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退却

1812年3月，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被任命为总部设在立陶宛第一大城市维尔纳的第一军团司令。尽管巴克莱保留了战争大臣头衔，但他还是把战争部的日常事务交给留在彼得堡的阿列克谢·戈尔恰科夫公爵负责，他本人则和其他许多很有能力的军官离开首都前往军团总部。

第一军团大约有136000人，这比巴格拉季翁公爵的第二军团（57000人左右）和托尔马索夫将军的第三军团（48000人左右）加起来还要多。[1]这3个军团一起守卫俄国西部边境，抵抗拿破仑的入侵。巴克莱绝非这三支部队的总司令。他的军中级别事实上比巴格拉季翁和托尔马索夫都要低，这在等级意识分明的帝俄精英中关系很大。唯一的总司令是亚历山大本人，他于4月抵达维尔纳。

第一军团的主力是5个步兵军，1812年6月时它们部署在东普鲁士和华沙大公国北部边境上。每个步兵军包括2个步兵师，每个步兵师包括3个步兵旅，其中2个旅由战列步兵团组成，1个旅由猎兵团组成。正如我们所见，一个俄军步兵团会把它的第一营和第三营带上战场，这两个营将并肩作战。因此，一个步兵旅通常包括2个团、4个营。在战争开始时，一个满员的步兵团理论上应当接近3000人。因此一个俄军步兵师应当有6000名战列步兵和3000名轻步兵，尽管由于疾病和执行分遣任务，事实上没有一支部队能达到上述理论数字。一个俄军师通常也包括3个各有12门炮的炮兵连。其中两个连名为“轻炮连”，它们的大部分火炮是6磅炮，另一个连是装备12磅炮的重炮连。重炮连和轻炮连都包括一部分榴弹炮，用于高仰角射击。

少量哥萨克团和正规骑兵团也被配属给了步兵军。然而，大部分轻骑兵组成了独立的骑兵单位。令人困惑的是，这些骑兵单位被称为“预备骑兵军”，尽管它们事实上既不是预备队也不是军级单位。第一军团下属3个所谓“预备骑兵军”，每个军约3000人，包括4～6个龙骑兵团、骠骑兵团和枪骑兵团，以及1个骑炮连。费奥多尔·乌瓦罗夫指挥这些骑兵军中的第一个，第二骑兵军由弗里德里希克·冯·科尔夫（Friedrich von Korff）男爵指挥，第三骑兵军由少将彼得·冯·德·帕伦伯爵指挥，与他同名的父亲是1801年共谋推翻并杀死亚历山大一世之父一事的领导者。小帕伦的祖辈似乎并没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他的事业，他在1812～1814年被证明是一位能力突出的骑兵指挥官。

第一军团事实上的预备队位于前线后方的维尔纳附近，它们是康斯坦丁大公的第五军，由19个近卫步兵营和7个掷弹兵营组成，还配属了第一胸甲骑兵师的4个重骑兵团，其中包括禁卫骑兵团和骑马禁军团。康斯坦丁大公麾下还有5个炮兵连，不过其中的3个重炮连被编入了军团的预备炮兵当中。[2]

在1812年6月战争打响时，第一军团的绝大部分士兵和马匹都状况良好。他们已经一连很多周吃得好、住得好，这和拿破仑大军中那些横跨欧洲、在进入普鲁士和波兰边境的狭小宿营地后发现越来越难填饱自己肚子的士兵大不相同，那些人通常已经又饥饿又疲倦了。正如人们可能会预计到的那样，俄军的主要问题并非士兵与他们所属的团，而是参谋人员和统帅部。

巴克莱的第一位参谋长是亚历山大·拉夫罗夫（Aleksandr Lavrov/Александр Лавров）中将，他的第一位军需总监是谢苗·穆欣（Semen Mukhin/Семён Мухин）少将。战争爆发以后，他们在高级参谋职位上的不称职迅速暴露出来。战争开始后，穆欣在军需总监的职位上待了17天，拉夫罗夫则只待了9天。拉夫罗夫的继任者是中将菲利普·保卢奇（Philippe Paulucci）侯爵，侯爵当时正在亚历山大的随从队伍中游逛，皇帝把保卢奇提供给巴克莱的出发点是要么带走他，要么留下他。保卢奇此前曾在皮埃蒙特军、奥军和法军中效力，他是因1798～1807年俄国在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上的战争而进入俄军的若干人之一。在一封给亚历山大的信中，保卢奇将自己描述成具备“活跃和冲动”性格的人，他称这一性格无法遏制，因为其中已经喷溢着关于皇帝事业的热情。保卢奇显然具有十分活跃的自我主义和指责与他观点相悖的任何人为白痴或叛徒的坏习惯。不管保卢奇的脑力和精力有多好，具备这种脾气的将领在俄军里已经足够多了，因此军队不需要这样一位皮埃蒙特莽汉的效劳。巴克莱既不信任保卢奇的能力，也不相信他的忠诚，很快就让他靠边站了。7月初，卡尔·冯·托尔成为第一军团代理军需总监，保卢奇的参谋长一职则由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Aleksei Ermolov/Алексей Ермолов）少将接替。这两个职位这时才有了正确的人选，托尔和叶尔莫洛夫都是了不起的军人，他们将在1812～1814年的战争中扮演关键角色。[3]

尽管卡尔·冯·托尔的家族源头可以追溯到荷兰，但这个家族已经在爱斯特兰（Estland/Эстляндия）定居了很久，成了波罗的海德意志小贵族的一分子。托尔的父母都是德意志人，他终其一生都保持着路德宗信仰，在1814年与一位波罗的海德意志贵妇结婚。尽管这似乎让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波罗的海人，但实际状况要复杂得多。少年时代的托尔曾在圣彼得堡的军官武备军官学校求学多年，那时的学校校长就是后来的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元帅，他不仅始终认为托尔是一位出色的军官，还几乎把他当作自己的养子。自军官武备军官学校毕业后，托尔一直都在皇帝随员的军需总监部门——换句话说就是总参谋部——工作。他在此处的主要庇护人是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公爵。一个两位庇护人都是俄罗斯贵族要人的军官是可以被视为荣誉俄罗斯人的。根据一位同时代人的说法，托尔非常注意用上述说辞描绘自己，只要有可能就总会说俄语，尽管这并没耽搁他利用职权给德意志亲戚们谋求职位。他这么做也遵从了当时的普遍习惯，那时这种行为并不被视为任人唯亲，而是可资赞扬的对家人和朋友的忠诚——当然，如果那位庇护人是德意志人，而那个职位又恰好为某个旁人所期盼时除外。

一个愤世嫉俗者也许会评论说，卡尔·冯·托尔有了权力很大的庇护人库图佐夫和沃尔孔斯基，因此他很难失败，但这个说法是不公允的。他通过自身的才智、效率、努力工作以及忠诚赢得了这两位权贵的庇护。他的主要问题在于骄傲、急躁、易怒的性格。他的坏脾气很出名，他也很难容忍反对或批评意见——即便来自上级军官。在1812年，这一点多次几乎毁掉了他的职业生涯。在8月和同样暴躁的巴格拉季翁激烈争执之后，托尔惨遭降职，直到他的老庇护人库图佐夫作为总司令到来后才得以恢复。尽管托尔作为同事令人恼火，更不用说作为下属了，但他既不小气也没有报复心。他深深献身于军队和俄罗斯击败拿破仑的事业。他愤怒和不耐烦的爆发通常并非出于个人野心或轻视，而是针对在他看来妨碍战争有效进行的行为。[4]

作为第一军团的军需总监，托尔的直接上级是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叶尔莫洛夫是一位极其英勇且鼓舞人心的前敌指挥官，不过他没有受过训练的参谋所具备的那种对细节一丝不苟和把一切命令都仔细记录在纸面上的习惯，这在1812年时常引发问题。叶尔莫洛夫是作为炮兵军官受训的，他在1807年的东普鲁士战局中表现优异。和其他许多年轻炮术专家一起——其中以亚历山大·库泰索夫（Aleksandr Kutaisov/Александр Кутайсов）伯爵、列夫·亚什维利（Lev Iashvili/Лев Яшвиль）公爵和伊万·苏霍扎涅特（Ivan Sukhozhanet/Иван Сухозанет）最为著名——他为恢复俄国炮兵在奥斯特利茨蒙羞后的声誉做了不少努力。然而，叶尔莫洛夫此后也促使炮兵军官团中的派系矛盾进一步深化。根据十分仰慕他的前副官保罗·格拉贝（Paul Grabbe）的看法，叶尔莫洛夫不仅对阿拉克切耶夫和列夫·亚什维利怀有特别的恶意，而且把同样非黑即白的感受传播给身边的所有人，这对炮兵的有效管理没有好处，也对处于叶尔莫洛夫庇护下的军官们的职业生涯无益。[5]

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不仅是一位技术十分娴熟、相当专业的炮手，也是一位尤为聪明果断的指挥官。最重要的是，他具备非凡的个人魅力，他的外貌也对此很有益处。叶尔莫洛夫是个大脑袋、宽肩膀、头发长密的大个子，他给一位年轻军官的第一印象是“真正的赫拉克勒斯”，而他对待下属时友善而不拘礼节的方式又增强了第一印象。叶尔莫洛夫是说出令人难忘的只言片语、做出值得纪念的行动的大师。当他的牝马在1812年战局前夕下驹时，他把新生的小马煮熟了分给年轻军官们，以此向他们预告在即将到来的战局中会不得不忍受的事情。在当时和此后的民族主义传奇中，除了库图佐夫之外，可能没有其他俄军高级将领能够像他一样吸引年轻军官。[6]

叶尔莫洛夫的吸引力不仅来自个人魅力，也源自他的观点。叶尔莫洛夫来自一个殷实的行省贵族家庭，在莫斯科接受了良好教育，他和彼得堡或帝国宫廷从没有紧密联系。他和所属阶级的大部分人一样坚信俄国士兵最好由绅士指挥，从行伍中提拔军官至多只是战时令人不快的必需措施。然而在叶尔莫洛夫的时代，对俄罗斯贵族而言，德意志人是比由普通士兵晋升上来的军官危险得多的敌人，叶尔莫洛夫因为他贬损德意志军官的妙语声名远扬、颇受欢迎。这让他成了让巴克莱·德·托利并不舒服的伙伴，更成了巴克莱麾下德意志助手们的凶狠敌人。后者中的两位，路德维希·冯·沃尔措根和弗拉基米尔·冯·勒文施特恩（Vladimir von Löwenstern），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叶尔莫洛夫对他们的冷酷阴谋。[7]

更重要的是，叶尔莫洛夫在1812年7月和8月居于反对巴克莱战略的核心位置。亚历山大曾要求巴格拉季翁和巴克莱的参谋长都直接给他去信。尽管巴格拉季翁起初非常猜疑他的参谋长，但事实上埃马纽埃尔·德·圣普列斯特（Emmanuel de Saint-Priest）在给皇帝的信中强烈支持他的司令。与此相反，叶尔莫洛夫则利用他与亚历山大的直接联系暗中损害巴克莱。公正地说，他如此行事是源自真心坚信——尽管受到了误导——巴克莱的战略危及了军队和国家，这一点几乎得到了所有高级将领的认同。[8]

尽管亚历山大短期内利用了叶尔莫洛夫，也赞赏他的军事技能，但亚历山大很可能从未信任过他。亚历山大在某个场合称他为“和魔鬼同样黑暗，但有与魔鬼一样多的技能”。叶尔莫洛夫的个人魅力、俄罗斯爱国主义资格和在军官团中的许多仰慕者让他成为贵族们反宫廷感情的完美焦点。1812年7月30日，随着对巴克莱的愤慨情绪达到最高点，叶尔莫洛夫致信巴格拉季翁，信中表示军团司令在考虑行动时不仅应当对皇帝负责，也应当对俄罗斯祖国负责。对一位罗曼诺夫王朝的贵族来讲，这是十分危险的语言。并非巧合的是，当年轻的俄国军官们在1825年12月试图推翻专制王朝时，人们普遍认为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是给予他们灵感的源泉，甚至可能是未来的领导者。[9]

