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中国在赫鲁晓夫镇压匈牙利起义的决策中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一件很合适的事情，因为毛泽东本人就是另一个后斯大林时代的领导人，他有他自己挽救共产主义的想法。但是，他的想法的来源还是要追溯到斯大林时代。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作他的反斯大林演讲之前，没有事先通报毛泽东，他也没有事先通报任何其他的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尊敬斯大林，听从斯大林的指令，但是从不觉得斯大林容易相处。斯大林过去一直对支持中国革命不积极，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时，他又感到很吃惊。在多个场合中，比如在谈判1950年的中苏同盟条约时，在朝鲜战争期间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时，斯大林都表现得很不大方。当毛泽东和金日成准备结束朝鲜战争时，斯大林坚持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曾经有人问毛泽东的翻译师哲：毛泽东得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时有没有感到悲伤？师哲回答说，“我不觉得主席显得悲伤”。⁴²

但在另一方面，斯大林对毛泽东有用，因为斯大林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巩固共产主义革命的榜样。在中国，毛泽东起了列宁和斯大林两个人的作用。他效仿列宁的做法，实现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向革命行动的飞跃，唯一不同的是中国革命的事件顺序和俄国革命的事件顺序相颠倒：在中国，共产党是先打内战后夺权，而在俄国，共产党是先夺权后打内战。毛泽东和列宁还有一点不一样，他很健康，所以他能活着去做列宁无法做的事，即如何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不可能实现革命的国家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在俄国，斯大林用国家无产阶级化的方法将俄罗斯变成共产主义国家。他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工业基地，甚至还试图用集体化的方法将农业变成工业，他要在农业集体化完成时使苏联的农民都变成工人，他几乎实现了这个目标。

毛泽东走的是不同的路，他的主要理论创新就是提出农民就是无产阶级的学说。他认为，农民不需要被改造，农民的身上本来就有革命意识，只要激活他们的革命意识就行。毛泽东对农民的看法不同于斯大林对农民的看法，这个分歧是导致毛泽东和斯大林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斯大林对欧洲的工人阶级没有起来造反感到失望，但是，当欧洲以外地区的农民起来造反时，斯大林还是感到有些安慰。⁴³毛泽东从苏联模式中学会如何在夺取政权以后继续革命。他认为，如果他不机械地仿效列宁，特别是不学习斯大林在苏联巩固革命的做法的话，中国革命将会失败。

仿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因此，当1956年初赫鲁晓夫在事先不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谴责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并要求各共产党不要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时，毛泽东很不高兴。他抱怨说，“他（赫鲁晓夫）将刀子给了别人，帮助老虎伤害我们。如果他们（苏联人）不要刀子，我们要……。苏联可以批评斯大林，我们不批评”。⁴⁴

当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弊端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竞争的一个透明地区——分裂的柏林，显露得更清楚。

冷战的一个奇特现象就是：它将原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确定的暂时安排变成一个长期的凝固状态。柏林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城市被划分为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四个占领区。柏林位于离东德边界一百多英里的东德境内，东德是斯大林于1949年成立的国家，有几十万苏联军队驻守在柏林附近。得益于《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和西德政府的慷慨资助，再加上美国为修建大学、图书馆、文化中心、广播电视而提供的支持（其中有些支持来自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拨款），柏林的西方占领区成为一个在共产主义东德的中心地区展示资本主义和民主优越性的永久广告牌。但是，西柏林的处境是很脆弱的，因为苏联或者东德（在苏联的允许下）可以切断通向柏林的陆上通道，就像斯大林在十年前曾经做过的那样。这次如果再出现苏联关闭进入柏林陆上通道的情况的话，美国再开展一次空投行动将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柏林的人口已经增加了很多，人们的生活也更富裕了，美国不可能再像1948年那样用空投物资的办法来维持柏林人的日常生活。西柏林的成功使它变得更容易受到苏联的讹诈，西柏林能够生存下去全靠莫斯科的容忍。

但是，苏联占领的东柏林也有它自己的空虚薄弱之处，就像1953年那里发生的骚乱所表明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东柏林人不满情绪的根源来自当时东西柏林人可以自由地互相访问。一个东柏林人后来回忆说，“柏林是个很奇特的城市，你只需乘上地铁或火车……你就可以到另一个世界去……两分钟之内，你就可以从社会主义……到达资本主义。”⁴⁷从西柏林往西德移民很容易。东西柏林在生活水平方面的明显差异在苏联占领区内引起“巨大不满情绪”。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乔治·马林科夫在1953年东德骚乱事件之后承认，不满情绪“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东德人开始往西德移居”。⁴⁸

