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国际

10月26日，星期五，上午7∶50

政治舞台正式揭幕了。距肯尼迪对古巴正式宣布海上封锁已过了4天，然而，美国海军却还没有登上一艘舰船进行搜查。记者们不断地质问封锁的效果。苏联“布加勒斯特号”船长宣布这艘船上面没有任何“违禁品”，于是便毫无障碍地前往哈瓦那，这使得海军将领们怨声一片。

没有人比总统更明白这次封锁行动的公关影响。肯尼迪是个老道的、善于控制媒体的人，他就是自己的公关专家。他邀请出版商到办公室，挑选合适的编辑，电话联系影响力较大的专栏作家或记者，批评口径不一致的内阁成员。肯尼迪勤读报纸，并且也要求他的助理思考如何给媒体“洗脑”。[1]“洗脑”是危机之初他的军事助理提出来的一个说法。对肯尼迪来说，封锁与其说是军事工具，不如说是政治工具，公众意见尤为关键。

为了显示决心，海军选择了对重达7268吨的“马鲁科拉号”（Marucla）进行检查。“马鲁科拉号”是一艘受苏联管辖的黎巴嫩运输船。这艘船正从拉脱维亚的里加（Riga）港前往古巴，声称船上的货物是纸张、硫黄和货车零部件。要从这艘在黎巴嫩注册的、船员由希腊人组成的船上发现苏联违禁武器，概率可谓微乎其微。不过这并非重点，海军想借登船搜查来向公众展示执行封锁的决心。10月25日，肯尼迪对执行委员会说：“我们要向公众证明，封锁是有效果的。”

最接近“马鲁科拉号”的驱逐舰是“约翰·R.皮尔斯号”（John R. Pierce），这艘驱逐舰在周四晚上就开始紧追“马鲁科拉号”了。但是海军认为，如果是由“约瑟夫·P.肯尼迪号”（Joseph P. Kennedy）来执行拦截的话，效果会“更理想”。[2]这艘驱逐舰是以肯尼迪的哥哥的名字命名的，它离“马鲁科拉号”更远，为尽快缩短距离，不得不启动3个锅炉，达到30节的速度。船上的搜查组由6名来自“肯尼迪号”的军官和1名“皮尔斯号”的执行官组成。

在“肯尼迪号”开足马力驶向“马鲁科拉号”的同时，船长在军官室召开了关于登船过程的会议。经过讨论，搜查组最后决定穿白色军服，不配枪。白色军服比卡其色军服显得更加正式，并且给人较好的印象。队长强调，要表现得“友好”和“礼貌”，而不是盛气凌人。[3]10月25日星期四，海军下令要求用更加温和的方式执行封锁。如有必要，登船的搜查队可以给对方发放“糖、杂志和打火机”。每艘船都有200万美元的预算用来发放“人性化物品”。

电报的命令中说：“不得威胁对方。不得将枪口对准商人。”

天刚破晓，“肯尼迪号”便用旗和闪光灯指示“马鲁科拉号”停下并接受检查。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登船。海上波涛汹涌，“肯尼迪号”的救生艇在海面上下晃动，几乎够不到“马鲁科拉号”船员放下的绳梯。肯尼思·雷诺兹（Kenneth Reynolds）中尉是登船组组长，他担心自己会落到水里，显得十分尴尬，最后他成功跳上了梯子。到了上午7点50分，登船人员都登上了甲板。

热心的希腊水手给他们提供了咖啡，并且拉起舱口的遮布，主动邀请美国人搜查。美国人没有找到导弹。一个写着“科学工具”的板条箱引起了雷诺兹的兴趣，结果发现里面是一堆在“学校的旧实验室才能找到的破旧设备”。[4]

搜查员没有时间进行正规的搜查。每一级官员都要求能够立刻通过边带广播汇报情况。五角大楼越来越紧张。白宫想要听到一些好消息。两小时之后，雷诺兹决定，可以停止检查了。他准许“马鲁科拉号”前往哈瓦那。