第一军团的后勤总监格奥尔格·坎克林（Georg Kankrin）是司令部里一个较为安静的存在，但他也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人。坎克林生于黑森的哈瑙（Hanau）小镇，在战争开始时已经38岁。他的父亲之所以被吸引到俄国来，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作为工艺和采矿专家，他的专业技能让俄国开出了高薪，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他的尖刻言辞毁了自己在德意志的前途。在德意志度过了包括在第一流大学学习和撰写了一部浪漫主义小说的青年时代后，年轻的格奥尔格·坎克林发现自己很难适应在俄国的生活。他蛰伏多年，穷得买不起烟草，不得不自己动手修理靴子以节省金钱。坎克林关于军事行政管理的论述让他终于得到了巴克莱·德·托利的注意，并为他赢得了一个在战争部粮秣部门的重要职位，他在那里成功地证明了自己，其结果是巴克莱被任命去指挥第一军团时一并带走了他。在此后的两年里，坎克林克服了在俄军横跨（俄罗斯）帝国和随后纵贯德意志和法兰西的行程中供养、装备军队的艰巨挑战。他证明自己效率极高、极为勤勉，同时也很诚实、聪明。依靠他在1812～1814年的成就，坎克林此后担任财政大臣长达21年。[10]

从4月26日抵达维尔纳到7月19日动身前往莫斯科期间，亚历山大住在第一军团司令部附近，巴克莱的旁边。一个古怪的双头格局操纵着俄国的战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战术。巴克莱在某些方面得益于此，他和皇帝都认同“战略撤退是必要的”这一观点，但由于担心会影响士气、疏远民意，因此无法过于公开地主张它。他们相信军队内外的俄国人都习惯于在低劣的敌人面前赢得轻松的胜利，（因此）在面临拿破仑的巨大力量意味着什么一事上的看法不切实际。巴克莱可以通过亚历山大对托尔马索夫和巴格拉季翁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控制。由于皇帝和第一军团在一起，他自然会倾向于从第一军团的角度看待军事行动。此外，尽管亚历山大对他手下任何一位领军将领都没有太好的评价，但比起托尔马索夫甚至巴格拉季翁来，他还是更相信巴克莱的战略洞察力和军事技能。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巴格拉季翁曾经是亚历山大的妹妹叶卡捷琳娜女大公的情人。皇帝在1812年给她的信中说，一旦到了战略层面，巴格拉季翁就完全缺乏任何技能或切实概念。[11]

如果说亚历山大的出现使得巴克莱对第二和第三军团具备一定影响力的话，那么他付出的代价就是皇帝对他自己的第一军团相关事务的干涉。第一军团的军长们向亚历山大和巴克莱递交一式双份的报告，他们在战局之初有时也从这两人那里接收命令。战争开始8天后，第二军的大个子快活军长卡尔·巴戈武特（Karl Baggohufvudt）中将致信巴克莱，“我刚收到你于6月18日下达的命令，由于它们与陛下的命令相抵触，我们应当做什么？”巴克莱在6月30日致信皇帝，表示他不能给指挥位于军团脆弱右翼的第一军的彼得·维特根施泰因伯爵下命令，“因为我不知道皇帝陛下打算在未来有怎样的部署计划”。当第四军军长、中将舒瓦洛夫（Shuvalov/Шувалов）伯爵突然病倒时，亚历山大于7月1日径自用亚历山大·奥斯特曼-托尔斯泰（Aleksandr Ostermann-Tolstoy/Александр Остерман-Толстой）伯爵代替了他，并声称做出这一任命时没有时间去征询巴克莱。[12]

这种程度的混乱显然是危险的，亚历山大随后通常会克制自己，尽量不去削弱巴克莱对下属的控制。皇帝和巴克莱都同意在最初阶段应当退往德里萨营地，这一事实也有助于减少他们之间的误解。虽然如此，紧张状况依然存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群喧闹的失业高级将领、廷臣、亲戚陪同亚历山大前往维尔纳，他们急于试图向皇帝和巴克莱两人推销自己的主张——如何最好地与拿破仑作战。

在这群喧嚣者当中，最有能力但长远来看也可能最有破坏力的人是莱温·冯·本尼希森。自从蒂尔西特开始，本尼希森就在他位于维尔纳近郊察克伦特（Zakrent/Закрент）的庄园里过着退隐和半耻辱的生活。当亚历山大在1812年4月抵达维尔纳之后，他邀请这位将军返回随从队伍。让本尼希森返回现役在某些方面是有道理的，也是亚历山大在这个极端危急关头动员所有资源和人才的政策的一部分。

本尼希森无疑是一位有才干的军人，在一些观察者眼中，他的确是俄军高级将领中最优秀的战术家。另外，他也是一个天生的阴谋家，是一个极为骄傲且野心勃勃的人。本尼希森本人在回忆录中坦陈，“一个军人不能缺少雄心和一定程度上的骄傲，事实上也不该缺少”。他也承认这份骄傲让他“作为曾与拿破仑交过手的总司令，想到要在他人麾下服役就觉得反感”。他没有忘记巴克莱一度只是他军中的一个少将，还动不动就提醒人们1806～1807年时他尽管在数量上处于1∶2的劣势，却在拿破仑面前坚守阵地长达6个月。在战局初始阶段，本尼希森仅仅是个让人厌烦的小物事。然而，他最终会大大加剧对俄军统帅部造成破坏的冲突和猜忌。[13]

当拿破仑的前卫已经在当天早些时候越过俄国边界的消息于6月24日传到维尔纳时，亚历山大实际上正在本尼希森位于察克伦特的乡间别墅里参加舞会。为这一场合搭建的临时舞厅的屋顶已经坍塌了，宾客们在星空下起舞。拿破仑的入侵时间和他选择的渡过涅曼河进入俄国的地点并没有让亚历山大感到惊讶，俄国情报人员和法国逃兵已经在此前两天里给予了充分的进攻警告，俄国情报机关也对敌军人数有了准确的认识。亚历山大和巴克莱长久以来都同意，有必要在占压倒优势的敌军面前向德里萨营地展开战略撤退。要求执行这一预定计划的命令立刻被下达给了俄军指挥官，让军队和亚历山大的臣民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好准备的宣言也已经预先印刷好了。

从法军入侵到第一军团抵达德里萨的这两周间，巴克莱的大部分部队单位都以良好的秩序撤退，也没有遭受重大损失。从统帅部的视角来看，事态发展大体按照计划进行。正如在战争中通常所见的那样，在底层军官和士兵看来，事态就远没有那么秩序井然、管理良好了。尽管大部分仓储已经被带走或烧掉了，还是有一些不可避免地落入了敌军手中，不过这点仓储也远不能满足拿破仑人马的庞大需求。地方官员——他们时常是波兰人——的拖后腿动作延缓了巴克莱为他麾下军团的“移动食品仓库”征用地方上的大车的努力，许多此类车辆落入拿破仑手中。[14]

对数个星期来驻扎在宿营地里的部队而言，突然需要展开强行军，这很可能使其受到强烈冲击。即使是行军路程最短的近卫军起初也颇为受苦。谢苗诺夫斯科耶团的上尉帕维尔·普辛（Pavel Pushchin/Павел Пущин）于6月30日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已经在瓢泼大雨中拔营行军了11个小时。其结果是这个团的近卫军士兵中有40人病倒，1人已经死亡。后续的长途行军在间歇性暴雨和极度酷热中进行。让普辛大为愤慨的是，他的连中有3个波兰士兵逃亡了。在大部分兵员来自波兰人的枪骑兵团中，逃亡状况尤为突出，其比例远远高于普辛连。然而，基本的一点是，与拿破仑队列里的人马在这些日子里蒙受的毁灭性损失相比，俄军方面的损失是相当轻微的。[15]

在巴克莱的部队单位中，头两个星期里位于左翼的部队遭遇的风险最大，他们有可能面临拿破仑的推进将这些部队和第一军团其余部队分割开来的危险。俄军统帅部在战争最初几天里犯下的最大错误是，第四军没能迅速通知它部署在涅曼河附近的前卫部队，法军已经从他们的北面过河。其结果是由伊万·多罗霍夫（Ivan Dorokhov/Иван Дорохов）少将指挥的4000人差一点就被优势敌军彻底打败，最终他们靠着南下与巴格拉季翁第二军团会合才得以逃脱。

多罗霍夫手下的分遣队由一个骠骑兵团、两个哥萨克团和两个猎兵团组成，其中包括了精锐的第1猎兵团。这个团的一位军官米哈伊尔·彼得罗夫（Mikhail Petrov/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少校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第1猎兵团依靠毫不停歇的日夜强行军才得以逃脱，在行军途中他们丢下了一些死者和其他由于精疲力竭而几乎失去知觉的人。彼得罗夫回忆说，军官们下马步行，把士兵的装备堆到他们的马上，还帮助士兵运送步枪。在1812～1814年的诸多战局中，这是俄军轻步兵首次——但绝非最后一次——表现出惊人的耐力，他们在前卫部队和后卫部队中紧跟轻骑兵和骑炮兵前进。[16]

德米特里·多赫图罗夫（Dmitrii Dokhturov/Дмитрий Дохтуров）中将的第六军要比多罗霍夫的分遣队大得多，因此被彻底击败的可能性也要小得多。然而，多赫图罗夫做得相当出色。他不仅摆脱了拿破仑的控制，还从前进中的法军当中横穿过去，在德里萨前方与第一军团再度会合。多赫图罗夫麾下的军官中有一位名叫尼古拉·米塔列夫斯基（Nikolai Mitarevsky/Николай Митаревский）的年轻人，他是第12轻炮连的炮兵中尉。此人回忆说，在战争前夕，从未有任何军官想过他们会撤退，所有人期望的都是以确立已久的风格迎击入侵者，当迎击并未发生时，关于拿破仑大军有不可阻止的力量的流言就迅速传开了。

米塔列夫斯基的炮兵连长久以来都被部署在俄国内地，军官和士兵们花了好些时间才学会如何在行军作战中生存。起初当运输车辆暂时消失时他们就会挨饿，但这些人很快就学会了在他们的火炮和弹药车里给所有士兵和马匹带上足够的食物。尽管马匹在两周的撤退中有时不得不吃青草，但这只不过是个小问题，因为它们在战局之初状况良好，炮兵连也配备了割取深草的镰刀。大部分居民已经逃进了森林，但第六军没遇上什么困难就找到了足够征用的食物，并确保不给法国人留下任何东西。

尽管敌军就在附近的传言很多，米塔列夫斯基的炮兵连最接近战斗的场合却是误把森林里的一大群牛当成了法军骑兵。敌军对（第六军）行军纵队展开的最恶劣的攻击出自波兰人之手，他们俘虏了两名掉队的团属教士，把他俩的胡须系在一起，给他俩灌下催吐剂，然后把这两位教士还给多赫图罗夫手下愤怒的士兵，对这些士兵而言，作为俄国人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信奉东正教和怀疑波兰人。第六军一定程度上以艰苦的行军避开了法军。然而，它还得到了彼得·冯·德·帕伦所部骑兵的巧妙掩护和引导。[17]

在这种撤退当中，一支强大的骑兵武装是不可或缺的。拿破仑的前卫将马特维·普拉托夫的独立哥萨克分遣队和第一军团分割开来，迫使普拉托夫所部南下与巴格拉季翁会合，这一事实削弱了巴克莱的力量。普拉托夫所部由9个哥萨克团组成，其中只有两个团来自顿河地区以外。它还包括了4个“土著”非正规骑兵团，其中两个团是克里米亚鞑靼人，一个团是卡尔梅克人，一个团是巴什基尔人。

没人有必要担心普拉托夫下属各团的安全。就算拿破仑的全部大军能够追击这些哥萨克一整年，他们都毫无赶上的机会。但暂时丢失了几乎所有非正规骑兵这一状况却让巴克莱的正规骑兵团有些疲于奔命。费奥多尔·乌瓦罗夫报告说，在哥萨克缺席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动用正规战列骑兵甚至近卫骑兵负责前哨任务。这不仅让他们的马匹疲惫，也让正规骑兵参与到他们并未受过充分训练的工作当中去。其结果之一就是乌瓦罗夫无法骚扰敌军，也不能捕捉到通常数量的俘虏，这些人是关于敌军规模和行动的重要情报来源。[18]

