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混战

1943年秋天，一支意大利游击队潜伏在上威尼托地区的阿尔卑斯森林，当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将会严重考验他们的忠诚。这支部队隶属于一个共产党作战旅，他们既要对付德国人，又要对付名义上控制北意大利的法西斯统治阶级。这个作战旅刚刚组建完成，仍然缺乏游击战经验。

有一天，这支部队偶然发现了三名德军士兵，这些士兵正在当地疗养，到树林里散步，完全没有发觉危险的“土匪”正在逼近。游击队只好把他们俘虏，抓到俘虏当然高兴，但此时游击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应该如何对待这些俘虏呢？正常情况下，游击队应该把俘虏关押在战俘营，但在游击战中这根本不可能。几番争论过后，游击队确信已别无选择，只能枪决俘虏。

这个决定马上让这支部队陷入混乱。没有游击队员想要执行这项可怕的任务，而且许多人严重质疑这一判决。在审讯期间，这三个德国人透露，在和平时期，他们都曾是普通工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杀死工人兄弟当然是不对的，纵使他们是德国人又如何？而且，他们都是被征召入伍的，因此他们也是资产阶级军队的受害者，他们被驱赶着加入一场违背他们意志的战争。争论过后还是争论，这支部队又举行了一次投票，通过投票决定是否释放德军俘虏。

这个故事也许是敌人之间同病相怜的罕见而感人的例子，且不论其结局如何。三天之后，通过被释放的德军俘虏口中得到的情报，德国国防军大举进攻整个地区，并且展开地毯式搜索。游击队饶恕了这些德军俘虏的生命，但未能促进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却让自己陷入被消灭的危险。游击队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从那天起，他们毫不留情地枪决所有俘虏。[1]

出于对21世纪人类安全的期许，我们宁愿想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同盟国与轴心国为交战双方的冲突，是一场独一无二的、说一不二的冲突。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双方的动机和立场都是显而易见的：纳粹及其帮凶为统治欧洲而战，而同盟国为“自由世界”而战。这是一场是非之争，更简单地说，这是一场正邪之争。

当然，事实要复杂得多。在上述故事里，意大利游击队至少同时有三个战斗理由：第一，把德国人赶出意大利半岛；第二，击败法西斯主义者，从20世纪20年代起，法西斯主义者就控制了意大利；第三，发动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者及其统治机构，将权力交还给意大利的工人和农民。因此，正如邻国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那样，他们同时在进行三场平行的战争：民族战争、国内战争、阶级战争。[2]上述故事说明，对于游击队来说，有时难以分辨这三场战争的轻重缓急。

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类似情况在全欧洲比比皆是。隐藏在主要冲突背后的是无数场地方战争，在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着不同的特色和诱因。在某些个案中，人们为阶级分歧或者政治分歧而冲突。在其他个案中，人们为种族主义或者民族主义而冲突。这些有所差别、相互平行的冲突，在过去乏人问津，因为这些冲突打乱了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简单想象。

我曾经数次提及，我们的战争记忆是建立在民族团结神话的基础上的：但正是这一点，足以解释那些神话其实何等脆弱。例如，法国在战时和战后都说不上团结。在地理上，法国分裂为北部与盟军解放的东南部、自行解放的中部和西南部，法国东部和大西洋沿岸还短暂存在过几个德军占领区。在政治上，法国分裂为只想恢复战前状态的团体与共产党那样还想爆发社会革命的团体。法国的民族抵抗组织法国内地军（Forces Françaises de l’Intérieur）是由许多完全不同的团体组合而成的，他们的共同点仅仅在于希望看见维希政权倒台。一旦这个目标实现，就不再有任何强烈的动因维持组织的团结，抵抗组织的不同宗派很快就会大打出手。

