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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1 外放：贬黜与平反，1946～1954
朱可夫在1946年4月从柏林返回莫斯科时，并未想到自己的命运就要急转直下。在他检阅红场的五一游行时，这位卫国战争的英雄，作为斯大林军事上的得力助手，看上去似乎会长期据有显赫的位置。但仅仅过了一个月，朱可夫就不得不在最高军事委员会（Higher Military Council）面前接受讯问，罪名是以自我为中心和不尊重自己的同僚。
会议是在6月1日召开的，由斯大林主持，与会者有苏共高级领导人拉夫连季·贝利亚、尼古拉·布尔加宁、格奥尔吉·马林科夫（Georgy Malenkov）、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还有一大群将军和元帅，包括谢苗·布琼尼、菲利普·戈利科夫（Filipp Golikov）、列昂尼德·戈沃罗夫（Leonid Govorov）、伊万·科涅夫、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帕维尔·雷巴尔科（Pavel Rybalko）、谢尔盖·什捷缅科、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Vasily Sokolovsky）、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以及尼古拉·沃罗诺夫（Nikolai Voronov）。科涅夫和索科洛夫斯基后来都声称在会上为朱可夫做了辩护，而朱可夫本人也回忆说，军队领导人大多支持他。[1]不过，很难想象，他们反对斯大林不只是在做做样子。我们并没有关于此次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的速记记录，但当时的情形多半是这样的：在宣读了起诉书之后，有人发言表示支持相关的指控，接着就是朱可夫认错。那些在场的人，可能会说些关于朱可夫的忠诚和战绩之类的话，但也仅此而已。任何较为激烈的抗议都会为他们自己招致与朱可夫同样的命运。可以肯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解除朱可夫地面部队总司令职务并将其调任某个军区司令的决定——这一决议是由6月3日的部长会议执行的。次日，朱可夫便把指挥权移交给了自己的副手科涅夫。[2]
诺维科夫的指控
朱可夫的失势还要从1946年3月A.A.诺维科夫（A.A.Novikov）元帅被解除苏联空军司令的职务说起。诺维科夫是所谓的“飞行员事件”（Aviators Affair）的牺牲品，那是以在战争期间制造的战斗机质量低劣为名而对苏联飞机工业的清洗。朱可夫是负责调查此案的委员会成员，尽管他对此似乎并不积极。
4月，诺维科夫被捕，并受到苏联安全人员的审讯。4月30日，国家安全部（MGB）头头维克托·阿巴库莫夫（Viktor Abakumov）给斯大林送去了诺维科夫的口供，指责朱可夫是个“极端迷恋权力的自大狂，他喜欢荣誉，不能容忍不同的声音，而且希望别人尊重他、顺从他”。接着，诺维科夫又讲了朱可夫在战争中是怎样只看到自己的重要性而抹杀别人的贡献的。对朱可夫最具杀伤力的是，诺维科夫详细描述了他所谓的朱可夫对最高统帅斯大林的不敬。[3]
斯大林去世后，诺维科夫被释放并得到平反。这时候，他声称自己对朱可夫的指责是屈打成招。这很可能是实话。但是，诺维科夫之所以想要指控朱可夫，也有可能是因为在他看来，朱可夫作为调查委员会成员对于整倒自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管怎样，斯大林对诺维科夫的话是宁可信其有的。6月9日，他向军方高层发布命令，重申了有关指控并宣布将朱可夫调往克里米亚的敖德萨军区。据称，朱可夫的错误是，在他与统帅部的关系中有“不当和有害的行为”。作为一个有着过分的个人野心的人，该命令说，朱可夫把卫国战争中所有重大军事行动的胜利都冒称为自己的功劳，而且还在自己身边拉帮结伙，对政府说三道四。在朱可夫想归功于自己的那些胜利中，就包括柏林战役。但是，该命令说，如果没有科涅夫和罗科索夫斯基部队的支持，就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柏林拿下。该命令强调，朱可夫认识到了自己的“严重错误”已经使他不能再继续担任地面部队总司令一职。[4]