然而，就算没有哥萨克，俄军骑兵在和法军的前哨战中通常也会取胜。法军骑兵很少能够成功阻碍巴克莱的士兵按照预定计划退往德里萨，或使他们为难。在其他方面，俄军统帅部也有理由感到满意。拿破仑自从战争之初就渴望进行一场决定性会战，他的首要战略目标并非征服土地，而是歼灭俄军。他正确地认为假使他能够在另一场奥斯特利茨式的会战中消灭巴克莱和巴格拉季翁的军团，那么亚历山大就只能按照法国提出的条件媾和了。俄国人成功“变节”了一位在立陶宛的重要法国特工，通过他传播俄军意图为保卫维尔纳而战的假消息，这也助长了拿破仑的期望。科兰古回忆说，“拿破仑对他们不经一战就放弃维尔纳，及时做出躲开他的决定感到惊讶。丧失了在维尔纳城下展开大决战的全部希望，这令他十分悲痛”。[19]

俄军统帅部也很快得知，拿破仑的军队正为他做出的追击撤退中的敌军、迫使其接受会战的决定而付出惨重的代价。拿破仑的许多士兵在入侵前的几周内就吃得不好，尤为重要的马匹更是如此。不论在哪种情况下，他集中起来准备早早展开决定性会战的庞大军队都会发现无法在贫穷的立陶宛得到充分的供给。企图迫使巴克莱接受会战的想法又让法军快速通过已经被俄军吃尽储粮并执行过焦土政策的地区。猛烈的雨水补全了这幅悲惨的图景。在开战仅仅两个星期后，拿破仑给他留在巴黎的战争大臣写信说，试图组建新的骑兵团毫无意义，因为法国和德意志境内能够弄到的所有马匹都只能勉强满足他现有骑兵的补充需求，弥补已经在俄国蒙受的巨大损失。逃兵和战俘让俄军得知法军队伍中的饥饿和疫病状况，还有尤为重要的马匹的毁灭性损失。打着休战旗帜、名义上前往法军总部执行外交使命的情报军官也同样报告了上述状况。[20]

最广为人知的外交使命是巴拉绍夫将军在战争爆发后即刻携带亚历山大给法国皇帝的一封信前往拿破仑的总部。巴拉绍夫在6月26日俄军撤出维尔纳前不久离开，4天后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这座已经被法军占领的城市。6月21日，他在5天前亚历山大给他下达指令的房间里会见了拿破仑。此次出使的部分目的是展示亚历山大即便在拿破仑入侵时仍致力于和平，以此在欧洲公众舆论面前清楚表明法国所负有的（战争）责任。相对而言并不为人所知的是，有一位年轻的情报军官米哈伊尔·奥尔洛夫陪同巴拉绍夫出使，在法军战线后方的几天里他专注地观察和倾听。等到奥尔洛夫返回俄军总部后，亚历山大花了一个小时与他单独交谈，由于得到的关于敌军行动和损失的信息令皇帝大为高兴，他提拔了奥尔洛夫，当场任命他担任自己的副官。毫不夸张地说，很少有中尉能够期待从他们的君主那里获得这样的关注，这表明了奥尔洛夫提供的信息在亚历山大眼中的重要性。[21]

前任俄国驻慕尼黑武官保罗·格拉贝也被派去执行类似的使命，他表面上是去回复贝尔蒂埃元帅关于拿破仑派到亚历山大那里的使节洛里斯东（Lauriston）将军下落的质询。格拉贝深入法军后方，从而能够确认在法军骑兵中盛行的“疏忽”和“混乱”，报告“精疲力竭”的马匹没有得到任何照料。通过格拉贝自己的观察和与他人的交谈，他也能够告知巴克莱法军无意进攻德里萨营地，事实上正向南方很远处推进。[22]

格拉贝提供的消息证实了巴克莱关于德里萨营地战略价值的所有怀疑。早在7月7日他就致信亚历山大，认为军队正以没有必要的过快速度退往德里萨，这会给部队的士气造成恶劣影响，致使他们相信战况要比实际状况危险得多。当巴克莱军团的第一批单位在两天后抵达营地时，巴克莱致信皇帝，指出格拉贝的消息提供了拿破仑的主力军正向德里萨南方很远处进军，意图分割第一、二军团，向俄国核心地带推进的明确证据：“对我来说，这一点看上去很明确：敌军不会尝试对我们的德里萨营地发起任何攻击，我们将不得不出发寻找敌军”。[23]

当亚历山大和他的高级将领们抵达德里萨时，营地的无效很快就明确表现出来了。如果第一军团待在德里萨，拿破仑就可以把他的几乎所有部队转过头来对付巴格拉季翁，或许能够将其歼灭，而且一定能够把他向南驱赶很远，使其远离主要战区。通往莫斯科的大道届时将会畅通无阻，而第一军团却会位于遥远的西北方向。更糟糕的是，拿破仑本人有可能向北运动进入德里萨后方，切断俄军交通线，包围营地，以迫使第一军团投降的方式实质上终结战争。

除了这些战略上的危险外，营地也表现出了战术上的许多弱点。首先，它可以被敌军轻松包围，甚至可以让敌军从后方攻克营地。亚历山大、巴克莱乃至普菲尔那时都是首次见到德里萨，甚至连选择修建地点的沃尔措根也只在德里萨停留了36个小时。正如俄军工程部队很快指出的那样，他们的军官中没有一个人参与了选择营地和规划、修建防御工事。里加、德纳堡、博布鲁伊斯克和基辅的要塞备战工作已经让他们疲于奔命了。[24]

亚历山大面临着几乎所有主要军事顾问的反对风暴，因此同意军队必须放弃德里萨向东退却，以便赶在拿破仑之前抵达维捷布斯克。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皇帝做出这个决定时内心想法的记录。不管他对营地持有怎样的怀疑态度，在开战3周内就要放弃沿着德维纳河的整条防线无疑令他非常不快，这会威胁到组织后备军团和在后方及时建立第二防线的所有努力。[25]

7月17日，第一军团放弃了德里萨，退往维捷布斯克，期望赶在拿破仑之前抵达这座城市。两天后，亚历山大启程前往莫斯科。皇帝的三位高级顾问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亚历山大·巴拉绍夫和亚历山大·希什科夫联署了一封书信，催促皇帝尽快动身。他们指出，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亚历山大出现在两座都城对鼓舞俄国社会以及动员整个俄国的战争资源至关重要。在离开军队之前，皇帝和巴克莱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谈话。他在出发前给指挥官的最后几句话被巴克莱的副官弗拉基米尔·勒文施特恩听见了：“我把我的军队交托给你。不要忘记这是我拥有的唯一军队。请在心中一直牢记这一点。”亚历山大在两天前以类似的方式致信巴格拉季翁：

不要忘记我们依然到处面临优势数量的敌军，因此我们有必要谨慎小心，不要以在一天内全盘冒险的方式使自己丧失有效进行一场战役的办法。我们的总体目标一定要指向争取时间并把战争拖得越久越好。只有用这一方法我们才有机会击败动员了全欧洲军事资源的、如此强大的敌人。[26]

与巴克莱相比，巴格拉季翁在相当程度上更有必要得到这种建议。他的战争体系在从1812年夏季开始的一系列信件和公告中得到了充分的总结。他写道，“俄国人不应当逃跑，我们正变得比普鲁士人还差”。他强烈要求手下的军官们“向我们的士兵灌输这样的观点：敌军士兵不过是从地球的各个角落里聚集的渣滓而已，而我们则是俄国人和基督的信徒（edinovernye/единоверные）。他们不知道如何英勇作战，尤其害怕我们的刺刀，所以我们必须进攻敌军”。这无疑是旨在提升士气的宣传，但即便在私人场合，巴格拉季翁也强调攻击性、道德优越感和进攻精神。战争开始时他就催促亚历山大允许他出动部队向华沙发动牵制性袭击，这在巴格拉季翁看来是将法军拖离第一军团的最有效方法。他最终勉强承认占据数量优势的敌军将会集中起来对付他，迫使他撤退，继而计划南下与托尔马索夫的第三军团会合，守卫通往沃伦的道路。[27]

亚历山大正确地否决了这一提议，这会给予拿破仑包围并歼灭第二军团的黄金机会，即便在最乐观的状况下，这也会让巴格拉季翁所部深入南方，远离决定性的战区。与此相反，皇帝强烈要求巴格拉季翁执行皇帝本人提出的战略：当第一军团在具备兵力优势的敌军面前退却的同时，第二军团和普拉托夫的哥萨克必须骚扰拿破仑的侧翼与后方。

亚历山大在推行这一战略时，坚持了从1810年初起就指导着巴克莱的思维并最终带来了1812年的胜利的基本准则。任何一支俄军在受到拿破仑主力部队威胁时都必须退却，拒绝与其展开会战，与此同时其他俄军部队必须攻入越来越漫长的敌军侧翼和后方。但是这一战略要到1812年秋季拿破仑的军队已经大为削弱、他们极长的侧翼在从芬兰和巴尔干赶来的俄军面前显得十分脆弱时，才能够完全得以实现。在1812年6月把巴格拉季翁投入拿破仑主力军侧翼，必定和让他发动对华沙大公国的牵制性攻击一样会导致灾难。

理性很快还是占了上风，巴格拉季翁奉命退却，试图与第一军团会合。然而，在那时宝贵的时间已经被浪费了，达武（Davout）前进中的纵队横亘在巴格拉季翁与巴克莱会合的道路上。在战争的最初几周里，巴克莱的第一军团执行了有计划的退却，大部分部队安全地撤到了德里萨。与此相反，巴格拉季翁的第二军团的行动只能是临时性的，也要危险得多。在随后的6周内，俄军的主要目标是让他们的两个主力军团会合。拿破仑的关键目标则是阻止俄军会师，迫使巴格拉季翁转向南方，在可能的情况下用北面的达武军和从西面向前挺进的热罗姆·波拿巴（Jérôme Bonaparte）所部粉碎第二军团。

俄军最终赢得了这场竞赛。热罗姆的部队大部分是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人，已经被远远抛在拿破仑第一梯队的后方，这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在期待巴格拉季翁会前进攻击热罗姆所部，一头扎进口袋里。即使在巴格拉季翁展开退却之前浪费了很多天的情况下，热罗姆依然能找到赶不上俄军的理由。与热罗姆的威斯特伐利亚人相比，俄军总体而言是更优秀的战士，行军也更加迅速。俄军正在向自己的补给仓库进军，通过的是依然未被蹂躏的乡村。与此相反，热罗姆的士兵正在远离他们的补给，进入俄军已经破坏的地区。

此外，热罗姆还要对付巴格拉季翁后卫部队中令人生畏的骑兵。当拿破仑的前卫部队迫使普拉托夫向东南方向撤退时，他便和第二军团会合了。7月8日到10日这连续三天里，普拉托夫在米尔（Mir/Мир）村附近伏击并击溃了热罗姆推进中的骑兵。最大的胜利出现在最后一天，当时6个团的波兰枪骑兵被普拉托夫的哥萨克和伊拉里翁·瓦西里奇科夫（Ilarion Vasilchikov/Илларион Васильчиков）的正规骑兵联手重创。这是法军在这场战争中第一次领略到俄军正规轻骑兵和非正规轻骑兵联合作战时的全部威力。这也是法军第一次碰上瓦西里奇科夫，他是俄军最优秀的轻骑兵将领之一。俄军轻骑兵的优势在1812年战局之初就已经确立，在此后两年的战争中越发明显。俄军在米尔取得的胜利确保了热罗姆的前卫部队随后与巴格拉季翁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达武军则表现得更难对付。他们堵住了巴格拉季翁经由明斯克向第一军团方向推进的道路，迫使他在东南方向兜了一个大圈子。7月23日，达武的士兵在萨尔塔诺夫卡（Saltanovka/Салтановка）再次挫败了巴格拉季翁与巴克莱会师的尝试，这次他意图行经莫吉廖夫（Mogilev/Могилев）。一直到8月3日越过第聂伯河后，第二军团才最终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与第一军团会合。整个7月里，巴克莱和巴格拉季翁都在尝试把他们的两个军团带到一起去，他俩互相指责对方没能成功前来会合。然而，从事后回顾的角度来看，未能成功会师不仅不是两位将军的失误，反而对俄军有益。