在华盛顿市区斯图尔特汽车公司大楼附近的街区，到处可见碎瓶子、废弃汽车和成堆的垃圾。[5]这些七层楼建筑后面的小巷里住着流浪汉和酒鬼。因为这里的停车场和公交设施不够完善，中情局的分析师们不得不拼车上班。而且在停车前，他们还不得不清理路面上的碎玻璃。

这座位于华盛顿西北部的第五大街和K街交汇处的斯图尔特大楼也是中情局的图像分析处（这个机构占了最上面的三层楼，下面是汽车展示厅和房产办公室）。每一天，军事邮递员都会带来数百盒胶卷，胶卷是侦察机或卫星从苏联、中国和古巴拍摄的图片。在危机时期，这里可以经常看到黑色大轿车在门口停下，从车里走出内阁官员和将军，匆匆忙忙摆脱推销员和流浪汉的纠缠，参加机密情报汇报会议。

危机期间，亚瑟·伦达尔每天都要通过这座大楼的十字转门，到达能够俯瞰第五大街的办公室。这名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主管整天都游走于华盛顿，向政界和军界官员们汇报最新情报。但是，现在他必须亲自埋头研究最新图片的细节。这些图片是海军“十字军”战斗机在古巴中西部拍下的，已经过专门的图片分析人员彻夜不休的分析。

对U-2侦察机在高海拔地区拍下的照片研究了几周之后，终于轮到检查在低海拔地区拍摄的照片了，这些照片更加清晰、具体。即使是门外汉，也能很快发现那些属于苏联导弹营的特征：长长的导弹存储帐篷、混凝土发射架、燃油卡车、存放核弹头的掩体以及支路网络。海军“十字军”飞机飞过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到棕榈树下有人走动，还有人到处寻找地方隐蔽。

这次连夜整理的情报也包括一些此前从未见过的关于古巴军事设备和武器系统的信息。[6]在雷梅迪奥斯低空拍摄的照片上，能够看到一排排的T-54坦克、电车、装甲车、储油站和至少100顶帐篷。从营地布局以及帐篷和车辆的分布来看，这明显是苏联的军营而不是古巴的。这些是作战部队，而不是美国情报部门先前认为的“技术人员”，而且人数上还远远高于他们估算的数量。

图像分析员让负责人注意带有类似鲨鱼鳍状的方形物体，这些物体约35英尺长，放置在雷达车旁边。伦达尔知道，这就是克劳夫野战火箭（美国称之为“FROG”，而苏联方则称之为“月神”）。虽然无法确定这种火箭是常规性武器还是核武器，但军事专家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苏联在古巴除了瞄准美国的导弹以外，也极有可能配备短程核弹头导弹用于摧毁入侵古巴的美军。

低空拍摄的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场图像则包含了更糟糕的消息：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苏联军事活动频繁。路面上留下的车辙说明，苏方连夜进行了导弹演练。大多数发射场都是经过军事伪装的，有些地方伪装得比其他地方更不易被识别。一些导弹发射器上面有塑料挡板遮盖，但分析师们也能通过先前拍摄的图片确认下面隐藏的东西。从卡拉瓦萨尔（Calabazar de Sagua）拍摄的图像细节清晰，足以辨认出伪装网的杆子。在圣克里斯托巴尔，能够清楚看到用来固定导弹帐篷的绳子。

尽管苏联人使用了迷彩伪装，图像分析员们仍能看到将导弹帐篷和隐藏在树林里的发电机、控制台连接起来的电缆。在大部分的发射场，他们都发现了经纬仪，这是一种用来调整导弹在发射台上的位置的精密仪器，附近停着燃油车和氧化剂拖车。尽管没有一枚导弹呈竖直状态，但中情局认为，大多数导弹能在6～8小时内发射。

将图像与由奥列格·潘科夫斯基提供的R-12导弹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员们认为，这6枚中程导弹中，有4枚处于“完全作战状态”，而剩下的2枚则能在几天内进入作战状态。[7]

伦达尔一边查看图片，一边考虑着如何把最新消息汇报给总统。他源源不断地提供坏消息，尽可能避免造成“戏剧性的转折”。他对任何能够造成“巨大恐慌”的事件保持警惕。[8]但他也知道，必须简明扼要地陈述事实，“这样决策者才能像照片分析员一样，确信危机已经到达了新的阶段”。