斯大林为什么要利用诺维科夫的指控来解除自己刚刚才任命的朱可夫的职务？一种可能是，关于朱可夫，斯大林有他自己的信息渠道，而这些渠道证实了诺维科夫所说的某些内容。苏联军政领导人受到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包括对他们的公寓和别墅进行窃听，这在当时司空见惯。[5]虽然很难相信朱可夫会贬低斯大林——哪怕是在私底下——但他言过其实，把战争中的胜利归功于自己，这一点却不难想象。相对于自吹自擂这种过错而言，降职对朱可夫来说似乎有点儿小题大做，毕竟这种毛病在将军们中间是很常见的。但斯大林在战后的心态比较脆弱。独裁者此时已年近七十，战争对他的身心造成了严重影响。对于自己核心圈子中的成员，哪怕是察觉到他们有小小的越轨行为，他都会大发雷霆，动辄便加以训斥。20世纪40年代，这样的命运落到了许多人的头上，朱可夫只是其中之一。例如，1949年，斯大林解除了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部长职务，原因是他拒绝投票赞成开除自己妻子的党籍（她是犹太人，被指控为与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有联系）。[6]斯大林还决定加强对军队的控制，防止把它在战争中的表现捧得太高。斯大林把朱可夫降职外放，就是要向红军表明他仍然是头，同时也警告其他将领，他不会容忍任何不忠的迹象。[7]
20世纪60年代，当朱可夫被问及自己降职一事的时候，他认为那是因为嫉妒，但与其说是斯大林嫉妒，不如说是独裁者身边的人嫉妒，尤其是贝利亚。[8]朱可夫还有一个说法：斯大林之所以会反对他，都是因为布尔加宁作祟。布尔加宁是斯大林在国防部的政治副手，事实上还在1947年接替斯大林担任了武装力量部部长。在后苏联时代版本的朱可夫回忆录中，有一段是描写他如何与布尔加宁发生冲突的：那是1946年他刚刚回到莫斯科不久，是为了指挥系统（chain of command）以及军队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布尔加宁想让指挥系统通过自己与斯大林联系，而朱可夫想直接与那位苏联领导人联系。对朱可夫来说，不幸的是，当此次冲突被报告给斯大林的时候，独裁者却站在布尔加宁一边。在另一篇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朱可夫描述了他与布尔加宁因为对被列入预备役名单的退伍军人的指挥问题而发生的冲突。[9]
6月中旬，朱可夫动身前往敖德萨。他决定以平常心对待此事。“当时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保持自我，”他告诉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我知道他们在等着我认输，以为我在军区司令的位置上一天也待不下去。我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当然，名声就是这么回事。它同时也是把双刃剑，有时会伤到你自己。经过这次打击，我竭力保持曾经的我。从中我看到了自己内心的救赎。”[10]这种平常心的一个外在表现是，8月，朱可夫战后第一次带着自己的家人度了假，去的是隔着黑海与敖德萨相望的苏联度假胜地索契。跟他一起度假的还有罗科索夫斯基元帅。[11]但朱可夫的麻烦远远没有到头。8月23日，布尔加宁向斯大林报告，有一趟火车，装了7个车皮、85个纸箱的德国制造的家具，在苏波边境被海关拦下。这些家具本来是要送给在敖德萨的朱可夫的。这趟车被放行了，但敖德萨的海关官员接到指示，对这些货物不能有任何特殊照顾。[12]
1947年2月，朱可夫被取消苏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即没有投票权）的资格，理由是他有反党情绪。2月21日，朱可夫写信给斯大林：
我被取消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资格，这深深地伤害了我。我不是个一心想往上爬的人，把我调离地面部队司令的岗位我也毫无怨言。九个月来，我作为军区司令一直在勤奋工作，即便我的调动是基于诽谤性的供词。我想对您说，我会纠正我所犯下的所有错误。九个月来，我一次也没有受过批评，说这个军区搞得不好。我认为自己现在干得很好，但看来又有人在说我的坏话。我请您，斯大林同志，听我把话说完，我会向您证明，那帮诽谤我的小人在欺骗您。
2月27日，朱可夫又写信给斯大林，承认自己在战争期间犯过错误，包括把胜利的功劳太多地归于自己，而没有充分承认最高统帅的作用。但是，他依然坚决表示，诺维科夫说他敌视政府的指控是诽谤：“斯大林同志，您知道，我总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执行您的指示，而不会顾及我自己的生命，哪怕是在最危急的形势下也毫不犹豫。”