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拿破仑的军队试图去截断巴格拉季翁所部，与退却中的俄军相比，追击作战在更大程度上消耗了法军。甚至早在达武抵达莫吉廖夫时，匆忙通过破坏后的乡村去捕获巴格拉季翁这一做法就暴露出了恶果：他已经损失了原本越过涅曼河的100000人中的30000人。在莫吉廖夫战后，他担心继续追下去会毁灭他的军，便放弃了追击第二军团的企图。此外，俄军两大军团依然分开的事实也给了巴克莱退却而非冒险在对阵战中面对拿破仑的绝佳理由。要是这两个军团会合，而富有个人魅力并且深得军心的巴格拉季翁又当场带头提出会战的呼吁，事态就会困难得多。如果这两个俄军军团在7月初和拿破仑作战，兵力对比可能会比1∶2还糟糕。到8月初时，兵力对比则接近了2∶3。从这个意义上讲，巴克莱和亚历山大制定的消耗拿破仑战略已经被证明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他们之所以能够尽量执行这一战略，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内。

在放弃德里萨、告别亚历山大之后，巴克莱·德·托利实际上计划在维捷布斯克城下展开抵抗。这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维系他所部的士气。当（第一）军团抵达德里萨后，士兵们已经听到了夸夸其谈的公告，公告许诺退却的时代已经结束，俄国人的勇气将会在德维纳河两岸埋葬拿破仑和他的军队。当几天后继续退却时，军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怨言。第四军的一位年轻炮兵军官伊万·拉多日茨基（Ivan Radozhitsky/Иван Радожицкий）无意中听到他的炮手们抱怨“前所未闻”的俄军退却，以及不经一战就放弃帝国大片土地。“这个恶棍（即拿破仑）显然一定十分强大：只要看看我们毫无价码地给了他多少就行了——几乎整个旧波兰。”[28]

然而，巴克莱冒险在维捷布斯克展开会战的主要原因是吸引拿破仑的注意力，以便让巴格拉季翁行经莫吉廖夫与第一军团会合。巴克莱的部队在7月23日抵达维捷布斯克。为了给军队争取喘息时间，也为了让巴格拉季翁赶来参战，他派出亚历山大·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的第四军沿维捷布斯克西面的主干道开进，以此减缓拿破仑手下纵队的前进速度。7月25日，在维捷布斯克以西大约20公里的奥斯特罗夫诺（Ostrovno/Островно）爆发了拿破仑大军和第一军团间的首次大规模冲突。

亚历山大·奥斯特曼-托尔斯泰极为富裕，也有那个时代俄国显贵值得具备的一些怪癖。尽管他的名字并不那么俄国化，但托尔斯泰其人具备纯粹的俄国风格：给他自己值得骄傲的托尔斯泰姓氏前面加上一个“奥斯特曼”前缀只是对富裕的单身舅舅们做出的不情愿让步，这些人给他留下了大笔遗产。奥斯特曼-托尔斯泰是个英俊的人，脸庞瘦削，还有个鹰钩鼻子。他看上去是个沉思的浪漫主义英雄。托尔斯泰在他位于卡卢加省的庄园中和一头穿着奇特服饰的宠物熊生活在一起。尽管他在行军作战中要适可而止很多，但在可能的情况下他还是把宠物鹰和白鸦带在身边。奥斯特曼-托尔斯泰在某些方面是令人尊敬的人。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曾经对在他看来俄国于蒂尔西特蒙受的羞辱大为厌弃。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流利运用法语和德语，热爱俄罗斯文学，即便按照俄军对勇敢的高标准，他依然是极为英勇的，还能表现出鼓舞人心的勇猛。他还关心部下的食物、健康与福利。他和士兵们同样热爱荞麦粥（kasha/каша），就体格而言，托尔斯泰和他麾下最坚强的老掷弹兵一样坚韧。只要在上级将领眼皮底下作战，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事实上就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团长，也是个尚可接受的师长。但是并不能安心地把更大规模的独立部队托付给他。[29]

第四军进行奥斯特罗夫诺会战的方式体现了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的性格，不过公允地说，它也反映了他麾下许多部队缺乏经验以及俄军士兵对最终迎战敌军的渴望。巴克莱派他的副官弗拉基米尔·勒文施特恩上前监视奥斯特曼-托尔斯泰。勒文施特恩后来回忆说，这位军长表现出了异常的勇气，但也让他的部队蒙受了没有必要的损失。在第四军第2重炮连中服役的一位年轻炮兵军官加夫里尔·梅舍季奇（Gavril Meshetich/Гавриил Мешетич）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根据梅舍季奇的看法，尽管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事实上得到了法军就在附近的警告，却未能采取适当的预警措施。其结果是他的前卫部队遭到了伏击，丢失了6门火炮。此后他没有利用主干道两旁的可用遮蔽物保护步兵免遭敌军炮火轰击。他还试图以大规模刺刀冲锋赶走敌军散兵，这是俄军在1805年用过多次的战术，通常情况下都被证明是代价高昂且无效的。然而，发生在奥斯特曼-托尔斯泰左翼的小规模崩溃不应当归咎于他，英格曼兰（Ingermanland/Ингерманланд）龙骑兵团被部署在左翼的一片丛林里监视法军。俄军骑兵在终于得到与敌军交战的机会后，就冲出森林击溃了附近的法军骑兵，接着又被优势数量的法军压倒了，损失了30%的士兵。这些损失的结果之一是该团在1812年的余下时间里一直远离前线，多数时候被降格为执行军警任务的部队。为了弥补在奥斯特罗夫诺遭受的军官损失，5位并非贵族出身的军士被任命为军官，这是在1812～1814年时常出现状况的一个早期实例。[30]

然而，仅仅详述俄军在奥斯特罗夫诺的不足之处是不对的。第四军完成了它拖延法军前进的任务，尽管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敌军优势兵力，他们还是给敌军造成了惨重损失。虽说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的指挥技艺并不娴熟，但他依然是一位鼓舞人心的指挥官。奥斯特罗夫诺会战是年轻的伊万·拉多日茨基参与的第一场会战，对第四军的很多士兵来说也是如此。他回忆说随着敌军压力的增长，战斗情形越发显得孤独，潜在的恐慌情绪也在滋长，法军的实心弹把人的身体粉碎，一块块地撕扯掉。奥斯特曼-托尔斯泰身处火力最猛烈的地方，坐在马上一动不动，嗅着他的烟草。对带来要求允许退却或警告越来越多的俄军火炮已经失去战斗力的糟糕消息的信使，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以他自己的镇静范例和“站着死”的命令作答。拉多日茨基评论说：“当我们的指挥官身边每个人都被击倒时，作为一个被祖国所受痛苦激怒的俄国人，不可动摇的意志确实是他性格中的一部分。看着他，我们自己就越发强大，前往我们的岗位赴死。”[31]

当天晚上，第四军向卡库维亚奇诺（Kakuviachino/Какувячино）退却了7000米，在那里把拖延法军前进的任务交给了第3步兵师师长彼得·科诺夫尼岑（Petr Konovnitsyn/Пётр Коновницын）中将。科诺夫尼岑和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一样英勇，但他作为后卫指挥官的指挥技艺却要出色得多。他的士兵在7月26日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挡住了法军。然而，巴格拉季翁的副官亚历山大·缅什科夫（Aleksandr Menshikov/Александр Меньшиков）公爵在当天晚上带着改变了事态的消息抵达巴克莱的总部。达武于7月23日在萨尔塔诺夫卡挡住了巴格拉季翁的攻击，挫败了他向北行军、经由莫吉廖夫与巴克莱会合的企图。其结果是第二军团被迫继续向东进军，两个军团近期内没有任何会师的可能。

即使在收到这一消息后，巴克莱依然希望在维捷布斯克作战，但他被叶尔莫洛夫以及其他高级将领劝阻了。正如巴克莱后来承认的那样，叶尔莫洛夫的建议是正确的。位于维捷布斯克的阵地有它的缺点，法军与俄军的兵力对比也超过2∶1。此外，就算他们击退了拿破仑一整天的攻击也毫无意义。事实上这只会拉大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间的距离，让拿破仑能够在两个军团间推进，夺取斯摩棱斯克。巴克莱因此向第一军团下达了退却命令。然而，由于拿破仑全军已经在俄军眼皮底下部署完毕，全身而退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32]

第一军团的退却于7月27日下午4时开始。由彼得·帕伦指挥的俄军后卫在一整天里挡住了法军，他以很高的技巧进行机动，在必要情形下冷静地退却，但也会发动一系列凌厉反击，以阻止一切太过紧迫的追击企图。巴克莱·德·托利绝非倾向于过度赞美下属的人，但他在给亚历山大的报告中强调了帕伦使第一军团与拿破仑脱离接触并在从维捷布斯克到斯摩棱斯克的退却途中隐藏（第一军团）行踪的巨大成就。法方资料则更倾向于主张拿破仑在7月27日认为俄军理应在次日坚持战斗，并没有紧追帕伦，从而错失良机。哥萨克在当天晚上让俄军营地里的所有营火一直燃烧着，这使法军确信巴克莱依然留在原地，还在等待会战。当法军次日早晨醒来，发现俄军已经离开时，他们便大为灰心，帕伦以极其出色的技艺掩蔽了巴克莱的行踪，让拿破仑一时间都不知道他的敌人退往何方的事实更加剧了法军的沮丧。[33]

时任贝尔蒂埃元帅副官的弗藏萨克（Fezensac）公爵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法军军官中较为明智、经验也较丰富的人在维捷布斯克已经开始感到不安：“他们被俄军退却时的极好秩序震撼到了，俄军总是被它的无数哥萨克掩护着，没有丢下一门火炮、一辆大车或者一个病员。”塞居尔（Segur）伯爵当时是拿破仑的参谋人员，他回忆在俄军离开一天后对巴克莱的营地进行的检查：“什么东西都没有丢下，哪怕一件兵器、一个有价值的物件都没有；总而言之，在这次突然的夜行军中（俄军）没有留下任何踪迹，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明俄军离开营地范围后选择了哪条路；他们在失败时都比我们在胜利时更有秩序！”[34]

在放弃了维捷布斯克之后，巴克莱军团前往斯摩棱斯克。起初还存在对法军可能抢先赶到斯摩棱斯克的担忧，因此普雷拉多维奇（Preradovich/Прерадович）的近卫骑兵和猎兵分遣队在38小时内行军80公里，以争取在法军之前抵达。事实上这多少只是一场虚惊，因为拿破仑的部队已经十分疲劳，需要进行休整。8月2日，巴克莱和巴格拉季翁在斯摩棱斯克会合，俄军两大军团最终得以会师。

这两位将军都尽力把过去的不满抛在一边，以团结一致的方式行事。巴克莱身着全套军装，恭敬地走出总部与巴格拉季翁会面。巴克莱带着巴格拉季翁前往第一军团下属各团，让士兵们见识他，并充分表现两位司令间的团结和友谊。与此同时，巴格拉季翁也承认巴克莱为总指挥，由于巴格拉季翁在军阶上略高于巴克莱，来自古老的格鲁吉亚王族，又和俄国核心贵族阶层联姻，因此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巴格拉季翁此举体现出了极大的自我牺牲。但是团结和服从总是有条件的。正如巴克莱充分理解的那样，巴格拉季翁最终只会根据自己选择的计划行事。

尽管双方都表现出了善意，但团结事实上是无法持续的。易于激动的格鲁吉亚人和冷静而理智的“德意志人”在秉性上实在太过不同，这又直接促使两人在应当采取何种战略上意见相悖。得到了几乎所有统军将领支持的巴格拉季翁要求立刻发起决定性的攻势。除了促使他们支持这一战略的军事因素外，从许多军官的回忆录来看，在军队抵达斯摩棱斯克后，他们显然已经明确意识到正在保卫的是俄罗斯民族的土地。

以伊斯梅洛沃（Izmailovo/Измайлово）近卫团的卢卡·西曼斯基（Luka Simansky/Лука Симанский）中尉为例，在战争的最初几周里，他的日记中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情感，大体上只是对日常交谈和轻微的快乐与挫折的记录。直到进入俄罗斯民族的斯摩棱斯克城，见到产生圣迹的圣母像，记述圣母像在此前的民族危机中拯救民族时，西曼斯基才迸发出了强烈的情感。对巴格拉季翁军团第26师师长伊万·帕斯克维奇（Ivan Paskevich/Иван Паскевич）来说，是自然景观而非任何人造事物让他第一次深刻意识到这是一场“民族”战争：“正如道路两旁的每一棵白桦树所提醒的那样，我们现在正在老俄罗斯土地上战斗。”[35]

