国的重要性。

奥匈帝国与俄国在巴尔干的冲突引起了1914年的战争，某种意义上，这场冲突是帝国间争取客户、权力和名望的传统斗争。但到1900年时，我所说的现代帝国的困境在圣彼得堡和维也纳的对立中开始发挥关键作用。1914年，大约四分之三的乌克兰人是俄国人，剩下的生活在哈布斯堡君主国境内。奥匈帝国与俄国的这场冲突和乌克兰人民的未来息息相关，不过英语著作很少承认这种关联的深度。1914年，一些最具洞察力和影响力的俄国观察者认为，奥匈帝国与俄国的这一冲突源头比巴尔干地区发生的任何事重要得多。这让我们回到了当时乌克兰对欧洲地缘政治的重大影响，我在引言的第一句话中就强调了这个主题，它会贯穿本书。

尽管如此，一战的直接原因还是奥匈帝国试图摧毁独立的塞尔维亚国家。维也纳认为塞尔维亚政府不光是战略威胁，还有可能成为哈布斯堡的斯拉夫臣民反叛的潜在致命来源。总的来说，当代历史学家倾向于淡化20世纪初全体帝国，特别是哈布斯堡帝国面临的民族主义威胁。民族主义叙述控制了大量历史撰写，对它的挑战自然很有价值。正如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帝国（以及其他国家）在一战中的出色表现所示，就连衰落的帝国也远远强于很多同时代人对它的看法。在同时代的亚洲，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等多民族国家的存在，可以驳斥任何认为欧洲式种族民族主义的胜利是不可动摇的现代性准则的人。然而我们不能过分延伸这则论证，因为种族民族主义在现代历史上极富影响力，它大大加速了1900年存在于欧洲内外的大帝国的衰落。帝国的困境和民族主义有助于将一战置于更广阔的20世纪全球史背景下。

回过头看，或许大部分欧洲人夸大了民族主义的力量，给血统、语言和种族赋予了不恰当的重要性，但1914年前，他们的确常常这样想的事实对政治和国际关系来说十分重要。只举两个例子。除非考虑这个因素，否则难以理解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很多内政外交政策。将同盟国（即德国和奥匈帝国）联系在一起的德意志团结纽带，某种意义上只是幻想出的虚构事物，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又是关键性地缘政治现实。在20世纪联系说英语的人口的纽带同样如此。关于俄国如何卷入1914年战争，任何研究都得审视斯拉夫团结的理念，换言之，也就是所谓的俄国的斯拉夫传统以及它对俄国民族性和对外政策的影响。1914年前，斯拉夫主义的属性既独特，又对俄国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会在本书中解释原因及影响机制。然而，观察斯拉夫主义时，也有必要将它置于相信盎格鲁-撒克逊团结和德意志民族团结的世界环境下。俄国既没有仰慕者说得那么独特，也没有诋毁者说得那么异常。更重要的是，对跨国民族主义团结力量的信念，在推动国际关系走向1914年的灾难时发挥了重大作用。举个例子，斯拉夫人和条顿人必将斗争的神话是无稽之谈，尽管如此，它却是危险且强大的无稽之谈。

我试图将一战和欧洲历史置于更广阔的视角，或许我像是挑战了欧洲的独一无二的地位，但这远非我的本意。事实上，一战战场很可能会局限在欧洲内部。西半球不可能爆发任何世界大战，因为1914年美国在西半球确立了稳固的霸权。尽管英国人担心，但英国对南亚的统治也是如此。世界大战不大可能在非洲爆发，因为欧洲国家对那片大陆的关心程度不足以让它们为非洲问题冒险而引起全球冲突。1898年，巴黎和伦敦在东非问题上存在冲突，面对英国的反对，巴黎退让了。德皇威廉二世（William Ⅱ）明确告诉所有人，他绝不会为了摩洛哥冒险发动欧洲战争。欧洲国家也不愿意为了东亚或太平洋问题彼此交战。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发生世界大战之前，这个区域的大国（日本、中国、美国）得要先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国。1914年以前，世界大战最可能的根源始终在欧洲。在欧洲，八大国中的六个相隔不远，它们最核心的利益也在欧洲。