按照苏联人的标准来看，朱可夫的申诉是非常有尊严的。处在朱可夫那种情况下而又不遗余力地讨好斯大林的人并不少见，他们通常都会歌颂这位伟大领袖的天才。这两封信都是由布尔加宁转交给斯大林的，但独裁者没有回复，也没有再见朱可夫。[13]相反，反朱可夫的运动还在继续。1947年6月，他因为在歌唱家利季娅·安德烈耶夫娜·鲁斯拉诺娃1945年8月访问柏林时给她颁发过军功章而受到严厉批评。（有一次，在她演出之后，朱可夫用手风琴为她伴奏。“作为元帅，他弹得不错。”这位歌唱家后来回忆说。）受到严厉批评的还有一位跟了朱可夫很长时间的政工军官K.F.捷列金（K.F.Telegin）将军，因为是他签署的嘉奖令。朱可夫受到的处罚是训诫，捷列金则被开除军籍，并从正式党员降为候补党员。1948年，捷列金、鲁斯拉诺娃以及她的丈夫V.V.克留科夫将军，因为与朱可夫有联系而遭到逮捕和关押。[14]“1947年的时候，我成天提心吊胆，害怕被逮捕，”朱可夫回忆说，“我还准备了一只袋子，把我的内衣放在里面。”[15]
接下来事情越发不妙：朱可夫在德国负责苏联占领区期间搞到的战利品现在受到了调查。1948年1月，斯大林批准对朱可夫在莫斯科的公寓和乡间别墅进行秘密搜查。1月10日，负责国家安全的阿巴库莫夫向斯大林报告，自己的手下找到了大量黄金、珠宝首饰、银器、丝绸、昂贵的书籍、皮草及外国家具。阿巴库莫夫给斯大林写道，在那座别墅里四处转一转，就不太搞得清楚它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德国。[16]
赃物中有朱可夫收藏的20件手工制造的打猎用的武器，其中包括知名的英国Holland & Holland公司制造的猎枪。
随着一些曾经与朱可夫一起在德国服役的军官的被捕，他所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那些被捕的军官中有A.S.谢莫奇金上校，他在1940～1946年担任过朱可夫的副官。谢莫奇金的口供被送给朱可夫征求意见。1948年1月12日，朱可夫给主持调查其战利品问题的A.A.日丹诺夫（A.A.Zhdanov，斯大林的意识形态主管）写了回信，为自己辩解说那些东西是他用自己的钱买的，或者是别人给他的礼物。他还否认了谢莫奇金的指控，即他从官方基金中额外收了钱用于购物。他还指出，自己别墅中的家具是由国家安全部提供的！不过他也表示懊悔，为自己和家人买了那么多东西。他说其中有些应该交给国家。最后，朱可夫恳求保留自己的党籍，这样他就可以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并努力做个好党员。[17]
朱可夫的恳求和解释并没能打动日丹诺夫的委员会——它说那都是些不诚恳的托词。1月20日，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构——做出裁决：朱可夫可以保留他的党籍，但所有私自占有的财物都要上缴国家。决议还包括，把他降为一个不太重要的军区司令。于是，1948年2月4日，朱可夫被调到总部设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乌拉尔军区。[18]
对于自己受到的进一步惩罚，朱可夫没有怪罪斯大林，而是怪罪阿巴库莫夫和贝利亚。实际上，他还认为是苏联独裁者保护了他，没让他被捕。[19]斯大林去世后，阿巴库莫夫受到审判并因为滥用权力而被处死，成了斯大林时代晚期多次清洗（包括对朱可夫的清洗）的一只合适的替罪羊。但是，阿巴库莫夫只有在得到斯大林的支持，或许还是他的指使的情况下，才能对朱可夫那种地位的人动手。该对朱可夫受清洗负责的正是苏联独裁者本人，而且决定惩罚力度大小的也是他。惩罚本身，即剥夺物质上的好处并外放，相对来说并不算严厉。最大的侮辱也许在于，在修撰卫国战争的历史时，朱可夫没有被写进去。描写胜利阅兵的绘画也把他从画面中删掉了。1948年的一部关于莫斯科战役的纪录片，朱可夫的名字几乎没有被提到。1948年8月雷巴尔科将军去世的时候，《真理报》的讣告中列出了苏联所有元帅的名字，唯独没有朱可夫。[20]在1949年的一张描写斯大林和他的高级将领一起策划斯大林格勒大反攻的招贴画中，也看不到朱可夫的身影。
那些在“朱可夫事件”中受到牵连的人，其中许多人的遭遇都要坏得多。鲁斯拉诺娃、捷列金、谢莫奇金等人被关了起来。最倒霉的要数伏尔加军区的戈尔多夫将军（他曾在1942年指挥过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他的参谋长雷巴利琴科（Rybalchenko）将军。他们在交谈时对斯大林对待朱可夫的方式表示不满，结果被国家安全部录了下来，两人都被逮捕并枪毙了。[21]