在给亚历山大的一封信中，叶尔莫洛夫从许多方面给出了对巴格拉季翁路线最令人信服的辩护。他指出军队将会发现难以在斯摩棱斯克长时间集结却毫无动作。由于从未设想过两个军团会在这里集结，因而只有很少的补给集中在斯摩棱斯克，要养活军队本身就会让人焦头烂额。斯摩棱斯克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地。对军队和莫斯科后方之间交通线最为轻微的威胁都会迫使俄军进一步退却。趁着拿破仑的军队已经分散开来，现在正是进攻的时机。敌军并不活跃的状况必定是由于被迫派出许多分遣部队应对维特根施泰因和托尔马索夫在北翼和南翼的威胁，从而使己方变得虚弱所致。

叶尔莫洛夫表示发动攻势的主要障碍是巴克莱：“总司令……尽可能地避免展开一场大会战，除非会战绝对必要又无法避免的时候他才会同意。”到那时为止，亚历山大已经从许多渠道得知巴克莱的战略在将领和士兵中有多么不得人心。作为不让自己为不得人心的政策负责任的老手，皇帝在读到叶尔莫洛夫评论巴克莱“并没有在这件事上对我隐藏陛下的意愿”时不会感到高兴。[36]

事实上，到两个军团在斯摩棱斯克会师的时候，亚历山大的立场已经彻底发生了变化，他本人正猛烈催促巴克莱前进与拿破仑作战。也许在表示他从未期望在退到斯摩棱斯克之前冒险会战时，皇帝是真诚的，但他也已经意识到了如果巴克莱继续不战而退的政治风险。他于8月9日致信总司令：“我现在希望你凭借上帝的帮助能够发起攻势，从而阻止对我们的行省的入侵。将军，我已经把俄罗斯的安危交给你掌握，我希望你会表明我对你的一切信任都是值得的。”两天后亚历山大又重复了他展开进攻的呼吁，还不带任何明显讽刺意味地补充说：“你不受任何障碍或干涉影响，可以自由行动。”巴克莱既要面临自己属下将领和巴格拉季翁要求进攻的强大压力，又无法忽略他的主人。无论如何，巴克莱还要受自己此前给亚历山大许下的诺言的支配：一旦两个军团会合，他就会即刻展开进攻。[37]

巴克莱因此被迫同意让军队展开攻势，但从他的言辞和行动来看，他对这一举措是否明智持有很深的怀疑。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害怕拿破仑会抓住这个机会绕过前进中的俄军侧翼，继而切断他们与通往莫斯科后方的交通线间的联系。俄军骑兵已经和拿破仑的部队脱离接触，巴克莱在前进时将对敌军在哪里集结没有清晰的概念，也不能了解到敌军的明确人数。此外，巴克莱还对俄军本身相对于敌军的质量多少有些怀疑。

他给亚历山大的信中写道，“皇帝陛下的军队中的士兵个体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对军官而言却不是如此，而且下级军官状况更甚，他们通常都过于年轻、太缺乏经验。这一说法有点不公平，因为对军队底层军官的任何批评都需要用对他们的巨大勇气、对战友和所属团的忠诚和希望与法军交手的急切心情的赞赏来抵销。对俄军统帅部的怀疑就要有根据得多。在面对这一时代最伟大的指挥官时，巴克莱要是没有体验到恐惧的话，他就是缺失人性了。[38]

此外，像本尼希森在艾劳、卡尔大公在阿斯佩恩和日后威灵顿在滑铁卢所取得的成功那样，占据坚固防御阵地诱使拿破仑前来攻击是一回事，试图在机动上胜过拿破仑、在攻势中将其击败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只要拿破仑亲自出战，他对下属指挥官的权力、他声望的强大力量以及他尤为突出的军事直觉就极有可能在这样的一场战争中带给法军胜利。他麾下各个军的行动会比敌方更加协调，会更迅速地发现战机，也会更不松懈地利用任何优势。如果说这几点在所有状况下都成立的话，那么在此时的环境中法军的优势还要加倍，因为俄军在数量上处于严重劣势，又以两个独立军团展开行动，而两位军团司令的观念和直觉差别极大。

最重要的是，巴克莱依然忠于他和亚历山大在战争爆发前认同的战略。对巴克莱来说，向外人诚实地表述这一点要比向自己麾下越发敌对、失望的将领们表述容易得多。他在8月11日致信奇恰戈夫海军上将——此人麾下的多瑙河军团当时正向北进军，赶往拿破仑的后方：“敌军的愿望是以决定性的会战终结这场战争，而我们恰恰相反，是要避免此类会战，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一种能够在战败的情况下维系军队的后备部队。因此我们的主要目标必须是尽可能地争取时间，让我们的民兵和在内地组建的部队能够组织起来准备作战。”在做到这一点之前，第一、二军团就一定不能冒任何可能会导致它们毁灭的风险。

巴克莱后来会以十分类似的说法在库图佐夫面前为他的战略辩护，表示他此前努力避免决定性会战是因为如果第一、二军团被歼灭，在后方就不存在能够继续战争的其他部队了。他实际上在“仅仅依靠小规模战斗阻止敌军快速推进，以此让敌军兵力日渐减少”的尝试中取得了可观的成功。正如他在8月底给亚历山大的信中所述，“要是我被愚蠢而盲目的野心支配的话，皇帝陛下也许会收到许多讲述会战战况的急件，但敌军将会出现在莫斯科城墙下，（我们）却不可能找到任何可以用于抵抗的军队”。[39]

正如俄国官方战史后来承认的那样，尽管巴克莱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少数派，事实上他却是正确的，而他的对手们是错的。在别的失误之外，他们还大大低估了拿破仑的军队实力，夸张了法军的分散程度。但是巴克莱的“攻势”——还受到了他本人怀疑态度的削弱——在当时只给他带来了嘲笑。就连他忠诚的副官弗拉基米尔·勒文施特恩都写道，“这是我第一次对他的表现感到并不全然高兴”。[40]

正如此前一天和巴格拉季翁在军事会议上达成一致的那样，巴克莱在8月7日向第聂伯河北岸推进，开往鲁德尼亚（Rudnia/Рудня）和维捷布斯克方向。但他还附加了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不会率先前往距离斯摩棱斯克超过三日行程的地方。在这样含糊而不确定的情形下是不能发起任何真正攻势的。当巴克莱于8月8日晚上得知在他北面的波列奇耶（Poreche/Поречье）发现了大队敌军后，他当即认为这是他所害怕的包抄运动。其结果是他将行军路线转向北面以应对威胁，却发现“大队敌军”只不过是他麾下侦察兵的臆想而已。巴格拉季翁抱怨说“不能容许仅仅是流言的东西影响军事行动”。军官和士兵们对盛行的不确定性和部队来回行军牢骚满腹。[41]

普拉托夫在巴克莱的前方沿着通往鲁德尼亚的道路推进，在莫列沃-博洛托（Molevo-Bolota/Молево-Болота）村附近击溃了大批法军骑兵，在战斗中俘获了塞巴斯蒂亚尼（Sebastiani）将军的司令部人员和许多信件。当这些文件似乎表明有人向法军泄露了此次攻势时，一阵丑陋的排外主义和间谍躁狂症就在俄军中蔓延开来。俄军总部里不少非俄罗斯人军官——甚至一些像勒文施特恩那样已经是皇帝臣民的人——在被怀疑叛国的情况下被送到了后方。巴格拉季翁致信阿拉克切耶夫：“我就是不能和大臣（即巴克莱）一起工作。看在上帝分上你随便把我派到哪里都好，哪怕是去摩尔达维亚或者高加索指挥一个团也好，我就是没法在这里坚持下去。整个总部里塞满了德意志人，所以一个俄国人是无法在那里生存的。”[42]

正当俄军犹豫、争吵之际，拿破仑展开了进攻。他把自己的军队集中在第聂伯河南岸的拉萨斯纳（Rasasna/Расасна），于8月14日经由克拉斯内（Krasnyi/Красный）向斯摩棱斯克进军。挡在他路上的唯一一支俄军是由德米特里·涅韦罗夫斯基指挥的7200人，这支部队的核心是涅韦罗夫斯基自己的第27师。这些团是战前刚刚组建的，大部分士兵是新兵和被解散的卫戍团下属士兵。在得到足够时间和有效训练的情况下，大部分新兵和卫戍部队士兵能够变成优秀士兵，大问题在于提供负责训练并指挥他们的优良军官。起初大部分军官都来自原先的卫戍团，但他们很快就被证明是无用的。以敖德萨（Odessa/Одесса）团为例，在几个星期内，原先的22名原卫戍部队军官中只有一个人被认为适于在前线服役。有时就得以非常手段发掘军官。以德米特里·杜申克维奇（Dmitrii Dushenkevich/Дмитрий Душенкевич）为例，他作为贵胄团学员速成毕业后，年仅15岁就被任命为新组建的辛比尔斯克（Simbirsk/Симбирск）团的准尉。[43]

涅韦罗夫斯基所部由两个经验丰富的常规步兵团支撑起来，还包括了一个龙骑兵团、一些哥萨克以及14门火炮。虽然如此，在8月14日面对缪拉指挥下庞大得多的敌军前卫时，它原本应该是被敌军轻易吃掉的。事实上，涅韦罗夫斯基所部尽管被缪拉麾下的骑兵攻击了30～40次，损失了一些火炮和大约1400人，但大部分部队还是得以逃脱。

拿破仑的秘书费恩（Fain）男爵对在克拉斯内发生的状况有如下描述：

我们的骑兵向前猛冲，它以连续40多次冲锋攻击俄军：我们的骑兵中队多次冲进了方阵当中……组成这支部队的俄国农民十分缺乏战斗经验，但正是这种状况在抵抗中给了他们保持不变的力量。堆在一起、互相推挤、堵上了所有空隙的一大群人削弱了骑兵的冲力。我们能够冲开这个紧凑的密集阵型，却无法将其粉碎，在进攻过程中终于耗尽了所有的勇气。[44]

在留下了1812年战局相关记述的法国人当中，有许多人是在他们所认为的半野蛮状态的欧洲边疆战斗，他们的描述受到文化傲慢态度的制约，这与欧洲人描述殖民战争时的态度更为相似。毫不令人吃惊的是，俄国人对克拉斯内之战的描述和费恩的记载大相径庭。

德米特里·杜申克维奇在16岁生日之前体验到了第一场战斗，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任何曾经体验过炎热、危险而嘈杂的第一场战斗的人都可以想象出我那个年纪的士兵的感受。对我来说，一切看上去都是无法理解的。我感到我活着，看到在我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但就是不能理解这个可怕的、难以描述的混乱状况将会如何结束。我直到今天都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每当骑兵接近的时候，涅韦罗夫斯基就拔出剑绕着方阵骑行，以在他的部队看来流露出自信的声音不断重复：“小伙子们！记住你们在莫斯科学的东西。遵守给你们的命令，就没有骑兵会打败你们。不要急着齐射。瞄准敌人射击，任何人在我发出口令之前都不许开火。”[45]

在巨大的压力下退却了20多公里后，涅韦罗夫斯基的部队被巴格拉季翁派上前救援的伊万·帕斯克维奇少将的第26师解救出来。帕斯克维奇写道，“我们的步兵在那一天为自己赢得了满身荣光”。他也认可了涅韦罗夫斯基的优秀领导能力。然而他还指出，如果缪拉表现出哪怕最薄弱的专业能力，俄军就永远不可能逃脱了。涅韦罗夫斯基退却时所行经的大道两旁的双线行道树的确妨碍了法军的进攻，但那也不是既完全没有让骑兵协同进攻，又没能利用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减缓俄军行军速度的借口。骑兵在进攻训练有素的步兵方阵时需要骑炮兵的帮助，这也是入门级别的战术。“需要注意到的是，法军带上了19000名骑兵和一整个步兵师，却只部署了一个炮兵连，这是他们的耻辱。”帕斯克维奇无法推测这一疏忽是出于单纯的无能，还是因为缪拉想让他的骑兵独享光荣。[46]