在法国，主要的内部冲突在左翼势力特别是强大的自由射手游击队（Francs-Tireurs et Partisans）与戴高乐的中右翼追随者之间展开。但即使在这些团体的内部，也存在暴力冲突。例如，左翼分裂为彼此竞争的宗派，共产主义者反对无政府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者，诸如此类，层出不穷，他们经常彼此指控对方为维希政权充当间谍。时至今日，已经无法说清楚，那些被当成告密者枪决的到底是真正的维希特工，还是共产党在当地实行内部清洗的受害者。[3]西班牙共产党人多数是在西班牙内战末期逃亡到法国的，他们在内部清洗方面尤其冷酷无情。根据相关资料，1944年的最后三个月，大约有200名西班牙流亡者被刺杀，他们与占领者毫无干系，只是因为斯大林主义者看到，解放是除掉非斯大林主义对手的适当时机。[4]

因此，尽管在民族层面法国还有着团结的外观，但在法国各地，在各个层面，法国都是不团结的。意大利也是如此，共产党游击队与温和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联盟，随着战争结束而迅速破裂。希腊也是如此，各种各样的抵抗组织彼此刀兵相向，甚至不惜与德国人达成地方约定，以便集中火力从事他们各自的战争。斯洛伐克也是如此，1944年反抗德军的起义产生出许多答案，人们无法确定是应该投靠苏联、德国、捷克，还是同时反对它们。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要承认这些地方混战的平行属性从来绝非易事，因为那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对于历史学家是如此，对于普罗大众也是如此。首先，在我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和神话中，有一条政治尺度。如果我们把战争简单地记忆为正邪之战，那么，战争就是师出有名。记忆的改变也会引起认知的改变：不仅撕碎了我们最为珍视的正邪观念，而且让以前的“反面人物”有机会为自己申辩，这是福是祸，难以预料。全欧洲的新法西斯团体总是用以下借口来为自己的战时行径辩护，即他们只是为了对抗“更为邪恶”的国际共产主义。由于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他们的申辩似乎就有了理由。

其次，更为直接的后果是，承认这些平行混战将会挑战我们关于何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体概念。如果针对德国的国际战争只不过是某场更大冲突的组成部分，那么，就有理由推断，德国战败并不意味着战斗结束。因为主要战事结束，并不意味着各种各样的地方战事同样结束。正好相反，有时外部敌人的消失，仅仅意味着当地人可以集中精力相互仇杀。我们已经看到，在地区层面上是如何展开不同族群之间的特定冲突的。但我们同样应该看到，在整个欧洲层面上，正在展开左右两派之间的战斗。

在以下几个章节，我将会描述战后历史中最为暴力的几个片段，并且告诉大家，这些片段根本无“战后”可言。有些片段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的政治斗争的延续。有些片段是数十年来紧张局面的沸点，战争结束后紧张局面继续沸腾。

在每宗个案中，起码在一定程度上，结果总是大局已定。一旦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在莫斯科、雅尔塔、波茨坦大笔一挥，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则三大国都不能容忍对其所代表的政治制度的重大背离。这是超级大国的年代，地方政治分歧只能退居于大国政治之后。在每个国家，内战将会成为欧洲大陆范围内全新两极斗争的表现，一方是共产主义势力，得到苏联支持，另一方是资本主义势力，得到美国支持。那些衷心希望“自由人民”将被允许“以自主方式实现自主目标”的理想主义者，注定要伤心失望。[5]

[1] Interview with former partisan “G.V.”，in Alessandrini，Luca，‘The Option of Violence-Partisan Activity in the Bologna Area 1945-1948’，in Jonathan Dunnage（ed.），After the War：Violence，Justice，Continuity and Renewal in Italian Society（Market Harborough：Troubador，1999），p.68.关于类似事例，参阅Pavone，Claudio，Una guerra civile：Saggio storico sulla moralità nella Resistenza（Turin：Universali Bollati Boringhieri，2006），pp.465-6。

[2] 参阅Pavone，who pioneered this view，passim。

[3] 如可参阅the treatment of Trotskyist leaders Joseph Pastor and Jacques Méker，in 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Paris：Perrin，2001），pp.216-27。

[4] 参阅Pike，David Wingeate，Jours de gloire，jours de honte（Paris：Société d’Édition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1984），p.73。

[5] President Truman’s famous “Truman Doctrine” speech，引自Kennan，George F.，Memoirs 1925-1950（Boston and Toronto：Little，Brown，1967），p.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