“朱可夫事件”的所有受害者都在斯大林去世后得到了平反，包括已不在人世的戈尔多夫和雷巴利琴科。朱可夫还亲自活动，以求获得对克留科夫的宽大处理。[22]朱可夫本人的平反在斯大林还在世的时候就开始了，这可能是得益于华西列夫斯基于1949年取代布尔加宁成为武装力量部部长。1948年，朱可夫的女儿叶拉嫁给了华西列夫斯基的儿子尤里（Yuri），这种姻亲关系巩固了他们两人之间的联系。1949年10月，《真理报》刊登了F.I.托尔布欣元帅去世的讣告，朱可夫也在署名者之列。[23]1950年，朱可夫作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代表，和其他许多高级军官一起，再次当选为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代表。1951年，他作为政府代表团成员访问华沙，并在那里遇到了时任波兰国防部部长的罗科索夫斯基。朱可夫在自己的华沙之行期间还就波苏关系发表了演讲，而且演讲的内容还发表在《真理报》上。1952年，官方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增添了有关朱可夫的条目，尽管不长，但是褒扬性的，强调了他在战争期间为实施斯大林的军事计划而发挥的重要作用。[24]
1952年10月，朱可夫作为代表出席了苏共十九大——这是战争结束后首次召开这样的大会——并恢复了中央候补委员资格。作家兼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在大会上碰到朱可夫，发现他虽然对自己再次被选进中央委员会有点儿意外，但精神状态很好。对于西蒙诺夫有关哈拉哈河战役的小说的出版，朱可夫似乎也很满意。那部小说并没有直接提到朱可夫的名字，但对那位虚构的负责此次行动的指挥官的描述充满了溢美之词。[25]
西蒙诺夫在1952年的大会上也当选为中央委员。他第一次见到朱可夫是1939年在哈拉哈河，结果他写了一系列传记性的人物素描，巩固了朱可夫作为苏联历史上一位充满人情味的英雄人物的声望。西蒙诺夫作为剧作家、小说家、诗人和战地记者，其名声几乎可以比肩朱可夫。1942年2月，《真理报》发表了他的诗作《等着我吧》。这是一首悲伤的挽歌，俘获了整整一代苏联人的情感，而且在当今俄罗斯仍然非常流行：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只是你要苦苦等待。
等到那黄雨
勾起你忧伤满怀；
等到那大雪纷飞，
等到那酷暑难挨。
等到别人不再等待……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一次次死里逃生。
就让那些不曾等待的人，
说我幸运；
他们不会理解：
在濒临死亡的时候，
是你，用你的等待，
拯救了我……
20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对朱可夫的态度趋于软化的另外一个迹象是这位独裁者下达的指示：埃玛努伊尔·卡扎克维奇（Emmanuil Kazakevich）关于“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的小说，要提到朱可夫的名字，而不是说一位无名的“方面军司令”。“朱可夫有他的缺点，我们也已为此批评过他，”据称斯大林说，“但朱可夫在柏林的工作干得很好，至少可以说不赖。”[26]令人诧异的是，朱可夫相信，要是斯大林活的时间再长一点，他就会为自己彻底平反，甚至任命自己为国防部部长。[27]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除了政治生活之外，朱可夫的个人生活也很复杂。在朱可夫于1946年被派往敖德萨时，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是和他一起去的（他们的两个女儿留在莫斯科，放假时可以去探望），但他的战时情人利达·扎哈罗娃也去了，尽管他把这两个女人分开了。利达也跟着朱可夫去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但当朱可夫遇到另一个令他坠入爱河的女人时，她返回了莫斯科。[28]
1950年夏天，朱可夫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因心脏病而住院治疗（他的心脏病已经发作过一次）。主治医生是加琳娜·谢苗诺娃。朱可夫很快就迷上了这个年轻的女人。“她特别吸引我的，”朱可夫回忆说，“是她的漂亮而热情的大眼睛，她的优美的身材，还有她腼腆而端庄的神情。我越是看到她就越是喜欢她……1951至1952年，加琳娜和我变得越来越亲密。那个时候，我无法想象没有她的生活。”[29]1953年年初，加琳娜到莫斯科参加业务培训。在那里，她很快就与朱可夫会合了，因为后者在斯大林于3月去世之后又被召回苏联首都。即将卷入其中的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丝毫没有减弱朱可夫对加琳娜的热情。从1953年8月他给加琳娜写的一封信中——当时她在疗养院度假而他正准备参加一场模拟核攻击的军事演习——可以大致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