马林科夫列举的东德人逃往西德的数据是：在1951～1953年，有50万东德人跑到西德去了。到了1956年底，苏联的统计数据表明，已经有超过100万的东德人离开了东德。很快人们就发现，离开东德的难民有许多是受过良好教育和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员，促使他们放弃共产主义的原因是：东德既没有政治自由，又没有经济繁荣。1959年，苏联驻东德大使米哈伊·普茹金在描述东德的形势时非常小心翼翼地说，“柏林存在着一个划分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开放式的、无法控制的分界线，这样的分界线客观上促使柏林人将柏林的两个部分进行比较，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比较的结果不总是有利于东柏林”。⁴⁹

为了解决柏林问题，赫鲁晓夫于1958年发出一个最后通牒，向西方作出威胁：他或者要结束四国对柏林的占领，或者将进出柏林的通行权移交给东德共产党，这样东德共产党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抓捏”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占领区，（赫鲁晓夫使用了各种各样的生理比喻）。但是，赫鲁晓夫的计划没有成功，一个原因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态度坚定，毫不退让，另一个原因是赫鲁晓夫自己非常想访问美国。赫鲁晓夫从美国回来后，对颇感失望的乌布利希说，到1961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将开始在生活水准方面超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这对西德人来说是颗炸弹。因此，我们的对策是争取时间”。⁵⁰但事实是，东德失去了时间。到1961年时，有约270万东德人跨越开放边界，前往西柏林，随后又从那里前往西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总人口从1949年的1900万降到1700万。⁵¹

这是共产主义本身的一个重大危机，正如1961年7月苏联副总理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对东德人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东德必须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必须证明资本家和叛徒说的话是错误的。”毕竟“马克思主义诞生在德国……如果社会主义在东德不能取胜，如果共产主义不能在东德证明自己是优越的和具有生命力的，那么，我们就没有取得胜利”。⁵²一年前，就是这个米高扬曾经动情地庆祝卡斯特罗在古巴领导的那场令人意外的但却是历史必然的革命。但是现在，在马克思故乡德国的革命却处于危险中。在米高扬看来，历史似乎没有往正确的方向发展。

至少从1952年开始，乌布利希就计划在东西柏林之间修筑隔离墙，以阻止东柏林和整个东德的居民往西柏林移居，但是苏联和其他的东欧国家反对这个计划。1953年，苏联指出，乌布利希的计划会“在柏林人当中引起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在东德的驻军的敌视和不满”。赫鲁晓夫认为，应对西德挑战的更好办法是：“用文化和政策改善生活条件，赢得民心。”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亚诺什（János Kádár）在1956年骚乱以后压制过不满的民众。1961年初，他指出，在柏林建分割墙将会“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信誉造成严重损害”。赫鲁晓夫承认，柏林墙是一个“引起仇恨的东西”，但是“我该怎么做？7月里，3万多最优秀的人才离开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如果我们不赶紧设法阻止东德人大规模的外逃，东德经济将崩溃。……修筑隔离墙是唯一可以采用的办法”。⁵³

1961年8月12至13日夜间，柏林墙开始修建。一开始，它还只是用铁丝网做的屏障，以后变成水泥墙，12英尺高，延伸近100多英里，沿着墙设有岗哨，附近埋了地雷，布置了警犬，哨兵可以向任何试图翻墙的人射击。就冷战中超级大国的关系而言，赫鲁晓夫同意修建柏林墙的决定确实将柏林的局势稳定下来。把西柏林同东柏林以及东德隔绝开来以后，赫鲁晓夫不再需要强迫西方国家从柏林撤出，而赫鲁晓夫如果试图强迫西方国家离开柏林的话，他是要冒引起核战争的风险的。他现在可以喘口气了，对于西方领导人来说，他们也可以感觉轻松一点了。肯尼迪说，“局势很糟，但是一堵墙总比一场战争要好些”。⁵⁴但是，肯尼迪于1963年6月访问柏林时，他仍然禁不住要指出，“我们从来没有感到有必要修建一堵墙来把我们的人民禁锢在国家内，不允许他们离开国家”。他说，赫鲁晓夫命令修建的那堵丑恶的墙“是代表共产主义制度失败的最明显和最生动的表现，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这一点”。⁵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