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没有给战胜方带来安全感。在1950年结束时，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还是苏联，谁都不认为他们在二战中为了打败德国和日本而付出的生命和物质代价使他们在战后感到安全：昔日大同盟中的战友如今已成为冷战对手。他们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他们的意识形态就像在战前一样，是不相容的；美英苏的军事领导人都害怕再发生一次突然袭击。一个围绕战后欧洲走向的冲突已经扩展到亚洲。斯大林的统治仍然是那么严厉，仍然是那么依赖于内部大清洗，再加上美国出现麦卡锡主义以及在大西洋两边都发现间谍渗透的确凿证据，人们不能确定：西方民主国家自己是不是还能继续容忍不同意见，是不是还能继续尊重公民自由，而尊重公民自由恰恰是区别西方民主国家同法西斯独裁国家的关键因素。

1947年，凯南对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的学生说：“事实上，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那么一点极权主义的倾向，因为我们有自信和安全感，所以我们能够将我们身上的极权主义罪恶倾向压下去……如果我们没有了自信和安全感，恐怕我们身上的极权主义倾向就会冒出来。”⁶⁹凯南是在提醒人们，需要加以遏制的敌人，既存在于享受自由的人中间，也存在于压制自由的人中间。遏制政策的发起人会说出这样的话，表明当时对战后国际秩序存在着广泛的恐惧，而战时人们曾对这个战后国际秩序抱有很大的希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奥威尔的《1984》一书在1949年一出版就立刻在文坛获得成功。⁷⁰

但是，奥威尔在他的书中起码还描述了一个世界的未来，尽管这个未来是非常惨淡的，而在1950年初，凯南却担心这个世界可能没有未来。凯南写了一份绝密备忘录，但杜鲁门政府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在这份备忘录中，凯南指出，从历史上看，使用武力一直是“实现目的的一个手段，这个目的不是战争……这个目的起码不否定生命存在的原则”。但是，原子弹和氢弹却不符合上述历史定律，因为：

它们将西方文明推回到野蛮时期，推回到亚细亚部落所推崇的那种战争观念上。如果政治的目的是改变对手的生命，而不是消灭对手的生命的话，原子弹和氢弹不可能为这样的政治目的服务，因为它们不可能顾及人对人的最终责任，甚至不可能顾及人们对彼此失误和错误的包容。它们意味着人们不仅可能是，而且就是自己最坏的敌人。

凯南认为，其中的教训就如莎士比亚的一首诗所说的：

权力成为意志，意志变成欲望，欲望就如一条贪婪不足的恶狼，它在得到了意志和权力后，把全世界都当做它的猎物，最后把自己也吃掉。⁷¹