你感觉那大海、南国的太阳和高山怎么样？我想在那儿代替它们，为的是可以靠近你，我亲爱的加琳娜。在你离开莫斯科之后，我非常想念你。每天我都想起过去的那些日子，想起你的紧张不安，想起我们的谈话……
你的治疗开始了没有？我们过去多次达成一致的饮食起居的规则你现在还在遵守吗？不要忘了，亲爱的，你必须保持健康，要休息。必须要睡好，睡的时间要长；要尽量吃点东西，而且要尽量长时间地、不停地吃，但不要迟于晚上10点。不要忘了，亲爱的，你已经答应我，你要至少增加5公斤的体重。
明天上午11点我就会到达布拉格。看来我会在那里耽搁几个小时，然后去卡尔斯巴德（Karlsbad）。我不知道到了那儿会怎样，但我现在的心情很郁闷……
我希望亲爱的你一切都好。我很想紧紧地拥抱你，但你不在这儿。随信送上我的吻。你的G.[30]
这在20世纪50年代朱可夫不在莫斯科的时候写给加琳娜的那些信中很有代表性。很显然，朱可夫已经把他的罗曼蒂克的忠诚转移到加琳娜身上，尽管他要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与她同居。[31]事实上，只是在1957年加琳娜与朱可夫的女儿玛丽亚出生之后，亚历山德拉才发觉了这一私情。
朱可夫战后还与自己的私生女马加丽塔恢复了联系，后者曾到敖德萨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看望过他。1948年，马加丽塔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法律。叶拉也在那里，而且是同一个系（她后来成了国际法方面的专家）。20世纪50年代初，这两位同父异母的姊妹的生活道路偶然相交了。遗憾的是，当亚历山德拉发觉之后，她坚决要求叶拉中断与马加丽塔的交往，而且还要求朱可夫，作为忠贞的标志，对他们的婚姻重新登记，因为他们原来的证书已在20世纪20年代遗失了。[32]
这些事情成了朱可夫个人生活中一连串纠葛的开始。这一连串的纠葛要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时，他和亚历山德拉最终离婚了。
斯大林去世和逮捕贝利亚
朱可夫的回忆录就写到他1946年4月从柏林返回莫斯科为止。不过，回忆录还有一个没有发表的结尾，他在其中讲述了自己从斯大林去世到1957年被赫鲁晓夫解除职务那段时间的经历。[33]按照这部分未发表的回忆录的说法，1953年3月4日，朱可夫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接到急电，要他打电话给布尔加宁，后者让他第二天飞往莫斯科。在他到达之后，布尔加宁连忙把他带去参加苏共领导人高级会议，他在那里获悉斯大林的病情很严重——实际上，独裁者在当天晚些时候就去世了。在此次会议上，人们就若干人事变动达成了一致，其中任命布尔加宁为战争部部长，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现任部长）任他的副手。其他的任命包括：格奥尔吉·马林科夫任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再次担任他从1939年至1949年一直担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会议由赫鲁晓夫主持。由此释放的信号是，除了奄奄一息的斯大林之外，他就是苏共最重要的领导人了。朱可夫对自己的新职务颇感意外，因为谁都知道他与布尔加宁不和。后来，朱可夫听说，布尔加宁曾反对他的任命，但苏共领导层的其他人未予理睬。在开始新的工作之前，朱可夫与布尔加宁有过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并且告诉他：“你给我带来了很多不快，让我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批评……但如果你真的想在友好的基础上一起工作，那就让我们忘记过去的那些烦恼。”[34]
在3月9日独裁者的国葬仪式上，朱可夫在军方的仪仗队伍中十分引人瞩目，虽说在红场的群众集会上代表武装力量发表讲话的是华西列夫斯基。[35]“尽管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之后对我不好，”朱可夫回忆说，“我当时还是真的感到惋惜……在斯大林的葬礼之后，苏联人民发自内心地哀悼他的去世，并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党的身上。”[36]
朱可夫的副部长任命在3月15日得到了最高苏维埃的批准。在同一次会议上，战争部被更名为国防部，并与海军部合并。朱可夫迅速得到进一步平反的迹象是，《真理报》在1953年5月发表了一篇由他撰写的庆祝苏联对纳粹德国胜利八周年的文章。文章突出了两方面的主题：一是继续歌颂斯大林在战争中的领导作用以及这位“伟大领袖”的军事天才，二是苏联奉行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