也许帕斯克维奇有些不够公允。法方资料声称他们的炮兵被一座断桥挡住了。发生在克拉斯内的战斗本身也并不重要。涅韦罗夫斯基手下的7000人也很难决定战局走向。涅韦罗夫斯基的作战行动甚至没有显著减缓法军的推进速度。但在克拉斯内发生的状况将被证明是相当典型的。在1812年8月的斯摩棱斯克城内及其附近地区，拿破仑将会有许多严重削弱俄军甚至有可能决定战局的机会。错过这些机会首先是由于拿破仑的高级将领们未能成功执行他的计划。

在听说了涅韦罗夫斯基的困境和斯摩棱斯克面临的威胁后，巴格拉季翁便命令尼古拉·拉耶夫斯基（Nikolai Raevsky/Николай Раевский）的军（其中包括了帕斯克维奇的师）以最快速度回城。等到拿破仑大军于8月15日傍晚接近斯摩棱斯克时，拉耶夫斯基和涅韦罗夫斯基所部已经部署到了城墙后面。然而，即使把他们的兵力加在一起可能也只有15000人，如果拿破仑从8月16日拂晓时分开始猛烈攻击的话，斯摩棱斯克很可能就会陷落。与此相反，他却拖延了一整天，让巴格拉季翁和巴克莱的军团都赶到了斯摩棱斯克。

第一军团在当天晚上接管了斯摩棱斯克的防务，第二军团则出城保卫俄军左翼和通往莫斯科的道路，确保其不受任何法军包抄行动威胁。到8月17日早晨为止，巴克莱军团的30000人已经坚守在斯摩棱斯克的郊区和城墙后面。要是拿破仑想要以微小的代价将其逐出阵地的话，他可以依靠包抄做到这一点，因为他的兵力远远超过俄军，在第聂伯河上有许多渡口，对俄军通往莫斯科后方的交通线的任何实际威胁都会迫使巴克莱放弃城市。与此相反，他却选择了正面进攻，在攻击进程中损失惨重。

自从1812年开始，历史学家们就对拿破仑为何要如此行事感到困惑。似乎最有道理的解释是，他不希望赶走俄军，而希望在一场城市争夺战中歼灭俄军。或许他相信，如果他给了俄军为斯摩棱斯克而战的机会，他们就不敢如此轻易地放弃这座俄罗斯名城。要是的确如此的话，拿破仑的盘算就被证明是落空了，因为在8月17日展开了一整天的激烈战斗后，巴克莱又一次命令他的军团退却。然而值得记住的是，巴克莱是顶住了巴格拉季翁和第一军团所有高级将领强烈且一致的反对而做出这一决定的。他面临着无能乃至叛国的猛烈指责。在反对声中，康斯坦丁大公不出意料是最响亮也最歇斯底里的一个，他在下级军官和士兵能够听到的场合咆哮说：“在指挥我们的那些人体内流淌着的不是俄罗斯血液。”巴克莱·德·托利也知道他的退却决定会激怒亚历山大，还可能破坏他和皇帝的关系。巴克莱如此行事需要极大的决心、无私和道德上的勇气。或许也不能责难拿破仑无法预见到这一点。[47]

俄军在8月17日全天成功地挡住了劲敌，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这令俄军将领们反对放弃斯摩棱斯克的意见更为猛烈。在斯摩棱斯克会战中死伤了11000名俄军士兵。即便如此，法军也没有在任何地方轰开城墙攻入城中。尽管斯摩棱斯克的城防设施还是中世纪的，但它们有时的确能为俄军炮兵和散兵提供良好的防护。在某些场合，进攻中的法军纵队还会被从第聂伯河对岸开火的俄军炮群命中。

俄军步兵以伟大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展开战斗。伊万·利普兰季（Ivan Liprandi/Иван Липранди）是德米特里·多赫图罗夫第六军中的一位高级参谋。在俄国方面关于1812年战局的叙述中，他的记述是最具思想性和最准确的作品之一。他回忆说，在斯摩棱斯克，军官难以阻止他们手下的士兵抓住每一个机会对法军发起近乎挥霍的反击。从事危险任务的志愿者相当多，许多士兵拒绝前往后方检查创伤。火海中的城市景象和可怜的残存平民是他们战斗至死的额外动力。浸润在母亲乳汁中的想法——斯摩棱斯克自古以来就是东正教俄国抵抗“拉丁”西方入侵的堡垒——也是作战的动力。此前的数个世纪里，这座城市时常成为俄国人和波兰人之间争夺的战利品。一位军官回忆说，尽管士兵们有时候会捕获法国战俘，但他们在8月17日一直都在杀死波兰人。[48]

城内的俄军部队由德米特里·多赫图罗夫指挥，他于8月17～18日夜间十分不情愿地遵从了巴克莱撤出斯摩棱斯克城退到第聂伯河北岸郊区的命令。巴克莱在白天让他精疲力竭的士兵们进行休整。在8月18～19日夜间，他命令军队向着经过索洛维约沃（Solovevo/Соловьёво）和多罗戈布日（Dorogobuzh/Дорогобуж）向后延伸到大俄罗斯核心地带最终通往莫斯科的大道退却。

这次退却在初始阶段就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通往莫斯科的大道在离开斯摩棱斯克后沿着第聂伯河东岸延伸，而东岸可以被西岸上的人一览无余，西岸上的炮兵也能轻松对东岸展开炮击。夏季的第聂伯河上也有许多地方可以轻易徒涉。巴克莱并不希望他正在退却中的、绵延数里的纵队为法军提供趁行军时发动攻击的绝佳机会。所以他决定在8月18～19日夜间让部下沿着通往莫斯科大道并与斯摩棱斯克和法军保持着安全距离的小道行军。第一军团会被分成两半，德米特里·多赫图罗夫指挥一小半军团展开大迂回，最终花了一天半时间在索洛维约沃附近进入莫斯科大道。这一部分军事行动顺利完成了，但这也意味着当8月19日灾难威胁到第一军团的另一半部队头上时，多赫图罗夫已经相距遥远、无力相助。

由尼古拉·图奇科夫（Nikolai Tuchkov/Николай Тучков）中将指挥的另一个纵队会走一条较短的迂回路线，在更接近斯摩棱斯克的卢比诺（Lubino/Лубино）村西侧走上莫斯科大道。这一状况原本已经很令人困惑了，而图奇科夫纵队的前卫由他的弟弟帕维尔·图奇科夫少将指挥，这个事实多少又增添了些困惑。小图奇科夫得到了沿着小道向卢比诺和莫斯科大道行军的任务，他本来应该在那里和中将安德烈·戈尔恰科夫公爵的师（属于巴格拉季翁的第二军团）会合。原本双方已经达成了戈尔恰科夫和第二军团将会看守莫斯科大道，直到第一军团的纵队安全地在小道上出现、走上卢比诺附近的大道为止的协议。

一切都出了差错，这一方面是因为第一、二军团间协调不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在夜间沿着乡村小道行进相当艰难。理论上这些道路应当由参谋先行勘察过，在行军时则应当由他们引导纵队前往正确目的地。（安排）军团的军事行动是这些参谋的责任。任何在夜间调动大批部队的行动都需要十分细致的安排，尤其是在疲倦的部队行经森林和乡间小道的情况下。总参谋部的历史学家并非完全不合情理地声称，撤出斯摩棱斯克的直接后果是手头没有足够执行全部任务的参谋，有些参谋被派到部队前方挑选下一夜的宿营地，其他人则被分派去寻找在通往莫斯科的大道上军队可以进行抵抗的战场。从参谋们的回忆录中可以明显看出，参谋机关在1812年战局的前半段必然处于相当不堪重负的状态，有时候责任十分重大的工作都会被分配给缺乏经验的底层参谋。这无疑是在战争前短短数年里才匆忙建立参谋团所要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49]

不管原因是什么，其结果就是混乱。尼古拉·图奇科夫的纵队只有1/3——这1/3中多数人来自他自己的第三军——在预定时间出发，选择正确的道路。甚至连他们也在试图让炮兵和数以千计的骑兵通过小道和原本设计给农民大车使用的桥梁时遭遇了许多障碍。其后开始行动的是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的第四军，但他们动身晚了，没能找到图奇科夫所部的踪迹，彻底迷了路，分散成了互相隔绝的若干群人，在许多条乡村小道上整夜徘徊。

纵队的最后一部分，卡尔·巴戈武特的第二军乱作一团。由符腾堡的欧根亲王指挥的第二军的最后一部分，只能在远迟于预定时间的8月19日凌晨1时动身。由于第二军是跟在奥斯特曼-托尔斯泰后面行动的，他们也不可避免地迷了路，在自己的圈子里徘徊。8月19日早晨6时许，欧根亲王和他的士兵发现自己正位于距离斯摩棱斯克郊区不到2公里的格杰奥诺沃（Gedeonovo/Гедеоново）村附近，完全处于奈伊元帅所部的视野之中，他们可以听到奈伊军的军乐队正在演奏让士兵醒来、离开露营地的音乐。

灾难正在逼近。奈伊军在数量上远远超过由欧根指挥的3个步兵团和少量骑兵、炮兵。第四军和第二军余下的大部分部队依然在森林中徘徊，如果奈伊能够向前推进并把欧根撵到一边的话，他们就会被击溃，切断与莫斯科大道间的联系。幸运的是，巴克莱本人纯粹由于巧合出现在这个危急关头，开始着手安排阻击奈伊前进的工作。

在发现他的军队命运系于最年轻也最缺乏经验的师长之手时，总司令不会很高兴。年仅24岁的欧根之所以能得到这一职位，是因为他是玛丽亚皇太后最喜欢的侄子，也是亚历山大的亲表弟。巴克莱不喜欢贵族出身的门外汉，不信任欧根在宫廷里的亲朋。正直严肃的巴克莱无疑视这位活泼年轻、业余消遣还包括了撰写戏剧和歌剧的亲王为可怕的半瓶子醋。然而，欧根事实上被证明是1812～1814年最优秀的俄军将领之一。他接受过完整的军事教育，在1807年与土耳其的战争中稍微见识了下实战，将在1812～1814年的诸多战局里证明自己是一位勇敢、坚定而明智的指挥官。8月19日在斯摩棱斯克城外的会战是对他的第一场真正考验，而他顺利通过了考验。

对欧根来说幸运的是，奈伊看到俄军时和俄军看到他时同样惊讶。他花了3个小时才开始着手攻击。据欧根回忆，即便到那时也还有大批法军部队没有离开营地。在这3个小时里，欧根得以把他的3个团部署在位于胸墙和灌木丛后方的良好阵地上。俄军战列步兵并不总能出色扮演轻步兵的角色，但在8月19日上午，托博尔斯克团、维尔曼斯特兰（Wilmanstrand/Вильманстранд）团和别洛焦尔斯克（Belozersk/Белозерск）团的士兵像英雄一样战斗，击退了法军的反复攻击，为听到炮声后匆匆穿过森林前来增援的部队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当巴克莱最终下令退却时，欧根能够在第二、四军通过林间小道前往莫斯科大道的同时拼凑出后卫部队挡住法军。[50]

然而不幸的是，在莫斯科大道上发生的混乱却几乎让法军抢先抵达了卢比诺，堵住了离开森林的道路，毁灭了欧根和他下属士兵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巴克莱刚刚尽其所能向欧根布置了他应对危机的安排，就得知第二军团没有等待第一军团便沿着莫斯科大道向东退却。当这个消息传来时，巴克莱身边仅有弗里德里希·冯·舒伯特（Friedrich von Schubert）一人，舒伯特回忆说通常情况下在危机中十分自我克制且冷静的总司令大声说出：“一切都完了。”巴克莱的暂时失态是可以谅解的，因为这是俄军在1812年战局中最危险的时刻之一。[51]

战况在某种程度上被帕维尔·图奇科夫拯救了。在森林中展开了长时间令人精疲力竭的夜行军后，他于上午8时许在卢比诺附近进入了莫斯科大道。图奇科夫震惊地发现，除了一些哥萨克之外，那里没有第二军团的一兵一卒。尽管他接到的命令是让他沿着大道东进前往索洛维约沃，但这是建立在戈尔恰科夫所部届时将会在大道上阻击法军前进、确保第一军团其余部队安全退却的前提下的。令状况更为糟糕的是，哥萨克报告说朱诺（Junot）的威斯特伐利亚军正准备在普鲁季谢沃（Prudishchevo/Прудищево）渡过第聂伯河，这会让他在只受到微弱抵抗的状况下从南面进入大道。