六个独立大国组成的欧洲国际体系总是面临崩溃与战争的风险。1914年以前，大国关系本质上是风险博弈，包含相当多的虚张声势和赌博成分。正如之前指出的，在旧制度外交极其礼貌的表象之下，这场博弈的重点很大程度上是估量对手的国力及其用武力支持权利主张的意愿和能力。所谓的权力均势，既是事关欧洲稳定性的关键因素，也是外交官考虑如何维持欧洲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因素。基本上，这意味着五个欧陆国家处于大致均衡的态势，每个国家都决定不让其他国家控制欧陆。倘若哪个欧陆国家显得太强大、太具侵略性，英国——置身海外、半独立于欧洲的大国——便会加入制衡力量，反对该国。

1900年，这套体系面临诸多挑战。1871年，德国统一，这大大增强了传统上比较弱小的欧洲大国普鲁士的力量。19世纪，在欧洲由西向东传播的工业革命让国力的计算更加复杂。1914年，人们有理由认为，如果德国有望成为今天的霸主，那么俄国有望成为明天的霸主。1900年时，欧洲人处于或可被称为英语世界自由全球化的第一阶段，这让事态更显混乱。德国境内，人们急切地谈论“世界力量”“世界政策”，这反映了对这一现实的认知。有些人认为，或许对欧洲均势的考虑已经过时了，现在应该转而考虑全球措施，就此而言，美国的巨大潜力对欧洲国家构成显著挑战。1914年之前，批评国家对外政策的俄国人有时举出这一观点，从而削弱视德国为威胁的均势政策的逻辑。英国上层也随之分为两派，他们的分歧在于，是德国在欧洲的威胁更大，还是俄国在亚洲的威胁更大，以及如何最好地应对这双重挑战。国际关系的长期问题在于，对国力的考量既包括对对手意图的评估，也包括对其能力的评估。此外，别无他法之时，唯有战争可衡量国力。本书的很多内容涉及国力问题。这不仅是指俄国的国力和潜力，也指盟国和敌国如何评估俄国的国力和潜力，以及俄国政府和上层如何判断他国的国力和意图。评估对手的国力总能引起恐惧和不安，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这些评估的核心因素是相当不确定的。

如果国际关系的内容仅限于外交互动和军事力量，那么本书会好写得多。事实上，一国对外政策总是会受到国内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在本书中花了很多时间解释俄国政府的运行机制，以及什么人、什么机构制定并影响对外政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只有在深入钻研俄国制度以及俄国上层的价值观和行为的基础上，才能理解这些复杂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俄国的“民意”整体上敌视德国，战前那些年，它在影响和限制俄国对外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可是这种“民意”是俄国中上层的看法，绝不是战时将承担最大负担的人民大众的看法。研究俄国民意能让人理解为何俄国参加一战，又为何战败。

尽管俄国的例子很独特，但在这方面，国际对比仍然十分重要。1914年之前的两个世代，欧洲社会的整体变革比此前数百年的变化更触及根基。置身于激烈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动之中，平衡很难得到维持。关于变革可能带来的有关未来的预测，甚至让人更加头晕目眩。欧洲上下的共同特征是市民社会的形成，以及它通过媒体、游说团体和执政党施加的影响。用当时的说法，市民社会总是倾向于站在道义一边。就1914年以前的欧洲的国际关系而言，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市民社会经常在引发国际冲突时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一点上它比媒体的影响力更大。这或许只是迎合公众偏见与渴望轰动效应的问题，但它仍然让决策者感到不安与困惑。更严重的是，在削弱作为外交交易基础的理性估量的过程中，对外政策被系统地用于促进国内民族主义者对政府的普遍支持。在这个方面，包括俄国在内，没有哪个大国是无辜的。