朱可夫在后斯大林时代的首个出彩的好机会，是他在逮捕安全首脑拉夫连季·贝利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3年6月26日早晨，布尔加宁打电话给朱可夫，要他赶到克里姆林宫。他在那里见到了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以及苏共的其他领导人。马林科夫告诉在场的人说，贝利亚正在策划阴谋，反对党的领导，所以必须逮捕他。在赫鲁晓夫插话说有没有什么疑问时，朱可夫回答说：“能有什么疑问？这个任务一定要完成。”在赫鲁晓夫指出贝利亚很强壮而且可能有武器的时候，朱可夫回答说：“在抓人方面我不是内行，以前也没干过这事，但是我不会犹豫的。”于是，朱可夫和另外几个被叫到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军官被告知：等他们听到马林科夫发出事先约定好的信号时，就进入党的各位领导人与贝利亚一起开会的房间。两个小时后，当信号传来的时候，朱可夫进去了。他快步走向贝利亚，告诉他被捕了并扭住他的双臂。接着，朱可夫等人就把贝利亚推出房间，送走关了起来。[37]
贝利亚被判犯有从事恐怖活动和反革命活动罪，然后被处以死刑并执行枪决。后来的某个时候，当有人问起朱可夫他这辈子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朱可夫回答说：“逮捕贝利亚。”[38]
用高级军官来对付贝利亚，这是后斯大林时代打造的共产党政权与苏联军队之间的关系的重要象征。在斯大林去世后，武装力量的地位提高了，甚至被美化了，特别是在卫国战争的胜利方面。军队在其职业范围内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在政治决策上也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尽管党的领导集体仍然牢牢掌控着一切。在斯大林当政的时候，内务安全部队曾经是高压统治的主要支柱，而现在则更多地依靠军队作为国家的最后保障。选择让朱可夫领头逮捕贝利亚并非偶然。作为战争英雄，他的威望很高；有他的支持，党的领导层不但有把握获得武装力量的拥护，还可以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朱可夫将适时地体现出党和军队之间更加合理的权力平衡以及军方在政治上的行动主义——后者从20世纪20～30年代以后在苏联就见不到了，当时负责武装力量的是朱可夫心目中的英雄伏龙芝和图哈切夫斯基。
尽管朱可夫在逮捕贝利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1955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之前，他并没有走上苏联政治事务的中心舞台。在此期间，布尔加宁总是设法在政治上排挤他。朱可夫作为国防部副部长所承担的职责，也使他得不到公众的关注，而且还远离莫斯科。
核试验
朱可夫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监督发展苏联武装力量核战争的能力。[39]1949年8月，苏联试爆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20世纪50年代，它又继续进行一连串试验，包括1953年8月试爆了第一颗氢弹。就在同一时期，美国人的核武库越来越庞大，连同部署在欧洲的战术核武器在内，原子弹就有1000多枚，从而让苏联人感受到了威胁。由于苏联人当时只有50枚核弹，这就意味着除了核力量之外，苏联人在防御中只能依靠自己的常规力量了。
1953年秋天，苏联人在西乌克兰的喀尔巴阡军区举行了一场演习。苏军在演习中模拟遭到战术核武器的攻击。该军区负责人是科涅夫，他在做过一段时间的苏联地面部队总司令（1946～1950年）和陆军总监（1950～1951年）之后，在1951年被调到那里工作。朱可夫协助了演习的准备与实施。当时还决定进行一次实弹演习，在部队附近引爆核弹，并观察爆炸对他们有什么影响。试验是1954年9月在乌拉尔山区南部托茨科耶（Totskoe）进行的，朱可夫从4月开始就在负责它的准备工作。
在按照计划引爆核弹之前，当地居民已被疏散，或者被告知如何保护自己免遭放射性尘埃的伤害。部队也进行了训练，配备了防护服，并隐蔽在专门修筑的掩体中。朱可夫常去视察试验区。有一次，他在观看坦克穿过假想中的污染区发动进攻的时候，发现坦克开得太慢，就让它们停下，把坦克指挥官召集起来，问他们有没有参加过进军柏林的战斗。在得知有人参加过的时候，他要他们按照那时的做法发动一次真正的坦克进攻。朱可夫还担心各种各样的防护措施会扰乱军心。“你们用的那些安全措施让人感到太紧张了，”据说他对参加演习的指挥官们说，“现在你们必须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