空中侦察始于拿破仑战争时期。早在1794年的莫伯日（Maubeuge）战役中，法国军队就使用了一种军事观察气球来监视荷兰和奥地利的军队。美国内战期间，一位名叫撒迪厄斯·洛（Thaddeus Lowe）的科学家发明了一种远程汇报系统，他们将一只热气球放到波多马克河上方，借助气球汇报驻守在弗吉尼亚州的联盟军队的动向。利用从气球上获得的信息，联邦军队的炮兵无须看到对方的位置，就可瞄准联盟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和德国都使用两架空中侦察机来拍摄敌方的位置。照相侦察技术在二战期间得到了极大发展，既能够辨识目标，也能够检查对德国和日本进行的大轰炸所造成的破坏。

就像大多数高级分析师一样，伦达尔也在二战中担任过图像分析师，专门分析来自日本的轰炸信息。他总是鼓吹空中照相的作用。[9]他鼓吹这类技术在二战期间贡献了80%～90%的有效军事情报，在冷战中也能发挥相似的作用。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建造U-2侦察机后，军事情报就增加了很多。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照相机也发明出来了，这种照相机能够从7万英尺的高空拍摄1英尺长的物体。后来，对图像技术的需求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仅仅在1962年10月，伦达尔的手下就参与了600次不同的图像分析项目，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的导弹测试场到上海的发电厂，再到塔什干（Tashkent）的飞机制造厂。[10]

到了60年代早期，高空侦察技术衍生了一系列分支学科，诸如“帐篷学”“掩体学”“板条箱学”。图像分析师们会花几天时间分析前往埃及或印度尼西亚等地的苏联舰船甲板上的板条箱，测量箱子的尺寸，并且猜测里面可能隐藏的物品。1961年，中情局出版了关于不同板条箱的辨识说明，并且指导特工了解米格-15战斗机板条箱和米格-21战斗机板条箱的区别。在9月下旬，分析师们准确地判断出前往古巴的苏联船只携带的是伊尔-28轰炸机，“板条箱学”获得了极大赞誉。[11]由于伊尔-28轰炸机有能力进行核打击，这个发现促使肯尼迪同意在10月14日派出U-2侦察机飞往古巴侦察苏联的军事部署。

仅仅看着船体照片以及研究船在水中的停留位置，分析师们就能推断出一系列信息。有些苏联前往古巴的船是在芬兰制造的，这类船有长长的舱口，原本是用来运输木材的。然而图像显示，这些船吃水不深，令人生疑。合理的解释就是导弹比实木要轻得多。

一名经验丰富的照片分析师能从一些看似不重要的细节中发现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信息。分析师们能由棒球场联想到古巴军队，由足球场联想到苏联军队；花圃能够提供关于苏联战斗序列的线索，因为有些军队会使用多种颜色的花来展示自己的团徽；大量的混凝土则说明此处可能有核设备。尽管这些分析师没有身处古巴，但是他们似乎能够感受到那里的节奏，那里的情绪，仿佛已身临其境。

伦达尔的高级助理迪诺·布鲁焦尼（Dino Brugioni）后来曾这样描述使古巴诡异而迷人的众多元素：

早晨炽热的太阳；午后的云朵和雨点；棕榈、松柏和落叶植物；长得高高的沼泽禾草；平原上的甘蔗地；人群聚集的小镇；俯瞰海滩的大房子；农房上的稻草屋顶；豪华的疗养胜地；辽阔而富足的庄园和农庄；无处不在的棒球内场；哈瓦那的国际情调，圣地亚哥被遗忘的面貌；海岸线后突然升起的马埃斯特腊山；连接中部蔗糖加工厂和甘蔗地的狭窄铁路；派恩斯岛（Pines）与世隔绝的大型监狱；盐场；船只和渔港码头；古巴境内纵横交错的公路。[12]

这个热带天堂的中心就是苏联的导弹发射场，犹如一块外来的赘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