主要民族的民族主义或许会给对外政策注入不理智、不可预测的危险因素，而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可能会让帝国面临生死存亡问题。1914年，爱尔兰问题分散了英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注意力。乌克兰问题的威胁对奥俄的未来关系构成巨大冲击。然而1914年时，只有在维也纳，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才被看作需要对外政策解决的紧迫威胁。奥匈帝国领导人将整个欧洲推入不必要的战争旋涡，找不到理由为他们的做法辩解。作为开脱之词，所有评论者都认为民族主义对奥匈帝国构成独特的严重威胁。衰落的大国很难做和睦的邻居，何况衰落的大国是面临民族主义者激进威胁的帝国。1956年，面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英法两大帝国试图通过武力重建它们那衰弱的力量和威望，结果两国在苏伊士遇上了它们的“1914时刻”。英法两国的表现混合了孤注一掷、傲慢与错误的盘算，对于研究1914年奥匈帝国行为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一切显得非常熟悉。比起1914年奥匈帝国的政策在维也纳的反响，苏伊士冒险在伦敦和巴黎面临的公众抗议更多。然而，在这个过程中阻止苏伊士冒险的不是英法的民主，而是两国在华盛顿的重要合作伙伴的坚决否定。这与1914年柏林的行为截然不同。

很多因素能解释为何俄国陷入一战和革命，给这些因素排序的方式之一是用层次分析法看待它们。极点之一是我喜欢称为上帝视角的角度。高高在上地俯视，一切诸如个人与其人格的“细节”，一切机遇和偶发事件，事实上，就连对事件的任何叙述都彻底消失。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只会看到长远的结构性因素，比如这篇引言中已然列出的那些。它们包括全球化和地缘政治、欧洲权力均势以及那个年代的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针对俄国和欧洲为何在1914年开战的研究都不能忽视这些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我们也得记住，1914年战争发生时距离外交危机结束不到两周时间。如果1914年6月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未遇刺，那么欧洲不大可能在那一年发动战争。推迟一场战争或许能避免它。还有一种可能：两年之后，战争也许会围绕新的问题展开，英国没有被卷入，而德国也许会胜利，这样的话，欧洲和俄国的历史走向会发生彻底改变。1914年7月和8月，不到50个人（全是男人）做出了让国家发动战争的决定。仰视视角（worm’s eye view）便是研究这些人在这个短暂时期内做了什么，这种研究以天为尺度，有时甚至以小时为尺度。人格、机会和大事年表显得非常重要。就1914年7月而言，我的讲述几乎全是从仰视视角出发的，但研究导致欧洲开战的危机时不能只研究它自身。它是上溯至1905年的一系列危机和发展的最后一个事件，在很多方面也是之前那些危机和发展的产物，采用仰视视角者必须谨慎地注意到这一点。

在上帝视角和仰视视角之间，还有中间层次的视角。不可能指明属于这一层次的所有问题，但它们共同连接俯视时可见的结构性因素与做出导致灾难的决策的虫豸。显而易见，中间层次视角的成分包括影响决策者的政府体系以及影响这些决策者的想法和行为的制度。仰视视角讲述决策者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中间层次视角探查其背后的预设、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将个人及集体的思考和直觉同上帝视角可见的全球及俄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趋势联系起来。决策者如何理解这个年代国力的含义以及国际关系的性质？他们如何设想未来会发生的一场欧洲战争？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外交和军事决策过程的叙述，但它们绝非日常的决策，因此不会被仰视视角充分考虑。政客和外交官太轻易、太频繁地使用“大国”“均势”等术语，在中间层次，我们需要谨慎地探查它们。这些术语的含义帮我们抓住这个时代国际关系的核心。首先，1914年之前，两大因素主导俄国对外政策：其一是奉行所谓的权力均势，其二是关于俄国的民族性以及俄国人民在欧洲和历史上的地位。可怜的仰视者直到完成讲述时也无望探究这些问题。某种意义上，仰视者的叙述也是赢家的叙述——换言之，是掌握权力、实际制定国家政策的人的叙述。评判一国政策时，也应听取批评者的意见。这些人提出替代政策，质疑奠定政府行动基础的预设、判断乃至核心价值观。这也属于中间层次视角的分析。