核弹实弹演习是在9月14日开始的，当时在距地面1000英尺的空中引爆了一颗中等大小的原子弹。部队就隐蔽在距爆心投影点只有3～4英里远的掩体之中，朱可夫、布尔加宁和统帅部的成员则在大约10英里之外的地方观察爆炸的情况。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波将朱可夫等人的帽子都刮掉了。
按照当时的判断，那次演习总的来说非常成功。演习中的教训也得到了总结，并被吸收进了在1955年开始采用的新的野战条例。该条例假设，各个城市不仅遭到战略轰炸，还受到战术核武器的攻击。大约在同一时期，由于朱可夫的极力主张，核武器的研制也被从负责核弹制造的工业部转交给军方和国防部。[40]
作为国防部副部长，朱可夫在军政统治集团中的地位虽说重要，但还是从属性的。现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朱可夫当时对苏联政府的防务政策产生过任何真正的影响。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公众人物，他也不太突出。如果不是苏联国内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在苏联统治集团中不上不下的朱可夫很可能就会这样湮没无闻，终老一生。1955年1月，政治上的风云变幻把他推到了前台，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这实际上使他在后斯大林时期尖锐的继承权之争中成了左右胜负的人。
[1] G.Zhukov，“Korotke o Staline，” Pravda，January 20，1989.
[2]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lenuma TsK KPSS i Drugie Dokumenty（Moscow：Democratiya，2001），part one，doc.2 and n.2，p.640.
[3]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lenuma TsK KPSS i Drugie Dokumenty（Moscow：Democratiya，2001），part one，doc.2 and n.2，pp.586-591.
[4]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lenuma TsK KPSS i Drugie Dokumenty（Moscow：Democratiya，2001），part one，doc.2 and n.2，doc.3.
[5] 参见P.Sudoplatov，Special Tasks：The Memoirs of an Unwanted Witness—A Soviet Spymaster（London：Warner，1994），pp.313-314，328。
[6] 参见G.Roberts，Molotov：Stalin’s Cold Warrior（Washington，D.C.：Potomac，2012），pp.17-18。
[7] 参见 G.Roberts，Stalin’s Wars：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1939-1953（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chap.11。
[8]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vol.2（Moscow：APN，1988），p.70.
[9] Zhukov，Vospominaniya，vol.3，p.364；Zhukov，“Korotke o Staline.”
[10] K.Simonov，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Moscow：APN，1989），p.330.钱尼修订版的《朱可夫传》使这段内容引起了我的注意。参见O.P.Chaney，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66），pp.373-374。
[11] S.P.Markov，“Poslevoennye Gody，” in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vol.1（Moscow：APN，1988），p.21.