帕维尔·图奇科夫保持着冷静，展现出值得赞扬的主动性。他没有理睬收到的命令，率领麾下3000名士兵向右转而非左转，沿着莫斯科大道前进到卢比诺以西尽可能远的地方，在科洛德尼亚河（Kolodnia/Колодня）后方找到了一处良好的防御阵地。在日益增长的法军压力下，他的士兵在这里坚持抵抗了5个小时，其间得到了他兄长派出的两个急忙冲上前来救援的出色掷弹兵团增援。帕维尔·图奇科夫在下午3～4点钟退到了斯特罗甘河（Strogan/Строгань）后方的新阵地上，这是令从森林到莫斯科大道间的退路保持畅通的最后一道防御阵地。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但是在由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组织的不断增多的援军支持下，图奇科夫还是顶住了。

和在克拉斯内时一样，俄军将领保持了头脑清醒，俄军步兵也在危急关头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定和勇气。和在克拉斯内时不一样的是，骑兵和炮兵也对战斗胜利有贡献。尤其是在法军骑兵和步兵强大压力下保护了图奇科夫脆弱左翼的瓦西里·奥尔洛夫-杰尼索夫（Vasili Orlov-Denisov/Василий Орлов-Денисов）伯爵所部骑兵，这些骑兵极有技巧地利用了地形，近乎完美地把握了反击时间。

即便如此，如果法军明智地使用了手头可用的全部部队的话，那么不管俄军有多少战斗技能或勇气，他们都无法拯救图奇科夫。朱诺将军麾下的军在普鲁季谢沃附近的渡口越过第聂伯河后，图奇科夫已经在他们掌握之中，但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却一动不动地待在俄军战线的左翼和后方。法方资料后来用朱诺的早期精神疾病解释此次失误，但这也清楚地表明，法军能够快速且决定性地利用战机的名声只在拿破仑在场时有效。但皇帝没有理由期待在8月19日展开一场切实的会战，因此他留在了斯摩棱斯克。正如俄军指挥官们充分意识到的那样，皇帝的缺席将俄军从灾难中拯救出来。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在给亚历山大的信中称：“我们本该被毁灭。”巴克莱告诉本尼希森，只有百分之一的概率能够拯救第一军团。[52]

随着俄军向东退却，主动权落入了拿破仑之手。他可以追击俄军，也可以在斯摩棱斯克结束战局，努力将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变成在1813年发动决定性的第二次打击的坚实基地。关于这两种选择的相对优势和危险，在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多的争论。

继续向东延伸的法军交通线所面临的危险对在斯摩棱斯克停下这一选择有利。这不仅是因为交通线已经十分漫长，也是因为到8月中旬为止，法军的两翼正面临着愈发严重的威胁，威胁在南方尤为严重，奇恰戈夫海军上将令人生畏的多瑙河军团正在接近战区。此外，两个月的战争不仅已经使得法军人数大大减少，还严重削弱了法军的纪律和士气。在上万病员、逃兵和劫掠者分散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状况下，巩固基地、恢复军队秩序、不再冒向脆弱纪律加压的风险难道不是明智的吗？

在斯摩棱斯克停留也有强有力的政治上的理由。如果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精英阶层对法国感到满意，又有了有效的行政体系，那么它们是能够成为对俄战争中的关键盟友的。俄国领导人总是担心放弃西部行省会让拿破仑巩固他在当地的势力，动员波兰资源来对抗俄国。拿破仑发动入侵的基本考量之一就是俄国精英永远不会为了保护帝国的波兰省份战斗至死。如果他征服了这些省份，并在当地建立（政权）组织，希望夺回这些省份的俄国人会情愿忍耐多少痛苦呢？

对拿破仑来说，1812年的战争是一场为受到严格限制的政治目的而战的内阁战争。他在最大限度下可以兼并立陶宛以及部分白俄罗斯、乌克兰地区，迫使俄国重返大陆封锁体系，并——有可能——强迫俄国人协助他挑战英国在亚洲的势力。体验到在俄国境内征战的问题后，即便他取得胜利，也可能会索取更少。已经在西班牙卷入了一场民族战争后，他最不希望的就是在俄国激起另一场民族战争。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亚历山大和他的将领们从一开始就试图掀起一场抵抗他的民族战争。随着他向斯摩棱斯克推进，这些迹象变得更加不祥。他向大俄罗斯境内推进得越深入，这场战争就越有可能变成民族战争。

拿破仑是一个倾向于维持秩序的人，他终结了法国革命，娶了哈布斯堡皇帝的女儿。他没有在俄国发动一场农奴暴动的愿望，但这一威胁本可能成为一种有用的政治手段。如果让法军来势汹汹地在大俄罗斯边境上备战，这要比实际上进入俄国心脏地带更可能使这一威胁奏效。在教堂被污辱、妇女被强暴、农舍被毁坏的情形下，俄国农民是不可能聆听法国人的许诺的。

所有这些因素在当时都得到了充分的理解。也许还可以依靠后见之明来补充其他因素。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要想维持下去的话，重建一个强大的波兰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复国后的波兰会一直是比哈布斯堡、罗曼诺夫或霍亨佐伦君主国可靠得多的盟友。拿破仑也有办法以归还他在1809年从奥地利兼并的伊利里亚行省的方式让奥地利完全接受重建波兰。站在距离当时更远的角度来回顾这些事件，并观察过去3个世纪内的俄国历史，可以切实指出尽管对俄国径直展开军事进攻会在这个国家的庞大面积和资源面前遭遇挫折，但俄罗斯帝国在军事与政治的联合压力下却是脆弱的。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都可以得到证实，俄国这两次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非俄罗斯人的暴动，但也是因为俄罗斯人自己反对身为帝国的代价、反对政权确保自身统治的天性。在19世纪早期，军事压力、利用罗曼诺夫帝国的政治弱点，再加上严格的有限战争目的，这样也许是能奏效的。

即使不考虑拿破仑无法预见未来这一事实，依然有相当有力的理由可以反对他在斯摩棱斯克停下。拿破仑非常不情愿在远离巴黎的地方再度过不止一个作战季度。正如我们所见，切尔内绍夫早在1812年之前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并将它和波拿巴政权的特性及其面临的挑战联系起来。在注意到该政权面临的许多此类挑战（经济、教皇、西班牙、精英阶层）后，当今研究拿破仑的顶尖法国专家总结说：“当切尔内绍夫向他的政府报告时，他指出如果对俄战争延续下去，拿破仑将会冒严重的国内风险，这是正确的。”倘若能够在当今以冷静的回想做出这一判断的话，那么拿破仑会在1812年体会到多么大的危险感啊！他已经目睹了18世纪90年代法国政治上的极度混乱。他理解法国精英阶层对他的忠诚带有相当的条件，也理解他的宝座在多大程度上来自胜利和幸运。[53]

他也认识到在西部边境巩固一个安全的基地将是相当困难的。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即使在和平时期都难以供养军队，在冬季和春季尤其如此。俄军第一军团规模要远小于拿破仑的军队，而它的部队在1811～1812年冬季也没有全部在西部边境过冬。即便如此，它还要被迫把自己分散在辽阔区域内以确保获得足够的补给。对骑兵而言尤其如此。科尔夫男爵第二骑兵军的5个团从普鲁士边境一直驻扎到乌克兰中部，就是为了喂养他们的马匹。[54]

在这一地区被两支军队劫掠了一年后，1812年冬季的状况没什么可能变得更好。甚至早在1812年夏季之初，俄军轻骑兵就优于法军。然而，正如拿破仑在1806～1807年曾经发现过的那样，哥萨克在冬季才表现出真正的潜力，在会毁灭正规轻骑兵的条件下，他们届时仍然可以展开军事行动。由于俄国人正在全面动员哥萨克地区的人力资源，1812年冬季时法军将会在确保基地安全、喂养马匹以及供养士兵等事项上面临巨大的困难。

当然，如果拿破仑在斯摩棱斯克停下的话，他的整支军队就不会像他笨拙地入侵俄国心脏地带后那样遭遇毁灭。但拿破仑大军的毁灭绝非不可避免，也不仅是由于他从斯摩棱斯克向前进发，其他因素——以及错误——同样有所影响。

在1812年8月，考虑到战场上还有一支尚未被击败的俄军，拿破仑不会选择停留在斯摩棱斯克。他的战略已经植根于正确的信念——如果他能够歼灭第一、二军团，俄国就会丧失所有取得最终胜利的希望。为了实现这一战略，他已经一路追击俄军直到斯摩棱斯克，但俄军却挫败了他的努力。拿破仑所做的一点政治考量是正确的：俄军不能未经一战就放弃莫斯科。莫斯科距离斯摩棱斯克还有两周的行程。由于拿破仑已经为了追求一场会战远道而来，在战利品即将到手之际就放弃看上去可能是十分愚蠢的。只要他的人马不断移动，那么在富庶的莫斯科地区的收获季节里行动就会让供养人马不致成为严重问题。向前推进无疑是一场赌博，但拿破仑就是个大赌徒。他认为在1812年8月停在斯摩棱斯克并不稳妥，这一看法也是正确的。所以他决心向莫斯科推进。

[1] 统计数字来自S.V.Shvedov，‘Komplektovanie，chislennost’ i poteri russkoi armii v 1812 godu’，in K 175-letiiu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Moscow，1987，p.125。

[2] 见附录1。表格取自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7，pp.51-4。

[3] 例如保卢奇给亚历山大的落款日期为1812年7月14日（旧历）的信，位于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4，no.130，pp.128-9。

[4] 关于托尔的传记信息，见D.N.Shilov，Gosudarstvennye deiateli Rossiiskoi imperii，St Petersburg，2001，pp.671-4。评论摘自N.Murav’ev，‘Zapiski Nikolaia Nikolaevicha Muraveva’，Russkii arkhiv，3，1885，pp.5-84，at p.81（Муравьев Н.Н.Записки Николая Николаевича Муравьева//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1885.Кн.3.С.81）。

[5] P.Grabbe，Iz pamiatnykh zapisok：Otechestvennaia voina，Moscow，1873，pp.17-19，60，74-7（Граббе П.X.Из памятных записок.М.，1873.С.17-19，60，74-77）.

[6] Murav’ev，‘Zapiski’，p.53.P.Pototskii，Istoriia gvardeiskoi artillerii，St Petersburg，1896，pp.155-6.

[7] Ludwig von Wolzogen，Mémoires d’un Général d’Infanterie au service de la Prusse et de la Russie（1792-1836），Paris，2002，pp.106，115.V.von Löwenstern，Mémoires du Général-Major Russe Baron de Löwenstern，2 vols.，Paris，1903，vol.1，pp.217，247-8.