从这些角度思考，大大有助于解释本书的结构。前两章采用上帝视角。第一章从全球和欧洲视角观察国际关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大问题。第二章从俄国视角看待这些问题，既向读者介绍俄国政治、特性和对外政策的核心问题，又将它们置于国际背景下。第三章篇幅最长，它总共分成五节。第三章采用中间层次视角。试图理解这一章提出的一些问题，有时也许会让涉足俄国领域的“新人”感到困难，但若想理解其后四章的叙述，第三章的内容非常重要。这一章的叙述从1904～1906年的战败和革命开始，结束于一战爆发。

我在第四章用仰视视角分析1904年的事件，因为俄国的战败和革命奠定了1914年它陷入战争时的国内与国际背景。在俄国国内，这既指新的半宪政体系，也指战败和革命催生的政府新政策，更不用说这些灾难在俄国社会中引起的新情绪。关于国际背景，1904～1906年俄国的短暂衰落和随后的迅速复兴，对欧洲国际关系的动摇和1914年灾难的爆发产生了重要影响。第四至第七章的叙述，为读者再现了从1904年到1914年战争爆发时俄国和欧洲的种种波折。第六章洞察“七月危机”的直接背景，这必然包括国内政治发展对俄国对外政策决策者小圈子的影响。第七章观察“七月危机”本身。最终章观察一战和1917年俄国革命。本书当然不打算提供详细叙述，因为那需要两卷的篇幅。1914～1917年，俄国的战前政策以及奠定它们的价值观和假设的正确性面临严峻考验。最终章的目的之一，便是证明前文指出的问题和弱点如何导致1914～1917年俄国的灾难。另一重目的是考察战争和革命如何密切地相互联系。

因此，本书实际上是三本书。第一，它是本讲俄国如何陷入一战的历史书。这是引人入胜、富含戏剧性、十分重要的故事，讲述它时值得用上更深刻的洞察眼光，并以比英语世界通常所用的材料全面得多的文件为基础。然而，第二，本书亦是整体上和常见解释截然不同的一战解读之作，原因之一是本书通过不为人熟知的俄国视角观察战争。第三，本书也采用从未有过的国际视角介绍俄国革命的起源和结果，这可能促成对20世纪俄国命运的大量原创见解。将上述三本书整合为在俄国、欧洲与全球历史的更广阔背景下关于革命与战争的单一叙述的做法有时很难，但始终是值得的。如果我只是专注于三个角度中的一个，我永远不会获得如此多的知识、发现相关联系。我希望我的读者也能获得类似的回报。

本书的关键前提之一是，一战是此后折磨20世纪俄国的大部分问题的根源。于是乎，理解战争爆发的原因就非常重要。随战争而来的是革命、内战、两次饥荒、集体化、大清洗等。1917年革命让俄国无法参与战后的凡尔赛处置方案，因此从战争开始到1939年欧洲陷入进一步灾难的这段时间，1917年革命大大加剧了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倘若我们一并考虑上述问题，那么让俄国参加一战的决策导致俄罗斯帝国及后来的苏联承担了十分严重的后果。这是悲伤的故事，那么即使本书有时采用严肃语气，甚至不时要求读者关注复杂且不熟悉的问题，读者们也应该会原谅我。

[1] 这看起来也许是历史学家试图将历史同新闻热点联系在一起的无耻尝试。事实上，它是2013年11月13日我在剑桥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Cambridge）演讲的第一句话，那时距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还有很久。

[2] 今布列斯特（Brest）。——译者注

[3] 我在这本书里会明显更详细地讨论这些问题，见 D.Lieven，Empire：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London，2000）。

[4] 首先见 R.Bobroff，Roads to Power（London，2006），and S.McMeekin，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Mass.，2011）。尽管Bobroff 的著作是以更广泛的证据为基础的更平衡的叙述，说英语的历史学家却更关注McMeekin更具争辩性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