[12] 参见V.Krasnov，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Moscow：Olma-Press，2000），p.463。
[13]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art one，docs.6，8，n.11，p.643.根据斯大林的会客日志，他与朱可夫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46年4月29日。与某些记载相反，朱可夫并没有出席1947年取消其候补委员资格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14]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art one，doc.9，以及n.13，p.643；W.J.Spahr，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Novato，Calif.：Presidio，1993），pp.206-207。
[15] A.Mirkina，Vtoraya Pobeda Marshala Zhukova（Moscow：Vniigmi-Mtsd，2000），p.24.
[16] 参见Krasnov，V. 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pp.467-470。
[17]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p.591-593.
[18]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art one，doc.10.
[19] Zhukov，“Korotke o Staline.”
[20] “Pavel Semenovich Rybalko，” Pravda，August 28，1948.
[21]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p.641-642.
[22] Reabilitatsiya：Kak Eto Bylo，vol.1（Moscow：Materik，2000），docs.26-27.
[23] “F.I.Tolbukhin，” Pravda，October 19，1949.
[24] Bol’shaya Sovetskaya Entsiklopediya，2nd ed.（Moscow：Ogiz，1952），pp.222-223.
[25] Spahr，W.J. 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 Novato，Calif.：Presidio，1993，p.209.
[26] Chaney，O.P. 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380.
[27]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vol.2，p.70.
[28] I.Mastykina，Zheny i Deti Georgiya Zhukova（Moscow：Komsomol’skya Pravda，1996），pp.78-79.
[29] 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zn i Sud’be Polkovodtsa（Moscow：Glavarkhiv，2005），pp.491.这段引文出自朱可夫女儿手中的他的“日记”，但这个日记显得像是事后而不是当时写的，写的时间现在还不清楚。
[30] 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zn i Sud’be Polkovodtsa（Moscow：Glavarkhiv，2005），pp.493-494.
[31] 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zn i Sud’be Polkovodtsa（Moscow：Glavarkhiv，2005），pp.495-503.
[32] Mastykina，I. Zheny i Deti Georgiya Zhukova. Moscow：Komsomol’skya Pravda，1996，passim.
[33] “Posle Smerti Stalina，”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p.620-639.该文件的原件可见于RGVA，F.41107，Op.2，D.1。它是一份既没有署名和日期也没有校订过的打印稿。就像它的编辑们所说的，它不像是朱可夫本人写的，倒像是其他人根据与朱可夫的谈话写的。编辑们认为该文件的日期大概是在1963～1964年。
[34] “Posle Smerti Stalina，” p.621.
[35] “U Groba Velikogo Vozhdya，” Krasnaya Zvezda，March 9，1953.
[36] “Posle Smerti Stalina，” p.622.
[37] “Posle Smerti Stalina，”，pp.623-624.据赫鲁晓夫说，朱可夫进入房间并对贝利亚喊道，“举起手来！”当贝利亚伸手去拿自己的公文包时，赫鲁晓夫担心里面有枪，就抓住了他的胳膊。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 Remembers（London：Sphere，1971），pp.303-304.
[38] Chaney，O.P. 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388.
[39] 参见D.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325ff.关于托茨科耶试验或演习的一些文献可见于Volkogonov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Manuscript Division。
[40] 20世纪80年代，有些参加过此次演习的军人声称，他们的健康状况不佳就是因为受到核辐射的影响。还有报道说，托茨科耶地区的癌症发病率要高于正常水平。这些说法让朱可夫的批评者找到了更多的攻击他的理由。例如，维克托·苏沃洛夫（Victor Suvorov）很不恰当地把朱可夫在托茨科耶的试验与二战期间纳粹在集中营囚禁者身上进行的医学试验相提并论。在有关苏联原子弹工程的研究方面，西方最主要的专家大卫·霍洛韦的看法比较公允。他指出，美国人也进行过类似的试验。“当时，为了保护部队和村民是采取了措施的，这一点很明显；但同样明显的是，统帅部认为部队在核战场上面临的情况将会是残酷的，所以就想在演习中创造这种条件。”Holloway，D. Stalin and the Bomb.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