[8] 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5，nos.1 and 2，叶尔莫洛夫致亚历山大，1812年8月1日和10日（均为旧历），pp.411-7。V.Kharkevich（ed.），1812 god v dnevnikakh，zapiskakh i vospominaniiakh sovremennikov，4 vols.，Vilna，1900-1907，vol.1，p.183（‘Iz zapisok Vistitskago’）（1812 год в дневниках，записках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Вильна，1900-1907.Вып.1.С.183）。

[9] S.N.Golubeva（ed.），General Bagration：Sbornik dokumentov i materialov，Moscow，1945，no.102，叶尔莫洛夫致巴格拉季翁，1812年6月30日（新历7月12日），pp.189-90（Генерал Багратион；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М.，1945.С.189-190）。关于十二月党人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其中有许多都谈到了叶尔莫洛夫：例如M.A.Davydov，Oppozitsiia ego velichestva，Moscow，1994（Давыдов М.А.Оппозиция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М.，1994）。关于亚历山大的评论，见：‘Zapiski Iakova Ivanovicha de Sanglena：1776-1831 gg.’，Russkaia Starina，37，1883，pp.1-46，539-56，at p.551（Записки Якова Ивановича Санглена；1776-1831 гг.//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1883.Т.37.№ 1.С.551）。

[10] 首先参阅R.I.Sementkovskii，E.F.Kankrin：Ego zhizn’ i gosudarstvennaia deiatel’nost’，St Petersburg，1893（Сементковский Р.И.Е.Ф.Канкрин；Его жизнь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СПб.，1893）。

[11] Correspondance de l’Empereur Alexandre Ier avec sa sœur la Grande Duchesse Cathérine 1805-1818，no.73，亚历山大致叶卡捷琳娜，1812年9月18日（旧历），pp.86-93。关于亚历山大对有必要注意公众意见的关键性论述，见Voennyi sbornik，47/1，1904，no.19，亚历山大致巴克莱，1812年11月24日（旧历），pp.231-3。

[12] 关于维特根施泰因，见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3，no.173，巴克莱致亚历山大，1812年6月18日（旧历），pp.183-4；巴戈武特的信件在I.I.Shelengovskii，Istoriia 69-go Riazanskago polka，3 vols.，Lublin，1911，vol.2，p.143（Шеленговский И.И.История 69-го Рязанского полка.Т.2.Люблин，1911.С.143）被引述。

[13] Mémoires du Général Bennigsen，3 vols.，Paris，n.d.，vol.3，p.77；关于本尼希森是俄军最优秀战术家的观点，见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e.g.p.35。

[14] 关于巴克莱创建移动仓库的失败努力，可见：V.P.Totfalushin，M.V.Barklai de Tolli v otechestvennoi voine 1812 goda，Saratov，1991，pp.29-31。

[15] 见普辛的日记：V.G.Bortnevskii（ed.），Dnevnik Pavla Pushchina：1812-1814，Leningrad，1987，pp.46-7。例如，阿列克谢·尼基京提到波兰枪骑兵团的大部分人在维捷布斯克逃亡了：‘Vospominaniia Nikitina’，in Kharkevich（ed.），1812 god，vol.2，pp.140-1，这一说法也许是夸张了。

[16] M.M.Petrov，‘Rasskazy sluzhivshego v 1-m egerskom polku polkovnika Mikhaila Petrova o voennoi sluzhbe i zhizni svoei’，in 1812 god：Vospominaniia voinov russkoi armii，Moscow，1991，pp.112-355，at pp.176-7（Петров М.М.Рассказ служившего в I-om егерском полку полковника Михаила Петрова о военной службе и жизни своей//1812 год：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оинов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М.，1991.С.176-177）.

[17] N.E.Mitarevskii，Rasskazy ob otechestvennoi voine 1812 goda，Moscow，1878，pp.13-23（Митаревский И.Е.Рассказ об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812 года.М.，1878.С.13-23）。教士的故事来自第六军军需总监，伊万·利普兰季的回忆：Kharkevich，1812 god，vol.2，p.5：‘Zamechaniia I.P.Liprandi’。

[18]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3，no.203，乌瓦罗夫致亚历山大，1812年6月19日（旧历），pp.206-7。

[19] Armand de Caulaincourt，At Napoleon’s Side in Russia，New York，2003，p.43.V.M.Bezotosnyi，Razvedka i plany storon v 1812 godu，Moscow，2005，pp.58-9，100-1（Безотосный В.М.Разведка и планы сторон в 1812 году.С.58-59，100-101）.

[20] 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32 vols.，Paris，1858-70，vol.24，no.18925，拿破仑致克拉克，1812年7月8日，pp.33-4。

[21] 关于奥尔洛夫的出使，可见尼古拉·杜尔诺沃（Nikolai Durnovo/Николай Дурново）1812年6月21、22日（旧历）的日记，收录在A.G.Tartakovskii（ed.），Voennye dnevniki，Moscow，1990，pp.79-80（1812 год…Военные дневники.М.，1990.С.79-80）。

[22] Grabbe，P.，Iz pamiatnykh zapisok：Otechestvennaia voina，Moscow，1873，pp.22-35.

[23]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3，no.296，巴克莱致亚历山大，1812年6月25日（旧历），pp.302-3 和 no.323，1812年6月27日（旧历），pp.331-3。

[24] 关于工程师，见I.G.Fabritsius，Glavnoe inzhenernoe upravlenie，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7，St Petersburg，1902，pp.392-5。

[25] 讨论请参阅Bezotosnyi，V.M.，Razvedka i plany storon v 1812 godu，Moscow，2005，pp.112-3，它指出所谓的普菲尔计划是亚历山大玩的狡猾伎俩，以此避免自己承担战略撤退政策的责任，尽管他认为有必要战略撤退，却不愿承认这一点。

[26] Löwenstern，V.von，Mémoires du Général-Major Russe Baron de Löwenstern，vol.1，p.208.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7，亚历山大致巴格拉季翁，1812年7月5日（旧历），pp.275-6。希什科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复写了给亚历山大的信件，讨论了这三人间的交谈：N.Kiselev and I.Iu.Samarin（eds.），Zapiski，mneniia i perepiska Admirala A.S.Shishkova，2 vols.，Berlin，1870，vol.1，pp.141-8（Записки，мнения и переписка адмирала А.С.Шишкова.Берлин，1870.Т.1.С.141-148）。

[27] 关于巴格拉季翁的“体系”，可见他在1812年7月7日的作战公报，和他此前给阿拉克切耶夫的信（这封信只标注了落款时间在6月）：General Bagration：Sbornik dokumentov i materialov，ed. S.N.Golubeva，Moscow，1945，nos.95，pp.179-80，和nos.103，pp.190-1.关于他计划中的牵制，见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3，no.120，巴格拉季翁致亚历山大，1812年6月26日，pp.131-3。

[28] I.Radozhitskii，Pokhodnyia zapiski artillerista s 1812 po 1816 god，3 vols.，Moscow，1835，vol.1，p.67（Радожицкий И.Т.Походные записки артиллериста，с 1812 по 1816 год.М.，1835.Ч.1.С.67）.

[29] 可见Löwenstern，V.von，Mémoires du Général-Major Russe Baron de Löwenstern，vol.1，p.209.对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的辩护，见I.I.Lazhechnikov，‘Neskol’ko zametok i vospominanii po povodu stat’i “Materialy dlia biografii A.P.Ermolova”’，Russkii vestnik，31/6，1864，pp.783-819（Лажечников И.И.Несколько заметок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поповоду статьи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биографии А.П.Ермолова»//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1864.№ 6.С.783-819）。关于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的外貌，见Serge Glinka，Pis’ma russkogo ofitsera，Moscow，1987，p.316（Глинка Ф.Н.Письма русского офицера.С.316）。

[30] 关于英格曼兰龙骑兵团，见V.I.Genishta and A.T.Borisovich，Istoriia 30-go dragunskago Ingermanlandskago polka 1704-1904，St Petersburg，1904，pp.172-5，and prilozhenie 7.我们无法完全确认被提拔为军官的5位军士都并非贵族，但他们必然都不是容克，也就是说并非军官学校学员出身。见G.P.Meshetich，‘Istoricheskie zapiski voiny rossiian s frantsuzami i dvadtsat’iu plemenami 1812，1813，1814 i 1815 godov’，in Vospominaniia voinov russkoi armii：Iz Sobraniia otdela pis’mennykh istochnikov gosudarstvennogo istoricheskogo muzeia，Moscow，1991，pp.39-102，at pp.42-3（Мешетич Г.П.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войны россиян с французами и двадцатью племенами 1812，1813，1814 и 1815 годов//1812 год；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оинов…С.42-43）。

[31] Radozhitskii，I.，Pokhodnyia zapiski artillerista s 1812 po 1816 god，3 vols.，Moscow，1835，pp.32-3.

[32] 像这一章里的其他各处一样，我这里的描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Bogdanovich，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3 vols.，St Petersburg，1859-60，在所有不确定的时刻都得到了Entsiklopediia的帮助。关于从维捷布斯克退却的决定，可见巴克莱在1812年7月22日（旧历）向亚历山大给出的解释，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4，no.196，pp.195-6。

[33] 例如巴克莱在1812年7月15日（旧历）给亚历山大的信件，收录在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4，no.136，pp.136-7.关于彼得·帕伦，见M.Bogdanovich，‘Graf Petr Petrovich fon der Palen i ego vremia’，Voennyi sbornik，7/8，1864，pp.410-25。古尔戈将军一如既往地否定这些批评，为拿破仑申辩，但他的辩护在一定程度上依靠的是模糊俄军决定退却的时间：Général Gourgaud，Napoléon et la Grande Armée en Russie ou Examen critique de l’ouvrage de M.le Comte de Ségur，Paris，1826，pp.132-6。

[34] Duc de Fezensac，Souvenirs militaires，Paris，1863，pp.221-2；Philippe de Ségur，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to Russia，1812，2 vols.，Stroud，2005，vol.1，p.145.

[35] ‘Zapiski Paskevicha’，in Kharkevich（ed.），1812 god，vol.1，pp.82-119，at p.96.‘Zhurnal uchastnika voiny 1812 goda’，Voenno-istoricheskii sbornik，1/3，1913，pp.155-72，at pp.152-3（Журнал участника войны 1812 года//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сборник.1913.№ 1/3.С.152-153）.

[36] 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5，no.1，1812年8月1日（旧历），叶尔莫洛夫致亚历山大，pp.411-14。

[37]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4，no.257，亚历山大致巴克莱，1812年7月28日（旧历），pp.263-4.N.Dubrovin（ed.），Otechestvennaia voina v pis’makh sovremennikov，Moscow，2006，no.60，亚历山大致巴克莱，1812年7月30日（旧历），pp.68-9（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в письма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М.，2006.С.68-69）。

[38]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6，no.59，巴克莱致亚历山大，1812年8月9日（旧历），pp.47-8。

[39]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6，no.92，巴克莱致亚历山大，1812年8月16日（旧历），pp.76-7；17，巴克莱致奇恰戈夫，1812年7月31日（旧历），pp.167-8；巴克莱致库图佐夫，1812年8月17日（旧历），pp.186-7。

[40] Löwenstern，V.von，Mémoires du Général-Major Russe Baron de Löwenstern，vol.1，p.220.Bogdanovich，M.I.，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vol.1，pp.234-5.

[41]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4，no.277，巴格拉季翁致巴克莱，1812年7月30日（旧历），pp.280-1。

[42] General Bagration：Sbornik dokumentov i materialov，ed. S.N.Golubeva，Moscow，1945，no.129，巴格拉季翁致阿拉克切耶夫，1812年7月29日（旧历），p.226。

[43] 例如Popov，F.G.，Istoriia 48-go pekhotnago Odesskago polka，2 vols.，Moscow，1911，vol.1，pp.7-26（Попов Ф.Г.Указ.соч.Т.1.М.，1911.С.7-26）.D.V.Dushenkovich，‘Iz moikh vospominanii ot 1812 goda do 1815 goda’，in 1812 god v vospominaniiakh sovremennikov，Moscow，1995，pp.103-35（Душенкевич Д.В.Из моих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от 1812 года до 1815 года//1812 год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М.，1995.С.103-135）。

[44] Baron Fai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Paris，1827，p.359.

[45] Dushenkovich，‘Iz moikh vospominanii’，in 1812 god v vospominaniiakh，p.111.

[46] ‘Zapiski Paskevicha’，in Kharkevich（ed.），1812 god，vol.1，pp.99-103.

[47] 关于这些问题，在A.G.Tartakovskii，Nerazgadannyi Barklai，Moscow，1996，pp.103-8中有相当好的探讨。

[48] ‘Zamechaniia I.P.Liprandi na “Opisanie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 Mikhailovskago-Danilevskago’，in Kharkevich（ed.），1812 god，vol.2，pp.1-35，at pp.15-6.Dushenkovich，‘Iz moikh vospominanii’，p.111.

[49] P.A.Geisman，Svita Ego Imperatorskogo Velichestva po kvartirmeisterskoi chasti v tsarstvovanie Imperatora Aleksandra I，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4/2/1，St Petersburg，1902，pp.313-4.关于（参谋）不堪重负的最好资料是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的回忆录：Nikolai Muravev，‘Zapiski’。

[50] 关于此战的最好资料是Bogdanovich，M.I.，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vol.1，pp.285-9 和Eugen，Memoiren，vol.2，book 2，pp.18-41。

[51] F.von Schubert，Unter dem Doppeladler，Stuttgart，1962，p.97.

[52] Kharkevich（ed.），1812 god，vol.1，p.13（‘Zapiski Shcherbinina’）and pp.219-24（‘Iz vospominanii grafa Orlova-Denisova’）. 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5，no.2，叶尔莫洛夫致亚历山大，1812年8月10日（旧历），pp.414-7。

[53] T.Lentz，Nouvelle histoire du Premier Empire，3 vols.，Paris，2004-7，vol.2，p.324.

[54] Schubert，F.von，Unter dem Doppeladler，Stuttgart，1962，pp.2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